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代的政党、元老与军部三方博弈
元老政治期间，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政党内阁期间，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
资料图：明治元老山县有朋
《书屋》杂志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
按照日本思想家宫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间（）政党内阁出现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明治维新后，元老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但在关于学习西方政治体制上，明治元老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为版本进行复制，建立了兼具保守与进步的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这时期明治宪法体制尚未显示出问题。到了大正天皇年间，当日本借一战之契机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民主思潮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众开始渴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为标志的大正民主开始后，明治宪法体制中军队统帅权独立所带来的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佐久间像山如此区分了东西文明的差异。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的核心思想是“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的指导思想。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未达到文明之化”之国，“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故日本的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1〕。日（日本纪元节）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明治天皇在大典上宣称：“朕以祖宗所授大权，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正式颁布了由天皇根据神授之皇权“恩赐”给“现在及将来之臣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全文共七章七十六条，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君权为基轴”〔2〕，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在主权问题上，明治宪法断然否定了当时在日本知识界中广泛传播的“主权在民”的进步思想，反而将日本古代的《古事记》中关于神权政治的说法移植到现代的宪法中来，这是它落后保守的一面。
在对明治宪政体制进行分析时，既要看到其中落后保守方面的影响，同样也要看到宪法中进步方面的作用。“如果以二战后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等常识作为价值标准衡量的话，那么明治立宪体制中对人权等的考虑是不充分的”，“简单地把现代价值套用到明治时代是令人疑问的”〔3〕。明治宪法是由井上毅起草的，其进步的方面表现在以下：首先，宪法中对神化了的天皇作了诸多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四条、五条和五十五条中。这些条文使日本天皇成为如资产阶级立宪主义中的君主。其次，宪法中承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虽然宪法仍在字面上将公民称为“臣民”，但如同绝对主义的天皇变成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天皇一样，“臣民”也已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公民”了。而宪法对帝国议会的权限规定特别是对财政监督权的规定、立法权的规定，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治宪法的诞生使古老的亚洲有了宪法、议会、政党等。明治宪法体制二重性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展示，其中保守的一面滋生了未来的日本军部势力，而其中进步的一面则促成了大正年间的民主政治。
乘着一战的东风和元老的扶持，再以明治宪法提供的空间为平台，日本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从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至1932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间，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民主体验，即“大正民主”。对于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政治，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以原敬为领袖的原敬内阁、两次护宪运动、普遍选举权的确立都是大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民主的定义是：“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的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4〕依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日本大正时代的民主，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按照民主国家议会制的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的是一种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首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首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原敬打破官僚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个出身平民的首相，并组建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但是他仍然是在元老们首肯的前提之下得以组阁的。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由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马场恒吾在1929年评论滨口内阁时曾说道：“元老只是宪政过渡时期所能允许的一种制度”，“如果政党发展起来了，使政权的授受能在政党之间顺利实现，就不需要元老了”。元老举荐只是从官僚政治向宪法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体，它并不与民主精神冲突，因为政党能否组阁仍需依赖于民意，接受选举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施行的是民主政治。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西园寺本身希望自己的作用逐渐减小，但是正是由于西园寺，宪政常道才得以实行，如果没有他，二十年代的政党政治一定实行不了”。〔5〕现实政治的发展却与西园寺的期望相反，政党严重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当元老逝去之后，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书屋》-袁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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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年的日本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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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从“大正民主”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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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日本即将迈入大正时代，当时被译为“民本”主义的Democracy在明治宪法的框架内逐渐得到了落实。笔者将立足于这种“大正民主”的观点，借一战百年纪念之机，重新考问其意义。
保持了高度正统性的大正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距今已有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现在的日本具有怎样的联系呢？如今，日本以人权和民主作为政治结构的基础，除了政治领域以外，它们还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关于这种状态的起点，人们首先会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占领改革。日本在被占领的情况下制定了宪法，明确规定了实行议院内阁制。然而，并非一切都始于被占领时期。日本在战败之际接受的波茨坦宣言就提到了要恢复并加强日本国民的民主倾向。因此，我们应该回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的政治历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曾经历过一次民主倾向的高潮，上世纪50年代以后它被称作“大正民主”，并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历史传统逐渐得到了验证。所谓“大正民主”指的是以大正时期（年）为中心，出现了新思潮的兴盛、社会运动的活跃化，以及政党政治的发展等现象。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24年到1932年期间，以议会为基础的政党内阁延续了七代，当时被称为“宪政之常道”，展示出高度的正统性。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述从“大正民主”中观察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通过追溯在两次大战期间不断前进的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这一百年。
政党内阁的时代
第一次加藤高明（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内阁。
小作调停法、日苏基本条约、修改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满25岁男子普通选举）、治安维持法、宇垣裁军（宇垣一成陆相废除陆军4个师团）、改革贵族院=>因联合执政党内分歧而下台。
第二次加藤高明（宪政会）内阁。
解散联合内阁，组建宪政会独立内阁。=>因首相病逝而下台。
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宪政会）内阁。
劳动争议调停法、在地方选举中引入男子普通选举、年号改为昭和、金融危机。=>因与枢密院对立而下台。
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
立宪民政党成立（两大政党化）、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出兵山东、济南事件、取缔共产主义、炸死张作霖事件、不战条约。=>因昭和天皇表示不信任而下台。
※【第16届众议院议员大选】（日，首次男子普通选举）：[结果]政友会217票，民政党216票，其他33票。
浜口雄幸（民政党）内阁。
纽约股票市场暴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解除黄金出口禁令、昭和经济危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侵犯统帅权问题、浜口狙击事件、三月事件（军事政变未遂）。=>因首相病情恶化而下台。
※【第17届众议院议员大选】（日）：[结果] 民政党273票、政友会174票、其他19票。
第二次若槻礼次郎（民政党）内阁。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注）、十月事件（军事政变未遂）=>因阁内矛盾而下台。
犬养毅（政友会）内阁。
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译注）、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因首相在五?一五事件中遇刺而下台。
※【第18届众议院议员大选】（日）：[结果]政友会301票、民政党146票、其他19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趋于动荡化的日本政治
100年前的1914年，7月时欧洲爆发大战，日本于8月向德国宣战，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加了战斗。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时，日本政治正处于变动期。1867年，江户幕府倒台，力图建设新型近代国家的日本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于1890年帝国议会召开的同时，开始施行这一宪法。大约25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初，对立一直存在于以主导了明治维新的萨摩、长州两藩为核心的藩阀政府和民党之间，而日清（甲午战争——译注）、日俄战争后，政党势力在政坛崛起，其中，1900年伊藤博文组织的立宪政友会（以下简称政友会）发展壮大成为了足以与藩阀官僚势力分庭抗礼的执政势力。
进入20世纪，日本政治在两个意义上迎来了新时代。一是领导人的新老更替，二是从元老（藩阀官僚出身的资深政治家）发挥强大影响力的政治运营模式向更加开放的政治秩序的转变。在此过程中，1901年至1913年期间，藩阀官僚桂太郎与众议院多数党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这两位新生代领导人轮流掌控着政权。
然而，这种过渡式的稳定并未延续多久，1912年改用大正年号之际，日本政治也开始趋向了动荡化。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因陆军提出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而下台后，出现了要求“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第一次宪政拥护运动。明治宪法规定，提名首相是天皇的大权，最终人选由元老们商议确定，而此时，人们开始要求实现应由多数党推举首相的“宪政之常道”，迫于这种社会压力，1913年初，西园寺的继任者、陆军出身的桂太郎领导的第三次桂内阁也在短短50多天后下了台（大正政变）。1914年初，海军的贪污事件引发社会批判，再次发生了政变。
（※1） 关于“大正民主”，请参照三谷太一郎《大正民主论 第三版 吉野作造的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的归纳梳理。
（※2） 史料出处等，参照村井良太《政党内阁制的成立 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有斐阁，2005）、村井良太《政党内阁制的发展与崩溃 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有斐阁，2014）。本文虽主要论述的是政党政治机制的发展，但关于吉野作造和市川房枝等思想方面和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社会运动方面的发展也请大家参考这两本书。此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Frederick R. Dickinson, World War I and the Triumph of a New Jap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进行了多方面的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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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AI Ryō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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驹泽大学法学系教授。专攻日本政治外交史。神户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毕业。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等职，后任现职。其间曾任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书有《政党内阁制的成立 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有斐阁，2005年，获得三得利学艺奖）、《政党内阁制的发展与崩溃 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有斐阁，201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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