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时间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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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时间新考
　　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驻沪代表团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这一时间点，为破解斯特朗访华时间之谜提供了依据。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一位真正的朋友”（周恩来语）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970年）女士诞辰130周年。斯特朗（也曾译作史特朗）因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一篇光辉文献而家喻户晓，更因谈话中提出的“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反动派，而在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而博得“纸老虎女士”的雅号。
　　多年来，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个人多从国际外交、新闻传播、作品译介等方面来考察斯特朗第五次访华，很少有人按照治史的原则和方法来对相关史实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考证，致使一些基本史实至今没搞清楚，甚或出现以讹传讹的不良现象。比如，斯特朗此次来访的日期在哪一天？毛-斯著名谈话又是在什么时间进行的？由于毛泽东和斯特朗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对此均无明确记载，因此，上述两问题一直困扰着党史学界。在1960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只在文章题下把谈话时间署作“一九四六年八月”，没有署日，对斯特朗来华访问日期只字未提。修订后的1991年版《毛选》，把谈话时间改署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访华日期为“一九四六年六月”，未署日。嗣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传记、年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党史军史基本著作，多沿用此说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笔者体会，这里的“史”首先必须是准确的历史。在深入学习党史军史过程中，笔者在对大量原始文献加以悉心考证后发现，上述两个时间值得商榷。
　　关于斯特朗第五次来华访问的时间问题
　　重庆版《新华日报》是当年国内第一家对斯特朗第五次来华访问进行报道的媒体。日，该报刊载来自上海的航讯稿，文中称：斯特朗女士“在上星期到了上海，她打算周游全世界，采访新闻，以中国作环球旅行的第一站”。另有资料表明，斯特朗此次搭乘美国海军航空运输处飞机正是从上海入境的。7月21日是星期日，由此推算，斯特朗来到中国的时间，当在日至7月20日那一周的某一天。这一时间段，还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印证。同年8月9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由斯特朗撰写的时政新闻稿《延安被炸目击记》，就8月2日中午蒋介石飞机轰炸延安总部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全面、准确的揭露。在文前配发的《编者按》中有如下文字：“此次她（指斯特朗――笔者注）代表美联社、八个报纸的记者于七月中旬抵沪，于八月一日由平飞延采访。”可见，斯特朗第五次访华时间绝非“一九四六年六月”。
　　那么，斯特朗抵达上海的具体时间是哪天呢？
　　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发的“新华社延安六日电”中披露：早在7月17日，《上海大陆英文晚报》记者曾就中国的和平谈判是否有望一事采访过斯特朗女士。这则史料说明：至迟在7月17日，斯特朗就已在上海。
　　另有一则史料记载：1947年4月，香港光华书屋印行了由史特朗著、孟展译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在该书正文之前的《介绍史特朗女士》一章中，记载有“在她第一次参加周恩来先生招待上海中外新闻记者会议时――正是她抵中国后第三天”等文字。因此，搞清楚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日期，无疑是解决斯特朗访华时间问题的关键所在。
　　再细查当年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主流媒体，果然有重要发现：日，《群众（周刊）》以《周恩来将军谈三大问题：一、军事冲突 二、救济问题 三、昆明暗杀事件》为题，详细报道了“7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同志于上海寓所招待记者，到会中外记者百余人，报告日益扩大的各地冲突的情形，救济问题及对最近发生的昆明事件（指国民党特务先后于7月11日晚间枪杀民主同盟执委李公朴先生、7月15日下午枪杀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教授――笔者注）以无限的悲愤向新闻界控诉……”文末还特别注明：“周恩来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同志译成英文，次日各报报道，社会反响强烈。”如7月19日，上海版《大公报》以《周恩来语犯陈立夫》为题，报道了采编自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有关7月18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马斯南路寓所组织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情况的简短消息。
　　经查，在整个1946年的7月，除7月18日下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外，上述各媒体再无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召开其它中外记者招待会的记载和报道。因此，以上几则史料已充分证明：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访问的确切时间是日（此日期是按斯特朗“抵中国后第三天”参加中外记者招待会倒推出来的。按照通常的理解，“抵中国后第三天”不是抵达中国的第三天，而实际上应该是第四天）。
　　关于毛-斯著名谈话的时间问题
　　笔者考证认为，目前所公认的毛-斯著名谈话时间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说法，并不准确。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原有认定证据有缺陷。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修订情况》长文中，就1991年版《毛选》把毛-斯谈话时间由1960年版“1946年8月”之说第一次认定为“日”，所本依据有二：
　　其一是陈继馨和尹毅玲两位作者撰写的文章，题为《斯特朗的六次访华》（以下简称《陈尹文》），发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印的《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11期上。文中说“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马海德、陆定一的陪同下拜访了毛泽东。”
　　另一个是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传》）一书。书中写道：毛-斯谈话“时间原定于8月5日，因一场暴雨引起山洪，不能过河，只好推迟一天进行。8月6日上午，安娜?路易斯从观察组大院乘上一部卡车……到达杨家岭”。
　　笔者认为，上述两份材料本身存在问题：
　　《陈尹文》无一篇参考引证文献，也未见引用有关档案资料，其中单凭一句会议活动通知式的――“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文字而不提供“党中央安排”的相关文献档案为据，就写明毛-斯谈话时间，似太过简单化，实难令人信服。
　　《斯传》英文版最早于1983年由纽约兰登书屋出版，作者乃斯特朗的侄孙特雷西?B.?斯特朗和侄孙媳海琳?凯萨。对于毛-斯第一次谈话时间为“日”的说法，书中并未指明原始出处。尤需特别指出的是，经笔者考证发现，《斯传》对斯特朗第五次访华一些关键时间的记载，虽明确写有具体日期，但因其多与史实不合而并不足信。如斯特朗自美国抵达上海的时间，原著为“日”，如前所考，这一日期显然错了。甚至连斯特朗从北平飞抵延安的日期记载亦有误，原著记作“日”，而实为“日”，有当天发表在《解放日报》显著位置上的专门报道为证。1986年版中译本对上述有关基本史实，未能加以必要的校勘和注释。治史者如不加审慎辨识就“洋为中用”并引以为据，导致结论失真是必然的。
　　二是与斯特朗原著相关记载不相符。第一，与当日特定的气象特征不合。斯特朗在其1940年代公开出版的原著《明日中国》和《中国人征服中国》等“当时之简”中明确写道“我同毛泽东约定的第一次采访，因为当天清晨的一场大雨，导致延河暴涨而推迟。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同一名随员乘卡车前往毛泽东住地”。尽管斯特朗在这里没有指明原计划第一次采访的具体日期，但有当天气象的实时描写，即因“一场晨雨（A Morning Shower）”而推迟至次日（The Following Day）方成行。查《谢觉哉日记》，日延安地区天气是“微晴 下午雨”，8月6日“晴”。显而易见，“日”不会是毛-斯第一次谈话时间。第二，与斯特朗当时的作息安排不合。斯特朗于8月1日中午飞抵延安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延安外事组组长杨尚昆下午即前来看望她，并与之详谈。之后，他们又一起重新布置室内摆设。斯特朗在《中国人征服中国》中明确写道：“在饱受上海和北平夏日里闷热恼人之苦后，一到延安，我就爱上了这儿的窑洞。头五天里，我除了睡大觉，几乎什么事也没干。”而8月6日，正好是其抵延后“头五天”的最后一天（抵延当日，即8月1日，她要会见杨尚昆，布置室内摆设，显然没包括在“头五天”里面），时年62岁的斯特朗正在休息，不可能与毛泽东见面。第三，与实际谈话次数不合。毛-斯谈话并非一次，而是两次。斯特朗在1947年第6期《美亚》月刊上发表的《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中明确提到，《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是她在1946年8月先后两次采访毛泽东后写成的，而该英文版访问记是中文版《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的母本。因此，谈话时间当不止一个。
　　三是斯特朗遗稿中未见当日的实时访谈记录文字。斯特朗在1947年第4期《美亚》月刊上发表的《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开篇第一句就阐明她到延安主要就是直奔毛泽东而去的。查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藏斯特朗遗存全部文献，在日至8月6日整整5天里，斯特朗只在8月6日那一天写有1篇题为《蒋介石耍花招令马歇尔丢脸》的文稿，没有与采访活动有关的任何文字。设若毛-斯第一次谈话真的发生在8月6日，作为在新闻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女记者，对这么重要的访谈竟只字不写、片纸未留的做法实在令人费解。这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斯特朗“头五天里，我除了睡大觉，几乎什么事也没干”的说法，同时也强有力地反证其当天根本没有去拜会毛泽东。
　　带着上述疑问和困惑，笔者在查阅大量原始英文文献和时政新闻史料后，发现：（一）《谢觉哉日记》中关于延安地区1946年8月的天气记录，除17日、26日、29日等3天无记载外，在其余28天中唯有8月20日为“晨雨”，且日记中对其当天上午活动情况只字未提、唯记有“下午赴交际处宴蒙古参观团”事项。笔者推测，延安那场夏日山区“晨雨”估计确实太大太猛烈，使人难以出门办事或上班。（二）斯特朗遗稿中，在8月21日共有4篇文献，其中《毛泽东号召誓死保卫边区》、《中共准备为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奉陪到底》、《苏美开战之谈纯属烟幕……毛泽东如是说》等3篇文献与《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在内容上的关联度非常高，而在谢觉哉无天气记录的那3天之次日（即18日、27日、30日），均无一篇文稿。据此，可以充分地推定毛-斯第一次谈话时间是“日”。（三）关于毛-斯第二次谈话，斯特朗在《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的说明文字中专门指出，他们在谈话过程中涉及美国将大量的战后剩余物资以原成本价四分之一的超低价格让售蒋介石一事；在《明日中国》、《中国人征服中国》等著作中，有多处记载表明正是毛泽东本人告诉她美国政府已把价值20亿美元的剩余战争物资售与蒋介石，时间就在美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交易合约已经两国政府正式签立的那一天。经查，美蒋公开发表此项联合声明的时间是日下午4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当即播发了该联合声明。《新华日报》也以“本报上海三十一日专电”的形式发回新闻电讯稿。按惯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当天下午6时至7时的时事新闻报道节目中播发了这一爆炸性新闻。因此，可推知毛-斯第二次谈话的时间是“日”。上述结论，笔者在辗转联系上《斯传》原著作者特雷西?B.?斯特朗教授后，已获得他的首肯。
　　（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编审）
　　阅读延伸
　　史特朗：“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当年访华时，新闻媒体多把她译为“史特朗夫人”或“史特朗女士”。据称，“史特朗”这个称呼，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给斯特朗取的，喻为“一个对历史特别明朗的人物”。（魏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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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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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蒋介石的敢死卫队
□郑明武/著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蒋介石从南京撤离到武汉后，日本鬼子很快也打了过来。蒋介石立即召开会议，组织武汉会战。　　国民党节节失败，却又不断组织会战，给小日本帝国带来了一定的打击。这令日本鬼子非常不爽，他们非常希望让蒋介石消失，使中国陷入无人领导的混乱，小日本好从中得利。　　于是，大批的日本特务、中国汉奸，开始四处打探蒋介石的行踪。　　4月21日，日本情报机关突然得到信息，蒋介石当天将坐飞机去徐州指挥台儿庄战役。　　得到情报，日本鬼子非常兴奋，立即组织了三架飞机对蒋介石的飞机进行攻击。然而不幸的是，小日本的这个情报得到的晚了那么一点点。日本飞机一路追踪，等赶上蒋介石的飞机，蒋介石已经在徐州下飞机，换上了汽车了。　　追了半天白追了！三架飞机上的日本鬼子非常恼火，这满腔愤怒无处发泄，只好对着机场的飞机就是一顿扫射，这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干掉蒋介石大业还没有完成，日本特务仍需努力。在日本情报机关的不懈努力下，他们终于知道了蒋介石和他的敢死警卫住在武昌的省政府官署内，但官署内的具体部署他们却无法掌握。　　既然知道了蒋介石的居住地，就要赶紧实施轰炸。　　日，小日本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轰炸，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天，小日本又组织了16架飞机，直奔武昌省政府一带而来，其目标就是蒋介石的官邸。　　这次蒋介石反应很快，他听到飞机的声音，立刻意识到可能是小日本的空袭，他拉着宋美龄，在警卫的护卫下向不远处的防空洞跑去。　　飞机的速度自然要比人跑得快多了，蒋介石夫妇刚踏到防空洞口，还没有来得及下楼梯，小日本投下的炸弹就爆炸了。强大的气流摧垮了很多建筑物，也把蒋介石夫妇从防空洞洞口一下子送到防空洞内。　　日本鬼子的轰炸还在继续，蒋介石躲在防空洞里，只好祈求上帝保佑了，防空洞并非能够完全防备空袭，如果有较强炸弹在防空洞附近爆炸，防空洞内也不安全。蒋介石身边那些警卫虽然在地面上非常生猛，但对从天上落下的炸弹，他们也无能为力。　　幸好日本鬼子不知道省政府官署的部署，更不知道里面防空设施的情况，蒋介石躲身的防空洞并没有受到炸弹的近距离轰炸，蒋介石夫妇才逃过一劫。　　蒋介石这次溜得快，进了防空洞，却有一些警卫分守在行邸各处，空袭来临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进防空洞，被当场炸死或炸伤。一个警卫最是倒霉，正靠近一枚炸弹，被炸得血肉多块，粘在墙上，惨不忍睹。　　在被小日本轰炸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决定让警卫搬家，他们先搬到东湖武汉大学内居住。　　第二天，蒋介石再次搬家，搬到汉口　　的中央银行。在很多警卫看　　来，蒋介石的这个新家并不　　安全，中央银行地处法租　　界。因为空袭相对较少，所　　以这里特别繁华，中央银行　　外面的大路上，车水马龙，　　非常热闹，这样的环境，非　　常不利于蒋介石行邸的保密，也不利于警卫人员在外围的巡逻。　　同时，这个银行的另一面是长江，一旦蒋介石的行踪暴露，小日本的战舰即可开到中央银行附近的江面，对蒋介石行邸发动攻击。　　守卫这样一个相对危险的地方，警卫们采纳了江湖上流传已久的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为此，警卫们改变策略，在外面很少布防武装警卫，而是大量布防便衣，以让外界很难想到这里会有重要人物居住。　　在中央银行的内部，则是警卫森严，和外面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靠着这个办法，蒋介石在中央银行真的躲过了小日本的空袭，直到撤离武汉时，蒋介石才离开了这里。蒋介石唯一一次到延安_新华每日电讯
蒋介石唯一一次到延安
日 10:03:51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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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8月,蒋介石飞到了延安。
　　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
　　8月7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住进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此时,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
　　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当胡宗南说此次彭部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增援部队时,蒋介石说,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作战时显露出的缺陷。蒋介石特别强调,迂回增援的整编三十六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意料的奇效。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
　　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
　　尽管从1927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军通过5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
　　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对比宋美龄喜爱玫瑰,广植士林官邸之中,蒋介石则喜欢梅花的幽香,因此他曾指示将官邸园中数百株红樱花移至阳明山,改种梅花。每逢梅花盛开时节,蒋介石也会前往桃园、大溪角板山等地,与他溪口老家相似的几个景点,上山赏梅,并摘一支满意的梅花送至宋美龄书房。
　　蒋介石日常生活颇为平凡,依旧偏爱家乡咸鱼风味,兴致来了,会亲手帮宋美龄炒个蛋炒饭。虽然两人生活习惯不一样,一个早睡早起,一个晚睡晚起,最常见面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但除非蒋介石到外岛、南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和宋美龄平时在台北几乎每天见面。
　　至于蒋介石的作息,一如外界所言,生活很有规律也很简朴。早上起来一定是祷告,读《荒漠甘泉》,然后吃早饭。吃完早饭后去“总统府”办公,回官邸吃午饭后批公文。经济会谈一般都是上午9点钟开始,地点在“总统府”。
　　蒋介石喜欢看电影,迷电影明星,例如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官邸前前后后播了十几次。有时蒋介石晚间心血来潮,还会跟侍卫说,“晚上想看电影”!官邸人员就会呈送片单给他挑选,如果挑不到满意的,蒋介石就会说:“放那个”,官邸就知道要放他特别爱看、由李丽华和严俊主演的《狸猫换太子》。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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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接连不断地进行了三次“大搬家”。这三次“大搬家”都是由杨尚昆亲自组织和实施的。因此杨尚昆也曾谈到: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组织指挥中共中央机关的三次“大搬家”。
　　中共中央的三次“大搬家”的背景虽然各不相同,却一次比一次繁杂，组织工作更是千头万绪。杨尚昆在这三次“大搬家”中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才能和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为党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　　第一次“大搬家”——撤离延安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派军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各解放区，8月2日，派飞机轰炸延安。11月以后，延安的临战气氛已经越来越浓。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日，刘少奇在党校召开的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进行动员，宣布杨尚昆为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邓洁为副司令，李涛为参谋长，一共3个人，负责疏散工作。　　“红都”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中心。自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这里已“经营”了十余年时间,其疏散和搬迁的繁琐程度可想而知。面对艰巨的任务，负责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向后疏散的任务的杨尚昆不敢有丝毫马虎。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1.毛泽东指示——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　　单说大量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核心机密的文件和档案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颇费周折。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央机关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开始了文件转移的准备工作。　　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开始的，中央秘书处收到各方面交来的文件1.6万多件。经过整理后，对没有留存价值的文件，进行了销毁。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下达：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携带”，不必留的事务性文件“应即销毁”。根据这一指示，经过分类，仅中央秘书处就烧毁文件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的电报达13355件。　　然而，有些部门行事比较仓促，结果将一些不应销毁的文件也销毁了。另外有一个单位一次就烧毁10余箱次要档案。这些情况报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一贯重视档案保护、留藏的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立刻发出指示:“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但该保存的要好好保存，不能任意滥烧。”毛泽东指派安子文到中央组织部等单位检查疏散转移档案的情况，并向各机关传达他的指示，要求各机关准备撤离事宜要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书处先期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筱)岭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　　日，中央机关特地组成材料保管委员会，将秘书处、机要处、中组部和军委总政等单位的材料集中转移到瓦窑堡、晋绥兴县等地，由曾三押送。　　2.饶漱石的求情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除了大宗的文件材料和物资需要转移，不能受一点损失外，人员的转移也是相当繁杂而沉重的任务。延安有许多文职机关、后勤行政部门都要撤离。这支队伍十分庞大，行动起来不免拖沓，因为其中包括许多老人、妇女、年龄不等的孩子，以及大量的辎重。　　有鉴于此，在杨尚昆担起撤离延安的组织领导工作后，于1947年初就立即行动起来。疏散的第一步，就是将一批老人、领导人的夫人、孩子3000多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陆续护送出延安，集结到了瓦窑堡。如果敌人进一步逼向延安就东渡黄河向晋西北转移。当时，杨尚昆命令集中各机关所有骡马，并向群众征调了一批骡马，分配给各机关。由于敌人的进攻行动还未开始，所以转移工作虽然紧张但还比较有秩序。在瓦窑堡集结是以防紧急中与机关和部队同时行动可能出现的混乱。　　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临近春节了，胡宗南的部队仍未发起对陕北的军事进攻，中央领导机关依然留在延安，于是先行到瓦窑堡的家属们便有点想家了。有人便提出：“敌人又没有打延安，让我们回延安过年多好。”面对家属要回延安过年的请求，杨尚昆考虑到将这些人转移到瓦窑堡不容易，为此动用了很多骡马以及沿途照应的人力，所以没有轻易应允。但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却几次出面，并亲自跑到王家坪，请杨尚昆同意让家属们回延安过春节。面对饶漱石的一再请求，杨尚昆无奈，只得同意有限制地回，放了1000多人回延安过春节。　　谁料这些人回到延安还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发起了对延安的攻击。杨尚昆随即又组织这些人转移。此时情况紧急，各部门都在撤退，对这些人就不可能像上次那样按部就班、面面照顾了，也不能要骡子有骡子、要马有马了，有些人只好步行。虽然从延安到瓦窑堡仅有50多公里，但是仍然有些人怨声载道，埋怨脚上起了泡。　　经过这一番折腾后，杨尚昆深深地体会到中央服务工作的庞杂与繁难，不过，幸好他提早组织了撤离，幸好放回延安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否则3000多老弱妇孺和辎重待胡宗南进攻时才着手动作，就真要抓瞎了。杨尚昆后来在回忆时谈到：“为什么以后中央机关的大部队过黄河比较顺利呢？就是因为有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已经转移到瓦窑堡，所以胡宗南一行动，我们就赶紧通知这些人过黄河。”在这支队伍中，有很多老同志，比如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但杨尚昆没有同他们一起撤离。　　3.杨尚昆亲自调度指挥，解决混乱局面　　当胡宗南发起进攻后，杨尚昆马上通知预先集结在瓦窑堡的人员向东转移，东渡黄河。因为有中共中央机关，有部队，还有地方机关和群众，人马如潮，在撤退和渡河过程中难免出现了一些混乱局面。　　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无人区，中央机关开始纷纷撤离延安。3月18日，毛泽东离开延安。3月19日，彭德怀也撤离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在从延安到瓦窑堡、清涧、绥德至黄河渡口的一路上，人畜拥挤，加上国民党飞机经常来侦察、袭击，转移的部队难免出现一时混乱。为了防止空袭，转移部队经常夜间行军，白天躲避休息。　　1947年3月中旬，杨尚昆离开延安到达瓦窑堡。此时，叶剑英还留在王家坪。在瓦窑堡，杨尚昆见到了前期到达的任弼时。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任弼时因为得知曾三的部队失去联络，吴玉章、邓颖超等人还没有配备骡马，一见到杨尚昆就焦急地说，“你赶快到黄河边去指挥，不然一堆人渡河就乱套了！前面归你统一指挥。”情况万分紧急，杨尚昆马上想办法搞到一辆吉普车，连夜赶到黄河边。杨尚昆先去看望了董必武、谢觉哉等人，并安排牲口，让他们先东渡黄河，到山西贺龙那里。接着把疏散混乱的部队理顺，安排渡河。在困难面前，大家觉悟很高，同仇敌忾。　　军委三部的武装坚壁队，夜以继日地抢运器材，坚壁物资。社会部的人员，抢救翻到河沟里的物资和马匹。日，中央增派范离为中央后梯队司令员，前往晋绥根据地，主持东渡黄河和接洽安置工作。杨尚昆则在黄河东、西两岸来回穿梭，负责把疏散的人员、物资运送过黄河，把黄河东的安置情况向任弼时及时汇报。那时候，杨尚昆还没有到后来中央后委的驻地——山西临县三交镇，等到叶剑英等带着王家坪的同志到达三交镇时，大家才逐渐地集中到这里。到3月底，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需要撤离过黄河的人员，已经分别安置在晋西北的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日，中央电告各解放区领导人，中央工作机构决定分为三部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留在陕北（简称中央前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率领一部分工作机构，经五台山转移太行（简称中央工委，后来进驻河北省西柏坡村）；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成为中央后方，暂留晋西北，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率领(简称中央后委)。　　这次中央机关大迁移的组织，是杨尚昆接手办公厅后经受的第一次重要考验，证明了他的智慧和能力是完全胜任这一领导工作的。　　第二次“大搬家”——从晋绥根据地到西柏坡　　1947年底，经过一年半的较量，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效地扩大了解放区。而日的石家庄解放，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了一片，使西柏坡的周边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安全环境，而先期到达河北西柏坡的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已经在西柏坡打开了局面。　　为了更便于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偏居陕北13年之久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前往河北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指挥全国的解放。　　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这次十二月会议上,中央初步考虑中央纵队(前委)东渡黄河同中央工委会合。　　日,叶剑英和杨尚昆接到周恩来和任弼时来电: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接到电令后，杨尚昆立刻开始着手指挥和组织中共中央机关进行第二次“大搬家”。　　1.南北两路转移　　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领导机构搬迁转移时,情报、通信工作则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所以，在1948年1月初,杨尚昆就派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到河北平山同中央工委接头,预先布置通讯接转工作。1月中旬,杨尚昆派军委供给部范离到晋绥和晋察冀军区接洽,解决运输力量和沿途食宿问题,商定由晋绥军区负责护送,晋察冀军区负责接应。　　据查，当时从安全方面考虑,转移的路线分南北两路。南路由三交镇经岚县、静乐、轩岗到崞县,这时崞县一带常有阎锡山的部队出没,所以到聂营需从豆村南下进入平山；北路从三交镇经兴县、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五台到聂营,这一线可以走大车。沿途经过的村庄小,粮草供应困难,只能由精干人员以小分队行军方式进行。聂营是个转运站,再往前就由晋察冀军区接运。1948年1月下旬,按杨尚昆的要求,军委二局、三局抽调400多人组成先遣组,携带必需的通讯器材首先离开三交镇，接着第二批520多人又携带部分物资出发。　　日,叶剑英和李涛、李克农离开三交镇。这样,军事和情报系统的电台都已经沟通。杨尚昆仍留在三交镇,一边做后委的结束工作,一边等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的队伍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　　2.毛泽东的科学预言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一行人到达三交镇的双塔村，并由杨尚昆接待。当晚,杨尚昆陪同毛泽东等到三交镇看望后委的同志们。随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行带一架电台和部分警卫人员共100多人,于3月25日经兴县蔡家崖，在晋绥军区所在地小住数日后,走北线前往西柏坡。　　毛泽东经过三交镇时，给杨尚昆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件事情。一是批评晋西北的土地改革搞得很“左”。这件事虽然是由康生和陈伯达指挥的，但毛泽东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情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列主义到哪里去了？！”另外一件事情则是毛泽东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做了评价。毛泽东谈到:“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这60个月又可分为两个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侯，我们是"下坡"，有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后来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言。　　3.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的会合　　日下午，召开了搬迁动员大会，周恩来和任弼时分别讲了话。3月底,杨尚昆率领最后一批人员分批出发。行前商定:由军委二局的谢逸志率一个组打先锋,由一局的张一民带一个组善后,并沿途检查行军纪律。人员按单位编组:一般干部和战士自背行李步行;中级干部和体弱的同志骑马或骑毛驴,也有的乘坐驮轿;儿童坐在柳条筐里,一头毛驴驮2个,一匹骡子驮4个。沿途每隔25至30公里,由军区设一个兵站,负责安排转移人员的住宿和骡马的草料。日,我军收复延安的消息传来。在胜利的喜悦中,杨尚昆率领大家到达了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城南庄。10天后,周恩来和任弼时先到西柏坡。毛泽东因准备访苏暂住城南庄,直到斯大林提议推迟访苏时间后,才于5月27日来到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后委合并。　　在人员转移的撤离延安时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档案文件又要进行第二次转移。在此次转移前，材料保管委员会已作了更充分的准备：一是又搜集和抢救了一批档案，主要是接收了被撤销机关的档案、个人保存的材料、旧政权的档案和坚壁在陕北的档案材料；二是把所有档案都作了分类甄别和处理。1948年4月初，精简后的64箱档案被装入铁皮箱，全部由牲口驮运，依然是在曾三的率领下，从兴县刘家曲出发，途经岚县、静乐、忻县、五台山进入河北阜平，于5月上旬到达建屏县西柏坡。　　应该说，第二次“大搬家”是一次很顺利的转移。　　第三次“大搬家”——从西柏坡到北平　　杨尚昆在日的日记中写到：“形势发展迅速，移动有提早之可能，需积极准备。”1月27日，又在日记中写到，“晨回夹峪，约邓典桃（当时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等谈准备移动问题。”2月1日，杨尚昆又在日记中写到，“约同廖（廖承志）、祝（祝志澄）、刘（身份不详）共商移动中广播的接替问题，……”从杨尚昆的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杨尚昆已经开始部署中共中央的第三次大搬家。　　1.商谈先遣工作　　其实早在日，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时，杨尚昆就派中直管理局局长范离去北平勘察中共中央机关的驻地。1月27日，杨尚昆与周恩来商谈中央机关移动问题，先派李克农负责布置一切。即以周恩来名义电告彭真、叶剑英和王诤早些做准备。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1949年1月底,叶剑英即来电,要求杨尚昆去北平,筹划把中央机关迁往北平。日，杨尚昆同李克农商谈先遣工作。杨尚昆在日记中对这次搬迁的重要性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自延安起，3年来均在搬与安二字上工作，而此次移动则大有不同：①由乡村到城市（而且是大城市）；②时局正在最紧张的关头，不如延安的偏安，也不如三交时之安宁，指挥工作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③北平是局部和平而得解放者，未经清洗，一切微生物（中外的）都很多，应当引起最高的警惕。驻地问题，我们有一方案，夜间请示周（周恩来），他均同意。”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出：面对复杂的时局，杨尚昆在当时不敢有丝毫马虎。尤其对安全和驻地问题更是千思百虑。2月1日，杨尚昆与廖承志谈中央机关移往北平时，新华电台不中断广播问题；同日，又与从北平来的滕代远、吕正操和黄克诚谈移动时的铁路交通安排。　　但是杨尚昆并没有立刻动身，因为，周恩来告诉杨尚昆说:“你抽不出身来，因为有"客人"马上就到。”日，李克农前往北平部署搬迁一事。2月10日，杨尚昆与罗荣桓谈移动时的警戒、运输问题。正如杨尚昆所料，安全和驻地问题是中共中央第三次“大搬家”的重中之重。　　2.安全警戒　　进入北平,首先要考虑的而且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警戒。北平虽然已经解放，但北平毕竟曾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所在地,原来特务机构林立,包括国防部的保密局、二厅、党统局、华北“剿总”两处，阎锡山的特务系统，还有美英的国际间谍,八大系统，再加上从东北、华北和西北流窜进北平的暗藏特务，一下子也不可能全面搞清楚。国民党在北平的党政军机关虽然已被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管，但社会政治环境一时还来不及清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1949年初中央就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三具体负责,并着手进行筹备。　　对于安全警戒，周恩来十分重视。周恩来向杨尚昆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搞扫雷的，另一个则是搞无线电的。这两人和范离等一起，作为先遣人员去香山。日，陈云和罗荣桓从东北到西柏坡汇报工作，周恩来请四野先抽调一个师到香山一带驻守，准备保卫党中央。四野派吴烈所部一个师进驻香山一带，并在香山制高点“鬼见愁”设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　　3.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临时住地　　为选择中共中央迁移北平后的驻地，1月中旬，杨尚昆先后派李克农和范离到北平选址。当时中南海曾经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闹市，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经过实地勘察,并同叶剑英、彭真商量,李克农、范离建议中央机关迁移北平后暂驻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西郊香山。那里环境幽静、林木繁盛，并且有利于防空。香山的慈幼园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只要把这些房舍稍微修缮，正好可以供中央机关使用，这对安置中直机关的5500多人至关重要。这个慈幼园是由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创办的，而熊希龄的双清别墅正好可以供毛泽东临时居住。　　在杨尚昆自己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1949年2月底，李克农来电，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起见，中央机关对外称“劳动大学”。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内弓弦胡同15号。第二站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处，就进入香山。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工青团等群众团体为了便于联系群众，驻在城内。　　中央机关暂住香山,有优点,但缺点也难以避免。首当其冲的是交通不方便,又太分散,有时跑一个地方就要花一天时间。当时中央办公厅没有汽车,从香山到城里办事没有车不行。杨尚昆只好跑到四野政治部找肖向荣。肖向荣把收缴的20辆汽车拨给他使用，这才稍稍缓解了矛盾。　　从西直门到香山,当时没有正规的公路,汽车上不去。杨尚昆从四野调来一个工兵连,用20天时间赶修了一条公路,汽车可以直上香山,到双清别墅,这是中央进北平前修的第一条公路。杨尚昆还特地请来廖承志,把电台广播的交替问题安排好。　　4.飞向北平　　在上文中提到的周恩来所说的客人,就是斯大林派来同中共中央商讨党政军大事的米高扬。在送走米高扬后，1949年的3月5日—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详细规划了新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会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3月23日启程向北平进发。杨尚昆在此以前，已经经历过两次“大搬家”。那两次,都是骡马驮运和两条腿走路,还要时刻提防国民党军的骚扰和空袭。这次从西柏坡进北平,已大不相同，共产党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运输也有汽车和火车了。大家的心理也起了变化:撤离延安时,为了轻装,大家生怕东西丢不掉;这次相反,什么东西都舍不得丢。有的人连一张木板床都想运走，说这张床睡着舒服，坚持一定要运到北平。杨尚昆等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说服大家。　　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主持召集各单位负责人会议,由赖祖烈报告香山驻地的情况。会上宣布中央书记处在25日抵达北平,指定杨尚昆24日提前到达北平。　　3月20日,第四野战军派保卫部长钱益民、三十七军副参谋长苏静等人,带领一大批同志,开着130余辆汽车,从北平到西柏坡给党中央搬家。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率领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3月23日下午,杨尚昆和伍云甫一起坐小吉普离开西柏坡。为了赶在中央的队伍之前到达北平,他们不走行唐、唐县到保定那条线,而走捷径，经灵寿北向定县,到保定时已是午夜。天一亮他们又立刻启程，24日中午到涿县,在四十二军万毅部驻地略事休息，下午3时又乘车赶路,终于在黄昏赶到香山,和范离、田畴谈了一下工作情况,即下山到振芳楼,夜晚即宿于楼上。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一行于3月23日夜宿在唐县淑闾村,24日下午到达涿县，晚上住在了四十二军司令部大院。25日凌晨2时从涿县上火车,清晨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下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　　3月25日上午,杨尚昆和伍云甫上香山查看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住地。毛泽东的住所安排在双清别墅,坐北朝南,房舍宽敞,环境也很安静。西南面有两个防空洞。西边,有小径通向来青轩,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所。杨尚昆住在附近的昭庙,这是中直党委和中央办公厅秘书处的办公处。中午,杨尚昆去颐和园看望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后,即与李克农一起到西苑机场,检查中央领导人会见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及检阅部队的准备工作。检查完毕,又立刻赶回香山。为此杨尚昆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入城检阅这一盛事。　　日,因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暂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进城均住此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移居菊香书屋。随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也陆续迁入北平市内。　　在中央机关进驻北平的同时，日，那批两经辗转的档案文件，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转移。在周恩来和杨尚昆的统一指挥下，专门派了两辆卡车给秘书处。曾三率领工作人员将所有档案文件装上车，从西柏坡出发，第一天住涿州，第二天赶到北平。至此，两年又五个月的艰难历程终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这批珍贵档案文件在三次迁移中也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至此,第三次“大搬家”才算正式结束。
(责任编辑：廖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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