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摘》
私有制一定高效率、公有制一定低效率吗？
作者：李长征
　　新自由主义者把科斯定理奉为金科玉律，但科斯本人对这个定理并没有明确的说法。
　　关于科斯定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和可以转让的，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无论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这个定理假定所有资产的财产权都能明确归属，都能转让并使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都能实现最优经济效率。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甚至大多数情况绝非如此。由于自然界的原因、经济内部的原因以及外部影响，这些假设的理想条件是不存在的，至少不会同时具备。西方不少经济学家早就指出，科斯定理是建立在不能证明的、假设的前提基础之上的，如斯蒂格里茨等人就认为它是“科斯谬误”，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是“产权神话”。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经济效率的高低不仅不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种因素，也不仅仅取决于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这一种因素，而是取决于多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及其综合作用。科斯定理并没有科学地揭示经济效率的客观规律，而是仅仅把交易成本这个一般因素的作用夸大到荒谬的程度。
　　有人把科斯的“产权神话”奉若神明，认为私有制最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产权最清晰，最适宜市场经济，效率最高；公有制不符合人的自私本性，产权虚置，同市场经济不兼容，效率低下。其实，这些观点同科斯定理一样，也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基础之上的，经不起理论和实践的检验。
　　首先，人的同私有观念紧密联系的自私性，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不是永恒的天性。
　　自私观念是随着剩余劳动、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并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即使是在私有制社会中，也不乏助人为乐、先人后己，甚至公而忘私、舍生取义的思想行为和仁人志士；特别是当仁人志士们为群体、民族、国家的正义进步事业而奋斗时，“为公”的精神更会得到充分表现。中外历史上都是如此。从所有制的角度上看，“为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剥削阶级要求财产公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品质，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出来的。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把这种精神升华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成为我们国家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
　　事实说明，人性自私的观点十分片面，根本不符合实际；依据人性自私的观点推导出来的“私有制高效”、“公有制低效”的观点，其哲学和逻辑起点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人性自私的观点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一种表现。
　　其次，私有者关心私有财产的保值增值，不是获得高效率的全部条件和必然保障；国有资产并非产权虚置，无人负责，也不是必然低效率。
　　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效率，取决于多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及其综合效应，私有者的自私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必要条件。因此，私有制必然高效也是一个“产权神话”。如果不是“神话”，世界上就没有千千万万破产的私有企业和资本家，因为他们的本性无不格外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
　　我国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是清楚的，并非虚置。尽管我国国有企业在机制上、在管理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国有企业的高效率、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的：在年的28年间，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以年均8．2%的速度增长，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纱的产量增长了3．5倍，布增长了2．5倍，原煤增长了8．4倍，发电量增长了40倍，原油增长了240倍，钢增长了26．5倍。这些虽然是在解放前落后的经济基础上的增长，当时的粗放型经济对效率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但国有企业的这种贡献，毕竟使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主要产品的产量和生产能力大大增加。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要取得这样的高效率是不可能的。当时国有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创造提供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自身资金短缺，无力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产品换代，限制了
　　进一步发展提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有企业的社会效益(责任)未减反增，担负着巨额的改革成本和沉重税赋，也未享受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减免税收等政策的优惠；再加上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没有找到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办法，因而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的效率观来衡量，它自身的经济效率(利润)一度下跌。但这些都不是公有制本身的问题，都不能证明公有制必然低效率。通过整个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自身的改革，这些问题完全能够解决，后来国有企业取得的改革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自1999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止跌回升后，到2003年已经连续四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年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年均递增44．2%，国有资产总量年均递增8%，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从1998年的213．7亿元提高到2003年的4951．2亿元，增长了22．2倍，占全国企业总数7%的国有企业，给国家缴纳了2/3的税收，净资产从5．21万亿元增加到8．36万亿元。这些数据都证明了公有制“必然低效率”确实是“产权神话”的谬说。
　　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满足决定经济效率的必备条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优势，国有经济是能够获得高效率的。国有经济产权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政企分离、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产权分化组合等问题，目的是提高效率，而不是大量改变所有权和所有制，更不是把国家所有权改为私有权，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是推行私有化的另一个“神话”。这样的“神话”同样也是经不起
　　检验的。
　　一是从人类经济活动来看，这个观点不符合古今实际。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市场交易(尽管各有不同历史特点)，并且都有所谓的公有(即剥削阶级国家所有)财产同私有财产的市场交易。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和国有企业同国内外公私企业之间更是存在发达的市场交易。
　　二是从产权分化是现代产权运动的基本趋势来看，公有制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是有理论根据的。一位学者在一篇论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要点是：产权分化趋势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产物，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这种向资本社会化方向发展和产权分化的趋势，首先使资本所有权转化为股权，股东脱离生产过程；股份公司让渡股权筹集的私人资本以公司法人财产的形式，转化为联合成一体的社会资本；在生产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生产技术的复杂化，执行资本经营的职能逐渐由有专业知识和经营才能的职业经理承担，又造成法人财产所有权和法人财产经营权的分离。这样，现代企业就成为以法人财产权为核心的委托代理型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产权分化后以法人形态形成的新的财产组合，它存在于一定的初始产权(狭义所有权)基础之上，但它并不要求初始产权必须是私人所有权，还是公有所有权。这为公有所有权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分化组合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公有制可以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的客观条件和依据就在于此。(参看毛立言著《“经理革命”与“管理层收购”》，载何秉孟主编《产权理论与国企改革―――兼评科斯产权理论》第2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三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经过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同市场经济兼容。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运作机制和管理办法。经过改革，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大批国有企业也初步建立了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管理办法，生机勃勃地竞争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今后若能排除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干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有企业更好地改革发展，必将使“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神话”彻底破产。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红旗文稿》2005年第14期)英语翻译通过研究英、法两国的城市水务运作机制,并以其运作经验为参考,不难发现我国水务行业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政府直接经营城市水务造成的亏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计划体制经济下的监管缺陷、传统水价形成机制的不科学、融资渠道的狭窄和投资主体的缺乏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配合健全的监管体系、符合市场规律的水价机制和积极的投融资模式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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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by Britain, France Chengshishuiwu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its oper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in China Shuiwuxingye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problems: the direct result of Chengshishuiwu operating losses, the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defects, the traditional water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unscientific, the narrow channels of financing and the lack of investment. In light of these problems, put forward a market-oriented reform-oriented, with sound regulatory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laws of the market price mechanism and a positiv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he reform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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