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利•福利来到梅特医院,探望他的妻子。“你觉得怎样?”他坐在床边,紧挨着多莉。多莉抬起脸来朝他微笑,她的黑发散落在白枕头上。“还好。”她幽幽地说。她看上去衰老憔悴,死似的苍白,有两个黑眼袋。她把手塞进查利的手中时,他注意到她的手背上有两处…《保险柜里的争吵》是马克•吐温写于1897年的一则寓言故事,直到日才被辑入《谁是马克•吐温?》一书,由哈泼工作室出版。??某一天,银行家保险柜里的钱币们就权利和特权问题掀起了一阵争吵。事情是从五分和一分开始的…《译林》伴我30年(天津)王健1979年,我从新疆回到北京,那年我25岁。在新疆呆了近10年,从封闭的边疆到祖国的首都,巨大的地域和时间的差异,让我没有自信,不敢像同龄人一样考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是想进一家工厂,赚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继续过简单的生…
　　波多黎各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9104平方千米,人口约360万,属于美国的一个自由联邦。“庙”虽然小,却为拉丁美洲文坛培养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女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当代拉美文学界给她的评语是这样的:针对20世纪70年代拉美文学评论界对女性写作的歧视和边缘化,她第一个站出来明确提出:衡量文学作品质量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作品内在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对同代和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而不是性别;因此她“颠覆”了拉美文学评论界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模式,是拉美第一批用后现代主义思想进行文学评论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女作家的姓名就是罗萨里奥•费莱(Rosario Ferré)。 　　罗萨里奥•费莱于1938年出生在波多黎各的蓬塞市,父亲是个中等企业家,家道中常。她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不惜重金送她和弟弟去纽约私立大学读书。费莱在拿下英语和法语硕士学位之后,在波多黎各大学获得了教授拉美文学的资格。随后,费莱在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她写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小说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论文中的研究对象科塔萨尔是20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文坛的重要代表作家,他的代表作《跳房子》被认为是“一座文学迷宫”,其中容纳了许多文学艺术的表现元素,浪漫主义因素占据重要成分。费莱把浪漫主义因素作为重点加以研究。其实,在费莱成长的道路上至少也有两个外界因素对她的文化养成是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是父母是混血种人,这个家族感受到了美国白人文化对有色族群文化的歧视,因此她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能够改善社会地位,进入美国主流文化;二是费莱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与一个商人结了婚,在共同生活的十多年内生育了三个子女。但是,费莱感觉在精神和文化上与丈夫缺乏共同语言,最终还是离了婚。她的第二任丈夫是波多黎各大学的文学教授、墨西哥作家何塞•阿吉拉尔•莫拉,婚后没有过几年就因为丈夫的大男子主义时时作祟而分手。第三任丈夫是个建筑设计师、波多黎各人,这一次夫妻不仅感情相投,而且丈夫十分支持妻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如今老夫老妻在波多黎各岛上颐养天年。2008年是费莱诞辰70周年,波多黎各文艺界为她进行了隆重庆祝。 　　费莱的文学道路比较曲折。1970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1972年,她在波多黎各大学读书期间,与几位同学创办了一份大学生文学刊物:《装卸区》。这是一份未经官方批准的杂志,它发行的对象就是大学中的文学爱好者。《装卸区》发表大学生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刊登学生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见解,在80年代发表了许多关于波多黎各政治改革的文章。《装卸区》的编辑方针是唤醒8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觉悟,号召当代青年从改造自身的观念和思想方法入手与陈腐的观念和恶劣的习俗决裂;它同时主张兼容各种新流派的新观点;因此它每期的内容十分多样、色彩斑斓,读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费莱和编辑部的同仁们追求一种所谓的“无序评介”,这就如同美术界讲究的一种“拼贴技法”,刻意制造表面上的“无序空间”,实际上,《装卸区》大量装载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各种流派的主张。其中还发表了很多对波多黎各所处的独特地位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的文章。这个独特地位就是波多黎各传统的西班牙―拉丁文化如何面对欧洲和美国发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和冲击。这对于研究两种文化冲突的学术界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在办《装卸区》的同时,费莱在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这样一些文学观念: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多元、复杂的,传统的文学模式应该打碎,作品中的现在时和过去时应该平衡,让人道和人性的光芒四射;她在自己的作品中讲究跨文本和模糊性写作,讲究严肃的叙述与戏谑、嘲讽的风格相结合。但是,她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拉美女性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早在费莱1970年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开始,她就感受到了波多黎各文学评论界对她小说的排斥和歧视。波多黎各的男性评论家们从费莱一开始在《装卸区》上发表作品,就采取了歧视、排斥和贬低的态度。他们甚至对费莱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是“无政府主义者”、“色情文学家”、“中产阶层的叛徒”。在70年代,波多黎各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费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潘多拉盒子的文件》进行了攻击。这个集子包括《最小的玩偶》、《睡美人》、《当女人喜欢男人的时候》和《有毒的故事》,它们分别揭示出人性中的报复心理、嫉妒心理,同时也歌颂了超越死亡的纯真爱情。作品运用了心理分析、神奇虚幻的手法。一些波多黎各的评论家认为这些小说是“女性褊狭心态的反映”。如今客观地看待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费莱有着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她的叙事语言非常优美,充分证明青年时期的费莱就已经拥有了很好的文学才能。但是,在70年代,费莱感受到了被歧视、被压制、被侮辱的痛苦。这时,英国、法国和美国一些女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给她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为她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女作家要翻身,只能依靠作品的艺术实力和深邃的思想性。此外,妇女的解放是个社会问题,是个妇女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问题。 　　1980年,费莱经过10年的磨炼,已经对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集中反映在《写作的厨艺》中。她在这篇文章里,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厨房劳作”。她说优秀的厨师一定是个掌握娴熟厨艺的聪明人。同样,一个优秀作家首先应该像优秀厨师那样“善于选材”,像选择鸡鸭鱼肉、蔬菜水果、油盐酱醋等各种佐料那样,作家要选好故事素材、人物素材、背景素材等,在这个意义上,男女作家是没有区别的。作家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认识人生、社会和自然的水平和深度上,同时还在于掌握文学艺术的技巧上,如同厨师掌握火候、菜肴的颜色、形状和味道一样。当然,优秀作品的出现也往往与作家的艺术禀赋和时代要求密切相关,但绝对不是在性别上。费莱赞成法国女哲学家朱丽娅•克丽斯蒂娃的理论:男性与女性写作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各自追求的主题思想不同,如同每个作家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不同一样。费莱说,写作来自生活体验,妇女的日常生活经历往往与男子大相径庭。针对有些文艺理论家说的“男女的写作应该在语言上有所不同”,费莱认为,作家选择语言风格应该根据题材,“字典并没有区分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嘛”。她在《写作的厨艺》里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文章:“犹如写作的秘密不分男女一样,高级烹饪术也与性别无关,善于调和五味的大师男女都有。做饭绝对不是妇女的专利,但是肯定与聪明智慧相连。”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欧洲和美洲的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拉丁美洲文坛上也同样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费莱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她在年期间完成了几件大事。一是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去打破拉美传统评论界的陈腐观念;二是利用各种场合宣传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同时也不断审视和调整女权主义批评中的偏激态度;三是努力推动妇女参加文学创作活动,帮助女作家克服在出版和评论方面的具体困难。她说:“阻挠妇女参加文学创作活动的障碍很多。波多黎各的情况就很严重。在拉丁美洲,传统的妇女地位比欧洲和美国低下得多。波多黎各虽然是美国的一部分,但是拉丁文化长期以来占据着统治地位。波多黎各妇女有政治自由,但是没有相应的文化、社会自由。”费莱在70年代通过《装卸区》、80―90年代通过几部重要作品,例如,散文集《包围爱神》、《树和影子》以及短篇小说集《母狗对话》,系统阐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
　　一是她对波多黎各文学的总体看法,指出一些陈腐观念的影响,批评了白人文化对话语霸权的控制以及大男子主义在文坛上的表现;二是她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系列看法,其中她特别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女作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号召女作家起来参加“自己解放自己”的斗争;三是她坚决反对在文学评论中实行“男女隔离政策”,就是既反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女子中心论”的分裂主义,也反对大男子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垄断地位;她建设性地提出文学评论统一的理想主张,摒弃按照作者性别划分的文学批评标准。上述观点大多通过记者采访公布于众了。例如,在墨西哥记者米盖尔•安赫尔采访费莱时,她说:“我就是小说家,不必特别加上一个‘女’字,西班牙语也没有什么‘女小说家’的说法啊。就是这个小说家吧,男女都包括了,很好嘛。”“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就是生活经验,男女作者都一样,都离不开生活体验嘛。”针对有些评论家说的“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没有相似性,因此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应该各属于不同的领域,因此应该使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和批评”,1982年费莱说:“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男性风格的女性风格,因为文学无论语言还是形式是没有区别的。女性文学只是在选材上有别于男性文学。女性文学比男性文学更具有破坏性,因为潜入禁区探险的往往是女人。由于禁区里常常埋伏着非理性、疯狂性、爱情和死亡的炸弹,所以我们这个讲究理性、讲究功利的社会是不敢承认禁区的存在的;如果承认了,结果会是非常危险的。” 　　此外,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费莱也是很有见解的,1990年春天,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的报告会上提出:“任何文学创作都带有自传性质。用第一人称写作总是给我带来许多困难,因为笔下的人物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的性格特征,而不管故事情节的发展。由于写作总是来自作者自己的生活体验,所以写作总是带有自传的性质;可是,作品中的人物、重要的情节、时间、地点却有自己的艺术天地,不一定需要自传的素材,艺术形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作者常常不得不服从人物思想发展的逻辑,这就需要深刻认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能把自传因素强加于人物。”而要深刻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就需要借鉴别人的思想和经验。费莱因此非常重视阅读优秀作家的作品,例如,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黛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法国女作家、哲学家、女权主义者海伦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朱丽娅•克丽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等等,尤其是墨西哥17世纪著名的女诗人索尔•胡安娜•依内丝•德拉•克鲁斯的诗歌和散文。她从这些优秀作品中吸取精华,根据自己的经验,考虑波多黎各和拉丁美洲文坛的实际情况,逐渐形成了自己对女权主义文学的看法。概括起来,这些看法有以下几点:女权主义文学家意味着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文学领域里寻找自己的身份,因为男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这样的寻找可以是个人行动,也可以采取集体方式,这取决于妇女的认识水平和具体的社会环境;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大多是写实主义的,有很多自传成分,但是并不排除想象,作品中的戏谑和嘲讽是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男性为家长制的社会里,感受着诸多的压迫。女作家的语言风格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的题材应该以生活经验为基础,其中家庭生活的经验可以为作者提供丰富的内心激情和心理活动的素材。 　　这些创作理论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为费莱的文学批评理论。她主张面对作品,评论家应该一视同仁,不分性别,因为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基石,语言规则、语法规则、字典适用于所有作家,不分男女;故事结构和艺术风格因人而异,而不是按照性别划分的;作品的结构和语言艺术风格的变化是绝对的、永远的,变化是文学艺术的生命,无论男女。评论家在分析女权主义文学时不必设置另外的标准,应该使用通常客观的统一尺度,即作品的艺术之美和作品内在的思想价值。 　　费莱这样的文学批评理论打破了拉美文坛的大男子主义传统标准,结束了拉美女性写作的边缘状态,为改善女作家的创作和出版的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费莱的文学批评理论观点主要是通过一篇短篇小说阐述出来的。这就是她的代表作《母狗对话》。这部作品是针对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公狗对话》的戏谑之作。塞万提斯运用模拟的技巧,让两条公狗模拟人类的思想和语言进行对话,讨论一系列17世纪的西班牙社会、政治问题。费莱借助这种手法,让两条母狗讨论拉美女性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危机问题。《母狗的对话》是献给两位女友的,她们是安妮•费尔南德斯和简•富兰克,二人都是拉美文学评论家。费莱在《母狗对话》里分别给两条母狗起了这样的名字:菲娜(Fina)和弗兰卡(Franca)。显然,这是故意把女友的名字与作品角色混合在一起了。此外,作品角色的名字还暗示出某种性格特征,因为Fina在西班牙语里是“优美”的意思;Franca有“坦率”的含义,因此她俩的对话有着不同的审美态度和角度。 　　菲娜是条纯种狗,最初住在蓬塞市居民区,后来被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给拐骗走了,把她当成宠物卖给了另外一家人。作品中的“宠物”有“玩物”的意思,暗示妇女就是男人的玩物。在随后的几年里,菲娜活得艰难,多次更换主人,直到最后离家出走,流浪街头。她的好友名叫弗兰卡,是一条混血种狗,她的女主人始终是一位年轻的拉美文学女教师,这意味着弗兰卡是受一位人格独立女性的熏陶。作者特别说明这两条母狗都曾经有机会阅读拉美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书籍,因此都具备讨论拉美文学和评论的资格。 　　为了营造拉美文化和英美文化碰撞的氛围,作者特别把母狗对话安排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老城区里,这象征着传统西班牙文化的影响尚在,刻意让两条母狗沿着老城区的肯德基店后门觅食,这讽刺波多黎各人在“享受”着美国当代物质文明的垃圾。于是,在这样的人文社会背景下,两条母狗首先谈到了这样一个话题:拉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否真实。接着的问题是:拉美的公狗和母狗的狂吠一样吗?菲娜认为,拉美很少有作家能够成功地塑造出女性形象,不少拉美作家只会歪曲、否定和贬低妇女的社会地位,例如,古巴作家何塞•莱萨马•利马、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地、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等人,这些作家塑造的妇女形象总是愚昧、狭隘、庸俗等卑下的角色。菲娜公正地指出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积极和正面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事着与男人一样的工作,但是,这样的文学大师凤毛麟角啊。 　　弗兰卡在谈话中扮演唱对台戏的角色,她说,拉美女作家也没有成功地创造出男人形象。她举例证明自己的看法,智利女作家伊萨贝尔•阿连德、墨西哥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雷塔、爱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阿根廷女作家路易莎•瓦伦苏艾拉、马尔?塔•?林奇、巴西女作家克拉里赛•里斯贝克托尔、墨西哥女诗人依内丝•埃雷东托、罗萨里奥•喀斯特亚诺等人,也像男子排斥女人一样地排斥男人。弗兰卡用这样一番话结束了她的对唱:“总而言之,男性人物在我们女作家笔下缺胳膊少腿的情况,如同女人在男作家作品中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我们阅读到的作品中,男人的角色是在做秀,他们总是没有思想的,懒洋洋,醉醺醺,无所事事,女人和他们的冲突就是在这样缺少男子真实形象的情况下展开的。” 　　但是,弗兰卡的批评重点还是在拉美文坛上的大男子主义表现,她举出三部拉丁美洲文学史为例证,又举出五部男评论家写的评论作品,她发现无论文学史还是评论作品,女作家仅占百分之二十五,有些评论作品根本不理睬女作家的成果。结论,显然这是对女作家的歧视和排斥。
　　菲娜同意弗兰卡得出的结论,她补充说,有个女作家做了这样的调查研究:从出版书目上看,有5000位女作家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可是评论界装聋作哑,不予置评。 　　弗兰卡继续坚持她客观、公正的立场,说道:“我们并不赞成把文学分成男女对立的战场,而是让文学成为一位吕西斯忒拉忒。”吕西斯忒拉忒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戏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重要作品《吕西斯忒拉忒》中的主角。剧情是这样的:雅典城的妇女在吕西斯忒拉忒率领下罢工,要求各自的丈夫签署和平条约,不要去打仗,否则不与丈夫同床做爱。最后,吕西斯忒拉忒们的“性”罢工取得了胜利。女人们用嬉笑怒骂的办法解决了一场战争威胁。在这里,弗兰卡的意思是,妇女团结起来,争取男女在文学创作上的平等地位。为此,她还提出了具体建议:“文学选集应该对男女作家一视同仁,入选的标准只有一个: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对话的最后,菲娜和弗兰卡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拉丁美洲文学已经引起全球读者的瞩目,其中女作家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拉美女性文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继续捍卫我们的自由意志、自由思想和言论就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了。我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 　　费莱通过菲娜和弗兰卡的对话,还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女性文学思想,她坚持认为,男女文学的唯一区别,仅仅在于追求各自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她借助吕西斯忒拉忒的故事是要启发读者,特别是女作家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只有一个标准:上帝自己;那么,男女是面对同一个标准的,男女之间是平等互补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同一个道理:“没有什么区别于男性写作风格的女性风格。同样,也不存在什么区别男性文学的方法论来分析女性写作。因为无论男女,作家从字典里选择的词汇是属于同一个语言体系的。遣词造句的规则是同一个。的确,作家的生活经验是各不相同的,评论家的分析理论和方法可以有所不同,但用不着仅仅针对女性写作而专门设置理论和方法,因为这样的理论和方法同样可以分析男作家的作品。女作家之间选择的语言风格、结构和题材可以是各式各样的,男作家亦然,属于同样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也是如此。男评论家可以分析和批评女作家的作品。女评论家也同样可以分析和批评男作家的作品。但是,无论男女评论家都应该有客观、公正的态度。” 　　在今天看来,费莱的文学思想似乎没有什么新意,因为拉丁美洲文坛上女作家的地位在20世纪末就已经大大改观了,甚至一度出现另外一种女权主义运动的极端倾向:企图把男性写作边缘化。但是,考虑到费莱的一系列文学主张是在70―90年代提出并且身体力行的,尤其她提出的“文学天地应该无限,应该包容一切”的思想,那么,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对费莱的评价就是恰如其分的了:“费莱代表着21世纪拉美文学评论界的先锋。她代表促进文坛团结的声音。她主张团结的手段应该是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宽容,而不是狭隘的猜疑、嫉妒、对立和分裂。” 　　费莱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在她的长篇小说《可恶的爱情》中也有所体现。这部作品问世的时间是1987年。作品的名字来自波多黎各著名音乐家胡安•莫莱尔•甘波斯()的舞剧《可恶的爱情》。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波多黎各姑娘埃尔维?拉•?德拉•瓦耶和漂亮的小伙子胡里奥•丰特。姑娘的父亲是一家糖厂的老板。胡里奥是个年轻的商人。两人一见钟情,结婚之后生儿育女,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觉得越来越不了解丈夫,不仅因为丈夫一心赚钱而忽略了对妻子和孩子们的爱护,而且还因为发现丈夫的脑袋里没有半点精神文化的追求,夫妻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最后,二人以离婚结束了第一次婚姻。这里面带有费莱家庭生活的自传性体验。但是,作者的视野没有拘泥于一个小家庭的天地,她描绘了波多黎各100年来的政治文化变迁:从1898年美国―西班牙战争结束之后,西班牙战败,被迫割地赔款,其中包括把波多黎各割让给美国,一直到波多黎各人民进入了反对美国占领和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时期为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拉•瓦耶家族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白人文化的压迫,书中的女主人公这样说道:“我们这些人经历了波多黎各过去和现在的变迁,觉得我们既处于西班牙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内,又处于美国这个‘天堂’的压迫下。住在岛内的人们希望有个独立、自由的岛屿,因为实际上我们过着岛内流放的折磨生活;居住在岛外的波多黎各人渴望着落叶归根,临死都梦想着回故乡。更为悲惨的是生活在纽约和圣胡安贫民区里的波多黎各穷人,他们以为‘天堂’就在身边,只要走上几步就可以进去,实际上,天堂和地狱是两重天。” 　　费莱后来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道:“住在地狱里,却渴望进天堂,现实和梦想距离十万八千里,这个矛盾的症结是由于我们这个二等公民的身份决定的: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可恶的爱情》通过一个家族的百年变迁折射出波多黎各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做出的努力,因而备受拉丁美洲读者的称道。更为女读者欢迎的是,书中女主人公埃尔维拉为了争取妇女自由平等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特别赞成她“团结起来求解放”的主张。文学评论界认为,《可恶的爱情》解构了波多黎各、拉丁美洲乃至全球的自我中心主义,既反对大男子主义,也不赞成女子中心论;还解构了家长制的话语霸权,同时也否定了女权主义文学作品的女子中心论;坚持母语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些思想和主张在70―90年代的拉美文坛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大家公认她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她是当之无愧的。 　　笔者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常说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文化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的具体表现会不会在不同文化的接壤地区显得更加鲜明、生动和激烈呢?比如,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墨西哥和美国的边境地区,波多黎各和美国……如果是这样,那么研究这些地区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就具有更加深层的意义了。
波多黎各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面积9104平方千米,人口约360万,属于美国的一个自由联邦。“庙”虽然小,却为拉丁美洲文坛培养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女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当代拉美文学界给她的评语是这样的:针对20世纪70年代拉美文学评论界…他深爱的妻子在分娩时死去了,留下一个小小婴儿。他难以置信,痛不欲生,终日精神恍惚。一年后,他终于振作起来,但哀伤仍会不经意地袭上心头。四周尽是冰凉的海水。他戴好潜水面罩,深深吸了一口气,继续向深水游去。涨潮了。大海怒吼着,咆哮着,海底暗礁林立,沙石翻…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WislawaSzymborska),日出生于波兰波兹南省库尔尼克的布宁村。8岁时,举家迁往克拉科夫。9岁时,她对电影――尤其那些遭禁的电影――兴趣浓厚。二战爆发后,她参加了秘密学习团体,并为一个地…我孙子武丸,日本当代一线推理小说家,1962年出生于兵库县,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专业肄业。1989年以《8的杀人》登上文坛。主要作品还有《0的杀人》、《不眠偶人》、《杀戮之病》、《尸蜡之街》、《死神少年》、《弥勒之掌》、《木偶在旅行中推理》和《木偶在暖…就爱阅读网友整理上传,为您提供最全的百科知识,期待您的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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