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阳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墟的发现，曾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也被认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并且使中国与以纸草、泥板、石板为文字载体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并列为世界文明古国。那么，甲骨文真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
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从考古资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
在中国山东省昌乐县发现的一种神秘骨刻图案引起考古界的关注，经过有关专家研究表明.这种文字可能要比殷墟甲骨文早1000年左右。虽然目前尚不能破译昌乐骨刻文，但这足以证明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作为文明标志的文字，把现有认知的中华民族文字史提早了1000年左右，对于中国文明史有重大意义。同时，昌乐骨刻文将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形式之一。所以说，甲骨文只能说是我国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不能说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古来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创造者传说是黄帝的史官仓颉。

这在古籍上多次提到，在汉代淮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一书中说：

尔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也说：

“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是也。”

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更明确地写道：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书”是书写， “契”是契刻，均指文字而言。这就是说，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受到启迪，才发明和创造了文字。

由于刘安、司马迁、许慎等人都是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的著作有极大的学术和思想价值，特别是许慎，又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有系统地研究中国文字的专家，所以书中的一些话常为后人所信。这样，影响所及， “仓颉发明和创造文字”之说就渐渐地传开了，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人们一提到文字，总是会想起仓颉来的。

可以说，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仓颉成了我国文字的始祖。为了纪念他，据说奴隶社会就有人在他创造文字的陕西省长安县昌里村为他造了“仓颉造字台”，清代嘉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还亲书这五个字立石碑道旁。

还有一些学堂，往往设有他的牌位，初入学的学生，入学时，先要对着牌位磕头，然后才启蒙识字。现在社会自然不用这一套了，但仓颉与文字的关系，却并未到此中断。现代一些记录文中虽然没有肯定他是文字的发明和创始人，可是根据《荀子·解蔽》篇所说：

“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者壹也”

的无根无由的话，还是作了“可能只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的释义，仍旧把仓颉和文字拉上了关系。

除了仓颉外，还有传说中的神农氏作穗书，黄帝作云书，祝诵作古文，少吴作鸾风书，曹阳氏作蝌蚪文，曹辛氏作仙人书，帝尧作龟书，大禹铸九鼎而作钟鼎文，等等，不一而足，也全是说的文字的创造。

上面说的一些人，均为上古时期神话或传说中的人物，虽然神话是历史的影子，但毕竟不能与历史等同起来看，因为历史上有无这些人，一直是在争论不休的，信者说其有，不信者说其无，尤其是仓颉，人们考证、研究了二千多年，也仍然是各说各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唯其如此，这些人与文字的创造究有多少关系，人们也就只能抱多自阙疑的态度了。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上每一进步的变动，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文字从无到有也绝不会例外。这一点，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就已经指出来了：

“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

这就是说，文字非一时所创，而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和发展过程，并且得到人类的公认以后才形成的，完全是人类智慧的产物，绝对不可能靠一人或几人就能创造而成的。

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字，主要是进行生产时必须交流思想。起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语言。但是语言本身有很大的缺陷，它无法保存，不能传得久远。为了克服这个缺陷，远古人曾经想过各种方法，如刻木，结绳等。所谓刻木，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记号；所谓结绳，就是在绳上打结子，以此留下语言的印记，向其他人传达他的思想。但这不过是最初的语言符号，区限性很大。所以，它终究不能长期地流传下来。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可见文字是在继结绳而后出现的。

那么，具体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很难回答清楚。

现在我们只知道，曾有人根据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研究，发现了在这些陶器上的一些刻划符号，笔划简单，形体规则，距今大约六千年左右。稍晚于此，在山东章丘县出土的黑陶上，也发现有刻划符号，但为数不多，距今约四千来年。这些刻划符号，有人推断可能就是中国最早期的原始文字，可惜人们无法辨识，有人虽然作过某些猜测，但意义至今也不为人所知。唯其如此，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些刻划不过是生产者刻上去的一种记号而已，与文字是毫无关系的。

但是，使人不解的是，刻划符号既然不是文字，为什么其中有一些与现存的三千年前的商代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竟有明显的类同之处呢?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人们怀疑：中国文字有否可能多先是从刻划来的?或者刻划符号、甲骨文、金文有否可能最早属于同一系统?

对于这一问题，有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有的人则持否定的态度。这当然值得人们注意并加以讨沦。但是，从中国文字发展史来考察，刻划符号没有成为中国文字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它象夏夜天空的彗星，带着耀眼的亮光一掠而过，最终成为人们所追念的东西。

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甲骨文。

所谓甲骨，甲即龟甲，骨即兽骨，刻在上面的文字就叫“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

商代是一个奴隶社会，奴隶主非常迷信，他们相信天命，每逢祭祀、征战、田猎、风雨晦冥、疾痛、年景的丰欠、时日的吉凶、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占卜以请命“上天”，并将占卜结果刻在甲骨上，当作档案一样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验。这样，甲骨文就随着人世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而流落到了地下。

在甲骨文发现前，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一向是不甚清楚和明确的，自甲骨文发现后，才有了研究中国早期文字的实物资料，因此，甲骨文的发现实为中国文字史上一件大事，既值得大书特书，又有必要作认真细致的科学研究。

甲骨文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如上面所沈，其中有一些字和刻划符号有相类似的地方，但是，甲骨文中大量的、也是基本的字形与刻划符号有别，而与画则相差无几，与实物的形体也很相似。名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列过一些例子。从总的来看，甲骨文与刻划符号似非同出一源，是有它的形同于画的独立体系的，且后来文字学家研究证明：中国文字正是由这种体系所构成。

当然，画不等于文字，从画到文字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开初人们画得很仔细，线条繁多，这便于别人一看就懂，当然这要花过多的时间，会影响生产。考虑到这个原因，再加后来人们对某些画所代表的意义熟悉了，画的线条渐渐地由繁趋简，最后经过整理和多头试用，又有约定俗成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于是便从画中分离出来，和语言结合在一起，形成定形(相对来说)的文字。

这种文字应从什么时候算起，学者有过不少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这仍要追溯到半坡遗址的陶器，在这些器物上，除了刻划符号外，尚有笔触颇为精巧的画，如人形、人面形、鱼形、兽形、鸟形，草木形、轮形等。这些画就是后来文字学家所说的“象形文字”。但是，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在当时是有象形文字的，不过就这些画的部位而言，只是一种花纹，而还不是文字。情况究竟如何，这就有待于文字学家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象形文字在甲骨文中屡见，它是从画脱胎而来的。除了象形的以外，尚有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与“象形”一起构成文字的六条原则。这些原则的构成，说明文字不是在商代突然出现的，而是文字发展到商代才有的结果。由此可知中国的文字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就已存在了。

不过，有人认为，早于商代的文字，近年也有所发现，如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在西安附近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掘到的一些兽骨、兽牙、骨笄，上面刀刻的笔划就是文字。经测定，此种文字距今已有四千五百至五千多年的历史，比甲骨文早一千二百到一千八百年左右。遗憾的是，作为文字，由于这些笔划和上面讲到的半坡遗址陶器上和章丘县的黑陶上的刻划符号一样不能辨识，所以，这些刀刻的笔划是否为文字，文字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撇开这项发现不谈，又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最古的文字，就目前能见到的来说，不是甲骨文，而应为金文，也就是青铜器上的文字(古人称铜为金)。学者指出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一些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时候，中原地区已不象人们常说的还处于石器时代，那时候青铜的冶炼技术已经普及，那时留下的许多青铜器物上铸有的文字才是迄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

从对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比较可以看出，甲骨文要比金文先进得多。许多金文如鹿如象，仅仅是具有和文字相关线索的写实图形，而甲骨却已是经过抽象化的、带有一定表意作用的字符，虽然这为中国文字研究提供了新说。但是，此说的根据是否立足，理由能否成立，这不仅要对历年来从地下掘得的青铜器上的文字作认真的考证、研究，也有待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作佐证。

当知道鲁迅先生曾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您是否会觉得错愕?

当老年人告诉你“写了字的纸不能踩！”您是否会觉得难以理解？

当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您是否觉得难以相信？

当“提笔忘字”成为众所批评的普遍现象，您是否觉得“不好意思，我也这样”？

当“汉字听写”、“汉字英雄”成为时尚名词，您是否觉得奇怪？

汉字——究竟是什么来历？为何那么变幻莫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汉字的前世今生与未来：

汉字的前世——神性！罪性？

从出土文物中，我们知道可考的最早汉字是甲骨文，它源于图画，是典型的象形文字。所谓书画同源。人视其物，画其形以记。然则，画画比较费时，为了提高效率，线条逐渐抽象化，规整为点、横、撇、捺、折、斜勾等。依次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行、草的书写形式。远古的人们无法考证汉字起于何时、何由，于是认为是某个神人创造的。西汉《淮南子》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是对汉字生世的猜想，更是对汉字奉若神灵的敬畏。文字是文明的确切记载，是交流的重要方式，是学习的重要途径，亦是传播最长远最有效的方式，因而具有了神性，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是将文字与经艺、治国相联系，显示出对文字的神圣地位的尊崇。可以说，汉字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在中外战争的连连失败中，人民饱受欺凌，仁人志士不断分析中国羸弱的原因，救亡图存。环顾列强，均是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于是将罪归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字。很多学者将汉字看成了罪恶的化身、革命的目标。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为谐声”。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4月号发表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认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陈独秀赞成“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亦“极赞成”此种观点。史学家傅斯年主张“汉字绝对应当用拼音字母替代，汉语绝对能用拼音字母表达”。蔡元培也赞成采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而鲁迅来得更激烈：“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他还说，“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于是，汉字从神圣的高峰垂直降落到罪恶的深渊。

1933年，由瞿秋白倡导的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出现。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受此思潮影响，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 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文字改革定调：“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以简化字取代繁体字，以汉语拼音取消汉字，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

汉字的今生——理性，自信。

随着政治经济的拨乱反正，改革持续深入，中国经济强势崛起，建立了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文化自信逐步建立，对汉字的认识回归到理性。“拼音”成为学习汉字的拐杖，废除汉字的论调成为谬论。抛开国家、民族、历史和感情等主观因素，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汉字不是单纯的记录语言的声音符号，而是形音义的有机统一，是艺术历史文化的综合载体。

首先，汉字兼具表义功能。它既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又具有表形表义的功能。看到“木”，如森、林、松、柏，我们知道这些字与树木有关；看到“氵”，如湖、泊、江、河，我们知道这些字与水有关。从地域看，中国地大人众，方言并存，南腔北调，但我们的文字统一，书面交流畅通无阻。从历史看，我们阅读两三千年前古人的文章，因为汉字一脉相承，今天仍然能够认识理解。汉字表音兼表义，各区域语音虽有差别，但文字通用，文书可畅行无碍，统一的汉字成为保持中国几千年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充分体现了汉字的巨大功绩和独特魅力。

其次，汉字兼具艺术之美。汉字是世界上惟一既有实用性，又单独成为一门艺术欣赏的文字。历代经典的书法作品是中国的一笔财富，也是中国对世界艺术的卓越贡献。古人说“书为心画”、“字如其人”，书法学习和创作，不仅是美的熏陶，还是修养身心、塑造人格气质的一种方式。

第三，汉字兼具文化内涵。汉字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载体，记载了古圣先贤的智慧，记载了中国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演变，蕴藏着深厚的中国哲学与文化。比如，“炮”最初为“石”字旁，“航”最初为“木”字旁，“玺”最初为“土”字旁，体现了时代变迁与技术进步。“大”字像正面站立的人，其上加一横或一个圈，引申为人头顶上的天，构成“天”；“大”字下加一横代表地面，表示人站在地上，构成“立”。结合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大”、“天”、“立”等字的造字领悟“顶天立地人为本”的思想。

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他四种文字，即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南美洲的玛雅文字、古印度的梵文，都因为外来文化的入侵，先后退出历史舞台，知其存，不知其意。而中国的汉字是至今仍被使用的活文字，记载着可以识读的古文明，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珍惜和保护。作为中国人，应当有传承汉字的自豪、自信和责任！

在明白了汉字的前世今生之后，我们更需要重视的是如何面对和把握汉字的未来。笔者多年的研究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增强汉字使用和书写的实用性，是传承汉字、增强汉字生命力的基础和前提。

从书写看，拼音输入法是“提笔忘字”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电脑“五笔输入法”远远快于拼音输入法，因此，尽管需要专门训练，打字人员仍愿意学习使用“五笔输入法”。后来，拼音输入法改进提高，速度接近“五笔输入法”，又因为它以学校拼音教育为基础，不需要专门培训，因此逐渐淘汰了五笔输入法。近几年，手机、电脑手写输入法不断进步，对汉字书写帮助很大。如果继续加大手写输入法的研究，尤其是行草书、词组手写录入的研究，并在科研经费、推广应用、知识产权保护等给予资助，有助于汉字书写能力的提高。

从使用看，应当净化汉字使用环境。比如非中文的限制使用、学术及官方翻译用语的规范应用。比如，同是外来品的翻译，飞机、汽车、冰箱等意译词就比沙发、坦克、三明治高明。而民国年间充斥于文学作品中的蜜司、蜜司脱也早被女士、先生取代，更显汉语本色。近年来，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还应当持之以恒。

对繁简之争也要理性引导。汉字起源于图画，最初为象形。但汉字的演变却受到实用性与艺术性两个因素支配。就实用性来说，又主要在于表义准确与书写便捷。字形越形象、越生动，表义就越准确，这让汉字复杂化，即繁化；字形笔画越少，书写就越方便快捷，这让汉字简单化，即简化。因此，繁化与简化共同推动汉字不断演变发展。很多简化字古代已经使用，如万、云；有些简化字源于草书，如书、见；也有许多简化字确有道理。但仍有一些汉字的规范写法并无历史依据也无实用与艺术价值，需要深入研究并进一步规范。

其次，增强强制性，这是汉字生命力的保障。

如果政府强调汉字的书写与使用，在教育、考试、就业中增加相关内容及比重，效果必然最为明显。2011年、2013年，教育部先后印发了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意见及指导纲要，这几年，学校书法教育就明显提高。

再次，增强艺术性，引导书法成为时尚享受。

当我们拿起毛笔享受书法，既能体会到图画的形象美，又有音乐的韵律美，还有诗歌的意境美，更有临摹古帖时链接古今、穿越时空的欣喜与奇幻感。写字只是把字写对，书法重在把字写美，从写好字潜移默化到做好人。正如台湾蒋勋先生评价云南《爨宝子》碑说：“爨字笔画如此多，不觉得繁杂，不觉得大；而子字笔画这么少，不觉得空也不觉得小。两个笔画差这么多的字放在一起，都占一个方格都饱满，都有一种存在的自信。名字的汉字练习，使学龄儿童学习了不可抖的慎重，学习了不可歪的端正。学习了自己作为自己不可替代的自信。”唐代格律诗、宋词、元曲、对联等文学形式，都源于汉字的独特性，具有其他文字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可以逐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介绍、推广，提升汉字、中国文学的认同度。

最后，增强趣味性，引导公众参与汉字娱乐。

《汉字英雄》《中华好诗词》《汉字听写大会》之所以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寓教于乐。关于汉字书写与使用的故事非常多。在汉字的学习与推广中，通过讲述“推敲”的故事、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典故、“行行行行行行行”等对联，无疑更能让公众体会汉字的丰富内涵与字义之美。同时，应当推广普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知识，让大众了解汉字的来龙去脉，了解汉字的造字原理与衍生规律，激发对汉字的兴趣。

汉字是我们链接古今的重要桥梁，而我们对汉字的态度将架设起后人学习汉字的桥梁。奇妙的汉字，通古至今，又自今通向未来，以至于无穷，述说神秘不尽的故事，将人类的历史延伸到无边无际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