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西方舆论却为何反而同情日本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 “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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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舰队在黄海大战
　　 两个甲子以前（1894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于东邻小邦，从此国势阽危，山河更加破碎。创深痛巨之下，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神州巨变。与此战密切相关的日、俄、英、法、德、美、朝鲜等国都受到不同影响，都在研究因果得失，体察战后形势，不断调整战略，以求立于不败之地。
　　中日甲午战后之变化
　　甲午战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中、日、俄、英。战争导致这四股力量此消彼长、分化组合，直接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
　　甲午战争对中国打击之大、割地之多、赔款之巨前所未有，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极为严重。亲历其事的革命家吴玉章曾说：“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影响，其近代化当时也刚起步不久，与之相比，当时中国似乎并不落后多少。北洋海军在亚洲颇具实力，在时人心中，它的存在就是国力强大的象征。而威海卫全军覆灭的悲剧，却无情地证明了这种象征的虚幻性。甲午惨败，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举国震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
　　甲午战争在日本史上影响深远，是日本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日本近代化起步与中国洋务运动几乎同时，都在19世纪60年代。此前它也闭关锁国，也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威胁，但与中国不同，并未因此发生大规模的战争。1853年（清咸丰三年）美、俄舰队先后到日，次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虽然是在军事威胁之下，却并未真正动武。1864年（清同治三年），英、美、荷、法四国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但联军登陆后，长州藩迅即求和，战争规模很小。
　　当时列强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让英美两国都感到扶植日本来牵制沙俄是合算的。日本也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开展“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甲午获胜，日本掠夺的利益之大，连它自己也始料未及，全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之中。加之日本实力大大增强，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不过，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逼使日本冷静下来，清醒地估算出前途的障碍，卧薪尝胆，终于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赶上了欧美列强。
　　英俄之间的较量
　　中日之外，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是力图向远东扩张势力的沙皇俄国。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2月和4月，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其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赢得太多。但当时沙俄在远东没有强大的海军，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也尚未竣工，真打起来没有把握，于是联合了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甲午战后，沙俄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与法国结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
　　英国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既得利益，保持优势地位，于是主张“维持现状”。当时英、俄矛盾是全球性的矛盾，列宁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沙皇政府一直在想夺取君士坦丁堡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英国是这种野心更长期、更顽固、更强大的敌人。”两国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互不相让。19世纪80年代，英、俄为争夺阿富汗走到了战争边缘。同时，还因为朝鲜的巨文岛而关系紧张。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扩张，就成为英国的重要政策。
　　英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同时也不希望清政府受到过分削弱而垮台。正如当时英国首相罗斯伯里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无论如何我不能设想，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突然被一个征服势力所覆灭，事情会弄成什么样子。一个无首脑的、没有任何一种政府的中国，意味着一片世人从未想到过的混乱和恐怖景象。”甲午战前，英国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来对待，一度还考虑过缔结“英中同盟”。但清政府暴露出的腐朽无能和不堪一击使得英国舆论和政府政策发生了转向。平壤之战（1894年）后，英国《泰晤士报》一篇社论说：“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来和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注意不使别的国家完成这种事情，而使我们受损失。”因此，当战争后期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同盟者时，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日本。当时英国《圣詹姆士官报》等媒体都发表文章，支持日本与俄国一决胜负。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后变成现实。
　　法德美之利益争夺
　　甲午战争前后，法、德等国也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法战争中法国“不胜而胜”，1885年后清廷被迫签订《中法新约》、《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长驱直入滇桂。
　　到19世纪90年代，美德两国已跃居世界工业强国的头两位，但他们的经济实力与其在东亚获得殖民利益的份额并不相称。德法两国通过参与“干涉还辽”，分别“租借”了胶州湾和广州湾，法国还在滇越边境勘界中捞到了好处。美国则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马关条约》的规定，从1894年到1900年对华出口贸易额几乎增加了5倍。1898年12月，美国总统麦金莱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着的重大事件，美国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适当的、合于美国政府传统的手段，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利益。”次年，美国独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列强的血盆大口把中国撕裂得一干二净。
　　对世界格局影响深刻
　　朝鲜是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之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急迫地要在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上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桥头堡。此时沙俄也把扩张重点放在了东北亚地区，19世纪80年代中期，沙皇曾力图把朝鲜变成保护国，俄阿穆尔总督曾奏称：“我俄国自1860年《北京条约》后，领土扩展至图们江……当今我所应大勉者，即在维持朝鲜之独立，但该国为东方一弱国，若无强盛之保护者，决不能保其社稷……我俄国宜毅然担任保护之责，实地势上所不得不然者也。”英国则从维护优势地位出发，希望朝鲜成为缓冲地区，终于在1885年，借口俄国军舰在海参崴集结，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殖民地，李氏朝鲜王朝转而向沙俄寻求庇护。1904年日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发生战争，次年日本战胜，独霸朝鲜，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在世界历史上意义重大。其中最深刻的影响是，日本脱颖而出，进而打败俄国，从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继续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中俄两国先后失败，国内又都推翻了专制的王朝体制，经历了不同的曲折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塑造了20世纪国际战略的新格局。(戴逸)
　　作者简介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
(责编：于冰、聂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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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钰莹：我这十年在甲午战争中产生了哪些英雄人物(2) - 武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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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丁汝昌 甲午战争丁汝昌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甲午战争期间，丁汝昌的英勇抗敌事迹。丁汝昌本来是淮军的将领，后来因为对朝廷的不满而退隐还乡。他归隐这段时间也在不断考虑自己的将来该走向何方，李鸿章此时是总督，于是他就决定投靠李鸿章。丁汝昌画像李鸿章也比较看中丁汝昌的能力，在丁汝昌被打发去西北保卫边疆的时候，李鸿章则说出丁汝昌生病不能前往的谎言，以此来留住丁汝昌。后来，李鸿章认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师的将领，在中日甲午战争真正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命丁汝昌护送海上援兵前往丰岛抵抗日军，在黄海地区展开了黄海大战。在斗争中，丁汝昌也身受重伤，北洋水师已是伤痕累累，李鸿章认为这与丁汝昌的失误有很大关系，因此就宣布丁汝昌被革职。随着北洋水师地不断发展扩大，李鸿章继续认命丁汝昌在水师中进行指挥，在威海卫战争中，丁汝昌带领邓世昌等人进行再次抗战，他们这次的军事力量比先前更加先进，日本人也看到了水师的威猛，在水兵与日本民众发生冲突时，在丁汝昌的制止下，没有发生新的争斗。后来日本承认错误并对中国进行了经济上的赔偿。这也看出当时丁汝昌带领的水师是有多么威猛。甲午战争丁汝昌成为了一个传奇。甲午战争丁汝昌成为一个历史的亮点，丁汝昌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缺陷，但他的功劳大于缺陷，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丁汝昌可谓是当时的民族英雄。 甲午战争邓世昌 在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中国人民也曾进行了无数次的抗争，其中甲午战争就是赫赫有名的一次。说到甲午战争，就不得不说到在战争中牺牲的爱国英雄——邓世昌，曾经率领众将士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斗争，虽然不幸牺牲，但却因高尚的气节名留青史。甲午战争邓世昌，作为一个爱国的标签让人敬仰。邓世昌照片邓世昌本是清代末一个著名的海军将领，是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带领着北洋舰队立下了很多功劳。自中国在1840年遭受，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无论是朝中官员，还是农民阶层，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抗争，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看到中国的现状，邓世昌感到痛心疾首，直到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在君主的授权下，邓世昌带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日军来了场正面对决，才有了后来的甲午战争邓世昌这个光荣的标签。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作为一名爱国将领，邓世昌是抱着“与祖国共存亡”的信念进行作战的，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在不管是设备还是军力都落后的情况下，邓世昌没有一丝畏惧，直面日军。在一次黄海大战中，由于日军的突袭，导致中国军队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作战，邓世昌决定放手一搏，虽然结局是悲伤的，但邓世昌却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军人爱国的气节。甲午战争邓世昌也被记载进了史书，成了人们称赞的对象。 甲午战争的评价 从甲午战争的评价中，中国可以吸收到很多教训。在这场由日本发动的非正义的战争中，中国自然是受害者，但是在战争中中国的退让才是最大的败笔。在两国对战之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比日本弱。但是最后的结果令中国跌落谷底。因此甲午战争的评价很有参考意义。甲午战争剧照甲午战争的评价中提到，从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甚至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朝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而日本方面，战争胜利带来的战果远超想象。三亿五千万的赔款让他们有种暴发户的感觉，第一次尝到甜头的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长时间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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