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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播报：
中外专家激辩房地产 中国房价不跌30%银行就没风险
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昨召开，中外60多位顶级专家激辩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延退
房价不跌30%银行是没有风险的、中国人60岁退休是极大浪费、互联网金融已经出现泡沫……昨天，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年会主题为“重建改革逻辑”。包括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厉以宁、茅于轼、高尚全、宗庆后、任志强、刘永好、龙永图等在内的60多位全球顶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共聚一堂，围绕“探寻改革红利”“互联网金融机遇与创新”“地权演变与房价调控”等话题，进行了激烈对话。
扬子晚报记者 徐晓风
【关注房地产】
格林斯潘建言需以美国为戒警惕房产崩盘
任志强称没泡沫房价不跌30%银行没风险
在昨天的年会上，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通过跨洋连线发表了主题演讲，在回答嘉宾主持陈志武教授的关于“中国房地产经济政策”的提问时，格林斯潘谈到，美国房产崩盘是因为无缓冲机制，中国应借鉴其它很多国家所使用的缓冲模式。
格林斯潘说，地产行业债务无法避免：“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支付的房贷首付或其它地产，只要足够大，它基本上可以抵兑价格下降。”
他以美国为例，谈缓冲机制的重要性：“美国的地产市场崩溃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缓冲机制，在美国的泡沫，不管是在加拿大的还是在澳大利亚的泡沫，结构都是一样的，很多工业国家都出现这种泡沫，但加拿大并没有出现危机，澳大利亚没有，其它国家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缓冲机制。”
格林斯潘最后谈到中国房产市场时说：“没有缓冲机制就导致了问题传染并没有在其他国家出现，我想中国应该借鉴一下很多其它国家使用的模式，它不会给我们带来恶性传染。”
而绰号“任大炮”的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则在年会上称，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这不是因为“GDP挂帅，”而是因为税收，尤其是房地产税。他表示，大部分有房产税的国家，房产税几乎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接近100%。他举例称，纽约房产税几乎是它所有税收的100%。所以房地产一定是支柱产业，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任志强还称，中国房地产业没有泡沫，因为中国有“巨大的首付”，一套30%，二套70%，一套房房价没有跌到30%银行就没有风险，第二套住房没有跌到70%银行也没有风险。
而作为中国“首富”，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则表示，房地产绝对不能再这么搞了。宗庆后称据他了解，全国有6500万套闲置房，加上中央政府明年3500套的廉租房有1亿套房子了，不管这个信息准确不准确，他认为，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包括农村都闲置了很多。而现在80后、90后买不起房，成家立业又肯定是要有房，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关注延退】
萨金特称60岁退休是极大浪费
姚洋称延退可改善劳动力供给
延迟退休也是今年一个热门话题，对这一点，“外来的和尚”怎么看？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在会上表示，在人越来越老的时候，寿命越来越长，那么整个社会就应该去决定他们到底应该工作多少年。比如法国，人们在60岁退休，他们大概有二三十年都是不用工作的，这其实是人力资源极大的浪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鼓励政策能够让人更多地参与经济活动，多工作几年。
萨金特称，以美国来说，目前在人口变化方面有很大风险，老龄化的结构非常严重，对整个社保机制有很大的挑战，年轻人要支付更多的钱去养老年人，而现代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我们的社保机制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挑战，另外还有政治风险，如果年轻人不愿意怎么办？这是美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不过对于社保问题，格林斯潘显然有不同意见。他在回答年会嘉宾、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关于美国社保系统的提问时谈到，美国的社保系统可能无法复制到中国，但这种系统完全不会出现严重问题，可供中国参考。格林斯潘说，社保系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整个精算的年度报告：“只有精算师才能告诉你我，人们在支付社保时应该支付多少，才能够告诉我们未来要给这些收益人支付多少。”
与萨金特英雄所见略同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他表示，中国的退休年龄是极其低的，这是极端浪费。他说，现在50岁的女性可以退休，但基本上在城市中女性的预期寿命是绝对超过80岁的，她们领养老金的时间要超过工作的时间，这是不可持续的。现在有很大的一批50岁的女性要活过90岁，“关于退休年龄推迟的争论，大家几乎是一边倒的不同意，但我们这件事情是必须做的，而且做了之后对我们改善劳动力供给是很有好处的。”
【关注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金融不可能取代传统金融
如今有泡沫未来监管将更严更细
今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得如火如荼，余额宝、微信支付、淘宝卖基金、京东取得卖基金牌照、“三马”卖保险……似乎一夜之间互联网巨头都杀入了金融行业。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表示，目前互联网金融受到热炒，其中有一定泡沫。而互联网金融不可能取代传统金融行业，今后面对的监管会比传统的商业银行所要面对的更细更严，利润空间也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陈志武说，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最大变化主要是交易的范围，交易的法制环境，交易的结果、交易的金额，但从根本本质上，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互联网金融，金融交易的本质并不会改变。
陈志武表示，互联网金融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其次是交易的地理范围大大拓展。大家觉得互联网金融给我们带来了天上掉的馅饼，这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和中国整个金融市场不是很发达关系很大，尤其是投资渠道限制非常多，余额宝等其它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如果收益比较高的话很容易受到很多人的追捧。第二个原因，是银行利息受到的管制太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理财产品的利息收益非常高，正规收益银行和理财产品利差那么巨大的情况之下，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就有非常大的短期上涨的空间。但这一块，随着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存款利率上限一旦去掉以后，这部分套利机会不久就会消失。
陈志武认为，随着各种问题的暴露，互联网金融今后面对的监管会比传统的商业银行所要面对的更细更严，由此带来的利润空间也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责任编辑：美联储主席的权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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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主席的权力有多大
美联储主席的权力有多大
国会不想管，总统管不了，有人说美联储主席在美国权力第二大。
美联储即将迎来首任女主席。10月9日，67岁的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获得奥巴马提名，将于明年1月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
消息公布，媒体立刻开始了对她的各种分析：鸽派立场；参与制定过的政策；深厚的学术功底，其丈夫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广泛等。还有人把美联储主席身高与标普500指数年回报做比较，发现两者成正相关，据此质疑耶伦。
考虑到美联储主席的地位，再细致的分析都不过分。作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决定性人物，美联储主席被称作“美国第二号权力人物”。1996年美国大选前夕，《财富》杂志封面印着这样一句话：“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格林斯潘）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成！”
美联储主席私有银行“老总”
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作为美国的央行，竟然是一家私有银行。
美联储建立于1914年，由当时的金融大佬J.P.摩根提议，分布在全美的12家地区性私有银行组成。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管理以及规范银行业，通过买卖美国国债执行货币政策，以及维持支付系统等对，美联储虽然是私有银行，但职责和其他国家的央行并无差别。
美联储的最高权力机构为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储备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可以决定12家地区联储银行行长的人选，甚至其工资待遇。他们的核心工作则是制定货币政策。
而“美联储主席”就是指这个理事会的主席可以说是权力核心的核心。虽然在决定货币政策时，主席和其他理事都只拥有一票权，但主席可以在主持会议、起草议案时“引导”大家同意其观点。除此，主席还要给总统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在国会上为经济状况做证，有时还要代表美国同外国谈判。
如此重要职位的人选，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产生，其过程非常慎重。以现任主席伯南克为例，早在其就任的近一年前，时任副总统的切尼就开始率工作组物色人选。经过多轮筛选，工作组最终确定一份五人名单，并在副总统办公室对五人进行面试。最终伯南克被小布什“相中”，于2006年出任理事会主席。
难懂的“美联储语言”
美联储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为了不影响市场，历任美联储主席都尽量避免公开评论资本市场和经济前景。这也使他们被迫修炼了一套“美联储语言”。格林斯潘就以“讳莫如深、言不达意”的风格著称。他还有一句名言：“如果你们认为确切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你们肯定是对我的话产生了误解。”
原本讲话直白清晰的伯南克，后来也学会了这套高深的“美联储语言”。
还有其他解读方式。美国一家电视台曾说，每次美联储开会，他们会派两个摄制组守在门外，一台摄像机拍摄格林斯潘的言谈举止，另一台拍他的公文包若单薄，则意味着利率不会调整；鼓鼓的，往往代表格林斯潘“有话要说”。
美联储归谁管
理论上来说，美联储归国会管。
美联储由国会创造，法律规定后者可以停止向美联储发放营业执照，但这种情况实际发生的概率很低。
国会几乎不干涉美联储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议员不懂行……
至于总统，虽然能提名七名理事，但管不了他们。为了限制总统对美联储的控制，理事任期可长达14年总统下台了，理事可能还在。这样理事们可以忽略短期压力（比如大选前给经济打气），从而做出更长远科学的判断。
不过，研究也表明，每当政府换届时，美联储的政策都会出现一些变化，而这种变化恰与新总统的想法吻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美联储往往同白宫、财政部步调一致很好解释，美联储和白宫的根本目标实际上是一致的：搞好经济。
不过，美国“一号”和“二号”权力人物偶尔也会有冲突。格林斯潘曾称自己和老布什关系糟糕，以至于后者曾经在一个公开场合对自己大嚷：“利息必须给我降下来！现在！”格林斯潘说自己被镇住了，因为没人这样对美联储说话。
总统还有一个“终极武器”按说我不能干涉你制定政策，但你四年任期结束时，我不再提名你就是了。今年奥巴马公开表示：“我认为伯南克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待的时间，已经比他想的更长了。”这句话在全球传播，大家相信伯南克将被“开掉”。
果然，耶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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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反思黑色星期一
日，星期一。这一天，华尔街爆发了迄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票崩溃，后来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当天早晨纽交所开盘时，数以亿计的卖单使得市场单边向下急行，不到1小时，指数已下跌将近5%。
由于指令数量太大，使得计算显示落后实际交易20分钟。
11点钟，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大卫?卢德发表讲话，他委婉地表示：“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订单不平衡的可能性。”然而这却使市场参与者感到更加恐慌，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1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购买股票的机构投资人也加入了抛售行列。在这种巨量大单的重炮轰击下，本来岌岌可危的指数由2246直泻到1900点以下，到收盘时更是跌到1738.74点。
一天22.6%的跌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股市上最大的一次下跌(因为造成美国“大萧条”的股市“黑色星期五”，即日那天的跌幅也不过才12.8%)。在这一天内，美国全国损失股票市值5030亿美元，相当于当时美国全年GNP值的1/8或法国全年的GNP值。
“黑色星期一”对股指期货 市场造成重大影响，如此巨大的跌幅，使得以保证金交易为基础的期货结算体系经受了沉重压力。因为有了保证金制度和分级结算市场结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交易才躲过灭顶之危，并向世人证明了其高超的风险控制能力，成为这次股灾中的唯一亮点。
惨痛的经历之后，美国政府成立了以财政部长布雷迪为首的总统工作小组，对这次股灾进行深入调查。当时，主要投资者纷纷将现货市场的“超跌”现象归罪于股指期货市场领跌，并认为是股指期货直接触发了此次股灾。然而在针对报告质询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包括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米勒教授在内的专家均认为，作为一种金融衍生品，股指期货不可能单边触发股灾。
大量研究表明，股指期货与1987年股灾没有必然联系，尽管在来自套保组合和其他机构的期货合约中，卖盘压力确实有一部分通过指数套利传递给现货市场，但CME市场还是成功吸收了相当于8500万股股票的卖盘压力。或者说，与外行们的看法相反，股指期货恰恰成为了现货市场风险的分散场所。
用米勒的话讲，“(1987年)10月19日的事件还表明，期货的价格发现作用简单准确地反映了由于股票推迟上市而被隐藏的股市的实质内容。指数套利交易并不对混乱的市场情况负责，市场表现崩溃的时候，恰恰是期、现市场套利中断的时候。”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认为，“许多股票衍生产品的批评者所没有认识到的是，衍生市场发展到如此之大，并不是因为其特殊的推销手段，而是因为给衍生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了经济价值。这些工具使得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可以进行套期保值，并以低成本迅速调节头寸，因此在资产组合管理中，衍生工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股指期货只有在良性的市场组织体系和监管体系中，才能充分发挥对冲风险工具的作用，否则，有可能形同虚设。1987年股灾中的香港就证明了此。
“黑色星期一”爆发时，香港的股指期货已经推出一年有余。然而当10月19日香港股市受到美国股市崩溃的影响出现狂泻时，股指期货扮演了领跌的角色。当天的恒生指数下跌420.81点，跌幅达11.1%；同时恒生指数期货10月合约下跌361点，其他合约也全部下跌。20日晨，香港联合交易所董事局宣布停市4天(10月20～23日)，结果大批期货经纪商不能履约。24日银行公会宣布减息，25日晚财政司宣布以期货市场的主要经纪商及香港期货公司股东提供的10亿港元，加上外汇基金中提取的10亿共计20亿港元，作为备用贷款，支持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拯救期货市场。27日财政司宣布由外汇基金拨款10亿港元，连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再贷款10亿港元共20亿港元备用贷款，并发动香港大财团联手救市，才救港股于旦夕之危。
一年之后，1988年5月，港英当局聘请了一个专家团，就1987年股灾中香港股市问题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后被称为戴维森报告。该报告认为，就期货市场(在港特指股指期货)而言，导致崩盘的原因有外部的，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市场组织、运作、合约设计以及市场风险监管等各方面都存在问题。
首先，香港期货市场风险管理机制本身就有严重缺陷，而导致这种缺陷的根源在于其风险管理主体有缺陷。香港期货市场由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商品结算所香港有限公司和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共同组成。其中交易所负责会员入会、执行市场检查和规定客户保证金最低标准；结算所负责每日盈亏计算；保证公司负责对结算会员是否增加保证金做出决定，并制定结算银行和承担结算风险。其次，由于这三家机构各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在风险处理中的地位与责任也模糊不清，导致从根本上割裂保证金、每日结算与风险控制的关系，削弱了结算机构作为风险控制中心的地位，在风险聚集、市场推动保障时，必然引发危机。
当美国和香港股市纷纷沦陷时，东京股票市场那天一早开盘的集合竟价也是卖盘数量远远大于买盘。由于受涨跌停板 的限制，交易伊始股票就都被封在跌停板上，再加上没有股指期货，整个市场交易瘫痪。
而此时，于1986年先期推出日经225股指期货的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则是另一番景象―交易者依然能够继续交易期货合约，因为国际金融市场提供了一种绕过日本证券市场管制的方式。
这不仅让新加坡，也让日本深刻感受到，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股指期货市场更快地被化解，不仅缩短危机时间，还可使危机带来的损失更加分散，大大减轻信用制度所承受的“多米诺骨牌”压力。
在新加坡市场掠夺性发展的压迫下，1988年，日本金融市场管理当局批准了大阪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日经指数期货交易的申请。但是，此次批准的动机依然十分保守，即要保证股指期货交易完全在日本管理者的管理权限下进行。1988年5月，修改后的日本证券交易法允许股票指数和期权进行现金交割；当年9月，大阪证券交易所开始了日经225指数期货交易。1992年3月，大阪证券交易所50种股票期货停止了交易。文／邓邦 朱凯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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