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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
16:34:12　来源:　作者：
　　由中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盘古智库做客新浪财经《改革问道》时指出，我们要摒弃土豪的感觉，出去之后有钱，很多东西是不是可以不遵守规则，是不是可以特事特办？这个时候恰恰需要考验中国人的素质，包括中国企业的素质，我们真正要干什么呢？要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
　　中国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
　　郑新业：“一带一路”实际上不是纯粹的政治层面、国家战略层面的，因为政治层面、国家战略层面最终总要反映经济利益、资源获取这些方面。我倒愿意先从经济层面谈这个情况。改革开放30年了，是从新的角度开放。传统的开放是对发达国家，对西方开放，三代领导集体到今天，应该说我们的开放程度，进出口60%、70%左右，日本、美国这样的国家都是30%上下浮动。
　　再加上我们很高，一定程度上处于升值往上走的空间。实际上我们对西方开放的潜力，已经一定程度上有点差不多了，也不能说没有潜力了，同时负面后果也非常明显。
　　还有一个重要的后果，开放中国的沿海起了重要的作用，数据表明，23个省基本上占进出口的比重都是5%，换句话说，内部这些地方如何从现行的开放中间获益，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到了新一代的领导集体，沿海发展了之后，实际上需要思考广大内陆地方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发展，给内陆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和过去是不一样的，过去别人是规则的制定者，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了，我们不能说别人制定规则就不好，但是对我们不利的部分越来越明显，资金、资本、商品自由流动，但是人不能自由流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还有环保标准这些，很可能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不利的会越来越多。
　　在新的开放下，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究竟从“一带一路”新的开放格局中获取什么？能源是一方面。
　　“一带一路”聚焦发达欧洲市场
　　赵磊：事实上，“一带一路”的区域是65个国家，而且我个人认为大于等于65，千万别把这些国家限定在65个，全世界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都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这65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域外核心国家，不是“一带一路”上的沿线国家，但是域外的关键性国家，比如说美国，肯定是核心国家。包括日本，日本有资金、有技术。第二类国家，沿线的核心国家。比如你要发展中亚五国，核心国家显然是俄罗斯。你要发展南亚、东南亚，印度显然是核心国家。所以，处理好沿线核心国家也很重要。另一类国家就是沿线的一些由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其它的国家。
　　“一带一路”的另一个认知错误是什么呢？一说到路上就是中亚五国是核心，说到海上东盟十国是核心。但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我们的用意、聚焦点，显然是针对着发达的欧洲市场。
　　我们不能把“一带一路”就等同于能源、资源。这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绝对不能全部限于，这就把我们的战略缩小了。我们冲的是什么呢？既包括沿线国家的能源资源，我们不回避。但同时冲的是欧洲发达的经济体，有技术、市场、先进的理念，同时还连接着繁荣的东北亚市场，比如日本、韩国，包括美国，这也是我们的合作重点。
　　所以，65个国家分成三类，我们的合作显然要知道这些国家的具体需求是什么，我们不能打包出一个方案，一定是要针对这65个国家提供不同的产品。
　　把人民币服务推出去
　　许维鸿：过去几年我们跟这些丝绸之路国家中十几个以上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人民银行[微博]层面安排的，就是为民间活动提供一个好的基础。当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央行[微博]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在一些制度安排上使我的一些企业投资和开发性金融安排更便利，这个可能是人民银行的良苦用心。
　　现在中大家看到很多地方的政府开始纷纷把“一带一路”落实到今年，甚至未来几年地方政府发展的规划中。但是在我看来，有一点是需要加强的，就是我们如何利用货币互换协议。
　　所以，金融制度安排，我们是不是把人民币的一种服务作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推出去。人民币服务并不是我一厢情愿想把人民币推给老百姓用，我是在做金融的结算、企业投资，包括旅游，中亚的美景我们很想去看，旅游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跟当地互换，老百姓去那里付钱的时候，银联卡、人民币消费都可以更加便利，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
　　如果60几个国家，当然发达国家也有，如果这30、40个国家，都把人民币至少作为跟、一样的国际货币接纳，提供给我们消费和投资的便利，我们“一带一路”很大程度上就是成功的。
　　美元大部分都是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伊斯兰金融、石油美元怎么进入中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进入中国，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方面是人民币走出去，最简单表现在，在迪拜购物中心的时候，拿银联卡、人民币也可以买到相应的产品。另外，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相关的中亚资本市场，石油美元、伊斯兰金融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投资者进来。这种互联互通是国家层面可以考虑的。
　　走出去要摒弃“土豪”感觉
　　赵磊：的确“一带一路”有历史，我们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地方还在挖掘丝绸，还在打造瓷器，还在包装茶叶。历史上丝绸之路是我们提供的这些产品对那些国家有吸引。但是今天的“一带一路”，首先不能再局限在历史的框架中，你要思考今天的中国，别的国家需要什么。而不是从历史中再找产品，再找比较优势，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多省份在忙于定位。比如说新疆丝绸之路的桥头堡，陕西丝绸之路的新起点，甘肃丝绸之路的段。甚至有些地市在争谁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是在广东还是福建，还是广西。在今天这个定位实际上不是非常重要。我个人的观点，有思路才有丝路，前面是思路的思，后面是丝路的丝。今天中国最缺乏的是思路，你了解不了解对方，有没有全球视野，有没有品牌意识，有没有现在的创新理念，包括产业、金融的自觉，我们要避免低级层次的门槛。
　　第二个层次，讲一个小案例，我去年到了英国，英国一个非常资深的官员，政府政策部的一个部长，他讲英国人需要什么。我就想问“一带一路”建设中英国人需要什么，它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说我们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我说为什么需要资金？他说英国是一个老牌的世界工厂，产业基本上很老旧，需要你们的资金投入进来重新提振英国的制造业产品，英国将更新的产品卖给中国。这个观点似曾相识。
　　中国人就是这种思路。今天发生置换了，需要你的钱，所以我们很多企业就出去了。但是这时我们要摒弃土豪的感觉，出去之后有钱，很多东西是不是可以不遵守规则，是不是可以特事特办。这个时候恰恰需要考验中国人的素质，包括中国企业的素质，我们真正要干什么呢？要提升我们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
　　避免六七十年代的无偿援助
　　郑新业：在政府谈的过程中，既要避免像60、70年代那种无偿的援助。实际上无偿援助对人家也不一定是好事。也要避免最近这几年谈判过程中间太被动，对别人的规则没有抵抗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间，还是秉着互利双赢的角度，实实在在跟人家谈判，着眼于30年、50年的利益，而不要着眼于把咱的机器卖两台，把人家的项目拿下来。企业可以短一点，但政府层面，从思路上讲应该回到60年代长久的关系。但做法上讲，要回到现在的互利双赢。出路是60、70年代的，落脚点依然是经济的手段。
　　赵磊：很多地方政府很着急，希望政府给点规划，我怎么去做。给地方政府提个意见，我有四句话，叫定位准确、与国家战略对接、国际视野、品牌意识。首先比如定位准确，现在有时出现什么呢？地方规划到度同质。一看都是似曾相识，如果把省和市的名字隐去。为什么叫定位准确呢？不要把摊子摊得太大，找准优势。比如广西做好东盟十国就可以了，现在越南的留学生愿意到广西师大、广西民族大学去留学，在广西买水果和越南是一个价，因为有自贸区协定，广西做好东盟十国，咱们分分工。
　　赵磊：再比如新疆盯准中亚五国，但是辐射欧洲。因为中亚五国首先不说能源、资源，就地域来说，光一个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就比整个西欧的国土面积还大。再比如说大连，今年我看一些两会的提案，像辽宁、山东，它的定位就比较准确，就以中韩自贸区为抓手，因为临近东北亚，做好中韩自贸区。海南，国际旅游岛。
　　去年我们到海南调研，说我们要把南海做成中国的马尔代夫。这个眼界就很开阔，做旅游、做经贸，但又是有主权。就把海南整个南中国海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做成中国的马尔代夫。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是比较务实的，我们不要去贪大，也不去比，也不同质化。找准我的切入点。包括宁夏做中阿自贸区。定位准确、与国家战略结合、要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要做出品牌。
　　给民营草根创业者更多机会
　　许维鸿：很多人在妖魔化伊斯兰金融。我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不了解伊斯兰金融，不懂得伊斯兰金融的人，包括我们的政府机构里边的很多主管的领导，都在妖魔化伊斯兰金融，这是非常需要来避免的。如果我们现在遇到不了解的问题就妖魔化，这时对于我们“一带一路”是有警醒的作用。懒政的官员越多，“一带一路”的危险越大。伊斯兰金融中心在哪里？在伦敦、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成为伊斯兰金融的中心，就是因为伊斯兰金融是现代金融的一部分。
　　现在国内很多监管机构规避这种现实，盲目地强调伊斯兰这三个字，不是不对的。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引进伊斯兰金融，比如商业银行领域，我们绝对不能引入商业银行伊斯兰金融的形态，也不能引入保险行业伊斯兰金融，这跟古兰经是密切相关的，毕竟伊斯兰是政教相关的。恐怕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投资银行，就开始否定伊斯兰金融，这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一方面要广开更多的路子，去让这些人才创新。我们在西北五省走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并不是名牌大学毕业，不是人大的博士、硕士，这些人就是草根。但是这些人凭借对现代金融的了解，对现代经济的了解，让他去中亚五国做生意，恐怕比政府官员好得多。
　　所以，我们怎么能给这些草根企业家、草根金融家创造一种机制，不以英雄出处论英雄，这可能是我们现在两会关注的问题，2015年我们如何给这些民营草根的创业者更多“一带一路”的机会，让他们走出去，是我们这些学者，包括媒体需要来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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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一带一路？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
什么是一带一路？中国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无论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应对危机、加快调整，许多沿线国家同我国有着共同利益。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获得了广泛认同。
为什么提出“一带一路”？
区域合作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发展战略对接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中国深度融入世界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延伸阅读：
中国为什么必须要搞“一带一路“：原因、战略规划及时代背景解读
“一 带一路”是习主席访问中亚和印尼的时候提出来的。“一带”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中亚、中东再到欧洲这样一条带状之路。“一路”是指海上“丝绸 之路”。其实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早就有了，宋朝时非常发达，明朝有郑和下西洋。今天这个概念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提出来的。
今天我讲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必须搞“一带一路”。
第二，中国有能力搞。
第三，不好搞。
最后，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一、中国必须搞“一带一路”，为什么？
国内很多人质疑中国内部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搞这么大一个规划做什么?我认为必须要搞，是因为做“丝绸之路”有它内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
内部需要：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开拓海外空间。
从内部需求说，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开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在早期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无论是引进技术也好，出口中国商品也好，对促进中国的经济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现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需要新形式的开放。
中国现在人均GDP是7500美金，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么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资源性国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除了这五个经济体，其它就没有了。虽然我们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觉得很难。
日 本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特殊的背景，战后它被美国占领，西方基本上把整个市场开放给了日本，日本没有花很大力气就进入了西方市场，成为西方一部分。亚 洲四小龙也有特殊背景。第一，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比较小;第二，亚洲四小龙很多方面是属于西方治理的。中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 易保护主义。还有中国是13亿人口的第二大经济体，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这是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西 方怎么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内在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资本需要赢得更多海外空间，商品需要寻求更多海 外市场。那么这不是说中国要搞帝国主义，搞殖民主义，中国可能会搞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抛开老殖民地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做法。但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说，中 国同样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空间，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进入世界市场。
外部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失衡，那么如何重新平衡呢?我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世界经济需要平衡的背景下。现在东西方、南北方互相指责，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失衡的，美国指责中国，中国指责美国。但实际上世界经济不存在理想的状态，世界经济失衡是每一个主权经济体本身失衡的结果，因 为美国的经济是失衡的，欧洲的经济是失衡的，中国的经济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经济如果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平衡，美国没有承担责 任，美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比欧洲好些，但主导美国的还是金融资本，还是华尔街资本主义。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反而使世界经济越来越失衡。
欧 洲主要是社会投资跟经济投资的失衡，因为它的成员国无法走出独立国家的范畴。希腊、法国的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跟它的经济结构完全不相配套。民主本身是个好 东西，但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一人拿一份，大家都是独立国家，一人拿一份。但一人拿一份的福利制度要生存下去，前提是一人要贡献一份。但是大众民主的一人一票能保证一人能拿一份，却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所以欧洲也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的失衡。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做?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苦，仍然援助非洲，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还是国际战略意义上的表述。比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所以无论是国际经济战略还是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带一路”。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就是周边国家。从地缘政治环境看，中国周围几十个国家，如何处理好关系非常艰难。中国周边的环境在恶化，各方面都在恶化。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国际大背景。
二、中国有能力搞“一带一路”，因为中国有“三宝”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让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但是在中东陷入麻烦，中东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国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现在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秩序。美国有三大负担，一个负担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钱;第二个负担是美国要搞联盟，比如跟日本、菲律宾等;第三个负担就是输出民主，比如中东的埃及和伊拉克，他们的政治建设都跟美国有关系。
一 个人如果在台上的统治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对它更有利的政权，美国这个想法太简单。美国破坏了原有的政权后，并没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 政权，而是造成了失败国家，在中东秩序基本没有了，现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以色列总理去美国，不见美国总统，而是去国会演讲。所以美国所谓把战略 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是过分担心了。美国如何重返亚洲?它除了军事上最强大以外，其它就没有了。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当然希望对中国和印度的军事崛起有个再平衡，但他们不希望美国军事回去，因为如果中国跟美国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的竞争的话，对东南亚国家最不利。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凭什么回去?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美国政府没有影响，资本还是走向它自己该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美国的资本还是自己说了算。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吃资本的饭，跨国公司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以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经济，中国为什么有能力?
第一，中国有过剩的资本，
肯定要走出去。为什么有“丝绸之路”?这是资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顺势推出。西方的开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都是资本推动的。
第二，中国的产能过剩，
这也要有出路。中国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基本过去了，东部、中部基本上饱和，也就西部还有一些空间，钢铁、水泥等等的产能过剩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跟西方以前一样，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新的投资空间。资本需要投资空间，过剩产能需要新的市场。
第三，中国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经验。
“丝绸之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现在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一带一路”上，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国家有钱，其它都是很平均的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东南亚、中亚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中国建立亚投行(坐观君插播：回复“亚投行”可提取相关文章哦)，进行互利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方有几千亿美元的缺口需求。欧洲没钱，中国有钱，中国过剩。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和银行手里有很多现金，这么庞大的现金要转化成资本走出去，这是必须的。
三、“一带一路”不好搞啊，因为挑战不少
“一带一路”战略不好实施，挑战很多。现在国际上基本分为三种态度。
第一类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国家。
中 国走出去的话，既得利益肯定反对，因为中国作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对新得利益，我想天经地义，中国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这是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基 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取进来”、“接轨”都不会跟外部冲突，但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因为你要触碰别国的既得利益，所以欧美反对很 容易理解。
第二类与之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欢迎的，
因为他们需要发展，需要资本投资，但西方资本投资受制于政治原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又设置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等，但这在发展中国家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我没发展，如何讲人权，如何讲自由?所以这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去投资，中国不像西方那样设置政治化的条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第三类就是对中国保怀疑态度的国家，
这 也分为两种。像韩国，本身对中国经济非常依赖，但是它受美国的压力，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受美国的压力很大。另外 像印尼这些国家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所以抱怀疑态度。当然这也与中国做得不到位有关，“丝绸之路”已经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现在也没说清楚， 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为过。
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国际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种态度。
另 一个困难是，我们现在只是强调“丝绸之路”就要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就很麻烦。比如我们要修从云南到新加坡的铁路，越南就反 对，这不是经济规划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修高铁等基础设施，他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中国投资斯里 兰卡，印度就担心中国是否建立对它的包围圈。
之前，中国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损失了很多钱，中国无法保证资本安全。老殖民主义时期，签了合同你不做，军队就派过去了，现在中国不能那么做了。而且“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政治很复杂，不像中国有个共产党做稳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国、埃及，军方、宗教势力、反对派都是分化国家的力量的。像越南总书记、总理、议会分开，不像我们习主席“三位一体”，越南可能是下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面对这些国家，我给这个总统签的协议，下个总统上来了就不承认了。
四、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一带一路”
即使有这些困难，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做好的，为什么有信心?是客观需要。世界还是要发展，发展是主题，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东南亚，新加坡老是感觉到不安全，因为旁边都是穷国家。他们要发展只有中国有能力资助，“金砖四国”其他三块不及中国一块重。
应为“朝贡体系”平反
中国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等口号，但我们需要考虑未来10年、20年的体系，我觉得今天我们该为“朝贡体系”平反，我们以前批判“朝贡体系”太过了，西方干脆把中国的“朝贡体系”看成中国的帝国主义。但是我觉得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我曾经和英国人开玩笑，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是靠坚船利炮，而朝贡经济之下，小国家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要叩头的。那么大个国家，你叩几个头就好了。英国人来了以后，叩头会觉得有失身份，但其他国家都没有感觉叩几个头有啥丢脸的。
当然，我所说的“朝贡体系”，不是指自己吃亏对方绝对得好处的不可持续的模式，也不是要回到“叩头”的状态下。它是我吃点亏也能得好处的状态，实际上中国跟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这样的“朝贡体系”。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得好，就是东盟国家要五毛，中国给一块，给东盟带来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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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中国
“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中国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 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虽不到两年，近来已因亚投行变局引发全球关注与震撼，甚至有国际人士评论为可与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比拟的事件。“一带一路”为何能很快产生重大影响？这项宏大共建行动的经济逻辑何在？
为什么是中国？
&& 可通过观察比较中国与美国实施类似经济外交战略收效情况得到启示。回顾金融危机以来大国竞合博弈，其实美国更早在亚太谋划部署经济外交战略。作为“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总体方针一部分，美国近年多方推动“印太经济经济走廊”战略。在中亚地区，美国2011年就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倡议”，力图建立一个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并向中东地区延伸的国际经济交通网络。
&& 在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描绘的“新丝绸之路”图景中，“土库曼斯坦的油气田将满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断增长的能源需要，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观的过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将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将出现在阿斯塔纳、孟买和更远的地方。”有海外媒体评论认为，该计划“核心内容是帮助丝绸之路所经中亚国家开发社会先行资本（SOC），帮助其实现贸易自由化。”
&& 上述构想不无道理。近四年多过去了，美国在“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会议（CAREC）”框架下所做努力取得一些进展，2012年《杜尚别宣言》提出一批建设项目得到部分实施，有些项目对区域经济应有积极意义。然而与超前设计能力比较，美国在实施战略的落地行动方面似乎仍面临短板约束，系统跟进得力落实措施明显不足，总体看收效并不理想。甚至有海外媒体评论说希拉里的“丝绸之路”现已不见踪影，也听不到“美国正在为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这样话了。
&&& 近年来，中国与这些国家双边与区域经济合作则更为务实与活跃推进。如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两国签署22项经贸合作协议，总金额达300亿美元；2014年12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哈萨克斯坦签订140亿美元大单，推进两国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领域合作；-21日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更是带去价值460亿美元投资计划，两国在一天内签署51项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宣告5项重大电力工程破土动工。
&& 如何理解上述反差现象？首先与中美两国相关政策优先序与承诺度显著差异有关。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主要着眼点在安全领域，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出后做善后安排。虽然也包含经济发展规划设计内容，然而美国无心无力投入与其战略设计需要相一致的大规模资源，与当年帮助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不可同日而语。
&& 相反，中国对于中亚及区域国家在经济及其他领域合作给予很高政策优先度。比如，习近平与李克强在2013年3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后，分别于当年和次年访问中亚多国，提出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规划。日，习近平再次到访阿斯塔纳，“同（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共同规划中哈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蓝图，包括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双方在一系列大项目合作上的立场。”中国首脑外交这样超乎寻常安排，集中体现中国最高决策层把致力于周边国家合作发展作为最为优先的经济外交目标之一，决心通过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的“五通”规划谋求自身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筑中国与区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 另外，两国与区域国家在经济互补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实质性不同。中国与很多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较强，贸易、投资联系比较紧密，双边经济融合度较高并有进一步深化的潜力。美国与区域内绝大部分国家基于市场机制发生的经济联系较弱，美国重视发展与这些国家双边关系更多基于安全与军事方面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关系如“鱼水关系”，美国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则更多是“油水关系”。
中国制造与中国建造
&& 从更广阔视角观察，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开局顺利与成效彰显，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构想把中国大国经济崛起特定阶段的多方面优势变量聚焦到一点，即通过协同效应形成破局造势效果。对此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就生产供给能力而言，中国经济现阶段在常规制造与建造方面具有很强优势与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开放宏观经济方面，中国目前拥有最为充裕的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两方面组合条件赋予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
&& 用汇率折算美元衡量中美两国工业增加值比较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规模不到美国的三成，然而2010年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近年已约为美国1.3倍。观察中美日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90年代初中国占比只有5%左右，当时日本该比例值最高曾超过20%，美国在20世纪初该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中国上述份额进入21世纪快速提升，2013年达到23%，同年美国日本分别为17.2%和7.8%。从中国、G7与其他金砖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G20就业总数比重看，中国占比2013年为56%，G7同一指标值为13.7%，其他金砖国大体约为19%。
&& 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制造与就业绝对规模与全球比例持续提升，是在大体开放环境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显示中国现阶段在工业制造可贸易部门具有较强动态比较优势与国际竞争力。毋庸讳言，中国目前是中等收入国家，美日等国经济大体处于全球产业技术前沿，因而中国工业制造结构与美日比较仍存在不小差距。展望未来，即便在对中国经济前景较为有利假设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几十年追赶才能逐步收敛。不过对本文讨论主题而言，中国生产力结构目前某些相对落后属性，恰恰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大规模开发阶段需求特点契合度较高，构成共建“一带一路”的独特优势条件。
&& 观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额快速增长，可见“中国建造”的比较优势能力。数据显示，“中国建造”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从21世纪初不到1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亿美元。从具体项目看，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公路、港口、码头、通讯、电力等基础设施行业。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员工数从21世纪初5万多人上升近年30多万人。由于“一带一路”设施联通需要强大的基建工程设计与实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国这方面阶段性禀赋条件与能力特点，对共建“一带一路”同样有重要支持作用。
&& 中国在某些领域生产技术能力正在迅速追赶，少数领域如高铁技术整合运用、某些重型机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领域等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铁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运用，显著提升了货物与人员大范围、大规模、高速度的陆地运输和旅行效率，使得亚洲大陆内部以及欧亚大陆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变得更为便捷有效，对实现“一带一路”美好愿景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中国储蓄与中国储备
&& 在开放宏观经济领域，中国目前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外汇储备资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具有关键支撑作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般具有资金投入密集与投资周期较长特点，发展中国家通常国内储蓄不足，自行解决基础设施不足短板面临特殊困难。在逻辑上国内储蓄不足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解决，然而大型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特殊风险，市场融资难以大范围奏效。现存各类开发性国际金融机构，试图利用国际机构信誉与能力克服有关困难，长期以来世界银行、亚行等国际开发机构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远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发展现实需要。
&& 据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一份报告，“在年，亚洲各国国内总体需要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大约8万亿美元。此外还要在特定区域内基础设施项目上投资2900亿美元。大体是在11年内每年需要7500亿美元投资”。非洲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也面临类似瓶颈约束。据世行一份报告估计，“要满足非洲的基础设施需求，每年需要930亿美元资金——这是现有水平的两倍多”
&& 然而，投融资供给能力显著不足。世行是全球最大发展融资机构，2013年财年为全世界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只有240亿美元左右。亚行近年总融资额200~300亿美元，较大部分用于区域内减贫、教育、卫生等民生措施，投资基础设施资金规模更有限。各国政府与有关机构积极努力应对资金瓶颈，如2012年部分东盟国政府与跨国机构建立东南亚基础设施基金，然而其初始运营资金只有4.85亿美元，对于区域内巨大投资需求而言可谓杯水车薪。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金融危机后及其后续影响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从传统的、私人的和长期的渠道获得的资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
&& 由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大量先行投入与长期融资，共建“一带一路”主要倡导与协调国家，必先拥有充裕国民储蓄与强大资本形成能力才能主其事。由于人口结构和发展阶段特点，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特点，最有能力协助缓解广大发展中国家储蓄与投资能力不足的瓶颈制约。数据显示，21世纪初中国用市场汇率衡量的国民储蓄总规模只有美国两成左右，2008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已约为美国1.6倍。如果考虑美国资本存量规模较大因而资本折旧较多，中国国民净储蓄规模超出美国比例要来得更大。
&& 高储蓄支持中国高投资能力。中国资本形成规模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3年约是美国1.37倍。因而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 作为比较，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大都面临国民储蓄率趋势下降问题。2013年美国和日本储蓄率都已降到约18%。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净投资及资本存量较快增长。储蓄率偏低与固定投资不足，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比较普遍面临的宏观经济约束，这一情形下自然没有很多余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
&&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单个国家最大规模外汇储备，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至少有两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地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风险环境下，大规模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可能动荡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实施进程具有最大稳定性。二是在区域内货币尚未普遍国际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担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到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
&& 不过外汇储备作用或许没有一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所需资本品与其他设备材料具有比较系统的配套供应能力，因而对储备资产终极需求可能比较有限。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较高端资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产品总体进口替代能力提升，随着区域内国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提升，上述辅助功能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一国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就对本文讨论问题重要性而言，中国拥有充裕国民储蓄应是第一位的。
&& 21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然而受制于汇率改革滞后与高储蓄率背后结构性因素，积累了过量外汇储备。增持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不断把国民储蓄借给供应储备资产的债务国，伴随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量债权积累。这个运行模式对危机前中国及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代越发显示其不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股权，标志中国利用国民储蓄方式将逐步发生转折性变化，并有望对全球范围储蓄跨国配置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 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其具体战略设计与实施方案必然包含复杂内容与细节。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以“为什么是中国”为题，从各国发展诉求与中国独特禀赋条件对接关系分析，“一带一路”自有其简明清晰的经济逻辑。什么是发展？如何谋发展？开放环境对发展有何影响？“一带一路”实践对理解发展经济学上述重大问题有启示作用。
&& 后进国家经济通常有类似结构特点：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率低，缺乏熟练工人和各类人才等等。一国经济进入快速成长轨道，根本动力当然要靠自身努力和内因作用，发展意愿与体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符合规律与切实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对突破贫困陷阱与进入起飞状态发挥重要助推作用。中国凭借新兴大国经济的组合优势特点，有可能通过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 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有效帮助沿线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双缺口”对起飞发展的制约；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或产品区段，随着国内要素价格上升会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逐步向国外转移，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创造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比较优势提供现实机遇；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有望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
&& 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亚欧大陆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的合作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合作发展伙伴，中国和平发展伟业也有望从中获得广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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