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萧三之路
萧三（-），原名萧子，笔名埃弥·萧、爱梅等，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创始人之一，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转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加入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1924年回国参加工农运动，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书记，参与组织过“首都革命”、“三·一八运动”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赴苏疗病期间，先后任教于远东大学和莫斯科东方大学。1930年秋出席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被选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书记处书记。出席苏联作家两次代表大会，连任两届苏联作协党委委员。与陈乔年翻译《国际歌》歌词，出版俄文版著作《诗歌》、《拥护苏维埃中国》、《湘笛集》、《萧三诗选》等。被誉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诗人。”
1939年回国后，在延安鲁艺等单位任职，主编《大众文艺》、《新诗歌》，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等诗文。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晋察冀边区文协常委和华北文协主任，编辑出版了《民歌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党的“七大”、第一次全国政协大会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作协书记处书记、对外文委主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及其书记处书记。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与和平使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关于高尔基》、《和平之路》、《友谊之路》、《萧三诗选》等，译著有《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列宁论文艺和艺术》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及续编等。“文革”后，出席四届文代会，曾任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中国作协理事，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萧三是“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共创建初期党员、革命家，曾加入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萧三热情正直，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任弼时、瞿秋白、胡志明、鲁迅、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都有过密切交往。
艾青评价萧三说：“萧三同志是一个正直的人，作为诗人，作为保卫和平的战士，他在国际上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胡乔木在《悼萧三同志》一文中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国际著名诗人，一位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的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活动家。”
萧三，原名植蕃，号子，派名克森，排行第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桃坞塘。
萧三出生在世代书香门第。曾祖父萧绍，晚清举人。曾任大桃知县、常德武陵县“教谕”、湘乡县涟滨书院山长。祖父萧半江文才出众，壮年时曾赴边塞新疆，为左宗棠部下幕僚。因征讨阿古柏政权有功，保举蓝翎、后补知县。解甲归田后，购置了颇具规模的田产和一所别具风格的茅庐。萧三的父亲名经梓，号岳英，又名萧泗，一生从事教育，先后担任东山高等小学堂及湘乡中学的教师。萧岳英的国学根底深厚，而且关心国事。
萧三的母亲方玉清是邻近湘潭县颇负盛名的外科医生方荫臣之女，能说会唱。萧三大舅父方炳南是儒医，医道高明，善诗文。二舅父方梓南是有名的国乐大师，唢呐、二胡、笙箫，无所不精。
萧三从小受着父母及舅父们的熏陶和影响，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晚年回忆说：“我生长在农村，祖国辽阔的大自然陶冶着我的性格，劳动人民是我写诗的先生。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看到农民插秧、踩田，边劳作，边唱歌，便跑到他们旁边去听，学着唱。”
“我们的父亲教我们兄弟‘吟诗作对’”，“所有这一切都培养了我写诗的热情，增进了我对民间语言的兴趣。”
萧三发蒙早，4岁时就跟着族兄等在父亲家馆中就读。他自幼好学，上进心强，读了不少古书，十岁便能吟诗作对。1907年，萧三以优异成绩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东山高小位于湘乡城外3华里的东台山下，其前身为东山书院。在东山高小读书时，萧岳英已在该校执教。萧三性慧，加上平日用功苦读，每次月终考试和期末考试，都名列班级第一名。
萧三的的国文老师周遭，是清末秀才，才华横溢，擅长写诗，经常用诗评点作文，十分欣赏萧三的文才。一次萧三写了作文《春》，每一句都嵌了“春”字。周先生看后欣然批道：“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一次，萧三写了首《思亲》的诗，其中有“更衣犹见折衣痕”之句，周先生批道：“孝子才人，如是如是。”这些，都激发了萧三对诗的浓厚兴趣，他将所见所感皆写成诗，在东山学校毕业前，已集成一册，可惜后来遗失了。
毛泽东的少年知己
萧三在东山学校学习两年之后，毛泽东也于1909年秋考入该校，不久，他们就成为了知已。一次毛泽东得知萧三有一本介绍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名人的书《世界英雄豪杰传》，十分高兴，向他借阅。萧三出身较富裕，又是本籍人，起初对毛泽东还不甚了解，也和其他同学一样，瞧不起这位外地来的“乡巴佬”。
&“书倒有一本，但我借书给别人，向来有点讲究。”萧三笑嘻嘻地说。“我出联而不能答者不借。”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那就请仁兄出上联吧！”
萧三见毛泽东借书心切，便道：“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你听着，上联是这样的：‘目旁是贵，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毛泽东略一沉吟，从容答道：“我就冒昧对一联，并将此联赠仁兄。请听：‘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三听罢，立即拿出书来，双手捧到毛泽东眼前。
从此，毛泽东与萧三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散步、游玩，交谈学习心得，评论诗文，畅谈时事，无话不说。萧三还经常邀毛泽东到家里做客，小聚。两人诚恳相待，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
1911年夏，萧三同二哥萧子升一起，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萧子升读正式班，萧三就读预科班，次年春，成为第一师范的正式学生。
萧三到一师后，即到驻省湘乡中学去看望不久前考入这所学校的毛泽东。当时正值武昌起义胜利，他们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衷心拥护。萧三和毛泽东在街上看到士兵们开往城里攻打抚台衙门等处，非常兴奋。1911年阴历九月初一，湖南光复。长沙城里到处挂起“汉”字旗，学校也放了几天假。萧三和同学们兴奋地剪去头上的辫子，还唱着“十月十日义旗扬，革命起武昌……”的歌子，兴致勃勃地跟着群众参加大游行，直到晚上，他们还在举着灯笼游行，队伍浩荡壮观！寒假，萧三同二哥子升光着头回家，路过湘乡县城时，还向群众宣传了一番驱逐鞑虏，建立民国的道理。回到家里，父亲和弟弟在家乡也早已剪去辫子。以后，萧三母亲和姑母也跟着剪了长发。
萧三进一师后，按自己的读书计划学习，有意识培养自己，把主要精力投入国文和英文上。他除写诗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骈文，深受老师喜爱。
1914年，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他也不喜欢当时的考试制度，对数学、物理等功课，尤其是图画、手工、唱歌等，都不喜欢，从不花气力去学，只重视国文、伦理学、教育学，并用功钻研唐宋八大家和梁启超的文章，作文常常是全班第一。在一师，毛泽东与萧三志趣相投，交往更密切了。
就在毛泽东进一师的同时，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先生也来到了一师讲授教育学和修身等课程，并担任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思想进步，民主爱国思想强烈，艰苦朴素，谦逊勤奋。他不仅治学严谨，且提倡良好的学习方法，讲课联系实际，富于感染力。徐先生对萧三影响很大，同时对萧三也非常器重。同时，萧三还十分尊重杨昌济老师，对他讲授的教育学、伦理学认真学习。杨先生由于融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形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观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敬佩。萧三常同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去板仓杨宅聆教。
1916年夏，萧三于一师毕业。他与好友陈绍休经另一个同学介绍，到离长沙不远的乡下一所族学——黄氏族学教书。他与陈绍休分别担任初小部及高小部的主任兼教员。
在黄氏族学教了一年以后，萧三于1917年下学期同长沙其他学校派出的7名教师一起到上海、苏州、无锡等地办童子军。回长沙后，一师的进步校长孔昭缓重新主持一师，聘请萧三和陈绍休作附属小学（高小）的教员兼办童子军。萧三教英文和唱歌两门课。同时，他和陈绍休分任长沙童子军第七团正副团长，在他的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任弼时。
萧三在黄氏族学及一师附小执教期间，仍与毛泽东等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一起商讨社会问题，还主动拜访来到长沙的名人学者。
探寻革命真谛
萧三在一师求学及附小工作期间，目睹国家内忧外患，军阀分裂割据，加之水灾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便立志强国救民。他同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等人经常讨论求学为人的道理，也探讨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前途问题。1915年，《新青年》传到长沙，杨昌济把它介绍给他们阅读，使他们的眼界为之一开，都认为要联络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一个牢固的团体，才能有所作为。
经过酝酿和筹备，1918年4月14日，这个风和日丽、百花盛开的春日，萧三兴奋地同毛泽东等人渡过湘江，到岳麓山下蔡和森家在刘家台子租住的“为痴寄庐”里，同蔡和森、邹彝鼎、萧子升等13位朋友一起开会，成立“新民学会”，讨论通过了由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章程。章程说：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要有远大志向和为国家民族服务的精神；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会上，大家推选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当晚回到学校，萧三激动地在日记本上记录了这个重要事件。新民学会成立不久，就发展了一批会员，并发起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用“半工半读”方式求学。萧三和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受到“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又基于“会友向外发展”的要求，对留法勤工俭学很感兴趣。1918年6月，新民学会会员在一师附小内开会讨论。大家都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应该尽快进行，并责成蔡和森、萧子升负责此事。
不久，蔡和森到北京同蔡元培、李石曾及李大钊等接洽，回信告诉会友，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于是，毛泽东、萧子升及萧三等邀集志愿留法之士25人，由湘到京。萧三到京后，进留法预备班北京班学习，住在北京三眼井胡同8号。接着，到京会友都集居于旁边7号的3间小屋子里，过着“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日子。在此期间，萧三经常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去地安门外豆腐胡同杨昌济先生家中请教。以后，经杨昌济先生介绍，拜访了他们仰慕的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著名学者。特别是与李大钊的接触，使他们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1月，萧三和毛泽东到上海送别了一批赴法学友后，毛泽东回湘，萧三仍返回北京继续学习，并发表了通讯报道——《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之近况》。
“五·四”运动爆发时，萧三在北京参加了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活动。不久回长沙，参加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运动，并为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撰稿，发表了一些小品文、散文和白话诗，如《节孝坊》、《你也作贫农得了》、《崇拜英雄的人》等。他的文章尖锐泼辣，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旧礼教。
1920年1月，萧三受毛泽东和新民学会及湖南华法教育分会的委派，先期赴沪筹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赴法事宜。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赴法学生联合会”，经与华工局等多方联络，解决了赴法经费问题。此间，他还同陈独秀、张国焘、宗白华、王光祈、孔昭缓、刘清扬、彭瑛等进步人士联络，发起组织了“上海工读互助团”。5月，毛泽东到上海后，由在沪新民学会会友联络全国学生代表，在上海松社举行茶话会，讨论如何发扬“五·四”精神，在全国开展革命活动。
这期间，萧三针对社会上留法勤工俭学问题的争议，特别是针对那些摒击对外发展的奇谈怪论和闭关自守的陈腐思想，发表了《我的留法勤工俭学观》的论文。文章指出：“勤工俭学是一种主义，是一种正当人的生活。”
5月8日，萧三同毛泽东等在沪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松园为萧三等赴法的会员召开欢送会。萧三在会上提出：“会友应加强联络，发扬互助友爱精神。”
1920年5月9日，萧三同陈绍休等126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法国邮轮阿尔芒勃西号，由上海启程赴法。毛泽东等到码头送行。历时38天，行程3万里，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吉布堤、苏伊士、地中海、马赛等地，于6月16日抵达法国巴黎。
萧三到法国后即入枫丹白露公学补习法语。不久，转入蒙达尔尼公学勤工俭学，新民学会的会员大多聚于此。他们约集留法的全部会员，在蒙达尔尼公学开了5天讨论会，由萧三和陈绍休传达4月间在上海举行的新民学会会议精神，然后大家畅谈救国道路问题。会后，蔡和森和萧子升分别写了长信给毛泽东等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详细报告了会议的经过及他们的主张。毛泽东于翌年1月21日回信，高度肯定了蔡和森和萧三的主张说：“见地极当，我没有一字不赞成。”
同年8月，萧三在蒙达尔尼同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等在法新民学会会员，联络其他留法学生进步团体，发起创建了以“实行社会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工学世界社”，并在会员中发起学习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初步确立了马列主义认识观。
1921年，萧三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起，投入了3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2月28日，参加了以蔡和森为首，以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为核心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求生存权和求学权而发起的“二·八”运动。8月，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反对北洋政府秘密向法国政府贷款的“拒款”爱国运动。9月，参加了中国留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萧三和李维汉、向警予分别负责在巴黎的联络工作。这次斗争，招致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强迫押送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回国的强暴行动。萧三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极大震动。
是年秋末冬初，萧三准备转赴苏联，由巴黎到了柏林，写了长篇通讯《遣回勤工俭学学生的真相》，通过大量事实，揭露了中法反动当局阴谋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事实真相，署名天光。
1922年春，周恩来到柏林后，同萧三商讨成立统一的旅欧革命组织问题，并由萧三执笔写信给在巴黎的赵世炎、李维汉等联络。赵世炎不久复信给萧三，同意他和周恩来商讨的意见，并希望他早日返巴黎，共谋建立共产党组织事宜。与此同时，萧三还收到了巴黎转来的任弼时从莫斯科写给他的信。任弼时在信中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情况，并欢迎萧三等到莫斯科去学习。
萧三经过一番奔波，谋赴苏未成，便于同年初夏由柏林返回巴黎。
6月的一天，由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发起，在巴黎郊外的布伦森林中，与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刘伯坚及萧三等18个同志开会，决定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团体——“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和团中央的指示，于1923年1月29日，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会议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少共”机关就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得弗鲁瓦街17号，那是一个偏僻的小旅馆。
&“少共”在法国创办了油印的半月刊——《少年》。这期间，萧三废寝忘食地投入刊物的编辑、刻印和发行工作。之后《少年》同无政府主义者办的《工会》杂志及基督教办的《青年会星期报》展开论战。同时，萧三同赵世炎、周恩来等有时也出席无政府主义者召开的会议，进行面对面的辩论，争取把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引导到革命队伍中来。
萧三和“少共”的同志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还经常自发参加法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各种示威游行活动。他们喜欢去听法共领导人加香的演说，觉得他的演说很富有感情和煽动力。在游行集会上，萧三认识了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
1922年秋初，根据胡志明的建议，“少共”推举赵世炎、王若飞和萧三等5人，由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交纳党费，并参加了法共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支部的活动。
在“少共”机关，由于萧三的法语较好，因此凡是“少共”同法共中央和法国青年团中央的交涉活动，都由他出面。一次，萧三到法共中央机关联系工作，见到负责殖民地事务工作的法共领导人勒利彻。勒利彻同萧三谈起苏联东方大学的情况，问他愿不愿意去苏联。萧三欣然应允。于是，萧三就在法共领导人的帮助和介绍之下，由法赴德，拿着法共理论家沙里·拉波波的名片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顺利办好了入境手续。
在莫斯科沐浴阳光
1922年冬，萧三怀着对十月革命圣地的向往，迎着北国的酷寒，只身从柏林抵莫斯科。到达莫斯科后，萧三在共产国际大会代表们的住所“柳克思旅馆”，见到了陈独秀、瞿秋白，向他们作了汇报，陈独秀和瞿秋白决定安排他到东方大学学习，并主张留法同志都到东方大学学习。入学后，萧三便到特维尔斯卡大街（后改名为高尔基大街）53号2楼的，同萧劲光、谢文锦、彭述之等同志同住一室。
&“东大”是“东方劳动者和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主要招收中国等远东各国的学生及苏联远东区少数民族学员，斯大林是名誉校长，曾到校进行多次讲演。萧三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在法文班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从此，两人建立了终身友谊。不久，萧三转到了中国班，同谢文锦、萧劲光、杨超、彭述之等一起学习十月革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等。1923年4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也来到东方大学，成为萧三的同学。
1923年，“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东大学生非常气愤，决定组织纪念晚会。萧三接受同学们的安排，根据林祥谦烈士的事迹赶写出一部话剧，歌颂烈士的革命精神，并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女工。晚会在东方大学俱乐部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晚会上，他还为任弼时、萧劲光的舞蹈作手风琴伴奏。
1923年盛夏，萧三同东方大学学生到距莫斯科70公里的瓦西钦诺村别墅进行野营活动。在这里，萧三同陈乔年决定把早在法国时就震撼了他们心灵的《国际歌》译成中文。他们根据法文版，参照俄文版动手翻译。一边译，一边教东大同学唱。以后东大同学把他们翻译的《国际歌》带回国内，从此在国内传唱。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了。正在莫斯科郊外一所疗养院养病的萧三惊闻噩耗，无限悲痛。他立即返回东方大学，同任弼时等代表中共莫斯科支部，参加了列宁的葬礼及守灵活动。事后，他写诗深切悼念列宁。他多年后，他又写了诗篇《我又来谒列宁陵》，表达对列宁无限崇敬的心情。
蹈浪革命洪流
1924年春夏之交，李大钊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萧三同李大钊会晤。8月，他奉调回国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途经海参崴到上海，会见了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任弼时、蔡和森等。中央派他去湖南长沙，任中共湘区执委（即湖南省委）委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书记。
1925年1月，萧三代表青年团湖南区委赴上海，出席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萧三专程到韶山会见回家度春节的毛泽东。毛泽东和萧三畅谈了有关农民运动问题。之后，他顺道回湘乡县萧家冲一趟，看望了家人并拜谒了父母之灵。
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工人、学生立即行动，举行“三罢”（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运动。萧三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期间，他还根据在苏联做的社会调查，写了两万多字的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之研究》的论文，发表在1925年6月1日的《新青年》杂志上。文章论述了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机构等情况，介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取得的成就。
是年夏，萧三调到北方区，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在这里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0月，萧三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萧三被任命为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
11月28日，萧三与赵世炎、陈乔年等联合国民革命军，举行“首都革命”，发动工农学商界大规模示威活动，声势浩大，震惊全国，得到上海、南京、长沙、汉口等地的响应。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进犯大沽口，与守军发生冲突。此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3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反日游行大示威。16日，北京各大专院校游行学生遭军阀段祺瑞的屠杀。17日晚，李大钊、萧三、赵世炎、陈乔年等主持会议，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同帝国主义及走狗作坚决斗争。18日，10万群众涌向天安门，遭军警袭击，死41人，伤200人，萧三的手负伤，陈乔年被刺伤左胸，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晚9点，萧三、李大钊等召开会议，决定通电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反帝反卖国政府运动高潮。
1926年夏秋之交，萧三由北京调往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和代理团中央书记，主持团中央的工作。与赵世炎、罗亦农、王若飞等一起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并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3日举行两次武装起义，均因准备不足遭镇压而失败。
之后，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到上海组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萧三、赵世炎、罗亦农、王若飞等协助工作。萧三日夜奔波在工厂、铁路，宣传动员、调查分析，并秘密举办军事训练班。3月21日上午12点，上海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1点开始军事行动，萧三亲自持枪指挥，参加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结果被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抢夺了胜利果实。
1927年3月底，团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往武汉。萧三、任弼时、王若飞等相随去武汉。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萧三作为与会的80名代表之一，并提名选举为中央委员，因事先萧三被决定安排去苏联又身患重病，便主动提议将名额让给了他人。在会上，他与周恩来、蔡和森等反对陈独秀排斥毛泽东，极力争取毛泽东为中央候补委员。
重赴莫斯科
5月10日至16日，团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萧三带病参加。会后，萧三病情加重，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从上海乘坐赴苏留学生的海轮，经海参崴去莫斯科。7月14日，萧三到达海参崴，第二天准备换乘火车去莫斯科，这天，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并于10月14日宣布同苏俄绝交。由于水陆交通断绝，萧三进退两难，被困海参崴。
不久，萧三得知“八一”南昌起义，和在党的“八七”会议上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等消息。萧三迫切希望回国，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他多次找共产国际的代表谈话请求回国，遭到拒绝。于是萧三携妻子瓦萨便留在海参崴，在远东大学任教。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7日，中共在莫斯科近郊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萧三在海参崴被滑雪车撞伤脑袋，多日昏迷不醒，当地的华工误传“萧三被滑雪车撞死”。因此，瞿秋白等专门为萧三召开了“追悼会”。会上，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留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瞿秋白得知萧三“死而复生”后，设法与他取得联系，要他尽快去莫斯科疗养。1928年初冬，萧三携妻瓦萨及儿子阿郎，离开海参崴去了莫斯科。在中国革命大学见到了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何叔衡等，瞿秋白专程赶来探望。因为萧三脑疾未愈，不能从事读书和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工作，继续治疗，享受三等残废待遇，被介绍到国际革命运动交际会，做争取侨民的工作。
1930年春，萧三的入党介绍人胡志明来到莫斯科，专程探望萧三。这时，萧三觉得脑病好转便要求做更重要的工作，并辞退了三等残疾金，毛遂自荐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东方大学正式聘萧三为教授，萧三培养出了后来的著名汉学家艾德林和费多连柯等。
国际文坛的新星
1930年夏，萧三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文学教授后，除了教学外，积极参加苏联的文学研究活动，接触了一些苏联和旅苏的外国作家。萧三还代表中国“左联”出席了国际革命作家大会，以后几年，他一直是“左联”常驻莫斯科的代表。大会于当年11月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共有20多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参加。萧三代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了“左联”的情况，并建议：今后要注重宣传中国的文学艺术推介中国的革命作家。会后，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萧三被选为书记处书记，任《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编辑，积极宣传中国革命，红军长征及中国的革命作家。
作为《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编辑，因为很难得到国内作家的稿件，萧三决定自己写诗。他用民歌体创作的第一首诗是《命该如此》，用埃米·萧的笔名发表。从此萧三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他的第一本俄文诗集《几首诗——纪念死难的同志们》由莫斯科《星火》杂志出版发行。后来，萧三又写了许多反映国内工农革命斗争运动和歌颂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诗篇。如《南京路上》、《棉花》、《血书》、《瓦西庆乐》、《献给高尔基》等，接着，他的第二本诗集、第三本诗集……相继出版发行。这些作品，先后被译成俄、英、德、西、法、保等世界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三个摇篮歌》、《南京路上》等诗作，被苏维埃教育委员会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从此，埃米·萧驰名世界诗坛，被誉为“中国革命诗人”和“世界无产阶级伟大诗人之一”。
这一时期，萧三一直同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保持着密切的通信往来。1933年，萧三和瓦萨离婚。
1934年5月10日，萧三应邀出席了在伯力举行的苏联远东部队太平洋先进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萧三在大会上用俄语作了长篇报告。介绍了中国苏区建设，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事迹。有媒体称：“伟大的中国革命通过埃米·萧，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群众走向胜利的艰苦道路，有了清晰的反映。”6月5日，在远东地区作家代表大会上，萧三作了题为《跟上时代步伐》的报告。谈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党性问题和革命斗争的作用，还着重介绍了鲁迅等中国“左联”作家在革命中的作用。会后，苏联出版界，又出版了萧三的俄文诗集和报告文学集，在远东乃至全苏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萧三这次远东之行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汉语文字改革工作会。20年代末，萧三和瞿秋白等人，就曾同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等共同发起了汉语文字改革运动。此次是在由瞿秋白和郭质生起草的《中国拉丁字母方案》的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制订出了一个《中国拉丁字母方案》，并组建了文字改革委员会，率先在列宁格勒、莫斯科、远东的伯力、海参崴等地旅居的中国工人中推广。这次大会之后，萧三按照所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编辑出版了《新文字辞典》和《新文字报》。1933年，萧三用萧爱梅的笔名，发表了《中国话写法拉丁化》一文。后来，这篇文章被介绍到国内发表，这股改革文字之风，后来一直吹到陕甘宁地区。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后，又同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胡乔木等同志，发起了“新文字研究会”，还创办了新文字干部学校，对陕甘宁边区工农干部的扫盲和文化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33年底，苏联作家联盟决定邀请世界各国进步作家，参加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鲁迅在特邀名单之列。由于国民党对外实行文化封锁，鲁迅不能出席。萧三便与苏联作盟商议，邀请在英国的旅英女作家（写过《在德国女牢中》一书）胡兰畦参加。1934年8月17日，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职工大厦隆重开幕。来自法国、德国、中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的著名作家参加了大会。萧三以双重身份参加，会期还参加了高尔基的私人晚宴，有幸结识了高尔基、马尔洛、普利维耶、阿拉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作家。以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萧三在会上代表中国“左联”发言，受到热烈欢迎。萧三于这年9月，由法捷耶夫介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历任两届苏联作家协会党委委员。
1934年8月，萧三在莫斯科与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政治家、出版家邹韬奋会晤，结下深厚友谊。10月，萧三脑病复发，去了黑海之滨的苏联作协疗养，一个月后健康得到恢复。这时结识了23岁的德国姑娘埃娃，两人一见钟情，埃娃（叶华）最终成为萧三的终生伴侣。
与鲁迅的道义之交
萧三曾这样歌颂鲁迅：“大哉鲁迅，中国一等圣人。”可见鲁迅在萧三心目中何等高大。早在30年代初，萧三登上国际文坛后，就把宣传鲁迅作为最大的任务之一，并把“毕生学习鲁迅”当作座右铭。从1930年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到1943年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萧三冒着王明、康生的政治压力，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鲁迅的事迹，介绍鲁迅的作品。后来，萧三回忆说：“我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和《国际文学》时，所做的最大的工作之一，就是宣传鲁迅……”1935年，萧三写了一篇题为《鲁迅》的论文，发表在《真理报》上，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鲁迅的平生事迹和创作情况。其间，萧三不仅利用各种集会活动，报纸杂志宣传鲁迅，而且还翻译出版了鲁迅的多部作品。鲁迅也由此驰名苏联和国际文坛。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不幸逝世。噩耗传到莫斯科后，萧三悲痛万分。他立即写了一则消息发表于《真理报》，同时，他又用英文写了痛悼鲁迅的文章发表在一家英文报纸。引起轰动，苏联的著名作家纷纷给萧三打电话表示哀悼，并请他转达对中国的革命作家和鲁迅先生家属的深切同情和慰问。10月25日，萧三在悲痛之中撰写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文坛》的纪念文章，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和不朽的功绩。他评价说：“鲁迅先生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拓荒者。他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最原本的作家。”之后，萧三在苏联作协的支持和帮助下，为鲁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参加追悼会的有苏联各界知名人士，世界各国旅苏作家等。萧三还在苏联作家俱乐部大厅旁室，举办了鲁迅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展览会。
1937年10月，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萧三写了《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长篇论文。全面地介绍了鲁迅的平生、创作和斗争事迹。论文在《国际文学》和由已黎出版的《校园时报》等多种报刊上发表，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被收入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出版的《纪念鲁迅》一书。萧三还用俄文写了长篇论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文学艺术》，翔实地论述了中国文学运动的诞生、发展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强调了“左联”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热情赞扬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中国民众的一盏灯”。1938年10月，萧三又在苏联作协的帮助下，在莫斯科作家俱乐部举办了隆重的“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大会。”当天，苏联的《真理报》、《莫斯科新闻》等报纸，同时刊载了萧三关于鲁迅的文章和照片。会后，为了更好地向苏联和世界各国介绍鲁迅，萧三多方联络筹资，决定用俄文翻译编辑出版《鲁迅选集》。得到苏联各界的支持和赞助，此书由萧三主编出版后，发行量达百万册。
萧三一生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他们的交往是纯粹的道义之交。初步统计，萧三公开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有：《鲁迅先生与中国文坛》、《反对对鲁迅的污辱》、《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中国文学艺术》、《鲁迅逝世三周年》、《鲁迅与中国青年》、《整风学习中谈鲁迅》、《祭鲁迅六十五冥寿》、《鲁迅的骨头是硬的》、《鲁迅——中国文化交流的先驱》、《学习鲁迅、宣传鲁迅》等。这些文章，凝聚着萧三的一腔热血，充满了他对鲁迅的深厚情谊和无限敬仰，这种感情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与世界文学大师们的情谊
马雅可夫斯基是闻名世界的大诗人，与萧三的相同点是两人都是“喇叭诗人”和革命的呐喊者。1930年1月21日，萧三应邀来到莫斯科国立大剧院，出席在这里举行的列宁逝世6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马雅可夫斯基朗诵了自己的长诗《列宁》。之前，他们就互相了解，萧三认识他是为了得到指导和帮助。两人相识后不久，这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便与世长辞了。萧三怀着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敬之情，便致力于宣传他战斗的一生和创作成就，萧三是我国最早全面介绍马雅可夫斯基的文学家。他翻译了马雅可夫斯基《左的进行曲》、《与列宁同志谈话》等作品，发表在延安的《大众文艺》上。1942年，马雅可夫斯基逝世12周年时，萧三写了《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二三事》。以后的几十年里，每逢马雅可夫斯基的忌日，萧三除撰文纪念外，还组织纪念活动，举行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等。
萧三认识高尔基是在1920年代，他第一次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他们的友谊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1932年6月19日，萧三想请高尔基为自己的诗集作序，给高尔基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当面向高尔基介绍中国文学的情况和朗诵自己的诗歌。同年，苏联为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4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萧三应邀出席并见到了高尔基，还献上《献给高尔基》的诗作。1934年和1937年间，萧三和高尔基多次直接接触，并多次一起开会商量作协工作。1936年，高尔基因病疗养时，萧三曾同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一同前往疗养院探望。6月18日，无产阶级文学巨匠高尔基不幸去世。萧三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被派去为高尔基守灵。当日，萧三还接受了电台采访并讲话，他称高尔基是：“文化之火炬，引路的明灯。”6月19日晚，萧三同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及由苏联党政领导组成的护灵队，护送高尔基的遗体火化。20日下午，萧三参加了由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的国葬。
高尔基逝世以后，萧三也像对待鲁迅一样，大力宣传高尔基的创作事迹和伟大精神品质，成为高尔基忠诚的宣传者。几十年里，萧三翻译了许多高尔基的作品。写了许多介绍高尔基的文章，其中公开发表的文章有：《高尔基与中国》、《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二三事》、《我怎能忘记》、《伟大的爱，神圣的恨》、《高尔基的社会主义美学观》、《高尔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美学家》、《高尔基与西方文明》、《关于高尔基》及诗歌《献给高尔基》等。萧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编译部部长兼文学系主任时，编著了《高尔基的美学观》一书。
萧三和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毁灭》作者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见面时竟互称“老乡”。萧三是1930年出席在苏联哈尔科夫举行的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时与法捷耶夫相识的。法捷耶夫自小在远东读书和工作，还在那里打过游击，萧三则在远东大学教过书，“老乡”之称缘于此。法捷耶夫是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萧三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他们一直为国际文化交流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而并肩战斗。两人还同是苏联作协的领导。开国大典时，法捷耶夫来中国访问萧三始终陪同左右。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为世界和平事业并肩战斗并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萧三还与苏联著名作家《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美国女作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德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沃尔夫，苏联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等都成为亲密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萧三在法国、德国、苏联学习期间还结识了许多卓有影响的国际友人。如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沙里·拉波波、越南的革命家胡志明，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原子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保加利亚政治家季米特洛夫，士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等，都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建立了真挚的友谊。萧三利用这些关系，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以及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7年到1939年十二年里，萧三这段日子都在苏联度过。这十多年，在他的人生路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十多年，萧三是带着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在苏联治疗，也是他抱着“文艺上的功利主义登上国际文坛，”用诗歌作为“子弹和刺刀”进行战斗的难忘岁月。
这一期间，萧三为宣传中国革命创作了许多诗篇和其他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多部俄文版诗集和《短篇小说集》、《中国抗战通讯集》、《毛泽东传》、《朱德传》和《鲁迅传》等。“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萧三再也忍耐不住心头的怒火，决心回祖国参加战斗。于是，他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当面申明“坚决要求回国”，但没有获准。一个月后，他再次找到共产国际办公大楼，有幸遇见了任弼时，才批准了他回国的要求。
这时萧三夫人叶华已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共产国际只准许萧三一人秘密回国，不能携家属同行。为了顾全大局，萧三将已加入苏联藉的叶华送回娘家。临行前，又正值苏联进行大规模“肃反”运动，许多人被捕，为了营救朋友，他鼓起勇气给斯大林写信，并救出了多名苏联朋友。
宝塔山下放歌
1939年3月6日，萧三离开莫斯科，经过1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3月2日下午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到达乌鲁木齐后，受到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的接待。萧三在新疆逗留12天后，于4月21日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林伯渠、邓小平、邓发等同志。29日下午，萧三到达延安，见到了王若飞、李富春、萧劲光等许多老朋友。之后，与毛泽东相遇于窑洞城前，四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毛泽东和萧三手拉着手，走进了时任，组织部长陈云同志的窑洞。晚上，毛泽东举行晚宴为萧三接风洗尘，陪同的有陈云、李富春等。毛泽东简略地向萧三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和当前国内的革命形势。萧三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苏联的工作情况，和任弼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工作和健康状况等。
次日早晨，萧三接到妻子叶华从瑞典寄来的两封信，得知母子平安。萧三便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了全新的工作和生活。5月10日，萧三参加“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萧三被任命为“鲁艺”文学系主任兼编译部部长，创办并主编了《中国报导》和《新诗歌》。萧三在此工作一年多后，因遭人排挤，离开窑洞学院，去主持延安文协和创办俱乐部工作。
热情、正直的萧三在延安同许多艺术家和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其中萧三和音乐家洗星海的友谊，可谓倾盖如故。他们相识于1939年“五·四”青年节晚会上。萧三听了由光未然作词、洗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后，深为感动，他们便成为了至友和同事。之后，两人合作了《打倒汪精卫》、《三八大合唱》、《抗战剧团团歌》等。1945年，洗星海在莫斯科不幸病逝。为了表达对战友的崇敬之情，萧三在1945年11月23日，写下《哀悼人民音乐家洗星海同志》的纪念文章。
毛泽东和萧三是同学又是同“新民学会”的创始人，一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萧三经常在一起畅谈相叙，“翻古”。毛泽东把萧瑜、萧三兄弟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相提并论。在评价萧三的作品时说：“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
萧三和周恩来也经常相叙话旧谈工作和文艺观。他们在旅法勤工俭学时相识而成为终生挚友。1939年6月底，萧三到杨家岭专程拜访了周恩来，萧三还把鲁艺编的丛书——《独幕剧选集》、《合唱集》、《漫画集》、《木刻集》、《歌剧集》、《新歌曲选集》等送给了周恩来。
1939年5月14日萧三在延安观看演出时相识苏联知名的年轻摄影师罗曼·卡门尔，在苏联他们就相互知名，也算是故友重逢。5月25日，毛泽东接见卡门尔，请萧三陪同作翻译，工作整整一个上午，并共进午餐。卡门尔于6月3日回家，在延安的20天里，萧三一直陪同卡门尔摄影采访并作翻译。卡门尔回国后，发表了《在中国一年》一书。
萧三还多次拜访贺龙将军、陈毅将军和朱德总司令，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萧三写了《贺龙将军》、《朱总司令的故事》、《朱总司令在延安》等大量的报告文学和通讯。
1940年10月20日，萧三夫人叶华几经波折来到延安，夫妻久别重逢，分外惊喜。1941年12月9日，叶华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维加。叶华在延安与萧三生活三年后，于1943年11月，因生活工作中的误会，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延安回到苏联。直到1949年4月，萧三和叶华分别5年多后，他们又在莫斯科相会。当叶华再次来到中国后，萧三与她生活了5年并生下两个儿子的甘露离婚，破镜重圆，从此他们成了终生伴侣。
1942年12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议前夕，毛泽东把萧三约到窑洞，商讨文艺问题，萧三分析了延安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又介绍了苏共对文艺术的政策，对毛泽东讲话稿中几项内容，提出了具体意见，萧三提出：“为促进文化艺事业的发展，在方针、政策确定以后，还应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两人谈到午夜方散去。后来萧三又给毛泽东去信说：“高尔基的许多文艺主张，对整顿今天延安文艺界的‘文风’问题很有裨益。”1942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三两次发表长篇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23日，历时21天的大会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报告，奠定了我党的文艺方针。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团体纷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文委”。大家推举吴玉章，萧三、罗峰、塞克、周扬等14人组成常务工作委员会，负责“文委”的领导工作。“文委”下设组织、宣传两个部，罗峰和萧三分兼任两部部长。
1942年，任弼时告诉萧三说，1943年12月26日将庆祝毛泽东同志50岁生日，要他继续写完《毛泽东传》，作为祝寿礼物。为此，萧三抓紧时间进行采访，收集素材。仅在1942年5月至10月间，除同毛泽东多次长谈外，先后采访了陈正人、蔡畅、谢觉哉、徐特立、谭政、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几十位同志。经一年的努力，完成了初稿，送任弼时和毛泽东审阅。后来，任弼时说：“主席坚决不同意为他祝寿”。出版暂时搁浅。
1943年3月，萧三写了反映延安整风运动，和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创作态度转变的《第一步》和论文《可喜的变化》发表于《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后给萧三写信，肯定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萧三作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窑洞城。延安顿时沸腾了，山上山下篝火通红举行了通宵狂欢夜。萧三参加狂欢夜后，激情难抑，写下了欢庆抗战胜利盛况的诗篇《延安狂欢夜》。
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萧三心情最矛盾的事情。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抵重庆举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亲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萧三甚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忧，启程前，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和祝愿。并下了不朽诗篇《送毛主席飞重庆》，既描述这一壮举，也表达了诗人和全国人民对党的领袖的爱戴之情及“和平、民主、团结”的心愿。《双十协定》签订后，毛泽东于10月11日回到延安，萧三又和党政军领导到机场迎接。
转战华北大地
重庆谈判后，为了巩固抗战的胜利成果，作好解放战争的准备，根据中央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按中央部署，延安党政军干部和文艺界人士，分批陆续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1945年秋，萧三、丁玲、柯仲平、朱子奇等肩负着开辟新的文化阵地的使命，组成先遣队，来到敌前塞北要镇——张家口。20年前，萧三曾在这里当过地委书记，这次的任务是与国民党顽固派争夺文化阵地，广泛开展文化宣传教育工作。1946年1月中旬，萧三见到了贺龙和王震并列席了晋绥野战军干部会议。写了《贺龙同志在晋绥》的文章。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在此挑起军事冲突。24日，萧三参加了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三方协调会议。之后，萧三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报告文学《战争与和平》。
中央机关由延安迁至冀中平原后，萧三被调中央宣传部工作。1946年10月，萧三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土地改革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座谈会”。按照中央有关领导的嘱托，萧三要集中精力放在继续撰写《毛泽东传》和民歌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编辑工作上。1948年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后，征得他本人同意，决定先出版《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
其间，萧三还与一直在南方领导新四军的陈毅，和一直在鄂豫皖领导抗日的刘少奇有过许多面对面的交流和访谈。1948年4月19日晚，中央局为欢迎新到阜平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举行会餐，萧三应邀参加。不久，毛泽东搬到西柏坡。之后，他们经常一同散步聊天。
1948年8月12日，文艺工作者大会在石家庄神社正式开幕，到会代表60多人。萧三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在大会上发言。会议期间，北平学生两次请他作报告。会上，萧三被选为华北文协常务理事。8月21日，在华北文协常务理事会上，萧三被推举为主任理事，主持华北文协工作，并创办《华北文艺》杂志。
1948年9月以后，我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又连续解放长春、郑州、包头、开封、沈阳、北京、天津、合肥等重要城市。全国已处于大革命胜利的前夜。12月26日，毛泽东55岁生日，邀请了萧三、董必武、师哲和苏联医生奥尔洛夫及自己家人一起吃饭。谈到平津解放后的前景时，毛泽东对萧三说：“请你同文艺界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要作好入平津的准备，还要组织队伍南下……你还要考虑一下，我们胜利后对外文化交流的问题。要洋为中用，不要闭关自守。”之后，萧三分别找负责青年工作的黄华交谈了青年运动和文化艺术工作的关系问题，还和陆定一交谈了组织文艺家入平津的事，并计划成立编译馆，设立外国语学校等事宜。12月31日，萧三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刘伯承等共进晚餐后，听取毛泽东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共和国旗帜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9日到15日，萧三参加了中共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3月21日，萧三参加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全国文协代表大会，以及华北文协、学术界、科学界和新闻界，为响应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的联席会议。确定萧三等31人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人选，确定萧三、郭沫若等12人组成的文艺界人士代表，出席巴黎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
1949年3月29日，萧三以中国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团组织干事和文艺组组长的双重身份，作为由40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之一，启程前往巴黎，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团行程万里，历时14天，于4月11日到达莫斯科。受到苏共中央、苏联作协等团体代表的热烈欢迎，萧三在这里见到了许多阔别多年的老朋友。由于法国驻捷克领事馆刁难，4月19日，中国代表团决定联合其他不能去巴黎参加大会的代表团，在布拉格举行另一个世界和平大会，得到多国代表团响应。布拉格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于4月20日与巴黎大会同时召开。萧三、钱三强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期间，萧三接受了外国多家媒体采访。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苏联进行参观和文化交流达10天才回国。
5月28日，萧三应邀到香山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汇报工作，在首先听取了刘少奇的报告后，萧三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国代表团参加布拉格和平大会的情况。毛泽东肯定地说：“你们不去巴黎是对的。”接着，萧三与朱德共进午餐，并作了工作汇报。下午萧三又向周恩来专门汇报出席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等情况。
1949年6月6月，萧三应邀参加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并在大会上激情发言，引起轰动。在参加完系列其他文化活动后，萧三携叶华回国。
1949年7月2日至7月19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萧三作为筹备委员，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历时18天，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
1949年8月7日，由萧三同吴玉章、徐特立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召开发起人会议。10月10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文字改革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萧三、胡乔木、吴玉章等78人被选为理事。
1949年10月5日，经萧三等人多方筹备，中苏友协总会正式成立，萧三被选为副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他为搭起这座友谊的桥梁，为促进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了首届新政协筹备会议。作为新政协筹委会成员，萧三访苏回国后立即投入工作，并具体参与国歌歌词和共和国国旗的选定工作。经过3个月的筹备，于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萧三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根据中央指示，中苏友协总会筹备会决定，在开国大典之前邀请苏联和平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9月23日，萧三同宋庆龄商量后，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讨论接待工作，会议推举萧三为总负责。9月29日由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和平代表团和苏联政府艺术工作委员会主席卡尔蒙诺夫率领的苏联艺术代表团抵京，参加了开国大典。萧三陪同苏联代表团登上观礼台。10月12日，萧三陪同苏联代表团，参加中国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成立大会。萧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陪同法捷耶夫等在主席台就座。10月27日苏联代表团返回。
世界人民的和平使者
1950年初，中国和平大会收到世界和平大会通知，定于3月16日至3月19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世界和平理事会，请中国和大届时派代表赴会。中国和大推举萧三为出席世界和大理事会全权代表，出发前，郭沫若、沈雁冰等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召见萧三，叮嘱了一些事宜。萧三如期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当他在大会上激情发言时，会场不断发出热烈的掌声。会上，萧三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
1950年11月16日至22日，萧三以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中国和平代表团成员的双重身份，赴波兰首都华沙，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为了加强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中国和平委员会根据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关于加强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的决议，决定委任萧三为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中国书记。为扩大宣传，中国新华通讯社委派萧三夫人叶华为驻世界和平理事会特派记者。萧三携叶华，于1951年初离开北京，到世界和平理事会——捷克首都布拉格赴任。
萧三用自己杰出的外交才能和不懈的战斗精神，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作为国际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他就像一只和平鸽，飞到哪里在哪里深受欢迎，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得了国际声誉。萧三热情正直，也为中国人民唤来了许多朋友，他和约里奥·居里、爱伦堡、苏尔科夫、聂鲁达、安德尔逊·聂克修、亚马多、万徒勒里、伊文思等世界上几十个国家，数以百计的国际著名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学者，都有着密切的友好往来。他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同时也代表中国人民，出席过历届世界保卫和平会议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1951年冬，萧三由布拉格到布加勒斯特，代表世界种平理事会向罗马尼亚著名作家萨多维亚努颁发世界和平理事会奖状。12月又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大会辩论中，他用中文、俄语、法语三和语言同时提出声讨“笔头战犯”的建议书，获得热烈赞同，被一致采纳。会后，原子物理学之父约里奥·居里特邀萧三去他的故乡作客。1956年1月，萧三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我国著名国画家齐百石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授奖大会等等。萧三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访问过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全球，为国际文化交流，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劫难和奋发
十年动乱中，萧三全家遭受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他和夫人叶华被非法关押达7年之久，被迫停止了写作和他一生都坚持写的日记。但他不失一个老革命家、老文化战士的气节，在狱中同“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狱中不能公开创作，他就打“腹稿”，准备出狱后完成，因备受折磨身患重病，许多诗章从记忆中溜走了，幸存下来的只有《狱中诗》4首、《七二元旦》等几首。1974年，萧三在狱中患中毒性肺炎和严重哮喘休克。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全力抢救，并把贵重应急药品亲自派专人送到萧三身边。萧三奇迹般地活了过来。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萧三和叶华仍然是专政的对象。直到1978年10月25日，叶华给胡耀邦写信，控诉“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在党中央的关怀下，1979年9月，萧三和叶华的冤案才得到平反。之后，他出席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三恢复工作后，不顾年老体弱，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同时，还坚持创作。从1979年到1981年3年时间里，他经常抱病写作，除整理诗文稿准备出版诗文集外，还写了许多诗作和回忆录。其中诗作有《怀念何叔衡翁》、《哭李季和郭小川》、《痛悼茅盾同志》、《献给宋庆龄同志》等；回忆录有《守护在列宁身旁》、《三一八烈士永垂不朽》、《我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片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把自己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编辑费全部上缴，还把《萧三诗选》的全部稿费捐赠给四川灾区人民。
1983年2月4日9时55分，萧三与世长辞，终年86岁。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震主持，胡乔木致悼词。胡乔木在悼词中说：“萧三同志是中国人民和我们党的忠实儿子，是世界进步人类的忠实朋友。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了一生，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法国著名作家马尔洛评价萧三说：“埃米·萧是我们大家都已经熟悉了的，他不仅是中国劳苦大众的歌手，革命的宣传家、鼓动家和卓越的战士，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忠实朋友。”萧三的终生伴侣埃娃（叶华）年轻时评价说：“我认识的萧三，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家，是中国革命的歌手，苏维埃的中国诗人。”
萧三自踏入诗坛，就主张诗歌形式的大众化、民族化和通俗化，内容的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回到延安后，他按照自己的主张倡议发起了“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和诗歌朗诵运动——开全国之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在延安担任了许多行政领导工作。始初，任“鲁艺”编译部主任、文学系主任。后又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文化俱乐部主任、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常委、世界语协会常委、鲁迅研究会常委等职。主编刊物《大众文艺》、《中国报导》（外文版）、《新诗歌》等。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忙里偷闲创作了不少作品。
从1939年到1945年，萧三除写了大量的散文、特写、报告文学、通讯外，创作了《延安送别》、《礼物》等数十首诗。还写了许多介绍苏联及外国文学动态、著名作家的文章，翻译了高尔基、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罗曼·罗兰、沃尔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延安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早在上世纪20年代，萧三参加“新民学会”起就下定决心：“用文艺、用诗歌当武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斗到底！”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开始诗歌创作时，他称自己“是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精神踏入文坛的。在短短十多年里，他先后出版俄文诗集《湘笛集》、《埃弥·萧诗集》、《我的命运是这样的》、《萧三诗选》、《诗歌》、《拥护苏维埃中国》等七种。他的诗通俗易懂，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弛名国际诗坛，被誉为“中国革命诗人”。建国以后，他作为文艺界的杰出战士，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并长期从事世界和平运动工作，奔走于世界各地。他在众多的事务工作中，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建国后先后出版了诗集《和平之路》、《友谊之路》、《萧三诗选》、《伏枥集》等；传记作品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等；散文集有《人物与纪念》、《萧三文集》等；文学论著有《高尔基的美学观》，还主编了《革命民歌集》和《革命烈士诗抄》，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萧三的文艺创作始终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他把诗歌比作“子弹和刺刀”，他反复宣称“首先是党员，然后是诗人”那句名言，他的创作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他在《我的誓言》一诗中写道：“我的诗诚哉是非常粗浅/只希望，读下去，顺口顺眼//……如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那就把它们贴在街上。/……我宁肯被开除‘诗人’之列，/将继续这样唱和这样写。”
萧三学识渊博，文化修养很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不仅汉语造诣很深，而且精通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等多种语言文字，是天才的语言大师和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是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除翻译了众所周知的《国际歌》歌词外，还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翻译了名剧：《马门教授》、《新木马计》、《光荣》、《前线》和名著《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他的可贵之处，就是能够把自己多方面的才能都运用到革命事业中去，使其成为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精神财富。
萧三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报告文学、新闻通讯，都是为了宣传和讴歌中国革命，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关注中国。同时，他还写了许多介绍苏联和欧洲革命领袖和进步作家的文章，他也在极力做着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中国了解欧洲和世界革命，了解欧洲和世界的革命文化。他是春风，“是吹绿人们心灵的文化、友谊、和平的春风。”
苏联评论家B·卓妮娜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萧三（埃米·萧）“诗歌的力量，就在于他能够把战士激情与细腻的抒情相结合。他能够使亿万读者理解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思想，并把它看作是中国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斗争的现实”。萧三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斗士，他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和光辉的艺术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许多著名的文学艺术家和评论家称他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诗人。”1934年，苏联著名评论家穆斯塔费多夫在一篇题为《中国革命诗人——萧三》的评论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他的诗作，认为：“在形式上是真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而诗的内容则是社会主义的。”他称赞萧三诗歌大众化的意义是为了战斗的需要，走向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将艺术唤醒无产者心灵的需要。他还说：“萧三诗歌的作用和意义并不限于中国，而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他能使人喜怒哀乐，能激励世界劳动者去英勇斗争。”胡乔木认为，萧三同鲁迅、瞿秋白一样，“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光辉时代。”萧三夫人叶华晚年如此评价萧三和他的诗歌：“萧三是一个富有魅力的革命诗人；作为爱国者，他到处播种对中国的爱；作为国际主义者，他像一只和平鸽，在世界人民之间飞翔。”萧三的诗之所以受到普通劳动者的欢迎，就是因为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更不是为个人名利创作，他抱着文艺上的革命功利主义，为革命写诗，为无产阶级呐喊，为劳动大众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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