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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中国环境经济核算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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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中国环境经济核算年度报告
官方公共微信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在中国实施的可操作性分析
: 20-4&&&&DOI: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在中国实施的可操作性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
张蕊等. [J]. 统计研究, ): 30-38.
耿晔强. [J]. 统计研究, ): 49-55.
王勇 蒋萍. [J]. 统计研究, ):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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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贤等. [J]. 统计研究, ): 46-51.
陈日清. [J]. 统计研究, ): 33-41.
王明益. [J]. 统计研究, ): 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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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祥 郑雯. [J]. 统计研究, ): 17-24.
郭未. [J]. 统计研究, ): 85-88.
王萍. [J]. 统计研究, ): 18-24.
孙艳 贡颖. [J]. 统计研究, ): 20-24.
陈立双 祝丹. [J]. 统计研究, ): 30-37.
马建堂. [J]. 统计研究, ): 5-16.
孙求华. [J]. 统计研究, ): 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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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现状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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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大厅摘要：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我国目前采取的仍是行政管制为主的环境治理模式，环境经济手段还处于辅助地位，但是环境经济政策在减少管理成本，调动利益相关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增进实现环境治理目标的灵活机动性，筹集环保资金以及调控环境行为，促进经济转型，优化环境政策系统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据宇博智业市场研究中心了解，梳理十多年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的发展历程，可见以下五大特征：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已经基本建立
　　过去十年来，环保、环境、环境税费、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政策取得了积极进展，尽管各政策进展不一，但是整体上看，这些环境经济政策已经覆盖社会经济活动全链条，不同的政策单独或者共同调整着开采、生产、流通或消费环节的社会经济行为，形成了较为系统协调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当然，这个政策体系的有效性、完善性、制度化建设还存在多方面问题。
　　进入政策出台密集期，环境财税、价格政策是重点
　　过去十年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数量之多，此前从未有过。根据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建立的环境经济政策数据库平台系统的，从2006年到2013年这7年间，国家层面环境经济政策出台尤为密集，达到383项。其中，环境财政政策占比最大，为28.5%;环境税费政策次之，占比为17.5%。财政部、发改委和国务院为各类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部门。省级地区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达到713项，也是以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为多，分别占比为30.1%、22.6%和14.2%。
　　各项政策实践进程差异较大
　　在众多环境经济政策中，环境财税、环境价格、环境投融资政策的制度化进程相对较快，基本建立了制度框架。但是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责任险、生态补偿等政策的制度化进程相对较为缓慢，多仍在试点探索进程中，具体来说：环保投融资机制不断发展完善。环保投融资机制建设呈现三方面典型特征，建立了面向阶段性环保目标需求的机制，建立了环保预算支出框架，设立了大量环保专项资金并逐步开始重视环保投资的绩效管理。我国环保投入从“十五”开始递增趋势明显，“十一五”期间较“十五”增长
157.4%，环保投资占GDP
的比重达1.44%。每一个五年规划时期，都根据规划目标实现需求来设定环保投资目标，“十一五”超额完成了环保投入目标。2007年财政预算首次设立“211
环境保护”科目，对环保财政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这表明环保在财政预算支出账户中第一次有了“户头”，迈出了环境财政制度建设的关键一步。据中国报告大厅发布的《》了解到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政策是近些年环保财政政策的一大特征，尽管对专项资金的设置存在较多争议，但是应该说在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城镇设施配套管网以奖代补资金等环保专项资金对解决我国阶段性、特定重点领域的环保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税收绿色化进程在逐步推进。尽管专门面向环保的单独的环境税税种尚未出台，但是资源税、所得税、等税收的“绿色化”建设在稳步推进，特别是环境税式支出政策在调控环境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仍在摸索之中。尽管生态补偿专门性立法尚未出台，但是多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正在探索建立。生态公益林补偿、流域水环境补偿、矿产资源开发补偿、自然保护区、湿地生态补偿均取得较大进展，目前为止已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特别是流域、海洋生态补偿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已有17个省份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实践。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正大范围推开。全国已有20多个省份开展了排污权交易政策试点，其中，国家试点的省份有11个。碳排放权交易逐渐开始发展，自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后，天津、广东、上海等地已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许多地区为了方便本地排污交易工作的开展也纷纷成立了排污交易机构，排污权交易探索正在进入“深水区”。环保融资政策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BOT、TOT融资对我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1年全国建成投运的3022座污水处理厂中，采取BOT、BT、TOT等特许经营模式的占42.28%。环境金融方面，绿色信贷正在逐步推开，很多商业和政策性银行在推进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并开始在重金属等重点行业推进强制险;绿色债券政策探索比较缓慢，环保融资作用弱化，环保社会化融资中股票融资功能也还比较弱。
　　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推进
　　由于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等环境经济政策不成熟、不完善，而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及环保需求背景下，需要有关环境经济政策快速给出反应，因此采取的是先试点摸索，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是否推开或者废止某一政策探索的政策试误法模式。很多时候，这种做法的关注点是某一环境经济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够解决面临的环保问题。除了国家层面推进一些政策的试点外，许多地方结合自身的环保需求也在自发开展一些政策试点探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立体推进政策探索的模式，在我国当前阶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有利于快速识别政策实施短板因素和深化环境经济政策探索。
　　本土化特征愈发明显，很多具有中国特色
　　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很多国家，特别是OECD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实践与国外必然存在较大差异，国别特色尤其明显，很多做法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般性实践。如排污权交易政策，美国在一级市场的初始配额分配主要采用的是无偿分配方式，我国各地试点实践的则主要是有偿分配模式;美国的排污权二级市场主要是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我国基本上目前实行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模式。再如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国外主要是基于流域水权体系下的、利益相关方之间自发的模式，我国则主要是政府主导性行为，采取的是基于流域上下游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备，资源产权体系不完善，政府市场分工不清，环境资源定价机制没有形成等。
　　仍有四大挑战尚需破解
　　虽然成效是可观的，但是我国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建立过程中，仍有需要破解的挑战——系统完备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真正建立。目前我国仅初步搭建了一个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包括环境财政、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环境信贷、环境责任险等政策在内的政策体系仍只是一个初步框架。除了环境财政、环境税费和环境资源定价政策发展相对完善外，排污权交易、流域生态补偿、环境税、环境污染责任险、环境债券等其他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尚处于试点起步探索或者深入探索阶段，这些类别的政策效用如何，还需要在试点、实践过程中进一步明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中的政策结构安排与功能分工，哪些是核心政策，哪些是从政策或辅助政策，核心政策或主政策究竟是一类还是几类等等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也需要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不断发展中逐步明晰。一些环境经济政策到底能否成功大范围推广，往往需要经过试点检验才能确定。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水平不够，法律地位比较弱化，多采用指导意见或暂行办法以及试行条例的形式，仅有200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个别法律对环境经济政策有所考虑。地方上出台的环境经济政策形式较为多样，但多数政策也是以暂行办法、意见等文件形式出台，也有一些政策仅仅通过部门通知进行发布，政策的约束力、权威性、法律位阶稍显不足。环境经济政策评估机制没有形成，决策科学化水平有待提高。开展政策评估是环境经济决策的重要环节，在政策设计之初，开展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预评估，可发现政策的成本收益、近期或者中长期的影响，对公平或效率的影响等，从而对某一政策是否出台实施做出判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或者实施一个阶段后，开展跟踪评估，有助于发现政策的效用、问题及改进方向，从而为政策的适时调整、改进和完善或者取缔一些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很遗憾的是，虽然过去十年环境经济政策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环境经济政策评估机制仍未建立起来。甚至很多国家有关部委批复的环境经济政策试点，也缺乏评估环节，没有形成评估机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政策试点的深入探索。这与当前环境经济政策实践中的粗放管理、过于重视政策出台而轻政策实施监管、还停留在惯于采用的“拍脑袋式”决策方式等均有关系。过于重视单一政策设计，对政策协调性、政策配套建设不够，导致很多政策大打折扣，甚至阻碍了政策深入推进。由于环境经济政策的多部门特征，既涉及到环保部门，也往往涉及到经济部门以及资源管理部门。政策的出台实施需要与有关政策协调，或者有关政策需要根据政策推进实施要求进行适用性调整。但是，往往由于过于轻视政策协调，以及部门之间配合联动不足，导致该问题难以有效解决。最为典型的是排污权交易政策。排污权交易需要总量管理政策、税收政策、产权政策等有关政策与之协调，但是这些政策协调不到位，已经成为推进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关键障碍。此外，任何一项政策实施需要配套措施到位，否则会影响操作性，一项环境经济政策能否产生效用往往取决于一系列的配套支撑，包括能力建设、保障措施、合作平台等是否到位，有时政策的实施也涉及到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职责的转换，这也要求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到位，才能确保该项政策贯彻落实下去。如环境税改革就涉及到环保部门、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之间事权的分工和职责的重新界定，不仅需要环保部门强化监测能力建设，税务部门建立环境税纳税评估能力、构建税收征管平台、推进试点探索等，而且由于征收环境税涉及到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事权的变化，体制机制也需要相应转变。湖北省排污费征管模式改革试点进展不大的原因，就与试点的配套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改革配套不到位有直接关系。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取得了很大进展，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在未来十年，还需要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政府职能转型改革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化进程，继往开来，继续努力，大胆创新，深入探索。同时要直面挑战，采取由易而难、分步推进、上下结合、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加快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金融等环境经济政策试点，重视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加强环境经济政策评估制度建设，注重在政策探索过程中加强政策的协调与配套能力建设，早日发挥市场机制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系统完备、能够很好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保障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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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ICP备号-2&&环保部披露2008年全国环境经济核算结果――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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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披露2008年全国环境经济核算结果
　　12月25日，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完成并低调地披露了2008年全国环境经济核算（也即俗称的“绿色GDP”）的部分研究结果。
　　根据《中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8（公众版）》（以下简称《报告2008》），2008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2745.7亿元，占当年GDP的3.9%；环境治理成本达到5043.1亿元，占当年GDP的1.54%。
　　这是自2006年第一次公布2004年“绿色GDP”结果之后，第二次公布相关结果。和2004年相比，环境退化成本增长了74.8%，虚拟治理成本增长了75.4%。这意味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环境和生态日益恶化。
　　“由于绿色GDP项目的支持单位国家统计局与环保部，对绿色GDP要不要公开认识存在分歧，再加上某些地方政府对报告中的绿色GDP数据和排名比较敏感。”一位长期关注绿色GDP进展的专家告诉本报，“自2004年之后的绿色GDP报告都在做，但再也没有公开过。”因此，《报告2008》向公众公开的希望依然渺茫。
　　此外，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前途未卜。它有可能被一个更为“软性”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取代，后者由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水利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侧重于强调资源与环境的耗费强度，而不是其市场值，即不是货币量，不与GDP挂钩。
　　环境污染对GDP的
　　扣减指数为1.5%
　　从计算范围上来看，《报告2008》完善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以下简称《报告2004》）的计算方法，后者为中国第一份也是目前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
　　从理论上来看，一个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包括两部分，一是包括五类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生态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但由于基础数据的缺失和技术水平的限制，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还无法纳入进来，只能计算环境退化成本。《报告2004》只计算了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环境污染成本，四年之后的《报告2008》增加了生态破坏成本，使得统计范围相对更为全面。
　　根据《报告2008》，2008年的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12745.7亿元，占当年GDP的3.9%。其中环境污染成本为8947.5亿元，生态破坏损失（森林、湿地、草地和矿产开发）为3798.2亿元，分别占生态环境总损失的70.2%和29.8%。
　　就环境污染成本而言，《报告2008》显示，2008年比2007年增加了1613.5亿元，增长了22.0%，增幅略高于2007年。“这一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GDP9%的增长速度，这是对我们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最好说明。”WWF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主任杨富强对本报评论。
　　《报告2008》课题组专家指出，目前的核算结果还不能完整反映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损失，因为报告没有将在核算方法上不够成熟以及基础数据不具备的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若干项目计算在内。
　　即便如此，2008年的环境的虚拟治理成本已经高达5043.1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75.4%。所谓虚拟治理成本，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
　　在每年的GDP总量里，减去这部分虚拟治理成本，方能体现其对环境的部分欠账。“2008年的GDP环境污染的扣减指数为1．5％。”前述环保专家对记者指出。
　　“绿色GDP”报告：隐身？被革命？
　　目前，尽管《报告2008》的编写单位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只是在自己的网站上简单公布了一个结论，并未公布更为详细的内容，但这已打破了绿色GDP“隐身”的状态。
　　据本报记者了解，事实上从年，绿色GDP的报告一直在编制之中，但自从2006年第一次高调公布2004年“绿色GDP”结果之后，随后的绿色GDP报告就突然“隐身”，再也没公布过。
　　“绿色GDP的突然沉寂，是因为绿色GDP的研究和公布受阻，这既与技术上的争议因素有关，也与部门之间主导权之争相连。”前述关注GDP进展的学者指出。
　　在技术层面，资源和环境能否定价以及如何定价，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退化成本之间能否相加，相加之后如何与GDP挂钩，这一系列的问题，学界并未达成共识。
　　在部门协调问题上，绿色GDP的核算涉及到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到底是环保部还是统计局主导，也存在不同意见。之前，国家统计局官员曾公开表示过对环保部“高调”、“越权”的不满。
　　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曾表示，绿色GDP项目由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两个政府部门共同主持，所以发布结果必须经政府部门同意，而假如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项目，那不会受此限制，研究完就可以发布。
　　在要不要发布的问题上，双方意见不一。日，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谢伏瞻公开说，“因为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还不能够公布这些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
　　对此，环保部持有不同意见，即认为环境核算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应向社会公布。但双方并未取得共识，再加上一些地方省市对两部委施加压力，自此绿色GDP就再也没有对外公开。
　　此外，绿色GDP核算体系还面临“被革命”。在绿色GDP核算难以开展的情况下，国家已经开始研究另外一套指标体系，用以反映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前述长期关注绿色GDP进展的学者对记者透露。
　　记者了解到，2008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环保部、水利部、国土部等多部门启动了《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制定工作，该《指标体系》在两年半之后已进入多部门会签阶段。
　　据悉，该《指标体系》是一套反映国家层面的资源、环境、生态和应对气候变化四大领域的核心指标，在指标设置上，不仅有当期消耗、排放指标，还有资源存量指标、环境指标和生态质量指标。
　　前述长期关注绿色GDP进展的学者对记者解释，这套体系与绿色GDP是表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思路。后者强调在GDP基础上的挂钩，强调资源环境的市场价值，能体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而前者则与GDP脱钩，是一个松散的统计指标体系，而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只能反映行业间（如工业、交通）的资源环境强度（行业产值的资源环境消耗量）问题。
　　至于前者会不会取代后者，他表示：“现在还不好说。”“但这不能影响绿色GDP的核算体系研究成果的公开。”杨富强对记者强调，“尽管存在诸多技术上的缺陷，但这些缺陷都可以设法完善，绿色GDP的价值都不可替代。作为学术成果，不应当对社会隐身，而应该尽快公开，刺激中央和地方更好地反思现有的难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本报记者 王尔德
【编辑:宋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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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66833 34708 30649 18963 18348 16939 12753 12482 12188 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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