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专家称中国人看一眼就会，印度人教都学不会，哪有那么夸张！
武器正能量
很快解放军空军就发现事态的严重性，在还没有看到对方战机的情况下，本方的战机就被一种神秘的武器击落，飞行员牺牲。所以解放军空军马上改变了战术和战法，才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同时要求地方党政军各部门不惜一切代价搜寻响尾蛇导弹残骸，最好是哑弹，“苍天不负有心人”，最后还真找到了一枚对岸发射却没有爆炸的哑弹。我们马上组织专家进行分解研究，力图尽快仿制。但是当时国家科研实力实在是太弱小了，对着这枚AIM-9 “响尾蛇”导弹研究了半天，实在找不着头绪，于是只好把导弹交给苏联方面继续研究。苏联的技术当然比当时的中国先进的多，所以苏联人很兴奋，充分发挥了他们“山寨”的能力，在AIM-9 “响尾蛇”导弹的基础上仿制了自己的K-13 “环礁”导弹，当然后来中国也引进了K-13导弹，可以说从那里起中国也有了自己的“响尾蛇”导弹。
阅读下一篇该页面已删除!1959年赫鲁晓夫质问毛泽东：老大哥为何不能批评你们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沈志华
核心提示：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
本文摘自：《苏联专家在中国》，作者：沈志华，出版：新华出版社
1958年夏天与赫鲁晓夫的会面，尽管一时解决了长波电台和海军援助问题，中苏之间在政治上似乎也继续保持着一致性，但毛泽东的言辞和做法在赫鲁晓夫心理上留下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在双方在政策层面开始出现分歧，且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作出的出乎意料的举动都可能刺激对方，而引起双方关系进一步趋向恶化。此后中苏关系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发展的：先是中国在事前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炮击金门，并拖延向苏联提供坠落在中国境内的美制响尾蛇导弹，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接着是苏联暂停按《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样品，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愤怒谴责；以后是中国未同莫斯科协商而在中印边界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赫鲁晓夫恼火，而苏联在中印冲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也激怒了北京。终于，在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中苏领导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下面是从10月2日双方会谈记录中节录的几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争吵的激烈程度以及赫鲁晓夫被激怒的状况。
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更有甚者，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你离开了会场。这是一个示威的举动，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事实上，我也可以收拾我的提包，然后离开，但是我不会那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课。他谴责我们对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做法。我们听了这一课。结果，你们可以指责我们，我们却不能。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同志回来说：有一句套话叫&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观点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你们不是说我们太傲慢了吗？&&
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你们的傲慢。给我们扣了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的声明就是偏袒印度，就是偏袒小资产阶级。
赫鲁晓夫：您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刘少奇：我们从未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必须听我们讲。收回你们政治上的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不说假话。我们从来不对任何人迁就，即便是我们的朋友。
陈毅：但是，你却对我们进行两个政治指责，说我们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现在的行为依然是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你们注意一些特别的疏忽，不要再进行猛烈的政治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陈毅同志，你就不要把你的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怒。
赫鲁晓夫：你不要从你元帅的那个高度啐唾沫，你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也不是能被唾沫啐倒的人。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
引证的这些谈话并没有重要的实质性政治内容，只是要说明当时中苏领导人的激动情绪，这种情绪是由于感情受到伤害而引起的，反过来又进一步伤害了感情。问题在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赫鲁晓夫的感情冲动，而作出了全面撤退在华专家的决定。
回国以后，随同访华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及莫斯科的立场作了充分的说明。苏斯洛夫在承认中苏&在当代主要的根本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立场&的同时，强调：&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在讲述了苏联对中国的巨大帮助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谈到苏共的立场，苏斯洛夫说：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曾想用各种办法，试图让我们支持他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这些创举，支持他们的&百花齐放&口号。他们希望我们广泛地、正面地报道和宣传这些问题。我们能这样做吗？假若我们在苏联报刊上，在正式讲话中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创举给予正面的评价，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但这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帮倒忙，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当中国朋友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根据谴责我们没有及时地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是相反地，由于虚伪的动机和对团结精神的不正确理解加深了这些错误。更不用说，这样做，我们还会把我们的干部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引入歧途。
同时，我们也不能站出来直接批评，因为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被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笑话苏共和中共
中间发生了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的抉择是避免公开辩论，通过私下会晤以及兄弟党关系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向中国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苏共中央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
[责任编辑：高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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