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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日本对二战的不同反省
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二战的不同的认识和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 60 年了，但它并没有成为被遗忘的“历史”，人们不断 追问，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对历史的反思拷问着人类的道德和良知。60 年来， 身为当时轴心国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也在反思着那段历史，但是， 在对历史总结与反省的态度上，三国却并未站在同一高度上。 一、德国 战后 60 年来，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全面和深 刻的反省。通过反思历史和战争赔偿，德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 而走出了耻辱，走进了繁荣，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德国的 反思是一个逐渐深入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的过程。 1、反思层层深入 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德国社会普遍存在“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心态，对 二战的反思也主要局限在学术范围内。１９５１年９月，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 登纳发表 声明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 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阿登纳政府试图尽快甩掉历史的包袱。１９４９年 ９月和１９５４年６ 月，联邦德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大赦法案，连一些直接 参与过大屠杀的纳粹头目也被释放，社会舆论很少揭露纳粹罪行。 ６０年代，联邦德国开始了对战争的深入反思。１９６３年，在法兰克福对 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分子的审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二战胜利２０周年之 际，当时 的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日发 表讲话， 联邦德国开始打破对纳粹罪行的缄默， 社会舆论开始广泛讨论大屠杀。 年轻人开始问他们 的父辈：什么是大屠杀？什么是集中营？你在战争中做了 什么？你是不是纳粹党党员？１９７０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的犹太 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表达 德国的道歉和对二战的忏悔。 经过公开和广泛的讨论，德国社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责。转折 性的标志是，在１９８５年纪念二战结束４０周年之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 克明确表 态：“５月８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在这一天）从纳粹独裁统 治下解放出来。”从“战败”到“解放”的认知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飞跃。 2、行动表明诚意 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认罪、忏悔和道歉上，它在战争赔偿问题 上态度也很明确，先后向波兰、俄罗斯、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和受害的 犹太民族 进行了巨额赔偿。联邦德国成立后即开始退还纳粹没收的财产，赔 偿受损失者。１９５６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了纳粹受害者赔偿法，４００万 人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获得赔偿。２００１年６月，德国议会批准成立资金为 ４５亿美元的基金，用来赔偿纳粹时期被迫为德国企业卖苦力的劳工。６３００多家企业为这项基金提供了捐 助。到２００２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１０ ４０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１０万受害者赔偿６ .２４亿美元的养老金。 随着岁月的流逝，二战浩劫的见证人越来越少。因此，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主要战场、博物馆、西方盟军和苏军 的墓 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提醒德国人不要忘记和忽视纳粹犯下的罪 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教育青少年。德 国教育法明确规 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内容的纳粹时期历史。根 据这项法规，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的联邦文化部长理事会以决议形式制定 全国历史教科书的基本框 架。在这一基本框架下，各州在联邦教育部的监督 下编写、审定及出版历史教科书。 １９９５年，德国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专门揭 露纳粹的种种暴行，今年又在柏林修建了大屠杀纪念碑和纪念馆。在德国境内 的主要二 战战场遗址，都有苏联红军、西方盟军的纪念碑和墓碑。每年德国 领导人都会出席在这些地方举行的纪念活动，悼念当年在与德军作战中牺牲的 英雄们。而希特勒及 其助手们在德国成为骂名，德国领土上没有他们的坟墓， 也没有他们的任何纪念物。 3、心诚自有回报 德国政府一直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打击新纳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它极右 势力。１９９４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在法律上限 制了纳 粹的死灰复燃。 德国人的反思真正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正如德国总 理施罗德所说：“对纳粹主义及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和其它暴行的记忆， 已经成为我们民 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德国的真诚反思赢得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为德国赢得了朋友。此间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一个最 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不是德 国对二战的认罪比较彻底，如果德国仍被认为构 成军事威胁，美国、原苏联和德国的邻国当年也不会答应德国统一，统一至少 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德国为什么能够对 二战进行彻底的反省？史学家们认为，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的元凶希特勒在战争结束之际自取灭亡，反法西 斯同盟彻底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军事、政治、司法 等体系，德国完全“从零开 始”，这是它能够彻底否定纳粹、完全认罪的基础。同时，战后盟军起诉德国 战犯７万人，定罪３.６万人，对大批所谓胁从者则予以解 职，对纳粹进行了 较全面的清算。 4、德国历届总统的态度 （1）、早在 1949 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特奥多尔?豪斯在谈到纳粹对犹太 人的罪行时就公开表态：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2）、二十一年后，有一个人把这耻辱独自抗了起来：1970 年 12 月 7 日，当 时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双膝跪在华沙的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 国曾经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道：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了起来。 （3）、1995 年 6 月，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 再次下跪道歉，同时成立赎罪委员会，以向在二战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赎罪。 （4）、“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 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 任何企图让步。”2005 年 4 月 10 日，德国总理施罗德低沉的话语在布痕瓦尔 德纳粹集中营遗址上空回荡着。1970 年 12 月 7 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 华沙犹太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德国请求得到战争受害者的宽恕。2005 年 4 月 10 日，在德国东部城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旧址，德国 总理施罗德为集中营遇难者纪念碑献花 对比德国和日本在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一，德国把纳粹德 国政府的投降日定名为民族解放日，表明德国政府把纳粹德国的投降，视为德 意志民族 的节日。其二，德国政府和社会舆论在谈到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巨大 伤亡时，总是强调这是纳粹政权发动侵略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因此， 要防止灾难再次发 生，就必须杜绝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复活的一切可能。这就 与过去的侵略史彻底划清了界限。反观日本。一方面，日本政要总是回避“投 降”一词，而喜欢用“终战” 一词，把日本的战败、投降视为一种耻辱。另 一方面，日本的主流政要在谈及日本人民在二战中的生命财产损失时，往往强 调日本人民也受到了原子弹攻击，仿佛日 本的受害与被日本侵略国家的受害 是一样的。这就模糊了侵略和被侵略的区别，就无法与过去的军国主义划清界 限。 二、意大利 几年前《安妮日记》的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最引人注目的反应来 自德国和意大利。战后几年中，意大利政府试图教育国民认识墨索里尼法西斯 主义的罪 恶本质，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然而，安妮的日记却使他们大大震 动了。当根据安妮的日记改编的剧本《安妮?弗兰克》在意大利众多城市上演 后，意大利陷入了深 深的沉思与反省之中。安妮被埋葬在贝尔森集中营的万 人坑。这里每天都有人前来举行悼念活动。一位 17 岁的意大利中学生的话代 表了所有人的思想和感情：“安 妮如此可怜地结束她的生命时，年龄比我们都小。她之所以死去，是因为有人决定灭绝她的种族。决不能让我们的人民中 再出现这种非人道的仇恨。”现在，《安妮 日记》是意大利中学生的必读书 之一。意大利在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意大利人希望 这一幕永远不再重演。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历史教科 书也是政府预防这一 悲剧重演的重要手段。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必须经过公共教育部门的教材委员会 审查，只有不违背历史和体现正确价值观的图书才能获准出版，只 有符合这 些条件才有可能被指定为教科书。教科书可以毫无忌讳地描述历史。在一本教 科书中这样描写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埃塞俄比亚，“经过长时间蓄谋策划，墨索 里尼法西斯政权制造事端，寻找借口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并进行了残酷的殖民 统治，此举曾受到国际联盟的制裁。” 今年 4 月 25 日是意大利“全国解放日”60 周年。那一天，意大利全国各地， 从政府到民间，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年近 85 岁高龄的总统钱皮专程飞 赴米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纪念集会，他在会上特别强调，意大利的所有公民 都要坚定不移地捍卫 1947 年通过的和平宪法。 战后，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这一页，同为战争罪魁祸首的德国、意大利和 日本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态度，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正视战争的历史是为 了维护今 天的和平，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人类必须正确对待历史，只有面 对历史，汲取教训，才能真正面向未来，珍视和平，只有真正以史为鉴，才能 找到连接历史、今天 和未来的正确道路！ 三、日本 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人不能正视历史本身，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轻 描淡写。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即一个岛国的自卑与自大。他们 把中国看 成是一个弱国，不承认中国战场是主战场，心理上认为被美国打败 还说得过去。日本在战后销毁了大量战争档案，利用档案的不完整打造一种悲 情。 东亚邻国与日本间的纷争， 从修改教科书开端， 扩展到日本海的独岛主权争议、 韩国的反日示威，延烧到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东海油田的纷争以及北京、上 海、广 州、香港等地的反日示威。不仅韩国总统严词批判，中国方面亦是立 场强硬，认为反日风潮的责任系在日本，不仅不需道歉，温家宝总理更是拒绝 接见来访的日本外 相町村信孝。新加坡亦提出对日窜改教科书等的批判，同 时参加亚非高峰会的东南亚各国外相，几乎一致地表示难以认同日本的作法。 日本对二战的认知，从战后至今，面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态度，已可明了“从欧 美帝国手中，解放身陷殖民地的东亚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领导阶 层教化并 驱使人民，远赴战场的主要思维，亦是其对东亚国家与人民的贡献。 此一目标虽因战败而无法达成，不等于其等没有相对的付出。的确，即使在二 战之后，在许多东 亚国家排除外来势力的过程里，仍有日本军事顾问团的踪 迹，如越南驱逐法国势力，乃至于以“白团”为名，协助国民党对抗共产党保 护台湾等。这些过程与成果， 更强化了日本领导阶层对二战行为合理化的认 知；是以，收回琉球、以该认知教育国民以及将外人眼中的 A 级战犯(其等眼中的民族英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并加以 膜拜等，皆是必然且应该的作法。 然而，日本“进出中国、解放亚洲”的行为，却造成本国与邻国人民千百万人 的伤亡，此种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痛，却非其“解放过程的必要之恶”， 可以解释搪塞的。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认知差距，是日本至今仍无法如德国一 般，取得邻国及民众谅解的重要因素。 1955 年起日本五五年体制成形， 以在野的社会党为主体的革新派与执政的自民 党为主体保守派，两相对峙，亦即 形成左右两派长期对抗的局面。保守的右 派虽然占有过半数以上的国会议席，却也无法越过三分之二的修宪门坎，才使 战后日本新宪法得以保留至今未曾修改。但随 着冷战对立结构崩解，日本国 内的意识型态对峙气氛亦随之淡化，象征左派势力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等政治势 力快速衰退，迫使社会党必须改名为民主社会党方得以维 续，即使如此，左 派势力仍如风中残烛一般。 相对地，日本政坛上的右派实力大增，不仅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已可预期，争取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案子， 亦在积极活动中。 教科书案已成为例行公事， 首相与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更显示出日本国内右派主导的行事指标。 近年来中国快速崛起，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被取代的压力与中国快速提升中的军 事力，再加上日本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国 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等，都让右倾的 日本领导阶层神经紧张。对内加快宪法改造工程，期望在短时间内完成政经皆 可完全自主的“正常国家”，不再受宪法第九条等 的制约；对外则在美日同 盟共同利益的催化下，加紧脚步欲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国际重要组 织的职位，以强化国际地位，增加发言权与影响力。日本对二 战的认知与内 外积极的步调，激化了与东亚邻国间自二战以来的恩怨情仇，烧旺了东亚的反 日风潮。若持续下去必然损及日本的近程发展目标，因此日本内阁由强势 转 为温和的态势与小泉首相的致歉发言，俱为损害控制的对应方式。然而，日本 若欲彻底化解恩怨，成为东亚的正常国家，还是必须从调整领导阶层的二战认 知开 始，以实际行动，经由政府间的协调化解，始有机会真正卸下日本国二 战原罪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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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拍纳粹德军残暴对待犹太妇女：镜头下女性尸体堆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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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到手机纳粹羞辱残杀妇女恐怖真实黑镜头：女人尸体成堆
纳粹羞辱残杀妇女恐怖真实黑镜头：女人尸体成堆
　　 奥斯维辛是波兰南部的一个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这里建立了最大的集中营，这个小镇因此闻名于世。当年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管理局控制的地区面积达40平方公里，集中营内共有3个主要营地和39个小型的营地，分布在整个波兰南部西里西亚地区。集中营内部壁垒森严，四周电网密布，设有哨所看台、绞刑架、毒气杀人浴室和焚尸炉，由奥斯维辛一号、奥斯维辛二号(比克瑙，英文：Birkenau)、奥斯维辛三号(莫诺维茨，英文：Monowitz)组成，是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地。在战后的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胡斯供认，多达300万人死于该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已经将该数字修订为110万。集中营内关押着来自德国、苏联、波兰、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挪威、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等三十多个国家的犹太人、吉普赛人、战俘、知识分子、抵抗组织成员、“反社会分子”、耶和华见证人和同性恋者。约90%的受害者是欧洲各国的犹太人，大多数受害者是被毒气室的毒气齐克隆B杀害，其他死亡原因是苦役、疾病、个别处决以及所谓的“医学实验”。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见证。 　　 奥斯维辛集中营于日由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鲁伊特伯德·下令建造，集中营共有三位指挥官。1.鲁道夫·胡斯(日—日，集中营任职时间：日至1943年11月)。2.阿瑟·利布兴切尔(日—日，集中营任职时间：1943年11月—1944年5月)。3.理查德·巴尔(日—日，集中营任职时间：1944年—1945年1月)，胡斯和利布兴切尔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被处以绞刑。　　1945年4月，德国军官贝尔森在一车尸体前照相。　　在贝尔森集中营中死去的妇女，衣不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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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明星索引:别把德国对纳粹的反省想得太美好
[导读]如果没有奥斯维辛对真相的披露，以及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特殊背景，单纯依赖战后的德国政府，是不可能完成对纳粹的彻底反省的。何况从法律层面上说，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算成功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导语：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认罪的镜头，已成为德国反思历史的经典象征。在勃兰特下跪一幕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二战后，德国人彻底反省了。这一结论虽说没错，可是二战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正文：一、战后初期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成功1、战后初期德国民众回避纳粹历史，甚至反对盟国实施的“非纳粹化”，并要求赦免纳粹罪犯二战结束后，盟国将对德国展开“非纳粹化”措施，追究纳粹的战争罪行。1945年盟国在德国纽伦堡公审纳粹首要战犯。在纽伦堡审判中，共有5025名罪犯以战争罪被判刑，死刑判决806例，其中486例被执行。德国民众认为纽伦堡公审是“胜利者的审判”，反感盟国实施非纳粹化纽伦堡审判中揭露的纳粹罪行让德国民众感到震惊，但他们普遍认为这是“胜利者的审判”，同时反对各国舆论对德国人“集体过错”的指责，而且，当时德国已成废墟，德国人流离失所，每日都为生存而奔波，无暇顾及清算纳粹历史，大部分德国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冷漠、沉默，乃至回避，更遑论反思了。当时许多德国人讨厌非纳粹化，并试图通过互相写支持信和否认信，来暗中破坏这些方案。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都觉得还颇能与纳粹政权共处。毕竟，希特勒带领德国走出了大萧条，在战争期间，德国人比大部分的欧洲人生活得好。此外，战后重建仍然不得不依靠德国人自己，因此这便不得不寻求尽可能多地融合前纳粹分子的办法。于是，德国民众要求赦免部分纳粹（1920年之后生人），而这也得到盟国的同意。 2、大批纳粹罪犯获得赦免，大量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重返政府机关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后，西德政府希望在法律层面尽早结束处理纳粹罪犯，同时特赦大批被盟国判刑的纳粹罪犯。1949年12月西德众议院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犯罪行为的法案，1951年又公布了“131法案”，批准了除盖世太保和在此前审判中被定为“主要罪犯”的人员外，其他纳粹文职人员均可被重新雇用，1954年众议院再一次赦免了一批纳粹罪犯。于是，在当时一些有着“明确”立场的纳粹分子从他们的职位上被免职或勒令退休，大多数人在战后或迟或早地都恢复了职位。一些政府机构在40年代后期比在第二帝国期间雇用更多的纳粹党人。尤其在在阿登纳时期，大批的原纳粹高级文武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阿登纳总理府国务秘书戈罗布克就是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纽伦堡法》的起草者与评论者。因此，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戈罗布克现象”。东德因此攻击纳粹主义在西德复辟了。3、冷战时德国直接依靠纳粹建立军队；美苏“宽恕”罪犯，使用曾服务纳粹的科学家在冷战的背景下，战后的两个德国，在建立他们的新军队时，都直接依靠纳粹精英，都利用了前国防军官员的经验。朝鲜战争爆发后，北约鼓励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为了借助原纳粹高级军官的专业能力，同盟国与西德政府提前释放了曼斯泰因等纳粹高级将领。阿登纳又亲自前往监狱探望其余纳粹将领，而且还邀请曼斯泰因到总理府座谈。阿登纳本人属于保守派，自己也受过纳粹政权的迫害。他主张与西方交战国，特别是与法国和解，也支持与以色列建立友好关系，对犹太人作出赔偿。但他最关心的是如何重建德国，尽快从西方战胜国手里获得西德的国家主权。为此他需要许多专业人才，这些人的纳粹历史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前西德总理阿登纳重建军队任用前纳粹军官，同时承诺赔偿犹太人而其他超级大国，譬如美国和苏联使用了曾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德国科学专家们。此外，盟军在冷战迫切时因需要得到西德的帮助便使出“忽略和宽怒”策略取悦西德，就如同纽伦堡的诉讼律师罗伯特·肯普纳所说的，是得了“宽恕热病”一样。美国高级专员卢修斯·D·克莱在一个特别的慈善理事会的支持下，或是缩短许多罪犯的刑期，或是干脆直接赦免罪行。据说奥斯维辛I.G.法本上厂的经理弗里茨·特尔·梅尔走出监狱后，告诉他的手下：“现在美国手上有韩国，真是友善多了。”英国也效仿美国为前纳粹罪犯打开了监狱的人门。二、60年代末期德国才开始全面反省纳粹历史1、60年代初奥斯维辛审判激发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公知批评政府对纳粹清算不力1963年奥斯维辛审判在法兰克福举行，引起德国全国上下对过去清算纳粹做全方位的反思与自省。在奥斯维辛审判前后长达20个月的时间内，媒体对审判过程做详尽深入的报道和评论。德国知识精英也抓住机会在媒体上发生，引发了60年代中期对纳粹历史认识的大辩论，追诉时效问题又一次成为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联邦政府和司法界再次被卷入其中。“针对追诉时效对继续追究纳粹罪犯的不利影响，蒂宾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达伦道夫在1965年1月公开提出，德国不仅应该继续惩处纳粹罪犯，而且应该延长日截止的追诉时效。达伦道夫的理由是，法制国家惩处大规模犯罪的任务比形式上确定追诉时效的司法理由重要得多。达伦道夫同时还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直到60年代德国司法才开始认真考虑追究纳粹罪行？达伦道夫的言论实际上是对当时的艾哈德政府在追诉时效问题上采取巧妙的躲避政策的直接批评。”2、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最终取消了罪行追诉时效随着纳粹罪行越来越多被披露，在舆论的压力下，联邦议院不得不对追诉时效问题上作出应对。在议会辩论中，有议员强调，追诉时效问题纯粹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他认为，联邦议院在进行辩论和作出决定时不应考虑法律以外的因素，避免问题复杂化。但另一种争锋相对的观点，有议员认为时效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因为“当今的法制国家必须同时力求正义”，因此应该延长时效，原因是“首先考虑到民族的正义感将会以不可忍受的方式遭到腐蚀，如果谋杀不必赎罪，尽管它可以赎罪。”他强调指出，民族荣誉也是他提出上述动议的原因之一，“谈到民族荣誉这一概念我要说，这个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谋杀犯的民族……”。在解释为什么坚决反对最终结束对纳粹罪犯继续追诉时他说，这不是因为“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最终，联邦议院作出了决议，对纳粹罪犯的追诉时效期限延长至1969年。日，联邦议院接受了取消对纳粹谋杀罪行和集体谋杀罪行有追诉时效的动议。至此，对纳粹罪犯的追究将无限期继续下去，纳粹罪责也因此持续地成为一个公众广泛讨论的直接涉及德国政治文化的主题。3、审判时揭露的罪行也驱使年轻一代要求上一代交代真相，并要求清算漏网之鱼德国人再一次遇到了奥斯威辛幽灵后，没有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更为年轻的一代，他们需要从父辈那里得到关于第三帝国和他们参与其中的确切答案。这些年轻人甚为激进，这种情形引起了两代人之间的尖锐冲突，并导致对政府机构组织的普遍批评。而在审判中被揭露的纳粹犯罪事实无疑给年青一代带来精神打击，他们首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是羞耻，最后是强烈的愤怒，被压抑的情绪终于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爆发。60年代西方国家与西德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他们的共同反对目标是美国的侵越战争以及本国的保守势力。在西德，纳粹德国的历史及其在西德残余势力是西德学生运动攻击的独特目标。那些探究前纳粹精英们的生活及职业生涯的人会惊讶地发现，许多曾经踞高位的纳粹官员毫发未损，毫无悔悟地又出现在联邦共和国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大屠杀的罪犯，因为正义之网的疏漏而成为漏网之鱼。这些人相对安稳地度过了50年代。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的纳粹历史遭到了年轻一代的清算。西德总理基辛格曾是纳粹高官，女记者克拉斯菲尔扇了他一记耳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11月 7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给了原纳粹党员与高级官员、西德总理基辛格（非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一记响亮的耳光。她说，她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20年，一位原纳粹党员与高官竟然能当上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1969年初，联邦总统吕布克因其在纳粹时期在一个曾设计过集中营的建筑公司的工作经历受到舆论的攻击，只得匆匆下台。4、在激进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勃兰特上台对外寻求和解并谢罪1969年秋天，在学生运动的大力推动下，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社会民主党主席、当年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任联邦总理。勃兰特上任后，对外谋求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东方政策”）。日，勃兰特在华沙代表联邦德国与波兰政府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就在当天，他吊唁了华沙的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就在那里，他作出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举世闻名的谢罪举动。学生运动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也出现了极左潮流，变成恐怖主义，最终被消散。但是68年一代通过对老一辈的政治“反叛”引发的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却在继续进行。1978年，原纳粹海军法官、时任巴登——符登堡州州长的汉斯·费宾格在舆论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他在二战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还继续判决士兵死刑。而且在战后坚持认为，“如果当年是合法的话，那么现在不可能是非法的”。而且68年一代中形成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自觉意识得以巩固和传承，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社会新老代际交替的完成，68年成为社会主流，等各个领域对纳粹制度的产生及其根源不断地进行再认识与自我解剖，自觉地将反思历史作为的政治及道德义务，并将其制度化、法制化。而反思历史也成为了德国人自我认同的一个标志。资料来源：《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与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李乐曾；《二战后联邦德国反思纳粹历史的曲折过程》，景德祥结语：如果没有奥斯维辛审判对历史真相的披露，以及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特殊背景，单纯依赖战后的德国政府，是不可能完成对纳粹的彻底反省的。何况从法律层面上说，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并不算成功，大批纳粹罪行依然没有得到清算。所以，别把德国对纳粹的反省想得太美好。责编：黄家杨 出品：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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