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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大将军衔同兵种主帅、兵种元帅的关系？
文章提交者：国军P-40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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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对于这三者的军衔的晋升存有一些疑惑，查阅资料得知高低排序为“大元帅－苏联元帅（）－兵种主帅－兵种元帅”，而大将位列将衔之首但在元帅衔之后，可往往大将的出境率远远高于“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比如说（４０年大将、４３年苏联元帅）、（４３年大将、４４年苏联元帅）等人，似乎在就直接过度为苏联元帅，而完全省略了“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这个环节，并且在的战历中也很少提及“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除了耳详能熟的苏联元帅们，一说起瓦图京、巴甫诺夫、马斯连尼科夫、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这些大将之人，乃至上将基尔波诺斯、中将卢金什么的，都是多是少有一些了解，但是话题转移到“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身上恐怕说得上名字的人就为数不多了，我不明白这其中存在怎样的奥秘？苏军的晋升体系可以直接过度两个级别的军衔么？还是“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是某种特殊的设定在普通的晋升体系之外？１９３５年版苏联元帅军服１９４０年版苏联大将军服关于“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的简介：１９３５年苏联实行军衔制之初，仅有苏联元帅衔，后来在卫国战争的中后期随着坦克集团军、炮兵军、空军集团军等高级兵团组织的出现，苏联的指挥层次相对增多，元帅军衔的设置也开始逐渐增多。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９日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增设空军、炮兵、装甲坦克兵、工程兵和通讯兵主帅（看来挺像德国的兵种上将，什么炮兵将军、工兵将军！）授予在领导和指挥军种、大战役兵团或兵种（专业兵）方面的功勋卓著者。兵种元帅为元帅衔中的第三级别，低于苏联大元帅、苏联元帅（苏联海军元帅），高于兵种元帅。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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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军衔，数老毛子和德国来得复杂。但老毛子只能算第二，德国的军衔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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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子搞的那一套太繁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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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cjt-cheng
在第14楼的发言：是德的明了清楚一c也就在这个版块一位叫点四五的网友发过一个不错的贴子:[血狼原创]第三帝国国防军陆军肩章研究（）.看过之后就知道,纳粹德国的军衔更复杂和不易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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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的明了清楚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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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43年至1945年的苏联红军军衔标志1943年1月间，经过苏联红军的强大突击，德国第六集团军已经被压缩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断壁之中。在战斗的间歇，德国士兵和原被围困在城里的苏联士兵，惊异地发现：那些冲进城内的苏联官兵的着装与原来的苏军士兵有很大不同――大衣领上没有了菱形的领章，改为缀铜扣的长条领章；肩上增加了一块崭新、草绿的肩章，那上面的或星或杠也与原来的苏联军队军衔标志不同……其实，这些苏军官兵佩戴的是斯大林刚批准使用的新式军衔标志――肩章。这种肩章区分为礼服肩章和常服肩章两类，同时按军衔的不同又区分为指挥/政工军官的宽肩章和勤务军官窄肩章。新式肩章的军衔表达方式如下：苏联元帅：1943年1月时规定为一颗大银星，2月时增加苏联国徽；主帅、元帅：波状底板，缀兵种勤务符号和元帅星徽（小于苏联元帅星徽的银五角星，主帅另绣银月桂枝花环）；将官：波状底板，绣将官星徽（小于主帅、元帅星徽），大将4颗，上将3颗，中将2颗，少将1颗，均为纵向排列；校官：纵向绣纵杠两条，缀校官星徽（小于将官星徽），上校3颗，呈三角形，中校2颗，横向排列，少校1颗；尉官：纵向绣纵杠一条，缀尉官星徽（小于校官星徽），大尉4颗，两横两纵，上尉3颗，呈三角形，中尉2颗，横向排列，少尉1颗；军士：绣横杠，大士一纵一横，呈T形，上士一条宽横杠，中士三条窄横杠，下士二条窄横杠。兵：上等兵一条窄横杠，列兵肩章为空版。这种军衔表达方式，绝大多数一直沿用到苏联解体。原文实际上极长，有些地方我也没弄明白。比如:旅级何时取消的就没弄清楚。但至少对苏俄军队的军衔等级有个大概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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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0年至1941年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在陆军、空军和海军高级指挥员中实行将官军衔：原一级集团军级改称大将（2），原二级集团军级改成上将（3），原军级改称中将（4），原师级改称少将（5），原旅级保留（6）；据此，实行了高级指挥员（将官）的新式军衔标志，包括新式领章和新式袖章。苏联元帅、将官新式领章为菱形，元帅为金线刺绣一颗大五角星和两条月桂枝及“镰刀和锤子”符号；大将为金线刺绣五颗五角星；上将为金线刺绣四颗五角星和兵种符号；中将为金线刺绣三颗五角星和兵种符号；少将为金线刺绣二颗五角星和兵种符号。日，在红军和红海军初级指挥员、战士中实行新的军衔等级：红军初级指挥员：大士（14）、上士（15）、中士（16）、下士（17）；红军战士：上等兵（18）、红军战士（19）。四、1941年至1943年日，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开始入侵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这时的苏联军队军衔与1935年初设时已大不相同，现将其时和1941年至1943年间的变化一一列举：最高军衔：苏联元帅（1）；1、高级指挥员：大将（2）、上将（3）、中将（4）、少将（5）、旅级（6）；2、上级指挥员：上校（7）、中校（8）、少校（9）；3、中级指挥员：大尉（10）、上尉（11）、中尉（12）、少尉（13）；4、初级指挥员：大士（14）、上士（15）、中士（16）、下士（17）；5、红军战士：上等兵（18）、红军战士（19）。1941年战争开始到1943年初，红军中的军衔主要通过领章体现：苏联元帅（1）：为金线刺绣一颗大五角星和两条月桂枝及“镰刀和锤子”符号；大将（2）：为金线刺绣五颗五角星；上将（3）：为金线刺绣四颗五角星和兵种符号；中将（4）：为金线刺绣三颗五角星和兵种符号；少将（5）：为金线刺绣二颗五角星和兵种符号；上校及相当军衔（7）：四颗长方形；中校及相当军衔（8）：三颗长方形；少校及相当军衔（9）：二颗长方形；大尉及相当军衔（10）：一颗长方形；上尉及相当军衔（11）：三颗正方形；中尉及相当军衔（12）：二颗正方形；少尉及相当军衔（13）：一颗正方形；高级军校学员（15）：一道金色折线、三颗三角形；军校学员（16）：一道金色折线、二颗三角形；大士及相当军衔（14）：一道横杠、四颗三角形；上士及相当军衔（15）：一道横杠、三颗三角形；中士及相当军衔（16）：一道横杠、二颗三角形；下士及相当军衔（17）：一道横杠、一颗三角形；上等兵（18）：一道横杠；红军战士（19）：无符号。1942年初，为前线野战部队设置了“保护色军衔领章”，即不区分兵种地将从大将到列兵的领章改为草绿色，钉缀深绿色塑料制五角星、菱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同时取消领章上的兵种勤务符号。因领章上不再有饰条，故上等兵和红军战士的领章改为相同。同时取消了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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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5年至1940年苏联红军的职务等级制度实行了18年，虽然起到了维护官兵平等、规范军人秩序、标识军认身份的作用。但由于“职务等级”本身的桎梏，不能“清楚地表现出指挥员和首长的军事、专业水平、军龄和功绩，权利和威望”。有鉴于此，日，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在苏联红军中建立军衔制度的决议》，决议认为：“军衔是正确组织全军人员服役，调配及合理使用干部的重要条件。实行军衔为固定军人的法定职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武装力量中，根据军衔确定军人之间德隶属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确定与军衔相应的职务，规定服现役和预备役的期限。军衔对规定军人本人及其家属的物质供应、薪金、国家保障和优待的具体权力，具有十分种要的意义”。根据此决议，在苏联红军和红海军中按照军人类别分别设立：陆军和空军指挥员和士兵军衔、海军指挥员和士兵军衔、军队政工人员军衔（1936年又设定海军政工人员军衔）、陆军和空军技术人员军衔、海军工程技术人员军衔、各军兵种各勤务部门军事经济和行政人员军衔、各军兵种各勤务部门军医人员军衔、各军兵种各勤务部门兽医人员军衔、军事司法人员。（注：各种军衔的等级设置、划分不尽相同）同时，决定设立“苏联元帅”军衔，作为苏联军队的最高军衔。这时的苏联军衔按军人类别分别罗列如下（注：军衔名称后的括号内为等级区分的标号，该标号考虑到了1935年至1943年间的变化）：最高军衔：苏联元帅（1）；陆军和空军指挥员和士兵军衔，共5等14级：1、高级指挥员：一级集团军级（2）、二级集团军级（3）、军级（4）、师级（5）、旅级（6）；2、上级指挥员：上校（7）、少校（9）；3、中级指挥员：大尉（10）、上尉（11）、中尉（12）；4、初级指挥员：大士（15）、副排级（16）、班级（17）；5、红军战士：红军战士（19）。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了苏联红军的军衔领章、袖章等军衔识别标志。军衔领章区分为军服领章和军大衣领章两种（苏联元帅的军服领章和军大衣领章相同），军衔袖章区分为指挥员军衔袖章和政工人员标志袖章两种。军衔领章以不同数量的五角星、菱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符号区分军衔，中级以上指挥人员的领章镶金色边（除领口外），其他人员的领章非红色地的用红色边、红色地的用黑色边，同时在领根缀军兵种勤务符号。苏联元帅：一颗大金星；高级首长：一级集团军级一颗小金星、四颗菱形，二级集团军级四颗菱形，军级三颗菱形，师级二颗菱形，旅级一颗菱形；上级首长：上校三颗长方形，少校二颗长方形；中级首长：大尉一颗长方形，上尉三颗正方形，中尉二颗正方形；初级首长：大士四颗三角形，副排级三颗三角形，班级二颗三角形；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无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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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也许这个能给你点启示:苏俄军队的军衔等级一、1917年至1935年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掌权，并开始发布一些列的“以人民名义”的律条。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于日颁布的《关于全体军人权利平等》法令，即是其间的一件。根据此法令，……军衔制是剥削阶级军队的产物，因而必须予以废除……工农赤卫队（和以后的工农红军）的指挥员和战士按职务区分上下级关系……从1918年元旦起，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命令在苏维埃红军中建立有别于军衔制的“职务等级”，按上下级关系区分为指挥员和红军战士，指挥员中又划分高级、中级、初级等，共4等12级。具体如下：高级指挥员：军团长、军长、师长、旅长；中级指挥员：团长、营长、连长、排长；初级指挥员：司务长、副排长、班长；红军战士：红军战士1918年7月，红军指战员开始佩戴第一代“军人识别标志”，包括由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制定的在苏俄境内（不含原沙俄国内的其他苏维埃国家）统一制式的“红星”帽徽、兵种领章等。这时的兵种领章十分简陋，实际上只是佩戴在军便服和军大衣领口的平行四边形呢料，按兵种区分为：步兵红色、骑兵（战车兵）蓝色、炮兵（战车炮兵）黑色、军需行政人员绿色、军医（军事卫生、兽医）人员粉色……（说明：这套军人识别标志中仅帽徽正式使用，领章少量佩戴）日，经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批准，首次为红军指战员制定了“职务等级识别符号”――职务等级袖章，同时在军大衣上启用菱形领章。该袖章由绣黄色“镰刀和锤子”的红色五角星和红色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符号组成，佩戴在军便服和军大衣的左袖头。“镰刀和锤子”红五星是苏维埃红军的主要标志，红三角是初级指挥员的识别标志，红方块是中级指挥员的识别标志，红菱形是高级指挥员的识别标志，依次如下：军团长：“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4颗红菱形；军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3颗红菱形；师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2颗红菱形；旅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1颗红菱形；团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4颗红方块；营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3颗红方块；连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2颗红方块；排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1颗红方块；司务长：“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3颗红三角；副排长：“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2颗红三角；班长：
“镰刀和锤子”红五星和1颗红三角；红军战士：“镰刀和锤子”红五星日，苏联红军的“职务等级识别标志”有所变化。为配合全军统一的新式军服的发放，将职务袖章改为衣袋盖样式的呢绒袖章，用正红色镶边，底色为兵种识别色，仍用红色三角形、正方形、菱形区分职务等级。1924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军事部门服役条例》，增加了军人的职务等级；将指挥员区分增加为高级、上级、中级、初级；将指挥人员按不同的勤务类别区分为：指挥、政工、技术、军医、兽医、军需、行政、军法等种类，并以不同的勤务色和符号相区分。为适应军人职务等级、类别的增多，还规定了军人级别。新的军人职务等级如下：高级人员：军团长级（14级）、军长级（13级）、师长级（12级）、旅长级（11级）；上级人员：团长级（10级）、副团长级（9级）、营长级（8级）；中级人员：连长级（7级）、副连长级（6级）、排长级（5级）；初级人员：司务长级（4级）、副排长级（3级）、班长级（2级）、副班长级（1级）。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无级别）。1925年3月，为配合新制式军服的启用和军人职务等级的增加，设定了职务等级识别领章，废止了职务袖章。新式领章分军服、军大衣两种制式，军服领章为平行四边形，军大衣领章为菱形，底色按不同的兵种勤务区分，用边线（初领口外）区分军人类别：指挥人员用金色边，政工人员用红色边，技术人员用黑色边……在领章上钉缀铜制红色菱形、长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符号区分职务等级，同时缀金色/银色兵种勤务符号。高级人员：军团长级4颗菱形、军长级3颗菱形、师长级2颗菱形、旅长级1颗菱形；上级人员：团长级3颗长方形、副团长级2颗长方形、营长级1颗长方形；中级人员：连长级3颗正方形、副连长级2颗正方形、排长级1颗正方形；初级人员：司务长级4颗三角形、副排长级3颗三角形、班长级2颗三角形、副班长级1颗三角形。红军战士：红军战士无识别符号。这种军人职务等级和领章符号一直沿用到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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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lomer4788
在第8楼的发言：巴浦洛夫大将在卫国战争初期担任的是西方方面军司令，他佩戴的黑底带坦克兵符号的应该是上将.我确实没见过佩戴黑底带坦克兵符号的大将领章.要是有照片就好了.是我弄错了，应该是西方方面军司令。卫国战争前后苏联的军衔制度既复杂又混乱，两种军衔居然同时使用，巴浦洛夫使用黑底带坦克符号的上将或者大将军衔领章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恐怕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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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浦洛夫大将在卫国战争初期担任的是西方方面军司令，他佩戴的黑底带坦克兵符号的应该是上将.我确实没见过佩戴黑底带坦克兵符号的大将领章.要是有照片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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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之前的苏联军衔里好像也有兵种大将吧？在卫国战争初期担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后来因为作战不力被判处死刑的巴浦洛夫大将曾经佩戴过黑底带坦克兵符号的大将领章，他应该算是“坦克兵大将”而不是“大将”吧？本文内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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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中华铁血情
在第5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lomer4788
在第4楼的发言：回的贴子怎么看不着呢?
以后遇见类似情况请不要着急重复发帖，等等或者纠错以后就可以看见了，抱歉因为系统出现问题而给你带来的不便，还请理解哈。
谢谢！抱歉，请把重复发的贴子删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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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lomer4788
在第4楼的发言：回的贴子怎么看不着呢?以后遇见类似情况请不要着急重复发帖，等等或者纠错以后就可以看见了，抱歉因为系统出现问题而给你带来的不便，还请理解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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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贴子怎么看不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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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将与兵种元帅平级，而大将是合成军统帅，就是说大将可以指挥由陆军、海军、空军组成的合成军，而“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只能指挥单一的兵种，所以也可以说大将有苏联元帅之实而无苏联元帅之名。苏联将帅军衔的设置由高到低依次为:苏联元帅（苏联海军元帅）－兵种主帅－大将（兵种元帅）－上将－中将－少将。在苏联军衔体系中“大将”军衔一般都是直接晋升为苏联元帅，我确实未见由“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晋升苏联元帅的，原因可能就是“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只能指挥单一的兵种吧。至于说道“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说得上名字的人为数不多，老兄连哪年设的军衔都知道，“兵种元帅”里苏联最后一位国防部长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怎么忘了?还有苏联最后一任海军司令海军元帅切尔纳温，他们都是兵种元帅范畴啊。还有炮兵主帅涅杰林，就是火箭发射场被炸死那位。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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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大将与兵种元帅平级，而大将是合成军统帅，就是说大将可以指挥由陆军、海军、空军组成的合成军，而“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只能指挥单一的兵种，所以也可以说大将有苏联元帅之实而无苏联元帅之名。苏联将帅军衔的设置由高到低依次为:苏联元帅（苏联海军元帅）－兵种主帅－大将（兵种元帅）－上将－中将－少将。在苏联军衔体系中“大将”军衔一般都是直接晋升为苏联元帅，我确实未见由“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晋升苏联元帅的，原因可能就是“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只能指挥单一的兵种吧。至于说道“兵种主帅”和“兵种元帅”说得上名字的人为数不多，老兄连哪年设的军衔都知道，“兵种元帅”里苏联最后一位国防部长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怎么忘了?还有苏联最后一任海军司令海军元帅切尔纳温，他们都是兵种元帅范畴啊。还有炮兵主帅涅杰林，就是火箭发射场被炸死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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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军大将军衔同兵种主帅、兵种元帅的关系？回复
本帖已经被管理员锁定，不能回复　　第800节　　关于军官的任命权限，我实在找不到红军和八路军的规则，仅仅找到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修正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其第二十七条就任免军官职务的权限有明确规定：1、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和政治委员，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免；2、师长、师政治委员和相当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的军官职务，由国务院总理任免；3、副师长、师副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师副参谋长、师政治部副主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及与其相当的军官职务，由国防部长任免；4、副团长、团副政治委员和相当于副团长、团副政治委员以下的军官职务的任免，由国防部另定。　　1955年的军队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这个《军官服役条例》的制定多少反应了他的思想。这个条例有两点要注意：1、当时军队的团级以上干部任命权限由人大、国务院、国防部系统决定，总参谋长粟裕等军队的重要干部并不拥有干部任命的签署权；2、师级以上干部的任命由国务院总理签署，也就是说由最高层议定；3、军委主席、军委委员、国防部长的任命并不在《军官服役条例》之内，这说明当时的体制国防部长的职权确实在总参谋长之上，粟裕确实要接受彭德怀的管理。　　1955年的《军官服役条例》第32条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上级首长有权免去所属不称职的军官的职务，并有权指派缺职的代理人，但须立即报请上级核准。”　　也就说，军级首长有权临时任免、指定代理下一级军官，“但须立即报请上级核准”。　　日起施行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其第11条规定了军官职务的任免权限：1、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至正师职军官职务，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免；2、副师职（正旅职）、正团职（副旅职）军官职务和高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和政治委员、大军区及军兵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或者相当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副大军区级单位的正团职（副旅职）军官职务由副大军区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3、副团职、正营职军官职务和中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集团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或者其他有任免权的军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独立师的正营职军官职务由独立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免；4、副营职以下军官职务和初级专业技术军官职务，由师（旅）长和政治委员或者其他有任免权的师（旅）级单位的正职首长任免。　　1989年实施的军官职务的任免权限，大不同于1955年的地方：1、“军官职务的任免，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规定的程序办理”，这一点不同于1955年的军官任命由国务院、国防部最终签署，很多朋友之所以对于彭德怀、粟裕的权限争议大多是依照1989年的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的关系而不是1955年的关系；2、1955年的团级以上军官任命高度集权于国防部，副团的具体办法还要“由国防部另定”，1989年的军官任命权限明显下放，但师级以上干部仍然“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免”。　　1989年的新条例的低12条规定，执行紧急任务时，“上级首长有权暂时免去违抗命令、不履行职责或者不称职的所属军官的职务，并可以临时指派其他军人代理”，但“应当尽快报请有任免权的上级审核决定，履行任免手续。”　　无论1955年还是1989年的军官条例，师级以上干部的任免都由总部签署，而且都给于军政首长临时的任免权，但这个任免最后都要“报请有任免权的上级审核决定”。　　当然，国防部也好、中央军委也好，不可能细腻到自己决定师级干部的提名和任免，大多情况是上级主官建议、提请然后由“报请有任免权的上级审核决定”，但绝对不能对抗“有任免权的上级”的命令和签署权。　　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军队，因为交通、通讯的限制，中枢机构很难完整履行自己的权力，各战略区的军政主官拥有更多的任免权限，但并不是说军政主官有权对抗中枢机构的人事任命。　　党对军队的管理，一个是政策管理，一个是决战管理，最重要的是人事管理。如果丢失了人事管理权，也就基本宣布管理的失败。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干部任免，最典型的是王震取代陈伯钧、张宗逊取代卢冬生，其最终决策权都是由毛泽东做出，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彭德怀均无权干涉。旅级以下的重要调整是115师师长林彪处理685团团长黄永胜和副团长邓华的矛盾。开完洛川会议的林彪在追赶部队途中闻知此事，在向中央请示的同时，毅然决定由聂荣臻副师长去做同时渡河赴晋的抗大1队队长杨得志的工作，让其顶替黄永胜为685团团长。林彪此举就是典型的紧急换将，但其报请的是中央军委而不是八路军总部。　　朋友们维护彭德怀“换将权”，其实还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节点：彭德怀对于八路军的领导权力本身就属于非常规状态。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核心决策上都背离了军事管理的常态。　　新四军那边，虽然是叶挺担任军长，但因为曾经的脱党，所以仅仅承担“业务工作”而不能与闻核心决策。这一点倒是比较符合中共的一般规律。　　八路军这边更加特殊。1935年草地分兵后，朱德滞留红四方面军一年，彭德怀横刀跃马实施了草地分兵，然后指挥了东征、西征，在中共由长征的大溃败、方向迷茫扎根大西北建立十几年指挥根基立下无可取代的巨大功勋。三大主力会师当然离不开朱德的贡献，但朱德在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时，也难免虚与委蛇。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对朱德的批斗会上，周恩来讲话：“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第801节　　我们知道，周恩来是最知明的和稀泥的“八级泥瓦匠”，等闲不肯赶尽杀绝。1966年刘少奇主持的对朱德的批斗，是由毛泽东最高布局，周恩来不可能不参加，这长于“和稀泥”的周恩来对于朱德的批评非常怪异，他先是逮着自己深刻批判一番，然后才批评朱德。周恩来的这种行为，带有转移批判焦点把水搅浑的味道，多少有保护朱德的味道，所以，他对朱德的批评也有避重就轻的味道，不过呢，周恩来仍然把对朱德的批斗重心放在红四方面军与张国焘的关系。　　抗战初期，毛泽东对于朱德在红四方面军的表现是颇有疑忌，对于彭德怀当然就要放手使用。所以，八路军组建、前方军分会成立、乃至后来的北方局，朱德虽然排序在前，但根据毛泽东的布局，核心决策权其实是控制在彭德怀那里。　　按照常规，115师师长林彪受伤后，八路军总部紧急指定代理，也应该由当时还在八路军总部的朱德决定而不能由彭德怀决定，朱德非常“识趣”的任由彭德怀拍板本身就说明八路军总部并没有对师级干部的决策权，彭德怀仅仅是代表毛泽东决策而已。　　问题在于，彭德怀过于使用了毛泽东的“非常规”授权，在毛泽东明确以罗荣桓代理115师后，他竟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这在任何体系下都是擅权的。　　1944年之后，陈光、杨得志这两个彭德怀提名的代理干部统统是“并不光辉”也不“得志”，大约与彭德怀的影响有些关系。反过来，因为彭德怀受影响的罗荣桓反而更加被毛泽东欣赏。　　反过来讲，彭德怀这个副职的权力，一旦缺失了毛泽东的支持，立即就丢失了根基。　　1946年周志坚中原突围到达延安后，向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请求回新四军。彭德怀的答复是：“你不去陕南，要去华东，这我说了不算数，要总司令才能批准。”周志坚的工作调整最终由朱德决定。　　彭德怀在华北时期过于跋扈，已经掌控了师旅级的任免权，这确实侵夺了毛泽东的军委主席的权限。　　所以说，华北军事会议对于彭德怀的批评，刨除烂七八糟的表象，其实际是整肃彭德怀对于毛泽东领导权的“三心二意”的服从。彭德怀和陈毅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实心实意的接受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另一个是迫于形势的阳奉阴违。　　对于中共七大，党史的评价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所谓“团结的大会”就是大体肃清了党内的各种各样的思考和派系的不良影响而绝对接受毛泽东的领导，所谓“胜利的大会”就是中共完成了会议的议程。　　在这之后，仅仅不到五年，毛泽东就带领中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那个岛子上去，除了党员、军队的敢战精神，七大后中共高效的贯彻力也是极重要的因素。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比较激烈的争论大体是两个，一个是粟裕的拒绝南下，一个是林彪的拒绝南下，最后的结果是林彪南下北宁线完成了辽沈战役而拒绝过江的粟裕也完成了淮海战役。但是，战役结束后，二人的境遇极端不同。林彪带领四野大军南下，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等三职，分量之重仅仅弱于东北的高岗和西北的彭德怀，如果考虑到建国后林彪和高岗一起进步为军委副主席、和邓小平一起进步为政治局委员，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是否南下北宁线作战的争论而言，对于林彪在毛泽东心目里的地位压根就没有影响。粟裕就大不同，淮海战役结束后，粟裕虽然以三野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实际负责军事指挥，但因为陈毅已经免任刘邓的野战军副职而回任三野的司令员兼政委，如果考虑陈毅由过去的华东局副书记升级为华东局第二书记，如果考虑陈毅不久也担任中央政府的委员以及上海市长，那么，陈毅在华东的二把手地位彻底确立。至于粟裕，虽然实际权力大体相当，但名分反而下降，担任都是副职。　　我理解，军功盖世的粟裕之所以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很快平平淡淡而不能获得特殊的光辉，就在于在毛泽东心目里他的政治态度问题。我们知道，林彪和粟裕一起上的井冈山，但林彪在红四军七大上态度极其坚定的支持毛泽东，在这之后，林彪固然因为其独立的思考也和毛泽东发生了冲突，比如会理会议，但毛泽东从来就不怀疑林彪的政治忠诚而仅仅把林彪的不同意见定位为不同的“业务”思考。至于粟裕，虽然在红四军七大后也曾经和毛泽东有过近距离接触，但二人并没有因为政治路线的斗争而产生特殊的感情。黄桥大战后，粟裕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名将身份，但在之后的黄花塘内斗里态度并不明朗。不过呢，这种态度的不明朗，其实就是对饶漱石的支持，因为粟裕是陈毅的基本力量。没有毛泽东的支持，饶漱石不可能搅起黄花塘事件，但陈毅在1944年到达延安后能够忍耐的态度和饶漱石的不依不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而让陈毅在毛泽东那里获得了理解和喜欢。同样的道理，获得刘少奇支持的饶漱石在毛泽东那里有了阴影，粟裕多少也要受一点影响。解放战争初期，粟裕独掌华中军事指挥，就华东的军事大战略和陈毅发生激烈的争论，随后，北上的粟裕和陈毅合兵之后取得一系列的胜利，陈粟配大体适当之际，万不料粟裕拒绝南下而陈毅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命令。这一波的争论虽然以粟裕的胜利而落下帷幕，但粟裕敢于抗命的形象已经确立。粟裕的这种抗命，就粟裕而言其实是单纯的军事方略，但因为饶漱石对于粟裕的奖掖，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粟裕的政治图谱——虽然不清晰，但绝对不是陈毅的铁杆部下。因为陈毅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南下命令，即使他军事指挥较弱，但政治的可靠已经毋容置疑，所以，淮海大战之后，虽然飞鸟未尽粟裕这种良弓就已经丧失了进步空间。　　对于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和粟裕拒绝南下的不同影响，争论是非常热烈的，其实对于中共获得政权而言，刘邓南下大别山，即使不考虑其军事价值，仅仅就坚决贯彻领袖的方向指引而言，其贡献就是绝对的。一个集团要发展壮大，当然需要独立人格和理性思考，但也绝对需要贯彻力，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到底是积极贯彻领袖的命令呢还是独立思考，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刘邓大军里的邓小平是一个绝对有独立思考的人，无论在瑞金还是在文革乃至于改革开放的岁月，如果有人说邓小平是一个盲从分子，估计全世界都不能接受，那么，刘邓为什么如此决绝的执行毛泽东的南下命令呢？我的理解就是他们更加看重集团文化的贯彻力。新中国建立后，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的宣传度相当高，我的理解，并不仅仅是军事价值，而是宣传一种敢于牺牲积极服从命令的文化。　　第802节 　　华北军事会议重创彭德怀之后，毛泽东的“独决格局”基本确立，所有的名誉都归功于他，所有的错误都要别人分担，中共小心翼翼的维护着毛泽东的光辉想象，一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　　从1945年开始到1959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中共，当然是指毛泽东，当然也犯过相当多的错误，但整体而言是一个胜利接连一个胜利，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到1959年间，毛泽东的错误确实是越来越多，程度也越来越严重，但整体而言，没有出现全局性错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共将最高决策权完整交给了毛泽东，即使是抗美援朝这样极端高风险的战略选择，也是毛泽东以少数“独决”，彭德怀的作用是积极贯彻一线奉命。这种体制，确实是一个极端的高风险体制，但他也有好处，那就是高度的贯彻力，固然会快速的犯错误，但也恰巧因为高度的贯彻力而很容易纠正错误。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确实错误批判了周恩来和陈云，于是大跃进滚滚而来，但一直到庐山会议，毛泽东始终掌控着局面，固然有一些出乎意料，但他确实在着手纠偏，如果没有彭德怀的搅局，断乎不会酿成全局性错误。　　彭德怀对于毛泽东的刺激之重，不仅仅是会理会议、华北会议的纠缠，还有一个近因就是彭德怀对于毛泽东“挂帅”的讽刺。　　彭德怀虽然个性比较傲上慢下，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等闲不会随便讽刺毛泽东。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59年4月，当毛泽东宣布自己为正帅而邓小平为副帅的时候，杨尚昆等高级干部都感到非常的突兀，负责主持政治局的刘少奇的位置如何呢？我们知道，毛泽东确实在1959年将国家主席一职让给了刘少奇，那么，他对于刘少奇的态度到底如何呢？我个人的理解是，经过高岗的瞎搅和，毛泽东也看到刘少奇在党内的重要性，也就认可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但毛泽东本人的身体如此的强健而毛泽东、刘少奇仅仅五岁的年龄差，毛泽东大约有了在承认刘少奇的同时另选备位接班人的考虑，或者，毛泽东图谋给刘少奇挑选一个接班人，于是邓小平就被毛泽东高调推出了。1959年的邓小平，固然已经位高权重，但他一直到1945年才成为中央委员，这党内的资历就弱得很。我们看中共八大的六个常委，除了邓小平，其他的统统在1931年之前就已经政治局委员了。如果截取1945年年到1956年这11年的历史，邓小平从中央委员进步到常委级别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委员，其在中共党内的进步绝对是一时无两。他这如此快速的进步，固然与能力有关，但要说其他高级干部统统心悦诚服，反正我不相信。如果考虑到邓小平1904年出生的年龄，考虑到邓小平时代选择干部一般要在更加年轻的群体里挑选，那些年长于邓小平且资历战功远远在邓小平之上的老同志，有情绪是非常正常的。　　1959年4月，毛泽东对于彭德怀的意外讽刺是非常的愤怒，反应非常的激烈，因为彭德怀不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干扰了他的人事布局而且硬杠了中共七大一来毛泽东的“独决权”。　　上海会议之后仅仅三个月，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接连组合拳批评毛泽东的政策（彭德怀）和决策机制不民主（张闻天），在毛泽东看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政策争论，也不仅仅是责任追究，最重要的是张闻天对于党内决策机制不民主的批评已经开始动摇从1935年“打鼓新场风波”以来毛泽东累积的“独决权”。　　从毛泽东对于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领导看，他在1958年到1959年的方向判断其实非常的犹疑，他对于自己并不能更多的掌握政治经济学也表示遗憾。换言之，毛泽东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但毛泽东牢牢把控“独决权”而不放，这就难免被已经习惯了盲从的中国民众和中共组织所带动，甚至于被“政治帮架”。从严格的角度讲，毛泽东在充满犹疑的情况下，在明明知道大跃进粮食增产充满虚假的情况下，在明明知道一些食堂已经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大跃进，其关键原因就是不愿伤害谭震林这样的干部和他们代表的那一批干劲十足的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的政策已经是为谭震林“背书”，已经被“帮架”。　　作为中共的领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过重的盲从性，首要的能力就是方向感的掌舵，其他都无关紧要，这掌舵的领袖，最忌讳的是被自己的敌人牵动，也极端忌讳被自己的干部、群众牵动。　　1959年毛泽东写诗：“热风吹雨撒江天，冷眼向洋看世界”。其实呢，面对党内、国内的建设“热风”，毛泽东并没有冷静的站稳脚跟当导演，他激情蓬勃的串场当起了演员，于是，控制不住情绪乱了套。　　对于中国民众文化素质的差，对于党内领导的需要学习，毛泽东其实是非常注意的，抗战时期的延安几乎是一种学校城，毛泽东满世界在培养干部。其实呢，经过近阶段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也确实发现了学习的迫切性，毛泽东很强调，“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毛泽东当然没有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兵马天下的共产党还真没有几个人在研究过这玩意的，有一些也是在苏联培养的，但是，中共革命的历史，虽然接受过苏联的帮助，但就毛泽东自身而言，更多的是摆脱苏联对于中国的消极影响，所以，以张闻天为代表的在苏联学习的干部的经济理论，在庐山会议之前其实已经被默认为教条。　　对于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　　毛泽东这个话就是联系彭德怀在上海会议非常无聊的招惹毛泽东，弄得毛泽东当场发怒，留下“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意思你彭德怀先招惹的我，“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所以，我现在警告你。　　毛泽东还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　　毛泽东说“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　　毛泽东批评的“扭秧歌”当然是指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于“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　　你说彭德怀，你提意见就提意见，扯什么“小资产阶级”？于是，毛泽东说，你彭德怀虽然给我弄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但现在呢，我也并不紧张给你贴一个“阶级”标签。　　第803节　　毛泽东回顾了“反冒进”，“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动摇，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我曾经批评周恩来、陈云，我认可他们的出发点，他们也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他们和我的分歧是方法问题，“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不乱扣帽子，“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　　毛泽东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　　看到这里，我们一般是认为毛泽东在搞统一战线，拉住周恩来、陈云不要支持彭德怀。　　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他后边的话太难听了。毛泽东说：“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因为在前一波的党内斗争里，周恩来、陈云被批评，于是丢失了相当的权力，“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谁取代了周恩来、陈云的部分权力呢？毛泽东已经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他重新建立了统帅部。所以呢，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张闻天写信提意见，“有点那个味道”，其实就是他暗示彭德怀、张闻天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是想通过责任追究捞取权力。　　对于这一点，很多朋友可能批评毛泽东过于“侮辱”了提意见的彭德怀等人的人格。彭德怀提意见，当然是为民请命，但，只要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必须搞人事或者权力的调整，因为这是政治法则决定的，这一点是不以彭德怀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舆论的引领作用，毛泽东说：“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　　毛泽东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这是极重的话，其实就是批评彭德怀军人干政了。作为军队的创始人，毛泽东竟然公开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就把他和彭德怀之间的斗争推演到军事政变的可能，这太可怕了。　　可是，毛泽东立即又留下了余地，他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过，“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毛泽东点明，“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　　毛泽东承认他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这些话，“有些伤人”，他提议在会议题目中“加一个团结问题。”　　按照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这个讲话，其实彭德怀不会很悲剧，因为毛泽东把他类比成1957年的周恩来，那么，毛泽东对于彭德怀的处理也会类似1957年的周恩来，估计要丢掉一些权力，但还要保留名分。　　然后毛泽东又谈到食堂问题。　　“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　　农民为什么自发搞了食堂呢？简单，“食堂节省劳力”。这个是非常实在的道理，家庭做饭确实过于浪费人力和资源。　　我们必须承认，食堂其实比家庭做饭要节约的多，之所以出现问题，不是食堂制度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太差。　　毛泽东也认为食堂不可能适用所有人，“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　　对于食堂，毛泽东的态度是“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　　为了搞好食堂，毛泽东“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　　对于食堂和人民公社，毛泽东提议搞实验，“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　　讲到这里，毛泽东开始批评“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　　毛泽东继续讲，“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这怎么回事情？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大跃进、食堂、公社化能搞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食堂、公社化有些过热，犯了错误，总要拉一个人来替自己承担责任，计委就在劫难逃了。　　对于自己这个讲话，毛泽东的预测是“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　　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毛泽东在讲话里确实是既批评了“触不得”的跃进派，也批评了提意见的彭德怀。　　也就是说，截止到日毛泽东讲话，毛泽东的态度虽然已经开始冷嘲热讽彭德怀，但大体还是比较理性，他对于激进的谭震林和提意见的彭德怀是各打八十大板。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说明按照正常逻辑，彭德怀不会很惨。　　当然，被各打八十大板的彭德怀是非常委屈的，乱什么乱，他们有错误我有指挥炮轰金门的战功！　　第804节　　毛泽东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　　毛泽东这里其实直接点出了他和彭德怀、张闻天分歧的根基：你们“说我是主席不能驳”，“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你们在搞“隔山打牛”、“指桑骂槐”，这玩意我也会，你看现在我不正在批评“江西党校”吗？　　弄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来情绪了。他就追究责任问题开始自乱阵脚：“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　　毛泽东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就明显情绪化了。我们知道，毛泽东刚刚把政策失误的责任扔给计委，“我又不是计委主任”——他的干妹夫李富春这一会是比较倒霉的——现在突然又大包大揽，这说明，从这个地方开始，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开始脱离他既定的内容开始自由发挥，而这个自由发挥暴露了毛泽东孤寂而痛苦的内心世界。　　一般人是比较忌讳自己骂自己“无后”的，毛泽东已经管不住自己了。　　毛泽东又点了谭震林：“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毛泽东在自己承担领导责任后，情绪化的点出了谭震林，既然批评了“触不得”的谭震林，毛泽东干脆直接点出了“刮风”的彭德怀的名字。　　原本谨慎的毛泽东，终于跳出了“隔山打牛”江西党校，当场给彭德怀一个对决。这是毛泽东这个讲话里极重要的节点。　　不过，毛泽东很快控制了情绪，开始从国际共运的角度谈急性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　　这个时候，刘少奇大约感觉局面已经过于危险，于是插话纾解毛泽东的情绪：“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　　毛泽东就接着刘少奇的话茬展开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以前也讲过吧？”　　毛泽东说列宁“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毛泽东这一个“也”字点出了中国革命的一段公案，抗战结束，中共曾经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最后因为蒋介石的不能相容而大打出手。谁不知道战争需要巨大的牺牲？谁敢保证自己一定获得最后的胜利？延安的毛泽东长达8年吃小米研读中国社会难道不知道落后的农业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缺少近代工业文明基础？毛泽东也想“世界革命来援助”，也想“搞和平民主新阶段”，但蒋介石一定要搞赶尽杀绝，既然已经狭路相逢，就只有出刀迎战。至于战后如何，那是顾不上的，且顾眼前要紧。　　刘少奇继续插话：“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　　刘少奇的意思是说，列宁并没有提出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仅仅提出一国可以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就反问：“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　　毛泽东这句话其实凝聚了最重要的政治逻辑。既然共产党能够在一个国家且仅仅一个国家获得武装革命的胜利，那么，在不能向世界输出革命之前（列宁就搞输出革命），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民众都必须通过社会生产获得生存的基本物质，而最短暂的社会生产也牵扯到生产方式和社会管理，社会生产获得的“物质”必然有利于所有的阶级和集团（美国资本家哈默将美国小麦投入苏俄帮助解决食品问题），但所有的生产都牵扯到生产组织和利益分配的阶级性。这样一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集团，如何利用既有的社会资源搞生产并尽最大限度控制生产的阶级性为自己服务，这就是巨大的政治课题。其实，这一点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即使美国竞选上台的总统，其政策也是为自己代表的社会集团服务，至于台湾，陈水扁执政时期，为了贯彻民进党的意识形态，尽最大限度控制台湾资本、企业的西进大陆。所以，武装胜利之后的中共，在感觉到苏联对于中国的别有用心后，大体也落到“只有一国”也要建设社会主义的艰难里，因为别无选择。　　刘少奇继续插话：“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这是国际共运理论的巨大创造，因为苏联也好，中国也好，都是工业极不发达的国家，社会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搞社会主义的建设，固然是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但建设的主体必然是农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问题来了，不管共产党如何努力，在相当时间总不能将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工人，那么，共产党的现实任务就演变成改造农村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请注意，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邓小平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整个中国的社会管理的内部斗争都是围绕农村的生产关系改造展开的，因为城市里的工业，原本就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农业就大大的不同。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新中国之后对于这句话的解读是指导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关键。农业为主的社会的广泛的“小生产”，必然产生贫富分化， “小生产”贫富分化积累的财富必然造成财富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农村必然出现雇工，在中国已经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时代的现实里，农村的雇工必然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时代而表现出“资本主义”而不再是封建的经济。在这个生产模式里，农村的“小生产”和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的物资、人员、货币的交流，必然逐步瓦解宗法的农村社会而日益转变为资本主义。　　为什么毛泽东在1957年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呢？简单，土地改革过程里的土地分配因为天灾人祸以及经营差别必然产生的贫富分化造成的土地等财富集中引发的雇工必然冲撞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发起公社化运动的目的是在农村搞集体所有控制贫富差距并将农村的劳动服从于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邓小平的改革，其实就是承认了集体的生产因为民众素质的差异不能促进生产的进步，但邓小平也担心农村的“小生产”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他的办法是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割，这样一来，农村里的财富积累无法兼并土地而只能向农业之外的工业投资，在这个过程里虽然生产大发展，但共产党只要通过农村的党支部控制集体的土地所有，就始终掌控政权的根基。&　　第805节　　在刘少奇插话农民建设社会主义之后，毛泽东继续讲话：“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毛泽东确实在搞社会建设的实验，确实有巨大的失误，不过，在彭德怀没有搅入之前，毛泽东确实在政策纠偏，在7月23日讲话里，毛泽东仍然强调需要纠偏。不过呢，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依靠农民”，为什么呢？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广州起义的失败说明力量弱小的无产阶级，虽然拥有先进的思想，但因为人数的少，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关注农民，农民，农村人民公社化、食堂等等，就是毛泽东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验。　　从刘少奇插话的准确，以及他对于毛泽东思考的引领节点，我猜测，最起码在庐山会议时期，他和毛泽东的思想整体是合拍的。　　毛泽东最后情绪完全失控了，“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　　既然你们把形势说的如此恶劣，既然苏联曾经杀了季诺维也夫的头，中共当然也要责任追究，也要杀头！那么，杀谁的头？　　毛泽东直接点明：“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毛泽东说，责任追究是李富春、王鹤寿、谭震林、薄一波，毛泽东说柯庆施仅仅是意识形态，责任不大，这大跃进的错误他自己承担。毛泽东还说，无所谓，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要追究责任，你们把我也杀头好了，反正马克思也犯过急性病。　　于是，散会了。　　我们读毛泽东这个7月23日讲话，大约是毛泽东讲话里最情绪化的一次，“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这话对于彭德怀的打击是极重的，对于会议情绪化的煽动也是狂热的，但以毛泽东这个比较能够控制情绪的人，如此情绪化到自我窝屈的程度，也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我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在庐山对于彭德怀的反击，对于彭德怀而言，固然是巨大的打击，对于毛泽东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从彭德怀带平江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与彭德怀正好30年的革命合作。这30年间，毛泽东和彭德怀大体有错杀袁王、赣州战役、会理会议、华北军分会、华北军事会议等5次较大的争论，这5次争议虽然严重影响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感情，但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合作。这30年间，彭德怀在毛泽东最关键的富田兵变、遵义会议、草地分兵、抗美援朝都投下了坚定的支持票。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彭德怀的支持就没有毛泽东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彭德怀对于毛泽东的贡献比之朱德更要大的多。　　从中共七大开始，毛泽东确实压抑了彭德怀的级别，让彭德怀有委屈感，但在抗美援朝之后，毛泽东让彭德怀以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全权管理日常，固然没有常委的级别，但其实际权力和影响力，远在常委之上。　　军队永远是政权的核心力量，掌握军队的人，如果不是国家的一把手，最起码是二把手。所以，抗美援朝归来的彭德怀，虽然没有常委的名分，但其权力其实是毛泽东之下的中国第二。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位主持军委日常，但其实际权力还不及彭德怀。1975年之后叶剑英以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管理军队，其实际权力也不及彭德怀。文革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共的公开职务其实是军委主席，在邓小平之后，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影响也非常的巨大。　　我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对于彭德怀其实是极端看重的，所以在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三大分歧里统统让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毛泽东的心目里，也许感觉对于彭德怀的安排已经仁至义尽，实实在在的讲，就建国初期的政治格局而言，除了当接班人，还实在找不到比主持军委日常更加地位重要且更加容易躲开是非窝的岗位。彭德怀从朝鲜归来，中共发生了高饶事件、反右扩大化、“反反冒进”，整了一大批领导人，常委里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都曾经被挤兑的很不好过，反过来，这彭德怀反而挤兑了刘伯承、粟裕。我们看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对军队干部的任命其至关重要的影响，朱德、林彪虽然是常委，基本不起作用，刘伯承被赶出军队而陈毅主动远离军队，军队的大佬基本不敢招惹彭德怀，黄克诚以军委秘书长兼职总参谋长，洪学智是后勤部长，彭德怀确实是意气风发的很。　　假如我们是毛泽东，我们还能找到一个更加合适的岗位给彭德怀吗？当然，可以提高彭德怀的级别，入常。　　但是，从毛泽东在1956年、1958年相继提拔邓小平、林彪入常来看，毛泽东的干部布局是在大体维护元老利益的前提下，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彭德怀仅仅比毛泽东小5岁，确实没有培养接班人的空间。　　从彭德怀搅局之前的庐山会议看，毛泽东确实承认了大跃进、公社化、食堂有错误而需要纠偏，毛泽东也确实在进行纠偏。因为毛泽东在上海会议公开说自己“挂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主动纠偏的情况下，确实需要一些人的谅解和支持。　　毛泽东：我嘛，领导建设不力，犯了错误，现在呢，我已经认识到错误，我也主动积极纠正错误，大家是否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就积极作用而言，就任何心胸特别宽大的领导人而言，最多也就是加大毛泽东的政策纠偏力度，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就负面作用而言，他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的“措辞”，给于毛泽东的心理暗示就是责任追究，而且是“乱扣帽子”。&　　第806节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对于周恩来、陈云的批评，虽然严厉，但确实没有上升到路线问题，也没有给他们贴“阶级标签”，所以，周恩来、陈云很快就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反过来讲，即使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担任总理，周恩来最起码还是政协主席，这在政治上虽然边缘一些，但也保住了基本盘。彭德怀在庐山硬给毛泽东扣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帽子，不要说1959年不能忍受，就是2016年也不能接受——今日的中国，哪一个领导人也不能承受自己犯了“小资产阶级”的路线错误，改革开放后两个领导人之所以被处理都是因为“资产阶级”标签。　　我打一个比喻。夫妻闹架，一般是三种：1、谁对谁错？这种吵架是天天有，比如今天谁做饭？谁刷碗？2、你不像过去那样爱我，这个两说着，婚姻之后可能将炽烈的爱情转化为柴米油盐的亲情或者对孩子的爱，但也可能是审美疲劳；3、身体或者精神出轨。　　毛泽东和彭德怀就军队正规化的争论，大体就是谁做饭谁刷碗的鸡毛蒜皮，审美疲劳的夫妻就是不和谐的音符，新婚的小两口反而磨合的甜蜜。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吵架，也就“反冒进”，当然还属于“谁做饭谁刷碗”的争论，但“距离右派30公里”的定性，就已经接近“审美疲劳”的第二种了。请注意，“右派”截然不同于“反革命”，反革命是不可调和的“带脚镣手铐的敌我矛盾”，“右派”还属于可以“改造”的极其严重的矛盾。可是，这“资产阶级”的标签一旦贴上，最轻是组织调整，重了就开除党籍（陈独秀），急眼就杀头。所以，彭德怀这封信给于毛泽东的压力是巨大的。　　当黄克诚、张闻天也跟随彭德怀跟进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彭德怀这个老战友特别的来情绪：你不但不给我支持，反而瞎搅乱，你够哥们意思吗？　　最令后人惊诧的是，毛泽东竟然两次说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悲情话，如果联系到毛岸英的牺牲于朝鲜战役，毛泽东发泄了对于彭德怀极端的感情失望：即使我有一万个错误，我连儿子都牺牲给共产主义的事业了，难道我还有私心吗？你竟然在我公开承认犯错之后用“小资产阶级”这样极残酷而不负责任的话批评我，你和我还有感情吗？　　毛泽东在这种环境里突然拿出“一个儿子打死了”，其实还带有对彭德怀的隐形逼问：我毛泽东搞社会生产出现了失误，我有错误，我需要负责，那么，你彭德怀非常轻视我和周恩来要求志愿军总部注意防空安全的指示造成总部被空袭，然后牺牲了干部，你的失误谁负责？在这里，并不仅仅是一个毛岸英的问题，彭德怀的这种失误其实是对于美军空袭的不重视，这种不重视必然给于志愿军巨大的损失。你彭德怀写信给我为民请命，我毛泽东给谁写信为毛岸英请命？你代表天下苍生的吃饭，我代表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生命的呼唤。　　如果我们是彭德怀，面对毛泽东对于毛岸英的呼唤，我们怎样回答？　　我读了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感觉毛泽东在会议的前期还是能够控制感情的，但在后期就已经失控，这种失控其实透露出毛泽东对于彭德怀的感情失望。　　不过呢，我们看毛泽东这个讲话，有一个极特殊的地方：他基本没有批评张闻天，甚至于连旁敲侧击都没有。　　毛泽东为什么隔山打牛批评彭德怀而放过了张闻天呢？我个人认为，这倒不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关键是张闻天这个红色理论家的发言确实有道理，他从毛泽东的政策决策不民主的角度展开批评，毛泽东无法反击。既然政策出现了错误，既然毛泽东没有征求更多人的意见，他的决策不民主就是无可争辩的错误。对此，张闻天曾经对秘书说“他们攻不动”。对此，毛泽东也明白，他无法反击，就只能攻击彭德怀，因为黄克诚虽然也批评了毛泽东的政策，但黄克诚没有书面发言。在任何时候，口头批评的分量都远远不如书面批评，因为，所有人都必须承认口头发言具有应急性而不那么完美，而书面语言必须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所以，彭德怀的信就成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彭德怀之所以被毛泽东批的那样很，倒不是因为政策问题，毛泽东承认政策除了偏差，毛泽东揪住不放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毛泽东是彭德怀无论如何无法争辩的错误，这一点，黄克诚一上庐山就批评了彭德怀。　　所以，很多人批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委屈了彭德怀，但没有认识到是彭德怀委屈毛泽东在前，而且，彭德怀在黄克诚明确指出错误后并没有及时向毛泽东承认错误。　　毛泽东的错误需要承担责任，彭德怀的错误当然也需要承担责任，毛泽东冷嘲热讽着承认错误之后，彭德怀并没有紧急跟进承认他的错误。　　仔细分析，毛泽东的这个非常情绪化讲话仍然有很积极的作用。第一，毛泽东解释了经济政策失误的原因，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第二，毛泽东承认经济政策失误，这本身就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可能。第三，毛泽东始终没有给彭德怀、张闻天定性，大体还控制在“思想方法”的分歧，毛泽东处理彭德怀的思路大体是1957年对于周恩来的那个思路，估计会重一点，但绝对不是后来的走向。第四，毛泽东在唯一点名批评彭德怀的同时，对于大跃进的干部确实点名批评。　　到7月23日，毛训斥了左倾，也批评了彭的右倾。据王光美回忆，7月23日，刘少奇吃了安眠药迷迷糊糊来开会，听到这个也没表示反对意见，准备按照会议的意见，同时纠左和反右。也有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道，毛说完这话，准备下山去了。　　按照这些材料理解，毛泽东在7月23日非常情绪化的发泄自己的窝气，既教训了不讲规律惹事的“触不得”的谭震林、李富春等人，也“隔山打牛”震慑一下“刮风”的彭德怀、江西党校，然后结束会议搞政策纠偏。　　如果按照这些材料，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大约就是制止吵吵集中精力搞建设——中央的领导老是窝在山上开会也不是办法。　　但是，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接连发生了巨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偶然。　　首先是彭德怀的因素。　　黄克诚上庐山后，　　“彭德怀先把这信拿给他看了”，黄克诚一看就说，“你为什么不找主席谈去”，彭德怀回答说“我找他他睡觉”，黄克诚说“那你可以再找机会啊，而且你写信也好，你为什么信里带刺啊？”彭说，“我就是要带着刺激的话，他才能重视。”　　黄克诚和彭德怀的对话，虽然各种回忆有些微的差异，大体意思差不多，黄克诚确实认为彭德怀不应该写信（这一点是相当多“非毛”的朋友所刻意回避的），黄克诚立即看出彭德怀这个信并不是绝对为民请命，而是“信里带刺”，而“信里带刺”就是故意“讽刺”毛泽东，彭德怀也明确承认自己是故意“刺激”。对此，当彭德怀说“信已经写了，已经送出去了”而且毛泽东“已经转发了”时，黄克诚说“要糟糕”。　　不过，彭德怀并不是对政治不敏感，他也感觉形势在发生变化，因为他已经开始倒霉。　　彭德怀的信的影响，一般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策是否好转，一个是彭德怀本人是否政治得利。　　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公开后他本人并不表态，其实就是把彭德怀置于和谭震林等“触不得”干部的对立面，即使毛泽东调整了政策，他也在党内高层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7月21日，彭德怀在第四组讨论时有一段很重要的插话，说到他写信时的心情：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任何人（包括反对派）也推翻不了，一些缺点也已经基本纠正了；但有些思想作风上的毛病，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克服。因此，在肯定了成绩之后，必须正视缺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党。他听说15 日要闭会，有些意见未讲完，心里放不下，仓促写了这封信，文字上、逻辑上有些缺点，没有能准确表达本意。建议会后把他的信收回。　　彭德怀这个插话虽短，但写信的本人听到许多反应之后，已感到不安，感到信有缺点，怕引起不好影响，要收回他的信，以免再向下扩散。按理说，即令对这封信和写信的人抱了成见，本人有此声明，也可以不再追究了。&　　第807节　　如果历史如此走向，也就马马虎虎了，但张闻天在7月21日的长达3个小时讲话对于会议走向发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张闻天《发言》的最后，对于最敏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提法也表示支持：“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小组会的发言，《简报》一般只刊要点。7月23日之后，张闻天的《发言》记录稿就全文印发下来，这个说明核心层已经对张闻天的发言异乎寻常的处理。后来批斗张闻天时，说他的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　　张闻天的发言是促使毛泽东在7月23日讲话的关键因素，但毛泽东的讲话偏巧给于彭德怀相反的刺激。　　按照一般理解，当毛泽东如此隔山打牛之后，彭德怀应该理性思考和毛泽东的关系，最起码相互解释一下，但彭德怀正好走向了反面。这倒是也可以理解，因为毛泽东在7月23日的讲话不但敲打了彭德怀而且点名道姓批评了李富春、谭震林、王鹤寿、王任重、柯庆施等人。如果说在毛泽东这个讲话之前，“触不得”干部和彭德怀的矛盾还是思想方法的争论，毛泽东这个讲话沉重敲打了“触不得”干部后，他们与彭德怀就很容易发展到“隔阂”乃至于政治仇恨：你不但会私密报告，而且还会把我们整苦，哼哼，老大也不喜欢你，你这是活该。彭德怀不憨不傻的，当然感觉到自己被置于“热锅”上烤，所以就对于毛泽东这个讲话特别的愤怒，他不是选择了紧急后退而是选择了“硬杠”。　　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回忆：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坐最后排，所以出去得早。毛泽东叫他，或者是没听到，或者是没理睬，反正他先走了。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离开。　　礼堂在坡上，毛泽东下坡。我跟在他身后，左右还跟随着罗瑞卿、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等同志。彭德怀忽然走回头，大概是忘了东西或有什么事吧？与毛泽东走对面碰头了。　　这时，毛泽东站住脚。当时，跟在后面的罗瑞卿同志恰好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这也算长年战争生活养成的八路军作风吧。　　毛泽东站住脚后就招呼彭德怀：'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脸涨得很红，眼睛瞪起，脚步丝毫不停，一冲一冲地往前走，胳膊从头上一抡：'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一怔，随即半侧身，仍然望着彭德怀说：'没什么好谈的也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又是一声吼，脚不停步地走过去了。　　在许多中央首长面前，彭德怀对毛泽东持这种态度，毛泽东是不高兴的。并且引起了公愤。　　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我们做下山准备了，后来一些首长反映意见，说问题不解决，就达不到团结一致搞好工作的目的。　　晚上，我们就得知不下山了，要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路线问题。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反对'左’倾改变为反对右倾，这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山上山下的形势有关，原因比较复杂。中途转向反右倾，在全国造成了严重后果。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彭德怀赌气，引起在场首长们的公愤也是促成的原因之一。那份意见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呗’，批评一下就过去了。他一赌气，事情闹大了。”　　对于7月23日会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意外相逢的交流，有相当多的版本。　　彭德怀的回忆大体是，会散了，毛泽东走出会场，彭德怀迎上前去，说：“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毛泽东愣了一下，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事后，彭德怀在笔记中写道：“我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离开他到总理处开会去了。”　　李锐回忆，“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毛泽东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李银桥、彭德怀、李锐的回忆确实有出入，但毛泽东和彭德怀确实有了交流。我认为彭德怀的回忆有正确的一面，“当时尽量抑制了激动的感情，避免争吵”。但是，彭德怀这个“尽量抑制”说明他的感情已经激动。最重要的是，性格比较暴躁的彭德怀心目的“尽量抑制”与性格比较冲淡的周恩来这种人的“尽量抑制”是有巨大差异的。我个人比较相信李银桥的回忆，因为他比较符合彭德怀的个性，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细节，“跟在后面的罗瑞卿同志恰好朝路边侧过身去小便”，李银桥还皮里阳秋的说“这也算长年战争生活养成的八路军作风吧”。据说，因为彭德怀这脸涨得很红、眼睛瞪起、脚步丝毫不停的“一声吼”，把毫无思想准备的罗瑞卿吓了一跳，小便也撒的猛一晃。　　我个人理解，彭德怀这个“忽然走回头”，并不是“大概是忘了东西或有什么事”，而是想和毛泽东交流一下自己的认识。我个人认为，毛泽东非常准确的捕捉到彭德怀返回的意图，所以非常主动的说：“彭总，我们谈谈吧？”那么，彭德怀为什么拒绝和毛泽东深入交流呢？我们看李银桥的回忆，李银桥跟在毛泽东身后，“左右还跟随着罗瑞卿、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等同志”，巧的很，这几位都是彭德怀历史上有隔阂的人或者是毛泽东刚刚批评的“触不得”干部，心高气傲的彭德怀不能在他们面前向毛泽东低声下气——如果是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这样的性格比较冲淡的老同志，彭德怀也不会这样情绪。　　彭德怀这一冲动，丢失了他和毛泽东交流解决乃至搁置庐山争议的最后机会，因为，当天晚上的偶然事件，让毛泽东再也没有心平气和与彭德怀交流的可能。　　我们仔细分析李银桥这个回忆，讲过话之后走出会场的毛泽东，他的身边并不是常委级别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等人，也不是刚刚被他重批的谭震林、李富春、薄一波等人，更加不是对于大跃进充满情绪的张闻天、黄克诚以及秀才们，他的“左右还跟随着罗瑞卿、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等同志”。跟随在毛泽东周围的这几人，除了柯庆施，虽然后来都被毛泽东打倒，但在1959年他们其实是毛泽东的贴心人，也就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干部。最喜欢的不一定被重用，这牵扯到能力，但最喜欢的人的讲话往往最能够入心。　　第808节　　无论是彭德怀自己，还是李锐和李银桥都承认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彭德怀和毛泽东又这样一个“巧遇”，彭德怀也承认自己拒绝了和毛泽东的交流。这毛泽东以领袖之尊主动提议和彭德怀交流，就非常容易给旁观者一个心胸宽广的感觉，结果呢，彭德怀当众给他一个大窝脖，不要说毛泽东是一个比较记仇的人，即使旁观的几个人也会填油加醋。　　即使毛泽东犯了错误，即使彭德怀掌握了真理，如果毛泽东当众提议大家交流一下而彭德怀拒绝，说实在话，即使最给彭德怀辩解的人，也必须承认彭德怀个性太无理了。坦白说，就他这性格，不倒霉于庐山会议也要倒霉于什么什么会议，因为性格决定命运。　　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回到住处，本来是让我们做下山准备了，后来一些首长反映意见，说问题不解决，就达不到团结一致搞好工作的目的，”这里的“一些首长”，我估计大约是“跟随着罗瑞卿、柯庆施、陶铸、王任重等同志”　　根据一些材料推测，起决定作用的应该是罗瑞卿。　　我们看庐山会议，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党内斗争特点：拥有真理的彭德怀很轻松的就被毛泽东打倒了。　　为什么这样呢？彭德怀傲上慢下的性格在党内、军内制造了太多不应有的矛盾，而他潜意识的山头主义的倾向也已经严重威胁了军队的其他山头。抗美援朝后，彭德怀拥有巨大的权力，一个是盖世之功，一个是毛泽东的态度，当毛泽东在庐山出手的时候，彭德怀曾经积累的仇恨隔阂以及在庐山对于“触不得”干部的碰撞引发的“公愤”成了墙倒众人推。　　有一个关于朱德和彭德怀的材料可以说明彭德怀个性之差劲。　　日，朱德来到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他大约是庐山会议后唯一一个拜访彭德怀的常委。在庐山批判彭德怀时，朱德发言时仍然赞扬彭德怀艰苦朴素，对彭德怀的批评主要说他个人英雄主义太强。由于辞意温和，又说了彭的好话，毛泽东抬腿搔鞋，讥讽朱德的发言为“隔靴搔痒”。以后随着批判升级，特别是军委扩大会的残酷斗争，逼迫朱德也一次次检讨。可以说，朱德在庐山内斗里的表现非常的光辉，最起码对于彭德怀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但就在这一次会晤，二人急了眼。　　二人走进书房坐下，互相问过好，彭德怀便按照老习惯把棋局摆上，工作人员送过茶默默退下。让两位多年在战场上并肩战斗、同生共死的老帅谈谈知心话吧。使工作人员感到惊惮和沮丧的是，人们听到了吵声，主要是彭德怀粗暴的嗓音，他竟然对自己素来敬重的总司令发起火来。大家看到宽厚仁和的总司令气得脸色煞白从屋内出来，彭德怀走在后面，脸色也很难看。工作人员还听到了彭德怀对朱德的一句“告别辞”：“请总司令以后不要再来了吧。”　　究竞什么原因使得彭德怀对朱德发火呢？两位曾并肩驰骋的老战友在什么问题上谈崩了呢？20年后，约略知情的浦安修痛心地回顾了这一段往事。浦安修回忆说，朱德来访的那一个周末，她回到家中，彭德怀告诉她，朱德在下棋时和他的谈话中，表示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做法有意见，对彭德怀表示同情。这时，彭德怀便发起火来，说：“总司令：我犯了错误正在反省，你不但不帮助我，反而来说这些话。”朱德在谈话中告诉彭德怀说：“我现在就住在西山，离你这里很近，可以常来看你。”彭德怀伸手向前一推，拒绝说：“请总司令莫再到我这里来了。”说完就要收棋，朱德只得起身就走。　　从最消极的方面理解，庐山会议后，为肃清彭德怀在军内的影响而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也遭牵连，被迫检讨，做违心的表态和“揭发”。也许，彭德怀没能谅解朱德，战友的情谊为误解所代替。当朱德再一次来访说出同情的话语的时候，彭德怀也许以朱德表里不一相愤懑。　　我看一些朋友对于彭德怀的这一次愤怒还有另外的理解。彭德怀气走朱德，是否还因为担心朱德对庐山会议的看法走漏会危及朱德而故意以此示绝呢？是否他担心“军事俱乐部”再被人为地扩大呢？他亲睹了朱老总“隔靴搔痒”的难堪。现在，朱德又一如既往地来看他，是否只有作出与朱德决裂的姿态，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剧的发生呢？　　雨花石认为，不管怎样的解读，都无法回避彭德怀个性的巨大缺憾，即使对彭德怀内心出发点的最积极的解读，以彭德怀当时的境况也无助于朱德。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既然朱德敢于来看望彭德怀，就说明朱德有他自己的考虑。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彭德怀图谋保护朱德，也其实是对于朱德能力的轻蔑，因为朱德的政治斗争手段远非他彭德怀无能企望。如果以军功论，彭德怀确实远超了朱德，在抗战时期、在抗美援朝后，彭德怀的权力都已经架空了朱德，但彭德怀始终无法取代朱德，这不仅仅是资历和山头平衡，更有政治斗争的娴熟。　　朱彭三十年友谊，就此以一局残棋遗憾千古。　　彭德怀在被打倒后，竟然如此态度对待来访的朱德，其个性确实过于跋扈。　　日，常委会批评了彭德怀的历史。毛泽东讲：“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　　毛泽东还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贺龙插话：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大家扶起来）。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多，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8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　　按照毛泽东这个讲话，彭德怀对其他元帅很排斥，“8个元帅有意见”，那就只能是朱德没有意见了。贺龙插话说“元帅老的还交换意见”，那就是说资历较老的贺龙等人还能够和彭德怀交换一点反对意见，“并不是拆你的台”，资历较浅、排序靠后的估计就噤若寒蝉了。　　对于毛泽东和贺龙的这个批评，彭德怀无法反对，他的答复是：“发脾气多得很。”　　周恩来插话评价：想用此压服。　　毛泽东对于彭德怀的评价是：“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　　毛泽东当然也独裁，不过，彭德怀的工作作风也有问题。　　彭德怀主军时期，朱德不管军队，林彪装病而老红一山头被彭德怀揪着斗，陈毅远离军队（何以祥军衔被压低，陈毅也不敢说话），刘伯承、粟裕被挤兑的苦，徐向前一直低调，彭德怀确实不能容人——容的多是上将、中将层面。　　1959年的8月16日，毛泽东的长篇讲话中这样回顾了彭德怀和贺龙的关系：“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也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华北军分会)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