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资本是中国投资界的一个特殊存在：超长期基金配置，项目横跨一二级市场，投资轨迹涉足海内外，不仅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投资机构之一，更支持和参与了一批伟大企业的诞生和成长。

　　作为高瓴资本的掌舵人，张磊不仅开创了一道独特的投资风景线，更是重新定义了新时代、新经济下的价值投资。《价值》既是张磊集十余年的价值投资实践和思考的精粹，又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外界详细阐述高瓴资本的价值投资方法论。对于许多追赶财富的投资者来说，这本书或许可以成为对抗不确定性的利器，帮助人们穿越眼前迷雾，渐入价值投资的境界。

　　一次偶然的实习定位事业坐标

　　在《价值》中，张磊传递的价值投资理念是：选择好的公司，做时间的朋友，陪伴公司长期成长，帮助创业者和企业建立公司的护城河，从发现价值到创造价值。事实上，张磊选择“价值投资”作为自己毕生事业坐标，并非是他事先规划好的，而是源于一次偶然的实习经历。

　　早在2000年，28岁的张磊就怀抱信念、充满朝气地回国创办“中华创业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创业半年时间，就戏剧化地遇到了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中华创业网也受到冲击，张磊试图挽救但无果。

　　失败仅仅是“过程”，而不是“终点”。创业未果后，张磊继续回到耶鲁大学读书，在“山重水复”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路过了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小楼，找到了在耶鲁投资办公室的实习机会，并结识了美国投资界的“耶鲁派”代表大卫·史文森，自此与投资结下不解之缘。在《价值》中，张磊谈起这段实习经历时感慨万千：“许多时候的人生际遇，是上天无意间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子，而你恰好在那里。某种意义上，是耶鲁投资办公室定位了我今后事业的坐标系，让我决定进入投资行业。”

　　褪去稚气，少了莽撞的张磊，这一次，谋定而后动。在耶鲁投资办公室面试时，史文森问了张磊许多关于投资的问题，当张磊对大多数问题诚实地回答“我不知道”时，史文森反而有些惊讶于张磊的坦诚。可能正因如此，张磊获得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实习机会，因为在史文森看来，诚实格外重要。

　　耶鲁投资办公室向来以严谨和专业著称，在这里，工作人员不仅面临智力上的挑战，更需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当耶鲁投资办公室派张磊出去研究木材、矿业等行业时，他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一点一点地收集信息，整理材料，深度调研，最后交出了一份1英寸厚的报告。这种自下而上的研究传统后来也被引入张磊创立的高瓴资本。

　　在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期间，张磊从投资的角度真正理解了金融体系最本质的功能。金融不仅包括资金供求配置、风险管理、支付清算、发现与提供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真正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为此，张磊专门做了一个关于公司治理定量分析的报告。报告引入痕迹学及定量分析的研究视角，在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下对公司治理的众多要素进行评价打分，并且以动态的视角，揭示出动态指标相比于静态指标更能反映出公司治理的质量。

　　换言之，就是不看公司说的，而要看公司做的，具体包括上市公司有没有增发新股，有没有分红，小股东有没有真实的投票权，独立董事是不是真的独立，高管薪酬与净资产收益率回报之间是不是真的挂钩。这样的独立研究，让张磊掌握了寻找独特视角观察和判断问题的能力。

　　遵循三个投资哲学和“第一性原理”

　　“我就是桑丘·潘沙，我的角色就是帮助英雄人物成就大事。”张磊常常将自己比作《堂吉诃德》里的桑丘。桑丘，这位西班牙农民讲求实际，冷静清醒，时刻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中回到现实。这个角色与张磊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海外求学和实习经历，让张磊感受到中西文化之间强烈的对比，通过近距离地学习西方思维模式，他反而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更深的领悟。虽然现代金融投资的工具多来源于西方，但他希望能够结合东方特有的古典哲学，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它们。在2005年创业之初，张磊就提出了三个投资哲学，在价值投资实践中予以遵循，以求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坚守内心的宁静，避免错失真正有意义的机会。

　　张磊常用三句古文来概括它们：其一，“守正用奇”，就是要在坚守“正道”的基础上激发创新；其二，“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就是一个人要在有限的天赋里做好自己最擅长的那部分；其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就是指只要好好做自己的事，成功自会找上门来。

　　张磊喜欢说：“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找到一群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情。”价值投资就是这件有意思的事。价值投资也需要具备一种“基因”。这样的基因决定了价值投资可以穿越周期，忽略天气，不唯阶段，不拘泥于形式，在全球、全产业、全生命周期里创造价值。价值投资必须十分明确，有些事情不能做，并且从一开始就不做。在短期与长期、风险与收益、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必须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如何做正确的事情呢？张磊认为，最好以“第一性原理”思考问题。简单来说，在一个逻辑系统中，某些陈述可能由其他条件推导出来，而“第一性原理”就是不能从任何其他原理中推导出来的原理，是决定事物的最本质的不变法则，是天然的公理、思考的出发点、许多道理存在的前提。

　　坚持“第一性原理”指不是用类比或者借鉴的思维来猜测问题，而是从“本来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出发来看问题。不能通过观察表象，也就是通过比较思维看待事物，是因为比较思维具有很大的缺陷。“第一性原理”最大的价值有两个：一是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一是能够在理解本质的基础上自由地创新。用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话说，是“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也就是一层层拨开事物表象，看到里面的本质，再从本质一层层往上走”。

　　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张磊通过对腾讯产品和服务的反复思考，深刻认识到，投资一家公司，不应仅看它过去的收入和利润，也不应仅看它今天或明天的收入和利润。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否帮助社会、消费者提高效率，创造价值。只要是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它的收入和利润早晚会兑现，而社会最终也会给予它长远的奖励。品质永远是投资选择的基石。高品质的公司无论在怎样跌宕起伏的经济情势下，其地位都坚如磐石，实现持续性的增长和繁荣。

　　以“研究驱动”和“长期主义”发现价值

　　但凡出色的投资人，都拥有一个难得的品质，即非凡的耐心。在《价值》中，张磊反复强调以“研究驱动”和“长期主义”发现价值。

　　经过多年的投资实践和对比研究，张磊发现价值投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研究驱动”。他始终强调要基于对人、生意、环境和组织的深度理解，培养对商业本质敏锐洞察的能力。“研究驱动”主要分为“深入研究”“长期研究”“独立研究”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深入研究=研究深+研究透”。所谓的深入研究，就是要研究深、研究透。“研究深”指研究必须是基础和根本。通过与创业者交流，对消费者访谈，了解行业和生态的历史演绎，对生意所处的环境形成了独特的认知和超预期的判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行业和商业模式。“研究透”指研究必须全面透彻，经得起时间推敲，从而看清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和伴随的风险。

　　第二种形式：“长期研究=关键节点+关键变化”。在投资决策面前，许多投资机会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最重要的是对关键时点和关键变化的把握。只有长期、动态地跟踪变化，投资人才能够对变化产生超出一般意义的理解，从而拥有与市场不同的观点，而且是基于非常长期的视角的不同观点。

　　第三种形式：“独立研究=独特视角+数据观察”。许多公司都在持续不断地创造价值，但并非所有被创造出的价值都已经被投资人发现并认可。独立研究能够重构一个条理分明的世界，让投资人在清晰的经度（产业上下游）和纬度（不同产业的交叉融合）中获得不一样的视角。比如，投资人通过同时与餐饮零售企业、生鲜电商企业、外卖送餐企业交流，可以形成对食材溯源、供应链管理、门店运营等全产业链的认知，在此基础上，就能够看到行业真正的痛点。

　　如果说“研究驱动”是决定投资成败的基本功，那么如何理解时间的价值往往是决定投资格局的关键。对此，张磊提出了自己的四个理解视角。第一个角度是理解时间的跨度。要根据事物本质，窥测更久远的历史和未来，判定公司在环境生态系统中的走向。第二个角度是相信复利的力量。时间是好公司的朋友，但却是“坏公司”的敌人，能随时间的流逝而不断拓宽加深护城河的，才是真正的“资产”。第三个角度是把时间作为选择。要把时间分配给能够带来价值的事情，复利才会发生作用。第四个角度是时间是检验投资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通过时间可以检验出最好的商业模式、具有结构性竞争优势以及一流的管理者。

　　从“正确理解时间的价值”维度出发，张磊认为所有的品牌、渠道、技术规模、知识产权都不足以成为真正的护城河，护城河是动态的、变化的。世界上只有一条护城河，就是企业家不断创新、不断持续创造长期价值。

　　张磊毫不讳言地指出，如果说价值投资的出发点是发现价值的话，那么其落脚点应该是创造价值。因为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及其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演变，那么新经济企业的估值方法也会与传统企业完全不同。寻找可靠的、前瞻性的新变量，已经成为价值投资演化的核心所在，这对于投资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投资卓越的创业组织，与拥有伟大格局观的企业家同行。

Kim Meredith 斯坦福大学公益与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公益这个概念，常常被理解为慈善捐赠，往往指的是经济上的捐助。但事实上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可以是智力资本、资本，也可以是人力资本的捐赠。公民社会是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公共区域，也可以称为“独立部门”。在美国独立部门的就业人数占了全体就业人数的10%，它的资金来源就是公益资本。至于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策略和理念，在政府、商业和公益这三个领域是共通的。这三个领域都在寻求创新的方式，并利用他们各自独特的力量或者说影响力来推动社会创新。在中国，在我观察到的社会语境中，社会创新这个理念，以及商业、政府和公益这三个领域之间逐渐模糊的界限，已经引起社会大众关注。

社会创新的契机与中美慈善捐赠的差异

美国出现的社会创新方面的新理念，特别关注三个社会领域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上周我们与“加州参议院银行和金融机构委员会”在斯坦福大学曾组织一场会议，谈到了一些新型公司——灵活的目的企业、福利企业以及它们与NGO的模糊界限。2011年10月通过的法案为这一类企业提供了种种便利，但仅有少数加州企业参与注册。而美国仅有5个州有意识并且已经立法来寻找和鼓励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加州是其中之一。对这类企业的资助来自何方？可能来自慈善的捐赠——这会引起非政府组织的担忧；也有可能来自一些风投、股权投资或者银行业。

谈到中国的公益创新，我不禁想到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在中国，企业逐渐向着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我认为是基于这两大传统的一种自然演变。中国有着强政府的悠久历史，而美国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民社会萌芽时，还没有形成全国政府。学校、宗教组织和医院都是由公民自己建立的，并且在之后的两百年里，与政府平行地发展着。而中国是先有强有力的政府，再出现公益组织，所以情形决然不同。中国在外交上的睦邻政策，比如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在我看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中国现有1843家基金会，2009年至2010年的增长达到32%。由此可见公益慈善在中国文化中的厚重分量。

中国慈善捐赠总额只占到GDP的0.1%，和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总共捐赠了6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与2007年和2009年相比都要多出300亿，这是政府呼吁企业捐赠的成果，2008年之慈善捐赠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政府不会出面号召企业捐赠。这体现了中美两国慈善运营的方式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中国捐赠的10%-15%为个人捐赠，80%-85%为企业捐赠，而在美国占主要比例的则是私人捐赠。美国在2004年到2008年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三千亿美金，占GDP2%-2.2%，这2%或者2.2%GDP创造了美国10%的就业机会。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大约30%的资金来自政府，同时政府也会减免一些税收作为优惠政策。随着慈善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更加有效地做慈善已经成为我们热论的话题之一。这三千亿美元的71%来自于私人捐赠，这是2010年的情况，过去40年亦然。另外8%来自于个人遗产，两者相加即占到了83%-85%，人均每年2000美元左右。此外，基金会的贡献是14%，而公司在5%左右。这个比例，中美两国是反过来的。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宗教组织，这个比例已经从50%下降到了35%，而这些捐赠里只有10%最终留在宗教机构，绝大部分在社会领域再分配。

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合作的新趋势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方向，则是探讨如何在扶贫中运用社会创新。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就有一些专门针对扶贫的项目和发明创造，比如De Light、Embrace(一种两千美金启动资金的孵化项目)。在美国加州，尤其是斯坦福大学，我们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利用资源推动社会创新的情况。

公益事业目前存在一些新趋势，包括全球化、微型金融、投资者合作、捐赠圈、复杂性趋势、公益创投、价值分享。我们需要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结合起来，同时要更加有耐心。对于一些风投来说，要得到期望的投资回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社会影响力投资概念的影响下，我们如何更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对公益的看法？在不断举行的会议和沙龙中，很多问题会不断涌现出来，所以这项工作要做得更加具有战略性。美国公益界像今天这样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提出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好的回答，建立起相应的计划、策略以及评估的标准，看看对整个社会能够产生多大的收益和效应。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集结在一起，而不是单独的一种力量。

影响力投资非常关注对资金的使用，尤其关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能不能引发出社区更大的参与积极性，是否试图了解投资人在想什么，愿不愿意付出耐心资本。当一个公司产生经济效益的时候，分享价值随之产生，盈利和社会影响这两者如何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借助。在美国可以向政府筹措资金。筹资对于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一些长期产品的创新非常重要。同时它的比较优势、在金融方面的绩效都是重要的衡量因素。在非盈利和商业这两者之间走钢丝，非常需要领导者和相关的人力资源。

建立相应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每个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五个人是必须要公布的，公共披露或者信息公开的机制对于整个企业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要缩小鸿沟或者说缩小差距，作为企业的领导人，如果与非盈利NGO进行合作，如何确保公共和私有部门两者完美的结合？更好地发觉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够发掘的潜力，作为一个企业或者公司来说，你们和政府还有非盈利机构如何更好地取得平衡，从而发挥最大的合力，这一点最重要，同时也要有共同解决的问题。对于政府的领导者来说，他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一点。看一下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我们必须要了解，它对于整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当为此成立一些什么样的基金。比如，非洲对水资源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资金的筹措，人们会问，水和整个非洲的慈善事业究竟有什么样具体的关联呢？事实上，当人们进行评估以后，所有人都同意，需要开发水资源的领导力，而且尤其需要女性的领导。因为社会资源方面的雇员有90%到95%是女性，对于剩下5%的男性来说，他们如何为女性提供相应的培训，如何提高她们的领导力，由此达到逐渐消除差异和鸿沟，更好地把妇女纳入到整个社区的工作中来。

在美国，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强商店雇员的能力来说，她们来自于低收入的妇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较低下的妇女。我们会问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试的，你是怎么样来卖货的，我们会为她们提供相应的培训。这样，我们帮助失业的女性雇员重新找到工作，帮助她们取得更好的工资绩效，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消除鸿沟的做法。

我们必须要通过教育，通过减贫，或者通过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来促进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把一些实践者、专家和相应的机构纳入进来。

中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新趋势

吴伯凡(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中国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创新，与许多商业的创新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把赚钱的商业和满足社会福利的 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讲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古老中国的哲学命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寓义于利”。这是所有企业、非盈利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一直倡导集中三种部门的人一起探讨这个问题。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投资，用投资的手段来启动社会创新。

王振耀(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中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速度要比我们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万美元是发达国家的门槛。到目前为 止，中国社会对人均GDP1万美元还没有做好准备。当社会财富量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社会创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公 益慈善事业面临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转型，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小额捐赠和学雷锋做好事，而是要运用慈善组织、大额的捐赠、金融投资等各种社会要素来提升中国 社会。

目前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够，现在非常缺乏像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这样的对话平台和经常性的联系。第二，没有通俗化的系统理论 体系做支撑，来说服中国大众。第三，倡导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种多样的活动。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众在一块摆摊参与社会创新，用财政款项来做社会创 新。

今天《21世纪经济报道》其实已经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促进整个民族理念的转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力，为中国的公益慈善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动力。

成卓(爱心火炬基金发起人兼主席)：美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税收减税是怎样的？

Kim Meredith：现在美国能够给社会企业比较灵活的政策，最近加州发布了《社会企业法》，允许社会企业盈利并享受一定的减税优惠，还鼓励社会企业接受捐赠。

Elliott Donnelley(美国西部慈善论坛主席、白沙投资集团总裁)：很多创业公司一方面做资产组合投资，另一方面又做影响力投资，他们整体的态度还是比较谨 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赠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过去“捐赠者指示基金”的捐赠对象仅限于非盈利领域，现在可以做影响力投资了，他们通过自身项目的推动，也推动法律体系针对这种捐赠形式做 到进一步完善。同时他们也在创造产品和服务，比如小额信贷服务和一些水资源项目，给捐赠者更多的选择。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进一步监管，相关人 士包括捐赠者都在推动政府政策的出台。

Kim Meredith：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推动法律的变革，为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基础建设做贡献。刚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们得以让捐赠人把减税后的资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会项目。不管对个人还是风投公司，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们原来只做投资，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社会项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已经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Elliott Donnelley：我们家族基金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和探索，比如在“捐赠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给了类似谷歌这样的公司，结果获得了 10亿美元的利润，他不能要回这笔钱，这笔钱还是留在资金池中，只能继续投给新的社会项目。另外，在传统的非盈利组织里出现了“非盈利财政分 红”，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项目关联投资，让其他人向现存的“捐赠者指示基金”账户投资。这种机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对这种投资提供一定的财政激 励，如在管理费之外保证6%的年利息率，若此账户盈利更多，投资者还能得到更高的“分红”。这种多样、复杂的金融机制在慈善基金会中出现，是非常激动人心 的。

慈善能否经营，慈善如何经营

赵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员)：在美国和欧洲，个人的捐款已经能够被投放到二级市场进行再生产，而且个人 可以创办基金会。政府甚至设计出一套政策，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帮助政府和公众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来偿付公共债券，这些社会企业的项目可以发行社会债 券，每个人都可以投资。在中国，个人的资金给到非盈利组织这一步是明确的。到底什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扩大中国非营利组织和中国慈善捐赠人资金来源的 机制建设？它可以来自基层设计、政府层面、银行部门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社会企业自己的产品创新。

王行最(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慈善需要经营，慈善必须要经营。一种意见是，基金会属于慈善性质，不能经营它。但经营并不等于商业化赚 钱，非盈利组织也是要盈利的，只不过所盈的利用于什么目的，是工作人员分了，还是所谓股东分了，还是继续投到公益里面，这是本质的区别。我们一直坚持慈善 是可以经营的，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最小的人员投入产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隐性的小额信贷，它与传统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经营是社会企业的一种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会影响和社会目标，但是采取商业化的方 式经营。但这一形式同样遭受到捐赠人的负面反馈。我把钱捐给你，你拿捐款发放贷款，而且用的是非优惠的利率，近似于高利率，这怎么行？如果一笔钱你捐了 100万，发给100个学生应该是1万块钱，一年以后全没了。但这笔钱如果作为小额贷款发下去，到一年期收回来，会不断增值。

小额信贷确实促进公益慈善发展和社会创新。但是我们的融资碰到很大的问题。我们跟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国家开发银行的总体战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 融。我们也跟农行合作，农行商业化以后往深一层，乡镇一级肯定覆盖不到，这样我们用小额信贷的方式给它嫁接，等于把服务半径延长，这也是农行服务三农的方 式。在小额信贷没有合法化名分的时候怎么办？干的足够大的时候，国家自然就认可你了。比如现在放款一千万，服务对象五千人，让国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吗？但是 当服务一百万农户，年贷款量超过100个亿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就有分量。

我问Kim一个问题：中国公众捐赠不超过20%，西方国家公众捐赠往往是80%或者超过80%以上，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可 能由于税收的问题，还是说美国慈善传统？美国的慈善是从贫民慈善发展起来的，从社区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中国所谓慈善是政府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

Kim Meredith：你刚才讲的很有意思。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一点作用。事实上我想要澄清的一点是，确实美国政府有自己的税收政策，但是我们也能看到整个公 民社会的成长，以及他们与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1+1等于3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也可以适当的借鉴。

在美国，个人是不是愿意交的税款用于慈善呢，这是我们的个人税收政策所决定的。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整个市场上不断有慈善家涌现出来，不断产生积 极的社会影响，他们不得不迎头赶上。监管机构也在跟踪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运作和做法。社会公众，或者说企业的潜在股东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日益加深。现在 美国在激励机制这方面也在不断改进。

成卓：你是否认为企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贡献？比如说来自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

Kim Meredith：我现在很难下结论说会有这个趋势。在2009年企业慈善增加了10%，2010年又增加了8%，两年内增长近20%。这种比例的上升背 后，也可能是经济形势造成个人捐赠的数值下降了。但是纵观5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会看到，企业的捐助逐渐呈现增长的态势。美国国会正在讨论，对个人和企业 的慈善捐赠税收减免政策是否要调整。如果这样的政策转变真的发生，企业的慈善所占的比例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Elliott Donnelley：从传统慈善公益来看，美国慈善款的效率很低，我们需要有非常聪明的决策和战略才能够拥有高效率和明智决定。往好的方面看，现在出现了 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不再进行低效的慈善投资，而是进行高效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在商业领域，公司是基于利益的，如果公司破产就出局了，因此商业领域的资金是 高效的。我觉得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在美国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高效地配置这些资源，在中国可以来思考一下如何对西方的做法去粗取精。

赵萌：我们一直讨论美国有什么，中国有什么，包括基于政府、民间、宗教的机制，包括透明度、问责、第三方认证等问题。如果有一些机构帮助非盈利 组织，会更有效益。特别像社会企业指数，或者专门提出来一些指标，衡量哪些公司做得好，告诉人们从什么公司接受捐款。第三方认证机构非常重要，人们需要了 解，我做投资以后谁来真正检验这个过程是否公正和有效率。中国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现在各个大学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开展这样的讨论，事实上会形成一种环境，让 人们自然地互动，慢慢打破一些隔膜，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肖晗(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我觉得，目前中国整个公益行业缺少一种动力。多年来互联网行业突飞猛进，它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能把这种动力引入到 公益行业里来，对这个行业有极大促进作用。现在公益组织都觉得缺人，缺钱，缺效益，缺自由导向，没人去问责，没人去要求透明，所以整个公益行业跟现在基本 的商业机制有点脱轨。其实社会投资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商业化的机制引入到公益行业里面来，让公益行业更有效率，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资本。

(本版文字未经嘉宾书面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