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世博对中国的影响论文的参考文献 010上海世博会对中国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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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上海世博会对中国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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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杂志的话第几期 你们懂的 o(∩_∩)o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机遇，给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带来阶段性的加速发展。　　上海世博会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重大机遇　　然而、宇航、电子，将在不久的将来、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展示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我国将探索通过重大国际展会实现工程科技研究与管理资源整合、交通乃至休闲场所带来直接的经济刺激，供参考，到现在为止，而即将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则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重大机遇。　　从长三角地区来看、宾馆、餐饮、通讯、环保。　　从全国来看，这个数字表明上海世博会是历届世博会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据最近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月长江三角洲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其中95%的外省市参观者有住宿需求，集中展示了新一代的交通。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继续降低，虽然现在还有很多过去的订单，但是现在新签订单已经大幅下降。上海世博会将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全世界在同一个主题下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二是向世界展示展览、论坛和活动；三是推出网上世界博览会。网上世界博览会将通过互联网、虚拟现实等多种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以满怀的期待，我们展望着，在这个风雨飘零又风起云涌的经济时代，危机中永远存在着勃勃生机，已经有180个国家和44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甚至东欧、南美多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使科技世博的“亮点”最终能为城市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实现长三角地区又好又快发展，事关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半径约50公里范围内的大阪城市圈成为日本的商务交易，许多“亮点”将加快成果产业化，让创新成果广泛传播、应用、金融、信息交流中枢，从而催生“世博经济”新增长点。在世博会举办中和举办之后。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此时此刻，人们心怀些许期望地带着一个共同的疑问；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使西班牙南部原来相对落后的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形成“大德科学园区”。与此相似，从最南端的新西兰到最北端的冰岛，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世界经济再次繁荣的新起点、新契机。自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展览会以来，世博会发展迅速，被誉为“经济、都市旅游业；1998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8%，到2007年上升到38%左右：1970年大阪世博会，对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大阪经济圈融合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举办国的发展都明显获益，38%的客流将会继续停留在长三角区域游览，近九成会选择苏浙地区。将此次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　　上海世博会有利于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世博会是一个推介国家技术创新和形象的平台，所以经济萧条的国家更不应该放过这个推介机会。世博会是全球文化、经济、技术的交汇碰撞，世博会更多的机遇隐藏在现场会展和巨大人流的背后。上海世博会将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使其能与中国企业广泛接触交流，这有利于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从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举办的具体时间来看，届时世界经济可能已经走出衰退阴影并且迎来复苏，上海世博会有望成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迎来复苏的新起点。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是在经历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举办的，成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重新振兴的起点。因而，上海世博会对发达国家资本来说，是一个帮助其摆脱危机和寻找投资方向的机会，这也间接帮助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因而，举......
它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体系的更新举办世博会，不仅给参展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对于全国来说，他能展现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树立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国际形象，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促进经济的发展；其次，对于举办城市上海和长三角地区来说，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且给举办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宣传和扩大了举办国家的知名度和声誉，扩大国际交流和合作。世博会在中国举办意义深远。首先，带动企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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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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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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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比效轻松，上面也不会过份介入个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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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战略转型与中国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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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字数：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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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短板:中国经济失衡的动力格局(一)回顾与比较从建国初，快速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提高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促成了中国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国富优先的发展目标，强化了政府主导、总量导向的增长模式;财政分权体制、唯GDP政绩考核，刺激了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进一步固化了投资出口增长模式，导致长期投资、出口过高、消费短板的现象。从结构看，我国最终消费率逐渐降低，而投资率逐渐提高，投资—消费失衡(见图1)。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降到2012年的49.1%，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其中居民消费率更是从1978年的48.79%降到21年的33.8%，降低了15个百分点(见图2)，与世界任何国家相比都很低。同期总投资率则从1978年的38.2%提高到2012年的49.2%，提高了21.4个百分点。2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1年超过了4%，年均为46.6%，超过世界平均投资率(22%)24个百分点，在有数据可比的国家中是最高的。从经济贡献看，消费的“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降低15.1个百分点;而投资贡献率则由22.4%提高至54.4%，提高32个百分点。24～213的1年间，消费、投资对经济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45.35%、51.8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4.4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6.3%(见表1)，说明我国依然以投资为主动力，离消费拉动尚有距离。从国际比较看，相同年份，我国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水平，同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典型发展中国家。2年以来，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英国超过了6%，日本和韩国也在5%～6%之间，OECD国家平均水平保持在55%～57%之间。［7］而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年46.4%降到2012年的35.7%，年均39.46%。21年“金砖五国”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4.2%、63.2%、56.9%、51.3%、33.5%，中国最低。(二)剖析与思考长期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经济发展动力格局导致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贸易高顺差、消费低水平的无后劲、不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模式，需求结构出现明显的“外强内弱”、“外升内降”、“消费短腿”特征，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带来严重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经济自主、持续增长的动力大大削弱2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继续动荡与萎缩，外部需求短期内很难恢复;而过度依赖投资会加大经济风险。目前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②(ICOＲ)“双高”，表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在2～3之间。我国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年间平均为2.3，间年平均为3.5，年高达5～6，［8］28～2013年均值已经升至6.7［9］。低效率的高投资是中国经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1］它不仅形成“投资—债务—信贷”相互加强的风险循环，引致“信贷膨胀溢出型通货膨胀”，而且加剧产能过剩、能源紧张、金融系统性风险、产业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无效、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还将在自主性和持续动力上影响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2.经济增长、发展的成果分享不均首先，“国富民穷”式增长表明发展成果在政府与民众间分享不均。中国持续35年高投资率、高储蓄率、低消费率并存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导致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年，中国GDP、人均GDP、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8.7%、14.6%，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年均7.4%、7.5%的增长率。同期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为24.9%，［11］低收入、高储蓄势必导致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2～2011年，居民消费占比由74.5%降至72.2%，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7］此外，与世界平均水平5%～55%相比，中国劳动者报酬、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居民消费能力持续走低，民众难以分享高速增长和发展带来的成果。国际劳动组织根据中国1978～27年数据估算，中国劳动报酬占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国内消费大约下降.412个百分点。［12］中国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2011年分别为53.4%、52.8%、51.4%、4.61%、44.9%，27最低达39.74%。1995～28年，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也由13.32%下降到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13.6%下降到11.7%。［13］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53.1%降至2012年的35.7%，累计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其次，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分配不均体现了发展成果在个体间分享不均。目前中国城乡、行业、群体、部门、地区之间以及单位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3～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平均为.481，城乡收入差由1978年的29.8元提高到2013年的1859元，收入比从2.57上升到3.3;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群体和最低1%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14］而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1年的66.8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如此差距表明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同时，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不均也大大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2～2011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下降到69.5%，21年和2011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4.%和74.8%，比25～29年有所下降。［15］3.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扭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充分的福利和得到全面的发展。但长期出口导向政策催生出为出口而生产的扭曲现象，大规模出口虽然使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国人却去境外集中消费、大量采购，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生活质量并未随出口创汇而提高。二、消费主导: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重要保证消费主导，实质是以消费为增长的基础手段，以消费—投资比例协调、良性互动，总需求结构平衡为途经，以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实现经济自主协调、长期稳定的增长模式。212、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7%，创1999年以来增速新低;211～213消费贡献率连续三年超过5%，而出口贡献率为负，说明我国已进入中速增长、长期稳定、增长动力结构调整的历史拐点。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亟待调整。从1997年提出扩大内需以来，中央政府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基础地位的政策导向不断明晰: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消费主导型经济;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相继提出形成和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2017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会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稳步发展、均衡增长，消费的主引擎作用不断强化。在国际市场出口拉动难以企及，国内市场投资拉动风险加大的背景下，走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既是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最重要的结构转型，也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均衡增长的基本支撑。加快形成从“中国制造”、“中国投资”转向“中国消费”的消费主导、三大需求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新局面，对中国经济短期稳定、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对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对促进发展方式根本转变，打赢改革攻坚战具有决定意义。(一)从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跨过失衡增长与成长陷阱消费主导是从动力源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根本途径。战后美国雄踞世界经济霸主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年，美国最终消费率、投资率、净出口率年均分别为79.29%、2.45%、.27%，［16］2013年按现价计算的三大需求分别为83.4%、19.5%和－2.9%。而我国年三项指标分别为59.26%、39.66%、1.33%，与美国3年前比，消费率低2.3个百分点;投资率、净出口率则分别高出19.21、1.6个百分点。显然我国是以投资、出口为主导的失衡增长，这种模式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粗放式增长、缺乏后劲的低水平发展、丧失主动的外拉式增长、差距拉大的非共享式增长。实践证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我国能否继续保持3多年的中高速增长，能否解决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跨过“成长陷阱”，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在国内环境变化和国际形势难料背景下，实现从消费主导的动力源上转变发展方式，在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中有效培育增长的内生动力。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54.64%，虽然在三大需求中最大，但与世界平均水平7%、发达经济体8%的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当然，较大的差距正说明我国消费拉动的潜力巨大，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转到消费主导的三大需求协调拉动，消费贡献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就能从动力源上扭转消费、投资、净出口失衡局面，实现均衡增长。(二)从自主性上保证行稳致远，避免外部牵制与经济震荡过度依赖外需支撑的增长其动力来自于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一旦外部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对一国经济造成的震荡和波动就很大。年，我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最高5.4%与最低－66.4%之间相差116.8个百分点;对GDP拉动最高4.2与最低－8.9之间相差13.1个百分点，震荡幅度都很大。这种外源型、外生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极易导致外需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和三大动力失衡症;在破坏开放尺度和经济安全的同时，极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17］28年金融危机以来，除21年外，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均为负值，证明欧美市场萎缩给我们带来的外部冲击很大。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与拉动则平稳很多。所以，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内需，关键是消费。从国际经验看，内需主导、消费引领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蕴藏着促进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消费主导是从自主性上增强内生动力，提高抗冲击能力，释放增长空间，保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作为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建立消费主导的自主型增长和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牵制、干扰所造成的震荡和波动，保证经济行稳致远。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年，我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5.56%，1978～25年均净出口率几乎全球最高，达2.6%(见图3)。对外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依存度从%上升到26年67%的高峰，表明我们抓住了这个高增长时期的机遇，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28年金融危机以来，贸易环境逐步恶化，我国外贸依存度从28年的56.93%降至2013年的45.4%(见图4)。表明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也证明我国对外需的依赖开始减弱，经济发展正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2013年我国外贸总额416多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12%左右，已经跃升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所以，继续提高外贸份额已不现实，应该在着重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着力提高外贸的质量和效益，以内需增强发展的自主性，以外需提升发展的空间力，形成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良性互动，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三)从终极目标上实现民富国强，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外贸总额、外汇储备余额全球第一，GDP总额全球第二的骄人成就。但长期持续走低的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既不符合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民富国强”执政理念，也不符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目标。消费既是增长的最终动力，也是发展的直接体现，作为最终需求，它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强弱，而且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福祉水平高低。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不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在增长基础上的民生改善，是全体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水平的普遍提高，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富国强，它将为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三、转型支撑:路线图与制度支撑体系真正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需要诸多方面的协调配合和支持。(一)从政府转型上扭转发展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面临深层次体制矛盾问题和多方面结构性失衡挑战，亟需通过政府转型来解决。2～2013年，我国GDP从99214.55亿元增加到568845亿元，增长5.73倍;公共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到129143亿元，增长9.64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元增长到26955元，增长4.29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8896元，增长3.94倍。显示我们实现“民富国强”目标还任重道远。因此，从根本上扭转唯GDP目标的增长，尽快确立市场主导、民富优先、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才能为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奠定宏观导向基础。(二)从理论创新中摆正发展目的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经典理论和凯恩斯“增加政府投资—刺激需求—走出衰退”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我国一直把生产作为目的放在首位，把消费变为工具，异化成手段，形成了典型的“投资依赖症”、“消费忽视症”。资源稀缺前提、“经济人”假设、效率至上原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做大“蛋糕”、生产出更多产品、赚取更多利润的生产本位思想，消费则在手段和次要位置中被长期忽视。所以，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需要从理论创新上将消费从“手段”还原为“目的”，作为发展的源头和内生动力。这就需要“领导管理者从生产决定论及凯恩斯局限性理论转向正确的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其公式为:消费—科研、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实质性提供理论支撑。(三)从指标体系上明晰发展路线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就是要从多方面扭转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的趋势。为此，不仅应该制定转型的战略步骤，而且要有清晰的路线图。本文建议将城乡居民收入、居民消费率提高作为约束性目标，纳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根据与消费的正、负相关，我们以21年为参照，设计出未来2年相关经济指标的预期值(表2)，为我国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提供参考依据。(四)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实现消费主导的战略转型，一方面应该扭转过去应急刺激的短期行为，从长效机制上提供保证;另一方面，必须从制度安排上提供全面支撑。为此，我们设计了消费主导战略转型的制度支撑体系(见图5)。综上，全球经济衰退、需求萎缩、产能过剩，使出口驱动难以走出经济困境。虽然增长和发展离不开投资，但有效的投资必须通过消费来消化和吸收。所以，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已经放缓的中国经济，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是保持发展中大国行稳致远、均衡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抓手”。作者：张慧芳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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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_经济学毕业论文
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
什么是经济周期?萨绍尔森(Samuelson．M)和诺德豪斯〔Nordhans．P．A)(1998)在他们合著的《经济学》中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周期是国民总产出、总收入、总就业量的波动．持续时间通常为2一l0年．它以大多数经济部门的扩张或收缩为标志“,”经济周期是由经济衰退和紧随其后的经济扩张两部分组成的”、“经济衰退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连续两个季度以上下降”，“经济扩张是经济衰退的相反”。
对经济周期成因的论述，除外因说(如战争、革命、自然灾害等引起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外、西方学者调重于内因说．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凯恩斯主义提出的乘数一加速数理论
(2)卢卡斯在l 977、l 978年提出的货币性经济周期理论
(3)熊彼特在1939年提出的基于创新的周期理论
上述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周期的成因。但用这些观点却难以解释保我国这样的体制转轨国家的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例如，它们不能解释我国年的经济为什么会迅猛增长，也不能解释1989年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我们看来，这3个年头我国经济出现的异常波动是由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启动过猛”或“刹车过急”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认为．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周期是由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和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目前．理论界对我国年间经济周期的划分．其依据集中在经济增长或通货膨胀的波动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计，下同)的“谷——谷”法为依据，划分为I978—1981年、年、年、年4个周期(刘树成，2000)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我们发现，这些政策一般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波峰或波谷前后推出的(见图1)。我们将以经济增长的“谷——谷”法来划分经济周期，并认同刘树成认定的各个经济周期的起点。这样，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如下4个经济周期：年、年、年、年。
说明：图中的标记表示各个时期出台的主要重大经济政策。
(1)1978年2月，中共中央特发国家计《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重点》，提出在1980年全国将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第3个经济周期的波峰。
〔2)1979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调登、改革、登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济随即送入收缩期。
〔3)1981年3月，国务院作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若干规定，该年经济继续走低．并成为第1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4)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经济步入第2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
(5)198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预界外资金管理的通知》、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控制图定资产投资规援的若干规定》、经济增速下降，该年也成为第3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6)]987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经济增速随即上升．构成了第3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
(7)1988年2月、7月和8月，国务院分别提出了“控制物价、穗定经济”，9月发布《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经济开始步入收缩期。
(8)1989年3月，李鹏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坚决贫彻治理整顿知深化改革的方针》政府工作报告、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抓紧抓好治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通知》，经济急剧收缩。
（9）l99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90牟继续搞好汾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工作的报告》，不过同年7月国务院举行第九次全体会议，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速继续走低、并形成第3个经济周期的谷底。
(10)1991年2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制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该年成为第4个经济周期的起点。
(11)1992年9月，中共召开十四大。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在十四大的鼓舞和招引下，经济快速增长．构成了第4个经济周期的波峰。
(12)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经济步入收缩。
(13)1996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济继续回落。
(14)199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3个文件、强调经济工作应注重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但经济继续惯性地在低谷徘徊。
(15)年，政府相继出台了诸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累计增发国债3600亿元，存贷款利率也降低到历史低点，经济的持续下滑之势得到抑制、并在2000年出现转机。
二、问题的提出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20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各国钧致力于经济的增长，并将此作为一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而在现实中，经济增长总是呈带波动的上升趋势，可以说经济增长是通过经济波实现的，经济波动又是在经济增长趋势中进行的，而有规律的经济波定可以称之为经济周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许多新的经济现象迫使人们跳出原有的分析套路，即根据历史平均增长速度推断和评价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方法，转而关注各个时期增长速度的差异及其规律。
我们搜集了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GDP增长率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目的是揭示经济增长规律即经济周期。
对GDP采取Y=T*C*I模式进行分析。主要采用分解法来测定经济周期。
注：分解法：是从序列中分解出长期趋势和季节变动，医院序列数值除以趋势和季节，生于循环和不规则变动，最后分离出循环因素。
先分解长期趋势T，然后对I进行剔除，剩余循环因素 C 得到后结果如图：
三、模型设定与解释
（一）模型的理论基础：本文主要分析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波动所产生的影响。政府主要采用的宏观政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我们采用的是政治周期理论
假设条件：
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刺激经济的工具
人民喜欢高经济增长、低失业及低通货膨胀时期
政治家喜欢连任（在中国，领导者们希望政局稳定以保证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上述假定。
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包括较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体系，以及测算宏观经济总量的指标体系等，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而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政策对GDP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GDP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了GDP（Y），货币供给（M2），财政支出(F),这些变量来反映经济增长。
（二）变量及模型的选择。
根据圣路易方程（P228）
GDP t = ά+β1* M2t ＋β2*INVt ＋β3*GCEt ＋ ut
我们选择变量GDP（Yt）、货币供给（M2）和财政支出（F）来建立初步的模型
Yt= ά+β1* M2+β2*F+ ut ——（1）（ά,β1,β2,β3均为回归系数，以下均同）
再在此基础上逐步引入政策变量（货币政策变量和财政政策变量）加以讨论以达到我们的研究目的。
（三）回归分析及其解释
查找相关数据资料得到如下具体数据：
根据模型对上述数据进行回归
Y= 17556.19 + 1. － 8.545446*F
t ＝ （8.838951） （9.411871） （-5.699386）
R2= 0.982399 DW=0.492734 F=613.9813 Obs*R^2=6.564749
根据回归结果分析，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t值显著，在ARCH滞后3期的条件下检验无异方差，不足是模型存在正的自相关，且F的系数与经济意义不相符合，估计是由于M2 和F的多重共线性引起的。
修正：将原模型按照两个解释变量修改为以下两个新模型：
Yt=ά+β2*M2+ut (2)
Yt=ά+β1*F +ut (3)
回归结果如下：
方程（2） Y=
t = (4.574855) (22.46490)
R2= 0.956412 DW=0.225136 F=504.6718 Obs*R-squared=14.51569
方程（3） Y=
+ 5.483294*F
t= (1.285577) (15.39406)
R2=0.911531 DW=0.197919 F=236.9772 Obs*R-squared=19.61643
根据回归结果分析，两个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t值显著，但是两个方程都存在严重的正自相关和异方差。对于方程（3）由于变量之间自身的性质使得自相关的消除几乎不可能，且用各种方法进行修正后仍然不能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对R2的影响也不大，因此我们暂不予以修改。对于方程（2）我们用广义差分法修正如下：
DLY t= 0.665318 + 0.724973*DLM2 （4）
t = (10.52221) (28.48460)
R2= 0.973601 DW=1.331838 F=811.3727 Obs*R-squared=1.028529
（三）引入虚拟变量的模型设定
考虑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并且政策作为定性变量只能以虚拟变量的方式引入模型。
（1）引入虚拟变量的背景
根据所查阅的资料，GDP在82年达到波谷，由于80年我国出现了财政状况的严重困难，所以国家在81年采取的是紧缩的财政政策，通过压缩基建项目，控制消费基金增长等措施来降低总需求。由于当时的政策主要仍是以财政为主货币为辅，因此紧缩的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造成1982年GDP的低谷状态。
82后国家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通过“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两步利改税的税制改革，使我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到1984年我国经济出现过热和物价上涨，GDP增长率有所下降。85年出现通货膨胀，国家开始采取双紧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的势头，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都有了大幅回落。为了避免过分紧缩而使经济陷入过冷局面，国家在86年开始逐步放松货币政策，86——88年财政政策有区别的放松。
由于宽松政策连续几年的实行，需求总量膨胀，导致财政赤字扩大，进而货币超经济发行，物价很快上涨，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1989年国家开始采取双紧政策，大规模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力削减消费需求，紧缩中央财政开支，这次急刹车迅速抑制了不良通涨，但也使经济出现疲软问题。
90年推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依然紧缩，91年又放松了财政政策，92年采取双松政策模式，在这年经济增长达到最高点。92年之后年国家经济出现过热势头，因此94——96均采取了双紧的政策，成功实现软着陆。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98年大洪水的影响，再加上世界经济也处于萧条时期，99年以后国家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防止通涨。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中国改革开放25年以来的政策走向具体每年如下表所示：（松：扩张的政策 紧：紧缩的政策 无：当年的没有明显的政策倾向，）
表二：政策具体走向
财政无松松紧松松松紧松松松紧
货币无松无紧松松松紧无松松紧
财政紧松松无紧紧紧无松松松松松
货币松无松松紧紧紧紧紧紧紧紧紧
（2）设定虚拟变量和建模分析
A、单独政策分析
1 扩张性财政政策
1 紧缩性财政政策
1 扩张性货币政策
1 紧缩性货币政策
由此我们引入政策虚拟变量建立以下几个模型：
Yt= ά+β1*RF+β2*F ————（5） (RF=D1*F)
Yt= ά+β1*TF+β2*F ————（6） (TF=D2*F)
DLYt= ά+β1*RDLM2+β2*DLM2 ———— （7） (RDLM2=D3*DLM2)
DLYt = ά+β1*T DLM2+β2*DLM2 ————（8） (T DLM2=D4* DLM2)
（1）扩张财政——(5)
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Y= －737.9418 － 2.668809*RF + 8.111691* F
t = (-0.337588) (-5.242700) (14.56167)
R2=0.960668 DW=1.006787 F=221.2294 Obs*R-squared=0.833266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说明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扩张性财政政策RF 和F的t值显著，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2）紧缩财政——(6)
Y= 810.7126 + 2.410542 *TF + 5.504089* F
t = (0.301704) (3.108418) (18.12558)
R2=0.938527 DW=0.588219 F=167.9406 Obs*R-squared=4.488530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t值显著，回归效果较好。
（3）扩张货币——（7）
DLYt = 0.654585 ＋ 0.002919* RDLM2 + 0.728331* DLM2
t = (9.044875) (0.328054) (26.07874)
R2=0.973736 DW=1.390229 F=389.2844 Obs*R-squared=1.283805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 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 DLM2的t值显著,而RDLM2的t值不显著,
（4）紧缩货币——（8）
DLYt = 0.686025 + 0.004068 * TDLM2 + 0.714347* DLM2
t = (8.602511) (0.440505) (20.17096)
R2=0.973843 DW=1.248326 F=390.9213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 模型整体回归效果较好, DLM2的t值显著,而TDLM2的t值不显著,
结合图形对上述四个方程进行经济解释：
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年份有79 80 82 83 84 86 87 88 91 92 98 99 02结合图形再采取扩张财政政策的年份，在经济的衰退期和上升期，GDP增长率大体呈现向上的趋势，说明扩张的财政政策对GDP的拉动是明显的，能够抑制经济下滑和促进经济回升。
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年份有81 85 89 90 94 95 96 从图表一中可以看出在经济处于过热和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能够抑制经济过热，使经济软着陆。
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年份有79 82 83 84 87 88 90 92 93扩张性财政政策基本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实施，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增长对货币的需求。但是从通货膨胀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年份经济多处于通货膨胀时期，切经济多处于GDP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的时期。说明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没有把握的很好，例如在85、88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
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年份有81 85 89 94 95 96 97 98 99 02 80年代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为了抑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高通货膨胀，94－97年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是为了实现经济的软着陆，98－2002年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政策的实施恰好在80年代处于GDP的拐点处，而94-97年的GDP处于平缓下降趋势，在98－2002年GDP却呈现出轻微波动，从该政策实施的目的和GDP增长率的走势来看，政策的实施基本适应经济的运行。
然而，单独的财政或货币政策的分析并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经济的波动，这体现在我们的一些回归方程（如方程一）中所出现的符号正负向与其经济意义不相符以及t值的不显著（方程三和方程四中DLM2的t值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在不同时期政策的侧重点不同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还要进一步分析两种政策的搭配效果。
B、政策搭配分析：
这里同上将政策作为定性变量以虚拟变量的方式引入模型：
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
1 紧缩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
1 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
1 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
由此我们引入政策虚拟变量建立以下几个模型：
Yt=ά+β1*F +β2*G+ ut ————（9） (G=D5*F)
Yt=ά+β1*F +β2*H+ ut ————（10） (H=D6*F)
Yt=ά+β1*F +β2*I+ ut ————（11） (I=D7*M2)
Yt=ά+β1*F +β2*J+ ut ————（12） (J=D8*M2)
DLYt=ά+β1*DLM2 +β2*M+ ut ————(13) (M= D5* DLM2)
DLYt=ά+β1*DLM2 +β2*N+ ut ————(14) (N= D6* DLM2)
DLYt=ά+β1*DLM2 +β2*O+ ut ————(15) (O= D7* DLM2)
DLYt=ά+β1*DLM2 +β2*P+ ut ————(16) (P= D8* DLM2)
双松——方程(9、13)
+ 5.380336*F —1.783750*G （9）
t = (1.509400) (14.12569) (-0.807766)
R2=0.914077 DW=0.259600 F=117.0215 Obs*R-squared=16.16820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但G的 t值不显著，且与经济意义不符
DLYt=0.633167 + 0.735952*DLM2 + 0.008133*M ———(13)
t = (8.352247) (25.16985) (0.784916)
R2=0.974354 DW=1.378384 F=398.9150 Obs*R-squared=1.696960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但M的t值不显著
双紧——方程（10、14）
Yt= + 5.479830*F + 2.509594*H ———（10）
t = (0.439378) (18.30478) (3.250014)
R2=0.940227 DW=0.616864 F=173.0289 Obs*R-squared=4.367305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解释变量的t值显著
DLYt=0.665093 + 0.719701*DLM2 + 0.021407*N ————(14)
t = (12.28382) (32.91609) (3.000570)
R2=0.981523 DW=1.701736 F=557.7734 Obs*R-squared=1.172853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解释变量的t值显著
财松货紧——方程（11、15）
Yt=- + 8.743037*F —3.050889*I ————（11）
t = (-2.044178) (13.16867) (-5.272718)
R2=0.960917 DW=1.701736 F=270.4556 Obs*R-squared=1.302621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解释变量的t值显著
DLYt=0.561240 + 0.773062*DLM2 —0.023652*O ————(15)
t = (8.412790) (27.45514) (-2.787943)
R2=0.980733 DW=2.003553 F=534.4618 Obs*R-squared=1.832936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解释变量的t值比较显著
（4）财紧货松——方程（12、16）
Yt= + 5.475984*F —0.*J ————（12）
t = (1.273935) (14.97942) (-0.207144)
R2=0.911701 DW=0.199692 F=113.5764 Obs*R-squared=19.58128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F的t 值显著，但J 的t值不显著
DLYt=0.668948 + 0.724655*DLM2 —0.027951*P ————(16)
t = (10.92071) (29.40996) (-1.573140)
R2=0.976384 DW=1.242358 F=434.1189 Obs*R-squared=1.491173
根据回归分析，方程的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DLM2的t 值显著，但P 的t值不显著
采取双松的政策下的年份有82 83 84 87 88，由方程（9）、（13），可决系数很大，这表明双松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但由于G与M 的t值不显著，说明单一的政策效果不明显。我们认为货币扩张造成通胀，对经济周期影响较明显，政策的整体效果较好。实际中1992年及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转型的初期，各项经济指标都不健康，加之政府的指导思想存在失误，并且技术上的不足，对M2的发行严重失真，财政支出亦十分随意，造成经济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这大大干扰了经济的发展，GDP的走势图大起大落。
采取双紧的政策下的年份有81 85 89 94 95 96由方程（10）、（14），可以看出回归效果都很好，T检验很显著。实际上92年后政府在宏观调控有很大进步，经过长时间的通货膨胀，政府大力给经济降温，央行收缩银根，政府建立科学的预算制度，控制财政支出，通过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力的遏制了经济的非理性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采取财松货紧的政策的年份有98-2002由方程（11）、（15）R2 和F值都较高，整体效果较好，解释变量的t值显著。但I 的系数为负，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对民间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
采取财紧货松的政策的年份只有90年，政策搭配没有普遍性，难以对其效果进行判断。所以在此不作进一步的讨论。
四、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过热的状态，经济过热的主要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房地产发展过快；另一个就是政府的政绩工程包括形象工程等推动的投资增长。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只是中间产品。另外，由于近期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应该采取措施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继续抬升。
根据回归方程及图形，我国经济确实存在周期现象，而经济的稳健增长是每个国家追求的目标，现实中各国都争取最大限度减少周期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针对我国当前经济情况，我们提出以下的建议作为参考：
一、政政策可适当减弱力度，同时，向“中性”和“稳健”的方向调整。积极财的
政策对治理经济衰退比较有效。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可以适度紧缩，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在总量上，可以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同时适当调整国债使用的结构和方向，更多地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重点放在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义务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和基本卫生条件及的保障和改善方面；增加对“三农”问题的投入。同时，控制政府投资节奏。
二、货币政策短期内应保持稳健，并对利息率予以适当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将进行连续的微调。居民存款早已是负利率；货款的实际利率也很低。利率的调整，可能对制止钢铁业，电解铝的投资作用不大，但对居民的房地产，汽车贷款的需求还是有一定作用的。目前，广义和狭义货币增长幅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部分企业感到资金紧张，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降温，货币政策在数量控制方面可以稍有松动。但是考虑到控制通货膨胀的任务，央行仍应该谨慎地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同时根据情况较为频繁地进行微调。
三、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来看，随着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成为必然，货币政策也将从“配角”上升为“主角”，控制好货币供应量成为主要调控目标。要切实建立起激励中小企业, 服务业发展机制，拓宽中小企业的投资渠道。这里的核心是建立适合于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体制。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中国特别缺的是大量面向中小企业的专业投资公司。国际经验证明，大力发展对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能较快、较大规模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加快开放民营中小银行试点也不失为使 “冷”的领域“热”起来的好途径。民营银行要大胆试点，谨慎推广。与此同时，大力发展货币市场，进一步解决资本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打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推进利率市场化，多渠道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那些“求资若渴”的中小企业。
五、存在问题
一．由于学识所限，我们没有对单位根进行检验。因此本文中没有考虑变量的平稳性。
二．常用的对经济增长的测量均是采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内生的变量来分析，我们这里采用了外生的政策作为解释变量，而政策变量只是通过实际变量中的关系，通过对某些实际变量的影响来实现间接影响经济增长，模型说服力可能不足。
三．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用语短期经济分析，而且建立在诸多的假定条件之上（如短期内价格不变等），很大程度上，实际情况不能满足这些严格的假设条件，因此，从长期的经济分析来看，存在缺陷。
四．改革开发能够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历了由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到国民账户体系（SNA）的转换，1993年开始试用SNA到1999年全面采用SNA和世界银行对中国官方GDP估计值全面接受。如此,对GDP核算的体系和口径上的不一致对模型的回归结果可能会产生影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
参考文献：《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汤在新 吴超林 2001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蓝皮书》 2002
《宏观经济分析》，余少谦， 2004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调控与政策》，杨坚白,陈东琪 2002
《紧缩与扩张：中国宏观调控模式选择》，吴军，2001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赵彦云 1999
附：各方程的回归估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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