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合同工）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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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教育学院主要承担成人高等教育，负责全校成人教育管理与教学；学院一贯重视严把教学质量关，致力提高教学管理水平，注重学生素质教育。因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职人员,现将招聘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聘用教师学科专业范围1.会计类、财会类教师2人2. 人力资源管理类教师1人3.电子商务类教师1人窗体底端二、招聘时间从本招聘广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1月5日截止。三、教师招聘条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有财会或人力资源管理或电子商务专业相关背景3.能熟练应用多种办公软件，数据处理软件；4.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无违法犯罪记录，品行端正，为人诚信，工作勤奋，具有团结协作和奉献精神。四、工作待遇：工资及福利待遇按照暨南大学教育学院聘用教师管理制度执行。&&& 五、应聘材料 ：1、个人简历及学历、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等证件的复印件；2、 充分反映本人业务水平的有关材料（工作业绩、获奖成果等方面的证明）；3、个人近期免冠照片1张；4、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计生证、近期体检报告（县级以上医院出具）、原单位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的证明（有其他单位工作经历者）、劳动就业部门出具的《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或失业证（已领取的，办理入职手续时需交出）。联系方式应聘材料以电子形式版（注明：应聘资料）交到教育学院办公室。联系人：栗老师 、周老师 联系邮箱：ojyb@联系电话：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暨南大学成教楼201暨南大学为博士发工资年薪最高10万 同副教授待遇_新华网
暨南大学为博士发工资年薪最高10万 同副教授待遇
日 07: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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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封面：博士工
　　暨大博士生年薪最高10万
　　记者昨日获悉，为吸引优秀博士生安心做项目，暨南大学将为其发工资，年薪最高可达十万，与副教授同等待遇。据悉，这一改革处全国高校领先水平。
　　博士年薪水平领先全国
　　记者获悉，暨大的这一作法，在全国高校尚处领先水平。暨大研究生部主任郑文杰证实，目前，包括北大、中大、华工在内重点名校在研究生培养方案上，都有鼓励优秀博士生精心学术的计划，但额度都没有这么高。
　　暨南大学副校长林如鹏表示，该校推出“优秀博士生攀登计划”，鼓励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在读的优秀博士生，学校会给其发工资，最高可领到10万年薪，这样的薪资甚至可与学校的副教授相比。
　　据悉，根据政策，校方会由教授专家组成的考核小组对博士资格进行考核，确定人选后，每月会先发70%的工资，待项目实施一段时间后，专家组考核满意，再发放剩下30%的工资，总计年薪达10万元。
　　暨大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小朱就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原本今年六月就该毕业的小朱，因为科研项目需要，他向学校申请延期一年毕业。作为优秀在读博士生，校方决定于今年起向其发工资，年薪高达十万元。
　　10名博士可领10万年薪
　　按照规划，今年暨大将有10名10万年薪的优秀博士生计划，但校方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如果招不满，也不会降低标准，反之，如果满足条件的优秀博士生较多，也会适当增加计划。该方案的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三年级的博士，一二年级的博士也有资格申请。只要有好的选题方向，有创新的科研成果都具备资格。
　　如果学生完不成规定成果，会给予怎样的处罚？研招办主任郑文杰表示：“鼓励创新还要宽容失败，当时出台这一政策时，请了很多专家、教授进行讨论，敲定由教授专家组组成考核小组对享受政策的博士进行考核，但也考虑到，可能有些研究生在享受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做项目会碰到些许困难，中途也可能出现中止项目的情况，学校不会对其进行处罚，这是对高层次人才的信任。如果没有按时完成规定的科研指标，学校可适当为期延期，延期期间也会给一定补贴。（记者 薛冰 通讯员 卢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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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分享（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 兼职教师工资详情(广州，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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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工资调查暨南大学：给本科教学最好的出路--广东频道--人民网
暨南大学：给本科教学最好的出路
魏哲哲　麦尚文
&&&&来源：&&&&&
　　暨南大学“全员创新”带动学生发展。
　　制图：季轩
　　今年8月，在广东省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中，暨南大学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成员包揽了各类别第一名，代表广东高校出征全国总决赛斩获佳绩。
　　两个月后，在教育部、科技部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上，暨南大学参会的两个本科创新项目均获年会最高荣誉，分别获得全国“十大优秀论文”及“十大最具创意项目”两项大奖，连续第二年获得“双奖”。
　　近年来，暨南大学创建“三三三本科教学治理体系”，推进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本科教学内涵式发展，凝聚了一批本科教学核心力量，建设了一批优质课程，培养了一批创新人才，实现了从“本科教学管理”到“本科教学治理”的转变。
　　“大学的本科教学一旦理顺并突破，其他命题就好办多了”
　　12月8日，在素有“华侨最高学府”之称的暨南大学校内，全校师生话题集中指向一份刚刚下发的“意见”――学校启动全面实施“三三三本科教学治理体系”。
　　此前，由于缺乏一套让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教师、学生认可并愿意参与的体系，各方对本科教学的投入热情不足，参与度不高。教务处处长张宏曾担忧：本科教学是大学最基础、最核心的工作，也是最复杂、最难突破的命题。现在，随着“治理体系”的全面深入实施，难题开始被突破。
　　“大学治理的核心要义有两点，一是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是通过共同治理来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释放大学的本质功能――激发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创造力。”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把这种“治理思维”活用在“本科教学改革”的探索上，“大学的本科教学一旦理顺并突破，其他命题就好办多了！”
　　近年来，暨南大学着力于“本科教学”这一根本命题，构建一套以教师教学发展、学生学习发展为核心的本科教学机制改革系统工程――“三三三本科教学治理体系”，正是体现了大学回归人才培养本源的价值追求，也是该校探索治理体系创新，以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大命题。
　　“围绕本科教学的三大基本要素‘教师、课程和学生’，搭建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本科课程建设与管理中心和‘卓越未来’创新人才教育计划三个平台，狠抓内涵建设；实施教风学风分级预警与处置系统、教师教学绩效测评系统和课堂教学辅助系统三套系统，狠抓教风学风。”张宏这样描述这一体系的核心内涵：“体系的出发点在‘发展’二字。以教师的发展带动学生发展，这是教学治理体系的最深层内涵。”
　　实际上，3年多以前，暨南大学启动的“三个一”行动计划，即鼓励教师“参与一个核心团队、上好一门本科课程、培养一批优秀学生”，正是该体系的基础。基于这一体系，暨南大学建立了相应的治理结构，包括：引导教师定向发展、引导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发展、全部课程分级滚动建设的3大平台12个子平台，以正向激励为主的系统考评机制7套，主动营造本科教学氛围的4种形式，组成了本科教学关键利益相关者教师个体、学生个体和单位群体共同治理的完整体系。
　　学校营造宁静致远的教书育人环境，“给教学最好的出路”
　　10月21日，一堂“品味教学”观摩课在暨南大学教学大楼605室拉开帷幕。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得主田明老师主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相较于传统的思政课，田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令人耳目一新。书本上深奥晦涩的概念立即变成了贴近学生的可实践的道理。45分钟的理论课堂充满了欢笑和掌声，这在以往的思政课上是少见的。
　　“原来这么严肃的课也可以变得生动有趣。”一位生命科学院的本科生说道。让老师安心在课堂教学，让学生喜欢课堂，提升本科教学质量正是暨南大学深化本科教学治理机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品味教学”就是其中针对课堂创新的交流机制，本科教学核心团队成员定期参与，分享经验共同提升。
　　当前，高校盛行的考核机制中，不论是教师的声名待遇，抑或是职称晋升，教学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都远远小于科研论文发表，科研优先的观念已经渗透到大学教师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学，给本科生上课不仅成了一桩苦差事――上好课要在课外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反而在个人发展上“自我毁灭”。
　　“一流的大学必有一流的本科教育，本科教学质量关乎人才培养，是一所大学办学质量的核心基石，也是整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基础。”在暨南大学高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朝晖看来，“教学与科研，本都是大学教师的立身之本，现实中的厚此薄彼，正在于对教师的考核一直以科研成果主要考核指标，投入本科教学与教师自身的发展与利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引导教师潜心教学，以教师自身发展为驱动力就成为最佳选择。2011年，暨南大学启动“宁静致远工程”，意在解决影响学校发展的观念、评价标准和机制等关键问题，营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教书育人环境，让教师安心教学，静心研究，潜心育人。
　　2012年初，该校启动本科教学核心团队第一批建设项目，为教师发展搭建舞台。学校启用“教师教学绩效考评系统”，分类栽培、重点扶持中青年教师，有效地实现教师“人心思教”的目标。2013年、2014年，设置“暨南大学本科教学校长奖”，重点表彰在本科教学各个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不同年龄段的教师。
　　“以激励为核心理念，教师能在教学的所有领域，包括课程创新、实践项目、教材建设等方面获得支持与价值回报。”副校长林如鹏教授指出，本科教学治理体系的实施，就是要从制度层面保证本科教学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让大学回归人才培养的育人本源。大学应当给教学最好的出路，让教师能以教学促进自身发展，从而带动学生的创新发展。
　　注入“全员创新”校园文化基因，让拔尖人才“冒”出来
　　“学校和老师互动，就会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教师、课程、学生。抓教师核心团队，教师是给学生上课的；抓核心课程建设，课程也是为学生服务的；教好学生，才是一切的关键。而这两年，我是感觉到这些工作对学生有帮助。”暨南大学核心团队成员张世君教授说。
　　暨南大学按照大学生的特点，贯彻全员创新的理念，逐步改变以往单纯以论文、获奖为主的评价方式，强调发展性评价，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近年来更是以“新型课堂”为抓手，构建创新型校园文化，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优秀人才。
　　2013年，学校创设“赢在创新――暨南大学本科生创新大赛”，作为一个开放性、实践性、竞争性、互动性的新型课堂，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发展和展示平台。“赢在创新”鼓励“每一个学生都能提高创新能力”，成为学生创新项目及拔尖人才的孵化场，学生们争着上。
　　按照“全员创新”的培养理念， 该校推出“卓越未来”创新人才教育计划，以“在课程建设中强化多维创新元素”“实施多元创新人才孵化项目”为两大支撑点。一方面，在培养方案中开设必选的6学分创新创业类课程群；另一方面，设立“未来企业家”“未来律政精英”等创新人才孵化项目，结合其他灵活措施，共同组成暨南大学本科生创新教育体系。
　　一位教育专家分析，暨南大学将“三三三本科教学治理体系”确立为全面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的新理念，既是对治理理论的积极借鉴，又是在中国情境中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实践总结，甚至是一种必然选择。以“教师发展带动学生发展”作为治理切入点，其内在逻辑正在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暨南大学的探索，作为深化教学教育改革的一个样本，可供全国高校相关改革参照与借鉴”。
(责编：刘卫东、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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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教授如何评定等级和工资
葛剑雄|文1978年进大学读研究生之前，我对大学教员评职称的了解都来自传闻。进校以后，我从老师们，特别是从谭其骧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学教授工资、职称的一些事情。谭先生晚年中风康复后行动不便，1980年我接受领导安排做他的助手。谭先生如果离家外出，都由我陪伴，一方面照顾他生活起居，另一方面也帮忙处理学术和工作上的事，比如往来的信件、文件资料等。因为和谭先生相处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多，所以，我对谭先生来往的客人、朋友都比较熟悉。为了写《谭其骧传》，我也曾专门请教过一些老先生。关于教授的工资和职称评定，我讲的就是我知道和我经历过的情况。 1956年工资改革以前，大学教师的工资是“谁聘谁定”——聘你做什么教职，薪水多少，聘书上写得很清楚，从助教到教授都是如此。二三十年代有所谓的“庚款教授”，就是拿庚子赔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教授，他们的薪水比一般教授高。此外，1942年、1943年国民政府曾评选过两批“部聘教授”，被视为“教授中的教授”，他们的薪水设有最低标准。普遍地说，当时教授的工资由学校自己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抗战以前教授的生活是很好的。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尽管也涨工资也发津贴，较之以往，教授的待遇已大不如前。抗战时浙江大学西迁至遵义，听谭先生讲，要去遵义的时候，就有人通知他们要尽量多地带些日用品，带去卖了换钱。遵义的土财主没见过洋货，据说随便拿双袜子去卖，换的钱可以吃一个礼拜。当时还有教授倒卖骡子、马等。抗战胜利以后不久，货币贬值，谭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工资已经不能养活家里夫妻二人和四个小孩。于是他到上海来兼职，但兼职教授不能拿全薪，是暨南大学以“谭季龙”的名字聘他为全职教授，这样两份全职薪水才勉强维持生活。后来货币持续贬值，这些钱也不够用。浙江大学就统一采购，给教职工发实物工资，今天发一袋米，明天分点煤球，教授和职工之间也没有多寡之分，就是保证能过日子罢了。 谭其骧新中国成立后，照旧接管大学。1952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进行第一次工资改革，工资依级别而定，当时货币尚不稳定，所以并未作为工资结算单位，而是以实物为基础进行折算，称为“折实单位”，也叫“工资分”，就是所谓的“工分”。“工资分”由伙食分、服装分、津贴分三部分构成，按粮、布、油、盐、煤五种实物的数量进行折合，以此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物价逐步稳定后，1956年工资改革就废除了“工资分”，改行货币工资制，全国划分十一类工资区，分别执行不同的工资标准。伴随这次改革展开了一轮工资定级。复旦大学根据高教部《关于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工资评定和调整的通知》制定了各类人员工资标准，主要分教学、行政、教辅三大类。工资改革后，复旦大学全校教职工平均工资九十一元，教学人员中教授平均两百三十八元、副教授一百八十二元、讲师一百十八元、助教六十七元。教学人员工资标准有十二级，依此标准，一级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三元，二级工资每月三百零二元五角，谭先生是二级教授领二级工资。按当时的物价标准，请个管吃住的保姆每月开支五到十元。可见，月薪一百元以上在当时已是高薪。五十年代以后有过几次工资调整，都是由全国统一发文，地方上再制定、执行细则，这往往受到种种政治因素影响，比如涉及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或者划为“右派”的人，按照规定就不属于工调对象。另外，工调有名额限制。在分配名额时提倡大家发扬风格，鼓励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不要争取工调名额，要照顾、优待统战对象等。开始确实有人响应号召，主动放弃自己的机会，但后来发现上当了——“文革”开始以后的很多年再没有进行过工调。1965年我刚参加工作时的工资是三十七元，按当时政策，到1966年8月我的工资可以涨到四十八元五角。1966年6月“文革”开始，暂停工调，直到1969年我才拿到四十八元五角的工资。这之后工资基本不再调整，直到我读研究生时，工资还是四十八元五角。这番经历之后，但凡有调整工资的机会，大家就拼命争取——这次放弃了，谁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呢！对1956年评定的一级、二级教授来说，这几次工资调整对他们没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工资一直没有上调过。五六十年代教授没有奖金、津贴，曾有过的变相福利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过购买食用油、黄豆的票，或者饭票。当时上海丽都花园就曾招待过政协委员、统战对象，在那里可以比外面吃得好一点。不止是上海，北京也有这样的情况。做谭先生的助手时，我给他送过工资条，当时他领的还是1956年的工资，其他收入主要是稿费以及奖金、津贴。以前一些教授的太太没有公职，晚年需要自费医疗，这就导致一些教授晚年经济情况很不好。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太太因为受他的政治影响没有公职，晚年生病无法报销。这些开支单凭贾先生的工资根本不够，就得靠稿费收入支持。所以贾先生很大年纪还在写文章赚稿费，直到太太去世，才在经济上解脱了一些。还有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他也是二级教授。“文革”前他每月拿出一百多元工资交党费，到晚年，太太没有工作又生病，医药费开支很大，生活窘迫。唐先生得知我曾把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的藏书转让给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他就问我能不能把他的书也卖到国外，这样赚钱多一点，但是因种种缘由我没有办成。后来是中华书局拿出一笔钱作为预支稿费给了唐先生，他很感激，说这是“贫而骤富”。讲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与工资直接联系的是职称。民国时期不存在职称评定，一般是循惯例而行。比如，归国的海外博士按惯例聘为副教授。周一良先生算是例外，他回国前已经在美国教授日文，学术水平很高，名气很大。胡适觉得他应该比一般人待遇高，所以，周先生一回国就被聘为教授。（注：周一良回国后在年曾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唐长孺。下：周一良解放以后，共产党全盘接管高校，一开始在职称方面也没什么变化，后来影响较大的就是1956年的正式定级。这次定级原是随工资改革而出现的，定的是工资待遇的级别，但另一方面这又不仅仅关乎工资等级，它与教授的学术水平又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是学术荣誉和学术地位的体现。从操作过程来说，这次定级说是评定，但最终还是由上面决定，而且已经受到了政治影响。复旦当时有所谓“八仙过海”、“五子登科”，是说二级以上教授中文系有八位，历史系有五位。不过最终公布结果与校内评定并不一致。其中，周谷城原本在校内定为二级教授，据说公布结果前，市委的小汽车开到了校党委，结果周谷城就成了一级教授。中文系吴文祺教授经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结果被定为二级教授，而且“文革”时也有人保护他。大家都说吴文祺有贵人相助，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党员。这些事情在教授中引起了不平。其实，解放后复旦已经历过几次运动，政治方面的考量对教授评级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次教授评级的结果与教授的专业水平并不完全相符。1956年以后到“文革”结束之前，再没进行过教授级别的调整和评定。“文革”以后恢复职称，是我经历过的。“文革”结束以后，复旦历史系有点本事的人先后在“四人帮”时期和粉碎“四人帮”中受到冲击。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历史系留存下来的大部分人是助教，需要转升讲师。这里面有很多故事。第一次恢复职称时，朱维铮要由助教转成讲师，校方坚决不同意。“文革”期间朱维铮是写作组成员，曾代表市里组织理科教授——如苏步青、谈家桢等人，要他们批判爱因斯坦，训斥老教授时凶得不得了。“文革”后苏步青恢复校长职务、谈家桢恢复副校长职务，他们坚决不同意朱维铮升任讲师。当时历史系党支部书记孟伯衡原是化学系的，与几位理科教授熟识，于是他陪着朱维铮拜访几位老教授，挨家去赔礼道歉，这才升了讲师。等到朱维铮要由讲师升副教授时，按他的专业水平来说是可以的。但当时复旦没有评定副教授、教授的资格，只能校内确定后，上报到市里统一评定。上海市设评定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各个学科小组。当时历史学科职称评定五人小组中没有一个复旦的成员，小组组长是华东师大的吴泽。 朱维铮这次考评中，复旦历史系朱维铮、姜义华、李华兴升副教授的报告都没有被批准，原因是各种各样的——朱维铮是因为“文革”中参加写作组；李华兴“文革”中积极批判周谷城；姜义华曾是“反动”学生，也受过批判。当时谭先生是历史系系主任，他们三位纷纷来找谭先生，想请他出面解决此事。孟伯衡与谭先生商量后，决定请周谷城先生与谭先生联名写信要求市里的职称评定委员会特别考虑。这封信由我起草、誊清，谭先生签名之后，我拿着信到湖南路周谷城家请他签字。周先生看了信之后说，信写得不错，也说不会跟年轻人计较，但他就是不肯签名，我只好带着信又回到谭先生家联系孟伯衡。最后这封信是以复旦历史系系主任谭其骧和总支书记孟伯衡的名义交到市里，不过最终也没起作用。除这三位之外，这一年华东师大陈旭麓由副教授升教授的报告也没被批准。外界怀疑这是吴泽从中作梗，甚至顺带认为复旦这三位老师没能升任副教授也是吴泽捣的鬼。不久，也就是1981年暑假我陪谭先生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学位评定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吴泽专门来到谭先生房间反复解释，意思是说职称评定的结果跟他没关系，“都是上面定的”。等我拿到博士学位时，全国暂停职称评定。教育部文件说，这是因为之前的职称评定出现了各种问题，有的标准过宽，有的存在政治问题。其中点名批评了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在“文革”期间也是被批判、受迫害的，“文革”后期他参与编党史的工作，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文革”结束后，有人说为什么复旦还用一个在“文革”中很吃香的人？！而且这位老师将“文革”期间的文章作为研究成果列入职称评定的报告中，又有人说这是“江东子弟又重来”。究竟是这位老师太糊涂，还是他认为文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不得而知。后来他的职称再没提升过，退休时还是副教授。等到学校可以自主评定职称时，事情又变得很复杂，因为职称和住房联系在一起了。学校分房有一套评分标准，职称、工龄、奖励等考核内容各占一定分值。其中，教授和副教授相差五分；工龄一年一分；省部级以上的奖励有的一分，有的零点几分；另外，对家中有无老人、有无成年子女、是否有异性孩子等情况也会酌情考虑。但相比之下，职称一项最重要。就复旦的情况来说，副教授可以分到两房一厅，但如果想要小三房，就一定得是教授。否则，单靠工龄积分，干一辈子分数也不够。得奖加分这一项，文科教师很吃亏。因为理科有普遍认可的国家级奖项，而文科没有。得了奖，到底算不算、怎么算都很难说。1988年我获得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奖，这是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联合教育部共同组织的，由中央领导给我们颁奖，奖金一千块。当时这是文科方面的国家最高奖，但学校不承认，因为证书上没有国务院的盖章，所以只能算部级奖励。我还得过“五个一工程奖”，学校也不承认。以后，职称在大学里就异化了。原本职称与工资、待遇挂钩，后来关系到住房。等职称与住房无关了，又关系到面子，关系到科研项目的申请。有了学位制之后，又关系到硕导、博导的评定。全国第一批硕士、博士导师是在北京评定的，各个学科设有专门的评议组。当时历史组评议人都是学界名流，今天历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那时还是年轻人。比如，评议组秘书章开沅，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家胡华以及曾任首都师大校长的齐世荣等等。这些评议人都是学界的先生，对申请人及其专业水平很熟悉。蔡尚思没评上博导是因为他人缘不好。第二批博导评定时，他马上要七十岁了，学校希望谭先生帮忙让他评上博导，于是我陪谭先生挨个房间去拜访评议组成员。原本这事儿就没问题了。结果教育部会议结束后，王仲荦先生跟谭先生说，老蔡不行！原因是朱维铮在山东大学上课时说蔡尚思给张春桥写过效忠信。谭先生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打听到，蔡尚思确实给张春桥写过信，但不是效忠信。因为朱维铮的话，蔡尚思没有评上博导。接着，国家规定七十岁以上不能参评博导，所以蔡尚思始终不是博导。 蔡尚思相较而言，中科院的院士评选是比较严谨的。1991年我陪谭先生去参加院士评选，谭先生所在的地学部地理组共有七个院士，定下的政治标准是爱国，有奉献精神，学风正派。第一轮小组评选需要七位院士全部通过。之后，小组中推荐候选人的院士要到地学部做五分钟发言，然后由学部投票，投票通过后再进行下一轮。整个过程非常认真。当时小组秘书长给我们这些随员开会，说院士讨论的时候随员不能进场。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有的院士年纪很大，视力、听力都不好，需要随员协助。后来院士评选就规定：八十岁以后，不能申请院士，也没有投票权。有一年院士评选时谭先生中风住院，中科院派了两个人到上海考察谭先生是否有做出自主选择的行为能力。当时谭先生已不能说话，确实没有行为能力，他这一票就算作废了。后来院士的评选就没有这么认真了。这里是澎湃新闻，谢谢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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