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输掉甲午风云这场战争_百度知道法国鸦片战争中侵略中国的罪行_百度知道DLJGROBOT行业资讯中国究竟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败得那么惨呢？随着对这两场战争研究的深入，现在的结论是当时的中国人缺乏勇气是输掉战争的主要原因。中国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在总结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时深刻地指出：“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当代人把勇气定义为：人们面对未知事物、困难、危险、灾难、强权、敌对力量等种种不利因素和挑战，勇于接近和认知，敢于战胜或消除的精神状态。一个人勇气的大小，除一定的先天因素外，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主要是人所处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大环境”和学习、工作、生活的 “小环境”等各种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战争能够直接反映人的勇气，也能直接证明勇气对战局和战争结果的巨大影响。从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当时的情况看，与其说是战争双方国力、武器装备和兵员的比拼，不如说是战争双方勇气的较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区区4000多人的英国军队，竟敢远涉重洋攻打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大清帝国，这是何等的勇气。历史的真相是，从兵力对比看，中方当时处于绝对优势。清军的总兵力大约在80万左右，在战争中调集并先后投入战争的兵力超过10万。尽管后来英军增至2万人，但并不构成对双方兵力对比的根本改变，何况此时主要战事已基本结束。战争自有战争的规律，一旦两军开战，短兵相接，在战场上人的因素亦即前线官兵的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将上升到第一位，体制、机制等个体之外的因素并不直接影响战斗或战役进程。从军事上看，英国赢得战争的几率几乎为零。英军劳师远袭，就算以印度为其补给点，也嫌补给线过长。而且入侵部队不过是一支舰队，兵力充其量只能作沿海袭扰，根本不足以发动对一个大国的全面进攻。从武器装备看，清军同英军相比是有很大差距，但英军有枪有炮，清朝当时也有火器、火枪营，且海防、江防炮台遍布，双方均为前装滑膛枪炮，只不过英军的枪炮质量好，射速也高一些，但并不存在“代差”，清军根本没到无法作战的程度。此外，战争初期中国的掌权者也不是什么投降派，主战派占着上风，道光皇帝还早就预见到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不断发出谕旨，督令沿海、沿江各地严加防范。可以说，当时中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是为什么不该输的战争却输了呢？答案是，清军缺乏勇气是输掉鸦片战争的主因。 这里需要明确，勇气不是“誓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和豪迈，“死守阵地”在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处于守势，并不能给敌人以真正的心理威慑。勇气是建立在对敌人的蔑视和必胜信念基础上的无畏气概，故古人云：“勇，天下之凶德也”，敌人不怕顽强的对手，但畏惧凶猛的敌人。“勇”的本质特征是攻击，是主动寻歼敌人；“勇志之所以敢也”，勇者“知死不避”，且“勇而多艺”，能够想象并实施克敌制胜的奇思妙想，进而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英军的“坚船利炮”首先打掉了清军从上到下本来就缺乏的勇气，继而摧毁了朝廷的信心和战争意志。没有勇气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尽管也有大角、沙角和虎门之战中清军的奋勇抵抗，但这场战争中清军更多的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许多炮台的官兵甚至未放一炮便逃之夭夭。尤其荒唐的是，大战正酣，朝廷不但不奖赏抗敌有功者，设法鼓舞士气，却因“求和”心切对“主战派”进行“清算”，甚至朝廷和地方官员还演出了一幕幕带着大量猪羊鸡鸭作礼物向英军乞降的丑剧，加紧安排“割地赔款”事宜。值得深思的是，当钦差大臣伊里布厚颜无耻地差人带着酒、肉到英国军舰上馈赠，向侵略者讨好，并为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被革职的事向英人“祝贺”时，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喝令其住嘴，严肃地说道：“林公是中国的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连侵略者都不许羞辱中国的“勇者”，且为中国的民族英雄抱打不平，可见中国朝廷腐败无能到了何种程度，哪有一丁点勇气可言。 那么有了坚船利炮是否就一定能够战胜外敌呢？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又给中国人上了永世难忘的一课。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当时中国的整个国势并不比日本弱，北洋水师则堪称亚洲第一，舰队的规模和舰艇的防护能力、火力及航速等均超过日本舰队，“镇远”、“定远”两艘战舰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铁甲舰。此外，这支舰队在其建立之初即参照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其组织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非常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十分刻苦，而且官兵完全按英国海军训练标准进行训练并长期由英国人琅威理任“总教习”，甚至“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以确保充分发挥军舰的作战效能和舰队指挥的有效性、准确性。战前李鸿章还校阅北洋海军后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可是，就是这样一支由30多艘舰艇组成的强大舰队，被日本舰队全歼。而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是，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没有一艘军舰被击沉，开了“零伤亡”之先河。一百多年来，学界、军界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还是围绕腐败无能、军费挪用、体制障碍、机制不灵、指挥失误等“人”之外的因素进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无以复加，结论基本上都是“这是一支还没开炮就已经全军覆没的海军”。 当然，腐败等问题是造成北洋水师覆灭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问题是，北洋水师官兵普遍缺乏勇气。如黄海海战是一场典型的海上遭遇战，也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遭遇战往往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尽管有邓世昌等少数“管带”率水兵奋勇战斗并将负伤的军舰全速撞向敌舰的壮举，但大多数舰艇上的官兵，只听过训练时自己军舰上的炮响，没见过敌人的炮弹在自己的甲板上近距离爆炸，这是海战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北洋舰队官兵却不能承受，本来不足的勇气此时便所剩无几。接下来北洋舰队阵脚大乱，舰队无法统一指挥，不能发挥整体效能，出现了各自为战或竞相逃跑的致命危险，此时日本舰队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围歼或追杀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在后来的威海卫之战中，战事基本上是日本舰艇拼命冲杀，北洋水师舰艇拼命逃跑。如“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甲午战争充分说明了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人如果没有勇气，即便是训练有素，再先进的武器也发挥不出效用。对战场上的官兵来说是这样，对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城府极深、精通为官之道的李鸿章等也是这样，他的怯战思想和情绪不但直接动摇了朝廷的战争信心和意志，也像瘟疫一样在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传染，以致到了战时绝大多数官兵都毫无斗志，数量庞大的北洋舰队也就失去了战斗力。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当时朝野上下自信心丧失殆尽，也使整个清朝军队完全丧失了勇气，空前的、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赔款和台湾等地的割让，不但使中国国力元气大伤，还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投下了至今挥之不去的阴影，民族自卑被深深植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吉林大学教授李晓博士在2004年曾说：“当时的（110年前）日本人对中国还有一种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在甲午战争后荡然无存。在这之后，‘支那人’彻底变成了一种污辱性称号。” 甲午战争后还出现了仅2000人的八国联军，未等后续部队到达就敢面对十数万清军的围追堵截，从天津租界向中国首都北京攻击前进的“咄咄怪事”。而这种“怪事”一直延续到抗战初期，没有勇气的中国人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充分证明了勇气对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古罗马作家普劳图斯说：“勇气是一切天赋中最好的天赋，它先于一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把增强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军官兵的勇气，作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一环常抓不懈
已有答案 (10)
李鸿章不让军队抵抗，所以使清海军惨败。
一百二十年前成军的北洋水师是在中国遭逢“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⑴的特殊背景下组建的。从1877年李鸿章在天津“扣下”“奉旨发往甘肃差遣的丁汝昌”筹办新式海军起，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其间历11年。这11年中，有着“北洋海军之父”⑵之称的李鸿章，倾其身心周旋于朝野上下，长袖善舞奔走于四洋之间，终于打造出一支世界上第六、东亚第一的舰队。对从不知海洋、军舰为何物，长期处于封闭的陆地文明国度里的大部分官员和国人而言，一下子冒出这样一支海上“威武之师”，其惊艳和自得之心是可喻见的。朝廷和国人皆陶醉于这一从未见过的阵势之中。可是仅隔7年，这支被国家和人民寄托了太多希望的铁甲舰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成了“覆灭之师”，烟飞灰灭，顷刻瓦解。更为甚者，由此战败而导致的割台和巨额赔款，更是从根基上动摇了中华帝国的根本，其遗留在中华民族心中的伤痛至今仍在发酵。期望和结局之间的巨大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国人“痛定思痛”的情绪，对李鸿章、对北洋水师及其将士们的评价，由巨大的失望到生怨、生恨、乃至生怒。由此而形成了不少“多为情绪的宣泄，而少有理性思考”⑶的评说。这些“出之于感性而非出之理性、出于私忿而非出于公义”⑷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那场艰难发轫的洋务运动、对那支舰队、对李鸿章和水师将士们的评价，干扰了对这段重要历史的研究。如：——李鸿章“任人唯亲”说。持此种观点的人只是简单地从表象上看到被李鸿章遴选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陆军将领出身，且李、丁又恰恰是同乡。这就为抨击他们找到了一个省心又省事的发端。但研究历史不能脱离清王朝的国情、军情，因为当时并无现成的海军将领可供差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王家俭先生在其极有参考和研究价值的专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中是怎样说的：“……高级海军将领的难求，原有的湘军水师将领只知传统的长龙舢板；广东水师将领只知红单艇船，均非其选。至于那批海军学校毕业又留学英国的新秀，也因历练太浅，缺乏实际经验，一时无法委以大任。由此可知，李鸿章之所以决定选拔一位老持成重而具有临阵经验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论者常谓其任用私人，未能提拔新进人才。其实，在人事任用方面李鸿章并非不提携新进，而乃系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大东沟战败丁汝昌遭撤职拿问处分时，李鸿章致电询问以“丁汝昌拿问后，海军何人接手？”主管海军事务的恭亲王竟“无言以对。”⑸另一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苏小东先生则说的更明白：“丁汝昌……统率海军时已经43岁，这个年龄对于没有受过专业基础培训的人来说，要在实践中精通近代海军这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显然是极为困难的。但因此就认定他始终是一个外行海军提督，也未免有失公允。丁汝昌虽行伍出身，仅读过三年私塾，却通晓文墨，能自己起草文函。细读其公私信函、电稿，就会发现他对舰队的日常管理、训练以及协调维修保障等海军业务已相当熟悉，且无不亲力亲力。”⑹这就说明：李之选丁并非后人所说的“任人唯亲”，实乃“无人可选”的不得已的苦衷。丁亦自感不足，也曾“亲力亲为”，力求缩小由陆到海的差距。李鸿章和丁汝昌都努力去做了，但他们都无法克服哪个时代所镌刻在他们身上的局限性，也无法跨越由陆地文明到海洋文明的鸿沟。简单地因李、丁是同乡就一言以“任人唯亲”而蔽之，省心则省心，也很能引起共鸣，但却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因此是肤浅的。再如：一直流传甚广的用以证明北洋水师管理混乱、纪律松懈的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事件，经甲午战争研究之后起之秀陈悦先生考证，竟是“错漏不堪的误会讹传。”⑼他在引用中外大量史料文献证明这纯属是“一厢情愿的夸张编造，充满谬误”的“事件”之后，写了下面一段引人深思的文字：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失败原因来自诸多方面，不能将所有的责任均归结到“人”的层面，而为了证明这一点，不加考证，不做辨析，把一切仿佛可以证明北洋海军“人”的层面存在问题的不确实材料都引为信史，就更不是历史研究所应持的客观态度。……连带而及。长久用来证明北洋海军军纪涣散的证据一朝被证明是谎言，那建立在这个伪证上所作的结论，其可靠性以及价值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凡此种种。这些未经推敲或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只所以能够一再出现，其背后都有对北洋水师情绪化的认识。本来，对清政府而言，树立新的海防观和建立北洋水师，就缺乏社会的内在动力，它只是少数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小批有识之士在磕磕碰碰中的勉力行为。清廷中的保守派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所谓“徒得备而无用之虚器，而生我悉索敝赋之实银”⑽就是典型的说辞。甲午熸师，保守派们更是找到了疯狂反扑的口实，一些恶意攻击便纷纷出现。再者，国人对北洋水师的期望过高，对甲午战争失败造成的对民族、对国家的巨大伤害无不痛惜乃至痛恨，这就使得对北洋水师不理智、不公允的评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这一点上讲，出现上述种种经不起推敲的伪史谬史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历史不是也不能是情绪化的产物，研究历史该秉冷静、清醒、客观、公允之态度。大陆另一位研究甲午战争的专家姜鸣生说的好：“我一直认为，对历史人物评价要客观谨慎，尽量少夹杂‘好人’‘坏人’‘爱国’‘卖国’等简单的道德评判”。（11）这句话说的何等中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仅是厘清史实，还历史的真实面目，更重要的是要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引出昭示今人的经验和教训，正所谓总结昨日的历史正是为了明日的崛起。”（12）
本文试图在更开阔的视野下，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刻认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以求教于甲午战争研究的学者们。一、“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北洋水师以一隅搏倭人全国水师”——犹豫不决的战争准备和艰涩掣肘的国家机器。战争是一个国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的和激烈的行为，——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是如此。既要打仗，须动员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和精力倾力而为。然而，比较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即可看出巨大的差异。首先看日本方面，日本早已是 “征清方策”和“清国征讨方略”既定。（13）战前对朝鲜的一系列的“渗透”、“介入”和挑衅，只不过是征朝、征清，进而征服亚洲的前奏，即侵略扩张早已成为其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反观清朝政府，首先在决策中枢就存在着帝、后两股势力的较劲，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挑衅，清政府在总体上是战是和、在战略上是攻是防一直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意见。直到战争打起来都未建立统一的战争领导机构。再看在海军的指挥系统上，日本在战前迅速撤换了主张守势的海军军令部长，改由激烈主战的海军中将桦山资纪出任。该员的战略目标十分清楚，即集中日本海军的全部力量，通过与中国海军决战来消灭中国海军的主力，一举夺取东海的制海权。（14）而在中国，李鸿章表面上是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在他上面还有个“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即李鸿章并不是中国“海军部”的最高和最终的决策人，充其量只能算个国家机器的权力枢纽中的“边缘”。（15）这和日本天皇亲下“特旨”任 命桦山资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有，李鸿章虽然“会办”海军事务，可以称之为战争的前敌指挥官。但他也不过是一个“地方性”的长官。（16）他以直隶总督的身份来过问外交、洋务和海军等事务，都不过是清廷赋予的若干“临时兼职”而己。每一种事务对于他来说，都是“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比如，他就不能调动“北洋战区”内的陆军部队。以至于当日军在荣城湾登陆前后，他深知“荣、威之间百余里，山谷丛杂可设法截伏，”但须奏报朝廷才能使山东巡抚李秉衡出兵；（17）同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所能管辖的，仅为各艘军舰及舰队官兵。其余为战事所需要的后勤支援、弹药军械的供给、军舰燃煤的调用乃至作战时需要统一使用的旅顺鱼雷营皆无权调用。（18）依靠这样的“由大大小小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混乱的矢量”（姜鸣语）来进行战争决策和指挥战争，未开打就先输一着。这和日本的倾国一致、将士用命的一元化垂直管理体制相比，其决策和指挥效率是可望而知的。英国人泰莱在甲午战争后这样评价：甲午之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20）李鸿章也自言是以“此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21）处于衰败垂死状态下的清朝政府，在国家体制和国家机器的运作上，就埋下了要战败的伏笔。二、“中国之海军，宜使其成为中国之海军，而不可移他国之海军，而为中国之海军。”——一支“山寨版”的海军舰队。北洋舰队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在追求富强的救亡图存运动中，由封建士大夫中的一批“先觉者”运作起来的。到1888年这支舰队正式军时，终于达到了它的巅峰。然而，它的种种先天性的不足，就已深藏于其辉煌的镜象之中。第一，中国海军的近代化，几乎是“买出来的”。在中国并没有强大而配套的近代工业体系来支撑造船工业时，转向西方买军舰，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恩格斯说：“现代的军舰是现代化工业的产物，而且还是现代化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22）由于中国没有陆地上的工厂，因而也就造不出这些“浮在水上的工厂”。既是买来的兵船，零部件的更换、机器的维修就要仰仗于别人。长崎事件的契因之一，便是李鸿章让丁汝昌率舰到日本长崎的船坞去维修。——没有本国大工业这个母体滋养的舰队，犹如不能“断奶”的婴儿，而不能“断奶”的婴儿是永远长不大的。同样，不能割断与制造国之间的 “脐带”的舰队，也是不能运行自如的。建立强大的工业是近代强国崛起的普遍模式。工业不强大，军力国力极难提升。一个买来的军事近代化，是脆弱的和不堪一击的。第二，海军是高科技兵种，是海洋文明发展到相当成熟时的产物，是同时代自然科学和先进技术的集中体现。将这一文明嫁接到中国典型的农业文明的枝杆上，到底效果如何呢？首先，中国不是近代自然科学的故乡。几千年来浸淫于“经史子集”这一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对那些闻所未闻的 “电学算学化学技术学”等 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吸收消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八股文来翻译西方的技术专门术语，也大大增加了“科技转移”的难度。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国人的普遍心理是“无事则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为变鬼神，以为不能学。”（23）这种对近代自然科学心理上的本能排斥，更大大延缓了这一吸收消化的过程。乃至于李鸿章亦十分担忧，他说：“铁舰为西国名家之学，其机制之繁重，理论之精深，行阵之变化，中国弁兵人等尚难一蹴而几。”矣！（24）第三，自古以来，中国以陆军为立国之根本，到清朝时犹甚。其军队都是在“靖内乱”中成长起来的，是一支攻城掠地的传统的“黄土军队”。其谋略、战术、指挥及管理都是立足于几千年来“黄色文明”的基础上的。让这种文明熏陶出来的将帅、士兵去指挥、管理和驾驭集一切“蓝色文明”特征的现代舰队，实在是很难一蹴而就的。北洋海军是办“洋务”的突出成果，但却“洋味”不足，“土气”犹深。海军舰队的编制基本上还是曾国藩湘军编制的翻版，（25）乃“新法而参旧制也”。（26）用封建王朝的官场旧制，去指挥驾驭这支现代化的舰队，在中枢神经处，就种下了败因。其次，管理一支诸种高科技成份合成的舰队，显然与管理一支大刀长矛加火器的陆军部队不一样。李鸿章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北洋舰队聘有各类“洋教习”，英国人琅威理就是其中最为突出和优秀的一位。丁汝昌称赞他：“洋员在水师最得益者，琅总查为第一，……其人品亦以琅为最。”（27）这说明丁汝昌深有自知之明，十分尊重和借重琅的人品和经验。在琅威理的严格要求下，北洋海军的训练水平达到了巅峰。然而，由于一次“升降提督旗”事件，导致了琅的辞职。关于这次事件，中方和琅氏各有说法，也各不无道理。（29）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琅离开之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30 ）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中国政府没能很好地处理与琅威理的关系，北洋舰队失去了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管理和训练的机会。而与之对比的是，在同一时期，日本海军里的“洋教习”却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日本海军从洋教练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教益。实践证明，习惯于陆地征战的中国军人与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舰队接轨，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北洋舰队要想真正成为一支中国自己的海军，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上皆说明：“中国之海军，宜使其成为中国之海军，而不可移他国之海军，而为中国之海军。”（31）综上可知，由于当时中国既无与近代海军相适应的大工业，又无近代科技教育，在传统与西方明交替消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有中国古代军队的所有痕迹，是一支“中古的军队”。（王家俭语）所以，苦心移植来的北洋舰队充其量只是一支“山寨版”的舰队。“折他人之花以缚于庭树，其美一时耳。”（32）真遇实战，则很快暴露出它的脆弱本质了。三、“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卫则有余”，“防之一字中其毒也！”——立足于“防”的国防指导思想。长期以来，有着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社会特征的中国在本质上不需要海军和海防，——在这样的国度里只需要“塞防”，以抵御来自亚欧大陆腹地的游牧民族的进犯。可是到了近代，人们发现“有敌纷纷自海上来”，这才迫使清政府有了初步的海防观和下决心建立海军舰队。在这一点上，李鸿章看得最为透彻，他一开始，就准确地判断出日本是诸敌中最为危险的国家。因此，他的海防战略是建立在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基础上的。他在1864年致清廷的函中指出：“夫今之日本，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33）须知，这是在甲午战争整整三十年前的文字！ 1879年在日本并吞琉球后，他的防日思路更为清晰：“查日本国小民贪，虚骄喜事。……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这实在是一语中的了。但是几千来以“天朝”自居，视外国为“蕞尔小国”、“蛮夷之邦”的民族自大情节，怎么也挥之不去。清政府是在十分不情愿的心态下，目瞪口呆而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昔日“外化番邦”的挑战的。因此，匆忙中只是得出一个“防”字，鲜有人考虑海防与国家战略、发展国家的海上综合力量和保护侨民利益等之间的关系。更没有人提出制海权的问题，仅将海军建设看成是海岸线上的城墙而已。“没有建立完整的海防理论，没有深入思考海军的宿命。”（35）倒是李鸿章，看出了“防”之不足，坚持以“海部”而不是“海防”来称海军机构，说“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但由于朝廷内保守派阻挠，还是没改成。正如民国时蒋方震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当时开口海防，信曰防己，防之一字中其毒也。”（36）战略指导思想上的被动防御，注定了北洋舰队打的是一场缩手缩脚的防御战，不可能主动出击，去控制东北亚的制海权的。与清政府一上来就取个守势的态势相比，日本之觊觎中国则是蓄谋以久。早在甲午战争发生的三百年前，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扩张主义思想就已形成。1581年，日本人丰臣秀吉的就：“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先白（京都长官）期间，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即明朝”。1587年又称：“在我生存之年，暂将唐（即大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37）到德川幕府时代，更有人说：“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38）经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日本“脱亚入欧”，完成了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必须向海外寻找原料与市场并争取殖民地，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39）其侵华思维更趋清晰。在甲午战争前十年，日本人黑田由中国刺探后回国奏报：“中国自战法（指中法战争）以后，于海陆各军力求整顿，若至三年后，我国势必不敌，宜在此三年中进取朝鲜，与中国一战。”（40）维新派代表人物桥本左内则说：“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自主。”（41）至1887年，日本将这种对华的侵犯由抽象的国家战略走向变成具体的军事战略部署。在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提出，以5年为期进行对华军事准备。北部日军至直隶登陆直取北京，南部日军进入长江后占领南京。（42）对海军的任务是：一是与北洋舰队决战将其击溃，夺取黄海的制海权，二，攻占旅顺和威海；三，选择进攻北京之登陆点。（43）与日本的志在必得和清晰的战略目标相比，清朝政府全然没有一套应付日本进攻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系统纲领和对策。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最高当局也没有制定出作战计划。完全是盲目和被动的应战。（44）即便是李鸿章这样的“清醒者”，正由于他清楚地知道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无法与日本海军抗衡，只能起“吓阻”作用。因此，他的指导方针就是以“不先与日本开战为戒”，“避敌保舰，不可浪战”。企图保存实力，继续保持对日本的威慑。甚至在开战后，他还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李鸿章都如此，就不必说其他的人的态度了。——中日双方对攻、防态度的巨大差异，早就注定了甲午之战的胜负之数。四、“早种因于清廷政权本身之废驰”，“其胜负皆于未战前决之。”——病入膏肓的社会制度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有人看到甲午战争日方获胜，中国战败，就简单地认为列强对中国就是要控制，对日本就是扶持。其实，中日两国的遭遇相同，机遇也是相同的。在西方列强看来，中日两国都是他们掠夺攫取的对象。两国历史上都是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中国的闭关长达一百二十年，日本的锁国长达二百二十年，比中国多出整整一个世纪。而日本“门户”的被打开亦比中国晚了十一年。（45）面对同样的局势，日本朝野具有的心态是：“与其被别人打，不如我也来个富国强兵，成为打别人的人”。具体来说，就是不御列强、远交近攻，掠夺邻近弱小民族，以跻身列强的行列。进攻和掠夺朝鲜、中国就是必然的取向。他们通过明治维新，基本上建立了侵略扩张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直到甲午战败数年之后，才搞了个“百日维新”，还是个流产的。可那时大部分中国人却是“懵懂无知”，并没有意识到中日社会制度间的巨大差异，还死报着“日本不过是蕞尔跳梁小国，……以堂堂中国素练海军十余载，岂不足一战也”的心态。其实，在战前，日本人看的就清楚，日本舰队司令伊东在写给他的对手和朋友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说：“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你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果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47）在交手前，敌人就将方法和结论都告诉了你。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是不可能进行这种“制度创新”的，所以他很放心地向丁汝昌“泄露天机”。——战争之胜负“早种因于清廷政权本身之废也！”（47）自1840年以后，清王朝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尽管依靠李鸿章、沈保桢、丁日昌这样有识之士，搞了个洋务运动和北洋舰队，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去触动封建王朝的本质，只能落得个昙花一现的下场。以游牧文明起家占领了中原“花花世界”的清廷满族统治阶级，从骨子里并没有对整个中华民族和国家彻底负责的精神。“实在呆不下去就退回关外”，是随时准备走人的。当日本天皇“省内廷经费六年之间，每岁授给30万元”给海军时，慈禧太后却用了原拨给海军的二、三千万两经费（48）去满足她“修个花园”“颐养”游乐、的情结。乃致北洋水师自1888年成军以来，竟“再未购一船一炮”。一向认为“朕即国家”、视国家为“私器”的腐朽的清廷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具有日本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长远国家战略眼光去真正发展海军、巩固国防的，无怪乎梁启超说：“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战争其胜负，皆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49）“世运者”，社会制度也！五、农业文明有时连游牧业文明都抵挡不住，更遑论去面对新兴的海洋文明了——地缘因素带来的不具备“进攻性”的民族性格中华民族世代居住于亚洲大陆的东部，西起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东濒大海。广褒的陆地提供了人口繁衍所需的食粮，滋润的江河湖泊使人们食有鱼、行有舟。丰沛的自然资源，养育了中华民族，同时也弱化了我们的生存能力；独特的自然屏障保护了我们，同时也限制了人们向外看的目光。中华民族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外部世界的模样。——整个民族的文化基本上是个弱者的文化。（50）所有这些都养成了我们保守、矜持、含蓄和不具备进攻性的民族性格。而不具备进攻性的民族就必然要受到别的民族的进攻！脆弱的中华农业文明，有时连游牧业文明都抵挡不住，更遑论去面对咄咄逼人的海洋文明了！所以，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国门一次次的被列强撕开，中华民族开始了任人宰割的历史。而甲午战败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灾难的延续。只是，它的特殊性及国人心理上不能接受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这次的灾难竟是被一个原来在我们眼中的“蕞尔小国”、“蛮夷之邦”的民族所施加的。日本地处太平洋西岸，西望亚欧大陆，东濒浩瀚的太平洋，其国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陆地狭窄，人口众多，资源贫乏，可耕地更少。局促的地理空间和窘迫的自然环境，铸成了他们向外掠夺扩张的民族性格。自明代起，就有被称为“倭寇”的日本人到我国钓鱼岛、台湾及东南沿海一带骚扰。长期以来，这个民族把海洋视为求生存的唯一出路。日本对其国民进行的国情教育的主题是：“我们缺乏土地，没有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51），地缘环境的逼仄，使得诸如“海外雄飞论”、“宇内混同论”等扩张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多年时就己形成。（52）在西方列强用同样的手法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后，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得以被动地观察到一个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他们将欧亚大陆上的中、俄等国家的广褒辽阔与自己国土的狭小贫瘠进行对比之后，“悲哀和怨叹之情油然而生，一种不满意和改变现状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争取更大的空间，没有就去掠夺的观念对国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53）因此，“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54）的思想和国策的确立，就不难理解了。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缘环境，创造了长达二千多年灿烂的农业文明，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华夏陆地文明使国人长期陶醉于“耕读渔樵”的恬静自得之中。到了清朝末期，已铸成了封闭、僵死、顽固和没落社会的一切特征。这时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采用的是“中体西用”，企图用“以夷制夷”的实用主义去学西学的微支末节，不可能也从未想去触动封建社会的本质；思想上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了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壁垒；思维方式上是重形象思维而轻逻辑思维，重归纳而无推演；（55）认识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是“混沌”而非实证，错过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大发现；经济上是“重农抑商”，无法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积累国家财富；政治秉持上是“闭关锁国”，自闭于地球上的其它国家；军事上采用的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这一整套的枷锁，己完全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手脚，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对外交住，都是注定要走进死胡同的。一个已了无生命力的文明和国度，已经经不起任何外部力量磕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就在情理之中。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二、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没有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力量上来，是战争失败的外部原因 朝鲜战场的失利，虽然造成了一定的被动，但还没有影响全局。这时候，清政府如果能认清形势，坚定地投入反侵略战争，并采取正确的战略，一定能够挫败敌人的进攻。可惜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英国照会日本：“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附近为战争的运动。”当日本政府承诺英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不受影响时，英国不但放弃干预，还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远为有利。”英国甚至对日军击沉本国商船事件保持沉默。就这样，中国被英国出卖了。 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因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东北，与日本有利益冲突。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担任中国税务司长的英人赫德这样评价：“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个星期忽然又推卸了，李鸿章讨了老大一场无趣。”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 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还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伪善的美国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倒向日本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公然说：“战争是中国坚持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引起的，过在中国。”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说：“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能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世界融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田贝还写信给李鸿章：“彻底放弃求得干涉的念头，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这里的面向日本，不是指赢得战争，而是求和投降。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美国把日本作为它在远东的小伙计，而日本敢于悍然发动战争，也是有恃于美国作为后台老板。正如列宁在甲午战前所分析的：“日本有可能掠夺东方的亚细亚国家，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财政及军事力量。” 列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经常会有一些矛盾，但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殖民地化程度，以攫取更大利益方面是一致的。这是列强的基本立场，对此务必保持清醒头脑。但清政府和李鸿章显然见不及此，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过大的期望和幻想。实际上列强的公理只是一种伪善，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利益和强权。列强早已看清日本稳操胜券，必然会倒在日本一边。赫德道出了实情：“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列强十分清楚，日本战胜中国他们都可以分一杯羹，战后的情况正是这样，列强利用“最惠国待遇”“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强盗条约都得到了很多好处。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陆奥宗光幸灾乐祸地说：“清政府自始即采取求欧洲列强干涉，速行中止中日战争之政策，李鸿章屡求各国代表援助，且电训其驻欧洲各国之使臣，使直接哀求各驻在国之政府，中国政府不顾污辱自国之体面，一味向强国乞哀求怜，自开门户，以迎豺狼。”于是，日本加紧进攻以求速战速胜，而中国则在一次又一次的调停中丧失时间和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大小几十次战役中，没能组织一次像样的抵抗，正如礼部侍郎志锐所说：“我愈退则彼愈进，我愈让则彼愈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则面面受制。”不但外交上毫无进展，军事上也彻底失败，海陆军主力损失殆尽，最后只能投降求和。 清政府的主战派也看出了问题，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说得当然很对，但也没有什么用处。李鸿章上边还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军机处，还有慈禧太后老佛爷，都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光绪皇帝、翁同和等没有任何实权，只能是干着急，空喊而已，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到了军事上绝望的时候，他们也只能同意进行投降的求和。 历史证明，一些小国依附大国尚可在夹缝中谋求生存，但大国此路不通。庞大而虚弱的中国，如果不能自强自立，把反侵略战争的立足点放到自身力量上，就会成为被宰割的对象。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也是靠不住的，必须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连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也看得很清楚，他说：“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以制某国为主。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必有我可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是的，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三、信奉“武器决定论”是战争失败的思想原因 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因为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但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 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实力如下表： 军舰总数 鱼雷艇数 铁甲舰 半铁甲舰 重炮 轻炮 排水量 中国舰队 14 4 6 0 21 141 3.5万吨 日本舰队
209 4.1万吨 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指挥失当。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二是有的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三是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四是军事技术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四、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同志说过：“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他们长期致力于海军建设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甲午战争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日本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在设想的上、中、下三策中他们取得了上策。相反，清政府和李鸿章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对战争中海军应该发挥何种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没有清晰的思路。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方主动，一方被动；一方有备，一方无备；一方伺机决战，一方消极避战。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 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不久荣城和威海又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
具体 资料：：：：：：：：：战争的失败原因一、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二、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一是主帅比抵抗
二是没有先进武器
首先清朝海军虽然不差，但与当时的日本海军比实力已经差了很多，加上由于经费不足战备不足在硬件上已经输给日本，其次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消极应战，清朝的北洋舰队失去战略主动。战败是必然的。
楼上的，长篇大论证明你很博学多才？
甲午战争为什么败了？原因很简单，武器装备方面我们其实还是占优的，为什么还是败了，就是制度，两种制度的比较，一种是落后的制度，一种是先进的制度，落后对先进，焉能不败？
当年清朝排除的使团去欧洲学习造枪造炮，而日本派出的使团却是去学习欧洲的制度，当时的俾斯麦就说过：“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学些什么就知道，中国人迟早会被日本人打败”。
战略方面：　　清朝身居文武要职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花费无数白银建成的舰队。北洋海军成军后，便以为“自守有余”，停止了继续外购战舰的海军经费。　　 　　技术方面：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北洋水师备战不足。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北洋水师的整体训练水平也与甲午海战的失败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水师提督丁汝昌出身陆军，对海军事务缺乏足够的了解。然而，为水师担任教习的英国教官琅威里却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据史书载，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由于他严苛的治军态度，以至于在北洋水师当中，竟然流传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话语。而在他严格的治军与训练下，北洋水师在训练上刻苦付出的同时，也保有了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琅威里不仅在治军方面严谨过人，还主张中国应利用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来提升国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方面水兵多人受伤。这次冲突事件被称为“镇远事件”。而琅威里得知消息以后气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绝。我们今天来看，琅威里的主张或许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一名外国人，却全心全意为了中国的海军建设而尽着全力。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划上了句号。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舰长）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划脚了。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时大清无人具备琅威里那样的执教水平，更不具备他那种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整个舰队很快就从内部开始懈怠腐化。“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而且“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甚至“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而行。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本来海军规定，所有官兵终日在船上生活。结果琅威里走后，将士纷纷移眷刘公岛基地，过起家庭生活，“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舰队平时不仅训练松懈，还为了高级将领们的私利忙于运输任务。每年冬季舰队按例南巡时，一至香港，官兵便蜂拥上岸淫赌。定远管带刘步蟾的同学东乡平八郎（后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日俄战争中对马海战的日方指挥官）上舰参观，见甲板上供着关公神像，一地散乱的剩饭，炮管一摸一把灰，甚至出现在主炮上晾晒衣裤这种军纪松弛到极点的行为。他回到日本便评价说仗不用打，中国输定了。
虽然有好的装备和人才，但由于李鸿章放弃抵抗，导致北洋海军的惨败。（注：北洋海军是李鸿章创办的，所以拥有最高控制权）
因为慈禧太后她把海军的建设费用用来修颐和园了，当时大清的国库空虚，而在日本，明治皇帝维新，每2年就买一条军舰。而清朝却没有更新武器。所以会战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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