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军队为何“一言不合”就发动政变？_网易军事
土耳其军队为何“一言不合”就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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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土耳其军队为何“一言不合”就政变？）
土耳其军人于当地时间7月15日晚发动军事政变，土耳其政府在经历了一夜惊魂后宣布情况得到“完全控制”，此次部分军方人士发动的军事政变归于失败。虽然土耳其历来就有军事政变的传统，而且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局势就持续恶化，坊间也有传言可能会发生政变，但此次政变还是比想象的突然，毕竟军队直接诉诸武力颠覆文官政府的事件已经有30多年未发生了。可以想见的是，军方在此次政变之后将会受到整肃，并进一步受到埃尔多安政府的钳制。与此同时，军队的监国地位也会遭到进一步削弱。军队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观察和理解土耳其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维度之一。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关系是解读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维度。当地时间日晚，土耳其军人发动军事政变。监国者：土耳其军队地位的确立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节节败退，奥斯曼王室因此自然而然地将军事现代化视为增强国家力量的必要手段，推行军事改革、组建新式军队、建立新式军事院校等。奥斯曼王室最初的目的是打造一支对中央权威绝对服从的新兴军队，但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军队却陷入了政治观念的漩涡：1859年的库莱利事件中，军队试图废黜苏丹阿卜杜拉迈吉德，凸显了军队和文官政府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的宪政革命中，一些军人认为有必要限制苏丹的权威，并在此次革命中扮演了重要作用；1908年，由一群受过现代教育的军官和技术官僚组成的“青年土耳其人”发动了第二次宪政革命，并在1909年镇压了一部分保守宗教团体的反攻；从1908年到1918年，军队同主政的“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结成紧密联盟，但在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失败。之后，正是在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得以在帝国的废墟中重生。“土耳其之父”凯末尔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成功地定都、建立共和国、取缔哈里发之后，凯末尔在1925年至1926年间遇到了比以往更大的挑战，既有进步共和党这样合法的反对党的阻碍，也有赛义德谢赫（Said Sheikh）这样的地方叛乱。凯末尔成功地打击了反对力量，并将政治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即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计划，致力于打造新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向“当代文明”的转型。凯末尔依靠的改革派力量包括共和人民党、军队、官僚和知识分子等。不过，军方在凯末尔主义集团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世俗化改革的支持者，军方是凯末尔主义者唯一可以信赖的力量，加上凯末尔曾经是军人出身，因而自视为军队的天然领导者。1931年2月，凯末尔更是赋予了军队一种神圣的使命：“每当土耳其民族希望向前走一步时，军队总是被依靠的力量，是实现崇高的国家理念的领导者……土耳其民族认为军队是国家理念的捍卫者”。1935年，《土耳其军队内部服务法》第34条规定：“军队的职责是保护和捍卫由宪法规定的土耳其家园和土耳其共和国。”即便是凯末尔于1938年去世之后，身为总参谋长的费伍兹·恰克马克（年在任）仍然选择继续效忠于凯末尔的继任者——伊斯梅特·伊诺努。可以说，从1923年到1950年，凯末尔主义者牢牢地将军队控制在手中，这也使得军队发生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没有必要。与此同时，军队的主要任务在于镇压反对派力量，与共和人民党领导的文官政府和谐相处，而其监国者的地位也仅仅具有象征意义。回顾过去，仅1960年至1997年间，土耳其军队就发动了4次军事政变，平均每十年一次。而算上今天的政变，在50多年间已有5次政变，且均由军方发动。在政变中巩固的军队地位随着土耳其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以及1950年民主党的上台，军队与文官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对于军官而言，他们认为国家与政府之间具有严格的界限，军队是为国家服务，而政府则应该为军队服务，只要军队的需求得到满足，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坚持，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人民党执政，都是可以接受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土耳其军队正是通过历次政变，在与文官政府的角力中牢牢巩固了其监国者的地位。1、1960年军事政变民主党从执政之初就担心军方的态度，为减少军方的威胁而缓和了与将军们的关系，但对中下层军官有所忽略，引发他们的不满。例如，民主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的，要求军队克制忍耐，但是工资却没有增加，随着经济的恶化，军人的待遇变得更差，最终导致军人职业的神圣性也开始下降。又如，民主党认为军队的发展不是政府的责任，主要依赖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军队高层对此也表示默认，这导致中下层军官的不满缺少发泄的窗口。此外，军人自诩为凯末尔主义的坚定卫士，但在共和人民党的宣传下，民主党在政治、经济和宗教上的政策被解读为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民主党为了获得投票只是一味地迎合民众，导致经济严重不景气，通货膨胀加剧、债务危机恶化、消费品严重短缺、外汇储备消耗殆尽，再加上政治家的贪腐传闻，这都导致中下层军官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逐渐从对军队高层的不满转向了对政治秩序的不满。日，中下层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将时任土耳其总统、总理、将军和400多名民主党议员被逮捕，民主党总理曼德雷斯、外交部长法丁·吕什图·佐卢和财政部长哈桑·波拉特坎等被处死。此次军事政变后，军方对土耳其国家和政治的控制力大幅加强，并且这种权力得到了制度性的保障：其一，军方为加强对文官政府的监管而在宪法授权下建立了宪法法庭；其二，军方为重塑国家机器而建立了国家团结委员会；其三，军方不仅参与政治事务，而且通过建立军队互助基金会直接进入经济领域。经过一系列权力运作，军队成为土耳其统治集团所认可的自治机构，成为土耳其新秩序的监管者，成为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独立王国。2、1971年军事政变20世纪60年代末期，土耳其经济在五年计划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发展，正义党也连续一党执政，但却掩盖不了政治逐渐向极端化发展的趋势，尤其是1961年宪法更是让民众得到了充分动员，将20世纪50年代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两党相争转变为20世纪60年代的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竞争，引发了政治的失序和政府的无力。日，土耳其总参谋长向总理德米雷尔发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建立强大的、可信赖的政府，并且要立即推行改革以结束目前的“无政府和斗争”局面，否则军方将会履行宪法赋予的责任，直接接管政府的权力。最终，德米雷尔因为担心再重蹈曼德雷斯的覆辙而宣布辞职。3、1980年军事政变20世纪70年代末期，土耳其再次陷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和政府瘫痪的困境。日，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民族救赎党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但最终却演变成反对世俗主义的示威活动，这成为军事政变爆发“最后的一根稻草”。军事政变后，隶属于军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该委员会不再如1961年宪法中规定的承担咨询机构的功能，反而在国家事务中具有最高决定权。除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军方还通过参与其他政治机构而对文官政府加以监督。例如，为监督教育，军方在高等教育委员会拥有席位；为监督广播，军方在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拥有席位；为监督司法，军方规定过国家安全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组中必须有一人来自军队。与此同时，随着库尔德问题的逐渐发酵，库尔德工人党与土耳其军方的斗争演变成了一场低劣度的内战，军方也借此夯实了土耳其监国者的地位。4、1997年军事政变1995年12月，作为伊斯兰政党的繁荣党在大选中获得了22%的选票，在大国会议会550议席中占有158个，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在土耳其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日，繁荣党与真道党建立联合政府，埃尔巴坎也成为土耳其历史上第一位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总理。执政之后，繁荣党在内政外交方面迅速调转，引发了军方的担忧。日，隶属于繁荣党的辛詹市市长贝基尔·耶勒德兹在伊朗外交官的支持下组成了名为“耶路撒冷之夜”的集会，但集会上却充斥着宗教口号和旗帜。第二天，军方的坦克就出现辛詹市的街道上，以示存在。随后，土耳其司法部门紧跟军方的步伐，于2月6日逮捕了耶勒德兹。2月28日，由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理内杰梅丁·埃尔巴坎、三位部长和六位将军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每月例行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导致了“软政变”的发生。在这次会议上，军方向文官政府传达了一项包含18条反伊斯兰主义措施的清单。最终，埃尔巴坎宣布辞去总理一职，而繁荣党也在1998年被宪法法庭取缔。当地时间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手举国旗占领塔克西姆广场，并向天空射击以驱散聚集的人群。 &视觉中国 图土耳其军队监国者地位的弱化2002年以来，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借入盟谈判进程限制军方的力量，使得军队监国者的地位有所弱化。起初，埃尔多安对军队是极为忌惮的，毕竟正义与发展党具有伊斯兰的背景，这个底色是难以磨灭的，因此唯恐政党面临取缔的危险。不过，2003年8月，由正义与发展党控制的议会借助入盟谈判的机会而通过了关于军队和文官政府关系改革的“一揽子协调计划”，具体内容包括限制军事法庭对文官政府的管辖权、审计法庭负责对军队开支和产权进行审计等，并通过将国家安全委员会变为顾问机构、将国安委秘书长变为行政职位，极大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2004年4月，议会通过第五个“一揽子协调计划”，其中国家安全法庭被取缔、死刑被彻底取消、高等教育委员会中的军方代表被清除。2004年7月，议会通过第六个“一揽子协调计划”，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对最高视听委员会成员的提名权被取消。
对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挑战，军方也予以强硬应对。日，比于卡内特就任土耳其总参谋长，他在就任伊始就对政府发出警告：“保护共和国的根本原则不是一个内政问题，而是军队的职责。”9月底，土耳其陆海空军司令员各自发表声明，称土耳其受到了伊斯兰主义者的威胁。同年12月2日，比于卡内特再次警告政府不要损害世俗主义原则。日，比于卡内特访问美国时再次说道：“土耳其是一个民主、世俗的国家。没有力量可以将土耳其从这条道路上引向别的道路，当然也绝不会有这样的道路。土耳其共和国是由凯末尔建立的，它的政权、它的建国原则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正当土耳其军方对文官政府施加更大压力之时，2007年曝光的军队政变阴谋改变了军队作为国家政治秩序坚定守护者的形象，而2010年另一宗名为“铁锤”的政变阴谋也使得军队走下了神坛。在这两次政变阴谋案件中，大量军官被捕，而军方也由于反民主行动而受到第一次指控。土耳其文官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一直是横亘在土耳其民主化和入盟进程中的拦路虎，理顺两者关系并非易事，毕竟作为世俗主义坚定捍卫者的军方不会轻易地放弃军队的职责和国家的利益，主动将权力让给文官政府。7月16日爆发的政变给埃尔多安领导的文官政府敲响了警钟，显示世俗主义力量仍然是强大的。然而，可以预料的是，此次政变的失败仍然会给文官政府加大对军队的控制提供新的契机。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责任编辑：马路遥_nn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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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拜占庭的&千年不衰&到美国的&一超独大&
　　&&常改则兴，停改则衰，坚持突破性改革与常态化改革、战时改革与平时改革的统一
　　中世纪的拜占庭，曾经是一个地域辽阔、实力雄厚的大帝国。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汇集于帝国境内各口岸。中国人对它称之谓&大秦&，足以说明它的强盛。
　　从公元330年在古城旧址上兴建东都&新罗马&开始，到公元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拜占庭统治共历时一千余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帝国。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兴盛不衰，主要在于它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而这一切都与持续不断的军事改革是分不开的。
　　拜占庭帝国其实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不利的战略环境。从公元6世纪开始，为争夺东西方商路和小亚细亚的霸权，拜占庭与萨珊波斯在100年间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战争。6世纪末的一个世纪，拜占庭一直抵御来自斯拉夫人、阿瓦尔人、伦巴底人的进攻。正是强敌环伺、战争不断的地缘形势，迫使拜占庭帝国为确保生存而不断进行军事改革创新。拜占庭军事改革中尤其重视对先进军事技术的采用，神秘而威力巨大的&希腊火&，就是公元7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抵御阿拉伯人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一项重大军事技术发明，由此击败了阿拉伯军队从海上的进攻。而由略一世实行的军政兼容、兵农合一的军区制改革，则使帝国进入近五百年的发展强盛期。
　　如果说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创新，将西方金属时代的军事变革推向了顶点，那么，二战后美国军队持续不断的改革，使其在新的军事变革浪潮中充当了&领头羊&的角色，巩固和保持了一超独霸的地位。
　　冷战结束之时，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军事超级强国。然而，在越战中深陷泥潭的切肤之痛，迫使美军进行大规模改革，以保持在冷战中赢得军事优势。
　　1991年的海湾战争，标致着人类历史上新战争形态的出现。
资料图：1991年美军从基地发射火箭袭击伊拉克目标。新华社发
　　2003年，美国国防部发布&转型计划指南&，标志着美军军事转型的全面展开。
　　今天的转型为了明天的战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接连取得了海湾战争、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近年来，美国几乎没有间断它的全球军事行动和局部战争。从&非对称、非接触&到 &网路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快速主导型作战&等，几乎每一仗中作战思想都有新的变化。美军也正是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军事能力，并确保美国的战略利益和霸权地位。
　　一古一今，中世纪拜占庭的千年不衰和冷战后美国的一超独霸，给我们两条深刻启迪：
　　一是必须把战时改革与平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战争是催生改革的&触发器&，尤其是败仗的&倒逼效应&更加显现。在远离战争的年代，人们往往安于现状，容易对军事改革的客观需求和可能性视而不见，而既成的权力和利益格局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也很难打破，改革的阻力常常大于改革的动力。时期的军事改革，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忧患意识和主动的担当精神。
　　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合境界。从近代中国来说，军事改革更多的是一种被动的刺激反应模式，只有到了快要亡国灭种了，才不得不自强图存、有所改革。而一旦感到安全安定了，改革就又慢下脚步，甚至停滞不前、偃旗息鼓。
　　无疑，军事改革的积极选择是在和平时期所采取的主动之举。谁能在没有直接战争背景的平时卓有成效地推进军事改革，谁就能在战时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必须把突破性改革与常态化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作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军事改革是一种突破性变化，也是一种常态化行动，需要适时推出牵动全局的大举措、大动作，也需要在保持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一个国家只有马不停蹄地进行军事改革创新，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发展利益。
　　尽管美国已成为唯一的世界军事超级强国，但他们仍认为其成果在下一场军事革命面前不值一提，而当下&正是利用现役部队进行各种改革实验，建设军事革命型军队的大好时机&。今天的美国军队，几乎每年都推出改革新思路、新举措，以保证&总是比任何潜在对手超前几步&。
　　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军事实践没有止境，改革创新也没有止境。军队体制的优化、结构的调整，鲜有一次性，只有渐进性，不可能止于至善至美。惟有不停顿、常态化地改革，才是唯一不变的抉择。
　　要想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必须从改革走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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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现代化从西欧发轫，然后如波浪般一圈圈向外扩张，波及之处，纷纷被卷入这一大潮，有的乘势而起，有的动荡漂摇……横跨欧亚的土耳其，因地处要冲，所以“首当其冲”，比多数东方国家受现代化冲击要早得多，而且它的现代化历程十分曲折，因此对“后发”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老大帝国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是从拜占庭帝国边境一个小小的伊斯兰酋长国慢慢发展起来的，到15-16世纪，已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从尼罗河到多瑙河，一时都被帝国大军的铁蹄践踏，黑海、红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陆湖，还曾兵临维也纳城下，甚至使欧洲得了“恐土耳其症”。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由于数百年征战杀伐，穷兵黩武，拓土开疆，所以军人、尤其是骑兵在奥斯曼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奥斯曼的一切土地都属于它的最高统治者苏丹，为了战争的需要，苏丹把大部分耕地都分配给骑兵，骑兵实际成为采邑主，骑兵从自己封地中得到的收益称“蒂玛”。“蒂玛”制可以世袭，由苏丹授予权利证书。“蒂玛”制是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也是其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但同时也是其发展缓慢、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而且，“蒂玛”的分配越来越腐败，掌管人往往随意滥发，一些宠臣甚至后宫妇女也被授予，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也非法取得“蒂玛”。“蒂玛”制日渐成为奥斯曼帝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政教合一是奥斯曼帝国的另一特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苏丹，同时，苏丹又是教主，称“哈里发”（教主），因此奥斯曼帝国又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成为“生活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国家、社会、文化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建立在宗教之上。伊斯兰宗教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蒂玛”制和政教合一制对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稳定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渐渐不合时宜，日益保守僵化，腐败严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越来越严重。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一点点衰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却开始加快发展，渐居优势。对世界大势的这种巨大变化，奥斯曼帝国浑然不觉，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辉煌历史之中。对外部世界，他们不屑一顾，所以任何变革都遭到激烈反对。奥斯曼人自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其他人学习的。这种思想封闭恰好发生在欧洲出现极其重要的科学与技术革命时期。危险正在向奥斯曼帝国一步步逼近。17世纪末的一场战争，便向长期自大自傲的奥斯曼人敲响了警钟。“山塔之役”引发改革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与北方强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间争战不断，奥斯曼人曾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虽然攻城不克，却也显示了强大的武力，给奥地利以沉重打击。但1697年的山塔之战，奥斯曼却大败于奥地利，几乎全军覆没，军队的多数高级指挥官阵亡，苏丹本人拼死外冲才幸免于难。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土耳其重炮这次战争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一点是武器已明显不如人，而更深的意义并不是军事的，它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等各方面实际已经落后，所以有人十分贴切地将“山塔之役”的意义比之于中国的“鸦片战争”。巨大的失败不能不令人深思，山塔之役的惨败使奥斯曼帝国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要了解西方，要建立现代化军队。从18世纪初起，奥斯曼帝国开始了缓慢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就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这就稍稍敞开了向西方的大门。这时的改革主要是以法国为楷模，改革的重点是改进军事训练、技术、组织和武器装备。但这些微弱的改革也遭到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反对，建立新军的尝试更遇到了传统军事力量的激烈反对。1774年，奥斯曼帝国败于俄国，于是又重提改革，特别是辅政大将军哈密德积极主张改革，保守派大为恐慌，把他赶下台并结果了他的性命，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了个标明他罪状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但保守派反对变改，自己也拿不出强国方案，1787年奥斯曼帝国再败于俄国。在这种情况下，新苏丹塞利姆三世在1789年即位时又开始军事改革，并首次向外国派驻正式外交使臣，但几年后他就被推翻、杀害。继任者穆罕默德二世1808年继位后仍想改革，但几位主张改革的高官被杀后，他不得不把政府大权交给保守派控制。直到他消灭了反西化改革的近卫兵团和“蒂玛”制封建骑兵部队，穆罕默德二世才开始大规模军事改革，在西方军事顾问帮助下建立起新式军队，在行政机构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由于外交的需要，也为更多地了解、学习西方，专设翻译局以培养外语人才，外交机构和翻译局为奥斯曼造就了不少人才。近代中国也是处理外交问题的总理衙门和同文馆成为新式人才摇篮，这一前一后，相映成趣。为了表明开放的决心，他命令官员要穿欧式西裤、大礼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头巾也被废止，规定一律戴一种圆柱形无边毡帽。这种帽子由于没有帽沿，所以做宗教祷告时前额照样可以方便紧贴地面。显然，这是穆斯林头巾与西式有沿帽之间的一种妥协，但它的推行仍遭到维护传统者的强烈反对，在国家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后才开始流行。这种圆筒形帽子后来反被称为“土耳其帽”，成为土耳其的民族传统象征之一。在奥斯曼帝国，教育是宗教的世袭领地，从来只教宗教课程，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也兴办了学习法语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校。这些改革虽然还十分肤浅，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意义却十分深远。穆罕默德二世于1839年去世，新苏丹才16岁，实际权力掌握在外交大臣雷什德帕夏手中。他曾在巴黎和伦敦当过大使，是改革派的首领。在他的主导下，官方在1839年11月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帝国敕令”。此敕令“标志了为时40年的，土耳其历史上称之为‘坦泽马特’——改组或整顿——时期的开始”（《从瓦解到新生》，第93页）。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军官“坦泽马特”时期在这40年中，军事改革仍是重点，但在法律、行政和外交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国家更加世俗化，公开宣布所有臣民不论宗教信仰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期间还建立了几所世俗的中、小学，虽然想建立一整套现代教育体系的努力并未成功，但意义仍然不小。同时还建立了一所文官学校，培养政府需要的行政人才，开始淡化政府官员的宗教色彩。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也将立法与司法分离，以法国为模式建立了省级行政机构，设有省参政会和省议会，还制定了商法和刑法。结果是新式法典与传统宗教法典并存，同时存在宗教法庭和国家法院。这种双重体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但总的来说，西化和世俗化的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这期间开始铺设铁路，电报网遍及全国。新技术的引进必然使社会生活发生更大的变化，新闻业发展迅速，批评政府的言论也偶在报刊出现，西方的一些教育、政治和经济学著作也被翻译出版。这40年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自称“青年奥斯曼党人”。他们多在政界和军界任职，许多人曾在翻译局工作过，因此对西方了解颇多。他们批评改革的步伐太慢，强调发展经济、引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立宪改革，但意识到宗教传统的巨大力量，因此提出从“伊斯兰民主传统”中寻求根据。在各种改革力量的作用下，1876年12月，登基刚刚几个月的苏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颁布了奥斯曼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对内阁、由苏丹任命的上议院、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规定。但苏丹仍旧大权在握，内阁不是对议会负责，而是对苏丹负责，苏丹不仅有任命各部大臣，还有批准立法、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宪法同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苏丹仍称“哈里发”。这次所谓“立宪”其实是“开明专制”，能否真正“立宪”要看苏丹是否高兴、是否“开明”。不久，由于一些议员在议会尖锐批评苏丹，苏丹勃然大怒，在1878年2月宣布议会休会，这一休会就休了30年。专制引发革命从1878年到1908年，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专制统治。在政治上，他严厉镇压反对派，曾经辅佐他上台的改革派中坚人物、曾任辅政大将军的米德哈特被绞死，而更加激进的“青年奥斯曼党人”和其他体制外的反对者大都流亡国外。他一方面利用宗教感情来扩大、强化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来反对新思想，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思想都斥为异端邪说。报章杂志常被停刊，告密者把报纸或报告送到苏丹办公室，这些报告往往控告无辜者从事颠覆活动。这期间冤狱遍地，人人自危，一片恐怖。这时，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实际已腐朽不堪，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非土耳其族要求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叙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使奥斯曼统治者疲于应付。更严重的是，西方列强一直对这个老大帝国虎视眈眈，插手其间，使问题更加复杂，根本无法解决。青年土耳其党人魁首恩维尔·帕夏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反对派加紧活动，各种原因引起的小规模兵变不断发生。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只消一个偶然的机会，革命的导火索就将被点燃。1908年终于爆发了“青年土耳其革命”。这年7月，精锐部队陆军第三军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第三军许多军官是该组织成员）的策动下发动起义，要求恢复宪法。无奈之下，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为保住自己的王位只得宣布恢复宪法，三十年专制统治终于结束。人们走上街头欢庆革命胜利，报刊公开批评政府，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赶回国内，重新隆重安葬了被杀害的烈士，同时开始准备议会大选。12月17日，中断了三十年的议会重新开会，反对派领导人被选为议长。但发动革命的主要是受西式教育的军官，而普通士兵却与传统、宗教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传说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信宗教，士兵的不满情绪非常严重，终于在日发动没有军官参与的兵变，占领首都，赶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错以为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临，立即宣布支持兵变。但几天后兵变就被挫败，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掌大权。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因支持兵变被废黜，他的弟弟穆罕默德五世被推举上台，继任苏丹。新苏丹的权限受到严格控制，但青年土尔其党人内部并不团结，关于奥斯曼帝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尤为严重，因此也缺乏必要的权威。旧的权威不复存在，新的权威一时又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帝国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社会相当混乱。从1697年的山塔之战开始提出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1908年的土耳其青年党人革命，这段历程奥斯曼走了210年，而奥斯曼帝国在这210年中丧失的机遇太多。宽松的环境本为从容主动变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实际上变革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在宽松情境中能看到未来的变局、能有危机感和紧迫感而主动变革的统治者确不多见。历史的机遇，就是这样丧失的。凯末尔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俄为“世仇”的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结果成为战败国。1919年，《凡尔赛和约》不仅瓜分了奥斯曼帝国，还使阿拉伯各省摆脱了土耳其的控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和后宫与侍卫这次大战的结果使“土耳其民族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其基本主张是一方面认为土耳其不应再挑起奥斯曼帝国的重担，同时又坚决反对外国在土耳其驻军。在既反对苏丹又反对外国侵略这种曲折复杂的斗争中，青年军官凯末尔（又译基马尔）脱颖而出，成为土耳其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牢牢掌握军权的凯末尔早就立志建立政教分离、没有苏丹的共和国，但行动中却非常谨慎。他意识到大众依然忠于苏丹－哈里发，所以在自己权力没有巩固之前仍承认苏丹－哈里发为合法统治者。这样，奥斯曼帝国实际存在苏丹和凯末尔这两个权力中心。在1919年秋天的议会选举中，凯末尔派占了绝大多数。日，议员们投票建立了大国民议会政府，虽未宣布废黜苏丹，但却宣布只有自己才代表国家。第二天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主持部长会议。而1921年1月的宪政法律则把这一组织具体化，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苏丹则针锋相对，缺席判决凯末尔和其他一些议员死刑，并组织“哈里发军”讨伐凯末尔。经过一番激烈斗争，苏丹败逃国外，结束了长达六个世纪的奥斯曼统治。由于宗教仍有强大力量，大国民议会仍暂时保留了“哈里发”制，但“哈里发”却由大国民议会从奥斯曼王室成员中选出，并受议会制约。大获全胜的凯末尔于日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首届总统。凯末尔权力巩固之后，便迅速、坚决但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他的主要目标是政教分离，所以首先进行的重大改革是1924年春废除“哈里发”制，将奥斯曼王室所有成员都驱逐出境。同时，将包括宗教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关闭了所有的宗教法庭。这些改革虽未达到政教完全分离的目的，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激烈的改革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长久以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斯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凯末尔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这年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式大礼帽。在凯末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欧式帽终于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可谓“现代”与“传统”间的一种妥协。以易服饰等来表示改革之意并非凯末尔首创，中国古代就有“胡服骑射”之举；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曾改服装，为改变俄罗斯人留大胡子的传统以向欧洲人看齐甚至征收“胡须税”；日本明治维新也曾推广欧式礼服，并设有专门机构教授官员交谊舞等欧洲礼仪；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一书之事。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有“形式主义”之嫌，但在当时，却是向世人表明变革决心的必要之举。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其后，凯末尔又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改革，在文化方面废除阿拉伯字母、创立新字母，“与过去相比，现代语言是大大简化和土耳其化了。在社会生活方面，以公历取代穆斯林历及其变种奥斯曼历，废除一夫多妻制，提倡妇女摘去面纱、参加社会活动，到1933年甚至有13名妇女当上了法官。在法律改革方面，进一步清除各种法律中的宗教影响，采用了瑞士民法、意大利模式的刑法和以德国、意大利为榜样的商法，1928年从宪法中删去了有关‘国教’的条文。这些措施不无操之过急之处，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但总体而言却为土耳其的发展模式定好框架。这些现代化改革使社会体系在矛盾、摩擦和调适中创新，宗教与国家各司其责，互不干涉，为今后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日，凯末尔病逝，人们将他尊为“现代土耳其之父”。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再次说明，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现代化”具有一种普遍性要求或标准，即对世界“解魅”，用理性的眼光衡量一切，实行政教分离；注重个人平等权利，实行宪政，强调法制。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必然要与“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具有“本土特色”。换句话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价值与本土特色间始终会有一种张力，二者如何调适、结合，是现代化道路是否平稳顺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雷颐
责任编辑：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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