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我的世纪2
有些人把我只看成是一个爱哭爱闹的孩子。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可以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是布袋木偶戏也不能把我逗乐，彩色的活动隔板和半打木偶玩具全是我爸爸耗费心血亲手制作的。我仍然经常哭闹。任何努力也无法停止这种时强时弱的持续性噪音。不管是奶奶讲童话还是爷爷做“接球”的游戏，都不能阻止我哼哼叽叽，最后哇哇大哭，用始终不变的恶劣情绪让我的家庭和来访的客人心情烦躁，使他们俏皮风趣的谈话索然无味。虽然我也会被巧克力收买五分钟，是一种舌头形状的巧克力糖，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从前母亲的乳房那样让我安静更长的时间。我甚至不允许父母之间的争吵能够不受妨碍地进行下去。
后来，终于还是在我们成为德国广播协会付费的会员之前，我们家总算借助一架带耳机的矿石收音机把我变成了一个一声不吭、沉思默想的孩子。这都是发生在布雷斯劳广播电台发射区，每天上午和下午，西里西亚广播电台股份公司都要播放一套丰富多彩的节目。很快我就明白如何操纵那几个旋钮，不受大气干扰和没有其他杂音地收听广播。
我什么都听。卡尔·洛维的叙事谣曲《钟点》，爽朗悦耳的男高音扬.基普拉，美妙动听的艾尔娜.萨克。不管是瓦尔德马尔.邦塞尔斯朗读《蜜蜂玛雅》，还是现场直播一场紧张的划船比赛，我都聚精会神地听。关于口腔卫生或者以“了解星星”为题目的报告，让我在许多方面增长了知识。我每天听两次股市报道，也正是这样了解了工业界的经济繁荣；我爸爸是搞农业机械出口的。我的家庭免去了忍受我的哭闹，又可以继续进行他们原则性的持续不断的争吵，我比他们更早地听到艾伯特去世的消息，不久以后又听到陆军元帅兴登堡是在第二轮投票时才被选为艾伯特的继承人就任帝国总统的。即使是那些神话人物山妖在当地的巨人山脉神出鬼没，吓唬可怜的烧炭工人的儿童节目，也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满怀感激的听众。我不太喜欢晚安节目的那几个侏儒神仙，他们是后来的一些热门电视节目的勤劳刻苦的前驱，在东部和西部又叫作“瞌睡神”。我真正喜欢的节目是那些在广播时代的最初期经过考验的广播剧，狂风呼啸，雨劈劈啪啪地落在屋顶上，白马骑士的那匹马嘶鸣长啸，有一扇门发出刺耳的咯吱声，一个小孩像我从前那样又哭又闹。
春季和夏季的白天，我经常被放在别墅的花园里，我在那里借助矿石收音机同样感到心满意足，在大自然中，我逐步增长知识。无数的鸟叫并不是从天上或者从果树的树权上传进我的耳朵，而是胡伯图斯博士，一位天才的动物叫声口技演员，通过耳机，向我介绍了黄雀、山雀、黑乌鸦、苍头燕雀、黄鹏、黄鹤、百灵。我父母之间升级为婚姻危机的争吵始终离我很远，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的离婚也没有成为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布雷斯劳的这栋带花园的郊区别墅留给了妈妈和我，包括所有的家具，当然还有这架矿石收音机和耳机。
我们的矿石收音机装有一个低频放大器。妈妈还买了两个贝壳形的保护耳朵的套子，可以减轻那种令人难受的压迫感。后来，带喇叭的收音机排挤了我心爱的矿石收音机，我们有了一台蓝点公司生产的有五个电子管的手提式收音机。虽然我们这时可以听到克尼克斯一武斯特豪森电台，甚至听到汉堡的港口音乐会和维也纳的童声合唱，但是却失去了用耳机收听的那种专有排他性。
顺便提一下，是西里西亚广播电台最先使用那种悦耳动听的三和弦作为两次广播之间的休息信号，后来在整个德国都很流行。谁还会对我始终忠于无线电广播，而且是从职业上，感到惊奇呢。战争期间，我在无线电技术上对那些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负责，从北冰洋到黑海，从大西洋墙到利比亚沙漠，大约是在圣诞节期间，要表现所有前线的情形。当我们这里敲响零点的时候，我正在西北德广播电台专门负责搞广播剧，这是一种当时正在死亡的品种，现在，我童年时代的耳机又在青少年中间渐渐地受到了欢迎：他们塞着耳机，安安静静，沉思默想，心不在焉，然而整个身心却都扑在了上面。
一九二六年
这些划线的清单都是我亲手做的。当皇帝陛下被迫流亡的时候，从一开始起，保持整齐就是我的责任：四道垂直的线，一道横着穿过。在荷兰的第一个住地，陛下就喜欢亲手砍伐树木，后来到了坐落在森林里的多尔恩宫，更是天天去砍树。这种划线的清单是我顺便做的，因为我实际上是负责在车棚里保养马车的。天气不好的时候，陛下也在这里和我，有时也和他的副官，冯?伊尔泽曼先生，把树干锯成大约两米长短，储存起来供主楼里的和作为客房的巴罗克式花厅里的壁炉使用。
但是，劈小的木头都是由他一个人劈的，当然是用那只健康的手。一大早，陛下在和仆人们一起做过祈祷之后，立刻就去树林，甚至下雨也照去不误。每天如此。据说，当十月底鲁登道夫可以说是被解雇，格罗纳将军被选为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伐木已经成为陛下在斯巴附近的宏伟的大本营里放松的一种方式。我还听见，陛下后来在车棚锯木头时骂骂咧咧地说：“这个鲁登道夫罪责难逃！”除他之外，谁还对停战以及停战以后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呢。当然是赤色分子。但是也有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所有的部长，外交使团，甚至还有王子。他本想收回海军元帅蒂尔皮茨的
那枚大黑鹰勋章，然而他的参谋部，尤其是枢密大臣，则说服他没有这么做，而只是发了一个警告。陛下仍然继续颁发勋章，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经常是过于慷慨大方，比如在刚刚锯了木头劈完柴之后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其中有许多阿谀奉承的家伙，他们后来都把他抛弃了。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几个星期几个月
因为由我负责做这份划线的清单，所以我可以保证，皇帝陛下在受荷兰保护之后的一年里在阿梅隆根已经砍伐了一万一千棵树。后来，在多尔恩，当第一万两千棵树倒下的时候，他把这棵树锯成许多薄片，每个上面都签上了一个大大的W
，作为送给客人的礼物很受欢迎。不，我可没有福气得到这样一个只向贵宾赠送的礼物。
当然是这样！一万两千多棵树。我保存着这些划线的清单。是为了以后，当皇室东山再起，德国最终觉醒的时候。目前国内有一些动静，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因此，仅仅因此，陛下也继续这么做。最近，关于剥夺贵族财产的投票表决遭到了人民的拒绝，这甚至让我们有理由满怀更大的希望，当时我们正在砍木头，有人呈递上来这份电报，投票的结果虽然勉勉强强，但毕竟令人高兴。皇帝陛下不由自主地表示：“只要德国人民呼唤我，我立刻就准备动身！”
一九二七年
直到金色十月的中旬，我妈才生下了我，但是仔细地观察一下，只有我出生的这一年是金色的，而二十年代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其他那些年份充其量只有一些亮点或者试图以声嘶力竭的叫喊使平淡的日子变得五彩缤纷。是什么使我的这一年光芒四射呢？是因为逐步稳定的帝国马克吗？还是因为《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以与众不同的华丽词藻上市，每一个写文艺小品的家伙很快都开始效法海德格尔。
不错，在经过了每一个街角的残疾人和总体来说变得贫穷的中产阶级都记忆犹新的战争、饥荒和通货膨胀之后，终于可以把生活作为“堕落”加以庆贺，或者喝着香按酒和马提尼，把生活作为“通向死亡的存在”。但是，这些被一步二步捧进一场存在主义决赛的华丽词藻肯定不是金色的。倒是男高音理查德·陶贝尔有着一副金子般的嗓子。只要起居室的唱机开始转动，我妈就从遥远的地方对他表示热烈真诚的爱慕之情，在我出生之后以及她的有生之年——她没有活到很老的时候——都哼唱着当时在所有轻歌剧舞台备受赞扬的《沙皇之子》：
“有一个士兵站在伏尔加河边……你高高在上忘了一切，也忘了我……独自一人，又是独自一人……”直到结束的那句又苦又甜的唱词：“我坐在金色的笼子里……”
但是，一切都只是金箔。那些姑娘真是金光闪闪，也只有那些姑娘。她们甚至也到我们但泽那儿，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登台表演，虽然不是在市立剧院，但是佐波特赌场也不赖。然而，马克斯·考尔和他的巫师苏西在瓦里特斯作为千里眼和魔术师已经颇有成就，以至于他可以坐在他的旅行箱上借助旅馆的贴花在脑子里把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过一遍，因为他和我爸的兄弟弗里德尔从学校开始就是朋友，所以我后来叫他马克斯叔叔，每当谈起这些“在这里巡回演出的姑娘们”，他总是厌烦地不屑一提。“最蹩脚的模仿！”
妈妈还怀着我的时候，据说他曾大声说道：“你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柏林看看。那里总是有事！”他还用细长的魔术师的手指模仿泰勒姑娘，也就是说模仿她们的长腿，同时他也装扮成卓别林。他很会报道这些姑娘的“骨骼”。他声称：她们的骨骼“已经被训练得完美无缺”。然后他又说到“有韵律的整齐”和“海军上将宫里的闪光时刻”。还说了一些与伴舞的节目有关的用金子镶嵌的名字：“这个令人兴奋的特鲁德·赫斯特贝格带着她的这支小分队赶走了席勒的强盗，把舞跳得滑稽之极。”人们还听他如醉如痴地谈论在“刻度戏院”或者“冬园剧场”经历的“巧克力小孩”乐队表演的节目。
“据说，约瑟芬·贝克这个野性十足的热情女郎不久就要来柏林演出。跳舞的堕落，就像那位哲学家说的那样……”
妈妈愿意任凭她的渴望纵横驰骋，也把马克斯叔叔的这种热情传给了我：“柏林到处都在跳舞，而且只有跳舞。你们一定要去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场原汁原味的哈勒歌舞剧，看一看拉·亚娜在金色刺绣帷幕前面跳舞。”这时他再次用细长的魔术师的手指模仿泰勒姑娘。怀着我的妈妈大概会微笑着说：“要是生意好一些，也许以后去一次吧。”然而，她一直也没有能够去成柏林。
只有一次，那是三十年代末，当二十年代的金色粉末不再闪烁，她把卖殖民地出产的农副产品的小店交给我的父亲，在一次“力量来自欢乐的旅行”期间，一直到了高山深处的萨尔茨王室田庄。都是穿着短皮裤。跳的是拍鞋舞。
一九二八年
您可以慢慢地看这一切。我记下来是为了我的曾孙们以后看的。今天反正也没有人相信当时在巴尔姆贝克这里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读起来就像是一本小说，但是一切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唉，他爹在费斯曼码头第二十五号仓库当装卸工，被压在了一大平板甜橙的下面，留下我一个人，全靠一点点退休金拉扯三个男孩。
轮船公司说是“自己的责任”。也就没办法要赔偿金或者一笔适当的补偿费。当时，我的大儿子已经在警察局做事，第四十六派出所，您在这里可以读到：“赫伯特虽然没有人党，但是一直投左派的票……”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家庭，我父亲和我丈夫的父亲就已经是了。唉，约亨，就是老二，当这里发生骚动和刺杀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了积极的共产党员，甚至参加了红色阵线战士联盟。
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以前只是对甲虫和蝴蝶感兴趣。以前只是从驳船的码头搭船到回归水道或者去仓库区的什么地方。这会儿一下子变得狂热偏激起来。
我最小的儿子海因茨也是这样，当年这里和其他地方搞国会选举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纳粹，事先一点儿风声也没有向我透露。唉，突然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回来发表演说。他实际上是一个诙谐幽默的小家伙，到处都讨人喜欢。也在仓库区做事，批发寄送没有烘焙过的咖啡。有时候偷偷地给我搞一点儿回来自己烘焙。结果，全家都是咖啡味，一直到楼梯口。可是一下子……尽管如此，家里开始还是相安无事。
星期天，他们三个甚至还一起坐在餐桌旁边，我在厨房里忙活。这两兄弟相互都只是嘲笑对方。如果有时候声音很大，甚至用拳头砸在桌子上，我的赫伯特就出面使双方平静下来。他们俩都听他的话，尽管他并不在执勤，也没有穿警服。唉，以后这里就只剩下争吵了。您可以读一下，我对五月十七日记下了些什么，那天我们的两位同志，两人都是国家旗帜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保护联盟的下属组织，他们负责维持集会和投票站的秩序，这两个人都丧了命。一个是在我们巴尔姆贝克，另一个是在艾姆斯比特遭到谋杀的。共产党人从他们的宣传车上开枪干掉了蒂德曼同志。冲锋队在联邦大街和高山牧场路拐角覆盖其他广告招贴时正巧被海多恩同志碰上，他们干脆就杀掉了他。这就是我们家餐桌上大吵大闹的内容。
“不是这样！”
约亨大声说道，“是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先向我们开的火，并且击中了他们自己的人，这个蒂德曼……”我的海因茨大声争辩：“这是紧急自卫，对我们来说纯属紧急自卫！是这些对国家整天抱怨的家伙先动的手……”我的大儿子，他从警方报告里已经了解了详细情况，这时，他把《国民日报》啪地一声摔在了桌上，上面有报道，您可以看看，我已经剪下来贴在了这里：“这个被枪杀的蒂德曼，职业是木匠，头部前颅侧面中了一颗子弹，根据子弹射人的部位和穿出口的深度可以确定，子弹是从一个较高的位置射出的……”唉，这已经很清楚，共产党从上面朝下射击，也很清楚，在艾姆斯比特是冲锋队先动的手。但是，尽管如此也毫无用处。餐桌上的争吵仍然继续，我的海因茨扮演的是冲锋队员，他骂我的大儿子是“警察猪”，而我的二儿子在这一方面也恰恰为他帮腔说话，极其卑鄙地当面冲着我的赫伯特喊出了那个实在恶劣的骂人话“社会法西斯分子”。
可是，我的大儿子一直很镇静，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只说了我在这里记下来的这些话：“自从那些来自莫斯科的人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把你们搞得又痴又呆之后，你们甚至不会区分红色和棕色……！”
他还说了几件事情，工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资本家则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偷偷地笑。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在炉台旁边大声地说道。唉，最后也的确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今天仍然要这么说。在巴尔姆贝克和艾姆斯比特的流血之夜以后，至少在整个汉堡就再也没有过安宁之日。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反正也早就没有了安宁。直到我的约亨被共产党开除出党，那还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是因为他突然失了业，去皮纳贝格找冲锋队，在那儿很快就在粮库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以后家里才渐渐平静下来。我的小儿子虽然对外仍然还是纳粹分子，但是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一点儿也不再诙谐幽默，后来，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去艾克恩费德参加了海军，作为潜艇水兵在战争中永远地留在了远方。唉，我的二儿子也是如此。他去了非洲，再也没有回来。我只收到过他的几封信，全都贴在这里了。我的大儿子一直在警察局做事，只有他活了下来。他曾经随同一支警察部队去了苏联，一直到了乌克兰，肯定也一块儿干了一些坏事。他对此从来也没有说过。战后也没有。我也没有问过。
我也大概知道，我的赫伯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最后，五三年的秋天，他从警察局退役，因为得了癌症，只能再活上几个月。给他的莫妮卡，就是我的儿媳妇，留下了三个孩子，唉，全是姑娘。她们早就已经结了婚，而且也有了后代。我就是为了他们记下这一切的，为了以后，即使这使人伤心，我指的是记下这些的时候。
所有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但是，您尽管看吧。过的咖啡。有时候偷偷地给我搞一点儿回来自己烘焙。结果，全家都是咖啡味，一直到楼梯口。可是一下子……尽管如此，家里开始还是相安无事。星期天，他们三个甚至还一起坐在餐桌旁边，我在厨房里忙活。这两兄弟相互都只是嘲笑对方。如果有时候声音很大，甚至用拳头砸在桌子上，我的赫伯特就出面使双方平静下来。他们俩都听他的话，尽管他并不在执勤，也没有穿警服。唉，以后这里就只剩下争吵了。您可以读一下，我对五月十七日记下了些什么，那天我们的两位同志，两人都是国家旗帜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保护联盟的下属组织，他们负责维持集会和投票站的秩序，这两个人都丧了命。一个是在我们巴尔姆贝克，另一个是在艾姆斯比特遭到谋杀的。
共产党人从他们的宣传车上开枪干掉了蒂德曼同志。冲锋队在联邦大街和高山牧场路拐角覆盖其他广告招贴时正巧被海多恩同志碰上，他们干脆就杀掉了他。这就是我们家餐桌上大吵大闹的内容。“不是这样！”约亨大声说道，“是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先向我们开的火，并且击中了他们自己的人，这个蒂德曼……”我的海因茨大声争辩：“这是紧急自卫，对我们来说纯属紧急自卫！是这些对国家整天抱怨的家伙先动的手……”我的大儿子，他从警方报告里已经了解了详细情况，这时，他把《国民日报》啪地一声摔在了桌上，上面有报道，您可以看看，我已经剪下来贴在了这里：“这个被枪杀的蒂德曼，职业是木匠，头部前颅侧面中了一颗子弹，根据子弹射人的部位和穿出口的深度可以确定，子弹是从一个较高的位置射出的……”
唉，这已经很清楚，共产党从上面朝下射击，也很清楚，在艾姆斯比特是冲锋队先动的手。但是，尽管如此也毫无用处。餐桌上的争吵仍然继续，我的海因茨扮演的是冲锋队员，他骂我的大儿子是“警察猪”，而我的二儿子在这一方面也恰恰为他帮腔说话，极其卑鄙地当面冲着我的赫伯特喊出了那个实在恶劣的骂人话“社会法西斯分子”。可是，我的大儿子一直很镇静，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只说了我在这里记下来的这些话：“自从那些来自莫斯科的人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把你们搞得又痴又呆之后，你们甚至不会区分红色和棕色……！”他还说了几件事情，工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资本家则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偷偷地笑。“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在炉台旁边大声地说道。唉，最后也的确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今天仍然要这么说。在巴尔姆贝克和艾姆斯比特的流血之夜以后，至少在整个汉堡就再也没有过安宁之日。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反正也早就没有了安宁。直到我的约亨被共产党开除出党，那还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是因为他突然失了业，去皮纳贝格找冲锋队，在那儿很快就在粮库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以后家里才渐渐平静下来。我的小儿子虽然对外仍然还是纳粹分子，但是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一点儿也不再诙谐幽默，后来，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去艾克恩费德参加了海军，作为潜艇水兵在战争中永远地留在了
一九二九年
突然一下子我们大家都成了美国人。是啊，他们干脆把我们买了过去。因为老亚当·奥佩尔已经不在了，奥佩尔的新主人们又不愿意再要我们。但是，我们这些人早就熟悉流水线上的活儿。也都是按班组计件拿工资。我本人过去还为生产“雨蛙”拿过计件工资……就是这么叫的，因为当这种全身漆成绿色的双座轿车投放市场之后，大街上的孩子们都是这么叫：“雨蛙”。是啊，大约在二四年开始批量生产。我搞过的是所谓的制动偏心轮。就是用在前轴上的。当我们大家在二九年变成了美国人的时候，就只是拿班组计件工资，仍然是生产“雨蛙”，因为它迅速地就从流水线的传送带上跳了下来。但是，不再是过去那么多人一起干活，因为他们解雇了一些人，就在圣诞节前夕，真是恶劣啊。在我们企业报《奥佩尔无产者》内部的情况是，美国人像在他们国内那样实行一套所谓的福特方式：每年开除一批人，然后再廉价地新招一批生手。这种情况对于流水线和实行班组计件工资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雨蛙”当时已经了不得了。卖得比什么都快。是啊，行业圈内有人开始说坏话：都是从法国人的雪铁龙那里偷看来的，只不过人家的是黄颜色罢了，据说就是这样。法国人已经告到了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但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雨蛙”却蹦啊蹦啊，遍布德国各地。不，因为它便宜，甚至适合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只为了那些所谓的在比赛时驾驶自备汽车的人或者拥有私人司机的人。不，我可没有。有四个孩子和尚未还清贷款的房子？但是，我兄弟却从他的摩托车换成了我们的双座轿车，他是缝纫机线和其他缝纫用品的代理商，无论天气如何总得在外面奔波。十二匹马力！您感到很惊奇，对吧，只用五升油，可以跑到每小时六十公里。最初的价格是四千六，我的兄弟花了两千七，因为到处都在降价，而且随着失业增多，情况越来越糟。不，我的兄弟开着“雨蛙”，带着他的样品箱又继续奔波了很久。
总是在路上，是啊，一直到下面的康斯坦茨。也带着埃尔斯贝特做过一天的旅行，她当时是他的未婚妻，去海尔布隆或者卡尔斯鲁厄。在那个困难时期，他算是过得好的。一年以后，当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了美国人之后，我也不得不去领失业救济金，就像在吕塞斯海姆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一样。时代不同了，对吧！我的兄弟曾经带我一起去过几次代理商推销旅行，可以说也就是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坐着。有一次我们开着“雨蛙”一直到了上面的比勒费尔德，据说公司就在那里。
我看见了威斯特法伦山口，德国是多么美丽啊！在当年切鲁斯克人曾经痛打古罗马人的托伊托堡森林，我们吃了午后点心。真漂亮。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有一次为园林局干了点儿活，另一次是在水泥厂当临时工。直到阿道夫上台后才发生了变革，奥佩尔厂重新又有了空缺，我开始是在采购部当索赔员，后来转到试车厂，因为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车床，而且从还是叫亚当·奥佩尔时就于起了。
我的兄弟开着他的“雨蛙”继续跑了好多年的代理，后来甚至开上了高速公路，直到他去服兵役，这辆“雨蛙”停在我们的工具棚里，一直到战争结束。它今天仍然停在那里，因为我的兄弟永远地留在了俄罗斯，而我又舍不得离开它。不，他们只把我派到里加去服兵役，那里曾经有我们的修理厂。是啊，我和我们那批人战后又重新在奥佩尔开始干。我们曾经是美国人，也有过好处。先是只受到很少的轰炸，后来也没有拆卸设备。是有一些运气，对吧？啊，遍布德国各地。不，因为它便宜，甚至适合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只为了那些所谓的在比赛时驾驶自备汽车的人或者拥
有私人司机的人。不，我可没有。有四个孩子和尚未还清贷款的房子？但是，我兄弟却从他的摩托车换成了我们的双座轿车，他是缝纫机线和其他缝纫用品的代理商，无论天气如何总得在外面奔波。十二匹马力！您感到很惊奇，对吧，只用五升油，可以跑到每小时六十公里。最初的价格是四千六，我的兄弟花了两千七，因为到处都在降价，而且随着失业增多，情况越来越糟。不，我的兄弟开着“雨蛙”，带着他的样品箱又继续奔波了很久。总是在路上，是啊，一直到下面的康斯坦茨。也带着埃尔斯贝特做过一天的旅行，她当时是他的未婚妻，去海尔布隆或者卡尔斯鲁厄。
在那个困难时期，他算是过得好的。一年以后，当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了美国人之后，我也不得不去领失业救济金，就像在吕塞斯海姆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一样。
　　　　　　　　　　　　　　　一九三零年
在萨维格尼广场附近，格罗尔曼大街，离快速火车地下通道很近的地方，坐落着这家特别的酒馆。我作为偶尔才去的客人靠在弗兰茨·迪纳尔的酒台旁边，旁听了老顾客们一边开怀畅饮一边谈论的大事小事，这些固定餐桌每天晚上都是坐得满满的。人们可能都会以为，肯定还有几位正式拳击运动员也是弗兰茨那里的常客，因为，弗兰茨在二十年代末一直是德国重量级冠军，直到马克斯·施梅林经过十五个回合将他的王冠打落在地。但是，并非如此。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聚在他那里的有话剧演员，有搞卡巴莱和广播剧的，甚至还有作家和一些冒充知识分子的，确切地说，形迹可疑的人。话题不是布比·舒尔茨的胜利，也不是他在比赛中败给
了约翰森·特马，而是剧场的流言蜚语，诸如对古斯塔夫·格吕德根斯为何死在菲律宾的原因的大胆推测或者自由柏林广播电台的某一个阴谋。这一切都完全公开地摊到了桌面上。我还记得，对霍赫胡特的《代理人》曾经颇有争议，然而却始终无人谈论政治，尽管可以看出阿登纳时代已经快要结束。
弗兰茨·迪纳尔脸上露出拳击运动员那种威严和忧郁的表情，尽管他强调自己是一个诚实的酒馆老板。人们很愿意挤到靠近他的地方。从他的身上以有节制的方式散发出一些神秘的悲剧性的气息。但是，过去也一直就是这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被拳击运动所吸引。不仅仅是布莱希特偏爱有战斗力的男人；马克斯·施梅林去美国并在那里引起轰动之前，在他的周围就聚集着一些有名的人物，他们中间有演员弗里茨·科尔特纳，电影导演约瑟夫·冯·斯特恩贝格，人们也看见过海因里希·曼曾经和他在一起。因此，在弗兰茨·迪纳尔的酒馆里，在酒馆前厅和酒台后面的墙壁上，不仅可以欣赏到摆出各种姿势的拳击运动员的照片，而且可以看到大
量镶在镜框里的曾经有名的或者仍然一直有名的文化界名人的照片。
弗兰茨属于少数一些懂得将自己从事拳击的收入比较稳妥地进行投资的职业拳击运动员。至少他的酒馆总是爆满。老顾客们的固定餐桌经常一直到午夜之后仍然总是坐满了人。他亲自招待顾客。即使有的时候破例地谈起拳击比赛，也几乎从来不提迪纳尔对诺伊塞尔或者豪伊塞尔的比赛，弗兰茨总是过于谦虚，绝口不提自己的胜利，谈论的总是施梅林在三零年和三二年对夏凯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比赛，第一次时施梅林获得了重量级世界冠军，但是不久就不得不交还了这一称号。除此之外还谈到在克利夫兰对扬·斯特里普林的胜利，在第十五个回合时，斯特里普林被击倒。然而，涉及到那些年的政治，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回忆就好像是在真空里进行的：对于布吕宁的政府以及纳粹在国会选举中一下子作为第二大党脱颖而出造成的震惊，一句也没有提及。
我不记得，是那位以演《魔鬼的将军》出名的演员O ．E
．哈塞，还是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而且偶尔也到柏林排演剧本的瑞士作家迪枪马特，说的那句关键词；或许是我从酒台后面说的。完全可能，因为当时主要争论的是三零年六月十二日的那次引起轰动的广播电台实况转播，通过美国的短波发射台，我们这里可以在十三日凌晨三点开始收听；我当时作为广播电台的技术员在国家广播电台策伦多尔夫电台负责。借助我们最新设计的短波接收器，我保证了最佳的接收效果，在此之前，即使并不是没有任何电波干扰，我曾经转播过施梅林对保利诺的比赛，另外还在第一次飞艇在莱克赫斯特着陆时当过助理。当LZ126
飞艇从曼哈顿上空飞过，进行表
演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听众收听了广播。然而，这一次的娱乐活动在半个小时之后就结束了：夏凯以他的目标准确的左勾拳在前三个回合中一直领先，在第四个回合里，他一记重勾拳击中了施梅林的胃部，施梅林当场倒在地上，但是位置太低，夏凯因此被取消了比赛资格。当马克斯还痛得满地打滚的时候，他就已经被裁判宣布为新的世界冠军，人们为他欢呼，甚至在纽约的扬基体育馆，施梅林也是观众的宠儿。
在弗兰茨·迪纳尔的老顾客中间，有几个人对那次广播还记忆犹新。“夏凯明显表现得更好！”“没的事。马克斯是后发制人。他总是从第五个回合才开始进入状态……”“没错，两年以后，他在和夏凯激战了十五个回合之后被裁判按点数判输，所有的人，甚至包括纽约市长，都表示抗议，因为施梅林按点数明显表现得更好。”
以后的几次同“棕色轰炸机”的比赛——马克斯在第一次比赛中经过十二个回合以击倒对方获胜，乔·路易斯在第二次比赛中在第一个回合里就同样以击倒对方获胜——只是顺带提及，我们广播电台的转播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也同样只是提到一句而已。谈论更多的是关于“施梅林的传奇”。实际上，大家都说，他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拳击运动员，最多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他身上真正出类拔革的东西，是通过他的个人形象而不是他的拳头的力量表现出来的。当年的那种该诅咒的政策帮了他的忙，一个可以让人炫耀的德国人，尽管他自己并不愿意这样。
当他战后在汉堡和柏林败给诺伊塞尔和弗格特之后，再也不可能重整旗鼓，也就毫不为怪了。
弗兰茨·迪纳尔一直站在酒台后面，很少对拳击比赛发表评论，他这时说：“我一直感到自豪的就是把我的冠军称号输给了马克斯，即使他今天只是经营着一家养鸡场。”
然后他又继续汲啤酒，把咸水蛋或者加了一勺芥茉的煎肉饼放在盘子里，斟满了一轮又一轮烧酒。老顾客们的固定餐桌又开始谈起戏剧界的风言风语，直到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以伯尔尼的方式慢吞吞地向这时惊愕得沉默不语的这伙人讲解包括星系、星云和光年在内的宇宙。“我们的地球，我说的是，在这上面有些人爬来爬去，自以为了不起，只不过是一小团面包屑！”他大声说道，又向酒台要了一轮啤酒。
　　　　　　　　　　　　　　　一九三一年
“向哈尔茨堡进军，向不伦瑞克进军，这就是口号……”
“他们来自每一个省党部。大部分是乘火车，我们弗格特地区的同志是分乘数辆汽车来的……”
“被奴役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分队将接受洗礼！他们甚至从沿海各地，从波莫瑞沙滩，从弗兰肯地区，从慕尼黑，从莱茵兰地区，滚滚而来，坐卡车，乘公交汽车，开摩托车……”
“所有的人都穿着褐色的礼服……”
“我们第二摩托化分队从普劳恩出发，总共二十辆车，一路高歌：让腐朽的骨头颤抖吧……”
“我们分队在黎明时就离开了克里米乔。越过阿尔腾堡之后，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向莱比锡方向行驶……”
“是的，战友们！我头一次体会到这座纪念碑的整个压力，我看见那些支撑在刀剑之上的英雄形象，我知道，在莱比锡大会战过去了一百多年的今天，解放的钟声再次敲响了……”
“结束被奴役的时代！”
“就该这样，战友们！不是在国会的那些喋喋不休的、早就应该烧掉的小屋里，而是在德国的大街上，整个民族终于找到了自我……”
“我们在省党部主席绍克尔的率领下，离开了风景秀丽的蒂宾根，经过哈勒和路德的故乡艾斯莱本，进入了普鲁士的阿舍斯累本，然后我们必须脱下褐色的衬衫，换上白色的衬衫，即所谓中立的……”
“因为那儿的社民党人仍然一直禁止……”
“还有那个狗日的公安部长。你们要记住这个名字：舍未林！”
“在巴特哈尔茨堡，已经到了不伦瑞克的地段，我们又摆脱了任何约束：成千上万的人穿着褐色的礼服……”
“一周之后，在不伦瑞克，那里一直还是我们的人充当警察，十万多穿着褐色衬衫的人有秩序地集会……”
“我亲眼见到了元首。”
“我也见到了，在列队受阅的时候。”
“我也见到了，只有一秒钟，不，是永恒无穷……”
“是啊，战友们！再也不存在我，而只有一个伟大的我们，高举着右手，致德国式的礼，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列队走过。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把他的目光留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他的眼睛似乎在为我赐福……”
“一支褐色的军队列队经过。他的目光停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他事先亲自视察了这四百多辆整齐列队的运输人员的卡车、公交汽车和摩托车，因为只有摩托化的队伍才拥有未来……”
“然后他在弗兰茨空地上，以讲话为新的分队洗礼，总共二十四个，就像是铸出了一尊尊青铜像……”
“他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来。当时就好像命运在推动着我们。就好像那个具有纪律和规矩的德国要想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光耀大地。就好像天意在通过他来说话。就好像这些新的东西，是用青铜铸成的……”
“也有一些人说，这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联盟为我们作了示范。瞧，他们的黑衬衫，他们的编成小组的做法，冲锋队员的身份……”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都看得出来，我们身上没有一点儿罗曼国家的色彩。我们的祈祷是德国式的，我们的爱是德国式的，我们的恨也是德国式的。谁要是挡着我们的道路……”
“但是我们暂时还需要几个结盟者，就像在前一周策划了哈尔茨堡阵线那样，这个胡根贝格和他的那些德国民族主义的愚蠢家伙……”
“这些戴毡帽和礼帽的市侩和财阀……”
“这毕竟是昨天的事，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应该清除到一边去，也包括那些戴钢盔的……”
“是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代表未来说话……”
“当摩托化冲锋队从莱昂哈德广场分成无数纵队，将褐色的人群从狮子海因里希的城市重新带到我们分散在四面八方的省党部，我们所有的人都带着那种由元首的目光在我们心中点燃的火焰，燃烧吧，燃烧……”
　　　　　　　　　　　　　　　一九三二年
一定要出点儿什么事。至少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一道又一道紧急命令和一次又一次选举。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好吧，当时的失业和现在的失业，看起来稍微有一些不同。那时没有人说“我没有工作”，而是说“我去领失业救济金”。听起来不知怎么的总是比较主动。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失业。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当我在学校或者在讲授基督教教义的问答课上被瓦策克神甫问到的时候，至少我总是说“父亲去领失业救济金”，而我的孙子则再一次地、心安理得地“依靠支持生活”，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错，当布吕宁还在台上的时候，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失业，要是准确地计算，我们现在也快要到五百万了。
因此，今天也要像当年那样节省着用钱，只买最必需的东西。从原则上来讲，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在三二年，当时我父亲领失业救济金已经到了第三个冬天，早就已经超过了领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他的社会福利金也经常遭到缩减。他每周得到三点五马克。我的两个哥哥也在领失业救济金，只有我的姐姐在蒂茨的店里当售货员为家里挣来正常的工资，因此我的母亲每周的家用钱不到一百马克。这当然根本就不够用，但是，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这样。要是谁得了流感或者其他什么疾病，那可就惨了。仅仅为了一张病假单就得花上半个马克。鞋子换个底，也要花一大笔钱。五十公斤煤饼差不多要两马克。但是在矿区，废煤山却在不断地增高。
当然是有人看守，甚至很严格，围上了铁丝网，还有狼狗。冬季的土豆供应情况更糟糕。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整个系统都有毛病。从原则上来讲，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劳工局等待。父亲带我去过一次：“为了让你瞧瞧这种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在劳工局的外面有两名警察把守着，不让任何人破坏领失业救济金的秩序，外面的人排着长队，里面的人也都站着，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外面和里面都很安静，所有的人都在暗自思考。因此，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领完救济金之后盖章的声音。这是一种单调的短促清脆的响声。盖章的窗口有五六个。这种声音今天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也有人遭到拒绝，我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脸。“期限
或者“证件不全！”父亲把所有证件都带在身边：申请表格，最后一份工作证明，贫困证明，邮局付款卡。因为自从他只能领社会福利金之后，贫困情况必须经过调查，甚至要到家里来。要是家里新添了家具或者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可就糟了。
是啊，全是湿衣服的味道。因为外面的人是站在雨里排队的。不，没有人拥挤，也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谈论政治。唉，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厌烦，大家也都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必须出点儿什么事。父亲后来又带我去了工会大楼里的失业自助中心。那里贴着一些呼吁团结的广告招贴和标语口号。还有一些可以用勺子吃上几口的东西，大多数是一盘一盘的和一锅煮出来的饭菜。不能让母亲知道我们去了那里。“我会带领你们大家渡过难关的。”她每次在给我上学带的夹心面包涂上一些动物油时，总是这么说。即使只有干巴巴的面包，她也会笑着说：“今天只好啃干面包了。”不错，今天还不是最糟糕的，不过最糟糕的日子会来的。不管怎样，那时候就已经对这些所谓的福利失业者有参加义务劳动的规定。在我们雷姆沙伊德必须到拦水坝参加修路。因为我们是靠社会福利生活的，所以父亲也必须去。
因为马太贵，所以差不多二十个人拉着一个上千斤重的滚筒，一声“驾”，大家就开始向前拉。不让我去看，因为曾经当过工段长的父亲在自己儿子的面前感到害臊。
回到家里，当他在黑暗中躺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哭泣。母亲从来没有哭过，甚至在最后，也就是纳粹夺权的前夕，她仍然总是说：“总不会更糟的。”
每当我的孙子又对今天所有的事情东挑鼻子西挑眼时，我总是安慰他说，这种事今天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你说得不错，”这小子却说，“就业情况看起来如此之差，股票却涨啊涨啊。”了。仅仅为了一张病假单就得花上半个马克。鞋子换个底，也要花一大笔钱。五十公斤煤饼差不多要两马克。但是在矿区，废煤山却在不断地增高。当然是有人看守，甚至很严格，围上了铁丝网，还有狼狗。冬季的土豆供应情况更糟糕。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整个系统都有毛病。从原则上来讲，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劳工局等待。父亲带我去过一次：“为了让你瞧瞧这种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在劳工局的外面有两名警察把守着，不让任何人破坏领失业救济金的秩序，外面的人排着长队，里面的人也都站着，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
但是，外面和里面都很安静，所有的人都在暗自思考。因此，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领完救济金之后盖章的声音。这是一种单调的短促清脆的响声。盖章的窗口有五六个。这种声音今天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也有人遭到拒绝，我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脸。“期限已过！”或者“证件不全！”父亲把所有证件都带在身边：申请表格，最后一份工作证明，贫困证明，邮局付款卡。因为自从他只能领社会福利金之后，贫困情况必须经过调查，甚至要到家里来。要是家里新添了家具或者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可就糟了。是啊，全是湿衣服的味道。因为外面的人是站在雨里排队的。不，没有人拥挤，也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谈论政治。唉，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厌烦，大家也都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必须出点儿什么事。父亲后来又带我去了工会大楼里的失业自助中心。那里贴着一些呼吁团结的广告招贴和标语口号。还有一些可以用勺子吃上几口的东西，大多数是一盘一盘的和一锅煮出来的饭菜。不能让母亲知道我们去了那里。“我会带领你们大家渡过难关的。”她每次在给我上学带的夹心面包涂上一些动物油时，总是这么说。即使只有干巴巴的面包，她也会笑着说：“今天只好啃干面包了。”不错，今天还不是最糟糕的，不过最糟糕的日子会来的。
一九三三年
任命的消息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中午，我正和年轻的同事贝恩特在画廊里吃点心，有意无意地听着收音机。其实，我也并不感到意外，在施莱歇尔辞职以后，一切都指望着他，也只有他合适，即使是老态龙钟的总统也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权力欲。我试图开一个玩笑表示对此的反应：“现在这个曾经当过画家的油漆匠将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平时对政治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兴趣”的贝恩特，却认为他个人受到了威胁，大声喊道：“离开！我们必须离开！”
虽然我嘲笑他的过分敏感，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我的预防措施是很正确的：早在几个月之前，我就把一部分绘画转移到阿姆斯特丹去了，由于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他将夺取政权，这些绘画可能也会被认为名声特别不好：基尔希纳的画，佩希施泰因的画，诺尔德的画，等等。只有出自大师之手的，还有几幅留在画廊，如后期的几幅色彩艳丽的花园风景。它们肯定不属于“堕落”这一类型。他唯一受到威胁的是，他是犹太人，他的夫人也是，尽管我试图说服我自己和贝恩特：“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们不敢加害于他。充其量，他将不得不辞去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罢了。
反正，要不了三四个月，这种鬼名堂也就结束了。”
然而，我的惶恐一直没有消失，甚至有增无减。我们关了画廊。在我终于把亲爱的贝恩特——他当然是泪流满面——安慰下来之后，在傍晚的时候，我动身上路。车很快就几乎开不动了。我真应该乘坐快速火车。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支支队伍。已经到了哈尔登贝格大街。他们六个人一排，向胜利大街行进，一支冲锋队紧跟着一支冲锋队，目标明确。似乎是有一种诱惑在给他们指引方向，把他们领向大星广场，那里显然是所有队伍的汇合地点。每当游行队伍被堵塞的时候，他们都在原地踏步，焦急难忍，毫无耐性，但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些被钢盔护带勒着的年轻的脸上
露出可怕的严肃神情。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挤来挤去，渐渐开始堵塞了人行道。这种音调一致的唱歌超越一切……
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赶紧溜之大吉，选择了穿过已经黑乎乎的动物园的那条路，但是我并不是唯一选择支路小道努力向前移动的人。最后，在快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才发现勃兰登堡门已被封锁，禁止正常的交通往来。我不记得当时向一位警察说了些什么，全靠他的帮助，我才被允许来到勃兰登堡门后面的巴黎广场。我们过去多少次满怀期望地驱车来到这里啊！这是一个多么高雅而且著名的地方啊！
多少次在画室里拜访大师！每次谈话总是充满智慧，有时也很风趣。他的那种用干巴巴的柏林方言讲的幽默。
几十年来，他的家就住在这里，管家站在这栋大资产阶级的楼房前面，就好像他正在等着我似的。“主人们都在屋顶平台上。”他说完就领着我上了楼梯。这时，那种已经练习了好几年，就像是为了这一时刻精心组织的火炬游行大概已经开始了，因为当我爬上屋顶平台的时候，人们正向走近的队伍发出欢呼。肯定是令人恶心，这些乌合之众！然而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狂喊乱叫也使人感到激动。今天我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很有魅力，尽管只有一场阵雨那么短暂。
可是，他为什么要和平民百姓卷在一起呢？大师和他的夫人玛尔塔站在屋顶最靠外面的一侧。后来，当我们坐在画室里的时候，听见他说：他早在七一年就从那儿看过从法国凯旋归来的军团穿过这个大门，然后是一四年的那些开往前线的还戴着尖顶头盔的步兵，接着是一八年造反的水兵队伍的人城式，现在他想冒险从上面再看上最后一眼。对此还可以再胡说瞎扯一通。
然而先前在屋顶平台上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嘴里叼着一支已经熄灭了的哈瓦那雪茄。两个人都戴着帽子，穿着冬天的大衣，就像是准备出门旅行。黑暗之中，面朝天空。一对塑像似的男女。勃兰登堡门灰蒙蒙的，时而有几道警察的探照灯扫过。这时，火炬游行队伍渐渐靠近，就像一条宽阔的由火山熔岩汇成的河流滚滚涌来，因为遇到门柱而短暂地分开，然后又重新聚合，全无间断，不可阻挡，气氛庄严，命运攸关，照亮了黑夜，照亮了勃兰登堡门，照亮了四辕马拉战车，照亮了女神的头盔和胜利的象征；甚至就连我们站在利伯曼家的屋顶平台上，也被那种令人讨厌的光芒所照射，同时也被数十万支火炬的烟雾和臭气所包围。
多丢脸啊！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这幅景象，不，应该说这幅逼真的绘画，虽然使我感到惊恐，但是同时也让我激动万分。从他那里产生了一种意志，看来人们正在遵循着这种意志行事。任何东西都不能再阻止这种勇往直前的厄运。一股卷走一切的洪流。假如不是马克斯·利伯曼说出了后来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作为低声细语的口号流传甚广的那句话，那么，这种从下面四面八方传上来的欢呼，大概也会诱使我喊出了一声表示赞同的“胜利万岁！”——即使只是试探性的。从这幅孕育历史的画面，就像是从一幅巨大的油彩未干的历史油画，掉转目光之后，他用柏林方言说道：“我实在吃不下这么多我想吐出来的东西。”
当大师离开他家的屋顶平台时，玛尔塔扶着他的胳膊。我开始寻找合适的字眼，想说服这对老人逃走。但是，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不想迁居，甚至不可能去阿姆斯特丹，我和贝恩特很快就逃到了那里。当然是带着我们喜欢的绘画，其中有几幅是出自利伯曼之手，没过几年，瑞士才是相对安全的地方，即使这里并不怎么可爱。
贝恩特离开了我……啊……这已经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一九三四年
我们私下说：这个案子必须更加精确地解决。我一直太受个人的动机所驱使。这件棘手的事是从日姆暴动引起的仓促的工作调动开始的：我们在达豪接到调令，在七月五日接管了奥拉宁堡的集中营，在此之前不久，一群真正的冲锋队员被一支由元首的贴身卫队组成的小分队替换下来，另外，几天之前战友们还在维斯湖和其他地方对吕姆集团采取了断然措施。他们一直还显得筋疲力尽，报告了“长刀之夜”的经过，向我们办理了移交，包括几名冲锋队的低级军官，据说他们在换防的官僚手续这方面给予了协助，但是却也证明他们是一些完全不中用的家伙。
这些打手类型的家伙中的一个，他的名字也很能说明他的特点，叫施塔科普夫，让那些移交给我们的犯人排队集合点名，并且命令他们中间的犹太人单独列队。
只有十几个，他们中间有一个特别引人注意。至少我立刻就认出他是米萨姆。他的那副嘴脸是不会有人认错的。虽然在勃兰登堡的监狱里已经把这个过去的苏维埃假革命者的胡子剃掉了，并且还适当地对他做了一番压缩，但是他身上剩下来的仍然足够。我们私下说：一个感觉敏锐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再就是一个典型的泡咖啡馆的文人，我在慕尼黑的最初几年，他充当的是一个滑稽的角色，作为主张绝对自由的作家和煽动家，他当然也是特别主张自由爱情的。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副愁眉苦脸，几乎无法与他说话，因为他已经聋了。他指了指自己一边正在流脓、一边已长出痴皮的耳朵作为理由，咧嘴抱歉地笑了笑。
我作为副官向艾克旅长作了汇报，一方面说埃里希·米萨姆没有危害，另一方面也说他特别危险，因为就连共产党人也害怕这个人进行宣传鼓动时滔滔不绝的讲话。“要是在莫斯科，他早就已经被解决了。”
艾克旅长说，我应该关心一下这个案子，建议我进行特别处理，这话的含义已经足够了。毕竟是特奥罗尔·艾克本人亲自解决了吕姆。在点名之后，我却立刻就犯了我的第一个错误，我指的是，把这件脏活儿交给了那个冲锋队的白痴施塔科普夫。
我们私下说：比较近地与这个犹太人打交道，我会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除非万不得已。另外，在审讯时，他还总是令人吃惊地保持镇静。对每一个问题，他都用诗句来回答，显然是他自己的诗，但是也有席勒的诗：“……你们不要冒着生命危险……”虽然他缺了好几个门牙，但是引用起诗句来熟练得就像背诵台词。
这一方面有些滑稽，但是另一方面……另外，他的犹太人鼻子上面的夹鼻眼镜也让我感到烦躁……两块玻璃上的裂纹很多……在每一次引用诗句之后，他都要微微一笑，一点儿也不受外界的影响……
不管怎样，我给了米萨姆四十八个小时，并且建议他在这个期限之内自己动手做个了结。那么就会是最干净的解决。
可是，他没有帮我们这个忙。因此，施塔科普夫只好动手。他显然是在一个抽水马桶里把他溺死的。我不想知道具体细节。严格地说，这纯属敷衍了事。事后再伪造成上吊自杀，当然也很困难。双手痉挛的样子并不典型。我们也没办法再把舌头弄出来。那个结打得也大内行了。米萨姆绝不可能打成那样。施塔科普夫这个笨蛋还继续干蠢事，他在早上点名时下达了他的那道“犹太人出列去割断绳子！”的命令，从而使这件事公之于众。这些先生，其中有两个是医生，当然立刻就看穿了这件拙劣的活儿。
果然，我受到了艾克旅长的训斥：“喂，艾哈特，天晓得，您应该干得更干净利落一些。”
不得不赞同他的意见，说句心里话，这件难堪的事很长时间一直压在我们的头上，因为我们也没能办到让这个耳聋的犹太人闭口无言。到处都在传说……国外还把米萨姆当成烈士来纪念……甚至就连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关闭了奥拉宁堡集中营，犯人们也只好分散到其他的集中营。我现在又回到了达豪，我自己认为，是接受察看。
& 一九三五
通过我们“日耳曼人”大学生联谊会，我父亲也是它的老会员，我在结束了医科学业之后，才有可能在同样也是老“日耳曼人”的布吕辛博士那里实习，也就是说，我在劳工营的医务所给他当助手，这些劳工营是为了修筑从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到达姆斯塔特的国家高速公路在空地上建起来的。那里极其简陋，这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因为在筑路工人中间，特别是那些铲土大军中间，引人注目地存在许多坏分子，他们不合群的行为举止经常导致矛盾冲突。“吵吵嚷嚷”和“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是每天都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的病人不仅仅是在修路时出事故的工人，而且还有一些在打架斗殴中受伤的声名狼藉的暴徒。布吕辛博士处理刺伤，从来不问原因。我最多就是听见他总是说同一句话：“我的先生们，在大厅里打架的时代早就应该结束了。”
绝大多数工人都是守规矩的，而且一般都心怀感激，因为元首的这项伟大决策为成千上万的年轻男人带来了工作和工资，他在三三年五月一日就宣布要建立一个贯穿整个德国的高速公路网络。对于年纪稍大的人来说，持续数年的失业也就此结束。虽然这种不同寻常的重活对于许多人来说并非易事。在过去的时间里，恶劣单调的饮食大概是身体不支的原因吧。布吕辛博士和我在高速公路飞速向前延伸的过程中，被迫面对一种迄今不为所知、因此也没有做过研究的劳动伤残现象，他习惯把它叫作“铲土病”。布吕辛博士虽然是一位保守的开业医生，但没有幽默感。他有时也叫它为“铲土损伤”。
总是相同的情况：涉及到的工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上了一定年纪的，当身体负重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肩胛骨之间的那种上面提到过的损伤，尤其是在持续不断地用铲子移动大量土块的时候，紧接着是剧烈的疼痛迫使人们停止工作。布吕辛博士在X
线照片上面为这种由他给予合适名称的疾病找到了证据：脖颈和胸腔交界处的脊椎骨棘突出现撕裂，通常这种撕裂都是出现在第一胸椎棘和第七颈椎棘。
实际上应该立刻宣布这些人失去工作能力，并且让他们出院；但是，平时似乎对政治毫无兴趣的布吕辛博士一直推迟让他们出院，以至于临时搭起来的木板病房总是一直超员，他把这种施工指挥部规定的速度说成是“不负责任的”，在我面前甚至说成是“杀人害命的”。他简直是在收集病人，不管是为了研究“铲土病”的过程，还是为了使人注意到这些不良状况。
因为并不缺少免费的劳动力，所以国家高速公路的第一期工程终于按期完成。五月十九日举行了隆重的开通典礼，元首以及一些地位很高的党内同志亲自到场，参加的还有四千多名筑路工人。可惜的是天气很糟。又是下雨又是下冰雹。太阳只是偶尔露了一下脸。尽管如此，元首仍然驱车开过了建成的整个路段，他站在敞篷的梅赛德斯轿车上，向十几万看热闹的人一会儿伸直右手致礼，一会儿挥动右手示意。万众欢腾。巴登魏尔进行曲一直响个不停。从公路总监托特博士到那些铲土大军，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伟大的时刻。在元首简洁的对“拳头和额头的工作者”表示感谢的讲话之后，机工路德维希·德罗斯勒代表全体筑路的参加者向这位尊贵
的客人表示欢迎，他主要说了下面这段朴实无华的话：“元首，您通过建设高速公路开始了一项在几百年后仍然具有生命力并且显示出这个时代的伟大精神的事业……”
后来，天气逐渐好转，这一路段向一队彩车开放，为了让看热闹的人高兴，参加的有轰轰隆隆嘎达嘎达的老掉牙的、式样也很陈旧的老式车辆，布吕辛博士也开着他的那辆足足已有十年的老式奥佩尔双座轿车，它过去可能是漆成绿色的。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参加正式的庆祝活动；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傍晚的时候查看那些简陋的木板病房，然而我却获准，按照他的说法，去参加那种“千篇一律的胡说八道”。
可惜他没有获准在任何专业刊物上发表他的那篇关于所谓“铲土病”的医学报告；据说甚至就连我们联谊会的小报《日耳曼人》也拒绝刊登，但是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
一九三六年
从来就不缺少使人产生希望的人。在我们埃斯特魏根集中营，这里由于那首在副歌中重复“铁锹”的《沼泽战士之歌》小有名气，从三六年初夏开始就有人私下传说，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将有一次大赦从而结束我们作为害人虫和挖泥炭工在埃姆斯兰德的穷苦生活。这个谣传依赖的是虔诚的猜测：希特勒也一定会考虑到国外的反应，威慑恫吓的恐怖时代已经过去，另外，挖泥炭这种原始德国人的工作也应该保留给那些自愿的青年义务劳动军的人。
后来，五十名犯人，全是熟练的工匠，被派往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我们要在那里，在驻扎在当地的骷髅头部队的党卫军士兵的监视下，建造一个大型集中营，在这片围上铁丝网的约莫三十公顷的地方，暂时计划关押两千五百名犯人，这是一个有发展前景的集中营。
我作为绘图员也是这些被派遣的挖泥炭工中的一员。因为这些简陋木板房的预制部件都是由柏林的一家公司提供，所以我们和外界有了一些接触，而这在平时是严格禁止的，我们也就多少了解了一些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就已经在首都开始的闹哄哄的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挤满了选帝侯大街、弗里德里希大街、亚历山大广场和波斯坦广场。但是没有透露进来更多的消息。直到在已经盖好的同时也是作为施工指挥部的司令部木板房的警卫室里安装了一台收音机，它每天从早到晚播送开幕式的情况，接着也报道了最初的几项比赛的结果，这样我们才能够偶尔享受到这个玩艺儿的好处。因为我必须相当频繁地单独或者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去施工指挥部，所以我们对奥运会的进展总是能够比较及时地了解最新情况。在宣布最初几项比赛的决赛结果时，收音机调到了最高音量，甚至在集合点名的广场和附近的工地也都能够听见，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这场恩赐奖牌的好事。除此之外，我们还同时听见了哪些人坐在贵宾席上：全是国际知名人士，其中有瑞典王位继承人古斯塔夫.阿道夫，意大利王子乌姆贝尔托，一位姓范西格特的英国副部长，还有一大堆外交官，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来自瑞士。因此，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希望，在柏林旁边的这座正在形成的大型集中营将不会不引起这一大批到场的外国人士的注意。
但是，世界丝毫也没有注意到我们。“世界的体育青年”自己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的命运没有触动任何人。我们压根儿就不存在。如果撇开警卫室里的那台收音机，集中营里的生活就和平时一样。因为，这台军灰色的显然是从军方借来的收音机传播的消息，全是来自一种发生在铁丝网外面的现实。八月一日，德国就在铅球和链球比赛中获胜。当收音机里报道获得第二块金牌、旁边一间房间里的不在值勤的骷髅头士兵立刻高声欢呼的时候，我正和弗里特约夫·图辛斯基在施工指挥部里修改设计图纸，他是一个“绿色倒三角”，这是我们按照犯人身上的标记对刑事犯的称呼。图辛斯基以为可以一块儿欢呼，这时却看见了正在欢呼的施工负责人、冲锋队大队长艾塞尔的目光，虽然严厉，但也很合适。大声地一起欢呼，对我来说肯定会带来受到严厉惩罚的后果，因为作为身上有一个红色倒三角标记的政治犯，他们对我要比对这个绿色的犯人更加严格。图辛斯基必须完成五十个下蹲的动作，而我则被赶到外面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听候发落，幸亏有极为严格的纪律，然而，我在内心里则在为德国的这一项和下面的几项胜利感到高兴；几年以前，我还是马格德堡的斯巴达克俱乐部正式的中长跑运动员，在三千米的项目上甚至还很有成就。
尽管禁止一起欢呼，艾塞尔明确表示，我们不配对德国的胜利公开表示喜悦，但是在奥运会比赛的过程中也几乎无法避免出现犯人和看守在几分钟里自发的亲近现象，比如，当莱比锡的大学生鲁茨·隆格在跳远项目上和美国人杰西·欧文斯展开了一场紧张的决赛时，这个黑人已经是一百米的冠军，在不久以后的比赛中又获得了二百米的金牌，最后欧文斯以八米零六获得了这场决赛的胜利，并且创造了奥运会纪录。八米一三的世界纪录也是由他本人保持的。所有站在收音机旁边的人也为隆格的银牌欢呼；两名党卫军小队长，他们被认为是嗜血成性的家伙，一个戴绿色倒三角标记的牢头，他一贯鄙视我们这些政治犯，利用任何机会找茬刁难，还有我这个共产党的中层干部，我经历了这一切和更多的苦难侥幸活了下来，如今用满口镶得很差的假牙咀嚼着这些模模糊糊的记忆。
也可能正是希特勒据说屈尊俯就地同这位获得多项金牌的黑人握手，促成了这次短暂的敌友之间的友谊。接着又重新保持距离。冲锋队大队长艾塞尔向上级作了汇报。犯人和看守都受到了违纪惩罚。那台违反纪律的收音机也消失了，因此我们错过了奥运会后面的比赛。我只是道听途说地得知，我们的那些姑娘运气不好，在四乘一百米接力的比赛中，在交接棒时把接力棒掉在了地上。奥运会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
　一九三七年
我们课间休息在校园里玩的游戏不以响铃为结束，而是在栗子树下和两层的被称作撒尿棚的厕所前面，从这次课间休息到下次课间休息，一直进行着。我们玩打仗的游戏。紧靠着撒尿棚的体操房被称为是托雷多的城堡。虽然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之前，但是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梦里，长枪党仍然在继续英勇地捍卫那座破房子。赤色分子的进攻总是徒劳无功。他们的失利也只能归结于没有人对他们感兴趣：没有任何人愿意被列人赤色分子，我也不愿意。所有的学生都不怕死地把自己归到佛朗哥将军这一边。最后，我们几个初中生只好通过抽签决定：我和其他几个初一生抽到了红色，当时并不可能猜到这次偶然事件对于以后的意义；未来的事情显然在课间休息的校园里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这样就由我们来围攻撒尿棚。在进行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妥协的，因为负责监督的老师们要求保证让那些中立的和交战的学生小组至少可以在规定的停火期间撒尿。
交战过程中的一个高潮是城堡的指挥官莫斯卡尔多上校和他的儿子路易斯之间的那次电话，赤色分子抓住了他的儿子，如果这座要塞不准备投降，就威胁要把他枪毙。
初三生赫尔穆特·库雷拉长着一副天使般的面孔，声音也像天使，他扮演路易斯。我被迫装扮成赤色民兵的代表卡巴洛，把电话听筒交给路易斯。在课间休息的校园里响起了像吹号一样清亮的声音：“喂，爸爸。”接着是莫斯卡尔多上校说话：“出了什么事，我的儿子？”“没出什么事。他们说，如果城堡不投降，我就会被枪毙。”
“如果这是真的，我的儿子，那么就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上帝吧，高呼‘
酉班牙万岁’，像一个英雄那样去死。”“再见吧，父亲。最热情地吻你！”
这些都是天使般的赫尔穆特扮成路易斯大声说的。在这之后，一个高中生朝我高喊一声“死亡万岁！”我这个赤色民兵的代表就必须在一棵正在开花的栗子树下枪毙这个勇敢的男孩。
不，我不敢肯定，是我还是另外一个人执行了这次处决；很有可能是我。接着，战斗继续进行。在下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要塞的钟楼被炸毁。我们都是用声音模仿的。但是，守军仍然不肯放弃。后来被叫作西班牙内战的事情，在但泽市朗富尔区的康拉迪文理中学课间休息的校园里，则始终不变地以唯一的一次事件重复进行。
最后当然是长枪党获得了胜利。围攻要塞的包围圈被从外部击溃。一大群低年级的学生表现过火地猛打猛冲。然后是大家互相拥抱。莫斯卡尔多上校高呼那句已经出了名的口号“Sin
noVdri”，欢迎解救他们的人，这句口号的含义有一点类似于“无可奉告”。接着，我们这些赤色分子就被全部处决。
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又可以正常使用撒尿棚，在下一个上学的日子，我们再次重复这个游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七年的暑假。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玩轰炸巴斯克人的城市格尔尼卡的游戏。德国的每周电影新闻已经在电影院放映正式影片之前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志愿军的这次行动。四月二十六日，这座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今天我仍然可以听见那种为马达的轰鸣声配的音乐。但是能够看见的只是我们的那些海因克尔飞机和容克斯飞机在飞行、俯冲和返回。看上去就好像他们是在训练。没有提供任何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校园里重新排演的英雄事迹。
& 一九三八年
同我们历史老师的麻烦，是从我们大家在电视里看见柏林的那堵墙突然敞开之后开始的，所有的人，其中也有我住在潘科夫的奶奶，可以干脆就这样来到西边。参议教师赫斯勒先生肯定是好意，他不仅说到墙倒的事情，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还知道十一月九日在德国发生的其他事情吗？比如在五十一年之前？”
因为所有的人只是略有了解，但却谁也不知道详细情况，他就给我们讲解了那个“帝国水晶玻璃之夜”。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德意志帝国的全国各地，那天夜里许多犹太人的玻璃器皿被打碎了，其中特别多的是水晶玻璃花瓶。
人们还用铺路的石块砸碎了所有老板是犹太人的商店的橱窗。许多贵重的东西也就这样被毫无意义地毁掉了。
也许这是赫斯勒老师的一个失误，他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许多节历史课上仍然对我们讲这件事，还给我们读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诸如烧毁了多少座犹太教堂，杀死了九十一个犹太人。全是悲惨的故事，而这时在柏林，不对，是在德国各地，当然到处都是一片欢呼，因为全体德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联合起来了。但是他仍然只讲那些陈旧的关于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的故事。的确，他用这些当时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搞得我们大家心烦意乱。
不管怎样，在家长会上，他的这种“对过去的着魔”，这是大家的说法，受到了几乎所有在场家长的指责。我父亲其实很愿意讲从前的事，比如他总是讲他自己是在建墙之前从苏联占领区逃出来的，来到施瓦本这里，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感到人地生疏，甚至他也跟赫斯勒先生讲了下面这番话：“当然一点儿也不反对让我的女儿了解冲锋队的乌合之众是怎么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也包括在我们埃斯林根这里，但是，毕竟要在合适的时机，而不是恰恰选择在现在这个终于有一次机会高高兴兴、全世界都向我们德国人表示祝贺的时候……”
我们这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片，比如在以色列人的孤儿院“威廉的保护”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学生当时必须到校园里去。所有的课本、祈祷书，甚至《摩西五诫》都被扔了出来，堆成一堆全部焚烧。不得不目睹这一切的孩子们哭着，他们害怕自己也被一块儿烧掉。只有弗里茨·萨姆埃尔老师被打得失去了知觉，而且用的是体操房里的健身棒。
但是，谢天谢地，在埃斯林根还有一些人设法帮助他们，比如一位出租汽车司机把几个孤儿带到了斯图加特。不管怎样，赫斯勒先生给我们讲的事情，都还是比较让人激动的。我们班里的男孩们这一次甚至在课堂上也一起参与，也有土耳其的男孩，还有我的女朋友西林，她家是从伊朗来的。
在开会的家长们面前，我们的历史老师巧妙地为自己做了辩护，我父亲也承认这一点。据说，他是这样向家长们解释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可能正确理解墙的时代的结束，假如他不知道这种不公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的，最后又是什么导致了德国的分裂。据说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点头表示赞同。但是，赫斯勒先生此后不得不中断了继续在历史课上介绍“帝国水晶玻璃之夜”，只好以后再说吧。真是有些遗憾。
毕竟我们现在对此了解得更多了一些。比如，当孤儿院发生这些事的时候，几乎所有埃斯林根的人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或者干脆就连看也不看。因此，几周以前，当一个叫亚西尔的库尔德同学应该和他的父亲一起被遣送回土耳其的时候，我们想出了给市长写一封抗议信的主意。所有的人都签了名。但是，我们听从了赫斯勒先生的建议，没有在这封信里提到以色列人的孤儿院“威廉的保护”里的那些犹太儿童的命运。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允许亚西尔留下来。
一九三九年
岛上住三天。主人在向我们保证威斯特兰及其附近肯定有空的旅馆房间，并且宽敞的门厅可以为我们聊天提供足够的空间之后，我向他表示了感谢，此人也是一位从前的同行，后来在出版界做事，相当富有，所以能在济耳特岛上买得起这样一栋芦苇屋顶的弗里斯兰风格的房子。我们的聚会是在二月。受到邀请的人来了超过一半，甚至还有几个当时在广播电台或者其他地方作为主编说话算数的人物。打的赌也算是赢了：一家发行量很大的画报的老板真的来了，虽然姗姗来迟，而且也只呆了很短一会儿。大多数从前的同行，战后都在从属的编辑部找到了挣钱的位置或者像我一样作为自由撰稿人到处转悠。他们，也包括我在内，都有一个既是污点同
时也是质量证明的传奇，即曾经作为宣传机构的人员充当过战地记者，我在这里很想提醒一下，粗略地估计，约有一千名我们的战友遇难身亡，不管是坐在He－111
轰炸机里在英国上空采访或者是在最前线当记者。
现在，聚会的愿望在我们这些幸存者中间越来越迫切。这样，我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承担了组织工作。约定只能有所保留地作一些报道。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不允许任何私人之间清算报仇。希望是一次完全正常的战友之间的聚会，可以与之比较的是那种战后最初几年的集会，从前的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这个师或者那个师的成员，也有从前的集中营的犯人，在这些集会上重逢。因为我作为毛头小伙子，从一开始起就参加了，也就是说从波兰战役时起，而且从来没有在宣传部里坐过办公室的嫌疑，所以我享有某种威信。另外，许多战友还能想起我在战争爆发之后写的最初几篇报道，写的是第二装甲师的第七十九工兵营在布楚拉战役期间的情况，他们冒着敌人的炮击架设桥梁，我们的坦克一直推进到了华沙城下，从一个普通步兵的角度叙述了轰炸机参加作战的场面。我基本上总是报道部队的情况，那些可怜的前线猪秽以及他们那种更确切地说是沉默无声的英勇精神。这个德国的步兵。他在波兰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每天行军的成绩。士兵短统靴的散文！总是跟在奔驰的坦克后面，满身是泥，晒得黑乎乎的，但是始终情绪高昂，即使在短促的交战之后，一些熊熊燃烧的村庄让人看见战争的真实面目。我的并非无动于衷的目光也落在了那一队队看不见尽头的完全被打垮了的波兰俘虏的身上……
是啊，我的报道里的这种有时引人深思的基调大概是为了增加可信性。新闻审查机关也咔嚓一下剪掉了一些。例如，我把我们的坦克先头部队在莫斯蒂维尔基与俄罗斯人的会合写得具有太多的“战友情谊”。另外，我对那些上了年纪、穿长袍的犹太人的描写也过于温柔，过于滑稽。几位从前的同行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也证明，我报道波兰的文章与那些我在前一段时间为一家销量很大的画报写的东西，不管是写老挝、阿尔及利亚还是近东地区，在它们的鲜明生动、形象逼真方面毫无本质区别。
在处理完住宿问题之后，我们不拘礼节地进入了同行式的交谈。惟独天公不为我们作美。在沙滩上漫步或者朝着小岛有浅滩的一侧散步，都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虽然已经习惯应付任何气候，但是真正的面目仍然是一些更喜欢呆在屋子里的人，围坐在开放式的壁炉周围，喝着我们的主人大量提供的格罗格酒和潘趣酒。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波兰战役。闪电战。只用了十八天。
当波兰被攻克，只剩下一堆废墟之后，一位从前的同行，据说他是艺术品收藏家，而且生意也做得不错，换了另外一种慢腾腾的、而且声音越来越响的语调。他为我们读了他在一艘潜艇上写的报道的几个片段，这些报道后来结成集子以《世界海洋里的猎人》的书名出版，一位海军元帅写了前言：“五号炮准备完毕！命中敌舰中部！再次装填鱼雷……”这当然要比我那些浑身是土在波兰的无边无际的田间小路上的步兵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
一九四零年
我没有看见多少济耳特岛上的东西。前面已经说了，天气充其量只能允许在沙滩上短时间地走一走，朝着里斯特方向或者朝着相反的方向——赫尔努姆。我们这个由从前的同行组成的名声不好的协会，抽着烟喝着酒，围坐在壁炉四周，就像当年自从溃退下来之后脚走痛了那样。每一个人都在记忆里搜寻。这一个曾经在法国成绩卓著，那一个则带着英雄事迹从纳尔维克和挪威的狭湾归来。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必须再把这些文章咀嚼一遍似的，它们曾经刊登在空军的刊物《雄鹰》或者《信号》上面，后者是德国国防军的一份装帧豪华的画报：彩印，时髦的版式，在整个欧洲发行。有一个姓施密特的在《信号》的领导层决定办刊方针。战后，他显然是改了一个姓，在施普林格的刊物《水晶玻璃》定调子。现在，他自始至终在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令人怀疑的娱乐。我们不得不听他关于“白白断送的胜利”的说教。
是关于敦刻尔克的，整个英国的远征军团全都逃到了那里：将近三十万人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用船运走。这位从前姓施密特的，他最新的姓名不允许透露，一直还气愤得要命：“假如希特勒没有让克莱斯特的坦克军团在阿贝维尔停止前进，假如他允许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的坦克一直推进到海边，假如他下命令从侧面向沙滩发起进攻，扎紧口袋，那么英国人失去的就是整整一个军，而不只是他们的武器装备。
战争也就完全有可能提前决定胜负，是啊，英国人恐怕几乎没有能力抵抗一次人侵。但是，最高统帅白白地断送了这个胜利。他也许是认为必须爱惜英国。他相信谈判。是啊，假如我们的坦克当时……”
从前的施密特就这样悲叹抱怨了一通，然后把目光投向壁炉里的火焰，陷入了沉思。其他人讲的关于成功的钳形运动和大胆的战术，一点儿也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例如有一位，他五十年代在巴斯台一吕贝出版社通过发行士兵小册子维持生计，现在又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一些形迹可疑的报纸，也就是人们说的那种“彩虹新闻”，
他当年在《雄鹰》以空军作战的报道可是大大地出了风头。这会儿他向我们解释JU-88和JU-87
相比的优点，简称都是轰炸机，他用两只手转来转去，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俯冲投弹的经过，也就是说，把整个飞机对准目标，再把飞机拉平，投下炸弹，在连续性投弹时缩短按动开关的间隔，轰炸正在行驶的、以蛇形移动避开炸弹的船只时，则采用侧面曲线进攻。他坐过容克斯飞机，也坐过He-111飞机，而且从驾驶舱的玻璃窗看见过伦敦和考文垂。他表演得相当客观。完全可以相信，他只是偶然才在伦敦的空战中幸免于难的。不管怎样，他成功地向我们演示了编队飞行的机群连续地投下炸弹，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还说了那个专门的词“彻底擦掉”，以至于盟军反击的那段时间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时，吕贝克、科隆。汉堡、柏林在毁灭性轰炸中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此之后，壁炉周围的情绪渐渐出现低落的趋势。这一圈人试图通过那种流行的新闻记者式的背后议论调剂调剂。谁又要让哪一个主编丢了职位。谁的座位正在开始晃动。施普林格或者奥格施坦因付谁多少钱。最后，前来救援的是我们的艺术兼潜艇专家。他不是按照风格有声有色地大谈表现主义和他积攒的那些绘画珍品，就是突然发出隆隆叫声吓唬我们：“准备下潜！”我们相信立刻就能听见深水炸弹的响声。“……还有一段距离，监听定向在六十度。”然后是“调整潜望镜……”
这时我们看见了危险：“右舷发现一艘驱逐舰……”真舒服，我们坐在干燥的地方，而外面的阵阵狂风则汇合成一曲与之相应的音乐。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无论是在苏联或者后来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对我们这种人来说、战争一直都在继续，我只有很少几次成功地报道了轰动一时的事件，因为就像和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时一样，我在乌克兰也是大多数时间和步兵部队一起跟在我们的坦克先头部队后面：最初是一个围歼战役接着一个围歼战役，越过基辅一直到了斯莫棱斯克，当泥泞季节开始的时候，我报道了一支工兵营，他们用截成一段一段的圆木头铺设道路，以便保障供给，他们还负责拖走损坏的车辆。就像已经说过的，是一些士兵短统靴散文和绑腿散文。我的同行们在闲谈这方面要比我出名。有一个人在四一年五月曾经随同我们的伞兵一起在克莱塔上空跳伞，他后来从以色列给那张为我们所有人办的大众报纸报道了“闪电式的胜利”，就好像这场六日战争是“巴巴罗萨行动”的继续。“……马克斯·施梅林扭伤了脚……”另外一个人从“欧根王子号”巡洋舰上目击了“俾斯麦号”在和一千多名将士一起沉没的三天之前如何击沉英国的“胡德号”战列舰的全过程：“要不是一枚空投鱼雷击中了驾驶舱，使得‘俾斯麦号’无法灵活地行驶，也许它还不至于……”其他的故事也是遵循了这条座右铭：“假如这条狗没有去拉屎，它就会抓住那只兔子……”
壁炉战略家施密特也是这样，他以后来在乌尔施坦国出版社作为厚厚一大本书出版的《水晶玻璃》系列捞了好几百万。在此期间，他已经认识到，巴尔干战役本来应该给我们带来在俄罗斯的最终胜利：“只是因为一个名叫西莫维奇的塞尔维亚将军在贝尔格莱德发动了政变，我们不得不首先把下面整顿好，这使我们失去了五周宝贵的时间。假如我们的军队不是在六月二十二日，而是在五月十五日就向东边进军，假如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不是在十一月中旬，而是在五周之前，即在道路变得泥泞和严寒降临之前，就向莫斯科发起总攻……那么会怎么样呢！”
他沉默不语地盯着壁炉里的火焰，又开始思考“白白断送的胜利”，并且企图事后再赢回那些输掉的战役，后来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梅因又提供了机会。他独自在那里推测空想。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反对意见，我也不敢，除了他以外，还有两三个忠实的纳粹分子坐在我们这伙老资格的记者中间，他们当时和现在都是主编一级的人物。谁敢主动去惹自己的东家生气呢。
直到我和一个像我一样总是从前线猪秽的角度进行报道的同伴成功地逃出这位伟大的战略家的影响范围之后，我们才在威斯特兰的一家酒馆里取笑这种“假如”的哲学。我们俩是四一年一月认识的，当时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随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去利比亚，他是摄影记者，我是搞文字的。他的沙漠照片和我的关于收复北非的报道非常醒目地登在《信号》上，引起了相当大的注意。我们在酒馆的吧台旁边一边聊这些，一边猛灌烧酒。
后来，我们醉醺醺地站在威斯特兰的沙滩上，迎着海风，身子摇摇晃晃的。开始我们还高声唱歌：“我们热爱狂风和翻滚的巨浪……”后来我们默默地注视着卷起浪花单调地拍击岸边的大海。在穿过沉沉黑夜回去的路上，我试着用讽刺的口吻模仿那位从前的施密特先生，最好还是不要提他的新姓名：“请您想象一下，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成功地实行了他的计划，把三个师空降到了济耳特岛上，那会怎么样。难道一切不是早就已经有结局了吗？历史不是也就会有另外一种进程了吗？
没有阿道夫，也没有后来的所有倒霉的事情。没有铁丝网，也没有横穿全城的那堵墙。今天我们大概还有一个皇帝和几个殖民地。否则我们会过得更好，更好……”
　　　　　　　　一九四二年
第二天上午，我们只是犹犹豫豫地聚集在一起，可以说有些进退两难。因为云层透出了几缕阳光，朝凯图姆方向溜达半截还是有可能的。但是，门厅里的壁炉已经又燃了起来，或许一直就是燃着的，门厅的乡下式样的房梁屋架保准可以支撑好几百年。我们的主人用大腹茶壶送来了茶水。谈话的热情已经减弱。现实生活也没有提供新的话题。只有耐着性子才有可能从这些围坐在一起却懒得开口的人的那些毫无关连的话语中找出几个关键词，它们最多只是提到一下沃尔朔夫包围圈、列宁格勒周围的包围圈或者北冰洋前线，而不是把它们作为重要事件。有一个人更多的是从旅游方面报道了高加索地区。另外一个人，同样也像是度假似的，参加了占领法国南部的整个过程。毕竟还是占领了卡尔科夫：伟大的夏季战役就此开始。大量的特别报道。慢慢地变得紧张起来。人们取消了一个记者对拉多加湖畔的冻伤者的报道和另一个对在罗斯托夫缺少供给的报道。接着，在一次偶然安排的休息时，我才说上了几句话。
在此之前，我一直成功地克制住自己。也可能是这几位名声显赫的主编有一点吓唬住了我。但是，因为这支队伍连同那位艺术兼潜艇专家这会儿还没有来，也许是在济耳特岛周围的名人城堡找到了更有吸引力的观众，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说几句话，不，是结结巴巴地自言自语，因为我在口头表达方面从来就不行：“我从塞瓦斯托波尔回科隆休假。住在新市场附近我姐姐的家里。一切看上去都很太平，几乎和从前一样。我去看了我的牙医，请他为我钻了钻左边的一颗闹腾得很凶的龋齿。我应该在两天之后再去补牙。但是我再也没有去成。因为在五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的夜里……是个满月……就像抡起锤子锤似的……近千架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先是密集轰炸我们的高炮部队，然后投下了大量燃烧弹、爆破弹、空中开花弹、装满磷化物的铅皮桶……不仅是投在市区而且也投在郊区，甚至包括莱茵河另一侧的道伊茨和米尔海姆……没有固定的目标，地毯式的轰炸……整个城区……我们家只是屋架着了火，隔壁的却被炸中了……我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事情……帮助住在我们上面的两位老太太灭火，她们卧室的窗帘和两张床铺被烧着了……我刚刚扑灭了火，一位老太太就问：谁来帮助我们清扫房间呢？这根本无法叙述。也无法叙述那些被掩埋的人……和烧焦的尸体……我看见在弗里森大街上，有轨电车的高架
线挂在冒烟的废墟之间，唉，就像平时过狂欢节时用纸扎出来的长蛇。宽街的四家大商店只剩下一些铁支架。有两个电影院的”阿格里帕之家“完全被烧光了。环形大道上的维也纳咖啡馆，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小希尔德过去在那里……警察局大楼最上面的几层全部被炸飞……圣耶稣信徒教堂就像被一把斧子劈成了两半……但是，大教堂仍然立在那里，冒着烟，然而它的周围，包括通向道伊茨的那座桥……
是啊，我的牙医在里面开设诊所的那栋房子干脆就不存在了。如果不算吕贝克，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轰炸。其实是我们先从鹿特丹、考文垂开始的，华沙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一直发展到德累斯顿。总是有人先开头。上千架轰炸机，其中有近七十架是四个发动机的兰开斯特……我们的高炮部队虽然击落了三十几架……但是它们越来越多……直到四天之后火车才恢复运行。我中断了休假。即使我的龋齿一直仍在闹腾。我想返回前线。我至少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我从道伊茨方向朝我的科隆望去，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我跟你们说吧，真正的放声大哭。仍然还在冒烟，只有大教堂依然矗立……”
大家都在听我说。这种情况并不常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行。然而这一次，鄙人却定了调子。然后有几个人讲了达姆斯达特、维尔茨堡、纽伦堡、海尔布隆等地发生的事。当然还有柏林、汉堡。大量的废墟……总是同样的故事……真是无法叙述……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圈子渐渐得到了补充，这时开始谈到斯大林格勒，只谈斯大林格勒，尽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被困在包围圈里。所有的人都很幸运……
　　　　　　　　一九四三年
虽然我们的主人像圣父一样置身于我们的谈话之外，可他还是很善于安排我们，使我们废话连篇的交谈大致跟随着战争的落差，因此在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梅因之后几乎只能谈论撤退，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叫拉直战线。绝大多数人抱怨写作的困难，不仅仅是因为新闻审查机构删剪了或者篡改了他们的文章，而是普遍性的困难：写包围战、在大西洋受到重创的护航舰队和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胜利阅兵，实在要比写冻疮、撤出整个顿涅茨盆地或者非洲军团的余部在突尼斯投降顺手得多。充其量只有蒙特卡西诺保卫战提供了一些英雄事迹。“是啊，解救领袖的行动被作为奇袭大肆炒作，但是其他的呢？”因此，要求那些报道镇压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和想把这次大屠杀也看作是胜利的人事先提出申请，这种申请发言的做法让人觉得有些难堪，虽然这样做并非不合时宜。
有一位先生一直没有开过口，长得胖乎乎的，穿着一身罗登缩绒厚呢的猎人装，四三年五月，在用围墙围起来的犹太人居住区里用炮击和火焰喷射器处决五万多名犹太人时，他带着他的莱卡照相机在场，我后来听说，他拍摄的出色的动物照片和非洲旅行的图片报道让许多热衷于打猎的读者感到喜悦。在此之后，华沙犹太人居住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德国国防军一支宣传队的成员，他被派去当摄影记者：只是在清洗的这段时间。除此之外，或者换个更好的说法：在业余时间里，他用他拍的照片做成了那本黑色的用有四纹皮革装订起来的影集，而且将三册样本分别赠送给了党卫军的帝国首脑希姆莱，克拉考的党卫军指挥官兼警察局局长克吕格，以及华沙的司令官、党卫军的旅长于尔根·施特罗普。后来它作为“施特罗普报告”提交给了纽伦堡的军事法庭。
“我拍了将近六百张照片，”他说，“但是只选了五十四张收人影集。所有的照片都是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地贴在布里斯托尔优质板纸上的。实际上这是一件悠闲的工作，尤其适合于那些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人。那些手写的照片说明文字，只有一部分是我想出来的。有一些是施特罗普的副官卡勒斯克提议的。在前面用花体字写的题词：‘华沙不再有任何犹太人居住区！’是施特罗普的一个发明。最初只是为了清理犹太人居住区，据说是为了防止流行瘟疫。因此我用美术字在这些照片下面写道：‘从工厂里出来！’然而我们的人遭到了抵抗：武器装备很差的年轻人，
也有女人，其中有一些是臭名昭著的先锋运动的成员。我们这边投入战斗的是党卫军和国防军的一支携带火焰喷射器的工兵分队，也有特拉夫尼基的人，都是一些自愿报名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损失。但是我没有用照相机把它们记录下来。总而言之，只有很少几个死人被拍上了照片。较多的是集体照片。有一张后来到处都很出名的照片是‘用武力从地下室里弄出来’。另一张同样出名的是‘去转运中心’。所有的人都来到了转运装卸平台。然后就出发去特莱布林卡。这个地名我当时是第一次听说。将近十五万人被疏散。但是，也有一些没有文字说明的照片，因为内容一目了然。有一件事很有趣，当时我们的人曾经
和一些拉比亲切地交谈。战后最有名的一张照片是妇女和儿童高举着双手的。右侧和背景是几个端着枪的我们的人。前景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戴着一顶滑到一边的鸭舌帽，穿着一双到膝盖的长袜。你们肯定见过这张照片。被转登了数千次。国内国外。甚至还当过封面。他们真正地狂热迷恋这张照片，一直还是这样。当然每一次都没有提到拍照的人……我也没有得到过一个芬尼……没有一个辛苦的马克……别提著作权……没有稿酬……我曾经推算了一下……要是每登一次我得到五十马克，那么就因为这一张照片我的账户上就会……不，我没有放过一枪。虽然总是在前面。
你们当然也都知道。只有那些照片……当然还有手写的照片说明文字……都是用老式德文花体字写的……人们今天认为，全是重要的历史文献……”
他又自言自语地瞎扯了很长时间。没有人继续认真听他讲。外面的天气终于好了起来。大家都盼望着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于是我们大胆地结伴或者单独迎着仍然凛冽的狂风外出溜达。沿着被人们踩出来的小径，穿过一个个风吹成的沙丘。我答应过我的小儿子，捡几个贝壳带回去。我也捡到了一些。
　　　　　　　　一九四四年
不知什么时候总会发生争吵。不是因为有人酝酿争吵，而是这种形式的聚会本身就带着这种可能性。可以谈的只剩下撤退：“基辅陷落，列姆贝格失守，伊凡已经兵临华沙城下……”涅图诺周围的防线全面崩溃，罗马不战而降，人侵使那座牢不可破的大西洋墙成为笑柄，家里也是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被炸成废墟，再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充其量就是可以用那些偷煤人剪影和敌人在窃听的广告招贴来开一个小玩笑，即使是我们这伙老资格的记者也只能事后在一些坚持到底的笑话上卖弄一番，这时，有人说出了那个颇有刺激的词：“神奇武器”，他是那些当年从来没有下过部队的宣传机构的人，他们只会在轻松的岗位上像坐在办公室里的公马
一样嘶鸣狂叫，后来又以略有变化的风格制造出一些畅销书。
狂叫代替了回答。那位畅销画报的大老板大声喊道：“请您不要给自己丢脸了！”甚至有几个人吹起了口哨。但是，这位当时就年纪不小的先生并没有退让。在挑衅性的微笑之后，他表示相信那个“希特勒神话”拥有未来。他列举了萨克森的屠夫卡尔、伟大的腓特烈和“猛兽拿破仑”作为证人，从而为“元首的原则”建造了一座未来的纪念碑。那篇关于神奇武器的文章，他没有删去一个词，四四年夏天，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观察员》上面，曾经轰动一时，而且——这也是明摆着的——增强了那种坚持到底的意志。
他现在背朝着壁炉，挺直腰板站在那里，说道：“谁有预见性地为欧洲指出了一条道路？谁一直到最后都在抵制布尔什维克的洪水，从而拯救了欧洲？谁借助远程武器对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载体系统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惟独他一人。将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伟大业绩，也只有和他联系在一起。至于我发表在《人民观察家》上的那篇文章，我想问问现在所有在场的人：我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