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永清在中央政法委机关“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课上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肩负起历史责任发布时间： 15:27 星期二来源：
法制网北京10月18日讯 记者蔡长春 17日上午，中央政法委机关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是基础、是前提，“做”是关键、是根本。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员干部要牢记共产党员的使命，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做解决难题推动事业发展的能手，做有道德讲品行遵纪守法的模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更好肩负起历史责任。
汪永清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人作为短暂的生命体，能亲身经历这样一个时代、见证这样一个时刻，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作为中央政法委机关的党员干部，应当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寻梦追梦的伟大意义、对机关在其中承担的重大责任，有更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加以实践，做合格的共产党员。
汪永清指出，一个合格党员，首先必须对党忠诚、为民奉献，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忠诚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品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员的忠诚是党经受艰难困苦、应对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对党的忠诚要落在行动上。要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保持为党分忧、为党尽责的自觉，自觉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想事情、干工作，不患得患失、不回避矛盾、不怕得罪人，为党分忧、为党负责、为党添彩。要始终坚守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利益，把个人的命运与党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要始终保持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勇气，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原则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亮剑；在各种矛盾困难面前，必须勇于任事、不畏风险、不惧担责；在各种危机危险面前，必须勇于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在歪风邪气面前，必须敢于和善于斗争，当“战士”而不当“绅士”。要始终坚守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政治品格，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
汪永清指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对党忠诚本质上是对人民忠诚。机关党员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发现、认识、分析、把握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要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内心自发地与广大群众同悲同喜、同甘共苦，想方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多地接触群众，感知群众冷暖，倾听群众的诉求，体会普通人的无奈。要把人民群众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涉及群众利益的工作，尤其要想得远、做得细、办得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
汪永清指出，要把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完成好，用我们的双手把事业推向前进，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更要有履行历史责任的能力，这就要求机关党员干部要刻苦学习、用心实践，做解决难题推动事业发展的能手。要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养成天天学习、终身探索的好习惯，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着重在掌握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要向书本学，学习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社会学知识和最新科技的原理，厚实知识、开阔眼界，增强干事创业的才干，适应时代发展需要。要向实践学，读懂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不断充实完善自己。要向别人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要坚持学与思、学与行的结合，多学深思、勤学常思，真正学懂弄通。
汪永清说，实践出真知，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用心实践，情况问题从实践中出，思路方法从实践中来，我们的工作才能有效果，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深入调查研究，掌握情况、发现本质、探寻规律。要学会掌握运用科学的方法，善于就事论理，具备删繁就简、抓住本质和总结归纳、把握规律的能力。要善谋广议、集思广益，先思考、再广议、再决策，努力以广议达成善谋。要注重经验积累总结，每开完一次重要会议、起草完一次重要文件，都要认真总结、善于总结，把反复的实践经验上升为规律性认识，提高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能力。要善于统筹协调，掌握运用统筹协调的艺术，多用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少用权力的力量，认真倾听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不断进行交换、比较、反复，做到用事业统一思想、用真理凝聚共识。要树立商以求同、协以成事的理念，善于从全局和长远利益出发，兼顾各方面合理要求，努力寻找最大公约数，形成一体执行的统一意志。要善于抓住关键的具体，对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案件事件、事关政法工作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制度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制度机制，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排除万难，确保落地生根。
汪永清强调，机关党员干部要心有敬畏、行有戒尺，做有道德讲品行遵纪守法的模范。一个党员，无论位置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常存敬畏之心。要敬畏人民，牢记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敬畏组织，牢记自己永远是组织中的一员；要敬畏法纪，牢记法纪是党员干部必须坚守的底线。要修身养德，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养成磊落的私德。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带头遵守社会公序良俗，具备深厚公共关怀，关爱弱势群体、扶贫济困、热心公益、见义勇为，同时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情趣爱好、良好的家风家德。要正确处己处人，客观地认识自己，经常、冷静、严格地审视自己，坦诚、真实地对待他人。要把握好“善与人同”“善与人异”的界限与尺度，在事关是非对错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敢于旗帜鲜明，敢于任事担责，不随波逐流；在统筹协调解决问题时要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做到既坚持原则又团结大多数。
汪永清指出，党性是一个政党的固有本性。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而言，党性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要砥砺党性、坚定信仰，树立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追求，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执政充满信心、保持定力，并为之不懈奋斗。要严格党内生活，严格遵守党章和党内各项规章制度，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用党的政治规矩和纪律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要慎独慎微、防微杜渐，遵规守纪从日常点点滴滴做起，从细节做起，时时处处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纪律的红线、法律的底线。要自觉规范用权，牢记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无论出主意还是办事情都要出于公心，决不能恃权自重、以权谋私。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徐显明、王双全，机关和直属单位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议。责任编辑：杨姣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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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定位刍议
民营企业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定位刍议
作者：吴渭南
来源：华夏网 时间：
&本文删节版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为名分上下两篇发表在《经济导刊》2014年07期、08期，这里赐稿华夏网全文发表。
民营企业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历史定位刍议
吴渭南（某民企高管）
内容提要：民营企业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应该成为全心全意的爱国者、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自主的技术与管理的创新者、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自觉维护者、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五位一体，把人生诉求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民营企业家&&建设者&&民族复兴&&历史定位
一、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1、荣毅仁先生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2、“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3、“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4、“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二、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1、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2、判断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3、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4、民营企业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三、自主的科技与管理的创新者
1、科技和管理的创新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抓手
2、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买不来
3、开创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管理实践和理论
4、华为是民企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榜样
5、坚定地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正路”
四、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自觉维护者
1、解体中国、清洗中国人是共济会的首要目标
2、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前研一、谷歌公司的另一面
3、“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是国际惯例……但是中国没有”
4、高科技产业和企业不能“受制于人”，企业家勿“飞蛾投火”
5、创立“企业安全战略学”
五、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1、“经济人”“社会人”根本不同
2、“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
3、民企发展要量力而行并正确理解和承担社会责任
4、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
六、结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自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商人迎来了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和辛亥革命后不到30年“黄金时代”的第三次历史性大发展机遇[1]。在我国，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毫不动摇”。2012年，民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2]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其中私营企业1025.93万户，占到实有企业的78.4%，从数量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3]同时，保障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日益细化和深化，遂已形成某种程度的政策体系。十八大再次强调“毫不动摇”，民营经济踏上了跃马千里的新征程!
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宣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从民营企业家[5]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历史定位开始，历史也就自然地规定了他们的使命，角色和身份。但是12年以来，对民营企业家这一历史定位却很少见有更细化的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亟需“议程设置”），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大众传播进行“议程设置”[6]，掌握话语权，混淆视听，我们就会很被动。因此，笔者不揣浅陋，特陈管见如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历史定位规定的使命，角色和身份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民营企业家们应当是积极地以这个梦想的方向为奋斗方向，以这个梦想的需要为奋斗目标，同心同德以实现这个梦想为使命的群体。他们应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共同参与者、塑造者，而非旁观者、破坏者。既要有所作为，增加正能量，又不能无所作为，胡作非为。民营企业家、娃哈哈公司创始人宗庆后说：“我想我们的中国梦就是要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能够跟世界上所有的大企业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让我的员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然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帮助贫困的地区，贫困的群体，通过辛勤的劳动走上致富的道路。这就是我的中国梦。”[7]
列宁指出：“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8]定位规定作为，角色就是底色。社会各阶层和民营企业家正确认识民营企业家的历史定位、使命和角色，意义重大。这既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自身人生价值的最大实现，又意味着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认识接纳程度和评判标准。
一、全心全意的爱国者
1、荣毅仁先生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
太平之世，埋头经济，不谈爱国久矣！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热爱、捍卫和增进国家利益为荣，以漠视、损害和出卖国家利益为耻，既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基因，也是团结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曾国藩说：“为人须有好师好友好榜样”。榜样选的是谁，人就会模仿谁、变成谁。在今天这个价值利益诉求多元化、个人价值自我化、市场经济逐利化，“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李克强语）尚存在着一定市场的时代，民营企业家以职业诉求在商言商，把胡雪岩、李嘉诚、乔布斯、稻盛和夫等作为榜样无可厚非。但笔者发现，以荣毅仁为榜样的人相对较少。
官至国家副主席、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的荣毅仁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联系在一起，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9]荣毅仁爱国，不光爱1949年以前的“传统中国”，更爱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6年，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率先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起了带头作用，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0]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他牵头组建并出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荣毅仁是民族（营）企业家，他不光是“在商言商”，更是首先“在商言国”。
荣毅仁先生是一位把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他的功德高山仰止，不是每一个人随便可以做到的，正如李嘉诚的财富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拥有的一样。但以荣毅仁先生为榜样，爱社会主义中国，“在商言国”，却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可以选择的，亦正如选择以李嘉诚为财富榜样一样的容易。
民营企业家、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民族自尊心、爱国主义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就有的，一直在我们血液中流淌。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同样流淌着这样的血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希望国家强大，人民生活富裕，中国在世界上有尊严、有地位、有影响力。我们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希望中国强大。”[11]民营企业家爱国，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其次是带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全球化时代，国力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竞争上，但国力竞争不仅仅是科技和财富之争，从来就包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之争。去掉了爱国主义，只会使人陷入唯利是图、个人利益至上，被人利用、人财两空，乃至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境地。
2、“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宗庆后说：“富人移民是最大的国有资产流失”。[12]当前中国正在上演第三次移民潮，“这次移民的主力已经由新富阶层、贪官污吏和知识精英组成，都是身家千万、亿万的富人，目的主要是转移资产，海外投资和子女教育，要出国定居。……当外国企业，境外资金削尖了脑袋想要钻进中国的同时，大批的国内富翁却在不惜血本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据说要带走上万亿元资金，正在掏空中国，动机并不单纯。因此，受到舆论强烈遣责。中央正在制定政策，堵住资金外逃、官员外逃的通道”。[13]在富人移民中，有一类叫“裸商”——即家庭成员迁居国外，自己在国内从商，移民不移居的商人。裸商群体的出现，其危害不仅是财产经济的换失，而且极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部分投资移民的资产来源异常复杂，其中可能包括非经商取得的灰色收入，甚至存在民事纠纷的继承资产等。比如，企业主用自己物业或是实业做抵押，在国内银行贷款然后去海外投资移民；或者先通过融资、信贷把公司做大做强，然后暗地里把资产转移到国外，一旦国内公司宣告破产，自己便一走了之，留下一堆烂摊子。”[14]
更应值得警惕的是，移民或向国外转移资产，日久就会形成一个“海外利益群体”，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了个人私利极易被国外势力欺骗利用、或干脆与国外势力联手，和反华分子、国内腐败分子勾结，渗透政权干扰决策，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
中国的“先富群体”，其财富本身来源于国家提供的经济大环境和各种社会资源以及老百姓的辛勤劳动。如果一个人除了所谓的个人财富安全外，完全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本身就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不负责任。历史的经验已经无数次地告诉我们，只有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才会有个人的幸福。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看中国，将财富留在国内，与人民共进退，才是正道！
3、“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才是普世价值。当某些“先富群体”在埋怨国家、甚至在用脚投票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自己今天的财富和地位是怎么来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努力得来的，不是国家政策带来的。当某些民营企业家和富人们抱怨社会舆论“仇富”，缺乏安全感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这个群体的所作所为，有没有想到过黑砖窑事件、毒牛奶事件，以及不断曝光的类似黄光裕、刘汉等犯罪事件对社会大众的暗示和观感。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说：“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15]但令人遗憾的是，自荣毅仁故去的9年间，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老板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么一个人物。他们与以荣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民族（营）企业家相比，在社会责任感、社会认同度、个人水准等方面几乎“整体性”落后，这应该引起我们全社会的集体反思。
4、“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
&今天“一些国家，对本国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培树倍加重视，悉心呵护，甚至立法加以规制保护。而对战略对手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则往往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优势和实力资源，或贴上各种标签加以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或以各种隐形手段渗透影响，竭尽全力促其淡化、弱化和异质化。总之，防护自己和摧毁对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神免疫系统﹐是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大盗窃国’的既定目标和长期战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其它国家对经营本国精神战略资源轻率地懈怠和忽视，都将付出难以估量的历史代价。”[16]
我国应该特别重视对“先富群体”的爱国主义宣教。要利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企业党组织以及各种传媒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应该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法》及其实施细则，以立法形式对各种爱国言行进行规范。
“毛主席曾对荣毅仁讲过这样的话，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认为这句话在荣毅仁的一生当中得到了体现。今天的企业家，同样要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同自己的祖国融合在一起，共创美好的明天。”[17]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18]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当向荣毅仁们看齐，不要学万润南、赖昌星、刘汉们，认清大势，爱国有为，遵纪守法，把个人职业诉求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复兴大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1、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创造“企业家”这个术语的法国经济家J·B·赛早在1800年就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更多的领域。”[19]德鲁克也说，企业家并非是“资本家”、“投资商”、“雇主”，反而可能是一名“雇员”。[20]只要他体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实质——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以所有制、行业、职业、岗位的不同来界定从业者是否为“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肤浅表面和自我防卫！“企业家”这个词无非是创造它的经济学家基于学科及研究对象的特点给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优化”的人贴一个标签而已。被尊称为我国“治生之祖”的战国初期富商大贾白圭就没有狭隘的定义商人素质，而是着眼于其实质，认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人都应有大智大勇和仁义之心。《史记》记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21]
白圭的“仁、智、勇、强、俭”，难倒不是从事任何行业和企业者的共性吗？恐怕在他眼中，只会搞钱，没有“仁、智、勇、强、俭”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商人”的；就如在德鲁克眼中，没有创新、从而也没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者，是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一样。2000多年前的白圭，20年前的德鲁克，真正是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如果我们图名而弃“实”，玩弄概念游戏，只会上当受骗，害已误人。现实中，如果一个企业主只知道搞钱，不搞创新、特别是科技及管理创新，不重视社会责任，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仅按“资”分配），那么，即便他有亿万财富，也仅仅是一个“老板”而已。
位列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曾说：“中信的财富是什么，王军董事长在《中信三十年》一书的前言里面写的我非常赞同，中信那么大的资产规模，那么强的盈利能力，但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中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中信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22]是的，以所有制界定企业是否为市场经营单位、企业经营者是否为企业家，这种诡辩的繁琐哲学可以休矣！
2、判断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从企业家本质出发，对一个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应该综合起来看五个标准：第一、遵纪守法，企业信誉良好，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税收（所得税和增值税）比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二、业务与国家战略需要及社会潮流相符合，注重生态文明；企业及其成员爱国敬业，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驱动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有品牌效益。第四、有适合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稳健，虚实比例合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第五、劳资关系健康，企业文化向上，走共同富裕之路。
3、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都存在价值判断（性质和特点），即——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企业（国企和民企）和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性质要求为前提。
早在2001年，我国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就前瞻性指明：“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是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济体制是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多元混合经济形态”，“企业制度是混合所有制”[23]&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是什么观点，都要认识到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决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24]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中性”的经济学，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为某个国家或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25]由此可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为了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加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实现形式，只是实现形式的重要选项“之一”。
混合所有制≠股份制。股份制不是万能的。国企在以股份制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时，不要图名贪利，一哄而上。不光要防止国企和民企中某些人相互勾结，转移资产，中饱私囊。而且，要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种制度，股份制之所以出现就在于它的“集资功能”。它具有“自利、无视道义责任的制度特征”。[26]因此，一些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是不能靠混合所有制来解决的，还是要国家主导和自主。学者王文伯称，2014年2月，中科红旗倒闭宣告了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的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这样一个承载著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27]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是此理！按劳分配就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不搞按劳分配，公有制就失去其经济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既是民族企业以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为前提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原则，又是解决劳资问题的重要抓手。
被称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方面做出了榜样。“任正非解释了华为不同寻常的股权结构，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这对华为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华为能够赶超业界同行的原因之一。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28]&
4、民营企业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正是基于对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混合经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企业家本质的相互理解，国企和民企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是“民族企业”。无论从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竞争的要求，还是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民企替代不了国企；而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民企具有重要作用。两者都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是互补关系、兄弟关系和“竞合”关系。所谓“民进国退”、“国进民退”实质上都是市场主体在国家基于国际竞争和宏观调控需要的过程中相互竞争而形成的动态表象。拿国企收购民企来看，多是“两厢情愿”，试想哪个当惯老板的人愿意甘作“跟班”呢？民企与国企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及其它形式的合作时，应该在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采购招投标、商品买卖等等方面透明公开、规范交易、互相监督，同时，接受社会舆论、群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审查。
当前，中国民族企业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在全球竞争中，我国市场大、开放时间较长而限制较少，早已经成为外资跨国公司觊觎的“肥肉”。外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强大的先发优势，凭借科技、原料和市场的垄断，咄咄逼人地在全球展开并购“攻势”。为应对这一共同挑战，国企和民企不管是各自或合作发展，都应该“利”不容辞、义不容辞，共同把我们的“民族企业”做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为良方。
第二、注意资源配置的质量而非数量。
实力企业是衡量国力强弱的标尺之一。据统计，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入围门坎231亿美元）我国共有95家企业上榜。[29]从上榜企业来看，我国企业存在着实体经济乏力、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结构失衡和杠杆率过高等问题。上榜的7家民企（平安、华为、沙钢、正威、魏桥创业、民生银行、吉利集团），高科技信息产业只有华为1家。其余6家在传统产业和金融业，企业结构失衡、杠杆率过高、收入盈利能力稳定性不强、劳动密集特征强；而发达国家企业则以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要转变粗放低端的增长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就应该把加快科技和管理创新、优化产品结构、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化作为必要的“规定动作”，不能“倒果为因”——盲目地以进入世界500强作为追求目标（这是落实好“规定动作”的结果）。企业家们要知道：仅仅把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不是国际化，更重要的是市场布局、供应链、资本、管理团队等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国际化。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看清世界政治变动的机遇和风险，配合我国国际战略，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要做好国际化的人才和技术储备、企业管理和风险管控体系。政府部门也要依据形势和变化出台或修订相关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及其国际化的发展。
曾拯救私营企业“蓝色巨人”IBM的传奇企业家郭士纳，在描述IBM搜猎委员会的人为了让他加入IBM时写道，搜猎的人对他说：“为了美国，你应该承担这份责任。”IBM就是美国的财富。他说他正准备请比尔·克林顿总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30]读书至此，笔者想到了清末民初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的“民营企业家”李宏龄。是时，票号受到新兴银行业排挤，李宏龄认为只有改组银行，票号才有出路，国家才能挽回利权，抵抗外国资本主义金融的侵略。遂与众票号联合力劝联组银行。但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坚决反对，票号改组银行的活动遂告失败。他愤而著书，详细记述了事件经过。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务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绕朝之赠策士会日：‘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区区之意，窃有感于斯言，爰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原始要终，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31]两相比较，令人潸然泪下！
[1]&关于前两次“黄金时代”的论述可参考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60%&注册私营企业已过千万家》，
.cn/n//c5.html。
[3]《民营经济助推大国崛起&奠定百年基业长青》，.cn/hqcj/fxpl//content_7617519.html。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日）》，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5]&签于我国法律和政策尚无对民营企业家概念的准确定义。本文用民营企业家这个概念来代指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
[6]&1972年，美国人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发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7]宗庆后：《把企业做成名副其实的国家队》，.cn/hy/.shtml。
[8]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9页。
[9]&《荣毅仁同志生平》，新华社日电。
[10]新中国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公私合营与“和平赎买”的政策。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指出，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76页。
[11]玛雅：《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专访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参考消息》日。
[12]&张妮：《企业家建言“两会”（上）》，《环球时报》日。
[13]蔡金水：《中国正在成为移民国家——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海外，世界各国穷人大量涌入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参阅文稿》2013年28期。
[14]&《揭秘中国的特色裸商》，/article/1036108.html。
[15]柳传志：《大时代成就企业家》，《南风窗》2012年1期。
[16]&秦天：《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中国的未来》，《香港传真》2012年16期。
[17]&杜亮：《荣毅仁给当代企业家留下了什么?——访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陈锦华》，《中国企业家》2005年22期。
[18]&&习近平：《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ldhd//content_2278733.htm。
[19]转引自：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0]彼得·德鲁克著，张炜译：《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1]&《史记&货殖列传》。
[22]&米鹤都编撰：《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00页。
[23]&作者自序。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
[24]&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发表白皮书界定国家核心利益范围》，/gn//3308862.shtml。
[25]习近平：《关于&&/FONT&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新华社北京日电。
[26]&（加）乔尔·巴肯著，朱近野译：《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27]王文伯：《红旗Linux倒地令人痛心》，《环球时报》日。
[28]&《任正非吐槽股东贪婪榨干公司：华为绝不上市》，/BIG5/n//c94022.html。
[29]&《财富》杂志评选的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信息，
商务部网站http://www./xglj/500fg1301.shtml。
[30]（美）郭士纳著，张秀琴、音正权译：《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31]&（清）李燧&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180页。
三、自主的科技与管理的创新者
1、科技和管理的创新是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抓手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名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的文章中指出：性格的激进、好虚荣与攀比、赌性思维重似乎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一旦挂钩难逃厄运。一些人靠赌博性思维经商了多年，却没有投入精力进行产业化升级，只是在经济回暖的时候，采用各种手法利用银行融资，玩钱生钱的游戏，一旦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就开始躲债甚至破产。在比较谁开的车子更炫，谁又多拿到了几个楼盘的开发权，谁又荣登当地纳税大户，以及谁又当选当地的政协以及人大代表的同时，就会脱离企业原本成长的轨迹，不停的利用银行信贷资源加大杠杆。[1]美国媒体的话虽然肤浅片面，但对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部分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
“曾几何时，点石成金的‘财技’、资本市场、金融创新、虚拟泡沫、货币经济、信息革命、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知本家、高科技……，新概念层出不穷，新人物意气风发，汇聚成‘新经济’的时代潮流，排山倒海，何其壮哉！”但“光芒万丈的金融市场，本质逻辑不过是下注赌博”[2]。“世界经济史上只有凭着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的信息产业，支撑和带动了当代大国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尚没有哪个国家凭借‘盖房子’把国家带进现代化的神话。”[3]放眼全球，以投机赌博为基本属性的虚拟经济和以资源环境巨大损耗为代价的房地产业，根本支撑不了大国崛起；也不会刺激科技进步，使企业形成获取巨大利润和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
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变革，甚至比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或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结构性调整更为彻底。“虽然不确定性的增加已经使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积习难改、多半不自觉的的赌徒”[4]，但仅仅指出变革本身的不确定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解决其转化为确定性认识和实践指导的方式和途径。”[5]每一个企业应对挑战的方式总会以自己的客观实际为出发点，存在多种可能、多种办法，但企业家的任务就是找到其中的“确定性”，摆脱“赌徒困境”，从而主宰自己的未来。
当前，“世界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在于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利用先进制造技术在维持‘可接受成本’的基础上，针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提供较中国产品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而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的形成和积累，恰恰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挑战。”但是“只要有危机意识和战略认识，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基础优势，调动广大企业技术突破和应用的积极性，形成中国独特的制造技术和制造业升级路径，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赢家。”[6]
是的，“过分强调单一因素的科学往往是一种伪科学”[7]。经营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营销经营、领导管理、客户市场、技术产品、财务人事，都要统筹兼顾，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因此就要平均用力、不分主次、不抓重点。“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因迎刃而解了。”[8]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企业带来的挑战，就是要解决能否提供“种类更丰富、功能更齐全、性能更稳定、使用更人性化、环境更友好的产品”这个主要矛盾。
早在1991年，钱学森同志就说：“在一些人的思想中，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贷款才是第一，卖不出去才是第一。他们想不到，抓科技才会解决他们的问题。”[9]世界产业史表明，企业生存发展归根到底是靠产品能否满足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的，而这样的产品只能来源和转化于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和管理。两者对产品的重要性，如同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从中国民营企业的现状来看，科技和管理恰恰是制约其产品全球竞争力的瓶颈，当然，也就适时地成了企业家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确定性”抓手，从而也是企业主们回归到企业家作为“创新者”这一本来意义的“捷径”。
2、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买不来
2014年5月，玩了一辈子“投机赌博新经济”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终于难得的说了几句不含糊的“真话”，他表示：“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缺乏自主创新将成为一大瓶颈。他认为中国经济倚赖外来投资及‘借来’的技术，这将会是未来发展的隐忧。”[10]为了抢占科技制高点、喊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韩国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认为：“技术不能自立的企业在21世纪将没有立足之地”。[11]今天，曾经的世界品牌如柯达、摩托罗拉、索尼、诺基亚等跨国企业巨头就是因为创新落后或没有看准科技发展潮流、提供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其主营业务和产品或者没有了，或者被别人兼并了。
世界竞争史表明：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西方各国和跨国公司对技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自觉”，因为高科技不光能带来巨额垄断利润（如：全球有超过90%的计算机使用微软操作系统），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即使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实行“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把技术转让作为市场进入一个条件，但是，为什么外企及合资企业的技术突破都不是在中国产生的？“在同某大公司顶级人物的一次谈话中我发现了答案。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即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究中心研究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这位明星人物很自信地说：‘(研究中心的)中国人研究的永远是我们要淘汰的技术。他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创新能力，不可能挑战我们’！”[12]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武装竞争对手？你寄希望于拿市场换或拿金钱买别人的先进技术，在他眼里，就是幼稚可笑。因此，中国企业除了走“自主创新”这条路别无选择！
3、开创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管理实践和理论
“持续改进方法”之父日本人今井正明说：西方企业管理层的工作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工作就是增加公司股票价格，他们的喜怒哀乐是根据季度财务报表而来的。西方企业界的领导力存在道德缺失，和员工关系是“金钱游戏”。因此，西方管理者已经失败，其管理思想也已集体失败，因为他们不再追寻通过长期发展来增强公司产品的目标。[13]集体所有制企业海尔集团是中国工业化的典型，CEO张瑞敏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均走在世界前列。他说，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必须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因为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真正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中国企业还是等在那儿，结局难以想象。”[14]他以用户为中心实行“倒三角”组织变革，颠覆了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传统科层制，“曾经完美再造IBM的郭士纳的评价是，他曾经也设想过此法，但是没能实现，因为太难了。让郭士纳想不到的是，张瑞敏又进了一步，他提出了网状组织的构想，”[15]并已初步实施成功。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寄语中国企业：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者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16]基于业务，文化和人的不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管理文化，每个企业有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不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管理可以学习借鉴，不可以照搬照抄。“鞍钢宪法”生搬到西方会水土不服，美日管理模式硬套到中国会成邯郸学步。鞋子合不合脚，只有换鞋子而不能削足适履。建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找到适合每个企业的管理“模式”，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争夺经济学、管理学话语权的需要。作为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主体的各行各业、各级各职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们，必须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只有在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独特性这个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人为我用的原则，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不搞欺骗国家和消费者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群策群力，才能开创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管理实践和理论。
4、华为是民企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榜样
除了海尔，华为公司是利用技术和管理解决“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矛盾的榜样。华为1987年由任正非拿2万人民币创立，23年后进入《财富》世界500强。2013年销售收入395亿美元（65%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净利润34.7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商的。华为每年坚持投入销售收入的10%以上用在研发上，&2004年到2013年，累计用于研发1510亿元人民币。2013年底，华为累计共获得专利授权36,511件，已是电信领域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17]华为高管说：“在华为，什么成本都可以砍，唯有研发的10%不许动摇，10%投不下去，研发的负责人要被砍头的！”[18]
华为立足实践形成了自己有效的管理模式，它对管理的重视不仅体现在资金投入和“洋为中用”上，更体现在它不搞盲目多元化、虚拟化，专注于实业上。1997年，华为“不惜砸下5年5千万美元费用，聘请50位IBM顾问长期驻点华为，全面导入IBM的管理制度。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足够让王石、潘石屹等房地产商在北京上海炒作20栋楼。”[19]华为目前是500强中唯一一家没上市的公司。“任正非说：（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而拥有这家公司的人则不会那么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20]
5、坚定地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正路”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他的经济思想对美、德、日、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崛起及起飞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李斯特曾对英国在通过贸易保护取得工业的国际统治地位后宣传自由贸易的秘密揭露到：“这本来是一个极寻常的巧妙手法，一个人当他已攀上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学说的全部秘密就在这里。他伟大的同代者威廉&庇特（18世纪末期英国首相，笔者注）、以及所有在他以后在英国执政的人的世界主义意向的秘密，也就在这里。”[21]经济发展史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企业正是凭着国家和企业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完成工业化和占领全球信息产业制高点的。这本来不是什么“新闻”，但是，因为它们害怕其他国家和企业、尤其是中国走靠科技和管理创新发展经济的“正路”，从而丧失其全球经济和科技霸主及其带来的巨额利润和垄断地位，于是就通过它们掌控的媒体或代理人忽悠中国人走“比较优势”“产权改革”“钱生钱会理财”“投机赌博新经济”的邪路。真是当年英国的翻版。对此，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定力。
从科技和管理的创新及争夺其话语权这个角度讲，是张瑞敏、任正非，而不是李嘉诚、胡雪岩，才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要学习他们专注实业（“农工商”并称实业）、以客户为导向的“自主”创新、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正道”。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2]这其中就饱含着对民营企业家们的殷切希望！
四、国家安全和企业安全的自觉维护者
随着中华民族进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挑战空前。习近平同志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3]习主席的讲话，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庄严要求。没有国，哪有家；没有稳定，哪有发展；没有国家稳定，哪有个人安全。国家安全是个人和企业安全的基石。重视、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比普通人多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民营企业家，更应该主动学习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自觉地作为国家安全的维护者。
1、解体中国、清洗中国人是共济会的首要目标
近代资本主义进程“背后确实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但这只手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市场’，而是金融家与政治家合谋结盟的神秘组织——freemasonrg，共济会。”[24]“共济会的真正目标是建立一个由北美及西欧的财富和权力的世袭精英集团控制下的世界政府，进而建立一种从属于西方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这种新秩序，绝对不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憧憬的民主自由的个人主义秩序。而是要对全世界：实施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最终把人类芯片、数码化，实行全面的信息化管理和控制。[25]它策划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主要针对对象是清洗有色人种，首先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有色人种中具有健全工业体系、文化体系、国防体系和核武体系的自主性大国。而且也是唯一有能力以国家体系与雅利安人从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全面抗衡的有色人种大国，因此解体中国是首要目标。”[26]解体中国就是要分裂中国，清洗中国人。“共济会之手近年也已伸入中国。主要通过跨国并购以及虚拟资本市场操控，试图把中国的金融、经济和产业实体以及政治结构拆散、改组、统合；最终掌控于其巨掌之下。”[27]
西方推行统治世界战略的影子政府分为三层，第一层是金融垄断资本寡头，主要包括罗斯切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财团、高盛财团等；第二层是秘密组织共济会、骷髅会及彼德伯格俱乐部等社团。第三层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三边委员会等公开社团。[28]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全球“150家大公司构成了全球私人权力联盟，……这些企业涉及诸多领域，电信巨头有英国沃达丰、美国AT&T、韦里孙通信、法国电信；军工企业如波音、麦道；石油大亨像雪佛龙、埃克森-美孚、BP；农业方面是孟山都、先正达、杜邦、拜耳、嘉吉、阿丹米；房地产业包括印度的德里土地金融等。”[29]
2、比尔&盖茨、索罗斯、大前研一、谷歌公司的另一面
李际均中将指出：“霸权主义以军事力量为核心，并使民主、人权、金融、货币、石油、宗教、媒体、投票箱、转基因等全都武器化，异化成为霸权主义的衍生品”。[30]影子政府成员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亲口承认，他支持疫苗的目的是减少人口”。他创建的全球最大的私人“慈善”项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就是：“推行优生学纲领，即种族灭绝”。[31]而曾经为删除关于“儿子与妈妈乱伦”的小说和视频、且有其他损害中国利益行为被我国政府限制、于2010年退出中国大陆市场的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其实是美国政府网络战争武器的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公司虽然是由斯坦福大学两名大学生创立的，但“他们得到了中情局的秘密财政支持”，“谷歌是在2006年中情局种子基金的帮助下成立的”。[32]被企业家熟知的所谓经营管理大师的日本企业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是主张中国分裂的。大前研一曾是台独分子李登辉的顾问，他策划成立的“亚太运营中心”，主要是运营如何让台湾“远离中国”。他说：“我向台湾政府发出忠告说：中国可以分成几个地区国家，如‘作为地区国家的台湾’、‘作为地区国家的香港’，北京可以当盟主。”[33]而同样被企业家熟知的“投资大师”索罗斯“在1989年天安门动乱期间和前后，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和索罗斯的‘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都掺和了进来。……中国政府当时谴责索罗斯的基金会与美国中情局有联系，要求它离开中国。”[34]
3、“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是国际惯例……但是中国没有”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经济运行中间,某些关键节点、重要产业和企业,在受到冲击之后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向文波在2005年时反对徐工被美国人吞并，他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家吃亏。……别说贱卖，徐工再贵也不能卖。装备制造业是国家战略产业，徐工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由外资绝对控股是不可以的。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外国人对中国是封锁的，我们要是把自己的装备业龙头交给人家，那中国的技术创新依靠谁？如果这种改革思路可以被接受和复制的话，中国的产业安全就无从谈起。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是国际惯例……但是中国没有。”[35]
其实“除了法西斯国家之外，美国政府比任何政府都更严密地控制了经济，以让美国公司的行动高度服从于美国国家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安排。”[36]“美国一直高调主张并极力向世界推行金融自由化，然而美国对于外资的限制和监管措施却多达1000余条，比众多发展中国家还要严格、严厉。”[37]以2005年联想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虽然联想收购案最终获得批准，但是没有获得任何核心技术。美国为了有效防止高科技外流、尤其是向中国转移，其惯常手法是将许多技术、产业和企业列为国家安全的范围。2008年，当华为公司与美国贝恩资本公司共同斥资收购美国3Com公司时，美国政府即以这笔交易将威胁到其国家安全为名，不予批准。
4、高科技产业和企业不能“受制于人”，企业家勿“飞蛾投火”
高科技产业是21世纪世界竞争的核心领域，如果我国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将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作用。
互联网企业是高科技的代表行业之一。2014年5月，民企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IPO）申请。阿里巴巴最大股东是日本的软银和美国的雅虎，持股比例高达50%。自2000年新浪、网易、搜狐等公司纷纷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拉开中国互联网企业海外上市的序幕以来，在境外上市（以美国为主）的我国互联网企业超过60家。境外资本、特别是美国互联网资本几乎已控制整个了中国互联网产业——从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即时通讯、博客到论坛。中国目前最好的互联网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几乎找不到踪影。
学者谭扬芳认为：美国资本投资、资助、扶持我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其背后不可能没有政治目的。西方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分化、瓦解中国。互联网可以轻而易举帮助美国达到危害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图谋。[38]外资机构通过在市场入股（甚或成为控股方）我互联网企业和其他企业，会获得的大量直接威胁我网络安全的信息。海外上市也为部分机构和个人“瞒天过海”非法转移资产提供了便利，如果这一漏洞不尽快堵上，将导致国内巨额有形资产被薄薄的几页纸悄悄转移到注册在海外“壳公司”的事实，其中可能涉及的灰色及不法交易将直接危及国内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学者江涌指出：标普、惠誉和穆迪三大评级机构，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四大会计事务所，皆是清一色的美资，已几乎垄断了世界各国经济评级及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它们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弱点和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致使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39]
以上情况都应当尽快引起我国决策机构的重视，建议尽快修订已经落后于国家安全需要和实践的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企业引进投资者、咨询机构以及在国内外上市的系统操作规定；改革生物、医药、人体智能等新兴科技企业从创立孵化、风险投资培育到国内外上市的应对机制。[40]
上述事实也警示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企业安全和人生归宿何在，不要忘记维护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和光荣义务；当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进行全球布局和合作时，千万要记住企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性，记住组成“全球私人权力联盟”、“公司帝国”的人和公司及其“经济杀手”们[41]唯利是图、冷血无情的另一面。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惑，作飞蛾投火之举！
5、创立“企业安全战略学”
对某一企业来说，所从事的工作可能是具体的，看似与国家安全的联系不是很密切，实际上由于企业是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它与国家经济安全紧密相连。搞好企业安全就是间接为国家安全做贡献。民营企业家只有心里装着国家安全，站位高了，企业才会办得更好。企业是企业主为国为民做贡献并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载体，企业安全实是企业家履行自己历史使命的基石。企业垮了，民营企业家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包括“裸商”）。笔者曾建议把国家安全战略和企业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创立“企业安全战略学”。
笔者以为，企业安全不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安全生产。企业安全至少包括资产（资金）安全，生产经营安全、产品质量安全、个人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关系安全等。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做假帐[42]、行贿犯罪，企业家个人及员工的财产安全就有了保障；企业不粉饰财报进行贷款或上市融资，不乱引进外资或各类风险投资，不盲目引入各类咨询机构，注意经济间谍，[43]不乱投资、乱担保[44]，不抽逃资金、不碰高利贷[45]、炒房炒股炒期货，资产（资金）安全就有了基础；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做了贡献。企业合理布局供应链采购和市场营销的渠道、客户，以质量取胜、不欺诈消费者，建立严密及符合国家要求的内控体系[46]、绩效体系、安全生产和环保体系、信息安全体系[47]，企业生产经营、产品质量和信息的安全就有了底气；企业主走共富之路，重视家庭、不碰黄赌毒黑、不乱参加或资助各类NGO（非政府组织）[48]，就不会出现员工闹事，老板“跑路”，社会关系安全自然顺理成章。这样也就间接地为国家的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人民安全做了贡献。
[1]汪佳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魔咒》，/gb//lux072341.asp?source=moreinsec。
[2]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戴旭：《环球时报：房地产支撑不起大国崛起》，
戴旭的博客.cn/s/blog_63ebbbb50101he5x.html。
[4]&（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李红梅译《赌场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5]&李际均：《论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6]黄群慧，刘湘丽等：《新工业革命，塑造全球竞争新格局》，《人民日报》&日。&&
[7]李际均：《论战略》，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8]&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20-322页。
[9]&钱学森：《创建系统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10]&《格林斯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借来的》，
/14/ROS9PMR002529IR.html。
[11]&（韩）洪夏祥著，（韩）李浩栽译：《三星总裁李健熙》，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12]黄树东：《大国兴衰：全球化背景下的路线之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年版，第5页。
[13]&（日）今井正明：《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已集体失败》，《环球时报》日。
[14]胡泳、郝亚洲编：《张瑞敏思考实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46页。
[15]编者前言。胡泳、郝亚洲编：《张瑞敏思考实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
[16]摘自《德鲁克对中国管理者的致词》，.cn/drucker_about.aspx。
[17]《华为首超爱立信成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商&10年研发投入1510亿元》，
/economy/_218538.shtml。
[18]田涛，吴春波：《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页。
[19]林俊劭：《破解全球通讯新龙头——华为的秘密》，《商业周刊》1348&期（2013年9月）。
[20]&《任正非吐槽股东贪婪榨干公司：华为绝不上市》，/BIG5/n//c94022.html。
[21]&（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陈万煦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22]&《习近平在河南考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xinwen//content_2677109.htm。
[23]《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xinwen//content_2659641.htm。
[24]&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5]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页。
[26]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27]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8]前方，东源：《西方的“影子政府”以及相关资料》报告，载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5页。
[29]作者前言。(美)威廉·恩道尔著，戴健等译：《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
[30]李际均：中文版序言。载(美)威廉&恩道尔著，顾秀林、吕德宏等译：《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31]&(美)威廉·恩道尔著，戴健等译：《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77-78页。
[32]&(美)威廉·恩道尔著，戴健等译：《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33]&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224页。
[34]&(美)威廉&恩道尔著，顾秀林、吕德宏等译：《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35]&玛雅：《为中华民族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专访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参考消息》日。
[36]刘振：译序。（美）迈克尔&赫德森著，嵇飞、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37]江涌：《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启示》，《求是》&2009年05期。
[38]谭扬芳：《互联网企业纷纷海外上市对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的潜在威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8期。
[39]详情请参考：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第三部分“经济血脉正受制于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60页。
[40]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几乎没有风险投资公司，许多初创公司转向外国资本。去美国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都在上市前得到了风险投资基金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的支持。2001年，南非传媒公司Naspers用3400万美元投资腾讯，如今获得400亿美元的收益。魏莱：《外国资本掘金中国互联网企业》，《环球时报》日。
[41]经济杀手(EconomicHitMen，EHMs)是指那些拿着高薪的顶尖专业人士，他们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到世界各地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争。通过贿赂、色情、威胁敲诈甚至暗杀等手段，拉拢、控制别国的政治经济精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通过欺骗手段让成万亿资金源源不断地送往公司帝国(Corporatocracy)。公司帝国是指美国的统治势力，包括大企业、银行和政府。它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长期不间断地利用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势力扩展和加强自身系统的控制力。经济杀手就是为其系统服务的。经济杀手如果不能完成任务，美国就派出“猎狗”——暗杀专家。若“猎狗”再失败，就可能正式出兵开战。详情请参考：（美）约翰&珀金斯著，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2006年版。
[42]“许多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挪用公款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大量腐败现象，几乎都与财会人员做假账分不开。这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个‘毒瘤’”。朱镕基：《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news/financial/.html。实际上，会计师事务所和会计人员是否造假账关键在企业负责人的态度上。
[43]&2009年7月，胡士泰等四名力拓雇员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刑拘。据报道，胡士泰等人通过贿赂获得的机密信息，应该包括国内各大钢企的原料库存周转天数、进口矿需求、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力拓“间谍门”暴露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软肋&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content//content_2771526.htm。
[44]“600家参与联名上书的民营企业当中，&不乏行业龙头、知名企业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催贷的压力沿着浙江民企之间庞大的联保互保网络蔓延，引发了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危机。这是继2011年夏秋温州的民间高利贷危机爆发以来，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又一波资金链风暴。”《杭州担保圈危局引爆&600民企紧急求助省政府》，/12/J6D1RF00253B0H.html。担保是银行贷款的一道重要防线。担保链危机与民间借贷案件一样，都是虚拟经济领域风险显现的并发症。担保危机冲击的是担保链上的所有企业，而且多是加工制造类企业，可能会造成区域性的某一行业危机。企业之间担保关系盘根交错，这还仅是银行系统内的担保圈，实际上，不少企业还与小贷公司、民间借贷等有资金往来，一旦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一张，压倒一片。且越是经济体量大的城市，担保圈错综复杂的情况就越突出。2012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担保链、担保圈而引发的信用风险，在长三角乃至全国不少地方频繁出现。
[45]&“民间借贷都是20%-30%的回报率，普通生意10%的回报率，还有谁有心思去做实业？”&《江浙民间借贷利率最高达月息30%》，.cn/china/hgjj/.shtml。身陷高利贷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的事，在全国都有发生。当年的号称“中国第一民企”的新疆德隆集团溃败的最直接的成因即是身陷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直接引发信用危机，继而是债务危机的总爆发。对于参与高利贷的企业，由于企业的风险增加，利率会飞速地上涨，依靠企业自身的经营是无法解套的。企业面对高利贷所造成的高昂财务成本，最终的转嫁方向就是压低工资、降低人力成本，其结果就是劳动者为高利贷买单。而高利贷崩盘也不仅仅是局部链条断裂，而可能成为全民买单的“灾难”。
[46]&巴林银行集团是英国历史最久的商人银行集团，其最盛时规模可以与别的整个英国银行体系相匹敌，客户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95年3月，这一具有233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掌控270多亿英镑资产的巨无霸，以1英鎊的象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彻底倒闭。巴林银行毁于28岁的期货经理尼克&里森之手。里森于1992年私设了不受监控的的&88888错误帐户，1995年2月，其违规操作的损失达到8.6亿英镑，这是巴林银行全部资本及储备金的1.2倍，最终把巴林银行送进了坟墓。后被判刑。《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内幕：期货操作员毁了巴林银行》，/9198784.shtml。
[47]&2012年2月Sw agger
Security宣布对苹果的供应商富士康进行了网络攻击，并掌握了CEO郭台铭的电子邮件和密码；并宣称，有了这些信息和密码，就可以假冒微软、苹果等客户的名义下假订单。有安全专家指出，如果有人掌握了郭台铭的电子邮箱，就可以很轻松地了解富士康的生产细节和财务状况，能够在市场上精准地对富士康的股票进行买空卖空；或者通过了解苹果、微软等公司的产量，来进行股票买卖进而获利。《电信、富士康接连“中枪”&企业信息安全拉响红色警报》，
/fortune//c_.htm。
[48]&2011年，民营企业家王功权因为公开“私奔”迅速从投资界名人升格为焦点公众人物。此前王功权加入并资助了由许志永等人创立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和公民办公室。2014年1月，王功权承认与许志永一起策划、煽动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深刻反省。《王功权认罪承认资助许志永：会断绝与其来往》，.cn/n//c58588.html。
五、塑造中国特色工商文明的参与者
1、“经济人”“社会人”根本不同
西方工商文化的主流是“经济人”，个人利益至上，只讲利，不讲德，或者说以赚钱为德，以不赚钱为无德。现已引起内部人士的忧虑和反思。“‘极右’的索罗斯.一贯反对‘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写“《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给主流经济学戴上一顶‘市场原教育主义’的帽子，从理论到实践、从信仰到哲学、深揭狠批，全盘否定。”[1]其实，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慧眼独具、一针见血——“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2]而西人于今才多有反思，经济伦理、企业伦理遂成西方显学，即是一例。
中国工商文明的主流是“社会人”，实为《易经》“利者，义之和”的思想。儒家先贤主张的“义利观”并不是宋代后形成的“以义抑利”思想，而是“义利并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追求一己之私。这种“义利并举”观——一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或集体的利益——是中国人自古以来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或公众利益的原则。因此，中国商人有诚信无欺、义利并举、奉献社会的传统。近代民族企业家张謇、荣宗敬、荣德生、范旭东、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陈嘉庆等实业先驱，哪一个不是践行这些优秀传统的爱国先辈？
2、“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不是西方工商文明的盲目照搬，也不仅是中国古代工商文明的水平延续，而是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干，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实践的升华、演化，塑造而成。当前，建议政府部门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中外、尤其是中国工商史的研究和出版工作。
周恩来认为“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3]用中国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历史，以史为鉴，十分重要。
（2）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塑造的引导。
可初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并出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企业家读本》；修订和完善金融会计类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税收征管制度；尽快出台落实混合所有制的具体操作细则，对个人和企业的资本性收益及其转移（如：投资收益、土地转让、受赠财产、资本溢采、资产增值、产权交易）加强立法和税收征管；抓紧构建以慈善法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完善经常性社会捐助体系和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
（3）加强对各类NGO（非政府组织）组织的领导和立法管理。
写作《激荡三十年》的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2008年4万亿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企业家的阶层意识被打醒了。但是即便到今天，企业家的阶层意识有没有形成我还是表示怀疑的。我认为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比较统一的主张，没有组织化，也没有出现一些领袖人物和代言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企业家阶层本身的懦弱性，另一方面，中国右翼知识分子阶层还没有能力帮助企业家来提出方案。”[4]
据报道：目前中国商界有九个神秘“圈子”——华夏同学会、泰山会、长安俱乐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金鼎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江南会、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正和岛。以及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维系的“地方商帮”。以上组织有明显的家族化、精英化特征，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和邀请制，基本上囊括了国内民营企业家、经济学家中的活跃人物，部分香港富商和外企高层，他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错，并被认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力量。”[5]
学者王存奎研究表明：境外NGO正逐步走向成熟化和本土化，对华渗透活动也正由潜伏期逐步向活跃期过渡。以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白领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全力争取的重要社会力量。它们利用文化交流、捐资助学、项目培训等手段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搜集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在我国内部培养西方代理人和政治反对派；通过插手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特别是以开发援助、扶持弱势群体为名，抓住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城市拆迁、退役军人等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以“维权”相号召，制造舆论，混淆视听，煽动民众同党和政府产生对立情绪；或者支持参与策划街头政治、民族分裂等活动。我们应本着“区别对待、依法管理”的原则做好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和管理[6]
李斯特考遍历史后指出：“国家在经济上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干预的必不可少，就处处显得越加清楚。只要同社会利益无所抵触，一般来说，个人自由是好事；同样的道理，个人事业只有在与国家福利相一致的这个限度上，才能说在行动上可以不受限制。但如果个人的企图或活动不能达到这种境地，或者甚至对国家可能有害，私人事业在这个限度上就当然需要国家整个力量的帮助，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也应当服从法律的约束。”[7]
3、民企发展要量力而行并正确理解和承担社会责任
（1）正确理解和承担社会责任。
责任与权利从来就是匹配的。比普通人多掌握社会资源的“先富群体”更应该主动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光存在于企业之外，也存在于企业之内。正如枊传志所说：“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8]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到要“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危济困积极作用”。民营经济领域参与公益慈善，承担社会责任，义不容辞，责无旁贷。青年学者
欧阳君山指出：自从2008年成为公益慈善第一捐赠主体后，民营企业一直保持着作为第一捐赠主体的地位至今。但是，相对民营经济领域所享有的权利，民营经济领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实际上相对滞后，至今也仍然相对乏力。2012年，民营企业捐赠总额275.06亿元，占到当年我国GDP的0.053%。远低于欧美国家捐赠占GDP的比重——0.5%～2%不等。如对比另两个与民营经济领域高度相关的社会现象——移民和奢侈品消费，甚至让人感觉民营经济领域在参与公益慈善及承担社会责任上是疲软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如果先富群体一个个都移民了，社会责任从何谈起？中国在2011年即已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为什么不是我国已成为全球公益慈善最发达的国家呢？民营经济领域需要反省和行动！[9]
大慈善家邵逸夫捐了很多钱给国家，也做了很多善事。令人钦佩不已。但“出身自邵氏的香港电影导演会会长尔冬升有这样的感触：‘他对电影是有贡献，也做了无数善事……但大家好像忘了，邵氏公司是怎样对待离职的老摄影、老灯光、老员工的……是啥也没有！邵氏公司的同事们，你们悲伤吗？我一点都没！’很明显，邵逸夫肯定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是一位慈善家，却不是一个好老板，更从未体恤过自己的员工。”[10]人无完人，邵先生的“美中不足”值得深思！
把企业办好的同时，按照自己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是可取的；但如果企业都没搞好、拿公益作幌子，或为公益而公益，则不可取。2014年4月，首届东莞“十大慈善人物”，太子酒店董事长梁耀辉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并被罢免广东省人大代表职务。梁的产业涉及酒店、石油等，据称其在哈萨克斯坦有10个油井；2007年、2008年分别以10亿元、20亿元登上胡润百富榜。梁还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12年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建立道德评价体系和加强诚信体系建设的建议》；截至2013年，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近5600万元。[11]“梁耀辉现象”对公益慈善实在是一种讽刺。
民族企业家荣德生先生自谦为“事业迷”，说自己是个“事业家”，不是“资本家”。[12]法国学者白吉尔说：“与17世纪的欧洲企业家和新教徒不同的是”，20世纪的中国民族企业家“则将他们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13]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2）企业发展要量力而行。
民企和国企搞混合所有制都应该依规、依法规范进行，不可一哄而上、虚荣攀比、好大喜功，更不能借混合所有制之名行侵吞国有资产或转移、“洗白”各方非法所得之实。与此同时，民企自身发展也要量力而行，盲目扩张必会引起资金链断裂，导致银行坏帐，企业主逃逸“跑路”事件频发，增加金融和社会风险（如高利贷）。以上建议一为企业安全，二为企业家群体名誉，三为社会财富的合理配置。
成功要打组合拳，必败只要一着失。笔者曾总结民营企业家有“十败”——个人独裁者必败、德薄才浅者必败、迟钝犹豫者必败、公私不分者必败、悖时惰学者必败、欲纵志满者必败、相惜颜面者必败、盲从迷信者必败、短钱长投者必败、虎头蛇尾者必败。《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占案件总数的75.6%。融资、财务管理和合同纠纷是民企案发的主要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涉税犯罪是重点罪名。其他还有非法经营、合同诈骗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职务侵占罪、行贿罪。《报告》对于未来3—5年中国企业家犯罪趋势做出了研究性预测：首先是“旧账还要算”。其次，新的经济犯罪查处逐渐减少。再次，民生类、疑难、新型案件、灰色案件将频发。第四，行政制裁甚至是对企业家的职业禁止、政治生涯的冻结会加大。最后，个体犯罪风险大大降低。[14]
4、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人，在活着的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就是人生的价值。”[15]“企业这个定义，以中文来讲，做一件事业，做一个工作，前途有无限的希望，对社会是有贡献的，而且是永久的，不是做了几十年就没有了，一代一代相传，那个才叫企业。现在没有这个企业的观念，只要开个公司，做个生意，怎么去赚钱，就叫做企业，根本就是错误。”[16]要做事业，就要抓驱动发展的“牛鼻子”——抓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抓品牌、特别是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抓人才、特别是接班人和经理人队伍培养；抓个人修养，特别是公司治理和劳资关系——如此，“富不过三代”就不是噩梦，“基业常青”也不是做梦；也就不会走到江苏中大集团创始人徐中大痛言“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老板，我已经立下遗嘱，后三代不准当老板。”[17]的地步。
利益是立场的根基。立场决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商文明的形成，必是在——民族复兴的事业，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体西用的经营，中华文明的精神——的融合中实践演化而成。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结尾处写道：“历史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或是违背个人来完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18]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正蕴含着这种历史的必然。
六、结语——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早在1977年，美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著名学者陈锦江就指出：古代中国并非惟一具有强烈的反对商人阶级偏见的社会。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的欧洲及17到18世纪的英法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19]“商人不仅因为他们的寄生本性遭到蔑视，而且因为他们威胁到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支撑该权威的价值体系，商被猜疑。”[20]中国的“商”字比英语中对应的词要宽泛得多。“讲到‘经商’，基本上就是讲非农业的经济，‘商人’可以包括生意人、经纪人、制造商、银行家、金融家以及服务和运输业中的经理。”把中国没能建立起现代经济“归咎于反商意识只能是给了一个简单化的回答”。[21]“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22]“抑商的政令，在事实上，并不能减削商人的势力。”[23]中外学者均不否认，中国商业在汉唐宋明时仍很发达，以至于明清300年“出现了驰骋商界的商帮，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24]这些商人，有远涉重洋者，有巨富百万、宛如世家者，经营项目百业具备，足迹遍布海角天涯。
历史的真实是——“中国是世界上商业兴起最早的国家之一”，“舜是传说中最为有名的商人”，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商人的“黄金时代”。[25]齐桓公起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靠商业富国而成霸主；范蠡辅佐勾践称霸后三致千金，功成身退；弦高犒师；商人助郑开国，郑国立“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的盟约；子贡经商，纵横诸侯之间，支持老师孔子周游列国；白圭曾为魏相后仕秦国，经商成巨贾。群星灿烂，一时无两！后卫国“国际大商人”吕不韦拿政治当期货，奇货可居、操纵政治，物极必反，遂使秦始皇刻石”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宣布抑商。汉初，商人又“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诸侯经商做大，酿成“七国之乱”；至汉武帝时，终于严厉抑商，“独尊儒术”，奠定了延续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农本商末”的主流意识形态。
政商两界的“旋转门”现象，私人资本干预乃至操纵政治，今已是欧、美、日普遍现象，并已深受其害。我国历史比他们长，早知此害，并加以免除。无非汉代以后矫枉过正，遂使我工商落后于500年来之欧美，实是国情使然，历史使然！如今国内外许多人“碎片”历史，虚无历史、不辨真伪，一味责难我自古就“重农抑商”，盲目拜倒在后起的“西方新秀”膝下，片面极端，谬种流传，误国误民。
被学者任继亮称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及宏观理论创始人的管子，在理论及实践上至今仍被认为综合水平高于西方。[26]可惜近代以来，全盘西化，已被世人遗忘很久，实令人叹惜不已。
笔者之所以讲以上历史，并非“复古”或肯定汉朝以后“抑商”政策的绝对正确性，只是想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自有其特点和优点。如今一些人对祖宗妄自尊大已没有，但妄自菲薄已太甚，缺少对自己文明起码的自尊与自信。一定要扔了《易经》迷《圣经》，拆了故宫建白宫，历史和民族的虚无主义、言必称希腊的媚外式教条主义盛行，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连西方人都感到惊讶和可笑！
台湾的龙应台说，当她有一天翻到韩非子写的《五蠹篇》时，她发现她所谓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就写过了，而且比她写得还好。[27]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天下恒有如“1+1=2”不变的原理。事不同理同，古今一理即是这个意思。一讲起历史的东西就认为是落后和过时的人，实在是没有哲学的表现。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衷心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和任务，从而无愧于这个时代！最后，笔者以一首打油诗来结束本文，以为共勉：
对我文明要自信，独步全球五千年，莫扔《易经》迷《圣经》，“中体西用”显非凡；
社会主义“大同梦”，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1]&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2]梁启超：《管子传》，《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3页。
[3]转见张启华：《党史期刊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