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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需要我们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请问：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什么？为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题型：简答题难度：中档来源：0123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为：从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①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②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素质还不够高；③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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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文化素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 初级阶段的含义：所谓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止时间：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至少需要100年时间（1956——2050左右） 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国家根本任务：立足基本国情，面对主要矛盾，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基本国情是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判断所有问题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 成就的根本原因：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 ①城乡市场非常繁荣。②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③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显著。 我国的社会巨大变化：百姓生活发生了大变化。人们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总体已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举例：①原来穿衣颜色单一，而现在衣服五颜六色，追求时尚。②原来人们只是吃饱，而现在追求吃好、绿色消费。③原来人们一般住平房，现在多是楼房。④原来人们骑自行车，而现在多是摩托车、小轿车。⑤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余钱用于各类投资；旅游成为一种生活时尚。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表现：①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已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②我国科技突飞猛进，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已占有一席之地。③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已建设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和强大战斗力的军队。④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定力量。举例：①北京奥运会举办成功，并获金牌第一；②神舟六号、七号发射成功；③青藏铁路全线贯通；④嫦娥一号探月成功；⑤研制大飞机。我们身边的变化有哪些？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我们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表现:中国的发展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旅游休闲走进人们的生活并迅速发展，反映了：①人们的休闲方式发生了变化。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③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是： 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④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⑤坚持改革开放。 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⑦人们的辛勤劳动。⑧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⑨坚持科学发展观。⑩ 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我们国家和社会发生巨变的原因：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等。 认清基本国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认清基本国情的重要性？） ①既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就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既然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就必须从这个国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②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国家发展的正确道路，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③把基本国情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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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思想家在想什么？十大思想人物把脉中国思想走向
作者：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 15:47:21 点击数：2366
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需要强大的思想理论的支撑。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没有先进思想理论的引领、没有思想活力的充分迸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占据了思想理论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讲了这样两句话：“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两句话中各有三个“新”字，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思想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
　　五千年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改革开放奋勇争先的时代篇章、全面深化改革的探索实践，既是伟大思想孕育产生的丰厚土壤，也呼唤着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为解决时代难题提供精神动力，这正是思想家不断涌现、思想理论交相辉映的绝佳条件。
　　30多年前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成就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没有完成时，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呼唤更多的思想家，开掘出理论创新的伟力。
　　今年年初，以权威、独到、影响力和责任感为主要评选标准，人民论坛评选出了“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他们分别为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教授胡鞍钢，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顾海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教授韩庆祥，国防大学军队政工教研室副主任、教授公方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张立文，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唐任伍，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
　　评选出的思想人物，是当代中国理论界的优秀代表。正如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在“中国故事之思想的力量――十大思想人物与人民论坛思想年会”致辞中评价的那样：思想人物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和翘楚。人民论坛这次“十大思想人物”评选，综合考虑了学术成就和声望、公众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等因素，其评选依据和实施方法严谨科学，大家的当选实至名归。
　　思想家究竟在想什么，是一个时代思想理论创新的风向标。本期专题策划组织的文章，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思想理论界最前沿的思考、最深切的关注和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也许有些晦涩难懂，不那么通俗化、大众化，但十分厚重、极有分量，潜心读来，颇有收获。
　　思想家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财富，需要全社会的培育与呵护。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国正进入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期，思想理论的作用更加凸显。当思想理论越来越成为改革创新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时，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时代的召唤下，在社会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将迎来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而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必将成为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强大正能量。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策 划：贾立政
　　执 行：陈阳波 魏爱云 马静 徐艳红 张潇爽 刘建 袁静 严俊 刘赫 周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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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杜维明：当代中国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也一步步加深，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得儒学得以“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并练就金刚不坏体，乃至凤凰涅，与它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没有教条的，这些特质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恒价值。
　　儒学第三期应当对西方文明、启蒙心态作出回应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放远的话，可以发现，凡是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比较好的华人世界，对儒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相反，社会、政治风气不好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这表明，儒家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所以我想21世纪的中国，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当然，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也应是进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学，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逐渐超越地域的限制，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第二期则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这就是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儒学在第二期已不仅是中国的，还是整个东亚的。而接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的，儒学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儒学如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学习、对话、和谐
　　而就当代中国自身来说，儒学应能对当代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和未来优良中国的塑造有意义、起作用。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与和谐的文明。我想这三点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应当摆脱西方工具理性带给我们的恶劣影响，恢复中华文明本有的学习精神。儒家所讲的学习，一方面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学习，而是一个整体的学习理念，即学做人；另一方面，这个学做人的学习不具有完成时，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每个人都处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对此，我提出了“体知”的理念，“体知”用英文说就是embodied knowing，是经由身体来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同时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认知。“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比如体验、体察、体证，它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需要包括人的心、灵、神，这是很难的一种认知，但却是绝对必要而且紧迫的一种认知。
　　其次，我们应当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以对话来处理问题。当前，中国人的气很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气，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何解决它，就需要对话的智慧。儒家就充满了对话的智慧，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后来的《朱子语类》《传习录》，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因此我一直将儒家伦理视作一种对话的伦理，一种充分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事实上，对话意味着双方相互之间是有差异但平等的主体，所以对话是互相容忍的，是互相承认的，是互相尊重的，一定是交互的，不是强迫的。通过习得对话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会人与人如何相处、团体与团体如何相处、民族与民族如何相处、宗教与宗教如何相处、国家与国家如何相处、文明与文明如何相处。
　　最后，我们应当将和谐作为准则与目标，达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有一个核心价值――礼，礼的深意在于和，而和的背后体现了儒家对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肯定。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因而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更高真理，儒家更认可的是，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就使得儒家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因为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差异与多元的尊重。换句话说，儒家不落在一个极端，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所以，我们在欲望之外，需要心灵；在理性之外，需要同情；在自由之外，需要正义；在权利之外，需要责任；在法治之外，需要礼让；在个人之外，需要社群；在人类之外，需要自然。
　　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是民族的希望
　　显然，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一个富足而有礼、强大而安定、繁荣而和谐的中国，将是可以期待的。而要使儒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每个人自觉的担当意识。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精英阶层、思想者的担当，也需要每个公民、每个个体的担当。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能上进、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这并不是将过重的负担赋予每个个体，而恰恰是对每个个体的充分肯定，儒家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天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文字整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王正）
& & 作者感言：
　　非常感谢《人民论坛》向我颁发这个荣誉。我得过一些国际奖项，在国内获奖，对我而言，特别重要。
　　我曾于1978年回中国大陆，1980年在北师大教研半年，1985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儒家哲学半年。这期间对于儒学在现当代的惊人变化，我感慨不已。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允。今天，少儿读经班、国学班、儒商研究等在学校、民间、媒体、企业兴起，甚至成为一种浅薄的时尚，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欣慰。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教学近四十年，在全球一百多所重要大学有过教书讲学经历。在美国，哲学系一般都由从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生发出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宗教哲学统领，而中国乃至东方的智慧、伦理、思想，一般笼统地归为远东或近东或东亚文明系。
　　东方的智慧、伦理、思想，是不是哲学？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这些歧视性的伪论题，曾在冯友兰先生邀请杜威来中国访问时，本国学者提出过。当然，现在已经有所转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国内已经基本解决，但中国哲学在全球发挥影响，依然道路漫长。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中国举办，这是100多年来头一次。届时，各国优秀的哲学家将来到中国，他们将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中国智慧、伦理、思想的绵长精深。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她是世界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转化这个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
　　（人民论坛记者周素丽采访，王清心整理）
　　思想小传：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
　　杜维明生于1940年，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63年哈佛硕士毕业，1968年获哈佛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回哈佛大学任教，先后任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宗教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任院长至今。
　　杜维明曾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学术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于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 “启蒙反思”“全球伦理”等问题。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借鉴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国际上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人性与自我修养》《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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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叶小文：在市场经济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要迈出去。由此带来社会生活一系列深刻变化，也必不可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市场伦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伴随文化复兴。
　　市场经济自身存在道德悖论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然强化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生长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诸如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但也需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调节有明显的局限性。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分辨善恶，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各样对整个社会来说不道德的交易。市场经济本身不存在产生利他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机制。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是在力量对比和利益争夺的竞争中得到贯彻的。虽然市场机制和法制的完善能抑制过度的利己行为，但消除不了产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主要靠驱动个体利益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会自动产生为社会整体利益着想的道德意识。
　　市场经济有两个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这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它又会成为市场经济的阻力，这两个最大化的无限度追求，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
　　市场经济有两个相反的方向：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个人追求物质利益，会导致拜金主义，排斥道德；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遵守和道德的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整体日益追求公平、正义，要求道德水平提高。
　　因此，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道德悖论。我们在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大步时，如何应对其带来的困扰，抑制消极面，放大正能量？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独立性不是唯我独尊，选择性不是随心所欲，多样性还有道德底线，差异性总伴随同一性。市场经济中难免泥沙俱下。一些人理想信念丧失，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增长，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
　　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执政党在领导和调配全国资源中起什么作用？不能不正视，腐败之风已在严重侵蚀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2013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党政干部182038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31人。我们坚信，多数干部是好的，但这些数字毕竟够大了。总不能“老虎遍地有，苍蝇满天飞”。在依法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机制？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场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决定性作用。建设“市场经济”，不是要搞“市场社会”！必须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既排斥道德又要求道德的道德悖论。
　　解决市场经济道德悖论的努力
　　18世纪的亚当?斯密一开始就关注这个问题。他1759年先发表《道德情操论》，1776年方发表《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在《国富论》中，又把人性本恶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的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目的论，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斯密理论”之中。他是以悖论解决悖论。他设想资本家的血管里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可资本带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这个看似无法共度的悖论，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
　　19世纪的韦伯也试图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1904年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加尔文教的伦理观念从“天职观”、“预定论”和“入世的禁欲主义”三个方面建立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市场伦理。圣徒们为了证明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就要积极勤劳致富，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没有企业家阶层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道德宪章就没有企业家阶层，没有宗教信念就没有道德宪章。”韦伯的观点一度深刻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但文艺复兴运动与启蒙运动开启的是一个与韦伯所处时代断裂的世俗化时代。在世俗化时代里，作为价值理性的宗教信仰日趋式微，宗教观由过去的社会信仰逐渐退至道德领域，宗教所守护的终极价值开始由“神”转变为“人”，工具理性代替了价值理性，新教伦理在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调节作用难免随之式微。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正是肇始于多年推行“新教伦理”的美国。美国人可着劲超前消费、负债消费、寅吃卯粮，政府也大搞赤字财政，整个社会似乎都在借钱度日，比着谁“借”出水平，“借”出花样。金融创新种类繁多，信贷衍生品花样百出，你借给我，我包装了再借给你，捞一把是一把，骗一回是一回。这样一环扣一环，泡沫越吹越大，钱也越借越多。钱借来借去总有一天要还的，一旦经济泡沫破裂，金融链条断裂，就像多米诺骨牌一片片倒下去。金融危机是美国市场经济信任危机、伦理危机的必然反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 &上述努力虽然无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
　　一，斯密强调“人的本性”。“人总是以利己为出发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利己心的话，社会必将混乱，最终导致毁灭。所幸的是，人的感情是多样的，利他心、慈善心、爱心……它确立了法与统治的一般原理的基础――正义。”斯密的贡献，其实在于确立了另一个重要的“一般原理”――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只能从“人”的自身去发掘和建立。“人性”是抽象的，“人”却是具体的，我们应该着眼于“人”。
　　二，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他把市场经济需要的道德，通过对“神”的敬畏这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从“他律”内化为“自律”。我们可以不信神，但应该注意，社会不能没有“敬畏”。缺乏敬畏之心的市场经济，必然缺乏诚信、排斥道德。
　　激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
　　迈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关键一步，中华民族正在大规模地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解决市场经济的道德悖论？
　　斯密强调靠“人的本性”启发我们，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本性”，有巨大的能量。既然韦伯能倾其一生，致力于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为什么不去认真探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韦伯希望靠“神的权威”启发我们，“敬畏”总是需要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把道德的“他律”内化为“自律”所必须的“敬畏”之心。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
　　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其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就在于其文化传统。习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这段深刻的阐述，使我们眼睛一亮，应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根脉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凝聚、积淀、总结了许多优秀、精辟、独特的思想精华，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所敬仰、认知、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
　　“文化传统”能传下来，就因为活在我们的基因里，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重视安身立命，就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从这个基因发展出三条定律：一是热爱生命，追求幸福；二是尊重生命，道德约束；三是敬畏生命，终极关切。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不断放大、满足安身立命的第一条定律，不断洗刷甚至消解第二、三条定律。于是，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道德失范现象，反而在促进生活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浪潮中沉渣泛起。我们要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去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和慎终追远的定力，去增强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特别是增强在各种物质诱惑中的免疫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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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中国历史上，很多人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主张思想教育手段要和法制处治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全面规划。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是中华民族应该认真继承，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用好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我们的干部既然做了官，就得有官德。要严格以为官之德来自律。只重“官品”轻“官德”，就会追逐“官品”不择手段，抛弃“官德”恬不知耻；就难免苍蝇滋生，甚至养虎为患。官者，君子也。中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慎惕之虑， “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这样的官员，才能“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就是一个“神召”，以这种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价值观对来世灵魂归宿的关注，来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终极价值，弥补资本主义精神的缺陷。我们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家园中可用的东西，比一个“神召”丰富得多。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见义勇为”、“知行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省吾身”、“君子慎独”的修身之方，“百善孝为先”、“孝悌忠顺”、“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理政之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致中和”的经世方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身取义”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然正气，“仁义礼智信”的基本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奋进态度，等等。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就因为有如此丰厚的精神家园，如此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激活这些精神基因，有助于去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伦理”，把“资本”的冲动与“诚信”的建构成功结合，形成勤勉做事、平实做人，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今天，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要轻看另一个“决定性作用”――具有突出优势、深厚软实力和重要精神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基因一旦激活，不断生长和放大，就可以形成百病不侵的抗体，百折不挠的动力，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和新精神。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作者感言：
　　我认为思想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信仰的动摇是危险的动摇，信念的迷茫是最大的迷茫，理想的摇摆是根本的摇摆，思想的滑坡是致命的滑坡。在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无根的植物，立不起伟大的民族。世界上许多经济体的发展在连续增长后，往往出现拐点，由盛而衰。中国经济能否迈过这个坎，持续发展？再往下走，每一步都是惊险的一跳。这一阶段，思想难以统一，心理常常失衡，顾此往往失彼，步子容易迈错，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机遇容易丢失。我们必须把高度的责任感、清醒的危机感化为加强学习的紧迫感，把外部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内部的高度自觉，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实践，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虚妄的空谈，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提高思想力。
　　习总书记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正在接受现代市场经济考验和洗礼的中华民族，不会离别自己的精神家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可以使之变成我们内心的源泉动力，做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各项改革箭在弦上。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个人利益的觉醒，如何把经济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结合起来，检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关乎市场经济的成功程度。改革之途，国家、社会、个人，应该焕发什么样的精气神来？近期公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出了答案――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人民论坛记者刘赫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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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思想小传：
　　叶小文出生于1950年，湖南宁乡人。曾长期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等十余所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 《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化对抗为对话》、《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从心开始的脚步》、《宗教七日谈》、《望海楼札记》等。论文《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曾于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奖。
　　有人评价叶小文的思想精髓在于他的“天下情怀”。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以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和”作为自己最真最善最美的追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他把党的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的“双和”理念，当做“脚下的灯，路上的光”，信奉它，忠于它，践行它。
　　他对宗教的诸多评论，如：“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和合”、“梵呗音诗，和谐交响”……心心念念的是宗教和谐。
　　他对大陆台湾关系的诸多评论，如：“同出一源，以桥相通”、“兄弟和合钟（终）相连”、“两岸和尚，以和为尚”……心心念念的是两岸和合。
　　他对西藏、新疆问题的诸多评论，如：“拉萨事件三思”、“叫一声妈妈好心酸”、“推动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心心念念的是民族和睦。
　　他对国际关系的诸多评论，如：“布什应该好好反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樱花可以放心地开放了”……心心念念的是世界和谐。
　　叶小文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当过14年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现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作为正部级领导干部，却是最热心最勤奋地给报刊写文章的作者之一。他是中共高级干部中极善于做宣传工作的“宣传家”。原外交部长唐家璇同志在叶小文一篇文章上写道：“妙就妙在画龙点睛处，把中央对港工作方针政策的内涵思想与佛教真谛融合在一起，用佛教语言把有关思想自然巧妙地传播开来，令人心悦诚服。”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或邮件至.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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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高尚全：思想转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经济转型、体制转型乃至政府转型能否顺利进行，关键是思想转型。因此，思想转型是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冬奥会上接受采访时指出改革已进入艰难时期，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
　　当前阶段的改革之所以难度更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体社会成员均或多或少受益的增量改革进程已经基本结束，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调整目前已经成型的利益格局，以扭转经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不合理、不公正，并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对公权力的约束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存量调整必然要触动一部分群体的利益，而这些能够在过去的体制机制下获得更多利益甚至不合理利益的群体往往又是掌握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强势阶层，有些甚至就是主导、执行改革措施的公权力持有者和政府部门本身。在这种情况下推进改革，如果单纯从物质层面推进，必然事倍功半，只有从思想转型方面首先突破，才能使改革获得更大的助力，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
　　思想转型是前三十五年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五个转变：一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三是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四是从人治转向法治；五是从物资紧张缺衣少食转向小康社会。这五大转变有的已经实现，有的仍在进行过程当中，整体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思想解放为突破口，首先是思想获得转型，继而顺利推动了体制、机制的转变。
　　以第一个转变为例，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影响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发展进步仍然受到禁锢。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号召人们彻底打破思想枷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奠基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也同样是从思想方面逐步打开局面的。这个转变首先是得益于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因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所以才使得从实践中得来的认知开始不断地冲击计划经济理论的藩篱。其次，从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经过多方讨论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其中经过了充分的讨论、辩论，诸多专家学者在各次会议、文件以及报刊杂志上碰撞思想，最终达成共识，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没有思想解放的空间，就不可能在改革进程中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打破思想再次险遭禁锢的阴霾之后，在之前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劣环境当中，《解放日报》刊登了署名为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一系列文章，文章激起极大的争议，但真理在辩论中越辩越明，最终十四大突破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
　　从人治走向法治也是以思想转型作为先导，“文革”的十年动荡，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治的缺陷和法治的重要性。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指出，“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在南方谈话时又指出，“搞法制靠得住些”。此后，经过法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辨析，对法治的认识更加深入，法治也逐渐升级成为与人治完全对立的法治。思想的转轨最终推动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的方略，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从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开放等也都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三十五年的改革历程用实践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解放了思想，什么时候改革就能取得巨大的进步乃至突破；哪个方面率先解放了思想，哪个方面就能获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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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思想转型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
　　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比之改革刚刚起步时物资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要好得多，同时，改革的总体方向也已经确定，就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比过去需要摸索改革的方向要更加有利。但是，就改革本身而言，当前的改革难度一点都不比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的改革难度低，改革的阻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的原因就是彼时的改革，主要是思想上的障碍，只要能够在思想上取得一定的共识，改革就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又为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收益，进而迅速印证改革思路的正确性，并进一步取得改革的思想共识。当下的改革除了仍然存在的思想阻力之外，既得利益因素已经成为阻挠改革前进的最大障碍。
　　过去35年来的改革虽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13亿人口的大国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漏并导致利益分配格局上的扭曲。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当前改革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补足这些制度缺漏并扭转过去形成的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但是在利益格局已经定型的情况下，制度层面上的任何一点改革都会对现存利益结构带来极大冲击。虽然改革是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最终受益的是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但短期内必然要损及既得利益者，改革对既得利益获得者而言总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和腐朽思想就会加速合流，既得利益利用落后的思想来保障其维护既得利益的政治正当性，落后保守思想利用既得利益的权势来弥补自身在逻辑上的缺陷和理论上的虚弱。既得利益与保守思想合流对改革的威胁在于，能够通过制度上的缺漏并在不完善的市场条件下攫取到更多利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很多都是体制内的权力持有者，在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下，这些负有推动政策落实责任的人员在思想上难以真正跟上中央的步伐，对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这就极有可能使《决定》在各种阳奉阴违当中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成为一纸空文。
　　要打破这样的改革僵局，最有效的方法还是要争取思想的转型。习近平同志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改革的攻坚阶段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达到改革的目标，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就必然以切断既得利益链条为前提条件。如果思想被既得利益所绑架，那改革就必然顾左右而言他，专注于细枝末节的修补，有意无意地忽略改革核心领域的突破。
　　思想转型之所以是推动当前改革的前提条件，还在于它是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的重要武器。许多学者在谈及改革时，都将既得利益者与既得利益格局混同，认定其为改革的阻力。实际上，既得利益者并不一定就是改革的阻力。在中外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改革家本身都是原有制度条件下的既得利益者，譬如毛主席是富农家庭出身、周总理出身富商家庭、朱德元帅曾经是旧军阀，他们作为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事业，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被利益所绑架，而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接受了新的思想，思想的转型促使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了革命家。而且，往往这些从既得利益者转化而来的革命者才是革命（改革）的中坚力量，因为他们比那些希望变革的弱势群体更有知识、更有力量去推动社会的变革。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过去改革过程中获利的既得利益者归结为改革的阻力，恰恰相反，这些能够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社会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思想转型积极争取的最重要的改革力量。一些事实也已经表明，当下许多思想清晰的成功人士、社会精英乃至体制内的各级官员都认识到了现有发展模式、体制机制的不可持续，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推动改革前进。这些既得利益者当中的有识之士，将会是改革有力的推动者。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思想转型将所有愿意为国家繁荣富强、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的既得利益者团结起来，建立有利于改革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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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要为思想转型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人的思想要在现实当中发挥作用，必须经过言论的媒介，使思想表达给众人，思想的转型必然存在新思想对旧思想的冲击和碰撞，思想的碰撞则必然伴随言论的交锋，所以才有真理越辩越明之说，简言之，言论是思想的载体。只有通过言论的辩驳，人们才可以相互启发、督促，言论没有自由的空间，思想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所谓创新、突破等都将只能是黄粱美梦。推动改革，需要以思想转型为突破口，而思想转型则有赖于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如果动辄因言治罪，那么即使开始时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国无诤臣、官无诤友、民无诤言，最终的结果也不会乐观。当我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如果没有良好的舆论环境，就更难以通过思想转型来使改革取得突破。
　　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后，改革的对象从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财富生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问题，推进到了更间接但影响又更深远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个层次的改革与意识形态问题更加容易混同，思想解放的难度和敏感度进一步提高。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地解放思想，过去的改革者就可能成为当下的保守者，这个道理与“鸟笼经济”在一大二公环境下是改革进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就变成保守落后的是一样的，只有在思想上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型，才能够对改革的进度作出正确的判断；另一方面，改革已经不能够通过社会财富的创造立竿见影地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是有赖于运用清晰的逻辑、总结历史的规律、凭借卓越的远见和追随世界的潮流来探寻要走的改革路线，并最终通过一定实践的积累来验证。因此，要实现思想转型，就不能预先划定言论的禁区。试想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严禁提及商品经济而不是激烈争论，严禁提及股份制而不是允许讨论乃至试行等，就不可能实现思想转型，我们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改革成果。今天系统性、复杂性、协调性更高的改革更需要广泛的讨论，尝试并结合国情吸收各种在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也还不够健全，市场上有毒食品时常出现，环境资源屡屡遭到破坏，雾霾笼罩大半国土，贪腐问题也为人民所关注。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我国的特例，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类似的诚信缺失、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国的媒体人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新闻揭黑运动，期间广播媒体曾揭露不良企业用老鼠肉、病死猪制作肉馅，把正在吃早餐的罗斯福总统恶心得把早餐都吐了出来，但得益于美国宪法对公民言论的保护，新闻揭黑运动尽管被一些政府官员嫌恶为“扒粪运动”，但美国舆论界不屈不挠地报道，对国家制度的改良、公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奠定了美国社会繁荣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新闻媒体也在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当中，通过对“吴苏案”“萧天赞案”“上上级案”的新闻监督，颠覆了广大司法人员的思想认识，有力促进了台湾司法界的道德自新运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要破除从政府官员到市场主体的不良习惯、不良思想、不良作风，而要实现这样的思想转型，则必须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公序良俗能够感染之、鞭策之。
　　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是为了让不同观点、不同意见能够自由表达并为改革得出最佳的思路，使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批评能够发挥更好的督促作用。与此同时，国家也需要有力的监管来剔除那些渲染黄赌毒、宣传煽动民族分裂、恶意造谣中伤等违宪违法的言论。但我国对舆论的监管还没有完全纳入法治的轨道，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对社会舆论随便干预的结果不仅扼杀了思想解放、思想转轨的希望，也使政府本身的宣传丧失公信力。因此，只有将舆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摆脱这种尴尬局面，由此来看，尽快制定《新闻法》是当下促进思想转型、进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可行选择。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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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作者感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个进一步”，即“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其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关键。习近平同志也讲了，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解放思想。所以我认为可以提出“思想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之所以能取得理论的创新和改革的突破，都是以思想解放为保障的。离开思想的解放，一切成果都是会落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一是思想上的障碍，二是既得利益的阻挠。面对这两个阻力，解放思想仍旧非常重要；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思想转型为前提条件。
　　我从事改革工作几十年来给中央提出的建言共有38件。这些建言有的是事关全面的改革总体规划设计，有的是改革理论创新，有的涉及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的是重要领域的改革，有的是针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些建言，我们能够体会到改革绝非简单的口号，不能清谈空论，改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理论突破、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希望我关于改革的一些思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引出更多理性、务实的改革研究和改革建议，使13亿人的大国尽快走上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金光大道。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1929年9月，高尚全生于上海嘉定，在嘉定完成了初中学业之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及其附属高中学习。大学毕业后，高尚全一直在一机部等部委机关从事政策研究。60多年来，高尚全走上了一条不断求索之路，他说他这一辈子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
　　他最反对发牢骚，说怪话，搞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举动，他甚至反对用俏皮的新闻语言说改革的事。他历来主张稳健和理性。他身边的人说，高尚全对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高超的政治把握。他被一些人称为“政府经济学家”，因为他担任过八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陪过三任总理。高尚全先后参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五大、十五届五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等会议的重要文件、决议和报告的起草，他多次向中央上书直陈改革，他的经济改革理论多次受到中央高层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热切关注。
　　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着辉煌历史：
　　1984年，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小组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采纳。
　　1987年，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针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僵化的以行政指令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用经济合同替代指令性计划”等建议，被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他提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他提出的把“自由”和“人权”写入十五大报告的建议被采纳。
　　2003年，他在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工作时，对“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对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最后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13年5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主题，建议为“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二、建议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三、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总理任副组长。这三项建议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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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最大的创新―― “中国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规模创新、集体创新、加速创新、不断创新的时代。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这正是源于中国的创新。那么，人们还会再进一步问道：中国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呢？这就是开拓了“中国之路”。
　　所谓“中国之路”，就是邓小平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不照搬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反对教条主义，也不盲目照搬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尽管当时要求学习西方现代化，借鉴西方的经验与教训，但更要超越西方现代化，独辟蹊径，探索和开拓中国道路。邓小平提出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其他所谓“非西方国家”（如印度）的现代化道路。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创造出了大国迅速崛起的世界奇迹，也走出社会主义国家富强的“人间正道”。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中国之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什么是中国改革的创新？笔者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把创新定义为“创造新的社会价值的（各类）活动”。这个定义有三个要点：一是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而不是已有的价值；二是所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社会价值，具有正外部性；三是与创新有关的各种活动，以技术创新为例，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本身，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创新资金的融资和投入、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有效保护、技术创新的示范应用和推广等活动。这是一个广义的创新定义，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创新实践，并没有先例；中国的改革也是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创造世界最大社会价值的创新活动，同样没有先例。
　　中国创新的主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特别中央领导集体的创新；二是中国人民的创新，包括工人、农民的创新，企业家、创业者的创新，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以及无数人才的创新。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宏观创新与微观创新、国家创新与社会创新的有机结合，这就大大超越于仅有企业家创新和科学家创新的西方资本主义，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独特优越性，使得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还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中国思想创新机制
　　中国最重要的创新机制在于思想创新、观念创新。这包括几方面的含义：一是“实事求是”，诚如毛泽东所言，“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中国国情办事，避免脱离中国实际情况，超越发展阶段。二是“解放思想”，诚如邓小平所言，“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观念创新要提倡新思想、新主意、新观念和新理念，并广泛地扩散、传播和应用，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发挥人们的潜力，形成人们的创造力。三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后来江泽民又将“不断创新”进一步丰富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胡锦涛同志又将“求真务实”写入党章，因此，“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中国改革的过程还是一个“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过程。因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变为观念创新，又因观念创新而变为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
　　这种“解放思想”的基本原理可以用“Ideas增长模型”解释，其中Ideas包括观念、主意、知识、经验、智慧、思想及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内容。由于Ideas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我们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以区别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软投入”与增长成正比，即使在“硬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正如我们在比较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及其来源时发现，改革时期（1978年起，截至2010年）比计划经济时期（1952 ―1978年）经济增速高出了3－4个百分点，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并没有多大变化，重要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由负变正，达到3%-4%的水平，而这一转变正是由Ideas所发挥的“边际报酬递增”重要作用所带来的，也深刻反映了“解放思想”的促进作用和长期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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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在中国，任何Ideas创新都会具有巨国规模效应。这是因为中国总人口规模大，其崛起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崛起过程。例如美国1870年开始崛起时只有4020万人，到1913年时为9000多万人；1950年日本开始崛起时为8380万人，到1973年时为1亿多人； 而1978年中国开始崛起时总人口为9.6亿人。同一种创新对不同规模的人口会有极大的边际性差异，也反映了中国Ideas的规模效益。正是由于这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规模效益，一个好的思想诞生于中国、作用于中国，就如同精神“原子弹”，可以发挥无比的威力，并且还可以转化为物质“原子弹”（指强大的物质生产力）。
　　如何创新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它们不是凭空产生的，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来源：
　　老观念。新观念相对老观念是“新的”，但却又“孕育于”、“发生于”老观念。它是对老观念的历史学习、历史记忆、历史继承、历史再创新。凡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留存下来的好的观念，都可能成为历史财富。一个国家或社会历史越长，历史财富就越丰富，后人可利用的历史资源就越多。例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路线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对1956年党的八大路线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继承，同时也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教训的历史反省和历史学习。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前人的宝贵经验还是深刻教训，都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资源，成为后人创新正确思想观念的基础，让后人实现“古为今用”。
　　外部观念。新的观念，还可能来源于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对外部观念的获取、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新。一个社会越开放，获得外部观念就越多，产生新的观念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8个国家，接见外宾几十次，许多重要的改革设想都是在对外交流中形成的。可以说，邓小平是新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观念创新最多的领导人。这非常符合充分利用现代化“后来者”的“后发优势”要求，即学习现代化“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其失败教训，从而帮助后来者实现“洋为中用”。
　　社会实践。无论是老观念、外部观念都是他人的、间接的观念，新观念最重要的来源还是直接的、亲力亲为的社会实践。诚如毛泽东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中国的改革是十几亿人民参与的改革，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新观念的创生提供了认识来源。诚如邓小平所讲，“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历史的继承，才能有创新；有了开放的学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有了广泛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更大的创新。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创新观念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过程，诚如毛泽东所言：“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这样，人们可以不断地因成功而创新观念，又可以不断地因失败而修正观念，从而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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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两个大脑”比“一个大脑”好
　　与物质“原子弹”相比，精神“原子弹”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或公共知识，任何人消费都不需要付费，任何人消费都不影响其他人消费。尽管生产精神“原子弹”的成本远远低于物质“原子弹”，但其收益和外部性却可能远远高于物质原子弹。精神“原子弹”，是思想家个人创新和思想库集体创新的结果。
　　什么是思想家？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所谓“思想家”是指研究思想、思维和思考模式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古今中外富有智慧的人，都可能成为思想家。
　　什么是思想库？它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知识和思想的组织。它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专门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机构。思想库进行“创造性思维”，其成果是思想，是知识，用以强化决策者的决策能力，从而对决策产生有利影响。
　　思想的主体不仅有思想家，还有思想库；不仅有分散的思想者“个人”，更包括那些有组织的更具思想体系和思想传承的“集体”或“政党”。因为，“个人”的思想创新过程因生命周期结束而中止，“集体”或“政党”的思想创新过程却能够绵延不断、与时俱进、持续发展。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最大的政党组织，还是最大的思想家组织，有着成千上万的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称之为“党的集体智慧”，还能够通过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决策有效地集中全党全国的思想智慧，引领和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避免了社会主流思想因人事调整、思想者死亡、制度变迁而中断或终止的可能。
　　如果将中国比作“东方巨人”，那么主导国家重大决策的、高度智慧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是这个巨人的“内脑”，为“内脑”决策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产品的各类思想库，则是这个巨人的“外脑”。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对信息和知识吸收、利用和再加工的过程。信息和知识是“投入”，决策结果是“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即使最聪明的决策者也始终面临“投入”不足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这包括信息数量不足、信息质量不高、信息沟通不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作为“内脑”不断推动重大决策走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在决策过程自觉集中全党（拥有8500万名党员）的政治智慧，主动问计于人民（拥有13亿人）的社会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不仅防止了重大决策失误，并及时纠正了较小的决策失误，使各项公共政策决策更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使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宏观经济基本稳定，而且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等“世界大考”中交出了高质量答卷，还为中国长远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战略部署。
　　近年来，党中央积极鼓励科学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高水平大学等“要深入开展政策研究，积极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作出积极贡献”。这就需要“外脑”更加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地辅助“内脑”，为决策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内脑”更好地借力于“外脑”，主动问计于科学界、学术界及社会公众。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拥有“两个大脑”比只拥有少数决策者这一个“大脑”要好，前者更加发达、更加智慧，也更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以弱胜强”、“由弱到强”、“强而愈强”，稳固地立于不败之地。
　　结 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智库建设新时代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年轻的中国智库群体已经与全球智库一道，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创新、大角逐、大发展时代。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中国智库数量为426个，占世界总数比重的6.2%，排名第二，第一名美国的智库数量为1828个，占世界总数的26.8%。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类；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影响力、多元化和国际化是中国智库发展的趋势。该报告指出，国际化合作进一步加强，这将为中国智库发展增添全球意识，海外著名智库也可能介入中国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化和全球化特征和趋势更加明显。参与智库国际化合作的另一面是应对国际挑战，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对包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在内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更长远的要求。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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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作者感言：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不是一般意义的南方国家学者，更不是霸权意义的北方国家学者，而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那么，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责任是什么？我们的学术舞台是什么？
　　我们的追求是“与中国兴盛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我们的宗旨是“知识为民、知识报国”；我们的理念是“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还要想国家之所未想”。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当成为国家未来的“t望者”，国家战略的“谋划者”，国家智库的“担当者”，国家治理的“监督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看得更准。中国既是我们学术创新、学术思想的来源，更是我们实现学术追求、承担学术责任的大舞台、大天地，我们才能大有作为，大有希望，大有贡献。
　　作为一个大学的思想库，国情研究院的专长就是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中，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榜上有名,我本人也有幸被评选为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之一。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研究者和公共决策智库，始终坚持“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理念，要持续地不断地提供有益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理论、思想和创意――这都是典型的“国家公益性知识”，正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学术图名，不以知识牟利。我们正处在当代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又拥有最大的学术舞台，要能够及时反映当代中国学这一新学科的前沿课题、最新成果和重要进展并将其及时转化为公共决策知识，引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具有正能量。
　　（人民论坛记者艾芸采访整理）
　　思想小传：
　　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与发展政策。
　　胡鞍钢教授著作颇丰。1988年，《生存与发展》问世。在这部成名作中，胡鞍钢系统地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重大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加以研究。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胡鞍钢还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寻求一种新的长期发展模式，探索一种中国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
　　1993年6月中旬,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摘要在新华社内部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为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提供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 报告内容所建议的7项建议有多项先后被采纳和实施。该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日，胡鞍钢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9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
　　年，相继完成了《人间正道》《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创新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研究与著述。2012年，围绕着党的十八大主题，胡鞍钢和他的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先后写了17篇国情报告，许多重要成果已吸收并反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或邮件至.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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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顾海良：新型智库建设与思想力量彰显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内容，也是党中央在重大的改革决策中第一次对智库建设作出决定和提出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凝聚民智民力、彰显思想力量，全面深化改革、共图发展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
　　美国智库引人注意的“关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去年11月9日到12日召开，全会的主要内容在12日晚间才以“公报”的方式正式公布，但第二天，在美国的媒体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它们一些著名智库的评论：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中国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可能不管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中国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眼前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紧接着，11月14日，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北京的视角”的评论，美国全国亚洲研究所发表了“中国损害性社会实验：独生子女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发表了“中国在三中全会公布广泛改革议程”的评论，如此等等。
　　纵观这些报告和评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反应迅捷，大有抢占先机之势。这与这些智库长期从事专题和跟踪研究分不开。并且智库的见识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多是有备而发。二是问题集中，观点鲜明，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发展和政策制定需要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无不以美国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三是价值导向清晰，多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舆论需要服务，对大众起到引导作用。例如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解读，尽管多有片面、失真，但有些智库还是乐此不疲，以此赢得声誉。不难看出，智库的言论颇接美国社会之“地气”。
　　智库：“我们的武器”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智库的这类作用和表现延续已久，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以来更加凸显。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就对社会科学如何有助于“国家建设”作过深刻的反思，并认为美国在确立“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技术治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科学界的交往应该不断加强，社会科学家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政府的决策体系也需要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智力支持。社会科学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成为美国全球化的需要，也成为美国“安全体制”建设的需要。195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教育法，就是要让美国的教育为其国防实力提升和国家安全服务的。这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统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意识就是为政府服务、为国家发展需要服务，尽“国家建设”之责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进下，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大批学者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建议，于是各类智库纷纷成立。遍布美国高校及社会各方的智库，俨然成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彰显思想力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适合政府需要的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越来越擅于利用智库的作用。许多学者也把自己在各类智库的研究成果，看作是为“国家服务”、利于“国家建设”的一种努力。对此有的美国学者坦陈，在“冷战”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邦迪也曾直言，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还“要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如此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
　　近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在总体态势上，“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是从根本上改变“西强我弱”态势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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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力量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主要是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改革思路和要求提出的。智库建设之“中国特色”和“新型”，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的变化，讲“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讲“治理”则是多元和多方的协同，特别是社会各阶层及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和不同阶层群体的协同治理；另一方面是过程的变化，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不只是单独的政府行为，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过程，过程协同是主体多元和多样的必然赓续。
　　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适应“管理”到 “治理”转变中主体和过程变化的特点，广开言路、集中民智，使代表多元和多样利益的见解、见识得到释放，使反映多元和多样要求的智慧、智力得到迸发。和而不同，方能形成合力。还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使体现多元和多样的思想能够求同存异，进而作出改革和发展的“最优化”选择。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相适应的，是这一改革的思想载体和思想力量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就要健全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特别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社会开展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的民主协商。无论是对战略性的还是政策性的问题，所有协商主体和对象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难免莫衷一是，各方意见也易于碎片化、片面化。而智库则能梳理和整合“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各方意见，使其更具全面性、权威性和可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呼唤“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以“中国特色”为根基的智库，要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为主旨和目标，要高度关注思想文化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高度重视激扬思想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选择。
　　特别要提到的是，高校是国际学术和思想交汇、交流的大平台，各方面高层次人才集中、各学科集聚，易于形成协同创新之势，以此为平台和资源建设的高校智库，更利于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更能显现“新型智库”的优势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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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务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新要求，可视为彰显思想力量、建设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理论建设。智库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对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内外政策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智库的理论建设成果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和根本要求，突出时代性和前瞻性；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新变化，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要善于运用新的文化载体和符合各阶层思维特点的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引导力。理论建设的关键还在于为一些重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撑，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能为外界所理解和接受。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有助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形成。
　　二是战略研究。社会科学要把理论变成战略，要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加强研究。对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要能澄清“远虑”、摆脱“近忧”，解除“远虑”和“近忧”两难境地的困扰。要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向，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要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上，作出战略性的定位，形成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中国意识”。
　　三是社会引领。智库在社会引导上，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智库要能在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中形成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利于凝聚社会向心力的正面引领。社会引导上的这种公共性、开放性与智库的社会责任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发挥社会引领作用中，要能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切实在精于引导亮点、勇于碰撞热点、善于解析疑点、敢于破解难点上，发挥思想的力量。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上的这种独特优势，往往被称誉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既是智库建设的核心，也是智库声誉的标识。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
　　四是政策建言。多出“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智库不能坐而论道，要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能够为各级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及时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和政策建议，多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和方案。
　　总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其要义而言，就是要尽显思想的力量，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显“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
　　（作者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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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思想家在想什么（24）
　　作者感言：
　　能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十大思想人物”深感荣幸。
　　思想的力量在社会转型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社会原有发展的惯性，社会现有改革的驱动，要以思想的力量为引力和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