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次年春被保送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回国，在上海任沪军团长。1915年参与筹划上海反袁(世凯)武装起义，未成。1918年奉孙中山委派，先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1920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长和前敌总指挥。1923年国民党筹备改组时，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谋长。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军司令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1928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统率4个集团军进行第二期北伐。
　　九一八事变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1935年3月，被授予特级上将。1936年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经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参加谈判和调解，接受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条件后返回南京。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主持制定了对日军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并一度兼任第一、三、五、八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进攻，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太原、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重大战役，至1938年10月，使日军伤亡45万余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等，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炸开黄河花园口，祸及大批百姓。武汉保卫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39年1月，蒋介石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接连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派中国远征军去缅甸，与英美联军联合作战，打通了中印公路。美、英为了联合中国共同抗击日本，许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在华特权，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1943年8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会谈对日联合作战方略及战后和平条件。1945年6月派宋子文等去苏联会谈，8月两国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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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颇为兴奋，而且不失时机地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推荐至人民微博： 用户名： 密码：
蒋介石颇为兴奋，而且不失时机地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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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颇为兴奋，而且不失时机地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他坦率地表示：过去中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误会，特别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他其实并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是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很遗憾。　　本文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杨奎松 著，新星出版社，2010.6　　年，可以说是蒋介石踌躇满志的年代。自从1927年南京中央政府建立以来，它的“中央”两个字始终有名无实。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蒋介石七八年来穷兵黩武、金钱赎买，无所不用其极。即使1931年日本人制造了“九一八”事件，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方针，坚持必须先安内统一，再攘外御侮。　　对蒋介石来说，统一中国的障碍首先来自那些表面上归顺了国民党的各个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不仅割据一方，而且对南京政府及蒋介石阳奉阴违，甚至经常伺机结合成军事集团，向南京及蒋介石发难。　　其次，蒋介石必须要对付的就是共产党。严格地说，共产党开始几年对蒋介石统治的威胁不是很大，因此他最初不过是把那些在偏僻山区活动的红军当成土匪来看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活动在南方几省交界处的红军渐渐发展到数万人，他们的根据地甚至开始接近了某些富庶地区和交通要道。直到这个时候，蒋介石才发现，共产党也许比那些墙头草似的地方军阀更难应付。　　但是，多年诉诸武力的结果，到了1934年秋天，无论是来自国民党内部的，还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任何对南京中央政府的直接威胁，都几乎不存在了。甚至，由于红军主力被迫放弃了他们在中国南方的主要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跟进追击，南京的统治也乘机扩展到了原先始终管辖不到的这些重要区域。因此，到1935年秋天前后，蒋介石肯定非常欣慰，因为他统一中国内陆的目标，眼看就接近于实现了。想不到的是，日本人却步步进逼，在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这时又把目标转向了华北五省，在天津地区制造出一系列摩擦，必欲把华北傀儡化不可。这种情况自然要迫使蒋介石把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攘外御侮的问题了。　　如何才能消除来自日本的威胁呢？根本的办法就是争取外国的援助与干涉。在这方面，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一直在设法引进欧美势力牵制日本，结果只是更加惹恼日本人，却帮不了自己多少忙。因为英、法、美等国丝毫也不想为了中国与日本起冲突。在所有的大国里面，唯一有可能与日本起冲突的，只有比邻的苏联。因为俄国人不仅因1904年旅顺战败与日本结怨甚深，而且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也直接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　　蒋介石二十年代与苏联人打过多年交道。那个时候国民党一盘散沙，完全不成气候，由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政策，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结果不仅得以创建自己的军队，而且一个北伐战争就推翻了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如今蒋介石当然希望能够再度借助于苏联之力。只是，国民党当年与共产党闹翻，也就与一向支持中共的苏联翻了脸。其后双方虽于1932年设法恢复了外交关系，但蒋介石因惧于苏联暗助中共，仍不敢过多地接近苏联。但随着红军已被赶到边远的穷乡僻壤、中共不复威胁南京国民党的统治之后，蒋介石相信这样的机会又来了。　　1934年夏天，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已经接近成功之际，蒋介石即开始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了。他这时特别选派了主张联俄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以他的私人名义，假前往欧洲之机，路经莫斯科，试探着了解苏联方面在与南京政府合作抗日问题上的可能性。根据蒋廷黻的报告，莫斯科方面明显地对此有所兴趣。　　日，即日本人刚刚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不几天，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受蒋之托，不等约见，就悄悄潜往苏联大使馆，拜会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他告诉鲍说，日本军队已经进占了察哈尔，下面就是绥远，接下来恐怕就要进攻外蒙古了。苏联政府应该早做准备。他甚至相当明确地要求苏联政府考虑：“是否打算与中国签定互助条约？”　　到10月18日，即得知日本正在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的消息之后，蒋介石更进一步派孔祥熙前往苏联大使馆，约苏联大使秘密到孔祥熙家与他会面。在当天晚上的会见中，蒋介石亲自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考虑与中国签定一个秘密的军事互助协定？孔祥熙则特别告诉苏联大使说，日本人正在要求南京与他缔结反苏军事同盟，以便于对苏开战，而中国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不管中国政府向日本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一旦日本与第三国开战，他们都将迫使政府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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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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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澄清之五：国民政府处置事变方针可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的观点，
是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为不抵抗为前提的。但是，果真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方针可以简单归结为“不抵抗”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究竟以何方针处理事变，因情况比较复杂，对此要作专门研讨，这里只能作简略的分析。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方得知沈阳发生日军武装进攻之事变。他立即致电张学良。电报全文为：“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33从此电看，蒋氏是从上海方面的信息来源得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消息，可见张学良于九一八之夜请示蒋介石，蒋命令不抵抗云云，没有根据。蒋氏此时只知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似尚不知日军已占领沈阳等地的消息。蒋氏对于如何应付日军进攻，东北是抵抗还是不抵抗，并未置词，他只是指示张学良与东北当局，要力辟日方散布的所谓中国军队有拆毁铁路计划之谣言。
　　蒋介石于9月21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13 p281 这次会议作出的几项决定表明：1，重视并加强外交方面对日斗争。2，军事方面，停缓国内军事争斗，包括对粤对共两个方面。此前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中，已表示对粤要团结之意，但仍然强调“赤匪必须根本铲除”，而蒋氏回南京后，明确连剿共也要停缓了。3，突出的是国内政治方面，要与广东方面统一团结。4，对于日本武力侵略东北采取的方针，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诉诸国联，一是准备自卫。过去一些著述通辄即谓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故九一八事变时对日采取不抵抗方针云云，并不合事实。当时他在国内着力解决的是宁粤对立问题，竭力想弥合双方分歧。终因粤方坚持要他下台，后他不得不辞职下野。
　　前述几位论者所引国民政府告民众书的内容，只引了其“避免冲突”的内容，而对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还有诉诸国联、准备抵抗的内容未曾述及，似不全面。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中是这样声明的：“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34这里所谓“避免冲突”，并非专对东北军下令，而是命令全国避免再发生中日冲突，包括对日侨保护，防止日军借口寻衅，扩大事态。
　　或者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事变爆发之初，9月21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13 p281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 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13 p283
　　9月22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13 p285-286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7 p132 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35 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会颁发。”13 p288 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7 p1366日，他并手拟对日开战时之宣战大旨，要求各国元首应共负公约上之责任，以共同保持世界和平。7 p136-137
　　10月5日，上海市长张群电告中央政府：日本海军有于日内在上海华界登陆示威消息，请示应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于10月6日议决：“（一）在此种严重形势下，惟有严令各地方军警当局，尽力维持秩序，不使住在内地日本人民生命财产有被侵害之危险，以免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内地登陆及炮击沿海口岸要地之借口；（二）日本海军出动情形，如系为恫吓中国政府及示威之企图，无论提出任何条件，我政府决不为其屈服。在此原则之下，一切应付办法，请主席随时处办。”36 蒋介石于同日电示上海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13 p290 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37
　　国民政府有准备抵抗的决心，也向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透露过。据报载：10月8日，上海各界知名代表人物曾应召到南京，闻听过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有关对日方针的说明。当问及：如果日方向沿江沿海扩大扰乱，则如何？蒋氏答：当然抵抗。当问及：抵抗有无相当准备？蒋氏答：当然有准备。38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13 p301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12月当日军向锦州进逼时，国民政府又一再命令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对日军进攻坚决抵抗。但张学良拒绝执行中央政府命令，擅从辽西撤兵。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此处不细说了。
　　从上述一些资料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过去一些著述所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线上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39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显然是与“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六　张学良晚年澄清：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而非中央政府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氏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但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9 p609-610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曲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逐步解除幽禁，基本上获得自由。40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记录“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人访谈时，有人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41
　　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王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42 43而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44
　　张学良对为他记录自述历史的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谈的话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当唐述及，五十多年都说蒋介石电令不抵抗，张学良还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45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最有力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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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综合
第2页 :无法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
　　(二)无法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
　　1931年以来，日渐加深的日军侵华行为也使国民党利用党治来解决国内统一问题的政策无法有效继续下去，只能靠拖、蒙、骗来应对时局。我们知道，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中创建国家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缺少了它，国家在生存斗争中就会异常不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到1936年秋，民族主义也往往是不利于蒋介石的。因为，蒋介石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很难使他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
　　魏德迈根据个人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以党治国”时期作为最高实力人物的蒋介石一直在四种战线上作战，“对付日本；因对付苏联而要对付中共；对付中国内部分裂的趋势，以过去之军阀为代表也及于半独立的省主席与将领；还要对付西方帝国主义。”本来，国民党建立以党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克服民国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国家的权威危机和权力危机的，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J?内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一直受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目的是避免重现民国初期的混乱。”建立行政权力统一的现代国家是军政时期也即党建国家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这一任务没有完成，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必须拿出相当大一部分人力和物力来进行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工作，这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建设。对此，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现阶段党务方针》也指出了这个事实：“党在军政时期，对于建国大纲所规定的&政府一面用兵力，以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的革命工作，未能彻底完成，以致训政时期战争不息。加以军阀割据，日寇侵略，形成一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动荡不安局面，于是应在训政时期实现的地方自治和民生主义，很少成就。”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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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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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所立的三份遗嘱曝光
资料图：蒋介石
　　原标题：“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所立的三份遗嘱曝光
　　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北后，又入侵华北，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日，他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坐镇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同时调遣中央军主力至潼关一带，对张、杨的军队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张、杨鉴于日本侵略军的步步入侵，以及在与红军的作战中，损兵折将，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已经同共产党和红军达成协议，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蒋介石到西安后，张、杨数次到华清池蒋的住处，向他苦口劝谏，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的申斥。张、杨决定实行"兵谏"。
　　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活捉了躲在骊山虎斑石后的蒋介石，同时杨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随蒋抵陕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大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随后蒋介石被送押至西安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后迁居张学良公馆。蒋被扣押期间，他一度想到了死，甚至想自杀，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人们皆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写有遗书，但从未有人看见过，即使2004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对外公开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其中虽然提到遗书事，但没有具体内容。今据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蒋介石日记(1945年以前的日记复印件已对外开放)，将遗嘱介绍如下，并就蒋的日记分析其写遗嘱的原因。
　　给宋美龄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给蒋经国、蒋纬国
　　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政府万岁！国民革命军万岁！
　　蒋中正。
　　上述遗嘱，虽然均写于日，但在当时的日记中并未记录，而是录于西安事变二周年之际，即日和12月20日。蒋介石在13日的日记内写道："本日捡得前年在西安寄妻与两子之遗嘱，读之不禁有隔世之感。此特录之。"在20日的日记中云："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西安遭难时告国民之遗嘱，特录之。"
　　另外，12月15日，蒋介石写给宋美龄一信，交给奉宋美龄命随同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蒋介石的顾问)一起来西安了解真相、也是深得宋美龄和蒋介石信任的黄仁霖转寄。此信与前两份遗嘱内容相差无几，实即遗嘱，录之如下：
　　兄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为余妻之丈夫，亦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归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惟经国与纬国两儿既为余之子，亦即为余妻之子，务望余妻视如己出，以慰余灵而已。但余妻切勿来陕。(蒋介石日记，日)
　　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蒋的三份遗嘱于20日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也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记记其事云："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日，据张俊义译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这里有不同之处：一、蒋介石遗嘱交宋子文的日期，蒋日记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记系12月21日，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二、遗书交给宋子文的时间，宋子文日记为当天他第二次见蒋介石时，蒋日记是在宋、蒋开始谈话之前，先将遗嘱交宋转宋美龄。蒋日记云："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先与张学良谈话，然后和张及端纳一同见蒋，因蒋看到宋美龄致函，情感激动，呜咽说不出话，宋子文乃示意张和端纳出外，由自己单独与蒋谈话。三、蒋日记没有记述让宋子文将遗嘱给张学良看。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蒋介石日记，日)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
　　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他的部属张学良、杨虎城拘押，沦为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而他经过十年的"剿共"战争，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消灭红军已经指日可待，西安事变爆发，使他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宁愿死，也不愿受侮辱，不愿放弃"剿共"。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总之，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力巅峰，跌落至谷底，沦为他部属的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他踌躇满志的"剿共"计划从此功亏一篑，完全破灭，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这是他准备死而写下遗嘱的一个原因。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
　　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九一八"后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土、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按因果关系的逻辑推论，他被已经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的东北军、西北军扣留，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第316期，日)主张严惩。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4日，在端纳的劝说疏通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移住张学良公馆。在张宅，张学良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蒋介石日记，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红军参加的情况下，15日，蒋写了给宋美龄的信，表明他决心"为国牺牲"，"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黄仁霖转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给黄听，"为黄朗诵者二"，希望黄记住这些内容，即使信被张学良扣留，回去后可以向宋美龄口述。(蒋介石日记，日)17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以为共产党来插手其间，会加重他的危机处境，会加速他的死亡。后来宋美龄至西安，蒋亲自对宋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
　　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让他从新城大楼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起初他坚决不肯，后虽同意移居张学良公馆，但与张学良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并送他早日回南京。(蒋介石日记，日)及到张宅，张向他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他严厉拒绝，并痛斥张学良，"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16日，南京方面继13日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又正式颁发讨伐张、杨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为讨逆军西路、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在兰州、潼关集结十数万兵力，东西呼应，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忍辱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处罚，请被扣押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却提出限期送他回京为交换条件。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后，态度谨慎，认为蒋气量狭小，翻脸不认人，如果轻易放蒋，恐遭打击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则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主张杀掉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又派蒋百里劝说，同意照蒋介石意三日内回京，蒋这才于17日给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轰炸西安三天。当然，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还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蒋介石的。蒋对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蒋介石感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杀的准备，他在同一天的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宋子文日记也记述了当时西安方面有杀蒋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他20日日记云："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无望，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全面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把蒋介石杀死，这是蒋写下遗嘱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部下扣押长官，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叛逆"、"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日)
　　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是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来要挟张学良、杨虎城早日释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将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轰炸西安的飞机炸死。这一点，宋子文也很清楚，当蒋介石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C}{C}成功{C}{C}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日)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
责任编辑：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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