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信宝宝3岁合肥市婆婆说要宝宝从小信奉耶稣，我说宝宝要从小相信科学，她就生气了，然后还向上帝祷告说我说错话了，请求上帝原谅，我要怎么跟她沟通呢？回复 17:03:38来自
宝宝4岁苏州市基督也是满好的 17:05:50来自
|宝宝7个月芜湖市我家从爷爷起就开始信了，没什么不好的。 17:19:16来自
|宝宝4岁双鸭山市有信仰挺好啊 17:50:08来自
|宝宝3岁临沂市反正我不信，让你老公给你婆婆沟通 17:51:26来自
|宝宝2岁南昌市信基督很好，可能是你婆婆有点强求你和孩子信，让你感觉排斥吧 18:04:32来自
|宝宝2岁南昌市你可以跟婆婆好好沟通，＂说知道她是一片好心，但自己会考虑的。信耶稣要自己心甘情愿信，而不是别人强求信的。＂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以前姐妹给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排斥。 18:17:32来自
|宝宝3岁宁波市云妹LOVE 发表于
婆婆说要宝宝从小信奉耶稣，我说宝宝要从小相信科学，她就生气了，然后还向上帝祷告说我说错话了，请求上帝 ...信耶稣很好啊，我家都信20年了 19:15:00来自
|宝宝2岁我家是婆婆信基督，我们夫妻信奉巴哈伊教，然后我婆婆就总是拉着我儿子信基督，没事就给他讲圣经的故事，什么诺亚造方舟之类的，其实巴哈伊是个包容的教派，不排斥其他宗教的，但是我婆婆总给我儿子讲什么人类罪恶啊，不听上帝话就被屠城啊，全部淹死啊之类的，我儿子自己听的害怕，明确表示不想听，那个神太凶狠了，不听话打屁股就好了，干嘛杀那么多人，太可怕了。我婆婆越来越弄巧成拙了。 19:18:50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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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道华夏上古文明灭亡于蜥蜴人阴谋真相长篇连载（第二部）
标题 仙道华夏上古文明灭亡于蜥蜴人阴谋真相长篇连载（第二部）
杀尽一切附体，灭尽一切佛理。清醒做人，必懂道理；践行道理，以正人道！QQ：&nbsp（剑锋东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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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革命与基督教信仰
&&&&&&&&&&&&&&&&&&&&&&&&&&&&&&&&&&&&&&&&&&&&&&&&&&&&&&&&&&& && 作者：梁寿华
*注：本文是根据香港中国福音神学院老师梁寿华先生所写的论文「基督教与中国革命」所做的读书摘要整理，对梁先生在学术工作上所作的努力，仅此致上最诚挚的敬意。
晚清时，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发展的停滞并呈现腐化，更由于外力的东侵，产生了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上的剧烈变动。外力不但指威胁国家民族尊严和生存的外国的坚船利炮，同时也是指西方的近代文明。晚清对现代化的接受虽有从器物上的洋务运动到政治上的维新运动，却未触及与儒家势力相互支撑的帝王权威。
　　就是在在这主流现代化维新运动的边缘，出现了彻底否定儒家统治体系的现代化改革──晚清的早期革命。
　　晚清的早期革命最初不被主流改革派的维新团体势力所认同接纳，但最终突破了晚清政治的局限，破坏了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中国几千年坚固的帝王统治模式的崩溃。
　　这种突破事实上是由于这些革命者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所造成的，这是一种自洋务运动以来最彻底的西化、其革命比以前的改革更彻底，是因为早期革命者接受了和中国传统儒家价值完全迥异的基督教。
第一章　基督徒革命者的兴起 第一章　基督徒革命者的兴起
　　一位政治家曾说：『当1807年马礼逊进入中国时，已种伏了革命的根苗。』这句话并非过誉，因为清末的革命的确是由基督徒发起的，革命以及随之而陆续出现的革命风潮，其中的参与者不全都是基督徒，不过年间之前，反满革命主要是由基督徒推动和领导、1900年在庚子之前，忧国之士仍报终君思想，欲以和平手段改良政治和社会现状；在这时期，中国基督徒已筹算和实行排满，推翻现有政权的革命了。
　　新的群体：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出现
1807年，马礼逊来华后，绝大部分早期的基督徒教育程度都很低，甚至是文盲，家境也很贫穷，一般人也多不愿意送子女进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外国差会大量注入资源，天津p北京条约又准许传教工作在内地的发展，致使学校栽培了不少受过西学熏染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和商人，其中有些更信了教、十九世纪因移民p工作或留学到外国的华人也不少成为接受西方洗礼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中就此出现一批具有新式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明是有密切相关的。
　　价值的抉择
　　中国基督徒不一定反对传统，但往往视新接受的基督教价值比本国固有的传统更高，而这价值是中国传统和现实所无的、其中最为当时基督徒革命者着重的是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这往往成为其中一些基督徒参与革命的动力，在西方社会，基督教对生命的尊重引发出西方人强烈的责任感以及主动进取的精神、中国基督教的革命很大程度也是由这种对生命尊重的观念所触发、这些基督徒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见到祖国非人性p伤害人的政治，就产生不满，同时也引起一种『拯救』的意念。
　　革命就是要解决这种不满的现状，实现拯救受苦的同胞、他们知道这理想是可行和有效的，他们当中一些人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就是一个可以证实的具体例子、他们相信，基督教不但和他们个体生命有关，也可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命、这些基督徒个人接受了基督教，当他们掌握或观察到这种理想的优越性时，比对一下自己国家民族令人堪叹的状况，就产生一种抱负，要将这种理想实现在民族生命中。
　　新思维的批判
　　中国人信教后，基督教的内容，就自然成为他们习知的传统所形成之现实的一个参考架构，这参考架构一形成，就对这现实起了一种批判作用。
　　批判思维的发生，是因为基督徒接受了中国传统以外，并与这传统格格不入的一套信仰，而这信仰要求皈依者将之视为一种委身性的信仰去接受；换句话说，这信仰是个人的一种『终极的关怀』。
　　对原先是传统读书人来说，一旦皈依基督教，原先的儒家价值就变得次要，甚至变成新信仰批判的对象；对没有受太多传统教育影响的基督徒，他们的批判就更没什么阻碍。由基督教来的批判思维，不止于纯粹指出或揭露现实的问题，也是对现实有所要求、对国家社会来说，基督徒这种要求是要它变革，是照着基督徒的理想(包括信仰和文明)的样式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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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观念的批判
　　基督教在最早期即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就有上帝比世俗权柄更超越的观念，以后早期教父在政教问题上也认为地上政权是从上帝所赋予的，所以要顺服、这样一来就把中国传统神圣化的帝王观念消解了、既有了比君王更超越的上帝作为效忠的对象，对君王的『忠贞』就不是绝对的了，推翻他也不构成一个道德伦常的问题、这是当时基督徒革命者典型的君王观念。
　　他们同时认为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并交O君王所管治，君王就要对上帝负责。早期革命绝少士大夫参与，只有基督徒和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以及秘密会党，才肯从事被当时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反清革命，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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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啊！儒教奴役的人，让人把帝王当成神。反满清甚至被视作比现在反党还要&道德败坏&。
如果不是基督教彻底破除这种概念，不知道还要再被奴役多久啊！两千多年了都没出路啊，基督教以来，找到出路了！
基督教是靠着船坚炮力打进来的洋教吗？是否民族思想就因此而泯灭了呢？是否他们就是被外人所统一，而忘了自己是中国人了？从以上所举出来的史料，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没有错，外国得船坚炮力真的打醒了中国人，使得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在中国生根、萌芽，甚至影响了许多的知识分子。
　　然而是否也因此，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精神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的引入而就此消失了呢？
　　从「教会自理运动」与「教会自立运动」很明显的，我们看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民族主义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消减，相反的、他们这些华人基督徒要去做的确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自己所属的教派中去成立属于中国人的自理会，更有甚者，在自己原来的教派以外成立自立会。
　　他们并没有信了基督教就成了洋人，亦没有信了基督教就远在外国不回来，相反的，有所多的远在外国的基督徒，远在外国筹备资金就是基于中国民族精神而要回国来建立教会。基督教，激发了中国的民族思想。
　　更有甚者，他们的民族思想，并不只使他们的爱国情操只停留在传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信仰&&给他们的同胞；他们去看见问题，挖掘问题，真正的去面对中国所碰到的问题，真正的为中国人民寻求一个解决之道，他们启发了革命，用一种当时可能会被认为是「作乱」的方法来救国。
　　究竟是信仰里面的哪一种力量激发出他们的爱国心呢？究竟是信仰里的哪一种力量使得他们那么有远见的选择一个革命的方法来救国呢？甚至为此殉命也在此不惜呢？我想，这是以后诸章必然会探讨的问题。
　　以下就先介绍自理与自立运动。
　　1.自理运动
　　自理运动，简单的说，就是有西方差会背景教会中的华人信徒，以原有差会宗派的名义进行的宗教本土化运动。
　　自理运动最早的起源是在广州佛山的华人自理会。1839年，伦敦会传教医生合信(Dr、BenjaminHobson)在广州创办了一间伦敦会惠爱医院，并聘请澳洲回国的梁柱臣负责医院的布道工作。梁氏深感中国人要自理自己的教会，于是在香港伦敦会华人信徒的支持下，于1865在佛山一定成立最早期的华人自理会。
　　在香港，同为伦敦会的华人基督徒们，亦在1876年订立会章，提名华人执事和长老，成立教会，并命名为「华人自理会」，实行自治、自养、自传。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会于1884年所聘请的传道人王煜初，王煜初乐中中国的改革，在戊戌变法之时，王煜初上万言书，痛陈中国弊病，献测改革，并与何启(柯保安所称之「基督徒改革者」)传写大量批判中国传统里法与旧习，提出西法旧时的主张，高举民权，倡议清廷变法以及改变官僚制度；他们两人一方面鼓吹清廷改革，一方面孙中山先生兴中会革命，直接参与兴中会活动的凤犀亦是王煜初于道济会堂的会友，而王煜初于1887年所成立的道济会堂，曾数度成为谈论革命，及联络志士的场所。
　　浸信会最早期的自理运动肇始人陈梦南，基于一种民族本位的立场，于1873年在浸信会华侨信徒和广州本地会友的支持下：连同曰钊⒄殴壅盏龋唇ā富诵阑帷梗首钤绲慕呕嶙岳斫袒帷
　　陈梦南适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1882年去世，为及参加革命，但他的学生曰钊椭抖律侔资势溆跋旒睢曰钊墙呕岬哪潦Γ娉谐旅文系拿褡寰瘢1904年与期信徒创立「兴华浸信自立会」并在兴中会革命时期，参与革命活动，成为「革命同志」；1903年又与香港圣士提反堂的爱国信徒林护、谭民三等人串办《世界公益报》，宣传革命。此报刊「世称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第一家则适陈梦南侄儿陈少百主持的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
c，美北长老会
　　其自理运动是由美国华侨信徒所发起的。1881年三蕃市和檀香山的美北长老会华人信徒捐款返回广州买店铺建立福音堂，做为华侨及本地教友往返广东脚注之地。
　　至1907年，美北长老会华人传到总会派伍于衍返回广州帮助华人长老会成立总会，是为「华人长老自理传道总会」。伍于衍适三蕃市的长老教会信徒，与教友伍盘照，都是兴中会会员，支持孙中山革命，他们创办之福音性报刊《中西日报》在三蕃市华侨中鼓吹革命，并成印行邹容的《革命军》，分送华侨，激发华侨反清意识，《中西日报》成为当地重要革命报纸。
D，纲纪慎会
　　由于在美华侨基督徒的乡土情怀，并在1883年要求纲纪慎会的海外差会美部会差派善嘉理(CharlesHager)来华，在香港成立纲纪慎会基地：后来发展到四邑、广州等地方。
　　孙中山、陆浩东和唐雄等人便是在这里受洗为纲纪会信徒。
　　之后数年，三蕃市纲纪慎会背景的三蕃市的另一批纲纪慎华人信徒也发起家乡的教会自理运动。
　　1886年，三蕃市纲纪会背景的华人教会柏大尼礼拜堂，有信徒从邝吉：赵哲、朱金等人组织「华国纲纪慎自理传道会」，次年委派赵哲携款回国开堂，最初在广东台山开基。1894年右派信徒携款在广州十八甫建堂。此堂开设未久，就在兴中会乙末(1895年)之役时，供孙中山作为起义指挥部之用。
　　十八甫纲纪慎教会除支持革命外，在康有为、梁启超鼓吹为新旧国期间，在1897年：由三蕃市华侨基督徒斥资在此教堂开设「星导书楼」，目的是开通民智，以使国家富强，期望中国有如西方诸国。
　　以上是华人自理运动，适外国宗派的华人信徒基于本身对于中国的情怀在自己所属宗太发动的，名义也在原属宗派之下。接下来，我们要简介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
　　2.自立运动
　　「自理运动」是指外国叫派的华人信徒在自己所属的宗派发动的，名义也在原属宗派之下。而「自立运动」顾名思义，就是一些分属不同宗派的华人信徒在自己宗太以外，「自立」部属原有教派之总会。这类的运动，比起原来的自理运动就显得杂多了，因此，以下，将提出几个主要的来做重点介绍。
　　「耶稣救世会」，是由惠师礼会信徒罗开泰及长老会信徒黄文卿等棱于1895年所创立的。
　　推动这运动的领袖也不少是与革命有关的，其中有办革命报纸《世界公益报》的革命同志浸信会牧师曰钊咐中牟斡胄酥谢岣锩硕掏健钩だ匣岬幕莆那洌芳壹蛴治乃邓付耘怕硕×Σ簧佟埂
　　此外还有1990年、1902年分别参与兴中会惠州之役以及洪全福之役的巴陵会神到学校教习李植生，李植生意识中兴会惠元。中国播道会创办人之一原属纲纪慎会的。
　　华人牧师萧雨滋、萧汉卫父子也这自理运动的发动者，父子二人素有救国心志，后来父子在芝加哥设立同盟会分会，萧雨滋更被选为会长。
　　另一个自立会「中国基督徒会」是于1903年伍汉持等人所创立的。
　　先是上海的爱国基督徒高凤池、宋跃如、黄家z、谢洪宝等人，于1902年敢于光绪二十八年湖南辰州教案导致国家受屈辱，就在上海发起「中国基督徒会」，其中的副会长宋跃如(后任董事)是孙中山在上海的革命秘密同志，暗中支持南方的兴中会起义。
　　上海中国基督徒会成立之后翌年，广东爱国信徒伍汉持、谭民三、宋居仁、黄其馨、谭思义等人亦鉴于当时发生的教案，往往酿制中国丧权辱国，深感痛心，就与上海宋跃如等人的「中国基督徒会「联合，在香港创立中国基督徒会，伍汉持为正。
　　香港中国基督徒会很重视福音工作，字成立后，在香港九龙四处布道，1904年并开办「华英学校」，做为学生福音工作基地，日间授课，夜间布道。香港中国基督徒会的领袖大多是革命党人，所以当革命行事紧张时，他们因为四处奔走活动，以致教会及学校事务也几乎要停顿。香港基督徒会着名的革命至是有宋居仁父子、伍汉持、谭思义等人。
　　送居人士巴陵会传道人，是兴中会会员以及重要的行动人员，参与历次的反满战役，他的两个儿子也跟随父亲投身革命活动，兄弟二人在民国初年相继为国殉难，长子宋少殷就是中国基督徒会华英学校的学生。
　　伍汉持和盘司意义参与晚清革命，也是在民国初年因反对军阀先后被杀殉国。五汉持是一位医生，首授业于广州博济医院的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Kerr)。而谭思义士广州长老会培英学校的学生，曾任香港中国基督徒会西湾河支堂传道人，他是在1917年应另一位原兴中会基督徒革命至是瞪荫南之召入内陆密民亦从事革命活动，结果被捕殉难。
-------------满清灌输让汉人仇恨洋人，于是满族人就得利了。
我们再也不会上当了。那时洋人专门对付的是满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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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督徒革命者的兴起 &&&&第三章 孙中山：基督徒革命者的形成
　　孙中山在历史上被史学家称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已显示他是中国革命史的始创者，特别提到中国第一个带有民主性质的晚清革命，也不能不以孙中山为整个革命历程的主导者、不过，事实上，最早谈论革命的不只是孙中山一人，且兴中会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并不是孙中山、但这也不能否定孙中山在晚清革命先行者和主导者的地位、在早期的同志中，孙中山的领袖形象渐渐成型，在兴中会实际行动中孙中山作为最高的领导者的角色便突显出来了、孙中山由始至终的确是兴中会的最高领导核心的所在。
　　改良或革命抉择的因素
　　他出生自香山，后来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西方教育，这三个地方对孙中山革命家的成型有莫大关系、家乡香山在孙中山的生活经验中，是一个落后p黑暗p腐败的中国政治社会的缩影，负面的景象对他有很大的冲击；在檀香山和香港等地，他吸取到西方文明的养分，形成了他另一种理想抉择，这种新理想刚好可以响应家乡状况给他带来的冲击。
　　和康p梁不同的是，康p梁接受西方文明不包括宗教，而他所观察到的西方文明是包括了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文化不能分割的部分，同时也是他所接受的理想价值的根本、正因为它对西方文明这样的理解，他就曾说出康有为p梁启超绝对不会说的话
　　[我们最大希望是，把圣经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认知的)作为一种传递手段，向我们的同胞转送通过正义的法律所有可能得到的幸福。]
　　家乡的成长及不满的产生
　　孙中山少年时代离太平天国灭亡不远，他接触到&太平天国中残败的老英雄&，并听他们讲述洪秀全p杨秀清等人的英雄事迹，引起与满清朝廷为敌的意识，并也或多或少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事情、在赴檀香山前，克尔教士是他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老师，同时也可以说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触的开端、基督教带来给他唯一的影响可能是翠亨村以外某教会的地图，同学的描述给他很多对另一个世界的联想，有要了解外在世界的欲望。
　　家乡的环境除了给他一个稳定简朴的农村生活外，其它触目所见的都令他产生很多疑问和不满、此外，周遭的生活环境迷信意识很浓、幼时在村中受的教育所认知的学问也不能使他满意，因为他感觉到这些学问所主张的道德教训不能改变家乡种种不良的现实、那时他已有要突破这闷局的冲动、
　　檀香山经验及新理想的形成
　　孙中山真正接触基督教信仰和文明是在往檀香山读书的时候、十二岁时，他离乡远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是他后来忆述这次出洋经验的话、他在檀香山一段短时间后旧察觉这里和家乡的不同，这里没有河贼，也没有贪官污吏，但有法律，人人都遵守法律，受法律保护、经由观察使他感受到秩序守法的可贵，很快的他知道这些都和美国基督教有关。
　　孙中山到檀香山时，偶像迷信仍然仍留存未尽去，所以他就清楚见到基督教文明和偶像文明的优劣，也见到基督教如何帮助夏威夷人脱离迷信，迷信的脱离随之而来的就是进步。
　　他进入意奥兰尼学校就读，西方学术训练虽是基础的，已给他大开眼界，见到在《三字经》p《千字文》以外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在学校里宗教教育的熏陶下，孙中山愿意成为基督徒、基督教对他来说，不但是一种社会改革的宗教，同时也是个人生命的宗教。他终其一生都信仰着基督教这种在个人生命中的价值，也就是因为这种对个人的价值，其长兄阻止了他洗礼的念头，后来甚至使他辍学返乡。
　　孙中山在檀香山五年时光，大部分时间是在基督教学校读书，亲身攻读集体会欧洲和美国的科学p民主，以及宗教等知识和思想；特别从所接触的传教士和基督徒身上，觉察到他们基督教信仰原来是可以实践的信仰，他也可以比较以往在家乡经书读到的道德学问在实践上的无能；二者的优劣可见、此时虽仍未形成革命思想，可是他在檀香山所经验到的，已成为他要求中国转变的理想典范、
　　在家乡的冲突
　　刚回乡，他所具有的檀香山理想就立刻和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冲突，事缘是清海关官吏上船检查时的蛮横和要求给予贿赂。
　　回家后，他可以继续公开地作基督徒、他发现家乡情况依旧，种种弊端未有改善、抱有新理想的他，就常常找机会宣传改革，揭露政治的弊端，但乡民都以他为怪、在乡民中，他找到了陆皓东&&唯一有兴趣和他谈改革的人，后来也成了基督徒、孙中山感受到：『使我们受苦的主要祸根是愚昧』，『偶像崇拜乃是愚昧真正之源』、家乡的偶像迷信成为它的眼中钉，必须除之而后快，这是他和陆皓东家乡改革的根本部分、先是指责庙宇中的偶像，劝告乡人离弃迷信，最后见迷信情况没有改变，终于忍不住，就付诸行动，破坏庙中的偶像、他们的举动，不是反宗教，而是反『偶像』，他们是本着基督教的优越采取这行动、此举触怒了乡人，认为是叛逆行为，不被容于家乡，他们的家人便打发他们离开翠亨村、
作传道人还是去革命？
　　这次的家乡改革完全失败，连自己也被逐、这是一个新理想和就传统冲突的结果，孙中山视这次乡人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为此而生而死的『理性的生命』、这可能是他后来一度考虑作传道人的一个原因、他对中国的改革是仍未死心的，这个时候，他已具备了基督徒革命者所要具备的条件；一个从基督教而来的新理想，对旧社会的不满，以及以这个新理想去改造旧社会的冲动。
第四章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基督徒革命团体胚型基础的形成
　　孙中山和陆浩东被逐离家乡后使他们在香港入读新式学校，这样的选择使他们不能成为上层士大夫阶级的一份子，因为他们选择西方教育，更比出过去所受过的中国式教育相当不足。
　　正如史扶邻所说：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及一个现代医生，当儒家既定的体制对他的才干采取不屑的态度时，他就转身去投身他的边缘集团，去作一个革命者，孙中山此时念的是香港的拔萃书室，这是一间英文男校，在此时期孙中山在家人的阻力下接受洗礼，不久后陆浩东也跟着受洗。在香港这段时期为了他们自己的信仰、学业、同志以及后来的革命事业建立了方向和一些初步的联系，特别是基督徒身份的确立以及和教会的联系，使他们在救国事业上得到必须的支持，由此这个基督徒革命团体的胚型基础进一步得以成形和长大、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檀香山
　　受礼不久，孙中山辍学于萃拔书室，其后转念中央书院，但不久就被其兄孙眉自香港召回檀香山，原因是希望能够阻止孙中山的基督教信仰，但这个时期的孙中山是有志从事传道事业以救国的，但在中法日(1885)后，中国战胜却签下条约失去安南(越南)的宗主权，这成为刺激孙中山从传道救国转成革命救国的关键。
　　孙中山在大学阶段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
　　孙中山的初衷是传道救国，但因为在香港和广州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神学院，最后孙中山选择了读医，因医疗工作在当时的传教士和华人信徒来看，除传道外，「无其它服役能如此接近基督教者」。
　　这点可以从当时中国医疗传教会这个组织的目标主要是「减轻人类的痛苦，以及以科学探索真理以破除迷信，同时训练中国人成为西方医学的医生」看出。
　　在选择读医前，孙中山曾考虑读陆军、海军以及法律，这都是救同胞的学问，但他最后选择读医的原因，据他后来的回忆大抵有两点，第一是「我很喜欢这门学科，相信我将会有一个为我的同胞行医的有益职业」，第二是因中法战争的结果对清廷不满，就「以学堂为鼓吹之地，藉行医为入世之媒」。不论孙中山选择何种形式，其目的皆是要拯救同胞脱离苦难。
　　基督徒革命力量最初的凝聚场所，除了孙中山在中学阶段的香港和檀香山外，主要是孙中山在大学时代在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医学院中。两个医学院都有基督教背景，包括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校和香港西医书院，这两个医学院提供了场所，组合了后来兴中会以孙中山为首的最高层，包括孙中山、郑士良、陈少白三人的领导核心。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广州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念了一年书，这段时间孙中山和他以前在香港拔萃念书时的国学老师，后来从香港调到广州伦敦会的传道人区凤樨建立了革命同志的关系，后来区凤樨更以会计长的分份来帮助他的革命计画。
　　此外，孙中山亦在广州结识了另一个革命同志郑士良，郑士良原本在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三合会中担任头目，在他接受基督教后，三合会传统的「反清复明」的观念，因着基督教信仰和教会新学教育的影响，就转化成为「民主革命」的理念。
　　郑士良是第一个向孙中山提示会党可以用作革命的第一人：后来在兴中会第一、二次起义中，郑士良运动的相当多的三合会人员，特别是第二次起义，他所运动的会党成了主力。郑士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以及中国早期革命方式影响的重要，可从孙中山所说：「予由谈论时代入于实行时代之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窥知一二。
　　基督徒革命力量的凝聚：香港
　　香港自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就成为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为何孙中山从广州博济转学至香港西医书院的主要原因，他说：「香港有英文医校，予以其课业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于是孙中山在此念了五年医直到毕业。
　　孙中山在这个时期认识了陈少白，并和香港教会人物建立了友谊关系，如王煜初牧师、王宠惠、何启、康德黎等人对孙中山后来的革命事业都有相当影响和帮助，特别前三个中国基督徒亦很注意中国的改革，甚至后来曾参与改革和革命的运动，其它如形成「四大寇」、结识辅仁文社的社员等，都是在香港这段时间发生的。
　　这个时期，不但凝聚了基督徒革命志士，如在广州的情况一样，这些基督徒圈子是对非基督徒开放的，因为他们的大前提不是信仰而是救国。四大寇中尤列和杨鹤龄原是广州算学馆同学，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孙中山、陈少白和他们很投机，常在杨鹤龄的杨耀记商店大谈革命，当时四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遂被当时的人并称为「四大寇」。期间，陆浩东就职于安徽芜湖电报局，郑士良在归善家乡，两人亦时常到香港加入四大寇的讨论。不过，后来杨鹤龄并未直接投入革命，尤列在乙未之役也无甚表现。
　　辅仁文社是香港基督徒杨衢云、谢攒泰、何汝明、温宗尧联合其它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于1892年组成，基于不满满清之无能，觉得有研究新学以使国家富强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宗旨为「开通民智，研究新学」，据谢攒泰说，辅仁文社也是一个「革命总机关」，也意图计画革命，不过始终没有什么行动而已，要到1895年辅仁文社部份成员被稍后成立的香港兴中会吸收以后，杨衢云、谢攒泰等人才在兴中会名义下进行实际的革命行动。
　　其它部份成员却选择了另一条救国的路，如温宗尧后来参与维新派，任维新派的自立军在上海外交代表，到新亥时才投入革命阵营，不过辅仁文社是最早鼓吹革命的正式组织，比兴中会早两三年。
　　结识杨衢云不久，大约在辅仁文社创立四个月左右，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结束他所谓的「革命言论之时代」，以后便积极于行动，在澳门、广州、上海等地为未来的革命事业铺路。
第五章　革命团体的筹组
　　孙中山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而于澳门担任医生，此即「革命言论之结束」，而进入革命行动之开始。虽其开始招募革命力量是在澳门，但真正得革命同志支持是在广州、上海及檀香山等地。
　　澳门及广州的尝试
　　孙中山一开始于澳门境湖医院但任西医，医术精良但受葡国医生及境湖医院旧势力排挤，行医受阻；且因澳门无西化学校及基督教势力薄弱，导致保守环境的澳门不易寻到革命同志，故使孙中山转往广州发展。
　　广州由于为清末基督教传教士最早活动据点及五口通商之一，故使知识分子多有与西学接触，而较易抛弃儒家传统君臣观念，使广州的革命推动较为顺利，并于此成立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
　　1893年底孙中山于广州成立「东西药局」为推动革命据点：后并利用长老会的圣教书楼卖西学书籍之便吸收有西学观念之有志之士。孙中山于广州结合的革命势力虽不多，但多为往后革命的基干份子，其中又以陆浩东、郑士良、陈少白、区凤樨、左斗山、王质莆等人与孙中山关系密切。这集团常以东西药局、圣教书楼后礼拜堂及广雅书局内抗风轩为集会地点，最后并于广雅书局抗风轩成立第一个革命集团体，并以「驱除鞑掳，恢复华夏」为宗旨，以原三合会头目郑士良为负责人。
　　上海基地的建立
　　在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决议上书李鸿章以荐改革之道，途中认识留美回国兼具牧师、洪帮成员的宋跃如，当时宋跃如经营以印刷基督教书籍为主的华美书馆。因宋跃如原即以「福音拯救中国」为职志，故与孙中山谈后极支持其以革命方式实践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价值，其后宋跃如并与孙中山及一些基督徒筹组「少年中国党」，并以手按圣经为立誓方式。往后宋氏成为孙中山革命幕后最大的支持者。
　　孙中山于天津上书李鸿章，发现中日战争前夕，朝廷仍大肆庆祝慈熙万寿，导致孙中山对满清政府全然绝望，转而全力投身革命。孙中山自天津归回后决前往檀香山寻求当地华人的支持。
　　檀香山兴中会的创立
　　后来孙中山于檀香山及香港先后成立兴中会，成为第一个近代民主政治性质的革命团体，其中领导指其活跃份子多为基督徒。
　　革命的鼓催
　　1894年孙中山选择回檀香山鼓催革命，主因檀香山远离中国、为孙中山熟悉地方多有同乡、教会及同学，且政治意识较浓。但反应多为香山人及基督徒，状况并不理想，其因为「风气未开，人心锢塞」。
　　最早参加兴中会的基督徒
　　基督徒华侨对皇朝较疏离，又因基督信仰不会固守于儒家忠君观念，又有基督信仰所提供一更高理想，故较易支持革命活动。据孙中山《建国方略》，当时檀香山筹组革命只得大哥孙眉及基督徒邓荫南愿倾家支持革命。而银行员兼报纸记者何宽、香港巴色会第一位客家籍牧师李昌、华人社区及教会重要份子钟宇等基督徒多为早期参与革命的主力。
兴中会成立即基督教色彩。
　　1894年11月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会中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及「驱除鞑掳，恢复中国」为宗旨，孙中山为总理，会中决议取广州为根据地。此会入会盟誓是以「创立合众政府」此等基督教理想，而非传统秘密会社的「复明」。以后洪门等秘密会党入会多也改变原「复明」目标，转而为「创立合众政府」，此为基督徒革命者对会党「反清复明」种族主义的改造。中兴会入会手续抛弃秘密会党迷信色彩，而以基督教仪式代之，其后创立的革命团体多也仿效如此。
第六章　兴中会的起义及失败
　　兴中会第一次起义及失败
　　檀香山兴中会的设立和以往在香港、广州等地革命志士的集结不同，兴中会不但是凝聚和招揽同志的团体，同时也是发动起义的行动组织、他们组织成形后及着手策划起义并回国部署。
　　起义的准备
　　檀香山兴中会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和一些志士策划起义，计画到美洲向华侨寻求经济支持，此时收到宋跃如的来信，指出日军占领东北，中日交涉清廷的懦弱腐败引起民心激愤，为发动革命不可失之机，孙中山遂与同志先后返国。
　　孙中山至上海与宋跃如会面并决定袭取广州为根据地，抵达香港后决定以香港为集结志士和起义的基地，于是在此成立兴中会，由于香港是孙中山所熟悉的地方，早年在同学朋友中鼓吹革命就有积极的响应，亦曾在此结交愿意投身革命的同志，且香港距革命目标广州很近却不属清政府领土，这些造成成为适合搞革命的地方;而澳门虽也距广州很近，属葡国殖民地，孙中山亦曾在此行医，但此地多为传统式地方士绅，态度保守，不愿支持革命。
　　首先要找陈少白，孙中山与他会面后，回香港租了中环士丹顿街13号为革命基地，陈少白继续奔走，找寻旧同志并物色新同志，郑士良，陆皓东，区凤墀先后加入这个新组织，另外，孙中山为新组织法律及外交事宜邀请香港西医书院老师道济会堂的何启帮助，其它基督徒参与组织的有辅仁文社社员，另外参加新组织的非基督徒有与孙中山陈少白并列四大寇的杨鹤龄和尤列，此外亦有基督徒商人医生加入并助饷款，另外也招揽一些三合会中人。
　　各路同志招集后，1895年2月21日共聚在士丹街会址成立香港革命组织，计画重阳节于广州发难，香港兴中会的入会仪式仍比照檀香山，举首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其中的神明仍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因为这次香港兴中会最初参加的人，基督徒占大多数，较檀香山的更高。
　　为避免香港侦查特务注意，公开招牌以&干亨行&掩护，此名称出自：&干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此&天命&在基督信仰中就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自觉参与革命是符合上帝旨意，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念，后来许多基督徒革命志士亦曾表达过此信念。
　　四、五月间，檀香山百余人先后到香港入会，实力大增，在基层军力方面，香港兴中会计画集征港澳两地会党，绿林，乡团，防营等人力，这是基督徒与会党合作革命之始，由同是会党的基督徒所达成，另一方面，当时广州大量遣散军队，招致军人不满，兴中会趁机招揽，各军欣然从命愿效死力，为了起事后通告各国，要求承认，兴中会邀请香港，等西人共同起草英文对外宣言。
　　这次起义领导人员孙中山，杨卫云，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陈少白，黄咏商，谢续泰等全都是基督徒，可见当时香港兴中会的起义实在是基督徒主导的、
　　广州起义的部署
　　兴中会诸事安排妥当后，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等人赴广东部署，他们租用了双门底王家祠之云岗别墅为分会会所，作为基地、并采用：&农学会&名义掩饰。
　　农学会的开设是区凤墀建议的，因鉴于兴中会革命力量专倚重会党等下阶层人物，缺乏社会上层力量，实力不足易遭失败，因此建议孙中山以农学会拉拢社会上层士绅、农学会主旨以忠君爱国、君民一体及整顿中国农务，明显示要迎合传统士绅口味。
　　然而他们的计画并不成功，革命对这些士绅而言，是有乖伦常的，连唯一例外肯支持革命的刘学词，亦只是想藉革命称帝罢了、传统士绅和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呼召反应冷淡，以致此次兴中会革命大多密谋领导者是基督徒，但其实此救国革命大业是对非基督徒开放的。
　　虽然招揽士绅失败，但广州兴中会参加的人数比香港更踊跃；有各层人士与教会工作人员、教会工作人员有圣教书楼负责人左斗山和书楼福音堂的牧师王质甫，他们不但参与其事还将圣教书楼及内中福音堂作为革命机关。
　　此外又在咸虾张公馆设招待同志之所，炸弹队即此制造炸弹，而圣教书楼内的福音堂则用作贮存军械及秘密文件、当时衙门不敢随便干扰礼拜堂，否则亦引起传教士抗议，而变成外交风波。
　　攻击计画分四路，由司令领导，另外设指挥部于十八甫纲纪教堂及双门底圣教书楼，为藉教会掩护、并且教会平时多基督徒出入，故消息之往来不易被察觉。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待起义之日重阳节来临，当日是扫墓之期，会有大批人回广州省城，由香港来会合的几千名同志可蒙混进城、一场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为人不屑的造反正待爆发，领导这场革命的基督徒抱着救国心志，憧憬基督教的公正和人道的统治实现于祖国、这是他们以基督教理想对中国旧政权进行批判的时刻、
　　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兴中会为这次起义的种种准备和努力怎知还未起义就功亏一篑，主要原因是内部保密不足。
　　原来负责起草起义檄文的会员朱淇，行动被兄长获知，其兄竟在发难前一，二日用弟朱淇名义告发。
　　缉捕委员接获消息便立刻展开侦查，结果得知真有此事，又知罪首是孙中山，但总督仍指示再未有凭证前不能贸然拘捕，因知孙中山是教会中人，恐被教会反噬。
　　会这样想主因是当时传教士以本国领事馆势力为后盾，经常干预有关自己教会华人的诉讼官司，这其中当然是有他们的理由，特别是那些法治观念薄弱，专事贪赃枉法的昏官污吏，常因刑求、受贿以及轻率判案等造成冤案比比皆是、传教士自然不愿他们的会友在这方面吃亏，因而造成这种西人常干预地方司法的现象、孙中山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只被监视，而官府则继续侦查其它可疑的人。
　　孙中山被监视及搜索期间，经历一些波折，辗转藏匿、怎知同时，香港通知广州，要迟两天才能供应机械和人员、广州无法实时发难，只得急急收拾，各自逃避。
　　同时农历初八，一批伪装坭胶运往圣教书楼的枪械被海关查获，于是官方不但知道罪首是基督徒，其它一些牧师亦是逆党，教堂也是造反机关。证据确凿，官方便派兵搜查圣教书楼，并拘捕左斗山，由于一些造反文件来不及毁掉，亦被搜出、左斗山被捕后，所属美国长老教会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请求美国领事默喜出面营救，左斗山因此得以保释外出。不就左斗山另设性质相似的大光观书楼，继续推广新学，并秘密支持革命。
　　缉捕委员四处搜捕革命党，在其它基地捕获陆皓东。程耀臣、程奎光等人，陆皓东本可实时脱走，但他折回王家祠要毁党员名单，结果被捕、差役又在码头四时多名党员，官府得消息，谓其它革命党员也多为教徒，便下令传教士香便文一起到码头辨认缉拿、香便文关注中国启蒙且同情革命，便预先暗中通知有关教徒走避，兴中会人员因此脱险的很多。各路志士们亦闻风逃遁，各自离境避祸，一时同志四散，暂时失去联络，广州革命组织完全瓦解，得脱关系及身分未暴露的志士，仍留在广州的，亦噤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
　　陆皓东、程奎光、邱四、朱贵全等人被捕后，严刑审讯，个人直认不讳，其中陆皓东的供词极其慷慨激昂，痛斥满人政权腐败，誓要光复汉族，说：&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衙役多方用刑始终不肯供出同党身分，并说：&我肉痛心不痛，汝耐我何：&陆皓东是基督徒，属香港纲纪慎教会，审讯后，美国领事默喜亦前往搭救，但县署拿出陆皓东的供词，证据确凿，营救陆皓东便告失败。
　　其它被捕人员有些供认为佣工，又无具体证据，结果被释，但除了陆皓东外，亦有一些基督徒此役中徇义，而逃脱的党员亦被悬赏通缉、中国第一次具民主性的革命行动至此完全失败、此役发生于干支乙未年，故又称：&乙未之役&、
失败后基督徒革命者的遭遇。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兴中会密谋被揭露，人员四处奔逃时，被一般人咒骂诋毁，相识者则断绝关系、士绅阶级更一致反对无一同情，广州曾参加农学会的士绅更深恨被孙中山所骗。自乙未之役失败后，官书报纸皆称孙中山为&孙汶&，即视为与强盗同等、可见志士失败后，成了被社会鄙弃的小群。
　　不过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除了这些社会压力之外，还要面对教会的排拒。虽然这场革命运动有教会牧师信徒支持和参与，但也有部份牧师不认同、密谋泄露后，在华西人包括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一样，就联想到这动乱和太平天国的变质信仰类似、一些教会和传教士对基督徒革命失败者也采取划清界线的立场，原因不但是为了信仰是是否正统，更是为着保有传教机会和教会安全。
　　孙中山等基督徒志士一方面被社会和教会排拒，另一方面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无法继续在香港立足、事发后，两广总督要求港府逮捕孙中山等人遣返中国审理，港府拒绝，不过为避免两地政府关系恶化，便在1896年3月当孙中山不在香港时下令递解孙中山出境，五年内不得回港。
　　基督徒领导之第一次革命完全失败，同志四散，亲密战友陆皓东殉国身亡，广州乙未之役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的集结开始，亦以他们相偕逃亡结束、其它志士也只得各寻安身之处、他们为了救国大业都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第七章　革命力量的重整
　　兴中会第一次起义未出师就告惨败，革命组织因同志四散而瓦解，但孙中山先生仍抱着革命力量的重新组合是必然的心态，于是一方面重新聚集旧同志，一方面招募新人，使得革命力量比以前更强大。
　　这次革命力量的重整大致兵分两路，一路是以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为首，另一路的重心人物则为郑荫南和宋居仁。在同一的起义当中，分别负责两地的活动，而又彼此策应，这就是１９００年庚子的惠州之义和广州的谋炸督府之义。失败后，这些革命领袖各*在不同地方，准备再起；孙中山等人逃往日本，立刻联络华侨组织兴中会。郑士良返港重新召集余众，联络会党，设立机关。陈少白在横滨、东京等地联络华侨，并试图在日人中鼓吹中国革命。郑荫南逃至香港转赴檀香山做工。宋居仁、扬衢云等人亦在不同地域鼓吹华侨革命。
　　革命力量的重组：海外华侨
１．横滨兴中会的成立
　　(１)过程：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三人离开香港，逃亡至日本时，巧遇李纪堂等基督徒，而到了横滨，当地侨领等十余人在孙中山、陈少白主持下，成立了横滨兴中会。虽然这个新成立的革命团体早期成员基督徒不多，但却具有主导地位。
　　(２)发展：新成立的横滨兴中会会务发展很差，原因一是因为旅日华侨风气闭塞，「闻革命而生畏」，这一些会员都害怕有所连累，甚至会长冯镜如也有此顾忌而表现的不够积极。另一原因则是部分会员对孙中山的革命未有深切认识，经济支持不够；以及留在当地的陈少白不善交际，未能影响更多侨民支持，结果兴中会名存实亡。直至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因拒拜孔子而与维新派对立，而联合兴中会的人另起炉灶后，革命力量才因此而有较大的凝聚。
２．忠和堂的成立
　　(１)过程：由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维新派势力日强，并将１８９７年陈少白等人筹组的「东西学校」，改名为「大同学校」，使其成为维新派及后来保皇势力的大本营，于是兴中会的力量更日益衰弱。
　　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依维新派建议下旨变法，令维新派得势，所以有很多人依附维新派，甚至包括兴中会的部分会员。当时横滨一些工人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因不满维新派的专横，而组成航海工人俱乐部。不久香港兴中会会员尤烈帮助重整俱乐部。尤烈原是洪门中人，曾在香港组织过有革命性质的三和会，名叫忠和堂，因此尤烈便将此俱乐部改命为忠和堂，以示关帝忠义精神，同时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这个俱乐部因尤烈的参加和兴中会联系了起来，给正在衰弱不振的革命力量一种加强剂。
　　(２)改革：由于忠和堂拜关帝，被人斥之为怪诞迷信，基督徒亦闻之却步。于是受此打击的忠和堂便邀请陈少白当顾问，改革忠和堂。陈少白改变此组织的草莽色彩，，将&忠和&改为&中和&，并主张辟除迷信拆去关帝神像，也因此加入了许多基督徒，以及一群较有教育和学识人，中和堂的素质和形象因此提高，并且和革命党人关系日深。基督徒革命志士将革命意识带给华侨中和堂就是一个例子。
３．华侨学校的成立
　　由于大同学校为扩展孔教信仰，规定老师和学生每逢礼拜天要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此事引起华侨基督徒的不满，渐渐和维新派疏远，尔后兴中会、中和堂的部份基督徒，联合其它基督徒华侨另创「华侨学校」。透过兴中会、中和堂和华侨学校，革命派有更多的基督徒支持和参与，在日本形成一股革命力量。
　　伦敦遇难及其影响
　　孙中山往英国时，打算与香港西医书院老师康德黎等人见面，途中被清使馆人员拘禁，欲把他暗中遣回中国。后经康等人奔走营救，惊动英政府外交部及警方，清使馆才被迫将他释放。
　　这件事情所造成的影响是
　　(１)信仰的进一步经历：在被拘禁的险境中，孙先生在恐惧绝望里惟有祈祷求神拯救，而当脱险后，孙先生回忆这一过程说道：「自云此祷告有应，蒙神施恩矣！」这次的经历加强了他对基督信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
　　(２)吸引广泛的注意：这次事件亦使孙中山先生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也引起海外人士对孙先生的支持和同情，虽亦有人持嘲讽态度，但到底是引起了国内外界广泛的注意，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外国人加入了这个革命集团。
　　日本同志的结集
　　１８９５年１２月陈少白因友人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宫崎寅藏，而当１８９７年寅藏又在香港和平山周会合，平山周亦是一个很关心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尔后，二人在香港的道济会堂中找到曾参与广州起义的兴中会会员区凤墀，区对他们二人积极的谈论革命救国事业，并坦诚招待他们，如此热烈的态度令寅藏和平山周感动不已，并加强了他们对兴中会革命的认同。
　　寅藏和平山周返日后，与孙中山先生相遇，在会谈中，孙先生用人道主义以及共和理念激励他们，触动了寅藏胸中的理想，因寅藏早年亦曾受过人道主义政治思想的熏陶，也曾是基督徒，并加入公理会，而公理会会众制的民主精神更加强了他对自由和民权的信念。
　　孙中山和兴中会其它基督徒革命者的救国事业，其实也就是基督教信仰和爱国主义结合的结果，这与寅藏的背景相似，于是寅藏和平山周便决定召集更多的日本志士，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形成了中国革命的日本人集团，在以后革命中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基督徒和会党的合作
　　郑士良原为三合会会党头目，后招募更多党员成为惠州之役的主力。
　　尔后陈少白亦加入，被封为&白扇&，是会党里的军师，有设计指挥之权。
　　此次联络会党较以往大规模而且直接。事实上，在洪秀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南方会基于广州起义的失败，以及招募同志的困难，孙中山愈觉借助会党力量的重要性，虽然两者的信仰不同，但在推翻满清异族政权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基督徒可以和会党合作，不仅未见有什么冲突，反而见到会党愿意在宗教仪式上迁就基督徒，亦甘愿受基督徒的领导，去进行民主共和的革命。
　　党就有与基督徒合作的经验，而这次兴中会的招揽会党，会党亦愿意接受兴中会领导人的指挥，可惜的是会党派系太强，意见常歧异，导致在以后的起义领导上无甚表现，也就是说当时在二者之中，基督徒常做领导者，会党成员在基督徒的领导中进行民主革命。
　　广州基督徒志士的结集
　　乙未事件发生后两、三年，广州风声较松弛，宋居仁就约邓荫南回广州，以基督教书室「志道书楼」作为基地。运动初期以基督徒为招揽对象，第一位招收的为苏焯南，其次为黄大汉，后再经秘密召集，不少基督徒亦加入。
　　主要成员中较显着的有：练遑成，巴陵会教友；黄福，长老会三支会会友；李植生，是三合会前辈，又是巴陵会信徒，善于化学和制弹药；另有胡心澄、胡心泉兄弟，二人均是天主教神父。而这些投身革命的基督徒，很多是以主内教友关系，彼此引介加入兴中会，连同旧有兴中会会员，在广州教会界形成了一群「教会革命同志」。尔后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在广州成立「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于是邓荫南就将兴中会从志道书楼移至那里的会址中。
　　史坚如：一个热血的基督徒革命者
　　史坚如出生于书香世家，但对中国经籍大多无好感，只喜欢兵法、历史、地舆的书，特别是史书，从史书中他领略政治得失及治乱之理，对他后来革命的投身有潜在的影响。他亦受儒家尚义精神的影响，形成他不惜舍生取义的性格。也因此我们可以在他的革命事业中看到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和这固有的儒家尚义精神的兼容。
　　在中国的乱局中，他不打算拥主一个英明的国君，而是要设置民主政府，代替专制的政权。而后广泛的接触西学和基督信仰，使他眼界大开，而于１８９９年受感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同时并致力于革命，并主张革命和基督教救国。他在１８９９年在香港与宫崎寅藏谈及他革命思想的来源说：「我是耶稣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儿女，所以对弱肉强食的现状极表厌恶，想要阐明自由平等的大义。」由此可见其革命心志。
　　史坚如从不以现状为满足，不断的实行革命理想，且亲身跟随孙中山，投身于正式的革命实际行动，为了一伸其胸中理想，竟于谋炸两广巡抚之役殉国。他革命的事迹实在是抱有基督教理想而投身于革命的基督徒的伟大典型。
第八章　兴中会第二次起义及失败
　　这次起义是在１９００年紧接庚子拳祸、八国联军入京以后，起义地点仍在广州，计画将军力分置广州和以东的惠州两路，双方策应，攻下惠州之后，然后分兵直攻广州。第一路由郑士良在惠州直接领导。第二路广州地区则由邓荫南领导。另外孙中山又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革命报纸「中国日报」，并在港设置革命机关，而这次起义可说是由基督徒领导。
　　革命的形势和布署
　　１．中国的情势：北方处于义和团大杀洋人、灭洋教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大量传教士、中国神职人员和信徒被杀，教堂被烧毁，甚至围攻使馆，攻击一切和洋人及基督教有关的事物。而南方的基督徒正努力的结合力量，要拯救整个国家民族免于衰颓，因为唯有推翻始作俑者的满清政权，基督教受迫害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毕竟革命党人不认为中国人是排教的，一切的排外均是满清的罪行。
　　２．革命的布署：惠州一路由郑士良、黄耀庭、黄福等人，结合当地十县的会党和绿林，始其连成一阵线，由郑作总指挥，使他们在这次战役中成为精锐的部队。广州方面，在邓荫南领导下，各同志亦着手个人参与起事的计画，例如：练遑成夫妇在药房行医卖药，实则为革命秘密机关活动；吴义如负责联络军界和绿林；宋少车则召集其余各界人士。另一种布署则是窥探地形，观察要隘，以及刺探军情，此职责由吴义如担任。
　　这些起事准备的任务，主要是基督徒担任，而整个广州起义的总司令是邓荫南，参谋是李植生。在布署的同时，正值八国联军之战。
　　惠州之役
　　十月六日，各方布署成熟，郑士良正式起兵。到处破清兵、缴枪械，甚至有不少军人和地方势力投诚，不到半个月，惠州十州县地方已有六县为革命军所占据。此次的军队不但战斗力高，而且很有纪律，所经之地对民众毫无所犯，故被称为&仁义之师&。另外由梁慕光和李植生所率领的博罗军起兵却告失败，因清兵强力支持，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只好宣布解散。
　　此役最后仍旧失败之因，是由于购买军火的日本人中村弥六吞占款项，军火供应无着落，同时因日本更换内阁，下令禁止台湾总督玉源太郎支持中国革命，于是弹药净尽，不得不解散军队，但在港英当局的同情与帮助下，革命军得以安全撤退。惠州之役失败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郑士良，因此在翌年八月七日郑士良在港被人下毒暗杀，一位基督徒名将就此身殉。
　　广州的响应
　　惠州之役失败后，许多人因为害怕惹祸上身，结果临时脱逃，使得原先计画毁于一旦。于是史坚如等人改变计画，决定谋炸当时任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的德寿和将军衙门等重要机关。虽惠州之役的消息传至，却不灭他们的士气，反而更加的积极。
　　这次计画在人手配置上，炸抚署由史坚如和苏焯南负责，将军衙门由黄福和五叔等执行，另一路谋炸目标是提督郑润才，是由李植生布置。结果三个地方只有抚署才成功的埋藏了炸药，其余因布置不及而作罢。
　　十月二十七日清早，他们将炸药信管埋妥后，计算约一小时后引燃，怎料他们在赴港的轮船上等了一个多小时仍未有动静，于是史坚如下船查看，发现药引点不着，便重新安置，结果虽引起爆炸，旦只炸毁了几间民房和抚署后院围墙，尔后史坚如因不死心的不断赴现场打探消息而被补。谋炸巡抚失败后，其它各处之士则解散，各自逃避。
第九章　大明顺天国的发动原因及酝酿
　　这次起义是由兴中会庚子起义失败的余绪激发而起。李纪堂因庚子起义失败而心有不甘，又鉴于国内人心渐变，事有可为，因此在香港屯门开设一个农场，提供作兴中会革命基地，又积极留意再次起义的机会。适逢身兼兴中会、三合会会员的谢缵泰，为替因惠州之役被广州政府杀死的好友杨卫云报仇，太平天国遗臣洪全福(为三合会首领)欲重振太平天国，三人便因意向相同而时常聚首，讨论革命事宜，李纪堂并为革命加入三合会，遂形成有三合会背景的基督徒的领导核心。
　　大明顺天国的参与份子
　　参与份子几乎都是基督徒，且大多参与三合会、兴中会。他们因受过西方基督文明的洗礼，渴望以西方文明改造中国。例如被推举政权成立后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容闳，自幼接受西方基督教育，在美留学，深感美国与中国实况的差异，而兴起以文明(包括基督信仰)改造中国的冲动，大明顺天国以民主为诉求的政权性质，正切合其原本的理想。
　　而基督徒又以德籍的信义宗教会涉入最多，如巴陵、巴色会的教徒，德籍传教士郭宜坚因同情革命而以传教士身份为掩护，帮忙转运革命军火、信函。
　　大明顺天国政权的形式和性质
　　「大明顺天国」具有强烈反满复汉的意味，同时又有太平天国的影子：「大明」，表示以「复明」为目的；「顺天国」指「顺天应时」，并兼具太平天国「天国」的用法：指人间所建立的神的国度。但其在政权性质上却完全有别于明朝、太平天国专制政权，主张英美的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选举总统，并强调人人平等，欲打破中国官尊民卑的传统。「大明顺天国」的政治主张，与参与份子大多受过西方基督文明的洗礼的背景息息相关．这是中国首次具体提出建立民主政权制度的革命团体。
　　起事的策略
　　预定先于万寿宫埋藏大量炸药，在壬寅年除夕，广州群官聚集万寿宫贺年时引爆，之后再据军火库、焚火药局，内分五路堵清兵，配合外边线路进攻省城。
　　事泄失败
　　预定起义的前两三天，香港警察接获密报，破获和记栈机关，搜出含有军械物资运送路线、收藏地点、收交人员姓名的信件。与此同时，李纪堂向洋行定购军械，洋行老板因无法如期交货竟向衙门告发，而洪全福与梁慕光设法补救而补运的枪械，或被乡人拦截，或遭满清临检察获而全数失手。
　　随着起义的曝光，两广总督德寿展开调查，广州的数个据点皆遭破获，大明顺天国的起义计划惨告失败！。
　　这次起义共有十多人被判死刑，部份志士被叛监二十年，当中虽大多是基督徒，但德国领士与传教士并未干预，主要因(一)造反证据确凿(二)列强当时为保在华利益，主张「保清反革」(三)德籍传教士被查出有份造反，自身难保(四)庚子拳乱后，中外为避免教案的产生，订定有关教士在华权力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便是「凡非教案，教士等一概不得藉词干预」。而这次造反明显不是教案，传教士与领事无从干预。
　　这是基督徒集团在晚清所发起和主持的最后一次革命，之后的革命虽然一直有基督徒参与、支持革命，但庚子以后，尤其有「勤王」性质的自立军被破获后，国人对满清、革命的观感有了极大的转变，革命风气在知识分子、学生、军人中日渐兴盛，之后的革命都有基督徒参与，但多不是由基督徒发起。
第十章　两湖基督徒的革命
　　武昌、长沙两地日知会的基督徒参与两湖革命，是继大明顺天国后，兴中会系统外的基督徒革命活动。虽然大多数的成员为非基督徒，但日知会是基督徒所创办主持，且是第一个以教会机构名义进行革命的机构。
　　基督徒与黄兴长沙革命活动
　　1904年的长沙革命：由黄兴创办的华兴会发起，并集结了湖南长沙圣公日知会、湖北武昌科学补习所。
　　日知会由华人牧师黄吉亭创办，为一启发新思想、鼓吹格命的组织。除了提供有关新思想的书报，黄吉亭并在主日讲道除宣讲福音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为宣传革命的资料」，吸引多人聚会，并深切影响湖南军人、学生的革命思想。
　　科学补习所是武昌学界的爱国志士所办，以在军中宣传革命思想为目的，对外号称研究推广西学，实则进行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
　　长沙起义计划，因事泄而遭清廷的大肆搜捕、并被搜获科学补习所的参与者资料，属核心份子的刘敬安、曹亚伯皆因基督徒的身份、藏匿教堂而得以悻免；部份的革命党人、黄兴亦在黄吉亭牧师的大力鼎助下，而逃脱清兵的威胁，黄吉亭的信仰，为他带来莫大的勇气，支持他冒生命危险搭救革命志士。
　　武昌日知会的革命活动
　　武昌的日知会由胡兰亭牧师主持，感于国势日衰而接受刘敬安的建议，将日知会改组为革命机关。一方面广招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的人才入会，并吸引许多革命团体自动结束自身组织全体加入日知会；另一方面致力宣传革命思想：在其阅书报室公开展览大量革命书报，供人阅读，除宣讲福音外，并有革命演讲，吸引许多军人、学生前来，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会的影响力由武昌扩张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军也受日知会熏染而顷向革命，孙中山并以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而日知会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带动革命风潮，得以公开展览革命书籍、鼓吹革命思想，实得归功其为教会组织所拥有的特权。
　　起义失败及结果
　　1906年刘敬安等人欲策划在武昌起义：不料开会时秘探潜入当中，再一次革命事泄，不过因涉及美国教会与外人，湖广总督不敢冒然行事，仅暗中搜集资料，以备将来破案对外交涉之用。1906日知会策动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会党的联合起义失败，张之洞开始大肆捕杀党人，刘敬安在内共有九名日知会会员被捕，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
　　幸而圣公会的西洋传教士见自己教会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缉，再加上他们一向同情革命，于是展开营救的行动，使刘敬安等九人免受死刑、也取消了原订的第二批缉捕名单。
　　日知会的影响及重要性
　　(一)日知会虽破，但其蕴酿的革命风潮未曾稍减。其会员纷纷另立名目重组各种革命团体，也预备武昌起义成功的必要条件。
　　(二)日知会改组之初以旧日科学补习所会员为骨干，解体后其会员又纷纷成立革命团体，其在革命史上具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
　　信仰与救国
　　对基督徒革命者而言，基督信仰与他们救国行动有密切关联，不仅带给他们救国的理想，也赋予他们参与革命的力量，例如日知会被捕的刘敬安，在狱中备受严刑酷罚，但信仰帮助他超越了眼前的苦楚，支撑他在狱中传福音，继续连络外界进行革命。又如张纯一在接触基督教后，发现基督教独有的牺牲利他精神有助救国，而受洗加入，在当时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
结 论 结 论
　　一、晚清的革命契机
　　中国在整个十九世纪原不具备革命的条件，现实的条件只能发生叛乱及改良性质的改革而已，然而，因着基督教这个因素，使爱国基督徒抱着基督教赋予他们的理想和勇气，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相碰撞，产生了革命，并突破中国几千年传统帝王政治的格局，进行最彻底的政治改革。而这些信奉基督教的爱国主义者，就成为中国革命史的肇始人。且这样的革命，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二、边缘人物&&革命的基督徒
　　在革命活动早期，所参与的人物并不全然是基督徒，还包括小商人、工人、受过西法训练的军官、新式知识分子、华侨、会党等，这些人和基督徒一样，在意识上都是没有太多受传统中国的羁绊，也都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而在基督徒革命者的开导和鼓励下，革命意识开始凝聚和结集。
　　革命行为起初是被士大夫和主流新式知识分子所不屑的，甚至被当时的一些人指为大逆不道。兴中会以及以兴中会基督徒为主要份子的大明顺天国，就在此孤独、不利的情势下发动了革命，突破了中国数千年朝代递嬗的规律，以及当时政治社会改革的局限。从兴中会到庚子后两三年的大明顺天国的革命，革命起义都全由基督徒发起和领导，每一次都得到教会和教会人士的支持，事败后都有传教士出面营救基督徒志士，每次也都有基督徒殉难。大明顺天国之后，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革命事业也不再由基督徒所独占，这样一来，基督徒革命者也不再被国人鄙视和排拒。而两湖基督徒在日知会的活动，依然在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力量的来源。
　　基于这段早期革命历史的基督教因素，基督徒革命者，在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中的起源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三、民族责任感的催化剂&&基督精神
　　由历史证明，成为基督徒并不会失去中国人身分的意识和对祖国的责任感，反而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他们对民族的责任感。基督徒信教后不但仍保持爱国的民族本位主义，又因信仰基督的缘故，在思想上加上了新的价值观和理想，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现实处境时，形成了批判思维，特别是信仰中的上帝比一切超越的观念，使他们比一般国人更清晰的发现君主的非绝对性和平凡性。
　　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基督教的价值和理想是拯救祖国的良药，同时也抱着将基督教理想和价值在中国实现的愿望，希望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人民得以脱离黑暗和愚昧，从而过着幸福的日子。
　　基督教福音拯救的观念，也强化了基督徒革命者面对祖国危机时所揭发的救国冲动，福音的拯救观念把他们推向实践，因为福音的拯救不只是一个观念，亦兼具有催促观念持有者去行动的动力。对他们而言，这种行动一如耶稣救人，是本于无私博爱和牺牲精神的，这种精神成为他们革命道德和勇气的支柱。且对基督徒革命者来说，在革命中暴力是实现无私的爱的拯救的必要手段，爱和暴力两者并不冲突。
　　基督徒革命者虽出自教会，但革命本身并不是教会运动，而是教会中信徒的救国运动，早期革命者在社会上仅能得到教会人士的帮助和掩护，而教会也确实是基督徒革命者可以得到支持地方。其中一些基督徒在革命中传道，又在传道中革命，他们总念念不忘福音会带给同胞的好处。
　　总而言之，无论是否受到国人的疏离或排拒，这群基督徒永不放弃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责任，甚至将鄙视他们的士大夫当作是拯救的对象。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去拯救祖国的革命，是基督徒革命者自愿的抉择，毕竟他们的革命事业是内在价值决定外在的发动，内在基督教价值造成了革命救国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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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结 论
　　一、晚清的革命契机
　　中国在整个十九世纪原不具备革命的条件，现实的条件只能发生叛乱及改良性质的改革而已，然而，因着基督教这个因素，使爱国基督徒抱着基督教赋予他们的理想和勇气，与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相碰撞，产生了革命，并突破中国几千年传统帝王政治的格局，进行最彻底的政治改革。而这些信奉基督教的爱国主义者，就成为中国革命史的肇始人。且这样的革命，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
　　二、边缘人物&&革命的基督徒
　　在革命活动早期，所参与的人物并不全然是基督徒，还包括小商人、工人、受过西法训练的军官、新式知识分子、华侨、会党等，这些人和基督徒一样，在意识上都是没有太多受传统中国的羁绊，也都属于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物。而在基督徒革命者的开导和鼓励下，革命意识开始凝聚和结集。
　　革命行为起初是被士大夫和主流新式知识分子所不屑的，甚至被当时的一些人指为大逆不道。兴中会以及以兴中会基督徒为主要份子的大明顺天国，就在此孤独、不利的情势下发动了革命，突破了中国数千年朝代递嬗的规律，以及当时政治社会改革的局限，
更重要的是，为汉族推翻了残忍至极的满族暴虐统治！
从兴中会到庚子后两三年的大明顺天国的革命，革命起义都全由基督徒发起和领导，每一次都得到教会和教会人士的支持，事败后都有传教士出面营救基督徒志士，每次也都有基督徒殉难。大明顺天国之后，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革命事业也不再由基督徒所独占，这样一来，基督徒革命者也不再被国人鄙视和排拒。而两湖基督徒在日知会的活动，依然在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力量的来源。
　　基于这段早期革命历史的基督教因素，基督徒革命者，在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中的起源地位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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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基督教是同源的吗？
来源：互联网 整理：归正主编
索引：宗教反映了人们对神和终极关怀的探求，具有伦理价值。宇宙万物是有起源和规律的，自古以来，人们把导致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因缘）叫做上帝，神，天，道或造物主。在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或至上神存在，商朝和商朝以前的人称之为上帝，周朝人称之为天，老子和庄子称之为道。虽名称有异，实则指同一位造物主。
道教与基督教是同源的吗？
圣经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
那么中国的道教和基督教是同源的么？
中国古典文化中美善的东西是不是神的呢？
圣经上既然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就应该是古代的中国人也是相信神的啊 ？
解释：基督徒的宗教观
宗教反映了人们对神和终极关怀的探求，具有伦理价值。宇宙万物是有起源和规律的，自古以来，人们把导致宇宙万物产生的原因（因缘）叫做上帝，神，天，道或造物主。在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或至上神存在，商朝和商朝以前的人称之为上帝，周朝人称之为天，老子和庄子称之为道。虽名称有异，实则指同一位造物主。人们大都承认，人都是有罪的，与永恒的造物主分开了。人们希望摆脱自己的罪和因罪所要承受的报应，回归造物主，获得永恒的生命，意义和价值。
佛教用修行的方法去掉修行者自己的欲望，罪孽和烦恼，以达至善，摆脱轮回，进入永恒（涅盘）。基督教则认为，人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欲望和罪恶的，既无法消除过去的罪，也无法保证现在和将来不会犯罪。正因为如此，造物主上帝（道）派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成为人，就是耶稣。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耶稣为担负和消除世人的罪被钉于十字架，受苦受难，舍身流血，死后3天复活，身体变为不朽不坏的灵性身体，显现于门徒后，升天。人信靠他，自己的罪才会被消除，才能获得拯救和永生，与神和好，死后灵魂升天，与主同在。末日基督再来时，要使死人身体复活，活人身体改变，成为灵性之体。基督教否定转世说。
道家的《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可以说这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及创世论不谋而合。神这一观念往往被人们人格化。基督教认为：神既有人格的一面，也更有超人格的一面，神并非有限的人格所能限定，他是无限的。所以，《圣经&约翰福音》指出&道就是神&，可以理解为，它肯定了道家的道就是基督教的上帝，是同一位造物者。上帝（道）是唯一的，不可能在中国有一位，在西方有另一位。基督教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都不是神，因为神是造物者，而他们是被造者。道家是一种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与基督教没有丝毫矛盾，可以互补。
&天&字，就是上有&一&字，下有&大&字组合而成，和圣经印证的一点就是说：只有一位至高至大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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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人就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或至上神存在，商朝和商朝以前的人称之为上帝，为什么商之后就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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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私自利
在汉语里，没有哪一句话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直白露骨地表达人性的极端自私自利。
其实这句话是有很多种解释的，这就是汉字的魅力，同一句话不同的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归纳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一个人如果不为自己着想，天地就会诛灭他。这是我们听得最多的说法，表现的是极端的自私自利。但有点说不通，中国人观念里的老天爷怎么会如此不讲理。
二、&人不为己&是倒装句式，因该是&己不为人&，意思变成了一个人只为自己不为他人，天地都会诛灭他。刚好与第一种意思相反，但符合中国传统的善恶观。
三、有些大德高僧认为，诛灭的意思是杀死了，灭掉了，也就是没有了，空了、无了。意思就变成了，人不为自己，只为他人，那么对他来说天地都不存在了，你就不受天地的束缚，可以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为什么这句话流传下来的意思是第一种，成为自私自利者的座右铭？有必要考证一下这句话的出处，但无从考证，不见于任何的经史子集。甚至有人认为原话出自戏剧《红灯记》中日本人劝李玉和投敌卖国的话。在古籍中最接近这句话的是杨朱的：&损一毫以利天下，不与也&。也就是说拔一毛而有利于他人，对不起，不给，我不愿意。成语一毛不拔由此而来。由此可见杨朱应该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杨朱在诸子百家中自成一家，称扬子，他没有学生，也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按照他&损一毫以利天下不与也&的理论，不教学生，不留著作不足为奇。他的思想不会为人们接纳。
可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也就是说杨朱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很有市场的，与墨子二分其一。有趣的是墨子&兼爱&与杨朱的&为我&针锋相对，但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开始衰败，杨朱被蒸发，没有留下任何著作。
扬子没有留下著作，没有学生，自然也没有留下系统的理论，了解扬子的思想只能从《孟子》、《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去寻找只言半语。
扬子的一毛不拔出自《列子?杨朱》，原文是这样的：&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一看就能看出一些问题来，有人提出看古文一定要看原文，不要看译文，实在是金玉良言。古文因为没有标点，词性活用，词义的引申以及成文的背景材料的不足，很容易产生歧义。&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可以理解为拔一毛有利于天下，我不干。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拔一毛争利于天下，我不干。这样全句的意思就变成了：古之人哪怕是损失一根毫毛也不会去争利于天下，全天下的利益奉献给一人不可取。每个人都保护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不争利于天下，天下就太平了。这分明与道家无为的思想时相通的。
这样理解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为什么道教的思想能流传而扬子的思想却蒸发了，还留个一毛不拔的千古骂名。关键就在于&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这句话。扬子清醒地认识到人人争利得结果是天下的好处归于一人，也就是皇帝老儿。孟子就骂扬子&为我&无君是禽兽。试问哪朝哪代的皇帝能容他。扬子的思想是注定要被抹杀的。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即便理解为&拔一毛争有利于天下，我不干&也不能就此断定扬子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他说：&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他自私但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他反对的是&悉天下奉一身&，试想如果人人不损一毛，世上何来压迫和剥削，也就不会出现&悉天下奉一身&的现象。扬子强调的只是保护个人的权益，他很清楚地看到了拔毛的结果是便宜了鼓吹拔毛而自己一毛不拔的人，也就是皇帝老儿和以他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所以扬子的思想还是是注定要被抹杀的。
统治阶级喜欢的是儒家思想。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无耻文人改编成了奴役百姓的道德皮鞭，中国人从来就不知什么叫个人利益，更无力捍卫个人利益。老百姓不敢言私利，私利被灌输成可耻的东西，但统治集团却贪得无厌，私欲无限膨胀。有句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国家兴的时候是没匹夫们什么事的，国家到了生死存亡之秋需要匹夫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匹夫有责了。元代著名的散曲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实先秦的扬子早就看清了，而且看得更清。天下要太平，关键在于明确个人利益的度量分野，个人的利益能得到保障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扬子思想的光辉之处就在于此
我想我们应该重新解读一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私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人的本性是贪婪的。只有认清这一点才可通过道德教育规范一个民族，约束个人私欲。但道德本身应该是阳光的。中国的传统道德抹杀了普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欲望，升华为奉献。而利益集团这种奉献中攫取巨大的利益，百姓除了奉献，一无所有，从而堵塞了人们对这种道德规范的追求。所以中国人变得不知道德为何物，自私自利也就不足为奇了。到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有新的解读，扬子也从极端的自私自利着变成了一个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智者。
有消息说强制拆迁将要被废除，如果没有那些誓死捍卫个人权益的&钉子户&，强制拆迁恐怕也是50年不变。如果哪天拆迁办和颜悦色地和我们商谈拆迁的事宜，我们应该由衷地感激他们。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我们华夏上古时期真的都是这样的啊！一毛不拔！哈哈
后来被蜥蜴人骗了，才去利天下！
&利天下&是一种奴隶奴役的方式，而且是自愿的！是心灵的刑具！远远超过肉体的刑具！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也就是说杨朱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是很有市场的，与墨子二分其一。有趣的是墨子&兼爱&与杨朱的&为我&针锋相对，但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家开始衰败，杨朱被蒸发，没有留下任何著作。
又都被儒家给毁了！恨哪！
杨朱的学说，主要提倡极端个人主义，是墨子功利主义、利他主义思想的一大反动。
杨朱，又名扬子，阳子居，战国时期魏国人。在先秦诸子中，杨朱无疑是一位另类的人物，提及他，人们首先想到便是孟子对他的批判：&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于是，历史卜的杨朱便给人一种极端自私的形象，遭文人墨客口诛笔伐数千年，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和极端享乐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哈哈，我喜欢！这才是真正的华夏传统思维方式啊！
杨朱是杨朱学派的创始人，反对儒墨，主张贵生，重己，他的见解散见于《庄子》 ， 《孟子》 ， 《韩非子》 ， 《吕氏春秋》等书。在孟轲生活的时代，杨朱学派的影响很大，&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孟子&滕文公下》 )。
&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 《韩非子》 （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 《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汜论训》）
杨朱从&贵己&或者说&为我&出发，构成了他的学说，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所同者为死，均为腐骨，尧舜与桀纣没有什么不同；二是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于生命，人身难得，加上人生短暂，故该万分珍惜与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无我，则一切无从谈起；三是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就是要顺应自然之性，既然有生，便当全生，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娇色&满足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为外物所伤生。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赋予人身的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余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只要做到这四点，就能够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 《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 《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还有一段尧舜不如桀纣的妙论，今约录于下：
杨朱曰：&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然而舜&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禹&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忧苦者也。&周公&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惧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应时君之聘，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圣者，生无一日之欢，死有万世之名。名者，固非实之所取也。虽称之弗知，虽赏之不知，与株块无以异矣。
桀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内；恣耳目之所娱，穷意虑之所为，熙熙然从至于死，此天民之逸荡者也。纣亦藉累世之资，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从；肆情于倾宫，纵欲于长夜；不以礼义自苦，熙熙然以至于诛，此天民之放纵者也。
彼二凶也，生有纵欲之欢，死被愚暴之名。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虽毁之不知，虽称之弗知，此与株块奚以异矣。彼四圣虽美之所归，苦以至终，同于死矣。彼二凶虽恶之所归，乐以至终，亦同归于死矣。&
在杨朱看来，桀纣虽然遗臭万年，但比四圣流芳千古要值得。杨朱说四圣&苦以至终&也是死，桀纣&乐以至终&也是死，死了&虽毁之不知， 虽称之弗知，&与土块无异。桀纣&生有纵欲之欢&，而四圣&戚戚然以至于死&。四圣得名誉之虚，不如桀纣得享乐之实。
是啊！非常实际的话啊！非常真诚的啊！！
我们华夏先民，都相信啊！
在《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的对话，写得十分有趣，可以说是古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今录如下：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 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 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 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篇文章写得极妙！可能现代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还写不出这样的文采来。文中说：&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个性&。符合人性与个性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就属于这种哲学。
而司马迁却造谣篡改历史说：&管仲卒&，&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让管仲与晏子相差百有余年。而且造谣篡改历史说管仲提倡&仁、义、廉、耻，国之四维。&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会不顾廉耻，不顾仁义。不顾廉耻，不顾仁义，则四维绝。四维绝则国灭。
这里司马迁又在骗人啊，哪里有国家不仁义就会绝灭的道理？蒙元满清仁义吗？恰恰相反啊！
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另类的有两家；一是墨子，二是杨朱。 杨朱的学说与墨子的完全相反。
墨子的兼爱是无条件的博爱，所以他讲非攻，就是非暴力。他也最爱管闲事，只要听说哪里要打仗，他和他的学生们就会出动做劝和工作。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应该得个诺贝尔和平奖。杨朱的学说与墨子的兼爱相反，他是讲自利，有&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的名言。孟子曾经说；天下不归杨便归墨，不归墨便归杨。可见当时墨子和杨朱都是显学，遗憾的是他们的学说都消失了。墨子还有那么一点文字保存下来，杨朱的学说消失得最彻底，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他们的学说为什么会消失？这怕是与他们学说的内容有直接关系。
墨子讲兼爱，当然帝王不喜欢。百姓爱国可以，而且应该，而且必须，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百姓的责任是有的，义务也是有的，国家有难的时候承担责任，有困难了百姓要尽义务。至于百姓的权利嘛，可以免谈，也从来不谈。帝王只需要百姓爱国，爱国就是爱&朕&。可是，墨子居然要求国也爱民，而且兼爱，这就有点讨厌了。如果这样兼爱下去，帝王的特权在哪里？称王称帝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秦始皇的那把火当然要烧了墨子的学说。不烧不行，不烧不足以平帝王之愤。
至于杨朱的学说，就更可恶。因为，他居然要讲自利。百姓都去讲自利，那么谁来爱国呢？谁来爱&朕&呢？谁来为国奉献、尽义务呢？谁来为国承担责任呢？
杨朱的学说之所以讨厌，关键的还不是仅仅提倡自利。更可恶的是杨朱发现了两个重大的国与民之间的关系。
一、国家与民相比较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国家可以堂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