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代战争小说伤亡小

现代战争的后果不是你所能想到的,为什么小国可以轻易动武而大国不可以
现代战争的后果不是你所能想到的,为什么小国可以轻易动武而大国不可以
星系观察员
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看,在二战过去70多年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燥动期。欧州、亚洲、非洲这片连成一片的大陆似乎成为了人类演习战争的专用场地,海、陆、空军的局部战争、冲突、恫吓、军演在媒体上不间断播放。
在大国军事对峙期间,民众通常会被战争气氛影响,恨不得马上冲到第一线,埋怨政府为什么不出手教训敌方。中国有句谚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作为大国领导人,民众的情绪不可谓不查,但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必须保持冷静。在古代,皇帝可以一怒之下发动战争,但是现在却不能等同处理,持有核武器的大国领导人,要比古代皇帝更为谨慎的对待战争。
从这些战争的类型来看,可以简单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小国内部政府军与反政府军的战争,通常是因为部落、地方派别、军阀之间的战争,战争爆发周期短,持续时间长,影响限于国内,但造成的平民伤亡却最大。
第二类是小国与小国之间的战争,通常是因为边界争议、宗教信仰冲突等。这种战争往往延续很多年,交火规模有限,但造成的平民伤亡不少。
第三类是大国与小国的战争,通常是借助打击恐怖主义、出于人道主义保护的名义,由大国在外交斡旋失败后,发起的闪电行动,利用压倒性优势兵力直接推翻小国政权,扶植起新政府。这类战争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战争规模大,也会造成较大的平民伤亡。
这三类战争,和古代战争一样,基本上一言不合就可以开打。如果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未来结果将是难以想象的:
第一,交战一方灭亡,另一方大伤。两个大国之间,如果军力对比悬殊,弱小一方在最后关头,祭出核武器这个大杀器,直接毁损对方一城之地。但大国在遭受核打击后,为了不给对方第二次发射核武的机会,必然以雷霆之怒反击。因为现代核武器发射的机动性与小型化,为了确保打击效果,只能无差别的攻击所有可能的地方,结果肯定是军力弱小一方的国土全面被毁。全面打击之后,任何细小的反抗都会再次遭到核打击的清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第二,交战双方核武对战,鱼死网破,其他大国瓜分双方领土。战争发生后,交战双方祭出核武一决胜负,结果是双方都被毁灭,除了少数人逃脱攻击之外,只剩下焦土一地,再无他物。其他大国没有参战,为了掠夺资源参与开发,显然这是交战双方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第三,交战双方没有使用核武,一方投降认输,割地赔偿,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地球被毁。假如交战双方开始为一点边界冲突开战,战争必然会在其中一个国家内展开,严重破坏该国的经济,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一方政府为形势所逼投降认输。战胜国必然会索要赔偿,不管是割地赔偿还是经济赔偿,这种破坏既定国际秩序的行为,将会诱发其他大国的参与,进而造成更大范围的战争,直至新的世界大战。为了确保不被首先灭掉,只能率先发动核武战争。以现在的科技,世界大战爆发,除了海洋之下,估计所有大陆上都难以找到立足之地了。
外交斡旋和外交辞令看似软弱的表现,其实是避免冲突发生的润滑剂。大国领导人也如常人一样,一腔热血在熊熊燃烧,如果在紧要关头还被其他大国火上浇油,爆发战争也是有可能的。战争伤害的首先是军人,其次是平民,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平民承担的。
在人类还只能居住在地球的情况下,最好的局面还是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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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系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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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会死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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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都十分残忍,伤亡比例也更大。但这种印象并不可靠,首先,伤亡统计就很少准确。最常见的是夸大参战人数。《战国策》中动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斩敌数万,常超过一国青壮年人口总数。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从技术角度几乎无法实现。西方的记录同样存在问题。公元前216年,汉尼拔进攻罗马,坎尼战役史书记载8万罗马人“全军覆没”,但考古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即使是战场伤亡,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交战造成。古典时期,交战以方阵为单位,接敌面有限,纵深的士兵甚至得不到交战的机会。战败一方队形很
原标题:打仗会死多少人?葛底斯堡战役是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役。这场战役中,除了加特林机枪等新武器投入战斗,电报、摄影术等当时的先进技术也得到了运用。交战中每日伤亡的百分比是9.8。二战时这个数字下降到了0.9。尸山血海,无人生还,往往是人们对战场的想象,尤其是对仅仅靠影视、诗词了解战争的普通民众。中国人尤为如此,曾经的人民战争让人印象极深,无人生还的惨状屡屡出现在教科书上。许多知名战例就是因为伤亡超乎寻常被记录,而更多的战斗伤亡率并不高。战争是死亡的事业,但死神降临的频率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唐诗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而海湾战争盟军死亡不足400人。古代战场都是无人生还吗?现代战争都极少伤亡?哪些因素影响了死神的光顾?首先,要从冷兵器战争讲起。白起坑杀40万赵军技术上无可能似乎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都十分残忍,伤亡比例也更大。但这种印象并不可靠,首先,伤亡统计就很少准确。最常见的是夸大参战人数。《战国策》中动辄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斩敌数万,常超过一国青壮年人口总数。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赵军,从技术角度几乎无法实现。西方的记录同样存在问题。公元前216年,汉尼拔进攻罗马,坎尼战役史书记载8万罗马人“全军覆没”,但考古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即使是战场伤亡,很大程度上也不是交战造成。古典时期,交战以方阵为单位,接敌面有限,纵深的士兵甚至得不到交战的机会。战败一方队形很快崩溃,20%左右的死亡由踩踏造成。此外,军队常常躲避作战。1677年一位将军回忆道:“我们像狐狸一样谨慎作战,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许多部队在视力可见的范围内对峙,互不进攻,一旦天气转冷,双方便有了体面的借口而拔寨回营。路易十五时期的法国大元帅萨克斯甚至说:“在近距离射程内交火死亡的,我总共见到甚至不到4个人。”有意思的是,军队妥协的传统早已有之,他们有时会人为消除不对称因素,来一场公平的战斗。公元前216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人对汉拔尼战象非常恐惧,曾和迦太基人约定,以后战争中不动用大象。1139年,教皇曾亲自通谕,禁止基督教国家之间使用弩作战,原因是杀伤力太大不人道,但与异教徒的战争不在此禁令之列。真正造成大量伤亡,往往是由于战术落后于武器发展。一旦战术与武器合拍,伤亡便大幅度减少。火器大规模运用后的17世纪至18世纪,各国都发展了匹配的战术,战场相对温和。1692年,以惨烈著称的斯蒂寇克战役,恰逢火绳枪时代的尾声,战术臻于成熟,虽然双方投入兵力15万,但阵亡只有8000人。但几年后,燧发枪出现,战役中近半数伤亡才变得常见。武器杀伤力增加士兵死亡率却在下降17世纪以后,武器随着科技的进步日新月异。矛盾的是,武器杀伤力虽大幅增加,但有时却极大降低了战场死亡率。一战中的毒气战就是典型。但实际上,它的死亡率只有2%。但毒气的震慑效果明显,甚至被军事史学家富勒称之为“最有效而又人道的武器”。美国南北战争中,每年平均1000士兵死亡21.3人,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每1000士兵死亡降为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战斗日伤亡率平均在2%左右。20世纪90年代之后,伤亡率的下降更为明显。海湾战争中,联军以不到400人的伤亡完胜,极大震撼了人们的军事观念。这种现象背后,是战争观念的重要变化。冷兵器时代,一场战役往往代表一场战争,杀伤敌人的多寡是胜利的重要标准。而现代战争更注重对局势的把控,对打击对象区分更细,在技术的帮助下,实现战略目标十分迅速。具体战场中,军队合成化程度的提高,也大幅减少了伤亡。南北战争时期,军队中80%是步兵,随着武器系统变得复杂,普通步兵比例越来越小。即使有大步兵传统的中国军队,21世纪后步兵连数量也不到2000个。合成战术单位可承受的伤亡率很低。二战中巴顿率领的美国第3集团军在欧洲的经验表明,师级作战单位,20%的伤亡即失去进攻能力,只有从别处补齐兵种,或者撤退、投降。同时,人员密集度不断下降,让伤亡人数锐减。著名军史专家杜普伊曾做过统计,虽然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但现实中士兵分散率提高了4000倍,远远超过了武器进步的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机枪和铁丝网的出现,极大增加了步兵的伤亡。此后,合成单位和分散作战变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极少有人能用密集人力对抗工业力量。但还是有人尝试,虽然并非本意。黄仁宇回忆录中,形容抗战时期国军“攻则蜂拥蚁附,退则鸟奔兽散”,极易被打击。抗美援朝战场上,无数座上甘岭,步兵的血肉之躯获得惨胜,代价是总减员率51.5%。某些场合下,武器进步仍然增加了死亡率,那就是游击战争、平民武装冲突。这些战斗的目标就是打击有生力量,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渗透到每个角落,发挥了技术残暴血腥的一面。这种战斗的恶果大多由平民吞下,令人心悸。医疗进步使死亡率大幅下降医疗虽然不能改变伤亡数,但能极大降低伤亡比。早期的战场,冷兵器交战中,受伤倒地的士兵很快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一时期阵亡者远多于伤者。火器伤出现后,军医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适应这一改变。他们将并发症的伤口归咎于火药中毒。救治原则也是南辕北辙,1517年德国出版的《医师野战简书》主张缝合前用热大麻油浇注伤口。法国军医毫不示弱,建议人为扩大创口,让脓液自由流出。一部分医生尝试给失血的伤员输血。1818年一名叫布伦德尔的医生做过一次尝试,伤员在几小时内就死亡。普法战争中,伤亡惨重的普鲁士人给一批伤员输血,在对血型知识一无所知的19世纪初,结果自然是悲剧。几百年来,对于四肢受伤的伤员,截肢都是野战医疗的首选。这一时期,医生的工作与木匠类似。一名叫拉雷的法国军医,在波罗廷战役中挥汗如雨,一天做了200例手术,锯掉的手臂和小腿在帐篷里堆成小山。在没有麻醉剂的时代,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路易十四曾说“士兵们害怕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更甚于敌人的炮火”。熟练的“手艺人”是军队宝贵的财富,19世纪20年代,法国人詹姆斯·赛姆可以在一分半钟内剥离肌腱、骨头,将一条腿卸下来,大大缩短伤员的痛苦时间,他因此绝技成为法国首席野战医生。但是,截肢只是救治的第一步,坏疽病和其他感染仍然致命。在没有认识消毒重要性之前,救治基本上听天由命。普法战争13200名截肢者中,将近1万名最终感染死亡。比战斗伤亡更可怕的是疾病。拿破仑进行的历次战争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8比1。美国内战中,往往一个团从开拔到加入战斗前,已经减员一半。一战末期,新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伤寒导致数十万军人死亡。医疗的进步最终改善了伤亡情况,尤其是抗生素的诞生。二战开始,伤亡比例便稳定在3比1至4比1。最发达的美国,越南战场上的伤亡比例达到7比1,到了反恐战争,这一数字上升到10比1。江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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