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少有人记得，1998年四大行曾经全部处于技术性破产边缘。所谓技术性破产，就是资本金亏光了，但是就是不承认，所以叫“技术性”。

1992年总人数不过655.8万的海南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短短三年，房价增长超过4倍。最后的遗产，是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60％以上。“天涯，海角，烂尾楼”一时间成为海南的三大景观。海南不得不为清理烂尾楼和不良贷款而长期努力。

除了海南地产业之外，内陆大量国企扶持政策转为“拨改贷”，需要的资金由之前的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大规模的银行不良由此产生。

到1999年，全社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高达32.67%。

二十多年前的海南岛，每平米房价最高被炒到接近万元，“万通六君子”中很多人曾经陪同牟其中闯荡海南，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地产公司大佬，都曾经在那里激扬过人生。

地产过热的最后则是只剩下一地的鸡毛，海南发展银行破产只不过是当时银行业的一个缩影，二十多年后，已经卸任的周小川曾表示，“当年的不良贷款只有20%是银行自身经营问题所导致的。”

对国有企业过分扶持、地方政府过分干预，仔细看看，二十年前的银行不良产生和今天的情况是否类似？

98年底，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惨胜”之后，国内经济受到波及，银行资产进一步恶化。当时我国申请加入WTO，商业银行可能要面对国际银行的竞争，银行负重难行，改革迫在眉睫。为了甩掉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包袱，参考国际经验，管理部门决定采取剥离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

1999 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199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就在当月，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接收了中国建设银行的3730亿的不良贷款。

华融、长城、东方三家资产管理公司相继成立，与其他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相对应，分别接收了4077亿，3458亿，和2674亿的不良贷款，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合计接收不良贷款达1.39万亿。自此正式拉开了利用资产管理公司专业化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序幕。

为了承接1.39万亿的不良资产，国家财政部拨付了400亿元注册资本金，并持有100%股权；央行再提供5700亿元的再贷款，四家银行向对应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发行8200亿元债券，再由资产管理公司按面值1:1的对价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这次剥离于2000年6月结束，被称为第一批不良资产，属于政策性不良资产。

即便在第一轮剥离后，四大行不良率由45%降至25%，可工行、建行、中行、农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然分别高达 25.4%、 15.2%、 23.4%、36.6%。

可想而知，二十年前的四大国有银行，资产状况都糟糕到了何种样子。

80年代末90年代初宏观计划的调整，“大财政、小银行”退出了历史舞台，商业银行信贷成为了社会融资的最大方式，缺乏监管的金融权力造成了90年代银行业不良泛滥，四大银行处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而后四大AMC登场，在处置了不良资产后，又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窟窿。

其实来看最近二十年来商业银行发展史，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回归本源，服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别说是四大国有银行、四大AMC，就算是央行，也得加强管理信念教育，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二十年来，中国银行业那段野蛮生长的历史已经过去，并一去不复返了。

回过头来我们才知道，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砥砺前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