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圣人指的是-百谷歌冯友兰谈道家、儒家与法家的异同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不需要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假手别人去做。
法家与道家
“无为，而无不为。”这是道家的思想，它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韩非子和法家看来，君王应当具备的一项品质便是“为无为”，自己表现出“无为而治”，不需要动手做任何事情，一切需要办的事情都假手别人去做。韩非子说：君王应如“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换句话说，君王拥有政府运作的机制和工具，他自己不必做任何事情，而事情却都办了。
道家和法家代表中国思想传统的两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本来是天真无邪的，法家则认为人生来性恶。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但是在“无为”这一点上，两个极端倒汇合了，就是说，它们两个极端之间具有同一性。
后期道家对法家所主张的治国之道，也持同样的看法，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庄子·天道》篇中称帝王之德在于“乘天地、驭万物，而用人群”。在这一段里讲“无为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在区别“无为”和“有为”之后，又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君主的存在就是为统治天下。因此，他的作用和职责不在于做任何事情，而在于发号施令，让别人为他做事。换句话说，他的统治方法就是：以无为而用天下。另一方面，属下的职责和作用则是接受命令，按令行事。换句话说，属下的作用便是被使用去做事。这就是同一段末后所说“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庄子·天道》篇接下去又说：“故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辨虽雕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统治者就应该如此，因为如果他一旦去思想任何事情，就表明还有他未曾想的事情，而他的职责本应该想到在他统治下的一切事情。因此，君王就应该不想、不说、不做；只命令别人替他去想、去说、去做。这样，他便可以无为，而凡事都由别人办好了。
至于君王用天下的具体步骤，《天道》篇中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
这些具体步骤的后半，显然和法家的主张是一样的。但是，《天道》篇接下去说：“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忤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
这是道家对法家的批判。法家的治国之道要求君王公正无私。他应当赏罚严明，即便当罚的是亲人朋友，也不徇私；即便当赏的人是仇人，也不歧视。如果君王不能公正无私，哪怕只失误几次，整个机制便将崩溃。法家宣称只要具有中人之资，便能治国，而实际上，只有圣人，才能具备君王的资质。
法家与儒家
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而不是靠法律与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主张沿用西周初期的体制，而没有觉察到，社会情况已经变化，先前推行礼治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他们还指望靠老办法治国，就成为保守派了。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革命派，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他们不再坚持以出身贵贱和财产多少来划分社会阶级。孔子和孟子还继续强调君子和小人的分野，但这个分野，现在变成以道德来划分，而不是以家世来划分了。
本章开始时，我曾指出，先秦中国封建社会里，“礼”是君王统治贵族的准绳。“刑”是君王统治百姓的工具。儒家坚持以礼治国，这样，“礼”不仅是统治贵族的准绳，也成为统治庶民百姓的准绳；这是对庶民百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这一点说，儒家是革命的。
法家的思想，也和儒家一样，没有社会阶级高下的区别。人人在法律和统治者面前，地位都一样。但是，法家所作的不是把庶民的地位提高，而是把贵族的地位降低，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这就把“礼”抛到一边去了。
儒家的主张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主张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向指责法家卑鄙、粗野；而法家则总是指责儒家书生气，不切实际。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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