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帅哥何苦为难帅哥？　　民主红卫兵何苦为难文革红卫兵？　　我是毛主义者，显然支持与认同毛的红卫兵，同时，出于毛主义的民主主义，也是支持民主红卫兵的。以上两种卫兵在极多方面极其类似，诸如：热血、冲动、充满激情、崇拜，恩，只是崇拜的对象不同罢了。非敌即友的思维模式，都喜欢喊口号，毛的红卫兵高呼：毛伟人万岁。民主红卫兵鼓号：民主万岁。也同样喜欢刷大字报，前者拿了浆糊、墨汁、排笔在大街小巷刷，后者打开电脑噼里啪啦的在键盘上刷。　　嘻唰唰嘻唰唰嘻唰唰嘻唰唰，嘻唰唰啊，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毛的红卫兵把资本家打得吐出来，民主红卫兵试图要官员把吃下去的吐出来。忽儿喂腰、、、、、、闪闪红星里面的记忆。哈哈哈。　　恩，差一点忘记了，还有都能够载入史册的画面与片段--------都集体出现在首善之处的广场上。　　何其相似？以至于乃尔。既然如此，“民主”红卫兵何必攻击“文革”红卫兵？要论资排辈，毛的红卫兵刚好算是民主红卫兵的父辈，要激情燃烧？毛的红卫兵拿着大刀长矛，甚至、、、、钢枪在城市在农村真枪实弹的为自己的理想战斗。说奋不顾身？毛的红卫兵可是没有抛下同志，只顾着自己跑去美国大使馆躲避。呵呵。　　当然，如论崇拜，两种红卫兵倒是不相上下。毛的红卫兵把毛的图像挂了那城楼上，民主红卫兵也不甘示弱将自由女神像拿泡沫山寨了摆在那广场上。如天崩地裂、时空交错、宇宙混乱，那么，你或者能够看见这样的一幕：一伙人身穿绿军装，胳膊上的红袖套在空中整齐划一，他们高呼“毛泽东万岁，社会主义万岁”，而另外一群人就在他们的身边，着西装，花格子衬衣，花哨的领带在空气里飞扬，他们也高呼，他们高呼“民主万岁、米国万岁”。　　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倒也是相映成趣。　　我是毛主义者，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最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当然了，毛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比起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高级得多，宽广得多。因此，我完全彻底坚决支持资本主义民主主义红卫兵，以及他们的思想、行为。恩，真的是这样。并愿意与他们成为朋友，所谓求同存异，这个“同”是对民主的追求，那个“异”，不过是民主之后的方向罢了。　　而我所不理解的是，民主红卫兵一面做着红卫兵的本分，却拼命不愿承认自己红卫兵这个身份，不承认也就罢了，反拼命污蔑红卫兵的前辈，实在是让人震惊。　　恩，扯上这许多，中心思想就一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民主”红卫兵何苦攻击“文革”红卫兵？　　再这样下去，曹植可能得重作诗词了：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都是红卫兵，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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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社会有把毛泽东说成罪人反毛派，把毛泽东说成神的拥毛派，还有中间理智辩证毛泽东功过的中间派。
　　现在激进派，保守派，中间派三分天下，但人民多数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左右不了政治，所以管他呢
　　俺当年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遥想当年 心潮澎湃豪情万丈 那时的我 作为一名革军后代 好不骄傲 大串连 走遍大江南北 去北京接受检阅 到韶山顶礼膜拜 真正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而如今 凭谁问 廉颇老矣。。 庆幸遇上一个好时代
也算没虚度一生
　　俺当年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遥想当年 心潮澎湃豪情万丈 那时的我 作为一名革军后代 好不骄傲 大串连 走遍大江南北 去北京接受检阅 到韶山顶礼膜拜 真正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而如今 凭谁问 廉颇老矣。。 庆幸遇上一个好时代 也算没虚度一生 哈哈哈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都是红卫兵，相煎何太急？　　
　　红卫兵夲身有什么错！需然当年我已过了红卫兵的年龄，但对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特别是青少年爱祖国，对祖国的　　文化大革命未来忧心忡忡，于是响应党国的号召，对所谓的走资派丶文艺权威丶汉奸丶叛徒丶工賊及五类份子进行批斗。　　由于这些热血青少年从小都是受的爱祖国丶愛人民丶愛组织丶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于是就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这个运动也不是全错，有很多革命行动至今都没过时，在此就不再评说。我可以说红卫兵没有错，而犯错的是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人物。　　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错？应承认其宗旨在当时是革命的，由于领导阶级内部斗争激烈，都想战胜对手，于是各选所需，导致该运动走入岐途。　　如今人们又在走老路，而有些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是听信了当年曾经被委屈一方的一面之词。　　所以既使文化大革命错，也是错在发动者。红卫兵有什么错？夲人在此为红卫兵正名。　　
　　发动文革有个毛线的错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现现在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中国。而现在中国的出现，正反证了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毛泽东的先见之明。　　
　　文革在根本上，在本质上完全没有错误。而衡量一个人是政府的猪狗五毛，还是真的毛主义者，一个最大的标准就是:对文革的认识。　　真的毛主义者，坚定的支持毛亲自发动的文革，而五毛，跟着邓小平政府肛门后面西施效颦的说着:文革是人类的浩劫。　　
　　毛泽东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1个是把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赶到台湾去了。1个就是发动了伟大的文革。　　
　　以前有个政治术语:资本主义复辟。当时无法理解，而现在完全明白了。邓小平的共产党政府确确实实实实在在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现在的中国彻底走上了蒋介石国民党的老路，这个就是:资产阶级复辟。　　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毛泽东之所以被人民拥护，就在于他坚定的，坚持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搞人民大民主。　　
　　再来说点之文革当年的所見所闻。当时被斗的当权派丶走资派，就是过去斗土豪劣绅运动中最极極的先锋份子，他们立了功当官了。由于他们夲来就动机不纯。以为可以任意的享受一切，于是高高在上，目中无人丶贪污腐化丶官僚主义丶任人为亲。谁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象当年一样，被戴高帽丶挂黑牌丶游街示众，体会了被批斗的滋味，我认为是活该。　　现在有这样一个群体，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绩，站在'「少数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者一方，为贪官喊寃，为以违法犯罪手段，官商勾结而至富的犯罪份子狡辩。这群人就是文革被斗者的后代和既得利益者。　　
　　我之所以不得不说，当年我亲眼看到很多站在台上被批斗的人，我对他们太熟悉不过了，对于他们从前斗土豪劣绅是如何英姿飒爽，而当年自己被同样批斗却非常狼狈，如今想来这就是报应。　　
　　按现在时髦的提法当年的红卫兵就是40后 50后稍微占了一点也就是1953年以前出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 是领时代风尚的一代 长在红旗下 受正统革命教育 不忘阶级仇 民族恨 心系国家命运 时刻准备着为党和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 文革中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什么学术权威 师道尊严统统打翻在地 破四旧立四新 中国几千年的陈规陋习 彻底推翻 有道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绣花 不能那样雅致 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你听见吗 多么豪迈的革命宣言 这就是我们在文革中得到的教育和锻炼 以至于此后一生受益无穷。。。 79年自卫反击战知道吗
前线几十万大军中曾有无数当年的红卫兵实现了自己从小立下的志向 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 流血流汗 直到。。。我现在还是不忍说这些 那都是我两次火热的战斗中的战友 我亲爱的战友啊 现在那些指责红卫兵的JY
你们有过那种为祖国献身的热情吗
与我的那些战友相比 JY算个毛
　　这样的好文章，包包也视而不见，不给个红脸啥的。
　　楼主，你想想，都是被坑的。　　民主和max都是西方来的。他们互相坑是有文化基础的。　　都号称是普世价值。却普了个七零八落，纷争分裂。　　中国文化，是天下一统，什么都可以融合。　　仔细想想历史，除了毛爷爷，周刘邓公都是中国人优先于max制度的。毛爷爷后期可能违背自己的《矛盾论》《实践论》原则而认死理了。　　邓太宗，挽回中国。创历史之大功。　　你看看现在中国的制度，和夏之前的禅让是否很相似？
　　@看那桃花朵朵开 　　来天涯久了，我越来越感觉到民主是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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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分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冲击原政权、巩固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力量，对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但在民主平等、资本腐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正面影响。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国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来说，日，是一个不应忘却的日子。就像人们提到“文化大革命”就会说到“红卫兵”。说到“红卫兵”就不能不说到“八·一八”。正是这一天，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见次数总共有8次.　　红卫兵的表演评价　　本来是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却演变成了一场全民运动，在这种革命激情冲击之下，红卫兵成为一股力量，“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却变成是破坏的主力。这些昨日课堂的学生，家长膝下孩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暴徒，对国家行政体系、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观念以及千千万万人的无辜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背景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的估计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定义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　　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　　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红卫兵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于1966年5月下旬最早在北京出现，并首先在首都的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同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支持红卫兵运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在南到前门和东西两侧的长安街上，都是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林彪在大会的讲话中，别有用心的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八·一八”之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7次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和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他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系斗争。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则在会议的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种种越轨不法行为不再受到约束，对不法行为的干预则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967年为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一系列通知、批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此后，红卫兵的活动逐渐停息。在毛泽东“推翻”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的达到以后，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於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名店、老店招牌被砸，高档商品禁止出售。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时髦发型、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甚至违反党的宗教政策、文物保管法规，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以后逐步遍及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且生活用品及私人财宝也被抄走，许多图书、唱片被销毁。一些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名演员，更是红卫兵抄家的集中目标。　　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象流星般划过中国的政治天空之后，留下的，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也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但红卫兵作为一种群众性组织，则一直延续到1976年。历史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笔名（根据骆小海与宋柏林的回忆，张承志最早的笔名是红卫士）。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毛泽东从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习惯上叫接见）超过1000万红卫兵分不开。毛泽东当时的装束，就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红袖章。　　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随着1968年进行的红卫兵大联合,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后，随着“复课闹革命”的中央号召，红卫兵的名称被借用，红卫兵组织成为青少年学生的群众组织。而共青团当时已经几乎瘫痪。1975年，在共青团“十大”筹备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洪文提出，在中学把共青团和红卫兵两个组织合并，定名为“红卫兵”。然而当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日召开时，文革已经结束，共青团和红卫兵的合并没有实现。1979年10月红卫兵组织被中共中央宣布正式解散。　　同期，在小学，红小兵代替了少先队（中国少年先锋队），1978年后少先队恢复。派别　　红卫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派别林立，互不隶属，互相斗争。根据时间、出身和政治主张，大概可以分为：老红卫兵　　也称老兵，最早的红卫兵，干部子弟，血统论出身论。联动。文革后不久很快失势。保守派　　老红卫兵的效仿者，大部分是出身好的。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造反派　　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成分复杂，主张造反，进入革委会。典型蒯大富等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极左派　　新思潮，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者。典型长沙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以上所列“各派”也不是一体，而只是具有大致相同的特征。红卫兵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一些著名红卫兵的成立背景及其发展过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　　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　　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中学里的各红卫兵组织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四·四派”：他们以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四·三派”以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第安全和人身安全。　　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一项重要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大多数是革干、军干子弟，历史的使命感和严峻的现实使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努力要形成一只铁拳头，准备朝他们认为应该打击的地方打过去。　　关于这个组织的名称，会议上进行了一些推敲。有提议叫“红卫兵第四司令部”的，以示与蒯大富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相抗衡；也有的提议叫“造反兵团”，意思是要再造一次那些一窝蜂出现的造反派的反。经过协商，大多数人赞成用“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并且在前面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字样，和大学红卫兵有所区别。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5日，“联动”宣告正式成立。当天夜里，“联动”成员冒着刺骨寒风倾巢出动，四处张贴标语和《“联动”宣言》。北京工业大学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成了一条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在“联动”组织的冤家对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红卫兵战报《井冈山》上，有“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记载。　　1月21日，以首都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101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校园内的“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上海、沈阳、武汉、南京、广州、长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均遭到镇压，大批“联动”头头被逮捕。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 年4 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月3 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旗）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旗）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许多地方。紧接着，大概是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1968年的时候，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谢当时兼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　　“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　　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连续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和《也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派”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红卫兵，甚至扩大了红卫兵之间的矛盾的做法提出了质问。大字报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　　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其他　　重庆师专“排炮”和“轻骑”两个红卫兵组织，　　“8·15”派与“反到底”派　　“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狂飚”、“井冈山”、“东方红”　　“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5·25” “4·22”　　南宁一中，因广西大学“革联”组织械进驻一中，说是要指导“兵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反对。过后，一中另一组织“指点江山”被300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结果，“工总”和部分学生、群众500多人赶来，很快，“4·22”组织数百人推倒学校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人员也前来声援，双方互扔石头、砖块如雨。之后，又有双方后援者不断赶来参加武斗，其中有不少是工人。　　“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郊区农民共600多人，围攻“工总”一码头，后围攻者达2000多人，造成重大伤亡。在此前后，“联指”组织1000多人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1967年底，一个名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组织”（简称“省无联”）的组织，以《我们的纲领》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轰动全国。文章中提出，要建立“中华人民公社”，实行红卫兵自制。红卫兵运动的特征　　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由一群单纯、热血沸腾和政治挂帅的大、中学生组织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展开，红卫兵运动逐渐远离了它的初衷，从而严重地困扰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正常次序的维护。它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崇拜性　　红卫兵对偶像的崇拜，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是维系千百万红卫兵的精神纽带，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以及一班的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此，无论红卫兵中什么派别、组织都是以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诚为旗帜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是红卫兵组织的目的，而是红卫兵组织的手段。破坏性　　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运动对于物质和精神的破坏是繁杂的、无目的和无序的，他们的破坏涵盖着政治上的冲动、青春期反叛心理的表现和缺乏理性的情绪宣泄。同时，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以“破四旧，立四新”去创造一个水晶般纯洁的社会，在对“走资派”、“牛鬼蛇神”进行肉体打击和精神折磨时，他们给未来编造了一幅空幻的蓝图。空幻性　　红卫兵运动具体表现在缺乏理性精神，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过于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阶级感情、思想道德被看成是第一位的。红卫兵的幻想一般来说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可惜的是，他们的观念不是以事实为依据，而是被畸形的政治宣传所困惑。他们的绝对化体现为，没有民主的论争与科学的分析，只有绝对的专制和服从。　　袖标(1张)============================================================================================红卫兵是指文革中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U5 en1 f9 v+F]　　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在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T/ X! M" w- T/ y0 _# K　　毛泽东从日开始，连续八次检阅由年轻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促使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迅速席卷全国。:g9 D$ I% M8 h/ i, ?( `_' b4V　　红卫兵并没有统一的组织，1967年进入夺权阶段后，围绕权力分配（在新成立的革委会里名额的多寡、谁分管有实权的部门）纷争吵闹不休，红卫兵组织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以致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泽东于是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工宣队、军宣队相继进入学校等单位系统，红卫兵逐渐失势，退出了文革舞台的中心。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 [9 w3 v6 {8x日聂元梓在北大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兴起了全国范围内的造反运动$ |* l# B+ O; n& |,J: X' D2 C* K　　在进驻北大蹲点的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授意下，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7 @2 Q" N+ y- A6 r3 Z) |# R6 N4 c0K1966年6月，刘少奇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不久被毛泽东撤销" K5 N; _2 [1 H; a, p, u, Y* ]6 B1 D7M　　1966年，毛泽东已退居二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6月初召开中央会议，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但不久即被毛泽东撤销。是否向高校派工作组，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7h+ i5 ^6 e' q! W. z9 @/ @: ]9 _　　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6x0 [& {4 ^& K! S$ x$ Q"c　　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革。6月18日，北京大学四十余名老师被学生揪斗，称为“六一八事件”。7月22日、23日，陈伯达、江青来到北京大学，挑起北大师生对六一八事件的辩论。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建议撤销工作组。.u: Q- h6 t5 $ o　　毛泽东批评了刘邓，并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镇压”、“恐怖”，“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刘少奇以派工作组巩固政权的努力失败。1967年7月武汉爆发七&二○事件，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武斗升级7 I7 q4 r: R6 @- _7 v4 R8. f* V: q!TH　　1967年之后，红卫兵组织随着势力扩大爆发了权力分配纷争，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并发展到大规模武斗。七&二○事件是指日，武汉发生的一派民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人的事件。湖北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官员、军人、民众达十八万四千余人。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的标志。c1q5 {/ V1 G, P4 a* V* f5 X$ H0 S.Lt. E4 v!L　　1967年2月开始，武汉军区两大派民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不断扩大并时时伴有武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来到武汉解决这一问题。王力、谢富治发表了带有倾向性的讲话，激起了“百万雄师”民众的愤慨，他们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并将王力被打伤，武汉局势急剧恶化，举国震惊。!e/ }$ t+ b( e8 P+ e1 m# s3 J# E+ S: M0 z/ o6~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省民众组织讲话时，首次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中国已达内战边缘。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才渐渐平息下来。3 L; C4 j! a. h8 k5 R8 C1 Q- _% r: m! ~"Y　　林彪、江青称“七&二○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政变”，并借此攻击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并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0j1 v: Q% x8 W! U" t# B1HQ. Z% q- ^# k　　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1O7 WO6 K. u. R2 ' v1 ?" h'd8 t- y, ]( ^'^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下台( o8 o, k+ f$ Q' l9 ]6 I5Jt,F　　文革前期，毛泽东在支持“左”派造反的同时，还大力依靠林彪的军人集团，因而要满足他们的诉求。同时，毛为了壮大文革事业，对江青的文人集团也予以宽容，默许他们放箭射人。在各派势力的较量中，杨、余、傅退出角逐。2 ~8 P! @) i5 v) j& _% y1 h. w!a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是判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X& t&{9 u* a! g&{在杨余傅事件中，傅崇碧错误较轻，被调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红卫兵运动始末(序)一、红卫兵之谜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震惊世界的红卫兵运动，究竟真相如何？对绝大多数世人来说，目前依然是个谜。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描述，目前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著作或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著作和文章多数与事实真相有一定的差距，相互矛盾和扑朔迷离之处颇多。中国古时候有个寓言叫《瞎子摸象》，说的是有四个瞎子去摸一头大象，其中一个瞎子刚好摸到了大象的腿，于是说，大象象一根柱子；另一个瞎子刚好摸到了大象的尾巴，于是说，大象象一根绳子；还有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于是说，大象象一把扇子；最后一个瞎子摸到了大象的牙齿，于是说，大象象一根大萝卜。目前国内外有关红卫兵运动的文字性论述多数与“瞎子摸象”的情况差不多。例如，现存的关于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数量最多的是部分知识份子回忆其在文革中如何遭受迫害的文章，在这部分人的记忆中，留存得最多、最刻骨铭心的是这么一种红卫兵形象：臂戴红袖章，手持皮带或各种打人工具，每天凶神恶煞地对他们进行训斥、辱骂乃至殴打；实际上，这部分知识份子中的很多人当时在“牛棚”中受苦，对“牛棚”以外的社会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记忆中只有也只有“暴徒式”红卫兵这么一种形象。又例如，文革中的许多党政干部被“造”了“反”，他们也记得许多来造他们反的人胳膊上都戴着红袖章，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红卫兵＝造反派，因为他们当时都处在被批斗、被隔离的境地，所以，他们并不知道，红卫兵是分不同派别的，除了造反派红卫兵以外，还有“保守派”红卫兵，而且，在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即、10三个月，“保守派”红卫兵占了绝对优势，当那些造反学生（最初并未形成红卫兵组织）冲击中央各部委和各地方省委、市委时，保守派红卫兵们曾打着“誓死保卫&&省委！”（或“&&市委”）、“不许狗崽子翻天！”等大标语，为捍卫各级党政组织而战。也许有的人在文革中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市民，他可能亲眼看到过红卫兵在城市里破四旧、抄家、给人戴高帽子游街，或者亲眼看到过红卫兵在街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表演文艺节目、张贴大标语，等等，但是，他可能并不知道红卫兵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在1966年8月份的全国各大城市里，在很多市民眼中，红卫兵仿佛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天将。所以，即使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未必对红卫兵运动有真实的、全面的了解。目前更多的是并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他们或者是从上述形形色色关于红卫兵的回忆文字中认识红卫兵，或者是从文革时留下来的照片或影视资料中认识红卫兵，而在这些照片或影视资料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时，成百万的红卫兵手举红宝书狂热欢呼的埸面，于是，很多人据此认为，红卫兵是一群具有极度宗教式狂热的青少年，而这种极度宗教式狂热，恰恰可以表明这些青少年愚昧无知，易受某些人的操纵和利用。以上这些关于红卫兵形象的描述是真实的吗？从具体某个局部来看，都是真实的，这就好比前面故事里讲的四个瞎子，每人摸到的大象的局部以及由此产生的感觉都是真实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大谬不然了，如果我们说：“大象象一根柱子”、“大象象一把蒲扇”，那肯定是非常荒谬的。现存的很多关于红卫兵运动的论著和文章，往往就是根据作者所得到的某些不全面的资料或所谓亲历者的记述，再加上作者自己的主观推断，然后在此基础上，作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结论。现存的绝大多数有关红卫兵的记述文字还有一个缺陷，就是缺乏对红卫兵的行为基础和行为逻辑的分析。很多文章着力强调红卫兵的“暴虐”，也有很多文章强调红卫兵的“狂热”，但是，这种“暴虐”和“狂热”究竟从何而来？红卫兵的种种行为究竟是在何种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支配下产生的。看了这些文字资料，只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红卫兵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只能用“疯子”这个词语来概括和说明。难怪目前很多年龄较轻的人看了有关文革红卫兵的记述文字后会感慨地说一声：“看不懂”或“不可理解”。似乎在四十多年前的某一段时期，我们国家整整的一代青少年全体都发了疯。实际上，作出相关记述的作者自己，也未必真正了解和理解红卫兵运动。二、新中国的同龄人为了更易于了解支配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各种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逻辑，我先对文革开始时的一代青少年作个概要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10月成立的，而文革开始于196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说，假如有一个孩子正好在1949年10月出生，那末，在文革开始时他（她）的年龄是17周岁不到一点，按照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小学入学年龄普遍为7周岁来推算，这个年龄的孩子在文革开始时大概是上高中一年级或初中三年级。由此可知，文革开始时，我国的中学在校学生（即所谓的“老三届”）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他们都可以被称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至于当时的大专院校在校生，可能要早出生几年，但到他们开始懂事时，也已经生活在新中国了。在这些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名字叫“建国”、“建华”、“建中”、“成华”、“立华”的特别多，也有不少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卫国”，等等；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叫“南下”、“进沪”、“临杭”之类，能够想见，这些人的父母很可能是当年革命军队里的将领或随军干部，在解放大军南下或者占领上海、杭州等地时刚好生下了他（她）们。这些名字往往表明他（她）们的父母一辈对他（她）们以及对新中国的未来寄托着无限的希望。那末，这一代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文革中这一代青少年的行为是有帮助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前半期，我国的在校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还普遍受到三个方面的教育：一是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与新中国同时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少年，几乎都是听着革命英雄故事长大的。全国刚解放不久，很多经历过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的革命英雄都健在。那个时候，各学校的校领导往往可以很方便地约请到某一位英雄来校给学生们讲其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故事，而且，在当时这种做法很时兴，很多机关、团体、厂矿也经常邀请英雄人物去做报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全社会都洋溢着一种崇拜革命英雄的气氛。当时出版的小说、诗歌，上演或上映的戏剧、电影，许多是歌颂革命英雄的，而且很多小说的作者都自己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小说、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及其行为通常都是有现实中的真人真事为原型的。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少年来说，英雄并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就在他们的身边。有不少青少年学生渴望成为英雄，常感叹自己出生太晚，没能赶上革命战争年代，没有了当英雄的机会。因此，当文革出现了可以让这些青少年显示其“英雄主义”的机会时，他们是不肯放过的。二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党的有关指示下，全国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多次在全国青少年学生中发起关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大讨论，讨论的主要题目是：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什么样的青春值得歌颂？等等。由于原来的《少年先锋队队歌》作曲者马思聪出了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已经非正式地成为少先队队歌。作为共产主义人生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雷锋是解放军中的一名普通的因工伤而死亡的战士，与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血与火中走过来的英雄人物相比，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迹。当时之所以要把雷锋放到一个超越以往所有英雄的位置上去宣传，在全国开展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学雷锋”运动，其目的就是要突出“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把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雷锋精神，即共产主义精神。因为在1958年中国进行的那次失败的共产主义试验中，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可能是阻碍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仍然将“斗私”放在“批修”的前面，要求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经常狠斗“私”字一闪念。三是阶级斗争教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中央在全党和全民中开展了深入持久的“阶级教育”活动，而当时的青少年在校学生是这埸“阶级教育”的重点。当时的全国各城市都举办了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每个学校都必须组织学生观看这类展览会。各学校经常组织召开“忆苦会”，邀请旧社会受过苦的老工人、贫下中农给学生讲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之苦。六十年代上半期涌现了大批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其中，著名的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夺印》、《槐树庄》等，不仅编成话剧、搬上银幕，还被众多地方戏剧所移植。名列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海港》（移植于淮剧《海港的早晨》），也是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当时我国拍摄的电影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种类是“反特影片”，代表作如《羊城暗哨》、《古刹钟声》、《秘密图纸》等。在那个年代，小说、戏剧、电影等文艺作品对青少年思想、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而所有描写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主题的文艺作品中出现的阶级敌人形象，都有共同特点：他们隐藏在善良人们的身边，表面看起来道貌岸然或慈眉善目，平时用一些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观念来拉拢腐蚀干部或青年人，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的各种反革命目的。当时某地农村有一位名叫张高谦的少年，是个贫农的儿子，被本地一个蓄意进行阶级报复的地主杀害了，于是，张高谦的事迹被广为报导，绝大多数中学都组织学习张高谦与地主斗争的事迹，张高谦的事迹还被编成话剧和不少地方戏剧上演。当时的所有媒体都在不断地告诫青少年们：阶级敌人就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我们必须警钟长鸣，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我国一代青少年，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三、“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悲剧的根源文化大革命是一埸历史悲剧，而造成这埸悲剧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当时我国执政党在思想理论上进入了一个严重误区，这个误区就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严重夸大。文革也是一埸失败的革命，因为这埸革命的结果与其发动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而文革之所以失败，其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在当时的全党和党的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文革开始前我国是否存在阶级斗争文革前我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首先，当时在巩固新政权与企图复僻旧政权的两大势力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较量。国民党政府在撤往台湾时，将大批军、警、宪、特人员转入地下，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企图，不断地进行破坏、暗杀、窃取情报乃至发动武装暴乱等活动，经过十几年的较量，到六十年上半期，尽管绝大部分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被破获，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残留的敌特份子已经全部肃清。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时时不忘反攻大陆，仅六十年代初趁大陆三年严难经济困难时期，台湾派往大陆的经美国人特殊训练的武装特务即多达47批。在国际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封锁，美国的第七舰队就在台湾海峡巡弋，与中国处于准战争状态。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的所谓兄弟国家绝大多数追随苏联，中国不见容于美苏两大阵营，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地位，新政权的巩固受到严重考验。其次，建国前后进行的全国农村土地改革，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成份的人多年乃至多代形成的大量家产一夜之间全部或绝大部分被没收，分配给贫苦农民，本人及其家属更被责令在群众监督下强制劳动改造，这些人能不对新政权恨之入骨？在整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全国各地农村中，地富份子报复杀人、投毒、破坏生产之类的事件屡屡发生，很多地方发现了地富份子暗藏的“变天账”，详细记载在土改时被贫苦农民分去的田地、房产和其他财产，以备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光复”大陆时作为反攻倒算的凭据。建国后，虽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采取了“公私合营”的和平方式，大部分资本家虽然是自己敲锣打鼓地把企业献出来的，但他们在内心里真的都是那么心甘情愿？再次，虽然当时建国时间不长，但干部队伍里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已经开始抬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警觉。毛泽东也敏锐地认识到，一些共产党人在登上领导岗位后，有可能不再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是会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某个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从而导致政权性质的改变。尤其是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毛泽东从苏联的事例上更加坚定了这一观点。2．“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文革前我国社会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一回事；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则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种完全错误并可能产生严重不良社会后果的思维方式。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文革特有的现象，甚至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对党内进行的大规模清洗等，也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内，在红军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曾发生过对党内或革命队伍内的清洗运动；建国后，这类运动发生得更频繁、规模更大，如五十年代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57年的反右斗争、反彭德怀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六十年代前期的社教运动等，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把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推到了极致。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如下：（1）怀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毛泽东就曾怀疑自己的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文革初期，“怀疑一切”的思潮非常流行，当时有一位位居要职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在接见造反群众代表时称，除了毛主席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怀疑和炮轰（这位领导人后来自己在文革中被整死了）。在文革前期，绝大多数有点实权的单位领导人被怀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大多数稍有点名气的知识份子或工程技术人员被怀疑为“反动学术权威”，绝大多数文艺界人士被怀疑为宣扬封、资、修思想毒素的“黑帮份子”，绝大多数学校的中年以上的教师被怀疑为“牛鬼蛇神”，只是到了文革中后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后，才陆续得到“解放”，而另一些人则在整个文革期间始终没有“解放”。此外，文革初，绝大多数文艺作品被怀疑为“大毒草”，除了八个样板戏以外，几乎所有的文革前的戏剧、电影、小说、诗歌等都被禁止了，直到文革中后期，才陆续有一些文艺作品，如浩然的《艳阳天》等被允许出版，而一些文革前拍的经审查认为是比较好的电影、现代剧，如电影《青松岭》、京剧《六号门》等，则是经过重拍或改编后，才被批准上映、上演。（2）随意给个人贴“阶级”标签，即试图确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凡被确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即被视为“阶级敌人”。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标准极其混乱，态度极其草率。确认一个人是否有罪，是否属于新政权的敌人，不是从主观上的是否故意、行为上的是否证据确凿、后果上的是否对社会、国家和他人造成严重危害等方面作全面的考查，而是仅仅根据他（她）的少量言论、行为和所谓历史问题，进行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扩展引申的所谓分析，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加以罪名。尤其是建国后以言论定罪的做法的盛行，造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其结果是将大量朋友和自己人，即新政权的顺从者、拥护者，乃至新政权的功臣，都错划成了新政权的“敌人”。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将判定一个人是否右派的权力交给了各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因此，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很轻易地给一个向其提过意见的人戴上右派帽子；而在文革中，更将判定一个人是否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致使各种有机会操纵利用群众组织的人执掌了随意入人于罪的权力，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后果。（3）一旦将一个人判定为“阶级敌人”，即剥夺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权利甚至最起码的人身权利。“阶级敌人”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阶级敌人”进行任意地殴打、辱骂以及其他侵害行为而不必为之承担法律责任，相反，同情“阶级敌人”不幸遭遇者，倒是有可能被扣上“阶级立埸不稳”的帽子，受到与“阶级敌人”相同的待遇。由此而造成了文革运动中数度出现的较普遍的并且很严重的对所谓“阶级敌人”的人身虐待和人身污辱行为，其中有的人被直接虐杀，有的人因忍受不了虐待和污辱而自杀。实际上，即使是真正的新政权的敌人，只要他（她）已经不再存在对社会、国家和他人的实际危险，也应该给予起码的人道待遇，但在文革中，在“理解群众阶级感情”的名义下，纵容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的极不人道的虐待和污辱。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在这儿所说的“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主张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其实，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正面作用，而且，在对一个社会的各种利益群体斗争的宏观分析中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工具，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就不同了，它是一种把阶级斗争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思想表现。3．毛泽东应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承担首要责任文革开始前，“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已经在中共党内和党外的相当一部分靠近党的群众中（尤其是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这一点，作为当时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应负首要责任。一方面，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开始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后来还被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不管毛泽东当时的这些论述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或出发点，也不管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存在多少合理的和正确的成份，但实际上对全党进入“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思想误区起到了非常重大的推进作用。4．刘少奇与毛泽东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确有分歧，但分歧是否在于刘少奇反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呢？答曰：否。实际上，刘少奇是一位“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积极份子，在很多情况下，刘少奇往往表现得比毛泽东更激进。例如，在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主持制订的《后十条》与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前十条》相比，在对我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后者要比前者更夸大得多。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带队到河北抚宁县卢王宕开展“四清运动”，并总结出“桃园经验”，经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准，在全国推广，该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搞“四清”；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等等，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桃园经验实际上是把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当成了敌占区来对待了，从工作队一进村，就将农村基层干部当成了假想敌。在文革初期，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向全国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在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抓右派，也整了不少学生和青年教师，只是因为工作组在学校的时间短，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总之，在将无辜者整成“阶级敌人”，或者对“阶级敌人”进行残酷斗争时，刘少奇并不手软。那末，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在哪里呢？分歧在于，毛泽东主张将阶级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认为，资本主义复僻的危险主要来自党的高层领导者中的“走资派”，而刘少奇则主张将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阶级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已经被中央定性的“黑帮份子”、农村的“四不清”干部、学校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右派学生”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这一分歧其实在1964年底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已经出现，而在文革初期至刘失去权力前，这一分歧变得严重了。毛泽东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制造“白色恐怖”，就是反对刘少奇的矛头向下。1966年红卫兵运动中的两派对抗，以及两派红卫兵对“造反”的不同理解，分歧就在于，将造反的主要矛头始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指向社会下层的各种“牛鬼蛇神”，红卫兵运动中的这一分歧，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分歧是密切相关的。5．整人者常被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用在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代，特别确切。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想打倒他（她），就总能从他（她）的历史和现实言行中找出一些“罪状”来的。即使是美人儿的“冰肌玉肤”，如果拿显微镜去仔细照，也能发现沾着细菌和污物；即使是诗人眼中清泠皎洁的月亮，如果拿高倍望远镜去照，也能发现坑坑洼洼的阴影。文革期间有关中央报刊就曾公开提倡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去分析和发现阶级敌人的蛛丝马迹。一个人一辈子说过无数的话，做过无数的事，哪能连一点点灰尘都找不出来？所以，一旦被盯上，很少有人能幸免。这就又引出了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整人者常被整。因为当一些人在整另一些人时，这些整人的人本身并不干净，也不可能干净，所以，一旦情况有变，别人整起他（她）们来也毫不费力。五七年反右运动时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专给别人戴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他们又成了挨批斗的走资派；1966年的“红八月”中一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凶残地殴打所谓的“牛鬼蛇神”，而在不久以后，他（她）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他（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因对抗中央文革而被抓入狱；一些在运动前期曾积极造反的“老造反派”，在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因“反三红”的罪名遭到镇压；文革时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其成员大部分在文革过程中的各次事件中就垮了台，被判了政治死刑，侥幸留下的少数几个，在1976年被作为“四人帮”一灼烩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相关的原始文件和资料都找出来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在他（她）们整别人时和别人整他（她）们时，所使用的手法非常相似，甚至他（她）们批判别人时和别人批判他（她）们时所使用的思维逻辑，乃至所使用的词语也非常相似，诸如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之类也都成为常用的手法。所以，我赞成对文革作科学的研究，在阐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作实事求是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思考，以吸取文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和经验。我发现，至少有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人，他（她）们自己在文革中或者文革前（如五七年反右时）也曾经整过别人，正因为如此，在叙述文革经历时，他（她）们总是说一半留一半，不敢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红卫兵档案节选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春秋中文社区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春秋中文社区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春秋中文社区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 ※※从这段“左调”的文字中看，当时红卫兵们真挚的感情犹如杜鹃啼血般，一声声叫得执着，直到倒进血泊中。他们更象高尔基小说中的那个丹柯，撕开胸膛，掏出一颗鲜红的心脏，高举过头顶，当作燃烧的火炬。 破四旧、大串连兴起之后，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点火。对于毛泽东曾亲笔写信支持过的这些“孙猴子”，谁也不敢小看。他们更象旧小说中的钦差大臣，每到一地，待遇犹如首长视察，每每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坐。 但是形势很快变了。在沿京广线和沿海一带的串连途中，红卫兵看到没有一个党委领导不被“炮轰”；没有一个党的组织不被“火烧”；没有一个省委、市委不被“打倒”。到处是一片混乱。难道红卫兵运动所带来的是这种结果？从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到一大批战功赫赫的老帅，一个个相继倒台。最后，连他们中许多人的父母也成了“资产阶级”。春秋中文社区 帮助爸爸妈妈转变立场，回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并不等于他们是真正想把爸爸妈妈打倒，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火烧”、“油炸”加“炮轰”。从感情上，红卫兵接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现实。 他们痛苦，他们迷惘。据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卜大华回忆：“大串连的那些日子，我的心情一直郁郁不乐，在外地时甚至没有戴过红卫兵袖章。我们实在耻于同那些不论什么人都不分清红皂白高喊打倒的人为伍。”他们常常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但结果是越讨论越是陷入困惑之中。 这些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是在父辈巨大的身影底下长大的。从他们懂事时起，父辈的功勋和业绩就在他们面前竖立起永难超越的纪念碑。在战争已成历史的和平岁月里，他们想建功立业的念头象一个肥皂泡似的梦，虽然美丽飘渺，却经不住现实的轻轻一击。他们几乎注定了要成为父辈巨大身影底下的一群侏儒。 文化大革命似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但是，很快他们发现现在的“革命”“造反”是要真正打倒他们过去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于是这些老红卫兵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愿意了，他们成了“保爹保妈派”，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尴尬。 ※ ※※另一批更大规模的红卫兵队伍异军突起。这次兴起更大范围的红卫兵运动，成份复春秋中文社区杂，成员众多，几乎囊括了中国大地上15至30岁的所有青少年。春秋中文社区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女，和革干、军干子弟相似的地方很多，他们自以为血管里流淌着红色的血液，天生是革别人的命的人。但是他们不象革干、军干子弟那样有高贵的气质，他们更像鲁迅笔下造反的阿Q，有着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春秋中文社区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春秋中文社区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春秋中文社区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春秋中文社区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春秋中文社区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春秋中文社区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春秋中文社区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春秋中文社区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春秋中文社区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春秋中文社区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炮打九级司令部！”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春秋中文社区们的时候到了……”春秋中文社区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春秋中文社区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春秋中文社区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春秋中文社区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春秋中文社区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如江青、陈伯达、关锋、王力等。也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讲过类似的意思。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这证明毛春秋中文社区泽东的屁股坐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少数派一边。毛泽东的态度，百分之百能左右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这样一来，很多红卫兵组织纷纷掉转枪口，将“火烧”“炮轰”的目标对准了工作组和领导干部，并纷纷加盟到红卫兵少数派一边。 9月18日至20日，由江青、陈伯达策划，张春桥主持，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如期召开。清华、北师大、北京地质学院等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和群众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的发言火药味很浓，有中央文革事先交底，他们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人在“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他们“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集中起来，印成材料，由江青向上呈送毛泽东。 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红卫兵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毛泽东的态度，又能对北京红卫兵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北京红卫兵敢于造反，敢于冲击政春秋中文社区府机关，并且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他们成为全国红卫兵运动的新偶像。造领导干部的反，把领导干部打倒，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对红卫兵来说太具有诱惑了。 于是全国范围的红卫兵造反派（即少数派）组织蜂涌而起，湖南省造反派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炮轰九级司令部”。 所谓“九级司令部”，即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也就是说，所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政府，皆在炮打之列。10月29日，张春桥在接见浙江金春秋中文社区华北上控告团时说：“到了9月，几乎所有省、市委都被包围了”。据此，“炮打九级司令部”可见一斑。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破四旧期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某地有个资本家的老婆在批斗中发疯了，用菜刀一连砍伤了三个红卫兵。这件事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经他提议，决定成立一个红卫春秋中文社区兵联络站，由解放军、机关干部和红卫兵三方面一起协调，处理破四旧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据当年曾调到红卫兵联络站工作的北京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徐雅雅回忆，联络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生活条件艰苦，每天吃咸菜，啃干烧饼，喝白开水，尽管如此，红卫兵心里却都非常愉快。联络站的工作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每天，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批批红卫兵，处理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当时，红卫兵组织中的混乱普遍存在。 8月6日，北京市率先起来造反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向社会散发了《红卫兵紧急呼吁书》。该《呼吁书》中说：“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禁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他真正的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 8月25日，北京市八中、四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第一个跨校际联合性的红卫兵组织，命名为“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久，海淀区、东城区红卫兵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淀分队”等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真实想法和用意，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指示，用纠察队去纠正、控制某些红卫兵组织无法无天的混乱局面。春秋中文社区 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很快得到了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廖承志这样一些尚在台上的“稳健派”的支持。周恩来通过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周荣鑫，为红卫兵纠春秋中文社区察队提供了房屋、电话、交通工具和印刷设施，甚至还包括红卫兵冬夜值班所需要的军大衣。 红卫兵纠察队发出的一份份《通令》像雪片般撒向北京城的每一个角落。在8月27日发出的西纠第三号《通令》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随便宣布戒严，“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通令》还规定：“各商店现存的实用商品，若其商标不是反动的，不是黄色的，就可以继续出售，任何人都不要进行阻止，不要让坏人乘机破坏国家财产。”《通令》中还特别指出：“严禁围追外宾、归国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和正当活动。” 9月3日，西纠发出第五号《通令》，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指出对于红卫兵中违反政策、随便打人者，“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教育”，“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讯”。 红卫兵纠察队的这些《通令》不径而走，不仅震动了北京，而且流传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西纠等红卫兵纠察队还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运动中保护了诸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民主爱国人士的宅弟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周恩来看来，红卫兵组织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不失为一着妙棋。在他的亲自过问下，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是一例，支持西纠等红卫兵组织站起来建立秩序，又是一例。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三次检验红卫兵时，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西纠红卫兵在毛泽东接见时，向红司令敬献纠察队袖章的场面，意思是想借毛泽东的肯定，来肯定春秋中文社区西纠红卫兵。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一次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