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白银紧缺为什么会引发经济危机会引发战争吗?

大明王朝的倾覆,不仅仅是农民起义和满清入关,最深层原因,其实还是经济问题。

那是明朝统治者搞经济不行吗?

还真不是,明末的社会经济崩塌,其实更多是外部原因,在当时的技术手段限制下,明朝统治者哪怕是一代英主再世也无力挽回。

下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深入分析明朝灭亡的原因。

15世纪,欧洲开始大航海时代。

16世纪,欧洲的西班牙人已经征服了中南美洲,而葡萄牙人控制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东南亚的贸易航线。

世界已经初步被欧洲人的贸易网络连接起来。

虽然明朝没有主动参与其中,但作为当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被动纳入了世界贸易中。

在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人在南美发现了巨大的银矿山,并且发明了用水银提纯银矿石的技术,使得白银产量大增。

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占领了菲律宾,并以马尼拉为基地,发展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

一边有了银子,一边又有对中国贸易的基地,就等着中国打开国门了。

我们知道,明朝很长时间里,都是实行海禁的。

但这个时候,随着倭寇的基本肃清和财政吃紧,开放海洋贸易就没什么阻力了。

1566年登基的隆庆皇帝,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的父亲,在上台一年后解除之前的海禁政策,开放外贸。

日本这边呢,在1570年也开放了长崎港,吸引了来自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商人。

一时间,整个东亚海域贸易繁荣,商船络绎不绝。

这就形成了一条国际贸易链:

欧洲人在南美搞到了大量白银,这些白银又通过菲律宾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另一条路线哗啦啦地流入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特产。

另外,欧洲人的到来也带动了盛产白银的日本开放对外贸易。

据统计,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从美洲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

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也有一半之多流入中国。

这点在之前的文章《 》里有详细介绍。

这么多白银的流入,带来的不光是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这样的好事,它也使明帝国的财政和经济越来越依赖境外的白银输入。

其实中国是缺金少银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王朝一直用铜来做为主要货币,秦汉时期的什么一掷千金,这里的金其实就是黄铜,并不是真正的黄金。

一方面明朝不产白银,另一方面白银又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流通货币。

这搁在现代化国家来说,那就是铸币权不在政府手里,经济兴衰被人卡脖子了。

如果白银一旦无法像之前那样流入,那明朝就会无钱可用,那社会经济就是发生通货紧缩,进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果不其然,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16世纪,欧洲还发生着一件大事,就是宗教改革。

围绕着新教与旧教的对立,欧洲各国也分裂成两大阵营,这其中就掺杂了各国之间的权力之争。

比如,荷兰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英国海盗劫掠西班牙商船,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英格兰并且被打败,等等,这些背后都有宗教矛盾方面的原因。

这些事件都让西班牙大受打击。

在1618年,欧洲爆发了新教和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欧洲很多国家都被卷进去,足足打了30年,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三十年战争”。

西班牙国王历来以天主教守护者自居,所以西班牙在战争中是旧教阵营的主力之一。

这场战争对西班牙造成很大影响,经济和海外殖民地的治安都大大下降,对中国的贸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1634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宣布,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出口。

1639年,马尼拉出现排华事件,许多中国商人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屠杀。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从印度果阿到澳门,再从澳门到广州的白银运输通道被切断。

简单地说,西班牙的衰败,让南美的白银无法继续流入中国。

上面提到了,日本也产白银,也是流入中国的,那日本方面怎么样呢?

在17世纪初,德川家康结束了日本战国的战乱,建立江户幕府,由于不用打仗了,对进口军需物资的需求下降,日本的对外贸易也缩水了。

后来,因为担心西方人带来的天主教,德川幕府索性颁布锁国令,严格限制外贸。

就这样,美洲和日本两条通向中国的白银通道,都在17世纪收紧,最终基本断绝,导致明朝的白银进口量大幅度跌落。

下面我们来说说,白银输入减少是怎么引发明朝的危机的。

明代的官员俸禄,是从实物化向货币化演变。

一开始朱元璋时代,官员开支直接发粮食,多大的官领多少粮,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改用纸币,后来改成用布帛,再后来改用白银。

虽然从以物易物到货币化,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当时的人还不懂得通货膨胀的原理,粮食、布匹这些生活必需品,它们的价格从长期来看是上涨的,但是明朝的薪俸没有随之调节。

换句话说,物价在涨,工资没涨。

明代后期大量流入的美洲和日本白银,快速推高了物价。

史学家的研究证明,从1632年到1639年,松江地区的米价上涨了2倍以上;在浙江北部,米价更是翻了4番。

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入又忽然锐减,这就等于说,物价已经涨上去了,生活成本全面提高了,而这个时候你的资金链断了,这还怎么活呢?

如果搁现在,可以搞积极的货币政策,通过印钱来抵御通货紧缩,但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接着,经济上的问题,很快又转化成了政治问题。

薪俸不足以维持官员的正常开销,怎么办?

结果只能是,官员要么权力寻租,贪污腐化,要么懒政怠政不作为,这样一来,官场的风气和效率都全面下降。

而中央财政也同样如此,已经高度依赖的境外白银断流了,而明朝庞大的政府机构、军队、宦官等服务人员,还有遍及全国的皇族,这都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朝廷无力支付,只能想办法节流,裁撤一些部门。

其中就包括邮政系统的缩编,一批邮政系统的从业者下岗,而这其中就包括李自成。

这种局面在明朝后期一直在恶化,到崇祯17年,明朝危亡前夕,太仓只有区区4200两白银,守北京的官军一年领不到饷银,可以说穷到了极点,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也都差到了极点。

你可以会说,以前没白银的时候,古代王朝也活得好好的啊,没货币,大不了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咯,生活是难过了点,起码死不了吧。

明朝末年是祸不单行啊,通货紧缩带来经济危机已经让明朝头疼的了,天灾又来了。

现代的气象学研究表明,在1615年到1675年这段时间,全球气温下降了2到3摄氏度。

别小看这点降温,这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北方的农作物生长,比往年短了两周左右。

同时,水旱灾害频发,人口大量死亡,而当时的卫生条件下,这又导致了瘟疫。

从1626年至1640年,明帝国发生了连续性的自然灾害和瘟疫,人口大量减少。

而这个现象,不只是明朝,当时的欧洲和印度也有发生。

在同时期稍后,1645年到1715年间,出现了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地球表面温度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

这段时间在欧洲被称为“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因为它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位的时间基本重合。

而明朝遭遇的天灾,可能就是路易十四小冰河时代的前奏。

这种极端的气候条件,加剧了欧洲和中国的政局动荡,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来看都很糟糕,身陷其中的明朝,终于没能幸免。

我们知道,导致明朝灭亡的,除了李自成的起义军,还有东北的女真人。

为什么女真人就没遭到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天灾呢?

都是地球人,凭什么你没事?

这就有了一个很有趣的悖论。

明朝遭遇经济危机,那是因为它已经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份子,有超前的货币化薪酬制度。

而这种先进、超前,决定了明朝对全球经贸体系的高度依赖。

所以一旦世界动荡,明朝不可能独善其身,这就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要和美国有贸易关系的,或多或少都有影响,严重的,政府还破产了。

而女真部落呢?别说全球贸易体系,他们连货币化还没实现呢。

努尔哈赤崛起之前,女真部族的经济来源是用人参、貂皮之类的土产,换取明朝的铁器等物品,这种非常初级的经济,跟全球经贸体系和结算体系不沾边,所以受的影响就小。

而小冰河期气候,虽然也对东北的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影响,但农作物不是女真人的主要食物来源。

他们还有畜牧、渔猎、采摘,受的影响相对也小。

至于瘟疫,人口少、居住分散、还有东北地区的严寒气候都有利于阻止了瘟疫的扩散。

你看,这就是落后原始的经济体,打败先进发达的经济体。

本来已经内外交困的明朝,如果统治阶级团结一心,或许还能撑会,撑到国际局势好转和小冰河期过去,那也能重振大明雄风。

但好死不死,明朝还陷入了无休止的党争。

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党”,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完全是两回事。

他们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纪律,而更像是一种因为政见、利益、派系相近,甚至因为籍贯,而结合在一起的同气相求。

说白了,是帮亲不帮理的。

这种党争多数时候起到的,不是现代政治中不同政党相互制衡监督的作用,而更多时候是一种无谓的意气之争,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内耗。

明末的党争起源于17世纪初期。

1604年,江南著名学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曾经的讲学旧址上修复了东林书院,这就是东林党人的起源。

东林党人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开放地方政权、革新吏治。

在经济上,东林党人提出惠商恤民、反对矿税等主张。

从今天的角度看,东林党人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所以有的学者将东林党称为“明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是历史证明,东林党人在政治上是很失败的。

东林党人进入朝堂是在万历后期,很快,到了天启年间,东林党主要的对手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

阉党勾结权贵,党同伐异,同时实行矿税等苛捐杂税。

天启年间,魏忠贤得势,残酷迫害东林党人,东林书院都被拆了,但是东林党人的主张和他们的遭遇,感染了更多江苏、安徽的士大夫和底层文人。

1624年,江南几个大社团合并,成立了应社,以张溥、周钟为首。后来,应社又改名为复社。

此后,复社成为明末江南士大夫的核心团体,人称“小东林”,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长达半个世纪。

1627年崇祯皇帝登基,很快办了魏忠贤,阉党垮台。

本来崇祯在即位之初还是很有抱负的,认为天下弊病的根源就是阉党,清除了魏忠贤,再重用跟阉党敌对的东林党之类的清流,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然而跟复社成员的接触让他发现,这伙人既难驾驭,又不像想象得那样纯洁无私,也会为自己谋求利益,同样的靠不住。

于是1634 年以后,崇祯用人就不再考虑是哪帮哪派,而是希望通过不断换人来防止朋党做大。

崇祯朝17年入阁的多达50人,其中还有4人被处死,这么频繁的换人,政策的连贯性就无从谈起了。

而内阁官员,今天还是高官,明天可能就被拿下,甚至被杀,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也没有谁愿意实心做事,都是混日子。

于是,朝廷陷入了分裂和极度低效运转中。

这样的局面虽然不能要东林党和复社来负全责,但他们一切以党派出发的思维方式,确实是起了负面作用。

这也消解了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性,导致他们在后世也有很大的争议。

朝廷分裂对国事的延误,在两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第一件事是,1641年,崇祯终于认识到不能对清兵、起义军两线作战,于是,悄悄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接触,但他本人不愿对是战是和在朝堂上公开讨论。

结果,陈新甲泄露了机密,闹出轩然大波。

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陈新甲也被处决了,其实他是为崇祯背了锅。

而从此,清再没有给明提供议和的机会。

第二件事,是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本想南迁,在南京建立临时中央重组军队,延续明朝国祚。

1644年3月6日,他暗示翰林学士李明睿等人提议皇帝南迁,太子留守京师,结果北方籍大臣留恋北方家产,同时担心到了南京,自己的权势会被南方人夺取,因此激烈反对,南迁之议作废。

4月初,崇祯再次就南迁廷议,这次大臣们提出太子南迁,皇帝与北方籍大臣留守。

崇祯当然不愿意留下,因为一旦北京城被破,他没能跑掉,那就算能保住性命,势必皇位也会被太子取代。

崇祯当然不能同意让太子南迁,但又不能明说,于是干脆整个把南迁的策略给否了,还批评提议者说:“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

你们想让我抱头鼠窜没面子吗?

皇上口风突变,谁还敢再说南迁呢?

结果,崇祯没走成,太子也没走成。

崇祯和皇室成员身死国破不说,还导致后来的南明政权为谁是正统继承者相互猜忌大打出手,无法合力抗清。

崇祯死后,党争的贻害还波及了南明政权。

南明政权选出一个无能的福王朱由崧来继承帝位,史可法等人被排挤。

这就是党争的余波,而这也给了清军征服南京的好机会。

由于党争,明朝的残余力量没法达成合作共同面对强敌,终于,像历史上的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一隅的机会也没了。

福王政权覆灭后,鲁王、唐王、桂王等几个称帝的明朝宗室也被清朝逐一剿灭。

可以说,直到明朝彻底灭亡,党争才算落幕。

我们看古装片,都把东林党描绘成好人,阉党是坏人。

其实东林党真不是什么好鸟。

党争的问题,是以朋党利益和个人名誉为第一追求,无视或者看不到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

在手段上,把政治层面的问题跟道德问题混为一谈,从道德角度指责对手,谁占有道德制高点谁就嗓门大,往往造成因人废言。

让一些听起来很崇高但没有可行性的、情绪化的主张占上风,而一些务实的意见没人敢表露,或者一露头就被喷死。

比如前面说的议和、迁都,明明都是务实可行的策略,但是一跟道德挂上钩,谁提议和谁就是汉奸,谁提迁都谁就是胆小鬼,这就是典型的党争思维和语境。

这种环境下,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利国利民的真知灼见被提出来了,大家只能比着表姿态。

而在国家风雨飘摇的时候,你还摆个道德姿态,管什么用呢?

为了国事,崇祯曾经向当时最有的大儒刘宗周问计国策。

结果刘宗周还是那一套——“文人不贪财,军人不怕死,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国家自然就好了”。

现在打仗呢?国家乱成一团,你扯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

崇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重用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

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

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

崇祯每一条路,都被这些文臣堵死,你说惨不惨。

最后逼死大明的,当然就是战争了。

战争是金钱粉碎机,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和天灾的明朝,本来就揭不开锅了,还要对付起义军和关外的后金。

怎么办?只能提高税负填补军饷。

明末有著名的三饷,即辽饷、剿饷与练饷。

辽饷加派是为后金入侵,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而起。

剿饷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

练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所用。

朝廷没钱,老百姓也没钱啊。

税负越重,老百姓越活不下去,那造反的人就越多,朝廷就需要更多钱去镇压,你去镇压吧,那税负就又得加重......

明朝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中,怎么也逃不出来。

明朝的倾覆,其实有国际因素,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深入,明朝也加入了这个国际贸易体系中。

国际贸易造就了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大繁荣,但这样的经济基础其实非常脆弱,因为铸币权不在自己手里。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白银输入急剧减少,明朝爆发了通货紧缩式的经济危机。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朝又迎来小冰河期,农作物收成受到影响,加上瘟疫蔓延,真的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起义军遍地和后金的崛起,给了明朝很大的军事压力,为此增加税负筹集军饷。

但老百姓也没钱啊,造反的百姓就更多了。

朝堂上也是党争不断,一群只会扯道德大旗的百官们,为了个人利益,斗得你死我活,宁可让国破家亡,也要把政敌整死。

经济危机、天灾、党争、战事,四大祸事一起来,大明想不亡都难啊。

我们都知道,接管大明江山的,是满清。

那为什么不是已经攻入北京、坐上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呢?

论兵力,李自成比满清多。

论出身,虽然李自成不是贵族,但好歹也是汉人,而且民间声望极好,“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的口号是响当当的。

下一篇,我们来说说,满清为什么能接下朱家留下的汉人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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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水浒英雄或者侠客经常甩一枚银锭去购买商品。但是实际上,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的广泛使用从元代才开始——原因是中国本土并不盛产“银”这一贵金属。在宋朝,货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硬币,有铜钱、铁钱等,第二类是纸币,有交子、钱引、会子、交子等。

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世界货币”给中国本土带来了一定冲击。因为蒙古的贵族们从世界各地囤积了大量黄金白银,这些贵金属适合作为世界通用货币,而为了方便流通,元朝官员制定了以白银为本位储备的纸钞机制,理论上可以通过中统钞来兑换白银,从而保证纸钞的等价性。

朱元璋作为一个经济学基础不佳的草根皇帝,对元朝的货币政策效仿但只学到了皮毛。他也发行了“宝钞”,但是并没有金银和丝绸作为价值储备本位,导致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人们只能用金银兑换纸钞,却无法反过来兑换。而当财政遇到经济危机时,政府通过无限印钞来解决——1429 年,每贯宝钞按照官方定价可以当钱 10 文,当银0.01两;但是到 了 1452 年,每贯宝钞当钱只有两文,当银则只能到0.002两。此时的宝钞由发行时对白银比价的 1: 1 下跌到 1: 500,宝钞在经济活动中如同废纸一般。

货币的无限超发自然带给民间带来巨大的痛苦,智慧的中国人民也找到了替代之法——老百姓无视1394年朝廷颁布的禁银和禁铜令,实际上民间形成了银+铜的双币本位:白银因其稀有,在民间作为大宗商品交易被使用,例如洪武末年杭州的丝布商户,均使用白银作为贸易结算货币;铜钱则因为相对白银流通量巨大,容易私造,被广泛的使用在零售业和小额支付中。

一方面是政府货币政策的失灵导致法币无人使用,另一方面是民间自发使用白银和铜钱导致实际上白银已经成为了法币主币。因此在1436 年,英宗面对宝钞滞行状况下令“弛用银之禁”,结果是“朝野率皆用银”。1567 年,明穆宗颁下皇令要求在进行货物买卖时,“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而“一钱以下止许用钱”。这条法令,意味着白银的使用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明确肯定和确立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明朝的海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贩不断从美洲运送白银到中国换取瓷器、丝绸、黄金,再返航到欧洲进行套利销售。这给中国境内注入了大量的白银流通量,给白银作为民间主流货币带来了绝佳助攻。1545年和1548年,秘鲁Potosi和墨西哥Zacatecas两个大银矿被相继发现、挖矿和大量向外输出,而南美的殖民主西班牙则因此占有世界贵金属挖矿量的83%,在万历25年(1597年),从美洲运往明朝的白银高达300吨。这在史料中记载颇多,W. L.舒尔茨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

在供给充足的情况下,白银暂时在中国失去了产量极少的硬伤,自身优势开始发挥:

  • 白银体积小耐腐蚀,更容易保存。而粮食,铜,绣钞均会腐朽烂掉

  • 白银因为总量有限,因此单位价值比宝钞和铜钱高

  • 白银易于分割,既可以制造成银锭进行大额结算,也可以拆成小份用于零售支付

当西方世界经济足够景气时(地理大发现阶段的“牛市”),白银对中国市场的供给充足导致了优秀的储值货币与优秀的零售业货币作为双币被广泛使用。即白银和铜钱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经济学中的“互补品”,铜钱实际上成为了白银本位(并不稳定)的支付辅币。

  • 银主要用于批发市场以及充当大宗交易的媒介(贿赂,大宗商品交易和交割)

  • 铜钱则多用于零售市场和日常工资结算

明朝政府对白银从严禁使用到定为官方法币

糟糕的纸钞货币政策和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明朝民间和官方都最终将白银作为官方贸易货币结算单位。从明初到万历年间这150多年的“金融科技革命”,让政府开始蠢蠢欲动。当金融创新具备套利性时,监管开始出手,企图将套利机会被中央政府抹平。

如果你穿越到了明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负担十分之重:最基本的税收组成是两种,一是土地税,按照你持有的土地产出缴纳税务,如土地上生长的是稻米,则每年缴纳一定量的稻米;二是徭役,即作为公民个体需要缴纳的贡献付,但实际上徭役的主观性和随机性更强,很难准确判断每个公民的产出应缴纳多少税务,并且在该缴税的时候能够“抓到”税基。

然而因为明朝的税务科技并不发达,导致政府无法准确收缴法律约定的税务。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无法准确获知土地产出,即每户农民每年具体产出多少粮食,从而存在民间的藏匿空间,最终导致政府税收只能规定最低缴纳税务:每亩土地应缴纳N石粮食,无论丰收或灾荒。另一方面是因为明朝税收的单位是白银+实物税的混合体系,导致只能通过财务革新来提高白银税的比例。

张居正在万历年间上台后,逐步推行税务改革:“一条鞭法”,企图将土地税和徭役合二为一,并且“摊丁入亩”,将徭役分摊到每一亩田地中,并且把实物税折算成白银,促使白银货币化终于完成。中国的田赋制度至此由实物税阶段进入了货币税阶段。

一条鞭法提高了国家税收体系的效率,节约了征税的成本,增加了财政收入,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万历六年的明朝财政收入3509800余两白银,支出3808400余两白银,共计亏空328600余两白银。而到了万历十二年十二月,从户部尚书王遴的报告“皇上御极十三年,太仓粟可支七年,银亦可支二年”,可以看出一条鞭法的颁行的确给明王朝的财政状况带来了转机。同时,实行计亩征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均赋税和徭役作用,也因此明朝国库以白银作为收入储备,自然白银成为了官方法币。

明朝的消亡:白银供给减少导致经济危机

当白银成为政府储备货币后,弊端显现。当白银与铜钱的汇率产生巨大变化时,会对民生带来极大的动荡影响,从而最终加速了明末经济危机和明朝消亡。

明朝从嘉靖年间官方正式规定了白银和铜钱的兑换比率,之后白银和铜钱一直有官方的兑换比率。但是明朝民间老百姓日常使用铜钱,而纳税时使用白银,不同地区的白银铸造和运输成本不同,自然导致白银与铜钱的官方汇率持续滞后于场外汇率的变化。

上文已经概述,中国本土银产量不多,因此白银供给基本受世界白银产量和其他主要西方国家经济景气的影响,尤其是在一条鞭法施行后,白银成为明政府的官方储备货币:

  • 当海外白银净流入时,白银贬值和铜钱升值,明朝政府通过税收囤积的是白银,而且白银贬值的速度比政府加税的速度更快,实际造成了“减税”效果,政府被动实现了刺激性货币政策

  • 一旦本土白银流通量减少(如因为闭关锁国、海外经济危机、海外白银产量减少、其他国家白银需求增加等原因),明朝经济就会陷入货币紧缩导致的经济萧条,白银升值和铜钱贬值——这会导致连锁反应。

  1. 当白银通缩时,政府依然收取白银,老百姓每年能通过粮食兑换成白银变少,税负实际增加。

  2. 但是有能力囤积白银的白银Holder们,多是土豪士绅及政府官员,疯狂囤积白银导致实际流通量减少,而政府无法检测并且无法通过税收完成经济调控。这导致社会财富马太效应加强,底层生活困难加剧 。

  3. 基于1和2,百姓由于抗风险资产大大减少,导致天灾人祸容易直接让经济危机变成社会危机,农民起义变多,破坏明朝农业社会的根基。

万历之后的崇祯皇帝很不幸遇到了这个情况。在明政府无白银铸币权的情况下,白银货币供给减少会导致恶性通货紧缩,由上述123条逻辑层层传导,最终百姓只能揭竿而起。当然后续的清政府遇到了相反的问题:白银因为鸦片战争持续输出,导致白银在中国境内升值,但实际上国际上白银贬值,巨大利差导致国内购买力恶性变弱,从而积贫积弱,只能任人宰割。

  • 比特币像黄金和白银一样稀缺

  • 易于贮藏,甚至随着时间几乎0折损。因为账本分布式会导致BTC“永久存在”

stock-to-flow模是是用来衡量稀缺性的指标,它通过将稀缺物品的存量跟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增量进行对比,S2F 越高,说明新增越慢,物品越稀缺。对于普通商品来说,要得到较高的 S2F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有人囤积它们,价格就会上升,导致产量上升,价格再次下跌。很难逃离这个陷阱。

而因为供应是固定的。新币只通过新区块产生。当矿工发现能满足有效区块所需要 PoW 哈希时,大约每 10 分钟产生一个新区块。因此BTC逃离了S2F陷阱,与黄金白银一样具备通过S2F建立价格模的可能性。最终PlanB生成了下面这张知名的图:

当BTC holder对着这张图充值信仰的同时,我希望通过明朝白银的故事,做一场“警世通言”:

  • 比特币的10年价值发现,与白银替代纸钞和铜钱一样,属于自下而上的金融革新

  • 当比特币足够广泛使用后,会在一些国家民间事实上与法币组成“复币种”效果。即比特币(白银)是货币储备,法币(铜钱)作为支付工具

  • 当趋势不可阻挡时,一些政府会接受金融革新,并基于新币基开始税务整顿

  • 在税务整顿初期,民生经济将获得极大提升,经济繁荣

  • 但因为区块链无法更改的供给减少、BTC藏匿性极强导致的“藏富于民”、S2F效应导致的价格飙升等因素组合在一起时,已经成为“官银”的BTC(大前提)可能会诱导像明末经济危机一样的社会危机

然而我们即使看到了几十年跨度的故事,遗憾的是我们也并不能对此做什么准备,毕竟趋势一旦发生任何人就很难螳臂当车,只能接受历史的车轮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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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万历三大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说起“万历三大征”,主要指的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大明王朝针对西北、西南边疆地区,以及朝鲜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这三场战斗,可以说,在整个大明王朝,以及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这三场战役的打响,让中华的疆土得以保全,让大明王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地位得以保全,使其在这一区域内的主导优势进一步巩固,所以,堪称是:“明朝军事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三次征战的具体情况。

  说到“万历三大征”发生的时间,主要是从1573年到1620年。其中,宁夏之役从1592年的二月一直持续到同年的九月,在这场战争中李成梁的大儿子李如松平定了蒙古的叛乱;朝鲜之役包括两次冲突,第一次冲突从1592年到1593年,第二次冲突是从1597年延续到1598年;播州之役是从1599年到1600年。

  那么,三大征发生的经过如何呢?

  宁夏作为明朝重要的边陲重镇,主要的防御对象是境外的蒙古族人。由于,蒙古族拜的叛乱,促使了该次战役的爆发。这次战争整整持续了七个月之久,历时半年。最后,李如松攻破大城,拜大军被围剿,叛军首领或是自杀,或是被擒,这场叛乱才得以平息。

  这次战役,主要以日本入侵朝鲜为开端。日本以对马为突破口,先是攻占了朝鲜的釜山,再横渡临津江,直逼朝鲜的王京,也就是现在的首尔。由于,朝鲜当时的政权昏庸无能,抗敌不力,面对日方的进攻更是无力抵抗,很快就败下阵来。明朝廷得知朝鲜战败之后,便派兵相助。

  之后,明朝廷一出手就获得了平壤大捷,但是,在碧蹄馆因为轻敌中了日军的埋伏伤亡惨重,连领军的李如松都差点丢了性命。后来,由于日军后续战斗补给不足,粮食短缺,战斗力逐渐下降。特别是在丰臣秀吉死后,日军更是无心恋战,草草撤兵,使此次战役以日军战败告终。

  播州被四川、贵州、湖北三地围住,地势险要,山川林立,地域广袤。作为播州宣慰司使的杨应龙气焰嚣张,在当地作威作福,贻害地方。刚开始,明朝廷对杨应龙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并没有严格制止,使得他的嚣张气焰得到了助长。后来,杨应龙将苗兵引入到了四川、贵州和湖广各地。

  这支苗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当地百姓危害极大。因此,明朝廷才派人前去镇压,将杨应龙及其势力彻底瓦解。

  这三次如此大规模的战斗,对明朝廷的国力有哪些影响呢?

  虽然,这三次战斗都以明朝廷胜利告终,但后世之人却将这三次战役看成是“明朝廷最后的疯狂行为”。之所以这么说,是这三场战役,虽然,让明朝廷扬眉吐气,在敌方面前赚足了面子,但是,却花费了明朝廷非常巨额的财政,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关于各大战役具体花费了多少钱,在《明史》中有所记载:宁夏之役前后一共动用了二百万银两;朝鲜之役,前前后后耗时八年,一共花了七百多万两白银;播州之役大概花费了二三百万。可见,连年的征战,消耗了明朝廷太多的国力,巨额的军备开支,让明廷的国库越来越吃不消,使国库陷入崩溃状态。

  那么,后世对“万历三大征”有何评价?

  三大征作为明朝廷著名的三次战争,其对明朝以及整个中国的影响都非常深远。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是社会稳定、国家安宁。但是,在面对内部叛乱,以及外敌侵扰时,只要是正常的政权都必须出击,给予还手,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力量。

  此外,在这三大征中,宁夏和播州之役都是因为内乱爆发的。所以,两次战役的胜利,为明朝的统治肃清了“内鬼”,让其政权得以稳固。而朝鲜之役,主要是帮助邻国朝鲜,抵抗日本的侵害。这个看似是帮人的举动,实际上是在帮自己。

  因为,通过这次战役,不仅将日本侵略亚洲的美梦粉碎了,还让中朝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保障了国内边境的安全。

  其实,战争就如同一把双刃剑,万历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其对明朝国力、财力、兵力等多方面的巨大消耗却是有目共睹的。大量白银用于战争,使明朝廷国库异常空虚甚至崩溃,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危机。所以,虽然万历三大征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从一个国家长远发展来看,却是失败的。

  而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明朝廷在发动战争之前,并没有做好合理的战略计划,使得很多军备支出一再超标,没能合理利用战争资金。由此可见,制定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可行的战略规划,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并且,这个“三大征”也是万历当政的48年中,唯一可圈可点的政绩,这之后万历就隐居深宫倦理朝政,可以说,他硬是做了二十多年的“隐居皇帝”。

  【《万历三大征考》、《万历武功录》、《明史·列传第二百十·外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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