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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分享（缅甸维加斯集团有限公司）
缅甸维加斯集团有限公司 - 经理工资详情(景洪市，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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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工资调查揭开滞留缅北华人生存真相：始于赌，终于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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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的老板，想发财的生意人，杀人在逃的罪犯……各揣目的的中国人，通过盘根错节的小路，来到这片异域领土。没有官方数据反映这些滞留者的数量，坊间传闻曾高达数千人。在这片法外之地，很多人散尽家产，失意而归，也有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
气温逼近40度，“老北京”三天颗粒未进。他已经50多岁了，肚皮肿胀。他不得不叉开双腿，坐在赌场外低矮的围墙边。
他对自己的疾病一无所知，但感到时日无多。他曾找路人借电话，向远在家乡的老父亲要钱治病。父亲并没有搭理他。
“你带我回家吧。”他看见朋友“小东北”从远处走来。
“你家在北京。”朋友说。
“回不去了，就去你家吧。”
“小东北”便领他回到自己的租处。
他一整夜都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在闷热中赤裸着肿胀的身体。夜里10点，已过了宵禁时刻，远方零散的枪声从窗口飘进来――在离城数十公里外的乡村，武装冲突仍在持续。他张大嘴巴咳嗽，起伏的肚皮在对面赌场闪烁的的霓虹灯下微微发亮。
过了一会儿，他爬起身来，吸了一条“四号”（海洛因），随后便小声唱着歌――“小东北”侧耳听他，唱的都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歌曲，句末带着儿化音，显得特别凄凉。凌晨，歌声嘎然而止。
“小东北”是第二天早上发现“老北京”变成尸体的。通知政府后，他被拉到离城不太远的荒山上。他的葬地――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果敢自治区首府老街，距离家乡3370公里。
生前十多年，他的履历可以简化为一句话：
一个异邦人，为了欲望，千里赴死。
缅甸独立后，饱受战乱之地，果敢，毗邻中国云南临沧镇康县的北方腹地，历经辖内势力混战、缅共占领地、特区政府，直至现在的自治区。武装冲突、政变、反攻――九成以上居民为汉族的果敢，久伤不愈，民心不定。
2005年，在时任领导人彭家声的推动下，拥有百年种植鸦片史的果敢全面禁毒，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的禁毒政策举步维艰，贩、吸群体经年不减。海洛因和冰毒，甚至是坊间小卖铺的“硬通货”。
▲缅北地区地图
毒品贸易被禁止后，博彩业成为当地官方税收的重要手段，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前往。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商人、工薪人员、逃犯前仆后继，各揣目的，通过盘根错节的小路，前往这片异域领土。很多人散尽家产，失意而归，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
“老北京”是其中一只亡魂。他们倾家荡产，毒疴缠身，风餐露宿，直至混沌而亡。没有官方数据反映这些滞留者的数量，坊间传闻曾高达数千人。战后一年多时间里，滞留者数量有所减少。
但不断有人死去和失踪，也不断有人加入。
“就像那开满鲜花的棺材”，滞留者这样形容果敢。越想离开那美丽的棺材，便越难抽身离开――他们在这场赴死之约中，陷入悖论。
▲缅北罂粟种植情况。（来源：新闻百科）
“八万块，带你回国”
“我死一下。”
说完，“小东北”快速吸完锡纸上的一条海洛因。他们将吸食毒品后的巨大快感，称为“死一下”。
毒瘾在半个小时前已经发作，他焦虑得淌着汗水。火燎下，白色粉末化作一阵虚空。他身陷其中，瘫靠在沙发后背上。镇静使他的手指微微发抖。
和“老北京”一样，他也是冰毒和海洛因的重度依赖者。冰毒状如冰渣，其性如火，吸食后人常常陷入亢奋；海洛因如面粉，使人陷入沉静。热冷两种毒品交织，加速了大脑中神经的钝化。在毒物长期侵蚀下，“最后，就像梁子被蛀空那样，你不知道房子哪天会塌。”
他是“老北京”死亡的见证者，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悲伤。
在法律概念上，他们是果敢的非法滞留者。
2005年，在时任领导人彭家声的推动下，拥有百年种植鸦片史的果敢全面禁毒，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当地的禁毒政策举步维艰，贩、吸群体经年不减。海洛因和冰毒，甚至是坊间小卖铺的“硬通货”。
在这里，毒品显示了惊人的价格优势：一颗“小麻”（冰毒合成类毒品）零售5元，每200颗批发价350元；1克海洛因的价格仅仅是中国的二十分之一。
廉价并呈半公开化的毒品，让已染上毒瘾的中国赌客们流连忘返。即便是缅甸对待吸毒严厉的刑罚，也未能阻止他们的脚步。两种魔障，交织不清。在对金钱的强力渴求和毒品泥潭般缠身的欲念下，他们前仆后继。
滞留者们是跟着职业带路人走进果敢的。
▲老李开着摩托车穿越过中缅边境小路，他是南伞本地人，常年带偷渡者走小路越过边境，每次50到200元不等。孙俊彬/摄
日，长达数月的雨季尚未到来，但暴雨时常不期而至，拍打着边境上的一切。
镇康县与缅北交接的96公里边境线上小路无数，为前往果敢的中国人创造了非法越境的便利。数百名职业带路人，靠步行和摩托车将客人带到对面的杨龙寨口岸。单边100元的报酬使他们收入不菲。
安徽人老赵是其中的“佼佼者”，身形瘦小，声音厚重，为人谨慎。他熟悉通往对面的每一条便道：有时是从民居穿过，轻轻跨过一条小河；有时是山脚边不起眼的林中小路。
“除非实在必要，不要走口岸。护照不能用，办证要等好多天。那些外乡人，去果敢都是寻开心。”
2003年推行禁毒政策后，种植鸦片不再被视为合法行为。缺乏旅游景点和丰富矿产的果敢，替代种植无法续力他们窘迫的财政收入，博彩业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
公开合法的博彩业催生出几十家大小赌场，税金维持着果敢自治区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坑洼不平，位于老街郊区的自来水厂供应着颜色暗沉的浊水，唯有中国方面投资援建的电厂，保障着居民日常用电和赌场内外彻夜长明。
▲老街一家新开的酒店里，人们在赌博。这里的赌场很多跟酒店连在一起。来赌博的人多数来自中国，也有本地的。酒店为赌客提供住房和餐饮。孙俊彬/摄
在97%汉族人世居的果敢，你能从轻微的肤色差异辨别哪些人来自当地，哪些人从中国“慕名而来”。雨季之外，长时间日照使当地人呈现出一种健康的蜜色。“但也不尽然，很多中国人来这儿时间也长，从外表无法分辨。”老赵说，“但去那里玩的，几乎都是中国人。”
“人已经不多了。”在靠近口岸的一家饭店，他看着不远处的边检站说。暴雨刚至，口岸前方萧条的街景被洗刷得干干净净，
如今，老赵已经改行做镇康县一家游戏厅的经理。他的好友老李仍在做着带路的行当。
战争之后，果敢方面调整了边防部署，此前穿越民居去往对岸的路被缅军部队驻守，已无法通过。现在，老李通常骑着摩托车，从镇康空旷的安然广场，载着游客前往边境线。
这条通道越往南，柏油路便越狭窄，直至变成边界外的逼仄土路。雨已经停了，颇有凉意，泥淖湿滑并且危险。
在经过果敢岗哨并交纳每人50元过境费后，只十分钟的车程，杨龙寨小镇低矮的联排平房便出现在游客眼前。
联结着缅甸国门与果敢首府老街，杨龙寨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上，不断有喷绘着“××娱乐城”的汽车从身边疾驰。他们终日往返于杨龙寨和老街相距10公里的马路上。
▲果敢老街，双凤街。孙俊彬/摄
“如果你是有实力又多金的客人，往返的机票也报销。还有专人从南伞护送过境。”老李边骑摩托车边回头说。
“见得太多了。”他又回过头。“杀人的逃犯，多金的老板，想发财的内地人，这些是事后知道的。还有寻亲的可怜人，坐在我的后座上，不停地哭。我说你别哭了，找到人再哭。”
“来这里的人，都是为了钱。最后却死在了没钱上。”他放慢了速度，在狭窄的主干道上避让着对面逆行超线的一辆赌场接待车。
“去年打仗的时候，生意已经停了，谁不害怕子弹啊？我整天躲在农村的老家，南伞街上都不敢去。后来表哥约我来发‘战争财’。你知道什么是‘战争财’吗？就是从果敢带人回来。”
“枪一响，人都疯了，几万人往中国跑。当地居民有国内的亲戚，往亲戚家跑。去果敢做生意的，赌博的，流民，没门路，只能靠我们带他们回去。”
“边境已经锁了，回来肯定很难，但还是有路。我表哥约我去接人，八万块，带你回国。是贵，但比人命还是便宜，在子弹面前，钱都是小事。”
实际上他急需钱。这个为全家老小讨生活的年轻人，两年前跟着客人前往赌场“小试一把”后，一发不可收拾，心瘾难忍，欠下巨额债务。
“可我不敢去啊。刚刚开始打仗那会儿，很多人都死在街上和家里。刀尖上过命的活路，我表哥就一个人去了，听说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人们把这条双凤街叫做“鸡街”。街道约200多米长，两旁发廊、KTV、公开的性服务店林立。这里的姑娘大多是本地人，赌徒们手气不佳时，会中途离开赌场来这里寻求“转运”。孙俊彬/摄
不足5平方公里的老街城区，在双凤塔周边散开。部分街道被安装上了崭新的路灯，路面坑洼不平。
老李在一家大酒店门前停下。这栋一楼开设大赌场的著名建筑，属于果敢当地一个大家族――惮于局部摩擦时有发生，战后的果敢客流骤减，大量小赌场被迫关门，赌场数量削减了三分之二，唯有当地家族势力支撑的门面，仍在吸纳胆大的中国赌客。
这是一片文化意义上的中国“飞地”。那些黄皮肤的行人，通用的人民币，中国手机信号，门前转着彩灯的“洗剪吹”，用高音喇叭惊扰路人的“十元店”，把周杰伦的头像印在牌额上的“美特斯邦威”，使人产生尚未离境的误解。
下午，阳光暴烈，习惯午睡的果敢人少有出门，街上多是中国的赌客。他们来自中国的五湖四海，尤以四川籍和湖南籍人士居多。他们从遥远的家乡赶来，开超市、当铺，开出租车，以及种类繁多的餐馆，为赌客们提供下游服务。
在一家湖南衡阳人开的超市里，老板讲述了他朋友的故事。那个叫“老何”的人，在果敢禁毒后博彩业刚刚兴起的年代，来到此地打拼，3年光阴，挣下3大间店铺。
“后来呢？”
“后来吸上了‘四号’，死了，店铺也都抵了。他死的时候，是用门板送上山的。”
“你吸吗？”
他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吸点‘小麻’。”
在果敢，“小麻”通常被认为是怡情之物。相较“四号”，它的戒断反应虽稍显平缓，但戒断时间较长，并在吸食后容易产生幻觉和严重的暴力倾向。而吸食“四号”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恶习。
▲用于吸毒的瓶管，很多中国人都是从赌场提供的毒品里染上毒瘾。孙俊彬/摄
老李一再告诫，宵禁之后切勿再出门。
日，果敢再次陷入战乱。出走的昔日领主彭家声，以“探亲之战”的名义，携八千果敢同盟军，在果敢老街和毗邻南伞的杨龙寨攻城掠地，随后又被缅甸政府军打出主要区域，避至与镇康勐捧接壤一隅。
战乱平息后，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签署了在当地实行为期90天的紧急状态总统令，果敢一切事务权限交由军方。3个月后，宵禁不止，戒严时间则被后延至中国时间21点30分。
宵禁期间，城内陷入一片死寂。拥挤在低矮建筑里的店铺已关门闭灯，站在楼顶俯瞰老街低矮的城区，比中国乡镇更为萧条。映入眼帘的，是彻夜不休的赌场外，闪烁渐变的霓虹灯。
▲晚上9点后宵禁的街道。孙俊彬/摄
就在午饭前的间隙，老李赌场失意，载客的摩托车被押在了当铺。“我得想办法回去筹钱赎车。”
他不停地翻着手机通讯录。那辆价值3000元的摩托车，当金600元。“找谁借呢？”
“小东北”一言不发，似乎对此已司空见惯，不停地往嘴里塞着食物。
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前一天下午，饥肠辘辘的他，在赌场里一个赌运不错的客人身边赖了很久。“特别抠门，又是捏肩膀又是倒茶水，才给了我10块钱。”
拿到钱后，他几乎一路小跑，到最近的一家“卖货”的小卖铺买了两颗“小麻”。
惮于缅甸法律对于盗抢的严厉惩罚，这些居无定所的滞留者们，生存手段有限。为赌客服务，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术。
“财运”不济时，他们常常陷入艰难选择：要么吃饭，要么吸毒。
找人借了一百块钱后，他很快出门，对面便是果敢政府一位高层的产业：百胜赌场。
▲缅甸的赌场，来自中国的赌徒，连赌带吸的案例比比皆是。孙俊彬/摄
晌午时分，赌场里人并不多，“小东北”在码柜上换了60元的筹码，来到一张“百家乐”的赌台上。
“小东北”痴迷数字“60”。因为果敢赌场里，流传着六十元搏出百万家产的传奇。他对此深信不疑。
古老的欧洲游戏“百家乐”，在赌场里成为热门项目。玩法亦十分简单，庄家和闲家各发两张扑克牌，比大小。
输赢往复，全看运气。他在赌台前一扫涣散和慵懒，把60元用力按在了庄家前面的投注区内。
他绷紧了脸皮，等着庄闲开牌。闲赢。他的身体很快便又陷入疲态，眼神涣散，拖着脚板走出了大厅。
大厅暗黄色长沙发上，坐着十多个和他一样失意的人。前段时间，他们被接待车从口岸上接来赌场，一掷千金，如今却不得不在这里成为“野客”。
宵禁的夜里，这些无处可去的人们，被允许在沙发上过夜。但他们一旦闭上眼睛，就会被大厅里巡逻的保安拍醒。
在无数个夜里，“小东北”也曾惊魂未定地被这样拍醒。
“老北京”死后，他很快便因交不起200元的房租，被房东赶出了屋。
“就像一场梦一样。”
“小东北”本来背着“淘金梦”，在发小的邀约下远赴异国，希望以一搏百，重演传说。
发财的手段便是赌博。发小告诉他，按照一定的倍率来押“百家乐”，能够赚钱。
那时在老家待业的他，便带着5万元的存款远赴异国。
只一周的时间，钱便输光了。“那孙子早就输光了钱，这是把我拉进了火坑。”“小东北”说。
盘算着“博彩公式”的，岂止他一人？就在他说话的时候，“百胜”门外，一位神志不清的女人蹲在对面，拿着纸笔计算着概率公式。
▲老街的人很多都知道这个在赌场门口抱着被子的女人曾经是一个富豪，来自浙江。有人说她输了一千多万，有人说她输了几千万。总之，后来她就疯了。孙俊彬/摄
被滞留者们称为“大姐”的她，曾是浙江一家民企的老总，资产曾有上千万元。五年前，经人介绍来果敢赌钱后，她在半年内输光了家产，又染上了毒瘾，落下了疯癫的病根，终日幻想着能够败地翻身。
发小离开果敢后，身染毒瘾的“小东北”却留了下来。
就像是悄悄散落在土里的种子，在数次尝试后，毒瘾便埋在了他的体内。
一开始，他想自食其力，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但很快他便发现，即便是轻松的赌场服务工作，他也难当此任。随着每天吸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虚弱时连路也走不动了。
“而且在赌场里混久了，日常的工作也瞧不上。一个月2000多元，每天才几十块。”
他开始频繁地找国内朋友借钱，直到那些朋友将他的电话设为“黑名单”。
他索性当掉了手机。当金又变成了赌金和赌资，很快便化为乌有。
他曾尝试戒毒，服用过云南省禁毒局研制的、使人昏睡的“脱毒素”，也喝过替代药品“美沙酮”。
他发誓“戒完毒”就回家。但戒毒药物高昂的价格，使他难以为继。
“一盒药只能吃5天，它的价格却能买上100多颗‘小麻’。”
在中国境内，登记过的社区戒毒人员们，可定时前往疾控中心领取免费的“脱毒素”和“美沙酮”。这些药物经过隐秘的通道被贩卖到老街后，价格比毒品更贵。10粒装的一盒“脱毒素”售价280元。
实在没钱的时候，他又备受毒瘾的煎熬。
毒瘾发作的时候，全身的皮肤都像被针扎，被蚂蚁啃，体内却像吹气球一样，被不可遏制的吸食欲望充满。
有一次，他已大半天没有吸上毒品，跑到街头那家常去买货的小卖铺店主面前，“扑通”跪在地上。对方站都没站起来，指了指货架上用圆珠笔写的告示：“概不赊账”。
▲小东北吸完毒品之后，躺在凳子上抽烟。他母亲有糖尿病，知道他吸毒之后吓哭了，问他怎么办，会不会死掉。他曾经2008年回过老家抚顺，并且戒了毒，后来又复吸。孙俊彬/摄
他也曾多次给下岗多年的母亲打电话，却从不敢告诉她实情。
他以“做生意赔了本”、“出车祸”、“谈朋友”为名，找他母亲要了28次路费。“来来回回，她给了我超过10万元的路费。”
2012年10月，果敢方面进行了一场“扫毒”大运动。一天晚上，在双凤塔附近溜达的“小东北”被抓。尿检后，他以“吸毒”的罪名被判了两年。
“当时觉得挺冤的。在这个地方，谁不吸毒呢？”
杨龙寨监狱主要关押缅甸人，在押的中国人有30多个。“缅甸人和中国人待遇不一样。中国人吸毒被抓，交3000多块钱就放了，可我又没钱。”
“毒倒是戒掉了，就是整天挨打，狱警也不管。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得艾滋的，得癌症的，得梅毒的，还有老得走不动路的，一年得死好几个。也有逃跑被抓回来的，在里面就给打死了。想想也挺绝望的。”
他感到颇为幸运，“好歹是活着出来了”。2014年出来后，他又给母亲打了电话。“我照实说，被关监狱了，刚刚放出来。”
“你回来吧！我最后一次给你打路费。”母亲在电话那头哭。
他在这边哭：“这次一定回来。
末了，母亲又给他汇了3000元路费。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像往常一样，取到钱后，他又一次鬼使神差去了赌场。
“最后一次，我一定能翻本。多带点钱回家孝敬老娘。”他站在赌台旁这样想。
但亦如往常，他小半天的时间又把路费输得精光。
两个月后，当“小东北”再次想回家时，母亲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即便是战争，也未能使他离开。
2015年2月，战乱第三天。“全城都空了，超市、水果摊、旅店被打劫一空。”
他躲在朋友二楼的房间里闭门不出。连续几天，昔日繁华的老街上枪声密集。夜里，他站在窗边，看见子弹像流星一样，从漆黑的小道中射入对面的墙壁中。
▲小东北傍晚到他的朋友陈文家住，陈文答应这一晚小东北可以在他屋子里打地铺。平时，如果没有朋友收留，小东北趴在游戏室的机子上睡觉。孙俊彬/摄
当晚，持枪的士兵逐一敲门检查。他打开门，士兵用枪将他抵在墙上，开始搜查。
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小东北”准备关上房门的时候，对面房间里传来打斗声。
那里的房客，也是在果敢滞留多年的中国人。士兵们在他的房间里搜出了一整盒子弹。
殴打声和呻吟声不断从对面传过来。“那人不断用中国话喊这是我捡的，当兵的也听不懂。”
殴打过后，两名士兵把他架出了房间。从此，“小东北”便再也没有见过他。
“那盒子弹确实是他在垃圾堆里捡的。”他耸耸肩。
“城里是不能呆了。”听说城边上驻扎了一个难民营，他和朋友决定去那里度过战乱。刚刚走到“金三角”公司的楼下时，他们远远地看见了持枪的士兵，撒腿就跑。
“我们跑，他们在后面喊，喊什么也听不懂。”他们刚刚跑进大楼，手榴弹便在墙外面炸了。
两个人下意识地往楼上跑，但士兵们没有冲进来。他们惊魂未定，紧张导致的剧烈腹痛使他们趴在地上，没敢发出声响。
晚上十点，他们站在窗边偷偷往外看，士兵们在路边码着一堆尸体，准备用车运走。
“你能想到那个场景吗？我朋友‘哇’得一声就吐了。”
“很久之后，我失眠了很久。黑灯瞎火的时候，脑子里就冒出那些堆在一起的尸体。”
说到尸体的时候，他的嘴角轻轻抽动。那记忆还纠缠着他。
“打仗，杀人，这些事也不能让你动身回国吗？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帮你。”
他眼里忽然散发着久违的光，但随后他便低下了头。
“习惯这里了，国内的环境反而适应不了。你想啊，回国后要工作，要结婚，要照顾家里人。在这里虽然活得像狗，但乐得自在。”
“在这里总会死的，我已经看到自己的结果了。都说果敢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不是死在枪口下面，就是吸毒吸挂掉，没什么区别。”
说完后，他头也不回地走向城中心的地标建筑双凤塔。那个方向，如果他不停地往前走，会走到杨龙寨空空荡荡的国门。
此时正是炎热的晌午，人迹罕至。他走在街边的阴影中，很快便拐进了一条暗道。街上空无一人。
▲老街一栋墙面布满弹孔的房屋。据当地人介绍，2015年打仗的时候，这是当地一个家族军阀的指挥所。孙俊彬/摄
“我送她上了山”
阿甘和“小东北”是在杨龙寨监狱里认识的。
他的吸毒史长达十余年，思维已异于常人，半梦半醒。因为反应迟钝，他在监狱里挨了打，“小东北”端水端饭服侍了他好几天。两人便成了朋友。
也因为脑袋不灵光，他不能像“小东北”一样，从赌客身上赚小费。饥饿的时候，他常常游走在餐馆的饭桌前，低声向老板讨要宾客们吃剩的饭菜。
在朋友眼里，他人缘不太好。“经常找我们要东西抽，自己从来没有买过，是个老赖。”
他们的朋友之道，讲究“礼尚往来”。“今天你有钱，请我吃饭、吸毒。明天我有钱了，再帮助你。光进不出，没人瞧得起。”
为此，“小东北”从来没给过他好眼色。
3个月前，流浪街头的老甘却机缘巧合，找到了一份“好差事”――为一位政府高层看护老宅，回报是能够免费住前院的那间勉强能放下单人床的耳房。
有了栖身之所，便免了在宵禁时段内被拘捕的危险。
“不要看我现在窘迫成这个样子，来果敢之前，我可是百万富翁。”
这已是历史。现在，他很久没有洗过澡了，果敢30多度的高温使他的短袖发出强烈酸味。
▲回到自己的住所之后，阿甘被告知必须第二天早上搬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不知所措，他坐在床上抽了一点白粉，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块面包吃起来，嘴里开始喋喋不休地骂人。孙俊彬/摄
阿甘自称41岁，来自贵州遵义的一个小县城，自幼父母离异。“你知道遵义吧？产茅台的地方。从小我就没有感受到母爱，没有穿过她织给我的毛衣。”他闭眼回忆。
“35岁之前，我确是有信念的。”他说，“单亲家庭的孩子，比较能拼搏，这信念便是成为人上人。”
12岁那年，饱受同学欺负的阿甘，成立了“小刀会”，“男男女女，人手一把弹簧刀，所向披靡。”
和所有中国县城里少年的“地下规则”一样，阿甘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很快靠斗殴、保护费、偷窃在县城里名噪一时。
阿甘说，入会的标准只有两个：单亲、被欺负过。“我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保护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他补充道。
1991年，“小刀会”组织被当地警方捣毁，26人被抓，被贵州当地媒体形容为“秋风扫落叶”。作为首要分子的阿甘，以“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阿甘说，出狱后，其他人要么还被关着，要么已外出打工，圈子散了，他无所依托，便远赴深圳的餐垫厂里打工。
工厂里弥漫的化学品气味令他作呕，他更无法忍受单调的机械动作。“人快被整疯了。同在深圳的表哥便拉着我出来做事情。
靠着拼搏，2003年他离开广东时，已挣下了百万家产。
“十多年前挣一百多万，足够在老家享福了。可我偏偏来到这里。”
2004年，朋友找上了回乡的他。“他说我们去果敢做电话投注的生意吧，钱来得太快了。”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没能经住诱惑。
他们便分了工。发小负责在遵义发展赌客，他给独自生活的父亲留下25万，带着剩余的80多万来到此前听都没听过的果敢。
“我是拿着特区政府发的邀请函过来的。当时生意特别好，我们挣钱的规则也很简单。遵义那边的客人通过电话投注，我在赌台上操作。赢了都归赌客，输了赌场给我们提成15%。不能让客人总赢，也不能让客人总输，把握好平衡点。输输赢赢之间，一个礼拜我们就挣了35万。”
“像我们代理遵义的电话投注一样，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西南省份的，都划了区域代理。当然现在也一样，你有人脉，就拉人来赌。不方便过来的，电话投注，电脑投注也一样。“
“但电话投注容易被抓，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做这个了。我们刚挣了半个月的钱，遵义的三条线就被警察查了。”
阿甘准备回国，但心有不甘。便决定利用手里的资金赚一笔。
“赌场知道你是有钱的老板，安排的生活很优越。住套房，吃什么都是送到房间，全免费；想抽‘白粉’、‘小麻’，有公关给你点火；女人从来不缺，全方位给你安排好。每个来到这里的人。”
刚刚开始赌的时候，他运气特别好，一天时间就赢了20万。
那时候，他没日没夜地在赌场里奋战，白天赌，晚上抽冰毒。强烈的兴奋类药物，“亢奋到睡意全无，只有上厕所的时候，人才完全松懈下来，眯一小会儿。”
就像在果敢重复了无数次的例子一样，仅仅用了八天，他便输光了百万家产。
“筹码不到两万的时候，女公关就找上了我。那种态度，怎么说呢？世态炎凉吧！她说，老板，你的钱已经到下限了，公司提供的房间无法继续住下去。”
“全世界的赌场都差不多，你消费得多，就能享受贵宾服务。但只有这里，毒品管够，你想要什么样的毒品都能提供。在澳门，在拉斯维加斯，你能吸毒吗？来这里赌博的人，差不多都是为了这点便利。官方查毒，几大家族控制下的赌场谁又敢查？做做表面工作而已。”
▲阿甘家墙壁上写着警告，然而吸毒对他来说已经是无法免除的瘾。这里的小麻价格不到国内的五分之一，很多吸毒者每天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勉强度日。当地政府在13年前曾大力禁毒，但是毒品还是屡禁不止。孙俊彬/摄
“放水”的“三哥”很快便找上了他。
“三哥”是四川人，手上掌握着上千万元的流水。“他说，你是有实力的人，输这点钱不要紧，我借给你。”
附着在赌场内外的高利贷生意，酝酿着巨额利润和血腥暴力。
阿甘借了10万元，利息是每天一千元，另外在赌场里押注，每赢一笔钱，放贷的人提成10%。
“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的陷阱。即便你能赢钱，利息加上来来往往的提成，根本就无法翻身。”
很快便输光这笔贷款的阿甘，被“三哥”带着人，押进了杨龙寨一间民居内。
“起初，还吃喝供着。”阿甘说，他先是找国内的朋友帮忙，凑了5万。过了三天期限，他便受到了下手越来越重的殴打。
“断水断粮，绑在床上。不给钱就往死里打。”他不得不联系已退休在家的老父亲，这才脱了身。
他已足够“幸运”。在果敢，“放水者”对久拖高利贷的赌客们并没有多少耐性。他们在确信无法得到欠债后，通常会下杀手――这是果敢当地的行规，以视惩戒。
欠债者的尸体，往往被丢弃在城郊的小水沟里，或者附近山上的杂草丛中。这些杀人事件，常常因尸身面目模糊，成为悬案。
“父亲最后一次给我打钱，是2005年。之后他说你不要找我要钱了。你不是今天被人绑了，就是明天被人刀架脖子上。你给了我25万，这一年你找我要了40万，我老了，欠了一屁股债。今后你是死是活我都管不了了。”
他经历过两次果敢军事冲突。一次是“8?8事件”，缅军以查毒为由，包围了杨龙寨一间枪械修理厂，随后引来激战。
“全城都空了，我的朋友们都走了。”阿甘说，他一个人躲在一家人去楼空的小旅馆里，以一箱遗留在旅馆内的方便面度过了战乱中的八月。
阿甘出门后发现，街上巡逻的士兵，已变成了皮肤黝黑的缅军。他才知道，果敢变了天。
此役后，统治果敢多年的彭家已败走萨尔温江。此前的副手白所成与缅军和谈，成为新的果敢地区领导人。
2009年9月，战乱平息，逃回中国的商人、游客才又重返果敢。
“好像发生了变化，缅甸人多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赌场还是那些赌场，中国人还是照样涌进来。”
他掂了掂手里的“四号”：“挺讽刺的，那次打仗，是以查毒的名义发生冲突。现在毒品少了吗？”
“8?8事件”发生前，阿甘刚刚用剩余的钱盘下一小间妓院。“生意不太好，但尚能维持。一打仗，什么都没了，高薪请的按摩女呼啦啦全跑回了中国。”
在担任赌场公关期间，阿甘认识了“鸡头”阿美。阿美是个粗眉毛的南方女人。“也是看上她有住的地方。我们管这个叫‘老拼’。”
他刻意提醒，不是“姘”字。“就是两个人，像拼盘一样，拼在一起过日子。”
阿美也是“瘾君子”。两个人开始了一种奇怪的“同居”生活。“对我挺好的，我什么都没做。吃饭、吸毒都是她供着。她能挣钱，女人嘛。”
他举例说：“到了这个份儿上，都靠本钱吃饭。前些年有个大学老师，长得不错，被朋友忽悠到这儿，也输光了，照样做皮肉生意。我要是个女的，也守不住自己的身子。”
一些记忆犹新。“8?8事件”后，妓院的生意惨淡。阿美也失去了赚钱的能力，艰难随之而来。
夜里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已经没了“余粮”。两人赤身裸体，在床上挣扎。“现在想起来，就像两条蛆虫，垂死挣扎。”
不久，两人便分开了。“在果敢这样很正常，拼不成了就散，当时也没什么念想。”
战争前夕，阿甘突然得知了她的死讯。
“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突然人就没了。”
他赶到阿美的住处时，尸体在床上已经放了两天，散发着臭味。
“想着把她葬了，我也没有钱。”他给她的弟弟打电话，弟弟也没帮忙。
“最后还是辗转联系上她的其他家人，寄了3000块过来。”
阿甘送她上了山。“都说‘老拼’没感情，但我送她走的时候真的哭了。”
他感到遗憾的是，直到送她入土为安，阿甘仍然不知道她的真名。
“生生死死，又何止她一个。”
▲阿甘住的这个房子，是当地被赶走的一个家族老大的产业，阿甘免费在这里住了两年。孙俊彬/摄
2015年的战乱，阿甘的朋友周某，曾是一名湖南的“经济犯”，2003年携款潜逃到果敢后滞留当地。2015年战乱中，他和来自四川的老金，死于巷战中的流弹，尸体后来不知所踪。
阿甘又吸了一阵，闭眼靠在枕头上。DVD里放着他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电影碟片，突然卡了壳。天已黑透，又到了宵禁的时间，街上的喧闹声渐弱。缅北特有的长身飞蛾不断从窗户上遗留的弹孔中钻进来。他关上了灯。
“我不后悔走到这一步。”他的头脑会陷入停滞。过了2分钟，他又接着说：“这是我的经历，只属于我。也许在别人眼中它一文不值，但这就是我的一生。”
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责。“其实我走错路了。”
他很快便陷入了新的麻烦。
三天后，在他那间狭小得几乎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的临时住处里，受官员所托，两个当地人闯进了房间。
他们面无表情地告诉阿甘，房间要供给一个年轻的士兵做婚房。
他有些茫然地看着对方。
“我该去哪？”
“那是你的问题。”
他开始收拾东西。在床头和擦拭着各种污渍的墙上，堆着一台失声的小电视机，几个塑料袋，去年战乱期间他从成人商店偷的情趣用品，以及垃圾堆里捡来的玩具娃娃。
他笑着解释说：“说不定哪一天就能救我的命。”
收拾完东西，他体力透支，坐在窗边大口喘着气。
下一个宵禁很快就要来临，又是无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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