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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形象
　　【摘 要】“十七”年电影是我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更是大放异彩，电影中秀丽的地域风光、欢快的民族歌舞、多彩的民族服饰等等，不仅给观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少数民族的窗口，还有效地挖掘了少数民族的优秀资源，促进了民族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但是，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少数民族形象的塑造却显得模式化，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本文试从形象学的理论入手，分析《阿诗玛》《刘三姐》《摩雅傣》《芦笙恋歌》等“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运用内部研究，来考察这种政治化的少数民族形象的模式化特征。 　　【关键词】“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象学；模式化　　比较文学形象学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这种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在这里，形象是作家及集体对作为他者的异国和异民族的想象物。“正因为它是一种想象，所以必然使得变异成为必然。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显然是要注意这一形象发生变异的过程，并从文化/文学的深层次模式入手，来分析其规律所在。”“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少数民族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想象物，是汉族对作为他者的少数民族的想象物。汉族作为注视者，必然受到历史和身份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注视者创建他者形象的基础，决定着他者形象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态。因此，无论是《刘三姐》，还是《阿诗玛》，都是汉族导演在一定的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创作而得。在“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一定有大量迥异于内陆的异域风光；影片中演员一定会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女性个个都美丽聪颖，能歌善舞，对爱情大胆渴望和追求；男性也都高大帅气，多情专一，对于封建势力从不低头妥协；最重要的是，这些影片中的少数民族人物都是一种反抗地主阶级或者是封建势力的形象，阶级斗争是这些影片的核心思想。保尔·科利将其称之为“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意识形态化形象建构的宗旨在通过改造他者、否定他者的现实进而达到同化他者，强化和肯定自我。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管理和规约就是为了通过表现封建地主阶级及其他反动势力对人民的残害和压迫，痛斥旧社会吃人的本质，感化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拥护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拥护党的领导。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为工农兵服务”。这次“讲话”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党文艺政策的制定。新中国成立以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文化生产模式，文艺生产也被纳入了体制化的轨道。与其他文艺形式相比，电影由于其最广泛的群众性和巨大的传播效能，地位和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因此，电影必须要与现实政治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在组织上，思想上，具体创作上也必须与国家各项大政方针保持统一，绝不允许在创作活动中有与之相违逆的倾向和苗头存在。时任电影局领导的蔡楚生指出“：我们的作品既是人民的，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也就必须把掌握政策，反映政策摆在第一位上。”因此就有了《芦笙恋歌》中拉祜族在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获得了新生；《摩雅傣》中毛主席工作组帮助村民打倒封建头人，破除封建迷信，过上新生活；《刘三姐》中坚贞不屈的刘三姐对封建黑暗势力的反抗等等反映少数民族对封建旧势力的不懈斗争，反映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和对新生人民政权的热烈拥护与民族认同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影片。　　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基石在于文本内部，研究“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形象，必须从电影本身入手，具体看这类型电影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的诸多相似之处，分析其如何通过程序化和模式化的一系列叙事手段来构建少数民族形象。　　首先是影片题材内容的相似性，“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基本上都在讲述敌我双方的二元对立，且我方一定会取得胜利。只不过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过程中又可以根据不同的冲突双方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简单的阶级斗争，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阶级对立，这类影片基本都是根据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改编，故事情节中没有工作组或者是汉族的出场。比如《刘三姐》《阿诗玛》，刘三姐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地用歌声同地主斗争，阿诗玛宁死不嫁给富家子弟阿支，并在洪水中变成山石，长留人间，鼓励劳动人民继续与封建地主阶级抗争。　　第二，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着少数民族同胞同落后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最终推翻旧社会制度，实现了人民翻身做主的故事。其中，党的工作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头人则代表落后的发动势力。在这一组对立中，反动势力不断地利用少数民族同胞迷信、无权无势、怯懦等弱点，对其进行剥削、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组来到各民族中间，以实际行动帮助同胞认清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带领他们勇敢地斗争，最终过上新生活。如《内蒙人民的胜利》中顿得布受到国民党特务杨先生的蛊惑，误解了共产党指派来的苏合，后在苏合的不断努力与宣传之下，顿得布终于弄清真相，帮助共产党领导的蒙汉联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又如《摩雅傣》中老叭利用寨民相信“琵琶鬼”这点，蛊惑寨民烧死米汗，十八年后又赶走她的女儿依莱汗，并阻挠曹同志的民族工作，后在党的帮助下，依莱汗成为一名傣族医生，回到家乡破除了“琵琶鬼”的谎言，严惩了作恶多端的老叭。此类影片还有《边寨烽火》《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等。　　第三，除了上述解放少数民族，推翻反动统治的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影片着重讲述的是各族人民互帮互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的过程中，同破坏生产，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作斗争。如《五朵金花》中青年铁匠阿鹏热心帮助炼铁金花炼铁的情节；《景颇姑娘》中黛诺帮助工作组，为了改变当地刀耕火种的方式开田种稻。早昆山官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迷信，阻止开田，破坏生产组。黛诺带领群众勇敢地与之斗争，并最终废除了山官制度。此外，还有《达吉和他的父亲》《草原上的人们》《草原晨曲》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片还时时表现出汉族与少数民族和谐相处的美好情谊，借用少数民族抚养汉族孩子的情节，呈现出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现实。如《草原晨曲》中的拉西宁布收养的汉族女儿小玲，改名娜布其；《达吉和他的父亲》中马赫收养的女儿达吉。
　　其次是情节线索的相似性。“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在情节线索上基本都同时存在两种线索：一条是政治斗争的主线，这条线索突显影片的政治性，表明党的立场和民族的立场。另一条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主要讲述男女之间的坚贞爱情，这条线索主要增加影片的故事性和观赏性。两条线索往往是平行的，诸多的人物游走在两条线索之间，使得两条线索相互交叉，并获得大团圆的结果，党的政策得到贯彻，反动势力得到清除，少数民族的思想觉悟得到提高。此外，在讲述爱情的过程中，还会插入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独特风俗，使得每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都显得独一无二。爱情线索相伴于第一条线索出现，成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相辅相成，相互交织，完成了电影的故事叙述。顿得布和乌云碧格勒的爱情发展才使顿得布认清了反动的杨先生的本质，进而帮助苏合打败了国民党军队；《边寨烽火》正是玛诺对多隆的爱使其逐步改变了对汉人的偏见，共同消灭流寇。　　最后，“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最终都指向政治命题，很好地诠释了少数民族反抗阶级压迫、辛勤建设新家园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话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能顶半边天”。长期以来，妇女都生活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语境中，相比与男性而言，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国领土的边缘地带，与汉族相比，也属于弱势群体。那么少数民族女性就更加具有典型的价值，承担着双重意义。“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有着大量着重表现女性的影片，甚至有许多直接以女性为故事表现对象的电影。比如《摩雅傣》，女主人公依莱汗被诬为“琵琶鬼”，遭到寨子的驱逐，在流浪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心灰意冷跳河自杀，不料被解放军救起，细心照料。在党的关怀下，依莱汗重建起自己的生活信心，努力学习，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傣族医生。这个故事讲的是女性依萊汗成长的故事，甚至可以说，讲的是一个民族成长的故事。依莱汗显然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她获得了新生，即是民族获得了新生，个人在新社会的成长象征着少数民族自身的重现建构，即打破旧秩序，成为新中国的一员。《草原上的人们》中的萨仁格娃，不仅自己连续当选劳模，还激励自己的爱人成为劳模，并且成功地阻止了宝鲁的破坏活动。萨仁格娃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象征着少数民族对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通过表现原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斗争、建设中的英勇行动，广泛地博得了少数民族的积极响应，推进了少数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　　综上所述，“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少数民族的形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是典型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些电影并不是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达，而是主流的汉族对边缘的少数民族的再构造。虽然有些影片是建立在导演对少数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切身体验上的，但仍然有许多想象的因素遭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批评。比如说《边寨烽火》就受到了景颇族观众的批评。他们认为“景颇族男女的恋爱不像影片中表现的那样”、“景颇族妇女身上都有藤圈，而影片中玛诺虽有，但跳舞的姑娘都没有”。当时的影片《刘三姐》，广西壮族观众认为这部影片并没有更本民族生活的色彩。但是，客观来说，“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对自然风光、歌舞场面、民风民俗的表现，确实增添了影片的审美趣味；影片对少数民族本土资源的挖掘和表现，也给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额外的生活和文化经验，有利于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重新构造，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此外，“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民族政策的宣传，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石川，政治·影像·诗意——年的中国电影[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1年5月.　　[4].董凯，作为政治叙事的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J].电影艺术,2011(4).　　[5].邹华芬，自我、他者与国家——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身份表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0).　　[6].刘帆、李骥，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策略[J].影史探问，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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