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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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援助阿尔巴尼亚100亿
~~~~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长按下面二维码可订阅'老衲读史'中国援助给阿尔巴尼亚的战机和防空设施大饥荒刚结束不久，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 不仅如此， 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持呢？周恩来在报告中说，“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 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一直未断。1958年至1963年，这个中国最困难的时段， 中国以无息贷款方式为朝鲜承担了纺织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说最近苏联把专家撤走了，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困难， 但中国仍然同意供应朝鲜10万锭的棉纺设备，也同意供应其他项目。周恩来建议朝鲜先上既快又短的项目，并同意分4年贷款4.2亿卢布。 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也未尝不可，等后代还也可以。 1962年，为满足朝方急需，中国将自己建成尚未使用的邯郸第三、第五纺织厂的设备全套拆往朝鲜。1956年，中国开始向蒙古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中蒙两国签订经济和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无偿援助蒙古1.5亿元人民币。 1958年和1960年又向蒙古提供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由于蒙古缺乏技术力量，援助项目都采取“交钥匙”方式， 即中国包揽一切， 全部建成后把钥匙交给蒙方就行了。到1964年，共建了2座火力发电厂、毛纺织厂、玻璃厂、造纸厂、砖瓦厂、蔬菜农场、养鸡场、医院、疗养院、6座桥梁等21个项目，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1960年，中国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当时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施援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和“支援反修”，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就说现今50岁以上的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给每人达4000多元(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100元，有的地方农民干一天才8分钱)。 至1978年6月底，中国帮助阿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工业企业和通信、广播、电视等设施，共计承担了142个项目，其中建成的92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 为建设这些项目，中国先后派出近6000名专家，并为阿尔巴尼亚培养了几千名技术骨干。 中国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1公顷地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军援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 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这盏绝无仅有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60年代初，中国把苏联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项目全部包下来，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几乎有求必应。 1960年底，正值中国最严重的灾荒时期，却还是紧急援助了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急需的东西，甚至包括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9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访阿，阿总理谢胡陪同参观某地，往返途中谈了6个多小时，全是要求援助。 李先念问，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阿尔巴尼亚提出要有自己的“鞍钢”，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下一个五年计划要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 要援建电视台，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由于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是倾其所有，“有求必允”，阿方也就心安理得。 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 中国援建了化肥厂，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意大利的，中国动用外汇买来意大利的给安装，坏了之后，阿方又提出要中国再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 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而众所周知，中国自己国内用的却是木杆和水泥杆，优质钢管电线杆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中国援助的水泥、钢筋，阿方用来到处建烈士纪念碑——2.8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建了1万多座。 中国援助的化肥，到处乱堆，任凭日晒雨淋。 这些情况，耿飚了解之后，还不敢随便向中央汇报，担心被扣上继续推行“三降一灭”的大帽子。1970年以后，中阿关系降温。 但阿尔巴尼亚仍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 中国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 之后，阿方又要求中国接受其生产的香烟、烟叶和成衣等，中国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些并不急需的东西。 抽烟的中老年朋友，大都领略过阿尔巴尼亚香烟那股臭脚丫子味儿。1974年10月 ，谢胡写信给周恩来 ，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不少，这次要求的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很难满足，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年的贷款。 7月30日，中阿双方签订贷款协定，中国贷款给阿尔巴尼亚10亿元人民币。 阿尔巴尼亚还再三要求中国提供粮油，而此时的中国经济非常困难，确实拿不出更多的东西。 阿尔巴尼亚很不满意，表示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给中国提供需要的原油、沥青。 在1976年11月阿劳动党七大以后 ，开始翻脸不认人 ，公开攻击中国。 中国被迫于1978年7月终止对阿援助。对于这条只讲国际主义、不讲实际利益的外交方针，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有意见的。1962年春天，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实在忍不住，多次发表内部讲话批评。 同年2月，王稼祥与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信，为“渡过困难，或者减少困难，至少不去增加目前已形成的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处理中苏、中美等国际关系的意见，请求纠正外交政策的“左倾”偏差。 王稼祥主张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注意策略，要警惕有人阴谋将局部战争的战火引向我国， 要避免把帝修反的对抗锋芒全部集中到我身上。 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中国对外援助应当考虑自己的具体条件，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王稼祥还主张对外缓和， 并建议发表声明，表明我国奉行和平路线。结果，中联部的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国际反动派要和、 对反帝民族运动的援助要少，王稼祥成了“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总代表，遭到批判打击。 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康生感到中联部的意见， 对他一直热衷和极力推行着的一套，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外国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援要多的“三斗一多”方针正相对抗，便成为批王的急先锋和干将。 文革开始以后，康生更把所谓“三和一少”的帽子拔高到“三降一灭”的程度，即投降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 以苏联为代表的修正主义、 以印度为代表的各国反动派， 扑灭人民革命运动。 在这种极“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政策被引向了更“左”的歧途。1979年2月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 ，王稼祥才得到平反。 而此时，这位头脑清醒、敢讲真话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作古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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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倾其所有的支援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让这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国获得了巨大的实惠，但是中国当时自己正在经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中国援助最多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其中军事援助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 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据7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倾其所有的支援东欧小国阿尔巴尼亚让这个只有200万人口的小国获得了巨大的实惠，但是中国当时自己正在经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对于中国援助最多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最终造成的可叹结果有目共睹。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 从1954年起，中国向阿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100多亿元，其中军事援助项目之繁、数量之大，也远超出阿实际需要。 而这一切，阿方似乎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认为自己是为了中国才失去了苏联的援助。据70年代初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将军回忆，阿第一书记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阿总理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中国帮阿建设纺织厂，而阿自己没有棉花，要中国用外汇替它买;织成布做成衣服，没地方卖，便销往中国，倒过来竟然赚的还是中国的钱。与此同时，阿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原油、沥青。 在1976年11月以后开始翻脸不认人公开攻击中国。中国最终决定在1978年7月终止对阿所有援助。那么中国到底援助了阿尔巴尼亚多少武器装备和物资呢？据统计，仅火炮一项装备中国就无偿援助了阿尔巴尼亚1万余门。当时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现役炮兵装备也没有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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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旭彬：中国当年是如何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收藏
　　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本文以阿尔巴尼亚为例，尝试管窥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的真实情形。　　1958年中央文件批示：对“兄弟国家”的援助是“国际主义义务”　　“革命援助”，是世界共运的特殊现象。究其原因有二：一者，为摆脱孤立局面，苏联(俄)建政伊始，即致力于援助和输出革命;二者，共运本身从理论到实践都以阶级为立足点，自然也就带有超脱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所以，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从传统的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关系”，变成了一种奇特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兄弟关系”。　日，中共中央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批示中说：“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直接以文件的形式，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关系，转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兄弟关系——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自然也是“兄弟关系”。但在整个五十年代，两国关系并不密切，中国虽然给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但总体来说，援助的总额不大，对本国民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在阿尔巴尼亚接受的全部“革命援助”中所占比例也很小(最大的援助国是苏联)。　　五十年代末，中、阿两国因意识形态相同而越走越近　　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里，阿尔巴尼亚国小力微，并不受苏联的重视。但阿尔巴尼亚却对苏联模式——准确说来是斯大林模式的认同感最为强烈。所以，当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权与苏联分道扬镳时，阿尔巴尼亚坚决地站在了苏联一边，在东欧共产党中间，最早在自己党内清洗所谓的“铁托分子”。当然，阿尔巴尼亚如此做，除了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模式的高度认同，也与阿尔巴尼亚一直受到来自南斯拉夫的控制有关。　　苏联与南斯拉夫直接暴力冲突之后，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的力量彻底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苏联则因为阿尔巴尼亚的绝对支持，而成为其最大的援助国。但好景不长，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开始致力于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屡次发出强硬声音，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重新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地刺激了阿尔巴尼亚政府。　　与阿尔巴尼亚相似，中国政府此一时期，也屡屡对赫鲁晓夫的“苏联新政”提出批评。1958年全世界60多个共产党参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运动”，苏共的批判如蜻蜓点水不痛不痒，中共的批判则有如急风骤雨并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召回了驻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驻华大使。中、阿两国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越走越近。　　1960年阿尔巴尼亚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苏联于是终止对阿援助　　阿尔巴尼亚首次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是至25日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这次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同一批东欧国家共产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攻势。　　赫鲁晓夫的主要意见，是人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应该寻求和平共处的可能;同时指责中国“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在国际共运中“争夺领导”、“要充当教员”、“当检察官、当政委”、“企图利用斯大林问题改变苏共现在的领导”;并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挂帅、大炼钢铁等都是错误的。(详见阎明复《随彭真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载《中共党史资料102辑》)　　在大多数与会共产党选择与赫鲁晓夫统一立场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代表罕见地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中国，因此被赫鲁晓夫斥责，并遭受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后一个月，阿党领袖谢胡在约见中国驻阿代办时说：阿劳动党将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支持中共的观点，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虽然都很小，但绝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为马列主义而生，为马列主义而死。此后多次共运会议，阿尔巴尼亚都选择了与中国立场一致。但也因此彻底惹怒了赫鲁晓夫，招致苏联于1961年单方面撕毁了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并拒绝阿参加华约会议，12月更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中国接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　　苏、阿关系彻底冰冻的同时，中、阿关系则迅速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访阿时，阿方领导人往往全部出迎，且每次都会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欢迎集会;阿方领导人访华时，除毛泽东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前去机场迎接，北京还组织了百万人规模的群众夹道欢迎。　　当然，最实际的，还是中国接替苏联，成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国。据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回忆：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业化水平。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后来在粉碎“四人帮”和遭受唐山地震，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设备、机械、拖拉机、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同时也应承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有的援阿项目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负担能力，上马显得颇为吃力。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page]　　驻阿大使耿飚回忆：阿领导人的想法是“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　　1961年春，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本国粮食尚需进口，此时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这种影响到了本国民生的对外援助，曾短暂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编辑注：此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不过2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乎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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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方以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为标准向中国索要援助，要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　　阿尔巴尼亚当局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向当时极度贫穷的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据耿飚回忆：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我通过对阿某些地区的实地调查了解到：阿在经济建设方面，贪大求全，战线拉得太长，非生产项目搞得太多。1969年，阿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因而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日中阿签订的协定，我国援阿新项目的建筑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当时产业工人的38.3%。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我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倒过来赚我们的钱。记得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我提出，要我们帮助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我国援建的，本应使用我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我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我们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我们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我当即拒绝了他的这个不合理要求。”　　中国连用来赈济大饥荒的进口粮都援助给了阿方，阿方却贪得无厌浪费严重　　最让人寒心的是，中国勒紧裤腰带不顾国内的严重饥荒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阿方却对此毫无感知，反而浪费极度严重。据耿飚回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也有相似的回忆：　　“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些援阿专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后有近6000名工程技术人员远离家乡，赴阿尔巴尼亚工作)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阿的胃口越来越大，什么都想要，数额一次比一次加码，几亿几十亿的要，填不满的无底洞。阿以小欺大，强我所难，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当然，认为援助是中国天经地义的责任。　　“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找到外贸部部长李强，无果;后来还是找到刘少奇解决了问题。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另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1961年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项援助议定书。[page]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国，居然还要替阿方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供其个人享受。王洪起回忆：　　“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蜜月期，王稼祥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被冠以修正主义惨遭批斗　　阿尔巴尼亚只是中国六十年代诸多“革命援助”国家的一个而已。这样一种问题百出的“革命援助”，不可避免会在国内引发诸多的异议。王稼祥就是其中之一。　　1962的七千人大会，将全国民众都在挨饿这一残酷现实捅破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据中联部副部长王力回忆，“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期间，稼祥同志了解到更多的国内困难情况。他找我到他家里去深谈，我们二人抱头哭了。”痛哭之后，王稼祥遂在小范围内谈了自己对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并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王稼祥建议：“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还批评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的观点;提出“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关于对外方针政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建议，与毛泽东当日所实行的对外方针截然相反。1962年9月，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的发言中批评了所谓‘三和一少’的一股风(即主张对美国和缓一点，对苏联和缓一点，对印度和缓一点，对外经济援助少一点)。陈毅的主旨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陈毅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963年5月，毛泽东开始“算政治帐”，将“三和一少”上升为修正主义的路线。他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中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们的斗争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1964年2月，毛泽东再次会见威尔科克斯，又讲了上述内容。并说：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随后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劳动党金日成和日本共产党侉田里见时也谈了上述内容，并点名批评了王稼祥。　　因为“三和一少”忤逆了毛泽东的“三斗一多”，王稼祥被撤除销了中联部部长的职务，政治生涯彻底结束。王稼祥本人被软禁，妻子朱仲丽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非法拘押动辄六七个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的儿子王命先忍受不了批斗，投河自杀身亡。因难以承受和应对接连不断的暴力批斗，王稼祥精神极度紧张，最后产生了精神紊乱和幻觉、幻视症，时常不断叫喊：“我没有罪!”日晚，王稼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此前两天，《北京日报》刊文，再度批判所谓的“三和一少”的“妖风”。
我查过这个资料 这个真的让人想骂街 可惜我们的课本上交的又是什么 前段时间我和一个学校的已经退休的还说过这个事情 她说前苏联。。。。。我说如果当时东北当时的如果不是借粮食 那么东北的死亡人数肯定是最多的 而借东北粮食的就是苏联 我们的政府把消息把控的太严格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什么 我们就应该接受 无论是领导做的对还是错 我们都得接受 毕竟领导是人 不是神 但是完全不说领导的坏话 领导容易自我膨胀吧 归根结底 建国这么久了 其实根本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应该让权利得到监督 可惜遥遥无期
高晓松所说得白眼狼
这是历史， 历史都是后人评价。讲讲东丰的更有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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