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南大灾荒史实(图)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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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吃死尸杀食活人屡见不鲜
&&&&河南大饥荒，蒋介石对国民的不负责任，使国民政府在河南很多地方尽失民心。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
河南大饥荒期间，大批灾民乘火车逃荒（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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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河南正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即将上映的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河南历史上干旱的记载并不少，但饿死三百万人的惨剧却罕见。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人祸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主因。
“人相食”的河南饥荒
从1941年的夏秋两季开始，河南本该是雨水充沛的季节，却连一滴雨都没有下，反而骄阳似火。在旱魃的狂舞中，昔日肥沃的土地已经龟裂成块，最后变成沙化的土地，完全不适合耕种。原本有河南粮仓之称的滑县，连续三季颗粒无收。
1942年，大灾来临，河南境内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饥饿境地。灾民们宰杀了他们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棉袄，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割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老婆。末了还是被死神衔去。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而且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贫血，瘦弱，疾病，然后面部浮肿。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不忍心家人在饥饿中煎熬，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有传教士报道说：“饿疯了的农民为寻找食物而武装拦路抢劫的事件正可怕地增长。”
（责任编辑：董倩超、肖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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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历史真相揭秘
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89万死亡者的姓名，随着1938年那次花园口决堤，刻满了黄河两岸。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损失惨重。
刚刚度过水深火热之后的4年，一场天灾人祸袭击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灾，秋粮完全绝收。大旱导致蝗虫遍地，蝗虫过境后，大地连一点绿色都不留。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省政府虚报灾情。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仍强征军粮，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当时，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三四十万军队驻河南等地。豫南大灾，汤部仍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汤粮”。他的所谓救灾只是表面功夫，1943年春，灾情发展到顶点，为防日军来犯，他还强征民工数万人大修黄河。结果工程没有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害之一。
逃荒者总是不顾一切的上路。电影《1942》曾淋漓尽致的表现过这一灾难。
最先揭开河南大饥荒的内幕是《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在长达6000多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中写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今天再回顾这些照片依然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这篇报道被《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改了标题，日，《豫灾实录》未经任何删改发表后，被遮掩的河南大饥荒大白于天下。第二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
《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激怒了蒋介石，他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停刊事件”轰动大后方，复刊后民众争购《大公报》，其发行量从停刊前的6万份激增至10万份。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
蒋介石为何对河南的大饥荒置若罔闻？为何对赈灾不力？这背后有怎样的隐情？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河南的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这样的粮源兵源重地，在蒋介石看来，应当太太平平才够面子（即使不太平，也要粉饰太平）。由于国民党地方官员时有谎报、瞒报灾情的事情发生，蒋介石对灾情的电报的确不相信。
另一方面，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1938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实，很多天灾都有人祸的因素。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横征暴敛，以战争的名义增加百姓的负担，导致灾害的恶化。天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借战争、国难、天灾中饱私囊。
河南大饥荒的历史因果报应很快就来到了。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愤怒，要比饥饿和死亡更酷烈；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历史性的一幕”出现在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做最后的挣扎。38天的战斗中，日军5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军，豫中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行动起来，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解除整个连队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和军队装备。积怨已深的农民，在大饥荒中积蓄的愤怒此时发泄出来，失去理智者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被从大饥荒中活过来的农民束手就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蒋介石也会这样想吧，他没有弄清楚到底是为土地而战，还是为百姓而战。谁也无法想到的一幕出现了——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怕就怕对比啊！结果显而易见，直接导致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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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与1942年中原大饥荒
&&&&“想起来，四二年，叫人心酸；吃的苦，受的罪，实在难言。”这是最迟在20世纪60年代笔者家乡中原一带还广泛流传的一句河南坠子曲词。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据河南籍作家刘震云披露（见他的历史报告作品《温故1942》），在他的家乡河南省延津县，上岁数老人提起1942年，仍然不堪回首。“飞蚂蚱那一年，一个村饿死几十口。”“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刘震云的二姥娘、三姥娘都做了流民，二姥爷、三妗子都饿死在路上。姥姥同村的郭有运，逃难中因卖小女儿为老母亲看病，与老婆大打一场。老娘最终还是病死了。大女儿害天花死在洛阳教会的慈善院。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掉到车轮下被轧死。等到陕西，全家六口只剩老婆和他，给人家放羊。不久老婆又被人拐跑，下落不明。郭有运命大，至今健在。回忆起往事，他说：“早知道一家人这个下场，哪用逃难啊，在家等死一家人死在一起也比这强。”
&&&&据当时重庆《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报道，在如此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向河南征集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数额一点也没减少。陈布雷说，蒋介石根本不信河南有灾，说省政府虚报灾情。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里有“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字样，蒋介石大骂这是“谎报滥调”，见得太多了，严令河南的实物征集数额不能缓免。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政府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政府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日，重庆《大公报》刊发张高峰6000字的报道《豫灾实录》。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3、4、5日），以示惩戒。这时，正逢《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的荣誉奖章，王芸生本拟亲去领奖。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通知王芸生：“蒋委员长要我通知你，你去美国的访问被取消了。”
&&&&中原几百万人民的生死存亡就这样成为新闻媒体的盲区。在此背景下，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挺身而出，踏上了河南这片灾难深重的千里赤地。“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年轻外交官那儿得知，河南320万农民正濒临饿死。这位外交官私下里让白修德看了一些河南传教士描写这场大灾难情形的信件。中国记者都不敢前去采访，因为指责政府即使不让他们丢掉脑袋，也会让他们丢掉饭碗。”1943年2月，白修德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两位记者坐着手摇巡道车自潼关来到洛阳。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在郑州，他们受到最热情的款待，吃上了最好的筵席。河南省政府宴请他们的菜单如下：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3个撒满白糖的馅饼。在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时候，白修德说这是他“吃过的最好的宴席之一”。“当白修德归结出虽然大自然制造了这次饥荒，但是致使百姓大量死亡的是国民党政府时，他的恐惧感很快发展成愤慨。军队和政府官员无视这次灾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税；尽管中国其他地方都有剩余物质，但并没有任何东西被及时运往河南，去制止这场灾难。因此，由于失算、忽视和冷漠，估计有二三百万的农民被活活饿死。”
&&&&白修德的愤怒无以言表。在由郑州返回重庆途径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白修德义愤难平，向《时代》周刊本部匆促发稿。按照惯例，国民党中宣部要例行检查。凑巧的是，这份电报竟躲过国民党严密的新闻检查，顺利发到纽约。
&&&&1943年3月，白氏的报道出现在《时代》周刊上，欧美舆论顿时大哗。时值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进行奢侈的筹资旅行”，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她十分恼火，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解职白修德。卢斯非常愤怒，你宋美龄算哪根葱？你以为这是中国？“我只会因此更加器重他！”
&&&&回到重庆，白修德将沿途所见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报告给史迪威将军、美国驻华使馆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并拜会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宋庆龄，“竭尽全力为河南人民寻求帮助。对于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人，白修德都会倾吐他对中国受灾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切愤慨”。他毫无不掩饰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说：“我开始让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愤怒起来。”
&&&&“白修德意识到自命为河南农民的救助者超越了职业范围，可是他不能平息自己的愤怒。他苦苦要求美国大使馆的官员给予帮助。‘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他在给孙夫人的信中，诚恳地请求她在她的妹夫蒋总司令面前说说情。他还恳求中国国防部长和立法机构的首脑给河南提供救济物质。很明显，由于他指责政府官员的腐败恶化了河南的饥荒，被刺痛的有关领导在重庆反咬一口，说白修德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上帝，我还来不及反应，全城人就把我视为敌人。’在一封写给《时代》周刊编辑的信中，白修德解释他如何地‘怒不可遏’，以及又怎样地无可奈何，‘我知道，这不是我制造自由的民意或者单枪匹马主张自由报道的地方。不过，我得做些事情。’”
&&&&白修德通过宋庆龄，请求面见蒋介石。起初宋庆龄说：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惫，需要休息几天。白修德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一刻也不能耽搁。他建议宋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时，要像他白修德向宋庆龄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宋庆龄说：那就必然有人被杀头。白修德说：如果说一定要有人头落地，也不要畏缩。否则，河南的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白修德花了五天的工夫软磨硬泡，终于得以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当白修德向他高谈阔论时，他手抚下巴，不流露丝毫感情。”“我让他看了一些作品，并告诉他他的政府是如何的腐败。”“蒋不时咕哝几句，但随即就试图否定白修德的观点。”“起初，他不相信野狗从沙堆中掏死尸的报道。”蒋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说：我亲眼看见狗吃人！蒋说：这是不可能的！白修德将呆在接待室里的福尔曼叫进来，将他们拍摄到的灾区照片，几只野狗正站在扒出来的尸体上，摊在蒋介石的面前。白修德看见委员长的两膝微微哆嗦起来，一种神经性的痉挛。
&&&&于是一些人头开始落地。第一颗人头不是别人，正是洛阳电报局的发报员，因为是他“泄露机密”！“为了响应白修德关于饥荒的报道，满载粮食的列车开始抵达河南，施粥所开始运作，大量银元也从重庆流向灾区。”
&&&&（文中关于白修德的内容，引号部分均来自《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著，胡友珍、马碧英译，2001年1月新华出版社出版，未加引号部分的核心资料来自刘震云《温故1942》―――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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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86-10-抗战中为何有老百姓穿越战线为日军送粮(1)
&&&&灾难中的角色之媒体&&&&&&&&1943：《大公报》与河南之灾&&&&&&&&本刊记者 白伟志&&&&&&&&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饥饿的河南”&&&&&&&&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委员长不相信河南有灾”&&&&&&&&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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