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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地试验基地初期骨干及品评专家

　　珍酒，是“茅台酒易地生产试验”的产物。

　　我们要说清楚珍酒的传奇经历，首先要从茅台开始，从茅台酒开始。

　　茅台镇地区酿酒的传统，史有明文的就可以追溯超过千年，而后世称为“茅台酒”的近现代茅台酿酒传统，则可以追溯超过100年。

　　最初的茅台酒，实际上是一个“群体品牌”，是以地域归属为产品名称的典型，这种情况其实在资讯不发达的旧时代，非常容易理解，就像王麻子剪刀、遵义辣椒、习水豆腐皮、赤水腊猪脚一样，是那时候“优秀产品力”自然形成的商标。

　　珍酒，就诞生于这样一个酿酒文明深厚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

　　红军长征时期，于1935年春经过茅台镇，在聂荣臻、杨成武、彭德怀、成仿吾等人的回忆录中，都留下了关于茅台酒的记载。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晚住在茅台镇，这里是驰名天下的茅台酒的故乡，“我给了警卫员四个银元，叫他去买了两茶缸回来，我们都喝了一些。”

　　聂帅的回忆告诉我们两个细节，第一、那时候茅台酒就很贵，四个银元只买了两茶缸，行军茶缸估计每缸也就1斤酒吧，四个银元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的800-1200块钱人民币。第二、红军当时纪律严明，聂帅喝的酒是自己花钱买的，当时他可是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是军中的高级干部。

　　红军长征经过茅台镇的这段经历，一定与后来党的高级干部对茅台酒怀有深厚感情，有直接的联系——这与后来党和国家领导层发起把茅台酒“搞它10000吨”的创意密切相关，“珍酒”的横空出世，可能就是那时候埋下的伏笔。

　　茅台地区的酿酒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当时茅台一带居住的原住民称为“濮人部落”，农业是濮人主要的生产方式。植根土地的生产方式让濮人们选择恰当的地区聚族而居，形成最早的村落，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粮食逐渐有了剩余，使酿酒成为可能。“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以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史记，西南夷列传》）。

　　1958年，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玡珑坝汉墓中出土一件朱绘雷纹的漆耳杯，其上有“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等字样。用这样精美的酒器做陪葬品，说明当时的人习尚饮酒。

　　宋人朱辅所著的《溪蛮丛笑》中记载湘黔边境仡佬、瑶、苗等少数民族酿酒：“酒以火成……以藤吸取，名钩藤酒”。“以藤吸取”一句尤其生动，它实际上就是后来刘伯承元帅“彝海结盟”时和小叶丹喝的那个“咂酒”，所谓“咂”酒，实际上是川贵土话的一个动词，表示用嘴从窄细的空间中（用力）吸取（液体）。它描述的不是酒，实际上是饮酒的动作。而“以藤吸取”，非“咂”不可。

　　在笔者的老家黔北纳雍县乡下地方，苗族的一个支系“小花苗”人群中，至今仍然有“咂酒”的习惯，酒放在大陶瓮中，亲戚朋友围坛而坐，一人一根中通的青藤，一头放在瓮中，每个人发一根，相当于吸管，喝酒的时候对着青藤用力“咂”就是了，不用站起来，很方便。

　　这种酒以包谷酿造，度数比较低，大概也就二三十度的样子，但它是蒸馏酒则确定无疑——高度酒应该是很难用“咂”这种方式饮用的，容易呛口。

　　茅台地区开始酿酒，目前有文献记载的最早为明代《邬氏族谱》，该族谱扉页绘有酿酒作坊的图形，邬氏是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随李化龙进军贵州，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后定居茅台的。

　　相信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酿酒这种行业，已经在茅台地区非常盛行，在邬氏编撰族谱的时候，酿酒应该是遍布在生活中的常态，如果只有一家两家，邬氏不会眼巴巴地把它画到族谱里面——这个酒坊不是邬氏的产业，在族谱中也没有实际作用——它仅仅是作为美术素材用以描述环境的。

　　清咸丰年间，黔北杨龙喜领导号军起义，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遥相呼应，咸丰四年（1854）朝廷派兵镇压，清政府这时正被洪秀全闹得一肚子脾气，那心情肯定是相当差的，火大得很。茅台地区惨遭兵火蹂躏，20余家烧房全部毁于战火。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么好的产品，当然有它顽强的生命力，同治元年（1862年），成义烧房在战火的废墟上重新开张，创始人是华联辉。华联辉原籍江西临川，康熙年间来贵州经商，定居遵义団溪，几代人均以贩盐为业，并以此发家致富，到华联辉的时候，已经是富甲一方的大土豪了。

　　据华联辉的孙子华问渠回忆，华联辉的母亲知道他长期来往茅台，突然想起年轻的时候曾经喝过一种茅台来的酒，非常好喝，叫华联辉从茅台带点过来。

　　有钱人家，办事容易。华联辉于是出资重建烧房，把以前的老酒师延请回来，再起炉灶，重新酿酒，毕竟此时离号兵叛乱才只几年时间，茅台酒的生产惯性还在。

　　成义烧房的产品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当然是送给他老妈去品尝，老太太喝得很高兴，“还是那个味儿！”

　　成义烧房肇始之初，并不是作为生意存在的，它的功能更像是大富人家自己开的私人酒窖，据文献，成义烧房的年产量只有1750公斤，产品名称叫“回沙茅酒”，只在华氏家宴和亲朋中分赠饮用。

　　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贯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也就跟今天的世博会相仿佛。

　　当时中国负责将全国优秀产品送往旧金山参展的负责人是贵州黄平旧州人乐嘉藻。乐嘉藻当然不会忘记贵州乡亲们，但当时人们工作做得不细致，成义、荣和也没有“品牌”意识，都只是以很模糊的“贵州茅台来的酒”名义送出，统称“茅台酒”。

　　经各国专家品评，茅台酒以其别具一格的风骨获得一致好评，并最终获得展会金奖，获得了奖状和奖章，被评为国际名酒。

　　那个“乐嘉藻怒摔茅台瓶”的传说，事实上并没有得到证实，当是“路边社”消息，今且存疑。但是它流传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远，离开了茅台酒的优良品质，是不可想象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要知道，当时中国送展的商品，有数千款之多，而旧金山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参展的商品有数万种之多。无论中国还是世界，获得金奖的也不只有茅台酒一个——然而现今除了通过茅台酒，请问谁还记得美国人曾经搞过这么一次展会呢？

　　怀才就像怀孕一样，迟早是会被人看出来的。

　　巴拿马获奖之后，成义、荣和两家开始争夺“巴拿马金奖”的归属，打得不亦乐乎，吵到仁怀县商会，县商会力量小，也解决不了他两家扯皮，于是在1918年最终把球传给了守门员——当时主政贵州的地方军阀刘显世。

　　刘显世拿到这“无头悬案”也是头大，但是既然有能耐主政一方的地方军阀，肯定脾气不好，他有他的霸道。一纸命令，你们两家都可以在商标上标明“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奖”，以后不准再吵了。

　　经过这样一番闹腾，当时的各大新闻媒体竞相报道，茅台酒反而名声大噪，所有参与干架的选手，都是品牌受益者——这可能是流传最早的“黑脸版”商业炒作，是个推广上的经典案例，就像今天腾讯和阿里巴巴打官司一样。

　　刘显世虽然是搞平衡和稀泥，但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到了解放以后的1951年，“成义烧房”、“荣和烧房”、“恒兴烧房”三家归并于一家——合并成了现在的贵州茅台酒，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纷争变得没有意义，才彻底平息了。

　　据文献，到1949年解放前夕，成义、荣和、恒兴3家烧房，共有窖坑41个，其中成义18个、荣和6个、恒兴17个。每年总共产茅台酒60000公斤左右。

　　解放后，茅台酒行销天下，供不应求，于是才有“把茅台酒搞它个10000吨”的伟大创意，直接催生了珍酒的产生——这便是珍酒的“前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