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1928.3-2015.12），男，汉族，江苏涟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波恩大学《藏文历史文献》刊编委（1981年起）。　　藏传佛教寻找活佛转世制度就是在13世纪时产生的。第一个尝试着实行的是噶举派。　　噶举派确立了活佛转世制度　　13世纪时噶举派已形成“四大八小”许多门派，其中一个大的门派是噶玛噶举派，位于拉萨西郊九十公里、堆龙河上游的楚布寺是其主寺。原来在吐蕃时期，即在唐代时已有很好的宗教道场，噶举派的第一位噶玛噶举法师都松钦巴（dus-gsum-mkyem-pa），其名字意为“知道三世：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名字与活佛转世制度很有关系。这位法师在楚布寺又建立道场（原来他在康区类乌齐建有一个道场），这个寺很兴旺，现在是噶玛噶举的根本道场。　　都松钦巴影响很大，在西藏地区很有声望。他的弟子名叫噶玛拔希，“拔希”是蒙古语，可能是蒙古人称博士、大师、法师为“拔希”。“拔希”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类似现在的博士。汉语中的博士在很长时间内并不像现在是受到社会尊重的称呼，如《水浒传》中的茶博士，是送茶的服务员。这样，“博士”在汉语里有个演变过程，后来正式定位为博士弟子员，得到国家承认，在国家的学术机构做研究，在元明清以来更受到重视，这就不是茶博士的“博士”了。“拔希”可能就是从汉语的“博士”翻译过去的，指有学问的人。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能手”、“把式”。赶车好叫车把式，种菜好叫菜把式，所以有人认为“拔希”是“把式”、“专家”的意思。噶玛拔希发现，大家对都松钦巴的崇拜和尊敬一直没有减退，而且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这样的能人能继续为群众服务。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宣布，“我不仅是都松钦巴的学生，而且是他的转世。”大家就想当然了，他是在都松钦巴去世十年后才出生的，宣称是他的转世，转世的观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清，布画唐卡，布达拉宫藏）　　都松钦巴本身的名字就是“知三世”，这为噶玛拔希提供了一个宣传自己是转世的借口，他就在群众中俨然作为都松钦巴的转世。都松钦巴成为第一辈，他就是第二辈，攘迥多吉在他去世后第二年（1284年）出生，被认为是噶玛拔希的转世，转世制度正式确定下来。　　“转世”就是认为这位喇嘛很有慈悲，原本他已经功德圆满，已经有觉悟了，可以得到解脱了，可以出世了，但他有慈悲心，觉得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在茫茫苦海中煎熬，因此他再回来给苦难的人以救助，宣传佛教的宗旨，使他们得到解脱，就是“再回来”的意思。　　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　　由此而来，产生了一些新词，如圆寂，就是“死亡了”避讳的说法，也称为“走了”、“跑掉了”、“老了”、“逝世”等；对不大喜欢的人，就说“死了”、“翘辫子了”，等等。但活佛去世怎么能说“死了”，连一般的“圆寂”都不够尊敬，藏语有个词就叫“贡巴佐”（dgongs-pa-rdzogs），意为“假期满了”，或者说“心意满足了”。他已经是成了佛的人，得到解脱的人，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向西天的净土、兜率天宫等他们应该去的地方请假来的，请六十年或八十年，现在假期满了就回去了。很自然的，不是死亡，而是假期满了，所以叫贡巴佐，这是和活佛转世制度同时产生的词。　　攘迥多吉是第三辈噶玛巴，前面的第一辈、第二辈是被追认的，第四辈乳必多吉得到很好的机会，到元朝朝廷和皇帝见面，他可以上达朝廷。本来噶玛拔希也有机会，他和忽必烈见过面，忽必烈请他留在蒙古地方传教，他觉得在西藏地区活动更有潜力，没有答应；他后来又犯了个路线错误，站错了队。忽必烈和他弟弟阿里不哥争皇位，当他哥哥蒙哥汗死后，就在大都首先宣布成为皇帝。蒙古的传统是幼子承家，本来最小的儿子一直跟在父亲身边，往往继承王位，阿里不哥认为他应该得到王位，但被哥哥抢先宣布成为皇帝，就在蒙古和林也宣布自己是皇帝。噶玛拔希就站到了阿里不哥一边，跟忽必烈对立。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成为元世祖，阿里不哥成为失败者，噶玛拔希跟随失败者，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噶玛拔希本来有机会得到朝廷支持却错失良机，使噶玛派这一派始终处于民间，汉地给这一派一个称呼，把噶玛噶举的法师们叫“游僧”，就是由于他们在元朝没有获得最高当局的承认。但他们在西藏地区到处弘法，有很大影响。　　噶举派的帽子：黑帽和红帽　　噶举派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呢？是元朝某个皇帝给了噶举派师兄弟一顶黑帽和一顶红帽，师兄黑帽，师弟红帽，师兄弟二人共同弘传噶玛噶举，所以噶玛噶举形成两个系统：黑帽系和红帽系。黑帽系到乳必多吉时还很平常，没有特殊的地位。到第五辈噶玛巴得银协巴时，明朝永乐皇帝登基后，很有远见，知道西藏的问题不能乱搞，就派一名藏人（太监）侯显（藏名洪保希饶，甘肃甘南人）到西藏去，特别提到噶玛巴——《明史》中称他为“哈立麻”，是“噶玛巴”蒙古语发音的汉语对音，永乐皇帝知道他的大名，让侯显请他去南京，又给了一顶金边黑帽子。明朝皇帝钦赐的这顶帽子，其重要性对于转世活佛是了不得的，表示它政治权威的延续性、有效性。到南京后永乐皇帝还封他为大宝法王，到现在为止一直传下来，从第五辈到目前的第十七辈。　　【摘编自王尧先生著作《走近藏传佛教》（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活佛转世制度”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