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曾经如此概括自己的挚友在《宣言》中的核心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贝奈戴托·克罗齐也曾经这样对历史的叙事说做出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于计划经济的历史争论已经随着计划经济的勃兴与落幕持续了几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这场争论的中心，计划经济制度及其实证史本身，却仍然被笼罩在层层迷雾当中。这使得计划经济的面貌愈发模糊，也使纷繁复杂的迷思与狂想附着在“计划经济”这一概念上。为了被遮蔽的历史重见天日、迷思的雾霭烟消云散的时刻更早些到来，本文谨基于史料与论著对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实证与规范的复合分析，以期为计划经济相关问题的建设性讨论与批判性思考提供新的视角。作者注：阅读本文时，请以适当音量播放《时代，前进》。计划经济实践与对“计划经济”认知的历史流变从李斯特到马克思——独特的理论蓝图追根溯源，计划经济理论严格意义上并非“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非许多自称的“左翼”视为“至圣先师”的卡尔·马克思首倡，而是最早诞生于德国经济学家、经济历史学派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批判。李斯特认为，国家应当对经济产业进行充分的宏观调控与微观干涉，最大限度地消除经济生产与商品流通的盲目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在李斯特的构想中，“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中央计划机构对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大包大揽、事无巨细的控制，而是通过对重要经济部门的调控与扶持建立起稳固的“框架”，并“牵引”国民经济整体进行有计划性的发展。李斯特的计划经济学说是莱茵兰资本主义的思想产物，在实践中表现为俾斯麦时代以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初步工业化、“王朝社会主义”和北德意志关税同盟。马克思与恩格斯于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向后，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构想的过程中，也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与恩格斯赞成许多人印象中对一切细节大包大揽的那种经济制度呢？我们不妨读一读这句话——“特别是个别的经济公社，将在它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贩卖去代替小商业”。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的论述，实际上这一断言出自欧根·杜林，而恩格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丰富而充分的批驳，在此作者不再赘述，各位如有兴趣可自行阅读《反杜林论》的相关内容。恩格斯与列宁——初步的制度构想在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中，计划经济也被反复提及。恩格斯曾于1891年撰写的《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如此表述SPD在经济制度上的要求——“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在1934年的布拉格宣言中，SPD领导人们也将建立计划经济制度的要求写入“经济革命”一节。1945年的《布痕瓦尔德宣言》更是重申了德国与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构想中的计划经济路线。早期SPD的计划经济构想不仅强调经济的计划性，更强调建立统一的权力机构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有力的中央计划。在欧洲大陆的另一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在经济制度问题上继承了恩格斯的遗训。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弗·伊·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纲领中出现了这一论述——“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生产资料和流通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从而解放全体被压迫的人类，因为它将消灭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一切形式的剥削”。进一步，退两步在十月革命到内战之初的大半年里，布尔什维克实施了银行、铁路、商船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对于苏维埃俄罗斯国民经济中其余的部分则采取监督、核算的措施，但内战的升级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国民经济的全面动员，国有化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城市里的小企业、小工厂、小作坊被收归国有，苏维埃政权控制下的几乎所有城市居民和相当一部分农民加入了消费合作社，货币飞速贬值，急剧膨胀的实物供给大幅挤压货币的空间，黑市以外的自由市场在战争期间的苏维埃俄罗斯几乎被完全消灭，俄共（布）领导层也因此出现了不经商品货币经济阶段直接向“消灭货币的共产主义经济”冲锋这一不切实际的倾向。最迟到1921年，这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社会危机，缺乏原料、燃料和市场的工业日益萎缩，农村由于过度的征收和战争的破坏哀鸿遍野，城市陷入可怕的萧条，坦波夫等地的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使苏维埃政权再一次来到崩溃的边缘。此时的弗·伊·列宁意识到，动荡的根源在于被摧毁的国民经济，要实现国内形势的稳定，就必须重建国民经济，解决短缺和饥荒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劳动者重新投入生产，这也意味着，内战时期依靠行政命令和实物供给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退一步”回到商品经济，才能为“进两步”通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这一转变开启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时代。一般来说，目前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总体上倾向于认为，“新经济政策”时代是计划经济理论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偃旗息鼓的年代，俄共（布）放弃了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涉，转而通过租让制、粮食税、发行金卢布等商品经济的温和手段为工业化和电气化筹集资金。十分微妙的是，在这一时期，从内战中保留的国家工业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衰退的势头——在内战期间，国家工业最大的敌人是可怕的短缺和市场的缺失，俄共（布）不得不通过完全的行政手段保护为数不多的大型工矿企业免遭破产；而“新经济政策”时代的问题恰好相反，工业品获得了市场，但依赖行政手段才能运作的工业资产毕竟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尽管短缺得到了缓解，但商品和货币更多地流向了轻工业、手工业和农业领域，重工业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衰退，“耐普曼”和富农的涌现也使“新经济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为苏联经济铸造可靠“框架”的构想受到了挑战。根据列宁晚年的思想，“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家资本主义框架内的长期和平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经济将不断地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的先进成果，并最终通过工业国有化、农业合作化将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转化为社会主义成分。然而，在国民经济基本面得到重整的同时，私有工厂主和“耐普曼”的成长使苏联国内再度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问题，这同强力机关在维护社会治安上的松懈结合，成为了苏维埃国家政治稳定的一大威胁。迷雾遮蔽下的斯大林时代列宁去世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并最终被集体化政策与五年计划取代。很大程度上，后列宁时代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新制度并非虚无的意识形态狂想，它在理论上沿袭了从李斯特到马克思的传统论述，而在实践中这一新制度包含以下几个从过往的历史继承而来的部分——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国家工业化计划、拥有悠久传统的俄罗斯村社制度、伴随俄罗斯城市发展而形成的集体企业。可以说，斯大林时代初期的计划经济制度既有狂飙突进的革命愿景，也保留了俄罗斯文明在经济问题上的“看家本领”。许多人轻率地认为斯大林时代的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剥夺，实际上这一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俄罗斯历史上的农村很大程度上是在对外拓殖基础上形成的半军事化公社，而非中文网络上许多人基于本国经验先入为主的“农业自然村”，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帝国首相彼·阿·斯托雷平曾经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试图拆毁俄罗斯村社，将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村社所有制变为富农私有制，这一改革在俄罗斯农民中间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农民运动在俄罗斯帝国最后十几年间的风起云涌，正是数百年来生活在村社制度下的绝大多数俄罗斯农民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回应。可以说，如果说农业集体化在我国意味着对农民的“剥夺”，那么在上世纪的苏联，这反而意味着“重建传统秩序”，反而是受到普遍欢迎的。根据《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二卷（1929-1940），集体化时期的苏联政府并未试图建立某种全面“一大二公”“大包大揽”的经济制度，在商业领域苏联政府强调建立各经济单位的内部核算制和经济单位间的合同制，并鼓励非国有、非国营企业在政府指导价的基础上进行民用消费品生产；在农业领域，苏联政府最迟于1935年就理顺了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中公有土地、农民自留地和农场成员宅旁自留地之间的关系，并对生产资料和收入建立了完善的分配制度；在1934、1935年间，苏联政府废除了食品的配给制，尽管配给制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重新建立，但1947年苏联政府宣布完成战后重建时再度全面彻底废除了配给制。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呈现出国家计划与企业自治结合、国家投资“牵引”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面貌，当下的俄罗斯经济学界将这一经济制度称为“超前模式”。许多人印象中“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更多地存在于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天然具有较强计划性的“战略产业”，而在这些“战略产业”，进行计划的也并非“官僚阶级”而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最优秀的经济学家集团。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并未出现自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长期商品短缺，由城乡居民自行建立的大批集体企业成功地满足了苏联社会对民用消费品的需求，物美价廉的食品也是战争前夕和战后斯大林晚年访苏外国人对苏联社会的一大直观印象。可以说，计划成分和计划外成分的妥善区分、有效协调，才是斯大林时代苏联国民经济潜力能够得到充分调动在制度层面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何对斯大林时代“超前模式”的偏见会绵延至今呢？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指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古今苏外”的人物出于现实政治之需对斯大林时代真实历史的遮蔽并非错误，这样的做法对于“为何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墓前遍地垃圾”这一问题而言也绝非切中要害的回答。在我看来，斯大林本人相当程度上也是难辞其咎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制度的具体构想，在斯大林之前并不完善，即使是列宁也并未对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给出能够“一百年不动摇”的解答，而斯大林本人既非天才，也没有接受过经济学的高等教育，这使得他本人对经济问题的认识更多地从现实政治和“先烈遗训”的角度出发，直到战后的晚年时光，他才相当懵懂地窥见了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因此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进行总结与提炼时，斯大林也必然犯下理论上的错误；另外一方面，战前矛盾重重的“国内现实政治”使经济问题上的论证延伸到残酷的权力斗争，而“日丹诺夫主义”在战后通过“对思想文化进行包围”也相当地断绝了摆脱单一叙事对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内核进行评述与批判的出路，形成“意识形态高于历史考据、规范分析大于实证分析”的局面，也是难以避免的。可以说，遮蔽“超前模式”的历史尘霾中，既有后人扬起的风沙，也有斯大林亲手点起的浓烟。“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始末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经过短暂的集体领导时期，最迟于1957年确立起了尼·谢·赫鲁晓夫的统治，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推行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经济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对集体企业进行全面国有化、取消经理基金、推行利润挂帅、拆分工农业党委、没收农民自留地等，建立起了一套“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许多人刻板印象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与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经济体制有相当的重合。赫鲁晓夫经济改革迅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自1958年起，苏联民用消费品生产就出现了质量下降、供应失衡的问题，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去世后集体领导时期引以为傲的食品供应也出现了短缺，为了解决问题，赫鲁晓夫时代的经济官员和学者们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经济试验”，最终的结果却大多一地鸡毛，即使是许多“二十大青年”醉心的利别尔曼改革也未能解决经济体制混乱造成的问题。1964年，尼·谢·赫鲁晓夫因政变去职，继任者列·伊·勃列日涅夫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在1966年建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而阿·尼·柯西金在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后不久的1965年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进一步引入近似市场的核算机制、完善企业管理制度。以第八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为标志，柯西金改革一度取得显著成效，但这一改革最终并未根本地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经济面临着这些直接的问题——首先，在斯大林时代与赫鲁晓夫时代支撑苏联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后备军”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的发展趋于枯竭，劳动力短缺、劳动生产率偏低的缺陷对苏联经济的桎梏日益严重；其次，赫鲁晓夫遗留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在商品种类空前膨胀、算力需求日益增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力不从心，经济计划编制的滞后与误差显著地干扰了苏联经济的发展；第三，商品质量严重下降，企业在完成计划时偷工减料，并为实现盈利大量生产过剩商品；第四，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损耗严重，在工业生产中，保守估计有20%的工时被浪费，而许多类别的商品在物流运输中产生的损耗更是达到了令人畏惧的30%以上；第五，定价机制错乱，导致苏联社会出现了以商品短缺和高储蓄率为表现形式的长期通胀。受到以上顽疾的困扰，苏联经济的年度增长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逐年下跌，而柯西金改革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基金、加强“准市场核算”的改革并未消除苏联社会的商品短缺，反而使“影子经济”迅速地“蓬勃”了起来；更为糟糕的是，柯西金改革既没有加强统一的中央计划，也没有真正引入自由市场，这种不伦不类的改革反而削弱了企业完成经济计划的能力。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政治报告中，“改革”的字样遭到雪藏，勃列日涅夫宣布经济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完善已有的经济体制，柯西金改革就这样被处以“安乐死”。柯西金改革流产后，勃列日涅夫在执政晚期也探索着解决经济顽疾的方法，也在1979年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效果，但勃列日涅夫直至去世时都未能使苏联经济摆脱对能源出口和外国进口商品的依赖。柯西金改革的“安乐死”固然有勃列日涅夫等守旧“循吏”的责任，经济改革必然向政治领域传导的规律向来无可回避，勃列日涅夫等人雪藏柯西金改革确有恐惧“布拉格之春”的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柯西金改革本身的矛盾性——这一改革既不整体地触动死路一条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也不加强国家层面的经济计划与监督能力，其最终的结果无疑只能是徒增动荡、无疾而终。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的苏联经济体制出现了大规模改革的迹象，但最终的改革由头顶地图的夸夸其谈者、反复无常的权力动物、苏联第一任及最后一任总统、索要养老金的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进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经济改革十分令人困惑，在转向政治改革之前，戈尔巴乔夫不顾具体条件地将《列宁全集》中的“工人自治”等词语生吞活剥地照搬到经济改革中，并毫无节制地削弱计划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能力，在削弱苏联经济框架的同时推行不切实际的“加速战略”，自1988年起的政治改革更是将决定经济问题的权力逐步让给各个共和国，“计划经济”也很快成了空中楼阁。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整体上的“苏联经济”不复存在，计划经济在苏联的历史，实质上已然告终。在远东在苏联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国家曾经实施计划经济制度，大多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或者与经互会保持了密切联系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计划经济制度，在此不多做赘述。我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实施计划经济制度，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不同，我国在1958年就放弃了高复杂度线性规划的经济计划编制数学工具和“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计划体制，转而建立起“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多类型综合计划体制。这一体制无法像自赫鲁晓夫始的苏联“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一样对经济进行全面控制，但也有效缩减了编制经济计划的算力需求，避免了经济计划的偏差对国民经济产生过于严重的损害。直至1975年经济整顿，我国的政治领导人们才出于加强直接控制、统筹国民经济等原因下定决心建立苏式“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制度，而这一制度始终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即使是已有的多类型综合计划体制，在经济实践中也受到了连续的冲击，可以说计划经济所需的政治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缺席状态。许多人惯于将票证供给、商品短缺等现象同计划经济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些问题更应当归因于高积累率下的经济紧缩，而非并未充分施展拳脚的计划经济制度本身。总得来说，计划经济在前苏联时代经历了从李斯特到马克思的理论流变，在苏联时代经历了长期的理论建构和从“超前模式”到“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变迁，而在我国则表现为命运多舛的“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多类型综合计划体制；在我国网民中广泛流行的许多“计划经济刻板印象”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和短暂的“超前模式”相比，“先天不足后天染病”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确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史上占据了更长的时间，而多类型综合计划体制在我国“发光发热”的历史阶段同样与“经济冒险”和高积累导致的长期紧缩在时间上高度重合。因此，许多人将“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当成计划经济制度的样板、将商品短缺与普遍贫穷当成计划经济实践的“必然结果”，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发掘被遮蔽的历史时，我们同样要注意到这一点。关于计划经济的迷思计划经济是否应当成为“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意味着由统一的中央计划机构将一切产业、一切经济部门的生产纳入统一的经济计划中，这一制度设计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尽管技术进步对经济体的宏观影响可以量化和预测，但在微观层面，当技术进步在经济实践中体现为新产业、新经济部门的开发和新商品的问世，要使中央计划机构获得对其进行计划编制的可靠参数，就意味着它们的供求关系必须在“去计划化”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探索，这是无法预先计划的，因此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可计划性，中央计划机构对新技术的应用将呈现出高度的保守倾向，大多数新技术难以得到创造性应用，参照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将成为通行做法，这种过度保守倾向几乎必然造成新产业和新经济部门开发的缓慢与新商品供应的短缺。除此之外，对落后产业部类与落后产能进行出清同样对“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可计划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出清将在“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步履维艰，难以起到解放生产要素的作用。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面临着投资利润率向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趋势，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出清与开拓的结合进行，但既然“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几乎必然导向“旧的不去，新的也不来”这一困境，那么在这一制度下，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也几乎是必然的了。众所周知，许多人对“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抱有“全国一盘棋，赶超资本家”的期望，而制度实践中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尽管在有外部参考时能够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在“追赶”上大显身手，却在经济竞赛的核心——技术竞赛，尤其是技术应用竞赛上由于其“计划性本位”的保守倾向和微观经济“反计划性”之间的内在矛盾而难以承担“超越”的重任。作者个人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即使再次获得一些红色力量的青睐，也难以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竞争中重现昔日的荣光……经济的计划性，还是人的主体性？在前文我们已经对“全能主义计划经济”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从实证层面指出了它无力承载社会主义经济历史重任的原因，但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仍然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许多人在价值判断中仍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消除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增强经济计划性”的规范论证而倾向于构想新形式的“全能主义计划经济”，认为只有这一制度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提出的这一任务，而任何在计划经济问题上“忠诚不绝对”的论调都会天然地受到质疑和轻视。且不论具体的探索应当如何进行，这种认知和氛围本身就严重地制约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展望、开辟未来道路的尝试。在构想社会主义经济的蓝图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重如泰山”的概念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些技术层面、实证层面的概念并不完全“够用”——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也正因此，倘若一种经济制度不仅无法在实证层面加强人（更为确切地说，无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主体性、实现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的自我解放，那么它铸造的始终只会是一个新的牢笼，而非无产者的伊甸园。对“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狂想之所以没有出路，在根本上也并非其技术缺陷所致，其“计划性本位”必然导向对人的忽视和新的拜物教。尽管在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口中是“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地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者却能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对各种非垄断性商品进行“投票”，这种消费者选择将直接转化为价格信号，对商品的生产者进行引导，使商品生产者回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极大限制了价格信号的刺激作用，使其处于半失灵的状态，消费者更多地只能通过“意见书”等形式极为迟缓、间接地表达自己对商品供应的不满，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商品供应的大幅调整在时间幅度上极为缓慢，可以说“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就难以回应作为消费者的劳动者对商品供应多变的需求。也许会有人说，保留“冗余生产力”、激励新技术应用、改善管理方法能够解决“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且不谈这一论调与阿·尼·柯西金的经济改革何其相似，这种设想本身就是缺乏常识的。商品供应与货币发行的精准协调是“全能主义计划经济”赖以维系的命门，这决定着其治下经济体的商品价格波动必须被限制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不受中央计划机构完全控制而接受价格信号刺激的“冗余生产力”在“追逐价格”的过程中生产的商品是否存在过剩、是否满足社会需要，在这一条件下是难以衡量的，这种几乎必然出现的生产过剩和资源错配将反过来打击货币供应乃至“全能主义计划经济”本身的稳定；为使这些“冗余生产力”能够接受价格信号的刺激，原先无孔不入的中央计划机构也必须“退一步”甚至“退两步”，允许部分经济单位将利润置于重要甚至首要的地位，这将进一步削弱“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计划能力。指望依靠新技术和改善管理方法拯救“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同样不具有可行性，新技术的有效应用同“计划性本位”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在前文已经进行了论述，而对管理方法的幻想也可以用一句话轻松打破——“管理方法的改善从来无法扭转利润率下降规律，即使就延缓利润率的下降而言，管理方法的作用也有其极限”。也正因此，无论“全能主义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制度实践中曾经多么风光一时，我们都需要承认它并非通往共产主义经济之路，将其视为出路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人的作用和地位，那么如何真正在人的基础上进行有计划的经济生产呢？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以斯大林的“超前模式”作为参照。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在1929年7月18日通过的决议《关于加强生产会议的工作和发挥职工改进生产的积极性的措施》，各个国营企业必须将职工在生产会议上提出和个别提出的，一切在技术上合理、经济上有利的建议列入企业合理化计划，并对建议的提出情况、实施情况、费用消耗和经济效益进行清晰明确的记录，对提出有效建议的职工立即支付应付奖金额度的50%，并在建议实现后支付另外50%，且企业因建议所获效益的10%应当提作专款用于工人的专业技术教育，这一措施的落实直接受到苏联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系统监督；1936年4月19日，苏联中央执行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通过决议《关于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经理基金》，要求在所有生产企业中统一实行经理基金制度，企业计划内纯利润的4%和超计划利润的50%都将成为经理基金，用于国家计划外的企业雇员住宅修建、改善企业雇员文化生活设施及服务、对特别优秀的企业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奖励、进行额外的基本建设工程、用于进行额外的合理化措施和技术宣传，其中用于住宅修建的资金不得少于全部基金额的50%；在农商业领域，联共（布）和苏联政府也先后通过了《关于调整信用改革工作和普遍开展签订合同的活动》、《关于集体农庄、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劳动农民进行商业活动的办法和减少农产品商业税》、《关于日用品的生产》、《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关于向农业劳动组合颁发无限期（永久）使用土地的国家证书》、《关于农村消费合作社的工作》、《关于在重工业工厂用下脚料生产日用消费品》、《关于将集体农庄现金农业税改为现金所得税》、《关于集体农庄收入的不合理分配问题》、《关于禁止开除集体农庄庄员》、《关于集体农庄货币收入的分配》、《关于住在农村地区的工人、职员、农村教师、农艺师和其他非庄员的宅旁园地》等决议，在农业领域完善了集体农庄庄员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私人使用权，建立了适应农业发展状况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商业领域鼓励轻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工艺合作社对个体手工业者进行充分的原材料供给，并要求在商业活动中缔结规范的、可监督的合同。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工商农等领域通过并实施的一系列决议建立了国家计划与基层自治结合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实质性的劳动者民主至关重要，生产会议、工厂委员会、工艺合作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等劳动者直接民主机制的建立使劳动者在经济生活中享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同核算制度的约束结合，建立起了兼顾社会需要和经济效益的生产制度，使劳动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资本逐利的需要而进行劳动；关于经济生产的计划也并非由单一的中央计划机构进行，而是由基层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广泛参与，劣质、过时商品的淘汰能够及时有效地完成。“超前模式”的十几年堪称苏联经济最为健康的时期，现代俄罗斯经济学界和史学界同样对这一由约·维·斯大林建立的发展模式赞美有加。在赫鲁晓夫上台后，这些由斯大林建立的制度大多受到破坏，“新官上任”的新领导人们取消了经理基金，架空生产会议和工厂委员会，将斯大林时代受到制衡的一长制变为不受限制的一长制，在制度层面取消了对企业“追逐价格”的限制，而斯大林留下的宝贵遗产也随着不负责任、夸大其词的《秘密报告》被湮没在历史的河床，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掘……然而，无论如何，正如让·饶勒斯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从过往采集火种，而非余烬”。本文中对“超前模式”的回顾并非鼓吹全面“再斯大林化”，而是通过发掘被遮蔽的历史为我们前瞻未来的岁月提供教益。就计划经济问题本身而言，对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从已经相当程度上沦为文字游戏和政治投机的“过度规范分析”回到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具体到“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又一大迷思——通过“消除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增强经济计划性”就能够且才能够为新的社会主义经济通往共产主义经济铺就制度道路，作者个人认为这是一种轻率的傲慢与偏见，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想与建设是有害的。经济制度叙事的意识形态狂想在提到“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宏观概念时，我们往往会先入为主地形成某些特定的刻板印象，关于经济制度同政治制度的联系，刻板印象的泛滥同样格外严重。在潜意识中将经济生活的计划性同非计划成分的必要性对立起来，以及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分别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绑定的认知，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偏见。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性与非计划性问题而言，我们在前文已经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部分微观经济学理论模型进行了经济学理论层面的探讨，因此本节将把重点置于更为“形而上”的问题。在谈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时，许多人倾向于不加思考地忽略两种制度的“样板”以外所有的中间地带和过渡状态，将经济实践中的“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先验地对立起来，甚至将经济生活中的“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从而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狂想。这一狂想的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和新保守自由主义者对一切大规模干涉的“共产主义指控”、许多“共产主义者”对一切不同于其“计划经济梦想”的经济制度声嘶力竭的“斥责”和相当一部分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对“完全去干涉化、去监管化、去计划化的市场经济”莫名其妙的宗教式崇拜。关于一些自诩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对“计划经济”的相关问题如何抱有误解，我们谈得已经够多了，而经济制度论争中来自“舞台右侧”的意识形态狂想曲由这样一支蹩脚的“乐队”演奏着——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豢养的政客挥舞着指挥棒，“自由”媒体们照着漏洞百出的“主旋律”弹奏着“钢琴”，而早已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市民们混乱不堪地搬弄着各式各样的“管弦乐器”。这支“乐队”自从几十年前“意识形态圣战”的“决定性胜利”起就日夜不眠地鼓吹着“经济活动全面且完全去干涉化、去监管化、去计划化的正确性”，如果说它们以前的确成功地用这些陈词滥调堵住了劳动者的双耳，那么在这个帝国主义链条再度摇摇欲坠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劳动工农和知识分子选择不再忍受这场拙劣的“音乐会”，而是挥动双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探索新的出路了。当然，对自诩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关于“计划经济”，尤其是“全能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狂想，作者仍然要再次强调，忘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济与政治之间基本关系的原则性论述是可耻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构想必须建立在劳动者的经济民主这一基础之上，只有劳动者能够切实地在最基本、最基础的经济生产中掌握决定权，社会主义才能坚不可摧，而如果将一切希望建立在加强“全能主义”的行政强制上却忽视基本的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那么这样的制度难以被称为社会主义，也注定不会通往共产主义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作者附言正如目光洞穿了人类历史与未来的卡尔·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我无法对“大数据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这样的重大问题给出独断性的回答，也无法信心满满地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就勾勒出未来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但我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面貌必然在劳动工农埋葬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这一斗争的胜利中由工农阶级的双手刻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必将在工农阶级热火朝天的建设中由工农阶级的智慧建成，这一进程的完成既不会提前，也绝不会延后。愿这篇未必切中要害，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出自本人一己之见的文稿，能够为各位知友、各位同志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大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思考与探索提供些许助力。}

这个问题是伪问题，现实它已经存在，并且运行超过70多年，存在的东西还讨论可不可行，真的应证了社会制度是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的利益之争！
两三百年前的生产力建成计划经济（时间经济）都没有问题， 只是一国能否单独建成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问题，小国无法反体系。并且社会制度不是自然科学实验，自然科学人可以置身世外，相对较客观的评价，然而社会制度每个人就在其中，涉及每个人，每个阶层，每个阶级的利益，制度之争这是利益斗争。苏联计划经济（即马克思的所说的时间经济）的最根本逻辑核心与最大优势是“不为利润而生产”，即实社会生产非商品化),这与媒体和新古典宣传逻辑完全是两回事，媒体宣传成精确的集中控制的项目计划。而苏联计划经济(或者马克思时间经济)的逻辑,确是用有计划有比例的分配劳动时间（具体来说逐级分配预算)来取代卖钱或者说利润驱动生产决定社会成员收入,像现实中的义务教育就是最典型的计划经济,可没有说用什么计算机,因为义务教育是预算(有计划分配劳动时间),而不是市场的利润、卖钱在驱动这样的社会活动。苏联计划经济(马克思时间经济)的逻辑:正如个人自己给自己生产自己使用，成本标准上无需考虑赢利与否，成本标准上只会考虑自身的时间的节约与浪费，同时生产的目的是使用，而不是利润，同样如果社会像一个人使用自身的劳动时间使用社会的总劳动时间，那么任何社会组织成本标准上也无需考虑赢利，生产的目的不再是卖钱、利润，而是更少时间（预算)下的更大化生产、使用，当然这样就意味着货币的非商品化，不再是真正的货币，而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戏票”一样，由于社会成员收入、生产驱动与卖钱无关，这意味着卢布、东德马克、人民币兑现了产品无论是否形式上销毁，都等于实质上的兑现即销毁。同样真正的价格也被消灭，计划价格不再是真正的价格。真正的价格反映的是商品交换比例，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指望卖（交换）一个该死的好价格，赚钱获利，而由于社会生产及活动、社会成员收入与卖钱（交换）无关，那么计划价格就如个人自己给自己生产时的人与物关系（技术关系）上生产消耗，而不再是指望卖一个该死好价钱的价格（交换比例），社会成员的收入与卖钱根本就无关，只与时间（预算）节约与更大化使用（做更多事情）的劳动竞赛挂勾，从而计划价格不再是真正的价格。可见计划经济(时间经济)恰恰是为了消除异化,解放人性.
因而流行媒体所谓的计划经济是精确集中控制全社会的一切实行集中项目计划这是扯蛋，如果说市场经济中一切计划（项目计划）、社会活动比较、选择的核心是利润，的利润极致主义，并围绕利润进行竞争。
那么计划经济中一计划（项目计划）、社会活动比较、选择的核心就是更少时间下的更大化生产、使用的，物质极致主义，即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而计划经济没有市场那样的相互压榨的竞争，确有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它妈的"争")。因而流行媒体宣扬的计划经济追求高度的精确，不会超额完成计划，这是它妈的扯蛋。如现实中1935年 8月30日，顿巴斯“中央－伊尔明诺”煤矿采煤工Α.г.斯达汉诺夫（1906～1977）在一个工作班的时间内采煤120吨,超过完成计划13倍，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采煤的新纪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特点是在工人文化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改善劳动组织，革新工作方法，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中一切计划(项目计划)的选择都不是像市场那样针对利润,而是针对时间节约(预算节约)与更大化的生产使用。在这里电脑乌托邦的垃圾们脑子是有问题的，计算机、数学等只是帮助人们选择的工具，真正决策的不是机器，而是人！而合理性不是所谓的计算机做计划就客观，合理性是对相应对象的相应目的而言的，对象、目的不同就无所谓对所有目的而言的合理性。而千万年人类确定合理性最简单原则就是“比较”，而市场比较的核心就是针对利润，而计划经济比较核心确是针对时间节约与更大化的使用。因而电脑乌托邦们不明白，苏联（或者说马克思）的逻辑恰恰就是要消灭市场经济的这种合理性，把利润极致主义转化成物质使用与个人时间节约的极致主义。因而斯大林才会在《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中反复提到，计划经济的有计划有比例的分配社会劳动时间与五年计划这样的项目计划是两回事，计划经济不是集中控制的项目计划。
因而苏联计划经济又名“时间经济”，在这里苏联计划经济的这个“计划”不是指集中控制的“项目计划”，而是指有计划有比例的分配劳动时间（逐级分配预算）的这个计划，用预算驱动来取代市场的卖钱驱动社会活动。即马克思共产主义时间经济中提到的“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有本质区别。”现实中一切项目计划都是相应专业的基层人员或者技术工程人员提供的知识或者信息，在这里不是计算机在做这些项目计划，苏联计划经济（时间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市场是按利润原则来选择这些项目计划，而计划经济确是按预算（时间）节约与更大化的使用在选择这些项目计划。怎么进行选择，这就是斯大林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竞赛（不是它妈的“争”），如工人想要更高的计件工资或者职称，厂长想当局长，局长想当部长，部长想当中央委员就必须进行这种劳动竞赛，最典型的就是相应预算更高的使用产量，完成更多的项目，或者相应的项目、使用产量少使用预算（劳动时间配额）。在这里计划经济中“项目计划”，正是通过这种时间节约的劳动竞赛来“比较”选择，同时时间的节约使得社会反过来可以做更多的事，实现更项目计划，从而让更多人能给社会提供知识、信息。这样社会的知识信息就通过这种针对使用与时间节约的劳动竞赛比较，使得看似复杂的经济体系得到了最简单不过的传递。这里根本就不需要玩思维陷阱的垃圾们所谓的全能全知，只需要相应的环节的人依据利己原则会做“比较”就行。同样“计划价格（生产消耗）”就是通过这种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较出来的。计划价格是预算下达多少的核算依据之一，另两个重要预算下达依据是库存流量消耗和物质扩大再生产的比较。在每一个生产、管理周期社会逐级下相应的部门一级管一级的下拨预算，相应的部门通过预算，以虚拟资金的形式向统购统销的相应计委以计划价格的形式采购相应的机器、原料等。也就是说统购统销的“计委”只不过是防止商品生产出现的物资平衡机构，而非决策机构。没有“预算”计委根本不会调拨物资给这个部门。同时各部门使用的预算是一种虚拟资金，它是不能向消费的货币诸如：卢布、东德马克等贴现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商品生产和黑市。同时每一个决算周期，每个部门按物质平衡原则，预算清0。因而所谓计划经济是中央（部长会议）或者计委来决定一切，这是它妈的扯蛋，除了五年计划外，计委更多的是起一个防止商品生产的会计部的作用，在这里具体的社会活动，相应的部门都可以一定的预算列支，他们是以一定的预算在进行经济活动。——————————————————计划经济相对市场经济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市场经济（商品制度）根本就是时间奴隶制！正如：该死的商品化的医院要利润，生产药品的厂商要利润，生产药品机器原料的资本，出租厂房的资本，每一个环节都要利润，这要逼迫多数人用多少工作时间去交换，他们的自由时间将被窃取，同时政府的公共开支、福利、军备等又等于反过来要向资本的利润上税，使得社会的动员力、福利开支能力、军备开支能力也被窃取或者造成大量的财政赤字，随着资本的积累，一方面利润率不断的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公共开支的成本越来越高，导致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必然不断的延迟退休变向的工作到死！并且当生产的目的是卖钱、交换（利润）而言，那么成本标准，就不是人与物的关系（技术关系）上的生产要素消耗，而是人支配人权力关系上的交换比例。不是对外加重不等交换，就是对内加重不等交换。比如工人累死累活消耗多少劳动要素与企业的成本无关，花多少钱用多少钱代表的交换比例才是企业的实际成本标准，如该死的企业为提高利润率而采用的减员增效，就不是提高单位时间内最大化生产、使用的物质生产效率，而是提高剥削效率。即让余下的工人相应的工作时间给更低的工资，或者相应的工资干更长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让工人更长的工作时间不属于自身，不为自身服务，加重对工人工作时间的不等交换比例。同样机器、原料等资本品上的成本标准，也不是技术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上的磨损消耗，同样是花多少钱用多少钱代表的交换比例。在这里资本表现为一笔会计上对劳动力和资本品生产上的预付，目的是为了榨取多数人的剩余劳动，窃取多数人的自由时间。因而市场经济根本就是时间奴隶制。而企业根本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现实中很多针对计划经济的责难，根本就是思维陷阱，这样的针对计划经济玩的思维陷阱十分可笑。至于某些庸人认为的预测狗屁不通的需求，根本就是玩思维陷阱走火入魔！在这里难道因为古代人想不到互联网、手机、个人电脑，因为想不到就永不该出现（因为不知道这些信息，自然没有狗屁不通的需求）。并且婴儿生下来，什么食物有毒，没有毒，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天生全能全知，无所不能？在这里婴儿成年后的知识，都是父母、老师教授或者自身通过学习、社会实验知道。因而去统计、预测狗屁不通的需求，是一个扯蛋概念，真正有意义按库存流量消耗调整生产。真正有意义的是在于尽可能的让社会成员给社会提供知识、信息，以最小的时间尽可能的做更多的事情，这样每个人才可能获取最大化的物质使用和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谈得上“需求”和“浪费”，即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相应产品的库存流量消耗来调整生产，这才是有意义的，也仅在这里才谈得上有意义的需求，而不是把需求拿来玩思维陷阱。这样的人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人品有问题。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都是一样，都是按库存流量消耗来调整生产，只不过该死的市场经济是按利润率尽可能最大化的价格来消耗库存，而不是按使用与时间节约才消耗调整生产。并且按玩思维陷阱的庸人的逻辑，某个人某一时间不买内裤，其他人也学他脱了裤子放屁，都不买内裤，对于一定的时间，一定的人群而言，产品只是一个库存流量消耗。在这里不存在不停变化生产社会制度，如果是那样，那么今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那些仓库就没有必要存在。玩思维陷阱的白痴怎么不去告诉资本家们，给他们说针对计划经济玩思维陷阱，比他们赚钱逐利更重要，让他们炸掉所有的仓库，以使他们针对计划经济的思维陷阱成立。并且每个人工作找钱，不可像玩思维陷阱那样的瞬间即至。自己给自己生产，自己使用，就是最精确的，可个人自己给自己生产，也要浪费时间来进行生产，而不存在瞬间即至，唯一采取节约时间的方式，就是对某些可能用到的物资大量生产进行储备。在这里真正有意的是，按产品的折旧更新、运输、分派等时间来确定一次性的生产规模，正如折旧更新时间长的机器，一次大量的生产了库存，更节约时间，而日用消费品，按周、月来组合生产更合理。并且还可鼓励社会成员尽可能的给社会提供知识，如把食物等保鲜或者对诸不能长期保存的水果、蔬菜等进行深加工以减少浪费。而玩思维陷阱的庸人及爱钻思维陷阱牛角尖的电脑乌托邦的垃圾是不懂这些的。（当然不是说计算机信息技术无用，如果正确的应用在运筹学上，优化社会的生产物流，这将比以前节约一半上的时间也并非不可能，只是电脑乌托邦们不懂这些。）并且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制度，需要玩思维陷阱的垃圾们的狗屁不通的全能全知，需要的仅是人类一切社会都最通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则——那就是针对相应目的而言的“比较”，哪怕最饭桶的人只要构建起相应的目标规则，会“比较”就行。而该死的市场一切比较、选择都是针对可恶的利润，而非商品化的制度（计划经济）一切比较都是针对最小时间（预算）下的最大化使用。并且按玩思维陷的庸人的逻辑，工业生产周期能像证券市场那样随意的波动，工业社会不解体？某些人总以变化内来责难计划赶不上变化。是不是企业今天计划生产飞机，明天行业变了，就是大炮，再后就是汽车？工业设备瞬间折旧？工员瞬间开除重新雇佣？如何保证现实市场经济中企业不按价格波动，而对项目追加预算以维持项目，而是让项目像证券市场那样波动，让工业社会解体，这样以满足针对计划经济的思维陷阱成立。并且现实中那些资本家可以按思维陷阱的垃圾们认为的那样随时违约，因为所谓的变化就不执行合同了？？？？？？？？？？？不支付违约金？？？？？？不过现实中那些资本家、包工头到是经常拖欠工人的工资而跑人，这到是市场经济灵活的有力证据。——————另外说一点，计划经济真真正正要防的问题是商品化改革，引发的官倒、黑市，真正的所谓短缺并不是物资生产不足，而是黑市再多物资都能给你吞得进去。}

能不能可行得看具体的当下的实际情况和大数据投喂情况！我个人感觉大概率不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可以为计划经济提供更多信息和工具，但他们并不能让计划经济变得可行计划经济通常指的是由中央机构或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涉及资源分配、生产和价格决策等等。计划经济的核心挑战在于集中决策和资源配置的复杂性，以及对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的能力。尽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收集、分析和处理大量的经济数据，提供更准确的预测和决策支持，但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仍然存在。比如信息不完全性，即使有大量的数据和智能算法，也很难获取完整、准确的信息，尤其是涉及分散的经济参与者和市场反应的情况下。还有就是知识和创新的限制 计划经济通常难以捕捉到个体企业和市场参与者的创新和知识（抑制限制），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并非计划经济能够实现的。另外复杂性和协调的问题 在大规模经济系统中，协调和管理资源分配变得异常复杂。计划经济需要大量的计算和决策来应对各种变化，而这可能超出当前技术的能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进步虽然可以提供更好的工具和信息，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市场经济仍然被认为是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经济体制，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和推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