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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师，通信高级工程师，从事开发、应用通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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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基督教_爱_的思想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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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基督教_爱_的思想比较研究
官方公共微信儒家和基督教对个人来讲可以共存吗？
周围好多人相信基督教，经常引用《圣经》里的话来解释事情，而且都希望我去相信耶稣基督，甚至让我去说服父母（这做法让我想起了传，销）。不过我发现基督教的好多东西和儒家的一些思想好像。基督教给我感觉就是具有神话色彩，很难去理性地解释，有种让人去相信的目的。而儒家带给人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具体的事件有历史依据又有前人总结的经验。因为本人最近正在学习儒家，但同时又受到了周围基督徒的影响。不知道这两者对个人来说，可否同时学习？两者又有什么关系？
既然学习过儒家思想，又想看看基督教和儒家的交流，那么不妨看看利玛窦。他对“古儒”的基督教诠释，也影响很多儒生从“新学”（宋明理学）向训诂、考据的转向。如果谈到儒家和基督教之间交流的证据，那么就是我们如今用的“上帝”这一词的翻译，这其实来自儒家经典中的“皇天上帝”一词。明清基督教与儒家的争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还不是中欧之间的，而是欧洲内部的）博弈，主要是围绕在“礼仪之争”（祭孔祭祖）。有兴趣可以看下北大孙尚扬的《明末清初基督教xxxx》，书名记不清了。我一直认为，没有什么思想体系是截然排斥彼此的，关键看学习者自己的心胸。顺便说一句，当代中国境内的基督教种种现象（譬如某些极端的主张、某些传销式的传教），仍然是基督教刚刚起步的一些幼稚现象，并不是说明成熟的基督教神学就是如此。
应该说，儒家可以包容基督教，就像它包容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但这不意味着儒家会同意这些宗教的所有做法。西方孔子最著名的崇拜者，恐怕就是法国大思想家先生了，据说他在家里专门设了一个孔子像，每天还要拜一拜。但他对基督教就没有这么宽容了，其称基督教为“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 基督教能不能包容儒家？这个很难讲。在中国的有些地方，基督徒与儒家信徒是势同水火的。但是与此同时，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波士顿，有一批人开始自称波士顿儒家， 而这其中，就有波士顿大学神学院的前院长和基督徒南乐山先生。总的来说，学术界在尝试存异求同，但这种努力并没有在普通大众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这种试图将儒耶合一的理论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儒家和基督教的根本上有冲突吗？当然是有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儒家相信的是人性，一切以人为出发点，这与一神教以神为出发点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人说孔子不是也主张祭天吗？天和上帝不是很像吗？这就错了。孔子祭祀不是为了天本身，相反，孔子，是希望人们通过祭天能够充满敬畏，能够得到教化。所以说，“天”是否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从中学到了什么。所以，才有“祭神如神在”的说法。换句话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相信人的力量，要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甚至是要让“人”，成为“神”（道家）。这种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与西方反宗教的人文主义的理论不谋而合，这是也为什么会有本文第一段所讲的“拜孔子的伏尔泰”。懂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了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而基督教，或者说整个沙漠三教，的思维方式是完全反过来的。他们认为人是脆弱的，人是羔羊，人是不可能自己拯救自己的，所以说，人要向上帝求智慧，求力量。很多人入教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让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和无可救药”的人，等你真正感受到了这一点，基督教再把上帝拿出来，来拯救你，来告诉你虽然你糟糕透顶，但是上帝愿意宽恕你，愿意让你上天堂。这个时候，你说你会不信上帝吗？这也就是基督徒口中的“新生命”的来源，这也就是“爱”的来源。我今天不想评说谁对谁错，因为人的这些思想的不同不是凭空出现的。我们把视线拉回几千年前，斗胆猜测下，这两种思想的不同恐怕和人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有着巨大的关系。在中国的黄河流域，整体来讲，人的生存环境要比中东好很多，人不断的和自然界搏斗，虽然艰难，但是总能取得胜利。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大禹治水。席卷世界的大洪水被一个智慧的人打败了，而无需神的帮助。在无数次这样的事情之后，人自然培养了自信，不再相信神的力量，而是相信人的力量。而在中东，这场洪水的结果明显要严重许多。我们不能妄称中东人没有智慧解决洪水的问题，但是从各种宗教和历史来看，他们当时确实是听天由命，根本就不知道洪水为什么就退了。这场洪水，和严酷的沙漠生存环境，让他们意识到了人的脆弱，以为是“神”让洪水消退了。他们意识到，人的再多努力，都不如神的法外开恩，自然而然，也就产生和中国文化相反的想法。当然，后来沙漠神教又吸收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很多优点，才成为了现在的样子。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的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了。重要的不是做出某个抉择，而是思考的过程。我在知乎上反对基督教的回答很多，但我也认为基督教能风行世界两千年，必有可取之处。我虽然比较喜爱儒家，但也不是同意儒家的所有做法。采百家之长，补百家之短才是正道。人类文明的思想千千万万，远不止这两种，个人来讲，不希望成为任何一种思想的奴隶。相反，要做这些思想的Master. 今天登高望远，勤奋读书，想的是儒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天家道中落，无处安身，想的是道家的“清静无为，心如止水”。后天遭遇天灾，死里求生，想的是佛教的因果报应，想的是基督教的上帝爱人。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也许这样，会是天下间不同宗教共存的一个好方法吧。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不太可能共存，毕竟圣经的记载在儒家看来是很接近“怪力乱神”一类的奇谈，魏源就曾经吐槽过摩西受戒：“神天既无形气，无方体，乃降声如德之国，勒石西奈之山，殆甚于赵宋祥符之天书。而摩西一人，上山受命，遂传十诫，则西域之王钦若也。”另外附上杨光先（就是说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那位）所著《辟邪论》，从中或可一窥古士大夫对基督教的态度：历官李祖白，天主教之门人也。著《天学传概》一卷，其言曰：天主上帝，开辟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是时，事一主奉一教，纷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其时略同。考之史册推以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延至唐虞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以相警励。其见之《书》曰：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鲁论》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孟子》曰：乐天畏天事天。何莫非天学之微言法语乎，审是则中国之教，无先天学者。噫，小人而无忌惮，亦至此哉。不思今日之天下，即三皇五帝之天下也。祖白谓历代之圣君圣臣，是邪教之苗裔；六经四书，是邪教之微言；将何以分别我大清之君臣，而不为邪教之苗裔乎。而弁其端者曰，康熙三年，柱下史昆陵许渐敬题。噫吁异哉，以史臣，以谏官，而亦为此言耶。虽前明之季，学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樊良枢者，多为天主教作序，然或序其历法，或序其仪器，或序其算数，至进天主书像图说，则罔有序之者，实汤若望自序之，可见徐李诸人，犹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为书也，曰男女各一，以为人类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载之内。尽是其教之子孙也。祖白之为书也，则尽我中国而如德亚之矣；尽我中国古先帝圣师，而邪教苗裔之矣；尽我历代之圣经贤传，而邪教绪馀之矣，岂止妄而已哉。天主教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无君父者也。而许侍御序之曰，二氏终其身于君臣父子，而莫识其所为天，即儒者或不能无弊。噫，是何言也。二氏寺观供奉龙牌，是尚识君臣；佛经言供养于辟支佛，不如孝堂上二亲，是尚识父子，况吾儒以天秩、天序、天伦、天性立教乎。唯天主耶稣以犯其国法钉死，是莫识君臣；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稣不由父生，及皈依彼教人，不得供奉祖父神主，是莫识父子。许君颠倒之甚，至谓儒者言天有弊，是先圣乎？先贤乎？不妨明指其人，与众攻之。如无其人，不宜作此非圣之文，自毁周孔之教也。杨墨之害道也，不过曰为我兼爱，而孟子亟拒之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传概之害道也。苗裔我君臣，学徒我周孔。祖白之意若曰，孔子之道不息，天主之教不著，孟子之拒，恐人至于无父无君；祖白之著，恐人至于有父有君。而许君为祖白作序，是拒孔孟矣，遵祖白矣。儒者不能无弊，许君自道之也。邪教开堂于京师宣武门之内，东华门之东，阜城门之西，山东之济南，江南之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浙之杭州、金华、兰溪，闽之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石之南昌、建昌、赣州，东粤之广州，西粤之桂林，蜀之重庆、保宁，楚之武昌，秦之西安，晋之太原、绛州，豫之开封，凡三十窟穴。而广东之香山嶴盈万人，盘踞其间，成一大都会。以暗地送往迎来，若望藉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明纲之所以不纽者，由废祖宗之法，弛通海泄漏之律。徐光启以历法荐利玛窦等于朝，以数万里不朝贡之人，来而弗讥其所从来，去而弗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之，止不关防之，十三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而弗之禁，古今有此玩待外国人之政否。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馀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天主教所事之像名曰耶稣，手执一圆象。问为何物，则曰天；问天何以持于耶稣之手，则曰天不能自成其为天，如万有之不能自成其为万有，必有造之者而后成。天主为万有之初有，其有无元而为万有元，超形与声，不落见闻，乃从实无造成实有，不需材料器具时日，先造无量数天神无形之体，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汇诸物，以为覆载安养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飞走鳞介种植等类，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亚当，女名厄袜，以为人类之初祖。天为有始，天主为无始，有始生于无始，故称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灵魂，造地狱以苦不事天主者之灵魂。人有罪应入地狱者，哀悔于耶稣之前，并祈耶稣之母，以转达于天主，即赦其人之罪，灵魂亦得升于天堂。惟诸佛为魔鬼，在地狱中永不得出。问耶稣为谁，曰即天主；问天主，主宰天地万物者也。何为下生人世，曰天主悯亚当造罪，祸延世世苗裔，许躬自降生救赎。于五千年中，或遣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传降生。在世事迹，预题其端，载之国史。降生期至，天神报童女玛利亚，胎孕天主，玛利亚怡然允从，遂生子名曰耶稣。故玛利亚为天主之母，童身尚犹未坏。问耶稣生于何代何时，曰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庚申。噫！荒唐怪诞，亦至此哉。夫天二气之所结撰而成，非有所造而成者也。设天果有天主，则覆载之内，四海万国无一而非天主之所宰制，必无独主如德亚一国之理。独主一国，岂得称天主哉。既称天主，则天上地下，四海万国，物类甚多，皆待天主宰制。天主下生三十三年，谁代主宰其事。天地既无主宰，则天亦不运行，地亦不长养，人亦不生死，物亦不蕃茂，而万类不几息矣。天主欲救亚当，胡不下生于造天之初，乃生于汉之元寿庚申。天主造人当造盛德至善之人，以为人类之初祖，犹恐后人之不善继述，何造一骄傲为恶之亚当，致子孙世世受祸。且其子孙中，又有圣有贤，有智有仁，不尽肖亚当所为，又何人造之哉。天主下生救之，宜造化存神型仁讲让，以登一世于皋熙，其或庶几，乃不识其大，而好行小惠，惟以瘳人之疾，生人之死，履海幻食，天堂地狱为事，又安能救一世之云礽，去恶而迁善，以还造化之固有哉。释氏销罪，必令忏悔，彼教则但崇事耶稣母子者，即升之天堂。不奉之者，即下之地狱。使奉者皆善人，不奉者皆恶人，犹可言也。苟奉者皆恶人，不奉者皆善人，不皆颠倒赏罚乎。谓佛堕地狱中，永不得出，谁则见之。而耶稣生钉十字架，则现身剑树苦海，岂有主宰天地万物之人，而不能自主其一身之性命者乎。以造化世界之上帝，而世人能戕之、戮之者乎。剽窃释氏天堂地狱之唾馀，而反唇谤佛，则虽道教方士之剽佛谤佛，不如是甚也。且又援儒而谤儒，历引六经之上帝，而断章以证其为天主。曰苍苍之天，乃上帝所役使，或东或西，无头无腹，无手无足，未可为尊，况于下地乃众足所践，污秽所归，安有可尊之势。夫不尊天地而尊上帝，犹可言也；尊耶稣为上帝，则不可言也。耶稣而诚全天德之圣人也，则必一言而为法后世，一事而泽被四海，若伏羲文王之明易象，尧舜之致时雍，大禹之平水土，周公之制礼乐，孔子之明道德，斯万世之功也，耶稣有一于是乎？如以瘳人之病，起人之死为功，此华陀良医、祝由幻术之事，非大圣人之事也，更非主宰天地万物者之事也。苟以此为功，则何如不令人病，不令人死之功更大也。以上帝之圣神广运，一一待其遇病瘳之、遇死起之，则已不胜其劳。遇耶稣者一二，不遇耶稣者无量无边，其救世之功安在也。且利玛窦之书止载耶稣救世功毕，复升归天，而讳其死于王难。至汤若望黠不若利玛窦，乃并其钉死受罪，图写而直布之，其去黄巾五斗米之张道陵几何。而世尚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仪器精者，兵械亦精，适足为我隐患也；不婚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诱吾民而去之，如图日本取吕宋之已事可鉴也。《诗》曰：相彼雨雪，先集为霰。《传》又曰：鹰化为鸠，君子犹恶其眼。今者海气未靖，讥察当严；揖盗开门，后患宜毖。宁使今日詈予为妒口，毋使异日神予为前知，斯则中国之厚幸也夫
从牟宗三来讲，儒教与基督教是完全可以结合的，详见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
明末教会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就是共存的典范。儒家基督徒也有此说法。波士顿儒家南乐山自己是神学家，却说也是儒生。这已是当代的儒家基督教神学。儒家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最不与基督教冲突的“信仰”，因为儒家本身不是信仰，毋宁说是“教育”。贴小弟旧文回应，关于利玛窦和儒耶对话。黄蕉风：儒耶对话、礼仪之争与利玛窦路线　近日随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北上考察北京基督教会，路过天主教南堂（宣武门天主堂），望见门口伫立的利玛窦铜像，想起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慨叹良久。　　自利玛窦罗明坚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以来，传教士的足迹何止九万里，其间所洒殉道士的鲜血何可数算。然而基督教之于中国，却仍然仿佛“观光”一回，未足介入传统文化成为其中一支主流，更未尝完全征服精英分子和底层民众的内心。利子跋山涉水远渡重洋，死的时候盼望中华归主荣耀归神。400多年过去了，利子当初所想见的现在也未能实现。　　近代以来在中国知识界有一个传说，“佛陀是骑着白象来的，基督是乘着炮弹来的”。后来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中，基督教的耶稣跟着成了儒教孔子的陪绑；“反帝反封建”，一个是帝国主义的鹰犬，一个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全数遭到掌掴。基督教和儒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遇可以做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比较，在经历了自五四到文革的历次文化激进主义的冲击之下，儒耶这对历史上的老冤家老对头，究竟何者最终挺到了当代，得以继续横生斜长。　　利子泉下有知，断不会料到几百年后的他遗产的继承人们将要面对比彼时复杂得多得多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确定了“补儒、合儒、超儒”、“联合儒家，拒斥佛道”的传教策略；而几百年后的清末民初，乃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随着儒家在国人精神界的退潮，如此策略显然out了。教会在今日，要直面激烈的意识形态搏杀，要处置教会世俗化问题，要厘清历史包袱和政教关系，等等等等已非利子时代的传教士所能想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基督教变成不再是真理了，“普世价值”才是真理；而在几百年前，基督教却是“普世价值”，是那个终极至真--也就是说，基督教中国化、神学国学化、教会本色化，之于当下各种文明多元共在、去中心化而多元叙事的后现代社会中，是不是已沦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或者只局限在精英学者知识分子小圈子中的神智游戏？　　利子在后世被称作所谓“儒家基督徒”的典范代表，是中西文明友好交流的桥梁。他对中国文化抱以的脉脉温情与敬意，常被用来批驳一些“战斗的福音派”、“自诩的改革宗”等对中国传统和礼俗大肆贬抑的激进态度。以后的基督教来华传教史上，也都因着利子的态度分裂成两派，有温和如如李提摩太的，就有基要如戴德生的；有这边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石衡潭博士搞“《圣经》《论语》对读”，【1】 就有那边厢成都秋雨之福的王怡长老宣布“孔子在基督里已经被定了罪”。【2】　　利子的追随者效仿他着儒服，戴儒冠，左手《圣经》右手《论语》，口诵“基督为吾主，孔子为吾师”，耶儒二家并行而不悖。敬虔奉教的基要派自然斥为异端，既与孔子为友必然是与基督为敌了，“一个人不能信奉两个主”。“God/神主”中文翻译、祭孔与祭祖、迎神赛会，亲儒的耶稣会和非儒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之间的争辩，似乎真个与耶儒角力有点关系。“利玛窦方法”建立在与儒家精英文化调和，然后以基督之道一以贯之的方法，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接受。在传教士内部互相对立的两种立场中，最大限度求取的共识是容许本地的“无邪”之礼--即可目为非偶像崇拜的政治性礼仪或者国民性的礼俗习惯法；譬如将“祭”祖改为“敬”祖，取儒家慎终追远不取佛道迷信的意思。【3】 日，罗马教廷发布教谕，禁止中国信徒使用“天”和“上帝”，禁止信徒参加祭孔祭祖活动，标志着“利玛窦路线”在教会内部路线斗争中的失败。直接影响就是礼仪之争后长达百年的教禁。　　对于“利玛窦方法”，不要只看明末教会三柱石的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其实大部分儒家士君子是不买账的。讲求尊卑等级重视血亲伦理，既要慎终追远又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孟信徒呼基督教为“鬼教”，呼《圣经》为“鬼书”，断不能接受这无父无君若禽兽然的耶稣基督。【4】 清人王炳燮认为“天主教窃取佛书之说，以惑愚人。能奉教者，死登天堂，不奉教者，皆入地狱”；【5】 福建龙岩士绅认为基督教“教人藐视圣贤，不敬祖宗”；【6】 河南南阳府士绅则谓“（耶稣教）只敬天主，不祀神祗祖考，则礼义亡。此等乱夷，行同禽兽，不待教而诛之。岂容彼等禽兽之教化良民为莠民哉！”；【7】 另外还有一位“天下第一伤心人”在《天主邪教集说》中谈到：“（耶稣教）君臣父子，皆以兄弟相唤，母女姑媳，皆以姊妹相称，谓世上止有天父、天母、天兄，此外无所为尊卑者也”。【8】　　雷立柏在《论基督之大小-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里谈到耶儒二家“大”与“小”的问题，可作一个参考。基督教和儒家互为他者的过程中，拔高自己的“大”，贬抑对方的“小”是惯性和常态。比如体会了儒家式的传统中国家庭生活，了解孔子思想对华夏美术史、文学史和贵族文化的广大影响，就可见儒家之大；而若意识到“述而不作”、“讷于言”阻碍哲学探讨和科技发展，就会马上翻转见其“小”。同样之于基督教，承认其铸造了现代西欧文化基本模型，“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西方社会”的客观事实，基督教之“大”自无可讳言；而教会组织的不足和基督徒的弱点，十字军东征和异端裁判所的历史污点，则可以说是基督教之“小”了。【9】　　利子生命最后的10年是在中国皇权象征的北京度过，耶稣会传教事业最丰盛的也正是在这时期。成功进驻京城之后，利子一行终于得以贯彻“上行路线”，达官贵胄皇亲国戚引为座上宾，风闻奉教者日渐增长。彼时利子会否回忆起当年在澳门九死一生的艰巨历程？熟读儒书的他应该明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他们一直盼望中国皇帝是下一个君士坦丁，“一声令下”全民奉教。不过伴君如伴虎，上行路线是双刃剑，利子精神遗产的继承人汤若望和南怀仁的遭遇就是明证；并且多年以后，缺乏群众基础的基督教会果然被康熙大帝“一声令下”严厉禁止。看来中国皇帝的确不是君士坦丁，而利玛窦也实在不是圣方济各。　　基督教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神/主翻译、祭祖祭孔、迎神赛会，都是一面而已。与皇权和儒家的冲突是本质。神权PK政统和道统，不在主场作战的基督教注定是弱势的一方。而对于儒家我更愿意报以同情的理解，“百代都行秦政法”，反法之儒在分权无效的情况下移情成为反西之儒，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去利子几十年后直接导致百年教禁的礼仪之争，至少更为根本的是礼仪深处的权力意志作祟，与儒家无关。当耶稣会士请求康熙皇帝介入之前，上行路线的毒素早就病变蔓延了--他们只是没有做到董仲舒当初做到的事情而已。在康熙大帝看来，传教士争论指责中国祭祀礼仪，是干涉大清帝国内政；传教士首脑“教化王”在扮演与他争夺统治权的反对派角色；在罗马教廷看来，教会内部神学问题竟然要请示异教徒君主做出裁决，已经僭越天主教会政教唯一权威的地位。吴莉苇认为礼仪之争终究是利益之争，“它部单纯是文化的象征，还具有社会控制的职能。它因为是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而含有权力意义。这层含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格外明显，在欧洲教权体制下也分量十足”。【10】　　对于后世的中国人来说，也不该被利子“儒家基督徒”“中西文化交流大使”的一面遮蔽了。利子踏上中国土地是来征战的。他在书信中常提及“敌人”“魔鬼”，这敌人和魔鬼指的是谁，我们不得而知。耶稣来不是要让地上太平，而是让地上动刀兵，这经没念过吗？后极权时代，原子化社会，以泯灭基督教作为普世宗教独一特色为代价，来调和世俗文化，以期得到政权庇护的，前事不忘有大秦景教为教训。《利玛窦中国书札》记载了他的心志：　　魔鬼非常害怕我们在这所会院中刚刚点燃的星星之火，想方设法要把它扑灭，并将这薪火，阻挡在中国之外。（日，自韶州致函耶稣会士吉罗拉莫.科斯塔Girolamo Costa神父--锡耶那）　　我和三位同会会士一起努力拯救这里的人，使他们回归到造物主的道路上来。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敌人的阻挡，他们不想失去到嘴的猎物。（日，自韶州致函乔瓦尼.巴蒂斯塔.里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马切拉塔）　　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都是敌人为我们制造的。（日，自南昌致函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迪奥.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神父--罗马）　　今年八月，范礼安神父从印度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两位神父到了，协助我们开展在敌人的土地上开辟的工作。（日，自肇庆致函耶稣会士朱利奥.福利嘉蒂Giulio Fuligatti神父--锡耶那）　　魔鬼立即在这里给我们设置了障碍。和尚们还担心我们会无意中妨碍他们挣钱。（日，自肇庆致函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澳门）　　我们在其他地方每天都会同那些不希望我们平安地呆下去的敌人发生冲突。（日，自肇庆致函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ilignano神父）　　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及至今日，基督教和儒家仍然没有走到一起。当初儒耶没能携手反抗皇权，现在也没有携手反制专制，都在各说各话着。这边厢基督徒对儒学复兴“一阳来复”冷嘲热讽，那边厢儒生对温州拆教堂十字架拍手称快。而如温伟耀先生所言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何者能够面对世俗化浪潮而孤身应战呢？还不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原子化沙化的后现代，千年传承的宗教/文化共同体撕裂殆尽，将一切崇高价值祛魅的单体化正好是通往极权的奴役之路。抑或者说，真如何光沪先生所言的，“儒耶对话”之类的文化比较研究，到底是脱离底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最后演变成像希伯来文一样的博物馆产品，而成为社会革命浪潮中的无效资源么？真是不敢想象。　　利子在北京呆了10年，我在利子铜像前呆了10分钟就走。受不了皇城帝都的风格，连空气和雾霭都是阴森森的。非常时节，变局之秋，且行且珍惜。　　 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　　【1】
参石衡潭：《论语遇上圣经-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正面交会》，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4月版。　　【2】
参王怡长老新浪微博"王怡的麦克风2"，网址：ttp：// 。　　【3】 钟鸣旦：《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张佳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p178-p179。
儒家的最终目的是超凡入圣，基督教的最终目的是被上帝拯救，两者的目的并不相同。
儒家的核心是等级尊卑，基督教认为上帝眼里人人平等。不可能兼容，跟墨家倒是很相似。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目标不同~~，看你个人修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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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帐号登录儒家与基督教“孝”文化比较研究--《兰州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儒家与基督教“孝”文化比较研究
【摘要】：“孝”作为人类代际之间的一种基本普世价值观、一种重要的伦理理念、一种美好的道德情感、一种强制的行为规范,受到世界上各个民族在不同时期的广泛认定与推崇。这些共通性铸就了不同文明间相互理解与对话的基石。在共通性基础上,不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演绎的方向却大相径庭,又给“孝”范畴带来显著的文化与本质的差异。“孝”文化在明显趋同性基础上的所产生的根源差异,遂成为中西文化对比所研讨的核心问题。
中华文明尺度上,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主流。从“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将孝定论为宇宙根本法则；“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将孝定论为德性与伦理的基本原理；“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将孝定论为君主推行“孝治”政治的重要目的,由此可见,孝文化曾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同时也印证了钱穆先生所言,“中国主孝”、“中国为孝的文化”。
西方文明尺度上,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基督教作为以信仰上帝为准则的-神宗教,在其宗教伦理与文化体系中,“孝”的观念同样源远流长。“摩西十诫”在确定人神关系的前四诫基础上,将孝敬父母作为人伦关系第一诫命。《箴言》收录大量的“听从父亲训诲,不离弃母亲”的法则。
研究目的上,本文对已有经典文本加以解读,试图通过学术史的回顾,探讨为何中华文明将孝文化视为民族哲学根本,并进一步内化成难以撼动的民族特性；而西方文明仅将孝文化视为信仰基础下的一种指导性的行为准则。同时思考在儒家式微,多元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应该如何反求诸己,在剖析传统主体文化的同时认识自我,确立民族文化本身的当今定位的问题。
研究内容上,本文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反思性借鉴,对儒家与基督教“孝”文化的异同进行解读,从孝的本体、孝理论及价值取向、孝伦理、孝政治学说及社会功效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通过文化反思,在梳理本民族的历史及社会公认的圣贤语录、制度准则、行为信仰关于孝文化的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基督教关于孝的文化理念的碰撞,进一步追问了中国儒家孝文化的合理性。在精神性的反思过程中,本文重新估定了中国儒家孝文化存在的意义及价值。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兰州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14【分类号】：B823;B222;B978【目录】：
中文摘要3-5Abstract5-9第一章 绪论9-16 1.1 问题的来源9-10 1.2 文献综述10-16
1.2.1 中西文化对比背景下孝文化比较研究之兴起10-12
1.2.2 新儒家学派的贡献12-14
1.2.3 基督教学者的贡献14
1.2.4 多元理论背景下的“孝”文化的主张14-16第二章 本体之争：“孝”系先验还是经验16-30 2.1 儒家孝的本义形成过程16-24
2.1.1 孝观念及孝文字的起源16-17
2.1.2 孔子释孝17-20
2.1.3 曾子释孝20-21
2.1.4 孟子释孝21-22
2.1.5 荀子释孝22-23
2.1.6 汉代以后孝的历史发展趋势23-24 2.2 基督教孝本义形成过程24-26 2.3 孝的先验性之争26-30第三章 理论及价值取向之辨：“仁本之孝”还是“神本之孝”30-37 3.1 仁本之孝的论证30-32 3.2 神本之孝的论证32 3.3 “仁本之孝”与“神本之孝”的辨析32-37
3.3.1 “仁本”与“神本”之间的向度辨析32-34
3.3.2 “仁本”与“神本”之间的信度辨析34-37第四章 伦理之议：“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构建37-45 4.1 伦理概议37 4.2 儒家关于孝的家庭伦理37-41 4.3 儒家关于孝的社会伦理41-42 4.4 基督教关于孝的伦理解读42-45第五章 政治学说及社会功效之论：“孝”的规训与反叛45-49 5.1 儒家“孝”的政治学说及社会功效45-46 5.2 儒家“孝治”政治的具体内容46-48 5.3 基督教“孝”的政治学说48-49第六章 小结：理性的不安49-50参考文献50-51致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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