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工资难要 外出打工这事得注意
今天的这事帮您办说的是讨薪的话题 ，家住吴忠红寺堡区的小伙于明强是一名厨师，去年他所在的餐厅关门停业，老板欠了他和其他员工三个月的工资。眼看过了和老板约定支付所欠工资的日期，于明强和其他同事却发现，老板安金芳一直不露面，无奈之下，他向我们栏目进行求助。记者和于明强相约见面的地方就是他曾经打工的这家芳源楼餐厅，餐厅的门脸还很新，大门紧锁，透过玻璃看，里面一片狼藉落满了灰尘。于明强告诉记者，之前餐厅经营的还不错，原本不叫芳源楼，可自从改了餐厅名字，换了门面后，餐厅就不太景气，每天的营业额也就两三千元，去年9月份，老板安金芳实在经营不下去，才关了门，关门前，老板安金芳欠了于明强等人三个月的工资。【于明强：有时候给我们老板打电话的时候
我们老板就是一天拖一天的说
今天发明天发一直没有发下来
但是到我们关门的时候老板也是资金周转不过来
我们工资就发不下来了 然后给我们打欠条】于明强是厨师，当时餐厅后厨一共有八个人，老板安金芳就给所有后厨人员打了一张借条。记者看到，这张借条上写着今借到郝洋等员工现金57690元，利率为0.8%，利息共计4000元整，全部本息于日前一次性结清，落款处有八名员工的签字。记者还注意到，明明是欠了员工工资，可是安金芳却打了一张借条，上面写着借了这些员工现金，这确实和事实不太符合。【于明强：我们这个当时确实是考虑过的
给劳动局打电话
劳动局就说打欠条也可以
打借条也可以
主要是把日期还有多少钱然后把名字写进去
然后我们就定夺了一下就是打借条吧】于明强每月的工资是5500元，三月的工资有1万多元。现在所有后厨人员的工资都打到了这一张借条上，于明强说无论是借条还是欠条，所欠的总额是对的，可是到了12月31日，他们一起联系老板时，老板又找理由推脱工资。【于明强：直到到了12月30号我们才打电话
我们也都是守规矩的人
到30号我们打电话
前面任何一个人没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一直到30号我们才给他打电话
然后问一下这个工资到年底了
这个工资到底什么情况
我们具体想了解一下记
者：她怎么回答呢于明强：他就说到元旦
我们元旦过了然后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有时候接电话有时候不接电话
接电话有时候对我们凶
对我们说话特别那个什么粗鲁
就那种骂我们的感觉】随后，记者让于明强给老板安金芳打个电话，看看她如何回复。【于明强：通话中。记
者：给挂掉了。于明强：挂了。记
者：你再打一个试试。于明强：通话中记
者：那就是给挂掉了 最近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不接电话 她发了个信息过来是吗？于明强：是
说是在吴忠有什么
处理完再打过来】于明强说他们打工挣点钱也不容易，都要养家糊口，现在希望通过我们栏目来帮忙维权，看看能不能通过劳动仲裁部门要回工资，随后记者和于明强来到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咨询。【工作人员：餐厅的名字叫啥？于
强：芳源楼工作人员：位置在哪？于
强：正源南街工作人员：法人打的？ 今借到郝洋等员工现金5万 按理说这个欠条 记
者：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打错了 工作人员：欠工资就打欠工资
等于是借款人
借款人是安金芳
欠条和借条两个区分太大了】这名工作人员介绍，因为借条和欠条这一字之差，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如果是餐厅法人拖欠员工工资打了一张欠条，那么于明强等人就可以拿着这张欠条申请劳动仲裁，但是因为打成了借条，就无法进行劳动仲裁来维权。【工作人员：你把那个店名要写上
这个店里面欠你多少钱工资
然后底下法人把这个签字一下
都是可以的
法院都可以处理的
借条是借的钱记
者：那就是
他现在如果像这种情况
他们要再找老板重新打是吗？工作人员：那肯定啊
你拿个借条只能走法院
因为他借你钱嘛
对吧】小编说
这次的讨薪和我们以往帮助的还不一样，一字之差使事情性质发生了变化，因为于明强等人都是打工一族也没什么钱，所以我们的帮办记者想着能不能去法律援助那里寻求一下帮助，明天我们继续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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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十五岁出去打工两个月，然后给老板吵嘴了，老板说有本事你走，走了没有工资，然后孩子就走了说不要工资
孩子十五岁出去打工两个月，然后给老板吵嘴了，老板说有本事你走，走了没有工资，然后孩子就走了说不要工资了咋办
河南 - 三门峡
你好：向劳动监察投诉解决
1条律师回答
你好，可以起诉要回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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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一方抚养孩子，一方支付抚养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对于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抚养费的计算。经法律程序夫妻离异，不与未成年或不能独力生活的子女一起生活的，应负担子女的抚养费。只有一个子女时抚养费按其总收入的30%给付，有多个子女时抚养费按其总收入的20%给付。　
与学校协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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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您可以选择离婚，如果不选择离婚，这属于您的家务事，需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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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农民28年3次外出务工养家 因衰老被辞退再出不去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时间： 09:07
对身体逐渐衰老的陈德才来说，花甲之年落叶归根并不是太高兴的事情。两年前，老板对他扔下一句，“把工资算好，回家吧”，他第三次从异乡回到这个藏在贵州西南喀斯特山群的村庄。
丁成松修到一半的家对身体逐渐衰老的陈德才来说，花甲之年落叶归根并不是太高兴的事情。两年前，老板对他扔下一句，“把工资算好，回家吧”，他第三次从异乡回到这个藏在贵州西南喀斯特山群的村庄。只是这一次他很清楚，他再也不可能出去了。这个64岁的老人在28年的时间里3次外出务工：小儿子出生，他离开揭不开锅的老屋外出打工；小儿子上中学，方圆几里的亲友借不出一分钱了，他再次外出谋生；妻子精神病发作，几个儿子要成家立业盖房子，他锁上大门，把地租出去，带着妻子离开村庄一同务工。陈德才妻子的临时居住证多年的打工经历让他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就像被赶来赶去的羊，生活的皮鞭落下，他就得四处奔波。皮鞭大多数时候来得让人措手不及，全村400个年轻人陆续来到深圳，裤包还没捂热就赶上深圳转型，密密麻麻的工厂消失，他们跟着工厂腾挪转移，有人去了东莞和惠州，有人奔赴浙江掘金，还有人回到家乡做生意或种地。有时，抽人生疼的皮鞭还来自最亲近的人。有人因为孩子出生放弃原本蒸蒸日上的工作；有人被一场疾病拽回村庄学会认命；有人因为忍受不了两代人的分离，被困在欠债盖的新房；还有人无法接受亲人的意外，从此把生活的半径一点点缩小。在400个人生路口前，很多人急刹车，或掉头或转向，离最初的目标越来越远。曾经抱团的老乡四散分离，如今，他们中还留在深圳的不过10余人，真正在当地“买了房”站稳脚跟的，不过个位数。当年那批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大多已拖着疲惫衰老的身体回到了这个3388人的村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塘山村。陈德才偶尔会在割草犁地的间隙，瞥到那些弯曲的身影，他还隐约记得，最初刚到深圳，大家还不时聚会吃饭，在深圳湾大酒店、世界之窗的工地都留下了合照。有老乡打趣，说他们是一个带一个、为了“好生活”集体迁徙的“群居动物”。可后来的20多年，他摇摇头，表示再也想不起什么交集的画面了。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聚会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外出游玩一28年的岁月似乎只停留在陈德才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他再也扛不起七八十斤的水泥了，干农活间隙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一说起最初奔赴深圳的经历，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会一下子露出懊恼的神情，感叹自己“浪费了十几年”。他在深圳停留了短短几年，每日埋头在蔬菜基地，一心一意想挣钱。那时，深圳常有人因“三证”不全被送进收容所，甚至被遣送回家，他听说后就不怎么爱出厂了。害怕再生小孩拖累家庭，他让待在老家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这个男人不想出现一点点闪失。在陈德才的回忆里，那段日子“太好挣钱了”。那是1990年前后，家乡村子约400个青壮劳力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深圳，遍地的工厂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数据显示，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当年顶着36岁“高龄”外出的他，工资8块钱一天，“一个月就能挣一头大肥猪”——在当时的塘山村，一头大肥猪的价格不过200来块钱。“好日子”没过多久，变故就毫无征兆地来了。一封电报催促他即刻回家，信里说，他的妻子“疯了”，大冬天的往外乱跑，在别人家的田地撒泼打滚。陈德才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等待他的，是妻子罹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的诊断书。他被这场疾病整整困住15年。每天照顾儿子、妻子，负责所有农活。挥舞锄头犁地时，他总会想，如果自己还在深圳该多好，那样，小儿子就能吃上几顿猪肉了。落日后，他习惯坐在破旧老屋的门口，望望远处的田地和歪歪扭扭的土路。那条通向村外的路上，拖着蛇皮口袋回乡的人影逐渐多了起来。19岁的丁成松出现在了土路上，他匆匆结束了自己一年的深圳之行。一年前，18岁的他跟着同乡跳上火车，奔向收音机里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深圳。老板看中了这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派他爬电线塔做线路维修的工作。丁成松兴奋极了，从几十米高的电线塔看过去，是一栋栋“特别大的工厂”和“满街的卡车”，他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和车，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一个月的收入，足足有500元。可没多久，爬上高空时，他的心脏会一抽一抽地疼，头晕目眩，身体不停“打转转”。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两个月。他没钱也不敢去看病，胡乱吃了一堆药，可第二天醒过来，心脏还是疼。回到塘山村时，这个近170公分的少年两手空空，除了一个装着破烂衣服的蛇皮袋。 原本，这个少年数着自己爬过的电线塔，一个个记录下位置，“还有点自豪”，回乡时，这些纸张不知道被他扔哪里去了，口袋里从此塞进了一沓厚厚的病历。在通向梦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转了个弯。15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故事陈德才听了太多，生活的变故似乎很轻易就能击中他们的人生。同村的李伟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厂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遇。主管推荐他去上海的总厂学习，学成归来就是班长，还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机会。可临行前，老家打来电话，父亲病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没钱没人，等着他回去。李伟错过了这次机会。还有老乡在家具厂工作，送料时拿木条的手指不小心被卷进了机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间打飞。医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劲摇头，“小拇指另一半断得齐刷刷，找不到了，也没机会再接上了”。那几个月，工厂断指的员工有好几个。休养几个月后，这个老乡回到了原来的工厂，重复着此前的工作。“你疯了！那种地方还待?你就不怕吗?”有村民问。“换个地方，工资给不了那么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个娃娃又是下一个。”早些时候，他在电路板厂工作，污染严重，每天工作口袋里必定揣着乌黑色的解毒丸。因为实在不愿忍受才换了家具厂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几年加了薪，“没有成本再让你换了”。折返的老乡带回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陈德才听得心惶惶。小儿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学花钱了，陈德才咬着牙又一次出发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觉察出深圳的工厂开始外迁，工人要求学历。“那里不是过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劝他。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给了他栖息之地。他还挂心着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没事就找老板问，“能给我老婆一个工作吗?扫地、保洁都可以的。”有老板真的同意接收这对夫妻。他锁上大门，下狠心把地一口气租了出去，出来了。大儿子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当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给两个大点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里机会多！”活泼懂事的大女儿很受老板和老乡喜欢，快提拔当秘书了。小儿子则留在老家念书，陈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周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来浙江”。一家人从此四散远离，可兴奋的他觉得，“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二在浙江东阳的工具厂，陈德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工厂提供一个大蒸柜，一到饭点，各家各户把米淘好再放进去，米熟了，宿舍楼香气四溢。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着玉米吃饭。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再撑几年，等到小儿子读完大学，日子就好过了。”他总这样想。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碎了他的设想。电话那头是女婿颤抖的声音，陈德才在注塑机嗞啦嗞啦的轰鸣声里听到了噩耗，38岁的女儿没了。他和老伴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贵阳，一路坐肿了腿、哭肿了眼睛。老两口说不清女儿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尸房，陈德才才想起来，自己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了，她的脸还是胖胖的，皮肤黄了，身体有些部位腐烂了，眼睛闭着，永远也睁不开了。因为结婚，女儿前些年放弃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后，迫于生计，夫妻俩又齐刷刷跑到贵阳，女儿在一家酒店洗床单被套，女婿在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几个孙子留在女婿老家。想到这些，陈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儿，他说，他分明在女儿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经那个为了生计四散分离的家。他想恨女婿，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贵阳，留在深圳也许女儿早就当上白领了。可他恨不起来，女儿女婿的每一步都迫于无奈。身为父亲，他不能劝女儿不要回老家结婚，他更不能劝女儿不去贵阳打工，从始至终，他“帮不上一点忙”。失魂落魄的夫妻俩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丢了。只是妻子的状态实在糟糕，自从看到女儿火化前的样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陈德才没办法，只能盼着医生开的“那种最便宜的药”，药效能好一点。他的愿望落空了。一个午后，宿舍的工友找到他，说妻子发疯了。他顺着指引，跑到后山去找，发现披头散发的妻子在树林里乱窜，毛毛虫、飞虫还有叫不出来名的虫爬满手臂，妻子龇牙咧嘴地对他笑着。陈德才哭了。打工这么多年，这个老人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那一年，伦敦奥运会成功举办，神舟九号一飞冲天。可这些热闹都与他无关，也与丁成松无关。从深圳回来后，丁成松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村里的房子和三亩多的土地。心脏的疾病有所好转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县城，重操旧业。可才登了几次电线塔，他的腰部就开始绞痛，尿出血，还时不时发烧。去医院一检查，他两眼一抹黑——肾结石。妻子前些年患上了严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难题。有时候早上，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干活。拿到诊断书的那天，他忘了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老师打电话问，他一股脑儿说了。结果第二天，本该在学校待着的老大跑回家了，对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说，“爸爸你没事吧。”说完，拿出80多块钱，说是找全班同学借的，死死塞给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对着天花板，丁成松无声地哭了。他开始彻底地害怕变故。一场持续的咳嗽、一次钻心的胃绞痛都让他担心得整宿睡不着觉，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着这块土地也挣不到钱，摆在他面前的，是无解的命题。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识到，原来老乡和自己一样脆弱，“一个变故也承受不起。”有个老乡被骗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着手电就去种棉花。当初，来招工的老板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个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里，一分钱不给，十几个老乡被分到了好几个组，周围都是说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认识，“谨防造反”。他不服气跑去理论，“为啥不发工资啊！”“你要钱还是要命?”对方直接掏出了刀子。一年后，他坐上了返乡的火车，手里被塞了几个硬如砖头的馍。他吃不下，饿着肚子到了家，把馍扔给狗，发现连狗也不吃。这个老乡后来几乎再没出过远门了。他说，“我只相信我自己。”他的弟弟随产业转移到了浙江。有一年，突遭母亲去世，弟弟去找老板商量，想结清这几个月工资，回家奔丧。但老板拒绝了他，“要么干满一年，现在走一分钱没有。”他快给老板跪下了，假期还是没有请下来。车间里的工友默默地聚在一起，你给一点，我凑一点，这个中年汉子的路费和丧葬费就这么凑了出来。回去的路上，他发誓，“一定要离家近一点，最好早上知道事，下午就能回来的那种”。可奔完丧，他还是回了浙江，离家近又合适的工作他没有找到。陈德才觉得，自己的性子在外面的几十年被一点点改变了。他看到了太多无奈、太多心酸，看到了太多农民工的默默隐忍和麻木悲伤。最早在深圳时，曾有一个同乡得了重病，几乎所有贵州籍的工友都发动了捐款，最后，他们凑了8000多块钱医药费。可人终究没留住。塘山村村民杨锦云在各个工地干了好几年，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每次出了事故，附近的民工总会很快聚起来。关系好点的，商量着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不熟的，就抓紧时间问问出事是咋搞的，哪个步骤弄错了。交流结束，总有人补上一句，“要小心”。第二天，这些民工都不会出现在工地了。大家已经养成习惯，出了事，一定会有调查取证商量赔付一堆事儿，工地的活儿一停就是好几天。没有人等得起，过了一夜，还要重新去寻找新的工地，直到出事的工地再次召唤。那时手机还没有流行起来，很多老乡遭遇了变故或者产业转移，前后脚离开了所在的城市和成群的老乡，却没留下联系方式。人一走，线也就断了，400人四散在全国各地，好多人几十年间再也没见过了。他记得，电视里有人说过，“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过的却是流浪汉的生活。”三生活已经开始偏航。60多岁的陈德才越来越力不从心，有时候是作为搬运工的自己，对着几十斤的货物束手无策；有时候是妻子的突然病发，他只能默默祈祷妻子“别去搞破坏”；还有时候，是老板辞退的通知，理由很简单，“你不值这个价”。他习惯了被赶来赶去，并且从不据理力争，“跟老板争没意思，又不会多给你工资，赶紧去找别的工作才重要”。步履蹒跚的陈德才一直觉得，自己是因为错过了最初在深圳的十几年才落得“卖体力”的下场，可他那400名同乡，兜兜转转20来年，也只有几个人真正在深圳扎根落脚。实现命运逆转的村民杨剑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在深圳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店面。这个生活体面的中年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深圳站稳脚跟，靠的是“背靠悬崖、无路可退、了无牵挂”。跟随村里的大部队去深圳打工时，他的父亲极力地反对。离开那天，父亲是拿着菜刀“送”他的。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和包装厂的流水线有关，一个月赚100多块钱。有老乡叫他出去搞珍珠棉的生意，他二话没说就辞职了。那时通讯不发达，他就每天坐公交车到各个工业区，企图混进去，找各家企业谈生意。门卫拦住他，他说自己是有预约的李先生。一查，没这个人。出去绕个半天，再回来，门卫换班了，这次他成了有预约的王先生。他就这样“用双脚几乎走完了珠三角所有的工厂”，以一个月穿破一双皮鞋的代价，打开了销路。回头看，这个从塘山村走出来的汉子说，自己毫无退路，“几个月没工资了，再打不开销路我就只能饿死。”杨剑觉得庆幸，那时自己刚结婚，妻子通情达理，父亲和自己断绝关系，也没生孩子，可以说是“了无牵挂”。可他的400个同乡，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李伟安置好病重的父亲，从老家再次回到了浙江，还是去了原来的炊具厂，尽管失去了上升的机会，可他看中领导对他的重视，还偷偷想，卖力点多干几年，也许还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生活的皮鞭又一次不经意落下。先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孩子。妻子怀孕了。李伟慌了，炊具厂的工资偏低，无法再负担一个孩子了。他心里纠结，一直拖着没去辞职。孩子出生后，他去超市买奶粉，走到货架的边边角角，他觉得那些奶粉太贵太贵了。动辄几百元的奶粉他拿起又放下。最后，这个年轻人把工作辞了。一家人搬到了浙江另一座城市，李伟进了收入高几百块的家具厂，开始卖苦力。杨锦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受家庭的影响，能在浙江的工地好好干活，把家里修房子欠下的十几万元还清。他在当地人缘不错，找他干活的工地不少。最值得他高兴的是，女儿成绩优秀，奖状挤满了还显得有些空荡荡的新房墙壁一角。直到今年春天，老家父母来电话，一向懂事的孙女突然不愿意去上学了。他才想起来，好多个疲惫的深夜，他都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那时，他困得昏昏欲睡，电话那头，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告诉她，自己被同住的女生欺负，“如果不给钱就打我”。女儿的话没有太放在这个年轻父亲的心上，他找到班主任，两个大人一致认为：“六七岁的孩子，能欺负个啥?”工作忙碌，他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几个月后，女儿在电话里哭喊，“为什么她还要欺负我?”女儿抽泣着说，欺负她的女生不仅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继续要钱。他匆匆忙忙赶回贵州山区，看到女儿，好说歹说哄着到了学校门口。可女儿死活不愿意下车，哇哇大哭，抱着他不松手。他觉得自己也快哭了。最后，这个原本打算“把女儿哄进学校就走”的父亲，允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几个月过去，他依然留在老家，每天送走女儿后，再骑着摩托车到县城做零工。这不是他想要的局面。家里的两层小楼，他给三个孩子一人留了一间房，为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他年轻时在广东打工，曾住过臭烘烘的集体宿舍，“没有隐私”，他不想孩子也过那样的生活。咬着牙，杨锦云把房子多加了几十平方米，代价则是多出来的十余万元成本。这个父亲吐着烟圈，眼睛红红的，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在家乡等多久，不过，他很确定一件事，“女儿不恢复过来，我是不会走的。”四两年前，被藤椅厂老板赶出来时，陈德才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在厂里慢吞吞地搬东西时，老板冲他喊，“没用”。他和老婆在工业区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工厂再愿意收留这对年过花甲的打工夫妻了。前年，老两口终于回到了落满灰尘的老屋。陈德才在村里遇到了很多返乡的中老年人，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其中，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这些中老年返乡农民工最常说的词是迷茫，“回到村里不知道能干什么。”“搞养殖?你有经验吗?”“卖蔬菜水果?你了解市场吗?有技术吗?土地流转有资源吗?”李伟也加入了这些讨论，他最终选择重操旧业——屠夫。“我真的很怕很怕风险。”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忧愁地说，“如果养猪养牛市场不好呢?如果搞种植天气不好影响收成呢?”他说，自己每想到一个念头，就会迅速打消，思来想去，他挑了所谓“最稳当的工作”。这种感觉让他觉得陌生，十几年前出门时，他满心壮志，他想着干大事，学技术，挣大钱。如今回来时，这些豪气万丈的声音仿佛跟假话似的。一直到前些日子，县里组织的扶贫培训项目才让他重新得到机遇，他放下屠夫的工作，去学习电路知识，预备学成后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每天夜里他从不迟到，听课的人中，塘山村的这批中年人占了快三分之一。同村的徐建峰很早就意识到打工并不长久，10多年前，早早学会了开卡车。一度，在工地开车的他以为自己触摸到了机会。当地招聘公交车司机，关键要求写得很醒目，驾龄超过20年。可应聘时，对方只说了一句，“外地驾驶员不要”。他开始攒钱，打算凑够了钱就买辆车回到黔西南州跑运输生意。几年后，他的车有了，高速公路上的货车越来越多，油价也涨起来了，运输生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徐建峰把车从市里开回了县城，发现还是没有太多可干的活儿，满城都是搞运输的农民工，“在外面打过工还有驾照的，几乎都在干这个”。最终，这辆车被开回了塘山村空荡荡的新房。他还听说，有同村的人昔日在深圳的制鞋厂干了几年，回来后在隔壁镇上开了鞋店，十几年间生意火爆。可最近几年，互联网席卷而来，实体店铺生意越来越难做。“兜兜转转还是这样，改变命运真的那么难吗?”徐建峰喃喃道。这句话，杨剑深有同感。他在深圳做生意破产后，带着仅剩的积蓄回到老婆家，试图在当地开办广告公司，可真当他进入市场才发现，凯里市在2000年就有了大大小小60多家广告公司，市场竞争激烈，他在本地无依无靠，支撑了三年，还是关门了。他觉得自己在凯里被打回了原形，“你以为自己懂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其实你还是一无所有。”只有丁成松的生活看起来稳当得一成不变。他牢牢地守着那3亩租来的土地。尽管，剔除掉成本和租金，他几乎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可他还是觉得，“至少一家人不会饿死”。这个居住在村里最偏僻一隅的男人拒绝异地扶贫搬迁。面对扶贫干部多次劝说，他态度坚决，“去了城市，你连葱葱蒜蒜都要买，说是可以打工，可身体不好打什么工，做不了工，只能在床上等着饿死吗?”他已经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了。“一天都要坐着，要吃好几次药，哪里要我们?”他默默地说，“只有土地不会离开我。”在深圳打工的塘山村老乡一起聚会陈德才的女儿昔日在深圳留影五地处黔西南的塘山村掩映在一片喀斯特山群里，土地是这里最珍贵的资源。丁成松租来的土地大多藏在石头山的边边角角，最远的一处，离他家有一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玉米丰收，要来回走30趟才能收完。家里的屋子修到一半就停下了，漆也没刷。蹲在门前，丁成松用刀反复切割树的叶子，他和妻子喜欢切细点，这样牛吃起来好消化。偶尔孩子也会怯生生地问他，学校要求买双运动鞋上体育课，该咋办。那时，丁成松会很难过，他看着大儿子黑黢黢的脚，指了指远处自家藏在石头山缝隙的地说：“这地天生就有肥地、瘦地，你看看我们家的地，那就是瘦地，种不出什么名堂。娃娃啊，你就生在瘦地里，没办法，只能认命啊。”大儿子眼泪汪汪的，“知道了知道了，爸爸，我不要鞋了，你别说了。”杨剑一度也认命了。凯里创业失败后，他回到媳妇的农村老家，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掉一大把，他提不起兴趣也没有信心去工作，每天在家里“混吃等死”。直到小儿子出生，家里一下子捉襟见肘，这个父亲听不得儿子的哭声，他咬咬牙，出发了。目的地，还是深圳，“又爱又恨的深圳”。他从超市促销重新起步，一步步做到了主管、经理，再出走继续创业。最开始那段日子，他一个人在深圳，嘴皮干疼，夜里想家，“不努力孩子就要饿死”，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去上班了。杨剑感谢他的儿子，“如果不是他，我不会硬着头皮再回深圳，也不会再去拼最后一把。”在如今拥有好几家店面的杨剑眼中，曾经的自己和400个同乡，就像是一群跋山涉水的“群居动物”，终于来到深圳，还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和食物，就在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前纷纷摔了跟头。“我们都以为这里有最好的条件。却忘了大自然不会只有风和日丽。”他说，深圳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转型，如果自身不跟着调整，等待的命运只会是被淘汰。不过在他看来，这个过程近乎残忍。看似400个人拥有400个命运分岔的路口，可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出口”，“灰扑扑地回老家了”。几年来被生活赶来赶去的陈德才学会了和生活握手言和，他在家养了一些猪和牛，想着多少挣点，也能为儿子娶媳妇出点力。小儿子的婚房还没着落，大儿子更是连对象都没有。唯一能让他心安的，是两本朱红色的临时居住证。当年离开浙江时，他把它们带回了老家，放进了床头柜，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红色的印子还清晰可见，那是他眼中官方的“认可”。他等待着哪一天还能拖着衰老的身体回去，自豪地掏出临时居住证，再豪气地干上几年，把儿子的婚房、车子挣出来，就像当年刚去时那样，用勤劳的双手供小儿子读完大学。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舍不得扔这两本早已过期的证件。他说，“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除杨剑外，本文其余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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