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评审主席：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会是个意外_财经频道_华讯财经_华讯投资
诺贝尔奖评审主席：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会是个意外
　　北京时间10月9日17时45分，瑞典皇家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的获奖者为行为经济学之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 (Richard Thaler)。
　　结果公布后，腾讯独家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特伦伯格。他表示，自己在芝加哥当地时间4点15分拨通了塞勒的电话，但直到打了三次对方才接通。
　　&我想，我是把他吵醒了&，斯特伦伯格坦言，平时的塞勒是个语言生动、善于表达的学者，但在接到电话时，言语并不多，大约还是在睡梦中的缘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将能够获得900万瑞典克朗（约738.49万人民币）的奖金。当问及塞勒是否透露，将如何花费这笔奖金时，斯特伦伯格表示，&塞勒称，&自己一定会非理性地来花费&&。
　　塞勒的回答和自己的研究成果一致。他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从70年代开始研究&人类的反常现象&，并在80年代开始提出，经济学理论基本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等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存在一定缺陷。塞勒提出，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缺陷在于：无论是企业理论、市场还是者选择理论，个人在所有经济现象分析中，均被假设成是理性和自利的，同时会尽可能地追求最大利益。然而，现实中的个人往往依靠直觉来解决问题。斯特伦伯格表示，塞勒的理论研究承认人的特质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承认人并非完美理性，是此次获奖的主要原因。
　　在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之后，外界也曾热议，中国何时会迎来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斯特伦伯格对腾讯财经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方式导致目前的获奖者大多是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就在经济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几十年前的中国经济理论并不像现在这么繁荣。&斯特伦伯格称，中国的一些机构在经济理论界的影响力正在日趋扩大，&假以时日，中国人或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应不是个意外事件。&
　　以下为对话实录：
　　表彰塞勒在行为经济学中的奠基作用
　　腾讯财经：今年将奖项授予理查德&塞勒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主要因为塞勒在行为经济学中的突出贡献。行为经济学关注人的特质，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承认人具有人的特质，并非完美理性。当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需要考虑人作为人的缺憾。
　　腾讯财经：打电话给塞勒的时候，有什么意思的细节吗？当时塞勒反应是什么？
　　答：塞勒住在美国芝加哥。我们打电话给塞勒，公布结果的时候，应该是芝加哥当地时间早上4:15AM。我们大约是打了三个电话，他才接听，估计是把他吵醒了。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对获奖预期并不大，得知获奖之后，非常开心。塞勒平时是个语言很生动，也善于表达的人，但是在接听获奖电话的时候，并没有说太多，估计是还没睡醒。
　　腾讯财经：塞勒是否提及会如何使用奖金？
　　答：塞勒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一定会非理性地来花奖金&。
　　政策可引导 但人总有选择
　　腾讯财经：但塞勒本身是一位具有争议的经济学家，特别在自由派学者中。他参与撰写的《助推》一书，提出政府可以通过一些&哄劝&式的政策引导人们进行经济决策。但是如何判定政府的政策是&助推&还是&管太多&？对于塞勒获奖，评委会内部是否有争议？
　　答：在授奖辞中，我们也强调了，之所以授奖给塞勒，主要为了表彰其在行为经济科学中里程碑式的研究，特别是他在80年代和90年代做的研究，而并不是因为《助推》。当然《助推》则诠释了如何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理解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我想强调的是，塞勒获奖的基础是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而不是实际应用。
　　另外，我觉得经济理论的应用，可能会出现好的应用和坏的应用。比如，如果你了解人的行为模式，可能也会用来操控消费者，比如让消费者去买一些他们并不需要的产品。
　　但塞勒的理论会强调两点：其一，人总该有选择。比如，&为明天存储更多(Save More Tomorrow)&养老金计划，虽然政策有所引导，但每个人都是自愿参加，也随时可以退出。这只是个养老金计划，并不是法律，不是强制每个人必须参加。其二，对于任何的经济政策都需要有&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塞勒的理论帮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更加轻松地做出决策。而不是单方面地要求政府应当加强某方面的监管。而对于一些已经被监管的领域，塞勒的理论将可应用于如何能监管得更好。
　　腾讯财经：当塞勒获奖之后，很多媒体提到了&为明天存储更多(Save More Tomorrow)&养老金计划。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评委会也支持人们应当提高储蓄率的观点？
　　答：我觉得，对评委会来说，更看重的是科学层面的突破。在实际应用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有些人的确有提高储蓄的愿望，但自控能力的缺失，却让他们无法达成自己的目标。而塞勒理论的应用，可以帮助这些想要达成愿望的人。但是，也许有些人没有自控的问题，那他们就不需要参加类似的养老金项目。
中国机构在理论界影响力扩大
　　腾讯财经：当今世界有很多棘手的经济难题，包括提高全球增长或是在自动化趋势面前发展劳动力市场。为什么选择在今年将经济学奖授予塞勒？是否是对特朗普&放松监管&或是其他现实问题的回应？
　　答：首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工作方式是这样的：我们会花很多年来评测各个理论的贡献。打个比方，每年我们会有一张名单，包含10到20个不同的理论研究，每年只有一个理论获奖，而其他那十几个则会轮至下一年。
　　由于评审方式，我们并不会对现下正在进行的经济现象有特别快速的回应，而且评奖标准也是以在经济科学上的贡献为准。
　　腾讯财经：在中国，人们总是会讨论，何时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对于当下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发展，是否关注？
　　答：首先，就像之前提到的，诺奖评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表彰的学者也都是在80年代或90年代就做出理论贡献的学者。而在几十年前，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并没有现在这么强。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在美国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我相信，假以时日，将会有中国人或华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需要时间。
　　中国已经在自然科学方面，特别是方面获得了诺贝尔奖，但那也是因为中国在方面有优良的研究传统。而我们也注意到，当下，已经一些中国研究机构在经济学方面影响力扩大。未来，如果中国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不会是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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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积极意义&&也有很大弊端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与失
日08:20&&&&来源：
上个月，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再度引发国人热议。有人不解，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背后必然有强大的经济学理论支撑，为何中国人却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不屑，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尔尔，不必过于遗憾或期待。对这个奖项乃至经济学发展给予此等关注的不只是中国，还有同样没获奖的日本等很多国家。因此，有必要发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与失之问。
得：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9年。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之际，时任行长普尔?艾斯布林克倡议在已有的诺贝尔奖项中增设经济学奖。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成立了由5到8名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对每年从世界各地收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名单进行资格确认、初选、复选，最终评选结果在当年10月公布。从1969年到2016年共颁发了48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对经济学发展阶段性成就的一个肯定，作为对经济学运用数学等自然科学工具进行探索并且形成一套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的一种鼓励，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它特有的标准记录了经济学发展路线，也引导了经济学研究方向。
从获奖成果看，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授予了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哲学思维（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根据个体行为分析社会现象），基本都运用了数学分析工具。如1988年的获奖成果是关于市场平衡和有效使用资源的数学公式。1997年的获奖成果是“期权定值公式”。2005年的获奖成果是运用博弈论推进人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2011年的获奖成果是使用计量经济学新方法分析经济政策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变化。2013年的获奖成果是金融市场中资产定价研究的新方法。在这一奖项的引导下，经济学发展逐渐集中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推崇定量化、数量化，对社会现象的分析方式也都是从个体行为出发。有人认为这种相对单一的经济学发展路线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的统一，提高了经济理论研究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使人们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和判断更加有根据。但也有很多人持不同看法。
总体上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推动了西方经济学的快速发展。40多年来，这一奖项表彰了西方经济学的诸多重要研究成果，也实现了它自身的价值――西方经济学的最高奖。例如，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之时，恰逢世界股票市场暴跌，而获奖人正是一直与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唱反调、主张政府必须有效干预市场经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索洛。经济学界人士称之为“适时的褒奖”，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成为西方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芒德尔建立的开放型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则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基础课。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利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对于消费、贫穷与社会福利的研究被认为推动了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转型。
失：三种色彩凸显其局限性和不足
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实践基础上的用于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趋势、提供决策依据的理论。经济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经济学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经济学的谱系再宏大，也不是经济学的全部。更何况，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危机面前屡屡受挫，已经证明了其理论具有缺陷。那么，作为西方经济学最高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必然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不足，突出表现为三大色彩。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色彩。主要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冲击。例如，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学者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侵入”传统的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主动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方法，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理性经济人”的模型也冲击甚至危害了这些学科原本的价值体系。二是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等被边缘化，经济思想史等专业甚至被西方一些大学的经济系淘汰。
经济学的美国色彩。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被美国学者、美国科研机构以及美国关注的研究主题所垄断。在78名获奖者中，美国学者有56人，其他获奖者也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从获奖者所在大学或机构来看，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这把美国推上了世界的经济学研究“高地”，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者被大大边缘化了。不仅如此，美国的经济学还通过美国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和留学生培育而对外扩散，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拉美国家甚至直接引入美国经济学的理念方法对本国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和范式化色彩。诺贝尔经济学奖促进了经济学研究中对于数学的过分运用及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大行其道。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很多经济学家如萨缪尔森的老师熊彼特、弗里德曼的对手加尔布雷思、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美国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凡勃伦和康芒斯等，都偏重经济思想研究，数学工具的应用并不普遍。但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和激励，经济学者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以进一步体现经济学相对其他社会科学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深度运用和仿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引发了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研究和现实经济发展的关联度越来越低。以至于连很多西方学者都意识到“太多的精力已经而且仍然浪费在纯理论的推演上，没有人想要解释经济事实，也没有人想要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经济学
近些年，世界经济版图持续变化，全球增长动力面临大转型，诺贝尔经济学奖却还在聚焦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抽象化、数学化，这使得它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也越来越弱。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生前所说：“经济学已经成为一种飘浮在半空中的理论体系，它与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很少有关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也认为，“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这种幼稚的做法应该被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往往沉浸于琐碎的、只有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中。这种对数学的痴迷是获取科学性表象的一个捷径，因为这样不需要回答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更复杂的问题。”因此，国际上一些知名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要求对经济学教学进行改革，甚至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违背了“为人类做出重要贡献”的授奖要求。
不难认识到，只有基于经济实践、回应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才具有价值。从经济学思想史的纵向维度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研究或称经济学革命无不关照着划时代的重大现实。从不同国家经济学特征及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横向维度看，经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都与本国现实相结合，具有本国特色，例如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20世纪的美国经济学和日本经济学等。因此，只有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经济学才是好经济学。能解决发达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固然值得称道，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同样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明珠。对经济学的评判不应该论出身，而应该看效果。从这一点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局限性十分明显，它只展示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学的高峰。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一场经济思想的新革命已在酝酿和发端。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快速增长，从贫穷落后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建立在中国经济实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在构建和完善中，展示出越来越大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量。我国学者应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脚踏实地地把中国的经济研究好，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过分追捧当休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准则》《条例》解读：
(责编：万鹏、谢磊)
习近平：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和重点任务，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谈政治制度：不能突然就搬来一座“飞来峰”
　　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邓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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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千万别心痛，这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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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花钱千万别心痛，这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你的 1/6、今年的诺奖发给了行为经济学 拥有时
原标题：花钱千万别心痛，这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告诉你的
1/6、今年的诺奖发给了行为经济学
拥有时的快乐，和失去它的痛苦，哪一个更大？
“怕麻烦”是一种什么心态？
为什么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这几个看似风马牛不及的问题，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同一种心理效应————禀赋效应。
这个理论就是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查德o塞勒教授（Richard Thaler）率先提出的。
作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以及决策心理学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本公号的“决策心理”系列很多内容都与他的研究有关，比如之前我在《》一文中介绍的“心理帐户”理论。
想要理解今天介绍的“禀赋效应”，先得了解“行为经济学”中，另一个更基本的概念——“损失厌恶”。
2/6、损失厌恶：宁原得不到，也不愿失去
假如你工作非常努力，天天晚上加班，为了鼓励你，领导特意打报告，为你争取加薪。
然而到了年终，辛苦了一年的你，却一无所获。
你一定非常失望。
事实上，你什么都没有失去什么啊！努力工作却得不加薪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别人没有你那么失望呢？为什么经过一场想像中的“得而复失”后，你的心情比什么都没有发生时还要糟糕呢？
经济学家是这样解释的：假设你今天早上出门上班时的“心情满意值”是100，忽然，你捡到一个大皮夹子，里面有100元钱，“心情满意值”迅速上升50%，达到150。
可是乐极生悲，你迟到了，扣工资100元，“心情满意值”下降50%，变成75。
一得一失，钱没有任何变化，但“心情满意值”却从100变成75。
有人会说，这个计算有问题，为什么“心情满意值”不是加减某一个值呢，如果那样算，“得而复失”就没有任何变化了。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
好比同样是捡到100元，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乞丐的感觉完全不同，我们拥有的东西是我们价值判断的起点。所以“心情满意值”的变化不是加减某一个值，而是乘除一个比例。
就像我们拿1万元炒股，亏损10%，再盈利10%，就变成了9900（反过来也是一样），凭空少了100元。
上面的例子证明了“投资决策心理”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损失厌恶”：
得到一样东西的快乐，通常小于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所以我们不喜欢冒险，宁愿放弃得到的快乐去维持现状，也不愿承受失去的痛苦。
人生就是这样悲惨：你拥有一段恋情的快乐，一定小于失恋的痛苦；得到一个孩子的快乐，一定小于失去这个孩子的痛苦……
所以老庄哲学才告诉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有价值的东西……
扯远了。我们刚才说，“损失厌恶”的前提是“拥有一样东西之后害怕失去的感觉”，它暗含着一个假设，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的价值判断，常常是非理性的。
理查德o塞勒的“禀赋效应”，就证明了这个假设。
3/6、敝帚自珍的“禀赋效应”
假如你同时有两份工作机会，别的条件都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一份工作薪水高1000元，另一份每年多五天年假。
你觉得两份工作都可以接受，用经济学术语来说，1000元薪水和5天年假的效用相等。
其中一家先打电话通知你，你欣然接受，开始憧憬跳槽后的生活。过了一会儿，另一家也打电话给你。此时，你十有八九会拒绝。
虽然几分钟前，你还觉得两者没有区别，但当你接受了第一份工作后，你已经拥有的1000元薪水的效用就增加了，大于你没有得到的5天年假。
理查德o塞勒教授说，这就是“禀赋效应”：当你拥有一样东西之后，你对这样东西的评价会高于你没有拥有它时。
“禀赋效应”是“损失厌恶”心理造成的，因为“失去这1000元薪水”的痛苦，大于“得到1000元”（等同于五天年假）的开心。
旁边的中国学生开始插话，这算什么理论，中国人一千多年前就把它总结成一个成语：敝帚自珍。
理查德o塞勒教授反问：那“敝帚自珍”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学生想了想，说：“其实也不是什么‘敝帚自珍’，就是怕麻烦，不想改变自己的决定吧。”
理查德o塞勒教授毕竟是做学问的，喜欢穷追不舍：“那‘怕麻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选择的成本吗？难道我们打一个电话说‘我接受了另一工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吗？”
事实上，当“禀赋效应”让我们做出不理性的选择后，“怕麻烦”就只是一个借口。
如果你不理解“不想改变现状”是出于“禀赋效应”的非理性行为，而只是理解成“怕麻烦”，那么，当对方为了争取你，再给你加一天年假时，你很可能还是会拒绝。
把这个例子变化一下，当面对薪水涨幅大于30%的工作机会时，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跳槽；但如果只有10%的涨幅，你通常会好好考虑一下“跳槽成本”。
可出于“禀赋效应”，我们会高估目前工作的价值，从而夸大“跳槽成本”。
那么，“跳槽成本”实际上是多少呢？
4/6、2倍获得的快乐才能抵消损失的痛苦
理查德o塞勒教授在说明“禀赋效应”时，做过一个的实验。
他让学生分成三组，第一组的任务是卖掉一个咖啡杯，第二组的任务是向卖家买咖啡杯，第三组的可自由选择，拥有一个杯子或得到同价值的一笔钱，然后让三组人分别给咖啡杯标价。
结果是第二组买家估价的中位数是2.87美元，和第三组可自由选择的学生估价3.12美元，非常接近。
而卖家估价的中位数为7.12美元，高出一倍。再一次证明了“拥有什么，就高估什么”的“禀赋效应”。
理查德o塞勒等经济学家的很多实验中，都出现过大约2∶1的比例，于是得出“禀赋效应”的“损失厌恶系数”——2倍获得的快乐才能抵消相同损失的痛苦。
用这个系数解释前面的例子，当你答应了高1000元的那份工作之后，另外一家要多给你8天的年假（而不是原来的5天），才能让你改主意。
如果一个涨薪10%的跳槽机会，会让你犹豫不决（意味着两份工作的效用相等），那么说明“跳槽成本”其实只有薪水的5%。
不过，有人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双标价500元的鞋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5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鞋产生“禀赋效应”呢？
5/6、为什么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理查德o塞勒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清楚，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
反过来说：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
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就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
而富人相反，他们的钱是用来“钱生钱”的，不停地进进出出，不能不会有“禀赋效应”的心理负担。
钱这个东西，一旦停止流动，就会迅速贬值。所以这个世界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同样，在做生意的新手眼中，商品和钱，是两样东西，卖得不好的商品，你让他打个折就像割自己的肉。
但在生意老手看来，它们都是财富的不同形态。所以他们更注重资金周转速度，该清仓甩卖时，毫不犹豫。
用一句老话说：钱只有被用掉了，你才拥有了它的真实价值。
6/6、屁股决定脑袋”的非理性判断
“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别人，你愿意和你自己合作吗？”
“想都不敢想啊，哪有这么好的福气……”
上面虽然是个段子，但“禀赋效应”确实让我们做出了很多“屁股决定脑袋”的非理性判断。
你是否曾经认为某某某能力不如你，但升职加薪总是快你一步，因为“那个人会拍马屁”？
你是否为领导用了别人的方案，而让你一周的努力付诸东流而生气，你认为你的方案明显比别人的好，领导是眼瞎了吗？
当我们处于“卖家”的角色时，我们是否高估了自己的作用？当我们牌“买家”的角色时，我们是否过于吝啬？
知道“禀赋效应”的存在，你的判断应该会更客观一点，心态应该会更成熟一点吧。
（“科学决策心理”系列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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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契约理论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子荣 郑雨静
　　北京时间日17时45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尘埃落定，来自哈佛大学的哈特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霍姆斯特罗姆教授获此殊荣。诺奖委员会在解释两位学者的获奖理由时称，霍姆斯特罗姆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的契约理论研究以及哈特之后发展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具有很高价值，且在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政治等领域都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那么，到底什么是契约理论？完全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有何异同？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的研究贡献又在哪里？该理论究竟是如何影响了现实世界？ 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梳理与评析。
　　契约理论及其发展脉络
　　契约最初是法学概念，又称合同、合约。在经济学中，将其定义为“当事人在自愿的情况下的某些承诺，它是交易过程中的产权流转的形式”。根据不同的形式，契约又可以分为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自我履约协议与第三方履行契约。
　　契约理论是研究在特定交易环境下来分析不同合同人之间的行为与结果的一种理论。契约理论往往需要通过假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交易属性，建立模型来分析并得出理论观点。但是，由于现实交易通常具有复杂性，很难由统一的模型来概括，由此形成了从不同侧重点来分析特定交易的契约理论学派（见表1）。
　　古典经济学派假定市场上有大量完全竞争的买者和卖者，每一个厂商都提供同质的商品，信息是完全的。因此，在古典的契约理论中，契约当事人可自由选择，且拥有平等地位，契约是确定的、即时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引入模型，假定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契约具有不确定性。现代契约理论研究经济主体如何通过特定的契约安排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又分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是由逊等人提出的，解决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交易成本理论是由提出的，主张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比较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来选择一种最能节约事前和事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权理论，是由哈特提出的，主张通过某种机制来保护事前的投资激励。
　　完全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
　　现代契约理论由两大研究框架构成：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见表2）。完全契约理论源于信息经济学，假定存在信息不对称，但由于完全理性和交易成本为零，因此可以通过设计完全激励契约来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不完全契约理论源于新制度经济学，假定信息存在不完全性，无法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利与责任，且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为正，因此只能在事前对权利进行契约设计或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完全契约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各种或然状态下的权利和责任能否清楚规定持有不同观点。
　　与完全契约理论不同的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强调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但由于分析问题的重点与逻辑存在分歧，不完全契约理论又分为两大分支：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见表3）。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由于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双方难以缔结一份包含未来所有可能性的完全契约，即使交易双方是完全理性的，但由于高昂交易成本的存在，完全契约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因此，事后的适应性治理非常重要。与交易成本理论强调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不同，产权理论认为契约不完全的根本原因在于变量的“可观察但不可证实性”，即某些变量虽然能够被交易双方所观察到、但不能被写入契约中，也无法为法庭所证实，因此，产权理论主张事前的机制设计，以保护投资激励。
　　哈特的产权理论
　　现实经济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预测到所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在合约中对交易各方在各种可能情况下的责任权利做出明确界定，而且这样做的交易成本相当高昂。基于此，哈特与格鲁斯曼在1986年合作开创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先河，再加上1990年与莫尔的补充，形成了不完全契约理论。
　　对于合约的不完全性，哈特从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解释：
　　第一，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无法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即预见成本；
　　第二，即便在契约签订前可以完全预见未来，也很难明确清晰地描述并写进合约，即缔约成本；
　　第三，即便上述两个条件都能满足，但当发生纠纷时，很难交与第三方判定裁决。哈特将其定义为证实成本，即交易双方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还要能够与对签约环境一无所知的第三方沟通，这种可观察而不可证实的特点，就是所谓的证实成本，也是GHM模型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突出贡献之一。
　　既然契约一般都是不完全的，那么在契约的自然状态发生之后，怎样决定哪一方拥有谈判权或决定权来解决契约中未规定的或然状态呢？为此，哈特提出了“剩余控制权”概念。所谓的剩余控制权，是指事先无法规定的那部分剩余权利。由于哈特认为企业是非人力资产的集合，剩余控制权的来源主要取决于对物质资产的所有权。这也就意味着，合约方拥有的物质资产越多，它的外部选择权越大，剩余控制权也越大，谈判力相应就越强。同时，哈特也指出剩余控制权的分布遵循标准的（0，1）分布，永远只被掌握在一方手里，得到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实现了投资激励，但另一方也因此减少了投资激励，因此，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若要实现在次优状态下总剩余最大化的结构，剩余控制权应被安排给投资相对重要的一方。
　　哈特在不完全契约理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工作是令人鼓舞的，然而，这只是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的开端。此后，哈特对不完全契约理论进行了不断的丰富与拓展：1995年，哈特将其与格曼和莫尔的研究进行整理与合并，形成了GHM模型；1997年哈特讨论了在不完全契约理论下政府的最佳边界问题；2005年，哈特与马特等学者共同拓展了公共企业和民营化在不完全契约背景下的经营。
　　霍姆斯特罗姆的霍氏契约理论
　　与哈特相比，霍姆斯特罗姆的理论与贡献在国内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提出的信息量原则就阐明了怎样合理地将员工的业绩与激励、薪酬挂钩，这一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现代企业报酬结构中。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可以根据契约，指定或雇佣代理人为其服务并提供相应的报酬，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可能会违背委托人的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委托代理理论尝试解决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等情况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佳契约从而约束与激励代理人。
　　在多委托代理模型中，最优契约面临两大困境：业绩测不准原理和任务之间的“挤出效应”。为此，霍姆斯特罗姆通过设计带有资产所有权和工种的激励合同，来处理委托代理问题。该激励合同有如下原则：第一，激励的平衡性原则，一种是全方位激励，另一种是弱化激励。第二，激励的协调性原则，确保任务之间能够产生激励的正外部性。第三，激励的整体性原则，除了激励设计，还可以使用所有权结构、工作设计等工具，促进整体激励。
　　霍姆斯特罗姆在之后又陆续探究了多任务委托代理下的激励合同、资产所有权以及工种设计问题，并从动态角度强调了管理者的激励。他提出的原理在企业业务范围设计、股权激励政策、团队生产中的道德风险等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富有广泛的实践意义。
　　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应用
　　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发展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不仅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具有很高价值，而且在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中存在广泛的应用。
　　“敲竹杠”问题与企业并购。在完全契约理论的交易中，当一方或双方发生“关系专用性投资”时，由于双方是完全理性的，未来的所有情况都在契约中被明确规定，且可以通过第三方保证契约的执行，因此，社会投资可以达到最优水平。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交易双方的有限理性，未来的所有情况难以在契约中被明确规定，且第三方判定难以实现，因此，契约存在不完全性。在不完全契约中，交易双方在事后存在掠夺对方收益的激励，即“敲竹杠”问题，这会导致事前的投资激励不足，社会投资难以达到最优水平。威廉姆森针对“敲竹杠”问题，提出了纵向一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将两个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可以减少敲竹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然而，哈特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企业合并可以减少“敲竹杠”带来的交易成本，那么为何不将所有的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呢？为此，哈特从产权角度指出了企业合并的成本。哈特认为，产权是把双刃剑，得到产权的一方在再谈判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谈判力，故而增强了事前投资的激励，而失去产权的一方则会减少事前投资的激励。因此，两个企业是否合并，取决于兼并方增加的投资激励是否超过被兼并方减少的投资激励，由此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同时也解决了“敲竹杠”问题。
　　公司治理问题。公司治理机制一般可以分为市场机制和大股东持股机制。市场机制表现为股权分散，有利于提升流动性和降低资金成本，但不利于监管水平的提高；而大股东持股机制则表现为股权集中，有利于提高监管水平，但降低了流动性。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市场机制和大股东持股机制都只是次优选择。为此，不完全契约理论提出了混合治理机制，即在市场机制的国家加强监管，而在大股东持股的国家实行股权稀释政策。
　　公共所有权问题。某些商品或服务，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提供，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应该由政府提供特定商品？哈特在分析监狱问题时，引入了不完全契约（所有权模型）。在该模型中，监狱的投资方式有两大目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由于提高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成本上升，因此，在完全契约中，政府和监狱的私人所有者之间可以签订契约，规定监狱的质量和成本在一个合意水平。但是，由于现实中契约的不完全性，私人所有者倾向于降低成本以获得利润，从而导致监狱管理质量的下降。因此，监狱应该由政府投资与管理。
　　CEO的薪酬问题。该问题一直是学者们热衷研究的道德风险问题。若CEO的薪酬与公司业绩不相关，这可能会降低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但若完全相关，风险厌恶的CEO可能又会因此减少部分与风险挂钩的收入。霍氏契约理论试图解决的就是如何确定最优报酬。霍姆斯特罗姆首次刻画了最佳契约的形式，并提出了“充分统计量原理”，从理论上证实了当业绩不是员工努力程度的充分统计量时，一些额外信息是有帮助的。此外，他还推导出取决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偏好以及业绩分布的最优报酬合同的形式，这也成了后来分析最佳激励合同的主要基准。
　　除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广泛推广与应用外，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中国也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一直是中国改革中的重要议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与政策性负担始终难以得到有效协调。根据霍姆斯特罗姆的激励协调性原则，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应当将政策性事务与经济效益分开，避免企业以政策性负担作为经营状态欠佳的挡箭牌。比如，可以将政策性事务交与专业的事业单位，盈利性的任务逐步放开，效率由市场来决定，这一思想有利于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冲破禁锢，开放新的改革思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并购也逐渐屡见不鲜，那么，怎样判断哪些并购成功率更高？又如何确定并购的收益和成本呢？根据哈特的产权理论，企业的合适边界，应该达到企业一体化不能再带来有效收益的位置。当甲企业对乙企业的控制给前者带来管理上的生产力的提高，大于乙因失去控制权而降低的生产力时，并购即是合理的。
　　契约理论的评价与展望
　　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获得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味着不完全契约理论已取代完全契约理论，而仅是表彰他们用不完全合同与产权的观点和方法来理解企业的性质、边界、以及资产所有权的配置，这对于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与制度，以及契约设计中的潜在缺陷十分具有价值。
　　实际上，现代契约理论的不同分支分别解释了契约的不同领域，很难比较孰优孰劣的问题。完全契约理论主要研究事后的适应性治理问题，而不完全契约理论则专注于讨论事前的激励安排问题。不完全契约理论解释了权威和产权，但完全契约理论在解释控制权的分配以及共同决策过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虽然完全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不同的契约领域具有不同的解释力，但在某些领域，二者又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随着契约理论的深入发展，如何将完全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理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将是未来契约理论研究的重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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