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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提出，“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下列观点不能从材料中反映出的是A．契约立国B．人民主权C．君主立宪D．以法治国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不详
C试题分析：“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体现A项；“人民当有无限之权”体现B项；“能确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体现D。君主立宪无法体现，故选C点评：维新派主张建立君主立宪，但是材料并未体现，因此解答材料题关键是依据材料。相关的知识点如维新派的主张、维新变法的影响等需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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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变法通议》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维新变法思想
&《变法通议》主要内容：
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梁启超简介：
梁启超(年)，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封建文人，出身于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地主家庭，15岁时，受业于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17岁考中举人。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他的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康有为思想的特点：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体现了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1、《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刊行于1891年。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新学伪经考》不仅在学术上推翻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而且在政治上沉重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为维新变法扫清了思想障碍。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新学伪经考》阐发了今文经学的某些观点。历来儒经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经”是经秦代焚书之后，由西汉学者口头传授、记录的儒经，均以西汉通行的文字“隶书”撰写，故称“今文经”。汉武帝以后，民间以及孔子住宅壁中又发现了以先秦文字“籀书”撰写的儒经，称之为“古文经”。西汉官方“经学博士”传授的都是今文经。至西汉末年，刘歆认为今文经是秦火剩下的残篇，请求将古文经《逸礼》《毛诗》《左传》等书立为官学。王莽当政时期，适应复古的政治需要，刘歆的主张得以逐步实现。今文经、古文经最初只是文本来源、篇目文字上的不同。随着此后经学趋于畸形繁荣，两者学术重心泾渭分明，思想分歧也很明显。于是，今、古文两派经学之争绵延不绝、高潮迭起，并且往往与文化格局乃至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清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渐趋复兴。刘逢禄、魏源等今文家曾对某些古文经提出怀疑。《新学伪经考》则进而全面否定、攻击古文经。该书认为：西汉经学并没有什么古文经，凡古文经均由刘歆伪作。西汉十四博士所传授的儒经均为孔门足本，并无残缺。刘歆之所以制作“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所以，古文经学并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新学”。总之，如康有为在全书叙言中所说，历代流传的古文经是“伪经”，后世主要研究古文经的所谓“汉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 　　于是，居于清代正统学术殿堂的“汉学”“宋学”都不是孔学真传，当然也不能发现孔孟的“微言大义”。 　　就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学都指为“伪经”“新学”是缺少根据的。梁启超也认为乃师“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可见，《新学伪经考》并不是精审的“考”“辨”之作。但是，此书石破天惊的论断不仅否定了清代正统派汉学的立足点，而且打开了人们重新认识、估价一切传统典籍的闸门，从而冲击了正统学术文化，动摇了“恪守祖训”的观念，解放思想之功不言而喻。梁启超称之为晚清思想界的“大飓风”，并非过誉之辞。事实上，此书与其后的《孔子改制考》成为康有为拆散清代正统学术，重塑孔子和儒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戊戌维新的理论工具。《新学伪经考》可谓寓思想于学术之中，因而对清末民国年间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此书事实上示范了一种存疑求证的学术精神，彰显了传统学术蕴含的创新因素。 2、《孔子改制考》 在1898年刊行。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康有为这两部著作借用孔子的权威，打击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恪守祖训的封建教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为变法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年)，广东南海县银塘乡人。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他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联合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不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第二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百日维新的措施，大抵都是康有为、梁启超所筹划。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设立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1913年，回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1917年，伙同张勋复辟失败。1927年，病死于青岛。 维新变法思想：&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特点及出现的原因：
（1）特点：①把西学的有关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相融合，来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②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制造历史依据，向封建正统思想提出挑战。（2）原因：①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敢也不能够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表现在文化上，康有为借助古代文化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②维新派对自己的理论认识肤浅。他们的思想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然后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民族化，并非社会实践的产物。 ③西学在我国的传播水平低，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④康有为本人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对儒学有很深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他更知儒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采用儒家外衣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 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所致。早期维新思想：1、产生：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2、代表人物：正在转化中的资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3、主张：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传入，是早期维新思想的来源。②早在洋务运动实施过程中，一批积极参与洋务或与洋务有密切联系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洋务运动有不少弊病，认识到如果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的萌发,为维新变法思想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4、局限性：一是没有完整的理论；二是没有付诸行动。 5、影响因素：洋务运动破产、民族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想：1、开展：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开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来评判中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2、阐释：维新，是指提倡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运动。维新变法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反对旧事物，实行新法。3、维新思想传播的方式：开办学堂、著书立说,建议引导学生归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各自的观点和对封建思想的冲击、近代思想解放的贡献。 4、论战：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而展开的。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面对时代推来的问题，做出了两种相反的回答。5、意义：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提出了系统的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通过这场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新学的热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1、维新变法思想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由器物到制度层次的推进，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2、这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潮流。3、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还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4、维新变法思想将救亡与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虽然没有取得实践上的成功，但是作为一场爱国运动，对于开阔眼界、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们的参政热情，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前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及原因：1、态度：（1）康有为等维新派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儒学的形式进行宣传，使二者统一。（2）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孔子进行绝对否定，加以批判，对儒家的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2、原因：（1）维新变法时期，顽固派仍有很强大的力量，康有为等借用孔子的名义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与资产阶级上层的两面性及康有为等人的家世、教育和经历有关。（2）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利用孔子企图达到复古复辟的政治目的，使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与辛亥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经历有关。
维新变法：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上书光绪帝，痛陈国难深重，应赶紧变法图强。光绪帝“不甘作亡国之君”，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合,而企图借变法，巩固与强化自己的地位与权力。1898年1月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一篇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标志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触犯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不能容忍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变法运动遭到了失败。&&维新派提倡西学，兴民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给古老的中国社会所注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看，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它在19世纪末的中国遭到了暂时挫折，但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留下的痕迹永不磨灭，永远鼓舞与启迪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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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人物评传---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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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梁启超的《爱国论》
梁启超的《爱国论》
【文章摘要:
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不愿意自伸其权力的，只有当政者不愿意还政于民。如果当政者压制民权，坚持独裁暴政，民众对此群起而抗争，这正是国民应该尽到的责任。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是由当政者逼迫所致，当为此负责的是独裁统治者。】&
　　梁启超所著《爱国论》，发表于1899年，距今近110年了。由于他当时所处环境和历史阶段，同现在比起来很不一样，所以《爱国论》中有些观点可能会有争议，如他所推崇的君主立宪和认为国民不爱国是因为头脑里没有国家概念等。但梁启超身为中国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自有其见解独到之处，《爱国论》的基本思想对我们现在实现民主、自由、宪政仍有不可替代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样爱国，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腐败没落是中国民众不知道爱国造成的。对此，梁氏认为：中国人的不爱国，是由两点造成的。其一是中国人不知道有国，晚清以前，中国人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以"天下"表达国家的概念，把周围的一切国家都看成不值得重视的蛮夷之地，不成其为国家。既不知有国，当然也就不会爱国了。其二，后来虽然知道有国，但不知道国家有自己一份，不把自己当成国家主人，认为国家是人家的，是当政者的。既然国家不是自己的，又有什么理由爱呢？国家形同于家庭，主人爱家，是因为那个家是他的，奴仆不爱家，是因为那个家不是他的，主人家的好与坏同他关系不大。
　　梁氏根据这两种情况，提出他的爱国论首先是对国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要去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要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让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的，他们有权参与国是的管理，"以国为已之国，以国事为已事，以国权为已权，以国耻为已耻，以国荣为已荣......不有民，何有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不只是责任，还有权益，民众不仅要承担国家兴亡的责任，还承受国家兴亡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这是梁启超贯穿始终的思想认识。
　　梁启超爱国论思想，来源于他对西方国家考察认识和他对国家形成来源的理解，梁氏认为：国家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懂得争自由和民权，这是国家不能强大的根源。"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显然，在梁氏看来，民众争民权才是真正爱国，因为没有民权就没有国权。现在人们认为人权高于一切甚至在主权之上，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思想认识。
　　一般人以为治国之道，无非就是增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练兵和理财"。但梁氏认为，单凭"练兵和理财"并不能使国家强大和有尊严，治国之本在提升民权。"有民权则兵可以练，否则练而无所用也；有民权则财可以理，否则理而无所得也。"为什么把民权看得这么重呢？梁氏认为，只有民众把国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他们才会在国家遇到危难时拼命舍家纾难，卫国的实质是卫自己。如果没有民权，民众认为国家的兴亡和自己生命财产没有关系，或者认为换个统治者比现在的统治者会更好，就不会为国家的事出力。在财政问题上，梁启超认为，国家财政只能用于公众之事。如果真正用来办公众之事，虽然和民众要的钱多，也不会有什么怨言；相反，所收民众之财用于官员挥霍，或是财政不透明，暗箱操作，官为民贼，就是收的钱再少也不行，一个小钱儿人们也会有意见。所以他主张在办国事之前，要把用钱的事项方案向民众公布，让民众决定此事该不该办。事前有预算，事后有明细，这是以一国之财办一国之事，不是谁家的私事。
　　梁启超举当年法国和德国战败赔款为例，法国赔款达五千兆法郎之多，民众没有怨言，很快就集齐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交战之初，经过了国民公议，国民都认为不可不战。所有人人都是为公事而战。既已战败，国民也心甘情愿承担其利害，知道赔款是不得已之事，自然都愿意承受。如果没有经过民众事先授权，事后割地赔款又以国家机密为借口私相授受，不公之于众，所受侵害由民众尽数承受，这就是卖国贼的行为，对这样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怎么能听之任之呢？国家是国民之公器，不是谁之私产，国是不能由一党一派独居其功，也不能由一党一派独任其劳。弃民意于不顾，从当权者利益出发任意胡为，就是独夫民贼，民众怎么能以自己来之不易的财产供民贼随意处置呢？
　　在梁启超的意识里，国家和国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有主权在民的国家，也有民众没有主权的国家，所以梁启超把它们分开来述说。由于独裁政权败坏了国家这个神圣名词，他宁可以"国民"来表述主权在民的国家概念。他说："有国家之竞争者，有国民之竞争者。国家竞争者，国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者也，国民竞争者，一国之人各以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也。孔子之无义战也，墨子之非攻也，孟子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也，皆为国家竞争者也。"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实质上就是爱主权在民的国，就是爱"国民"，而不是爱独裁统治者。只有主权在民的国家，才是具有主权意义的国家。在这里，梁启超用"国民"表达的是国家和民众一体的国家概念，是真正有主权意义的国家。
　　纵观梁启超的爱国思想，自始至终是以自由和民权为其核心内容的，他认为离开自由和民权就不会有国，没有也就谈不上爱。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当然也不是一个什么政治集团的天下。前文说过，古人所说的天下，就是国家的概念。政府或政党不代表国家，执政党也不代表国家，代表国家的是全体国民。如果一个政府以公共权力压制和剥夺国民的自由和民权，这就是在破坏国家的完整，是最大的犯罪。但是梁启超也认为，如果国民不知自伸其权，任其政府胡作非为，从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上讲，所犯罪行也同样大。梁氏最推崇西方民主国家关于"民主自由是用血换来的"说法，认为对独裁暴政不但不应该爱，还应该起来反对。反对独裁暴政不是不爱国，正是爱国的具体表现，不这样做，才是犯罪。
　　显然，梁启超认为真正的爱国就是要争作国民的所有权力。敢于争，就是爱国。如果把甘当奴隶的行为看成同压制民权、独裁暴政的罪行一样，那么，助纣为虐的行为呢？罪行不是更大吗？当今的所谓"爱国"者，开口闭口骂别人是"汉奸"、"卖国贼"，他们把统治者或某个执政党同国家混为一谈，故意混淆是非，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置民生于不顾，为独裁暴政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汉奸和卖国贼。如果甘当奴隶，不敢抗争，在一边不说话，最多可算是不爱国。但如果假"爱国"之名，行压制民权之实，那就是坑国害国了，其罪行又在独裁暴政之上。
　　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梁启超的这个思想是启发民智的一把钥匙，让人们看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总而言之，那些为失地抗争的农民，为保护国有企业而维权的工人，为保护私有财产而抗拒拆迁的市民，为不公正的判案而上访的访民，为争取信仰权力而奋斗的家庭教会成员和民间自由信仰者，为揭露贪官罪行而不畏迫害的记者和作家......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所争的"个人之权"，就是国家之权。那些既得利益者假民族大义以维护私权利益，对国内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是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有什么资格侈谈爱国？
　　梁启超认为：没有民众不愿意自伸其权力的，只有当政者不愿意还政于民。如果当政者压制民权，坚持独裁暴政，民众对此群起而抗争，这正是国民应该尽到的责任。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是由当政者逼迫所致，当为此负责的是独裁统治者。
　　梁启超不愧是中国重要思想家，一百多年前就有如此之真知灼见。可惜的是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人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爱国，不知维护自身的权力，反而把坑国害国行为视为爱国，把维权抗暴行为视为不安分，听不进智者良言相劝。梁启超对这些人的描画可谓入木三分，说这些人"受制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这些人不但自甘奴隶地位，见他人的维权行动，还"瞿然若惊，蹴然不安，掩耳却走"或"从而非笑之。"实在让人深感痛惜不已。
　　当今一些对国家还有一份责任心者，如果你的爱国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读一读梁氏这些论述，难道还不该幡然醒悟吗？
　　注：关于梁启超《爱国论》原文，见《梁启超全集》270页，文中所引梁启超原文，均出自于其所写《爱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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