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及其演化
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020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杭州 310012
克雷格把西方传播学理论分为以下七种传统：
（1）修辞学传统；
（2）符号学传统；
（3）现象学传统；
（4）控制论传统；
（5）社会心理传统；
（6）社会文化传统；
（7）批判传统。
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对传播理论的分类，但克雷格的分类无疑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成为西方传播学经典教科书编排的依据
（一）修辞学传统：传播是话语的实践艺术
传播理论的修辞学传统源自古希腊。在20世纪之前，正是修辞学构成了人类传播理论的主要来源。古希腊的修辞学着重研究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在修辞学看来，传播是话语的实践艺术。这一视野的传播研究处理的是如何通过话语的使用艺术进行说服的问题（Bitzer，1968）。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修辞学逐步将目光转移到对各种类型的符号的关注，当代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早已从话语和文本扩展到各种媒介化的符号使用，如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李特约翰，2009）。换言之，修辞的定义早已扩展为人们对符号的运用，其研究旨趣也转向讨论“如何让人来适应思想，以及如何让思想来适应人”（Ehninger，1968）。
过往的修辞学更关心如何进行有效的辩论和演说。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倾向于把传播当做一种单向的流动过程，一种传者针对受者的说服过程。而在当代，修辞学视野中的传播研究更关心人们如何使用符号来影响周围的人，以及人们如何使用符号来构建所处的世界。这就意味着，修辞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修辞学又发展出了新的趋势，更加聚焦于修辞对个体独特生命体验的影响，尤其是对种族、阶级、性别、性行为和性取向等体验的影响（李特约翰，2009）。
（二）符号学传统：传播是主体间的符号互动过程
符号学传统的传播研究关心的是主体间何以通过共享的符码系统进行意义的表征与传递（Craig，1999）。符号及其系统不仅仅是人类传播的工具，更是文化及其意义得以生成的系统，是共享理解得以达成的基础。特定语境中大多数人所了解的语言及符号规则，就是特定的文化。正是文化这种共享的符码系统，使得人们在运用特定符号时能够互相理解。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使用的共享符码系统也有所不同。因而，符号学传统的传播研究需要进入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对阐释者使用的符号及其共享意义进行考察。在克雷格看来，修辞学传统与符号学传统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修辞常常被视作传播的敌人，因为现代传播在意的是理性、真实、明晰与理解，而传统修辞学更在意对语言的操弄（Craig，1999）。但与此同时，当代修辞学对符号的特别关注与符号学亦有共通之处，只不过符号学传统更注重阐释符号的表征和传递，而修辞学更关注语言的结构及其策略性使用。
（三）现象学传统：传播是对他者的体验
现象学传统的主要奠基人是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人们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来认清真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抛弃固有的习惯和模式，廓清偏见，如此才能原原本本地体验到万事万物（Husserl，2012）。梅洛-庞蒂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影响世界，事物并非独立客观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对它们的感知当中，作为阐释者的人类与他们所阐释事物之间是一种对话的关系（Maurice Merleau-Ponty & Smith，1996）现象学的主要理论前提包括：第一，我们在体验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知识是在有意识的体验中直接被发现的；第二，事物的意义是由该事物与我们的关系决定的；第三，语言是意义的工具，我们通过语言来体验、定义和表现世界（Deetz，1973）。现象学的主旨是让事物以它本来的面目展现出来（Palmer，1969）。阐释（interpretation）是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给我们的体验赋予一定意义的过程（李特约翰，2009）。
现象学传统的传播理论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传播模式。在此模式中，人们本真性而非策略性地运用语言。然而，这种本真性交流在媒介化社会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因为我们对自我与他者的体验都是中介化的。由此，现象学传统明显区别于符号学传统和修辞学传统：符号学认为传播必然经过符号的中介；修辞学探讨人们对符号的策略性运用；而现象学追求的是人类本真性之间的对话，因为这才符合人类对陪伴、友谊和爱的想象（Peters，1994）。
（四）控制论传统：传播是信息处理的过程
控制论传统在美国传播学最初的建制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直至今日，仍是美国传播学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传统之一。有学者甚至认为，现代传播理论的缘起就是策略与控制理论的结合（Krippendorff，1989）。控制论讨论的是一个复杂系统当中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根据这一理论，传播也是由各个部分（或各种变量）组成的系统（李特约翰，2009）。控制论传统的传播研究把传播定义为信息处理的过程，强调传播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传播问题通常意味着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噪音、过载、结构与功能错位等问题，通过对信息处理技术以及相关系统的设计、分析、管理、干预，有助于解决这种问题（Craig，1999）。拉斯韦尔的“5W”模式和香农—韦弗（Shannon & Weaver，1948）的传播数学模式都是这一理论传统中的典型理论。这两种模式都把传播视作一个线性的传递过程。
控制论传统的传播研究认为，传播是一个系统，因而它与前文提到的三种传统有很大不同。首先，修辞学认为传播是话语的艺术，其中包括各种价值判断；但作为信息处理过程的传播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机制。其次，控制论传统把符号学中的符号内容简化成了功能性的信息。再者，现象学强调本真性是对话关系的重中之重，而控制论认为系统永远无法探究个体是否出于本真。反之，控制论更感兴趣的是如何有效评价信息的可信性。可以说，控制论传统与下文提到的社会心理传统都建立在传播的“传递观”基础上，也正是这两种传统的前提假设、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成就了沿袭至今的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
（Gitlin，1981）。
（五）社会心理传统：传播是表达、互动和影响的过程
社会心理传统与控制论传统一样，都是美国传播学研究重要的理论来源。控制论更多把传播当成一个整合的系统来看待，而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把“个体”作为“社会人”来加以研究，尤其注重个人的社会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认知过程（李特约翰，2009）。在社会心理学看来，传播就是人类表达、互动和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产生一系列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后果（Craig，1999）。与符号学传统类似，社会心理传统也认为传播是个体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但有所不同的是，符号学传统认为主体之间是通过符号来进行意义交流的，社会心理学则认为个体之间的交流是基于一系列的心理倾向，如态度、情感、个性、社会认知等，这些心理倾向同时随着社会互动的过程发生变化。因此，社会心理传统的传播研究更关心传播效果的问题（Craig，1999）。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他对于美国选民的一系列研究被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之作。
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传播研究大多以“认知”作为研究方向，尤其关注人们如何获得、储存和处理信息，信息会如何影响到个体在认知、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李特约翰，2009）。在西方传播学界，以社会心理传统为基础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经历了一个渐进式的演化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学者们认同的是传播效果的“魔弹论”（magic bullet），即媒介在影响社会舆论和个体行为方面发挥着犹如魔弹一般的强大作用。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二级传播和选择性接触等理论的出现，学者们认为媒介对人的影响是相当微弱的，人们更多通过意见领袖来获取信息，此时的传播效果理论被称为有限效果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传播学又回到了传播的强大效果论上，议程设置理论、涵化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逐渐成长为体现传播学科自主性的经典效果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传播学仍然不断在新媒体语境中重复检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然而，在凯瑞看来，这些理论建立在传播的“传递观”基础上，“已经黔驴技穷，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Carey，2005）。因此，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在此观点下，传播的意义不是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和维系有意义的人类共同体（Carey，2005）。传播研究应当考察的就是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过程，即“现实得以产生、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Carey，2005）。由此，也就进入了社会文化传统的取向。
（六）社会文化传统：传播是社会秩序的（再）生产过程
在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论视野中，传播就是生产和再生产共享社会文化模式的符号过程（Craig，1999）。相关的传播研究旨在解释社会现实是如何在微观的符号活动过程中被创造、建构、维护以及改变的。社会文化理论希望在宏观的结构和个体的能动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争论的双方，一方是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维护，另一方是微观个体对于意义的协商与重构。符号互动过程中的扭曲、冲突、误解有可能威胁到共享的仪式、规则与机构，对此，社会文化传统的传播研究致力于从科技变革、传统崩塌、城市化、科层制与理性化、后现代文化分裂以及全球化等角度加以考察。与此同时，个体既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在各自所处的情境中被赋予各种身份和标签，又是作为共享符码系统的文化的建构者，通过其行动和话语实践反思性地重构着有关自身身份认同及所处环境的意义。因此，社会文化传统也要求传播研究更多探讨文化多元性、文化相对主义以及价值宽容与理解（Craig，1999）。
（七）批判传统：传播是话语反思
批判传统的研究旨趣是解放。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关心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支配性问题。批判理论家旨在揭示那些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力与信念（即意识形态）。他们关心的研究问题是：谁在说话？谁没有说话？他们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符号、话语、文本如何宣扬了某种意识形态？如何建立和维护某种权力？怎样通过传播实践改变被扭曲的公正？（李特约翰，2009）而发展到哈贝马斯这一代，批判理论更多走向了规范性的取向，旨在实现人类交往过程中的本真性理解（Habemars，1984）。传播过程不仅包括信息或观念的传递，也不仅是意义的仪式化共享，本真性传播是一个话语反思的过程，这一规范性目标也许永远无法达到，但这种反思的过程却是解放的（Craig，1999）。
批判传统的传播研究理论主要有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两大分支。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形成和发展了一个独特的学术派别：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主要包括霍克海默、阿尔诺、马克库塞、哈贝马斯等。该学派的批判建立在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基础上，强调文化工业的入侵造成了人文意义和价值的丧失。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霍尔、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在批判性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文化研究学派。他们对于大众文化并不采取拒斥的态度，而是更注重对作为文化形式的大众媒介及文本的意义进行诠释，但同时又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霸权及其内隐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韦路，2010）。美洲大陆上也有一支持批判立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们着重考察各种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影响媒介机构的运作，从而揭示西方传媒界背后的诸多神话。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斯麦兹、席勒、莫斯可等。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演化。在20世纪以前，沿袭自古希腊修辞学传统以演讲为核心的传播问题，构成了人类传播理论的源头。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库利、杜威、米德、帕克等人从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田野考察等质化研究方法，探究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过程，他们的研究是社会文化传统视野下传播研究的发端。在欧洲大陆上，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对现代文化工业的批判，奠定了传播学批判传统的基础。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传播学的学科化与建制化过程中，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却忽略了传播学芝加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直接将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认定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其中，拉斯韦尔是控制论传统的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传播学哥伦比亚学派从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采用调查问卷等量化研究方法，注重对传播效果的考察，属于社会心理传统。以上两个传统奠定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导范式（Gitlin，1981）。美洲大陆上的少数派则是由斯麦兹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霍尔等人继续发扬欧洲大陆的批判传统，发展了文化研究学派，而霍尔的表征理论与符号学传统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美国传播学研究继续以社会心理传统作为主导。20世纪70年代，社会文化传统视野下的媒介社会学/新闻社会学开始成为传播研究的主流路径，这些研究将大众传播中的媒介机构、媒介内容与媒介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发展了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奠定了传播学的学科自主性。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媒介政策研究同样是学科自主性转向的重要标志，加上此前女性运动和黑人运动催生了传播学对平权问题的关注，都丰富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20世纪90年代，流行文化、身份认同等成为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标志着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向；现象学传统延续了对音乐本真性的讨论。21世纪以来，传播研究再次围绕互联网展开对经典效果理论的检验，社会网络分析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应用，表明社会心理传统的强势回归。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传播学文献，也是方可成老师《新闻实验室》的通告之一（他后天即将会给大家授课，大家可以点击阅读原文了解即报名），对于对传播学有所认识的人来说，不吝为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地图，尽管对于很多考研的同学来说，可能看不太懂。或者会把它跟刘海龙老师的传播的六种话语混淆起来。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由于接触的传播学理论还太少，主要由西方的经验主义传播理论为主，（也就是文中的第四和第五种），所以很多部分都会觉得很陌生。这也是十分正常的，老实说，这里面很多内容对于考研来说，已经超纲了。
那么，我为什么要推这一篇文章？原因很简单，这篇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告诉我们，观察和分析一个传播现象，可以从七种不同的视角去进行分析。举个例子，例如前些年引发难民进入欧洲的的“海滩遇难小男孩照片事件”。从修辞学和符号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分析从传播者方面这张照片打动人心的部分是什么（例如把孩子埋在沙滩里，是一种对于生机和纯真消逝在战火中的暗喻），受众又是如何基于他们的文化背景来解读这个符号的。控制论的角度，我们可以考虑海滩小男孩的信息，是如何在整个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中传播的，而这些复杂的信息网络又是如何彼此反馈形成舆论，最终影响到许多国家的难民政策的。社会心理传统是最经典的，我们会有各种传播效果理论，例如媒体的议程设置、两级传播、涵化等等。社会文化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对海滩男孩的同情震动了各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交网络，对战争的抵制实际上是一种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最后，在批判的文化中，我们会思考，西方媒体之所以大肆宣传海滩男孩，实际上是一种“贼喊捉贼”，用渲染战争的残酷、西方的博爱来掩盖西方是真正的刽子手和始作俑者这一个事实。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更深入的思考体系。
PS：唯一我不好说的是现象学。因为这个部分说实话，需要的理论背景是最多的，例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这个部分也只能交给哲学背景的同学发挥了……
瓦叔的2018新版框架图&逻辑图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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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冀青博士论文芝加哥学派》.doc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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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
为什么是芝加哥学派？——在我将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播学理论谱系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后，不少传播学界的同仁关切地询问：为什么不把宝贵的精力投放在别的什么学派，比如哥伦比亚学派或是耶鲁学派，哪怕是法兰克福学派也好。
我知道，从传统传播学研究的角度，由拉扎斯菲尔德（Paul F.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 Merton）领衔的哥伦比亚学派，由霍夫兰（Carl I. Hovland）领衔的耶鲁学派，以及由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似乎比芝加哥学派有更大的影响。
我知道，在业已定格的“经典视野”中，芝加哥学派似乎没有一个专门的传播学家，似乎在21世纪的今天，讨论芝加哥学派实在是不够前卫。
我也知道，这种关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映象恰恰投射着、承载着国内外传播学界对传播思想史根深蒂固的主流观点。
在接受了近些年的“社会学洗礼”之后，我对自己的学术道路的新起点作出选择：全面发掘、审视、推介芝加哥学派传播理论谱系，以表达对国内外传播学主流观点的扬弃，以及对传播学未来发展的思考。
中国的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甚至整个传播学理论，受到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极大影响。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一书中，施拉姆曾经高度评价了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拉扎斯菲尔德、勒温（Kurt Lewin）和霍夫兰等四大奠基人所开创的传播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为后来的传播学奠定了基础。（Wilbur Schramm，1997：3）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施拉姆的看法似乎就像是圣经一样左右着传播学界的看法，“四大奠基者”的说法开始广为流传。在美国，如黄旦描述的那样：“大众传播的四个奠基人是施拉姆所选择并树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此提出疑问的并不多，更没有人打算颠覆之。相反，顺其思路的倒是所在多有。”（黄旦，2004）在中国似乎更是如此，许多传播学教科书都用以下的方式来讨论传播学的缘起：“每当人们谈起与传播学产生有关的事件与人物，有人会列举电话的发明、广播的出现和电视的影响，有人会提到香农的信息论和韦弗的控制论……但是我们认为最值得评介的应是在传播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刻’出现的四位创始人——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拉扎斯菲尔德，还有传播学的完善者——施拉姆。”（邵培仁，2000：13）“传播学在美国形成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宣伟伯把其中4位即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莱温和霍夫兰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其实，在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学者也作出了相当于或至少不亚于这4位的贡献，……但宣伟伯的这个意见对于了解传播学形成的脉络以及宣伟伯本人的偏爱都是有意义的。”（戴元光、金冠军，2000：33）
事实上，传播学的源头即使不是多元的，恐怕也不会是一元的。在四大奠基人之前从事过系统传播研究的学者甚至还远远不止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在美国本土，当时从事演讲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为数众多，像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样的非学院派传播研究者恐怕也不容忽略。放眼整个世界，情况更为复杂。正如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说，在20世纪有两个时期，交流的观念曾经是思想论争的热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论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论争。“自从第一次论战开始，传播理论的一切可能的思想选项都已经清晰可见了。在哲学里，‘交流’是一个核心的观念。……在更加宽泛的社会思潮里，对许多人进行的大规模传播，无论这许多人是‘群众’、‘大众’、‘人们’还是‘公众’，都成为一个研究主题。……在世界各地，‘传播’的问题都提上了议程。”（彼得斯，）在此期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杜威（John Dewey）、滕尼斯（Ferdiand Tonnies）、艾略特（T．S．Eliot）、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交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探索。也就是说，在一战前后，传播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当然，在这些研究者中，最为系统的传播理论还是来自社会学芝加哥学派。
根据施拉姆的本意，选择以拉斯韦尔为首的四人充当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如下：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并推动了传播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其中三人建立了研究和教育培训的机构，指导过大批的学生，对同事产生很大的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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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学派传播研究的“衰落”及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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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微信公众号&p&学习中自己整理了一份传播学史年表。&/p&&p&打听了下，学生党来说，出版无望。不浪费 ，分享出来，有心人可以参阅。&/p&&p&另，因为是自己整理的，所以很多直接引用，要是有版权问题，麻烦告知，谢谢。&/p&&p&&br&&b&传播学史年表（20世纪）&/b&&/p&&p&&b&19世纪（）&/b&&/p&&p&【背景概述】&/p&&p&作为传播学学科基础的那些观念从来不是“独自”从某个学者个人头脑中迸发出来的，而是在与一系列知识的互动中酝酿，并最终成型为一个潜藏着有关“传播/交流”的整体性知识网络的纽结。因此，当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传播学史上各种关键观念的产生过程时，社会整体的知识状况就必然成为绕不开、必须加以澄清的主题。&/p&&p&麦格雷将19世纪末认定为传播社会学发展“错失良机”的一个时期，尽管在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和韦伯等欧洲学者那里，对新兴的大众传媒都有所论及，但是，由于其悲观主义的倾向，“严重伤害了欧中强大学术传统的发展”（麦格雷，2009：5）。与此相反，美国的学者们对新生事物似乎抱有某种“天生”的乐观主义，反而“为传播学专业研究机构在美国的设立创造了良好的学术范围”（麦格雷，2009：6）。&/p&&p&以对新生事物所持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感——乐观与悲观——为线索，麦格雷为传播学在欧美两片现代学术的重要场域中的不同发展路径找到了某种根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社会心态为重要变量的学术史/理论史的构建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内在逻辑运作的结果。乐观与悲观，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社会心态的一部分或是基础部分】如果，我们去细细检视19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作为人类历史的标志性事件的是西欧与北美因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而这场变革的基础上，自然科学从其原先附属于哲学、神学的地位之中挣脱，并逐渐走向成熟，成为现代知识体系的中心。正是基于此，狄尔泰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分而视之，不仅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自然科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也开启了被统和在“精神科学”这一名称之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内部持久的争端。&/p&&p&另一方面，技术和经济上的变革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体系的革新，而且还有社会思潮的颠覆。“民族主义”无疑是主导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的观念被逐渐确立，对立与冲突在欧洲大陆不断重演，直至其后的20世纪，由“民族”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依旧余音不绝。&/p&&p&我们始终要警醒的是，今天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形式，在18世纪及至19世纪都还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国家边界的不断调整、民族构成的重新组合，都使得“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国家形式受到了不小的威胁。连“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也是现代以后的产物。&/p&&p&在这种不断的冲突和混乱之中，欧洲学者对大众媒介的“悲观情绪”无疑是可以理解，并找到其历史、现实根源的。&/p&&p&而美国这一土壤中，单一民族（以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为主）的优势体现明显，他们所面对的更多并非与“人”的冲突，而是与“自然”的冲突，而技术的进步无疑助长了他们的自信，连实用主义这样的思想之所以诞生在美国也是由其根源的。因此，当“乐观”成为美国这一新兴国家的整体“情绪倾向”时，&/p&&p&当然，在芝加哥这一迅猛发展的现代城市中，杜威、帕克等人首次遭遇的“人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秩序的问题，他们自觉地将大众传媒视为某种处理“人的问题”的“工具”，也就是说，将美国人处理自然问题的思维方式移用到了解决“人的问题”之中。&/p&&p&而更为重要的结果是，美国从此成为了大众媒介这一新生事物野蛮生长的乐土。不管是广播，还是电影，都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这一点，在布茨的《美国受众成长记》（The Making of American Audiences）一书做了详尽的描述。&/p&&p&应该说，在欧洲大陆，只有德国的纳粹采取了与美国一样的做法：将媒介作为一种工具。“到了1941年，全德国已经有1600多万台收音机几乎遍布德国的每个家庭”（石义彬）。而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所看到的是“事实”。&/p&&p&&br&&/p&&p&&br&&/p&&p&【1825】&/p&&p&&b&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生命体类比；组织；网络&/b&&/p&&p&5月19日，克劳德·昂利·德·圣西门（Claude-Henri de&br&Saint-Simon）去世。&/p&&p&“网络”是19世纪思想观念史上产生的一个重要概念，马特拉认为，圣西门的“以生命体比喻社会”的思想，构成了将“组织”视为“网络”的开端。“根据圣西门的模式，社会是一个有机系统，是一组网络或网络结构，同时也是一个产业系统，由另一个产业对其进行产业管理。……按照圣西门的观点，财富的流动对于社会就像人类的血液对于心脏，它使社会联结为一体，并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H.T.】&/p&&p&1844年，第一条电报线路在美国诞生。&/p&&p&事实上，圣西门的这种生命体类比绝非偶然，在切特罗姆的叙述中，电报诞生后即被不少人认为是联通社会这一大“生命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p&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不断创造新的概念，或是改变概念间的连结方式（比如制造不同的隐喻，在这里，作为新概念的“网络”和作为新的隐喻方式的“生命体隐喻”被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特殊的关系一旦被奠定下来，曾经潜藏于历史现象之下的“媒介”也得以浮出水面，这也就是后来彼得斯所论述的那种有关交流的观念得以“重新发现”的重要源头之一。）&/p&&p&&br&&/p&&p&【】&/p&&p&&b&关键词：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社会发展；社会研究方法&/b&&/p&&p&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出版了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p&&p&“孔德指出，由于理论总是先于实践，所以要想完成革命世界的重建，就必须将科学的或‘实证的’方法扩展到神学家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视为最后的堡垒的政治和社会的研究。采用这种实证的方法意味着把科学规律与对具体事实的观察结合起来，尤其要尽力避免综合总是有着‘形而上学’性质的思辨。”（培克林著，凌琪译，2009）&/p&&p&为了详细描述社会的构成，孔德将社会研究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者都强调人类成员的相互联系以抵制现代的利己主义”。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秩序，“它专注于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培养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情感”；社会动力学分析社会的发展演进，“给人们一种与过去和未来的人类世代相连的感觉。……每一种社会状态都脱胎于先前的社会状态，然后产生下一种社会状态。”（培克林著，凌琪译，2009）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静力学还是社会动力学，都绕不开“交流”或“传播”，因为只有在“交流”或“传播”中，社会秩序才能得到维系，社会发展才能顺利实现。当然，对马特拉而言，其更关心的是，在社会动力学方面，孔德所提供的“发展”的观念，他们指出，“最初的传播理论来自于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根据这样的历史观，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一个中心向外围辐射其价值来完成。”其后，到“19世纪末，把传播系统描述为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动因的社会生物学模式得到普遍的认可。”（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之一，孔德不仅在其著作中暗示了“交流”问题的存在，同时也指出了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比较法、实验法和历史法。“贯穿在这些具体方法中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统一的科学观，即认为社会同自然并无本质的不同，没有必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出划分。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也成为长期争议的问题。&/p&&p&观察法：&/p&&p&观察法可以分为直接观察和简介观察，直接观察是观察者直接接触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间接观察则是通过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风俗、礼仪和语言等进行分析获得有关社会历史和文化遗迹的资料。&/p&&p&实验法：&/p&&p&利用社会发展的特殊状态进行实验，当社会正常进程收到确定方式的干扰时，实验的作用就表现出来，使我们有机会发现正常社会的规律。&/p&&p&比较法：&/p&&p&只有通过比较，社会学家才能简化观察和实验所收集到的资料，发现正常的规律。&/p&&p&历史法：&/p&&p&历史法是对社会发展的先后和连续方面进行考察，把不同社会现象依照其发展顺序加以排列，从中分理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揭示其增减盛衰的趋势，从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百度百科） &/p&&p&【H.T.】&/p&&p&孔德为传播学理论【或者是更广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所提供的一种新的有关“社会进化”的生物学隐喻。在这个意义上，孔德与达尔文几乎是同时，为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了这一新的隐喻模式。&/p&&p&&br&&/p&&p&&br&&/p&&p&【】&/p&&p&&b&关键词：生物进化论；偶然性；进化；非语言传播&/b&&/p&&p&1831年至1836年间，年仅22岁的达尔文搭乘“比格尔号”进行环球航行，成为“进化论之创立的一个关键事件”（罗杰斯，殷晓蓉，2012）。&/p&&p&“达尔文考察了巴西海岸、阿根廷南部的南美大草原、南美洲大陆南端的火地岛、阿根廷沿海的福兰克群岛，然后踏上智力、秘鲁和厄瓜多尔的西海岸。”（罗杰斯，殷晓蓉，2012）“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开创性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其他几个学者的影响。一个由自然科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把进化思想推向前进，许许多多的进化理论已经出现，其中每一种理论都既有赞同者，也有批评者。这个无形学院的成员在进化的性质问题上有分歧。”（罗杰斯，殷晓蓉，2012）&/p&&p&1838年，达尔文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深受启发。在随“比格尔号”航行期间，达尔文做了大量生物资料的收集工作，但其航行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他对地质学方面的发现，而非生物学。偶然机会下的阅读《人口论》，使达尔文得以接触到“马尔萨斯关于竞争的选择作用的基本思想”，从而为其进化论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概念（罗杰斯，殷晓蓉，2012）。“达尔文意识到，人口的压力造成了生存斗争，因为构成人口的单位为了可以获得的食物相互竞争。因此，自然作为一种选择力量而行事，它消灭弱者，让那些新的、特别适合于其环境的物种得到发展。达尔文推论说，如果这个过程的发生是针对人类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也肯定会针对其他生物而发生。”（罗杰斯，殷晓蓉，2012）&/p&&p&日，达尔文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阵中有利种类的保存》在伦敦面市。“在此之前，虽然其他进化理论已出现，但达尔文是第一个提出偶然变异之机制的人。”（罗杰斯，殷晓蓉，2012）&/p&&p&1873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作为达尔文直接涉足传播或交流问题的一部著作，“这本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他论证说，如果不理解动物的情感表达，就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表达。……达尔文通过描绘婴儿和儿童、各种文化中的成年人、精神病患者，以及诸如猿和狗那样的动物的情感表达，来支持他的非语言传播的起源理论。”（罗杰斯，殷晓蓉，2012）&/p&&p&日，达尔文因患心脏病去世。&/p&&p&达尔文对传播学的影响，一方面在于其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对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另一方面，也在于其所关注的“进化”问题，经过《物种起源》一书成为了当时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某种可被称为“生物学范式”或“进化论范式”的理论架构，“竞争”、“进化”、“偶然性”（此概念在经过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其决定性作用已被大大弱化）、“环境和生存压力”等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研究）中，并间接影响了美国的芝加哥学派等。 &/p&&p&&br&&/p&&p&【1835】&/p&&p&&b&关键词：近代统计学；概率论；均值人；社会秩序&/b&&/p&&p&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凯特勒（Lambert Adolphe Jacques Quetelet，）发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再版时改名为《社会物理学》）（百度百科），由此，其称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度量方法建立了。“它的基本单位是均值人。均值人相当于身体的重心，偏离均值即可视为社会秩序反常、危机和失衡。”（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凯特勒被认为是“近代统计学之父”，他将概率论引入统计学，从而使统计学成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统计学。从1831年开始，凯特勒就已经开始从事人口和犯罪问题的统计学研究。在这种研究中，他发现以往被人们认为从个体来说具有偶然性、从整体来说具有杂乱无章性的社会犯罪现象，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做其他诸如自杀、婚姻、神经病患者等问题的统计时，凯特勒均发现了相似的现象。因此，他确认了，那些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p&&p&革新统计学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为其提供了用以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有力工具，而促使这一革新成为迫切需求的，则是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性质的变化。19世纪，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加，社会管理问题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管理者或统治者所面对的，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物理空间中分隔、疏离、却在精神层面具有同质性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物理空间内紧密相连、精神层面上极端异质的“群众社会”。“群众被描述为对社会整体的一种现实或潜在的威胁，……由于存在这种危险性，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系统以便实现对司法和人口的统计控制。”（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为了预测社会共同责任和相互依存关系，出现了把责任社会化的福利国家理论，所有社会问题被归结为不平等问题。共同责任的概念抹杀了慈善和互助的自愿主义话语，代之以一套生命单元之间生物依赖必要性的说辞。这些理论都以个体安全为前提，个体通过与生俱来的契约关系——包括债务关系，成为整体的组成部分。共同责任也成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概念基础。相互依存的生物概念反过来为必要的沟通理念提供了基础。”（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 &/p&&p&&br&&/p&&p&【1835】&/p&&p&托克维尔发表《论美国的民主》&/p&&p&&br&&/p&&p&“报刊擅长鼓动，但它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制造激情。”托克维尔认为报刊至少有三大功能：&/p&&p&——公开政治的神秘力量，保障自由（迫使公众任务轮流接受公意论坛的检验）；&/p&&p&——为公民提供共同参照，维护社群融合（只有报纸能同时把某个观点放进成千上万人的思想中）；&/p&&p&——快速促成统一的行动（个人和党派无须见面即可交流，无须接触就能达成一致）&/p&&p&（麦格雷，）&/p&&p&&br&&/p&&p&韦伯：&/p&&p&他指出了传媒对现代人的独特贡献：传媒让人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观点，从而广泛地改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麦格雷，2009：18）&/p&&p&&br&&/p&&p&【H.T.】&/p&&p&在社会学的叙事中，传播是以对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影响者的身份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之中的。&/p&&p&&br&&/p&&p&【1839】&/p&&p&&b&关键词：符号学；实用主义&/b&&/p&&p&日，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或皮尔斯，Charles&br&Sanders Peirce，）出生。&/p&&p&皮尔士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曾于哈佛大学就读，在美国海洋和大地测量观察所任职。一生不得志。1887年以前一直未能在大学谋到一正式教席 。&/p&&p&皮尔士，与语言学家索绪尔几乎同时代，两人都被认为是符号学的先驱人物。&/p&&p&“皮尔斯对符号研究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发现：符号之所以为符号，主要是由于符号的解释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所作的解释或认知。符号自身无所谓指称和表达，而是人们这样理解和规定的结果。也就是人赋予符号以生命，并以符号为工具发展了人自身。皮尔斯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主要有两点：（1）其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2）建立了符号体系，并对它们做了细致的分类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符号学说。” （阿瑟·伯格，李德刚等，2011，译者注）&/p&&p&“与索绪尔对于符号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局限于语言符号不同，皮尔斯的符号学说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哲学色彩，而且把符号问题的探讨推广到了各种符号现象，从而建立了全面意义上的符号学体系。而且二者在有关符号本质问题的许多看法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但是，两人都发现了符号的一条最基本的功能：符号的作用就在于能代表或替代不同于自身的他物。” （阿瑟·伯格，李德刚等，2011，译者注）&/p&&p&“索绪尔致力于在语言之内理解符号（更关注符号之内的能指、所指关系，以及符号之间的组合、聚合关系等），而皮尔士对符号的理解则超越了语言，涉及认知领域。他探寻了符号、指称的意义以及指称对象之间的三角关系。这一理论后来被英国文艺理论家查尔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和瑞恰兹（I.A.Richards）发展成了著名的‘语义三角’。这种三角关系加入了认知主体，因此为符号意义的理解增加了变数，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受到约定的影响，还受到认知主体的影响。这就产生了所谓‘意义在人’的说法，跳出了结构主义的圈子。”（陈力丹，易正林，2009）&/p&&p&“皮尔斯认为，解释者必须提供符号的部分意义。他写到：符号‘对于某个人来说，从某个方面或某种能力来看，它代表着某件事物’（Zemean，1977，p.24）。这不同于索绪尔对符号功能的看法。皮尔斯承认符号学的重要性，原因正如他说的那样，‘即使这个世界并不完全由符号组成，符号还是遍布了整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事物都可以视为一条信息，或者用皮尔斯的话来讲，都可以视作一个符号。” （阿瑟·伯格，李德刚等，2011）&/p&&p&皮尔斯的作品在文是一个世纪之后才常常被人引用，而在他生前长期被忽视，主要因为皮尔斯是个边缘人物。……在实用主义者当中，皮尔斯反对客观主义幻象的态度最坚决，他认为一切认识都是发散的，都依赖于一系列的假设关系，就像一根没有尽头的论据的链条。（麦格雷，）&/p&&p&&br&&/p&&p&【1848】&/p&&p&&b&关键词：阶级斗争；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冲突；社会达尔文主义&/b&&/p&&p&1848年2月，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马克思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引自百度百科）&/p&&p&马克思“65年的生涯经历了好几次由暴力颠覆所导致的欧洲王国的垮台，包括1848年的法国革命。马克思的理论和革命直接相关。马克思的成长使时期也是资本主义日益上升、工厂扩张、欧洲各国建立殖民帝国的时期。”（罗杰斯，殷晓蓉，2002）&/p&&p&“马克思曾想把《资本论》题献给达尔文，因为他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非常之大。事实上，恩格斯就把马克思称作‘社会学的达尔文’。马克思采纳了一种严格的革命观点。他说，冲突和斗争——而不是和平的生长和增量的变化——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引擎。他的有关变革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奠定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即奠定在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基础上，后者又以个体对于生产资料（一种稀有资源）的不同占有为基石。一种进化的机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罗杰斯，殷晓蓉，2002）&/p&&p&“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中心是诸如这样一些概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异化’——个体被其自身的创造物（它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这些个体）所支配的程度。（西曼，1959；马茨，1987）。马克思的一生在时间上与欧洲的工业化相吻合，这种工业化的特征是人类通过‘功效’（个体对于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可想象的能力）与内在的控制日益增强对于自然的控制。马克思把异化看作是他的理论机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这是很自然的事。”（罗杰斯，殷晓蓉，2002）&/p&&p&“‘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诸如经济力量等物质条件决定社会中的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也被称作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它有赖于对于唯物主义（也就是经济）的一种历史分析，并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被用来赋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进化学说的名称，而人类社会是由物质的东西的发展所推动的（鲁伊斯，1979）。人类对于自然越来越具有控制力，诸如工厂力量的发展和工业产品的增加，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罗杰斯，殷晓蓉，2002）&/p&&p&“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阶级的压制、向无阶级和无国家体系的过渡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所造成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短暂的局面。社会主义是一种学说，它表明：为争取财富平等分配的斗争，可以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消灭剥削的统治阶级、以公有制取而代之来实现（鲁伊斯，1979）……”&/p&&p&“……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宏观层次上的有关社会变革的理论，希望这种理论能引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层面上解释社会变革，而不仅仅是通过个体层面变化的聚集。因此，马克思处于宏观分析层次，而不是微观分析层次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它在本质上与其说是社会心理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急需大的社会变革。这一悲观与激进的观点将他们置于政治信仰系列的左侧。”（罗杰斯，殷晓蓉，2002）&/p&&p&“马克思提倡一种基本的观点：‘在任何社会，获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基本资源方面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造就一种文化，这一文化引起某种类型的重大的社会冲突。’（本森，1979）……这里还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社会是不完美的，需要加以改变。而且，人们还可以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因素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的意思。”（罗杰斯，殷晓蓉，2002）&/p&&p&“由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阶级差异造成了一个系统内对于资源获得的不平等。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社会阶级，它在英国起源于工业革命。他说，由产业工厂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社会大量需要，因此它发挥着普遍的社会阶级的作用。无产阶级通过联合起来，能够获得改变社会所必需的力量（本森，1979）。这种联合有赖于无产阶级形成为一种阶级意识，也就是，一种对于在一个社会中具有某种共同作用的自我确认。马克思一直希望即将到来的革命，但是这一革命从未到来。他论证说，产业工人未发展出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为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控制着社会的精神生产资料（例如艺术和大众媒体），因此在无产阶级中制造了一种虚假的意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媒体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大众媒体的内容由社会阶级关系所统治。媒体巩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并主要是反对革命和反对变革的。……”（罗杰斯，殷晓蓉，2002）&/p&&p&&br&&/p&&p&【1850】&/p&&p&&b&关键词：有机体类比；单线进化；功能分析&/b&&/p&&p&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出版《社会静力学》，“支持自由放任主义事业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至此，他的最著名的观点‘适者生存’才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特纳，凌琪译，2009）&/p&&p&1852年，斯宾塞撰写了“社会心理学”（Social Physiology）大纲。“自1870年始，他逐步详细阐述了大纲中的思想——把生物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的连续性假设推到了极致。”（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在学术思想史上，包括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的记述，斯宾塞常常被冠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并将其与支持诸如机体类比、单线进化和功能分析等理论谬误相联系（特纳，凌琪译，2009）。但是，正如特纳所指出的，对斯宾塞在社会学历史上的轻视，一方面是由于其所提出的“适者生存”的观点为社会进化论者所广泛使用，而这些人所提倡的进化论思想因具有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特征而被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否定，斯宾塞本人所持有的认可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也造成了在西方学界，其长期的埋没；另一方面，斯宾塞思想的“宏大”特征和跨学科性质，在西方学术走向专业化的同时，显得不合时宜。（特纳，凌琪译，2009）&/p&&p&而事实上，斯宾塞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无疑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取得下列成果的第一人：发现了系统规模和功能分化之间的关系；创立了成熟的功能主义，这一理论从生产、再生产、调节和分配方面探究系统的分化；既从达尔文的角度，也从应对上升的后勤供应而做出决策的决策者的角度，创立了奥博的自然选择论观点；从辩证的循环、地缘政治和内部威胁等角度，创立了多维的权力理论；概括了听上去具有现代意味的基本的人类制度动力学的一般规律；整理并采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的比较资料；详细罗列了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充分意识到了分配在推动生产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对这些推动作用进行了理论的概括。”（特纳，凌琪译，2009）&/p&&p&就传播学思想观念的发展而言，斯宾塞的功能分析路径将“传播”或“交流”问题置于其宏大的理论体系之中。斯宾塞的“分化规律”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并且人口增长率越高，满足人口需要的后勤供应就越大，生产、再生产、调节分配结构和相关文化符号等的分化和精致化带来的选择压力也会愈大。”（特纳，凌琪译，2009）“传播”问题，也就是信息传输的问题，被包含在“社会分化”和“机体类比”中，“信息和其他传播手段，如邮政服务、电报和新闻机构，就是负责调节的神经系统，它们管理着中枢系统和外围设备的复杂关系。社会控制中心通过这些机构影响社会。信息的发送就像神经系统的信号发送，是从一个城市的居民到另一个城市的居民的传播运动。”（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 &/p&&p&&br&&/p&&p&【1858】&/p&&p&&b&关键词：社会学先驱；符号互动论；交往理论&/b&&/p&&p&1858年，西梅尔（或齐美尔）生于柏林的犹太家庭。&/p&&p&1885年起，西梅尔在柏林大学任教，其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大学教书。&/p&&p&“西梅尔著述甚丰，他的许多作品都是有关今天被称为现代性的东西。受C·达尔文和H·斯宾塞的影响，西梅尔围绕着社会进化、城市社会生活、城市生态学等问题从事教学和写作。他的理论成果直接影响了芝加哥学派，而对于西梅尔的思想概念化来说，芝加哥学派发挥着一种经验的实验室的作用。”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在西梅尔的重要著作中，有这样两本著作：《陌生人》——这部著作激励了芝加哥的R·帕克；《团体分支机构之网》（1922）——它导致了网络分析。西梅尔写到了三人组合，也就是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团体。他论证说，一个三人组合构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关系，因为三个组合中的两个成员通常构成了一个二分联合体，以对抗第三个成员。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T·卡普洛（Theodore Caplow）的领导下，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大量的有关三人组合的研究。”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西梅尔认为，社会学分析的进步是通过更深刻的思考、而不是通过积累和分析事实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与之相比，E·涂尔干的社会学风格的构成有赖于通过经验研究而获得的统计资料，M·韦伯的方法围绕特殊的概念而构建了社会学分析。现代美国社会学追随涂尔干和韦伯，却偏离了西梅尔（卡普洛，1968）。西梅尔认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对社会化的理解（斯派克曼，1966），这个观点由芝加哥学派的C·H·库利、G·H·米德和J·杜威推向前进，并将之系统地阐述为符号互动论。”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R·帕克将西梅尔有关传播的理论观点反映在他的研究和作品中，这种观点可以概括如下（莱文，卡特和戈尔曼，1976）：&/p&&p&1.社会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由个体之间的传播所构成。&/p&&p&2.所有的人类传播代表着某种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来说具有交互的效果。&/p&&p&3.传播在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不断改变的个体之间发生。&/p&&p&4.人类传播满足某些基本需要，……。&/p&&p&5.某些种类的传播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成为稳定的或固定的，因此代表着文化和社会结构。”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br&&/p&&p&【1886】&/p&&p&&b&关键词：精神分析理论；无意识；泛性论&/b&&/p&&p&1886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br&Freud）在维也纳开设私人医疗诊所，专治神经病患者。&/p&&p&“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 illness）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释梦》……”&/p&&p&1899年，《释梦》（即《梦的解析》）出版。&/p&&p&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心理学有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也有重要的影响。它通过批判学派、帕洛阿尔托学派、H·D·拉斯韦尔直接地影响了传播学领域，并且通过C·I·霍夫兰不那么直接地影响了这个领域。”（罗杰斯，殷晓蓉，2012）&/p&&p&“弗洛伊德地主要贡献是他对无意识的认识，对于超出我们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性欲在个体从婴儿时期起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罗杰斯，殷晓蓉，2012）&/p&&p&19世纪初，“维也纳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地。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奥匈帝国）的首都，这个有着100万人口的美丽城市是一个伟大的智慧中心。重要的思想风靡全城：包豪斯的建筑运动，A·勋伯格的激进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十二音体系，O·诺伊拉特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和L·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世纪之交的维也纳也表现出清教主义规范、性压抑、严格的道德规范等等特性。这一套东西与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特别是与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对于性的强调是相对立的。”（罗杰斯，殷晓蓉，2012）&/p&&p&“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与当时主流心理学的理论不同，他研究了传统心理学所忽视的领域，他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人格理论、本能论、焦虑论、性欲论和梦的理论。”（石向实，2007）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化工作之一涉及到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试图通过考察个体内在的东西、特别是探究个体的无意识来解释人的行为。”然而，弗洛伊德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在后人看来却未必是科学、严谨的，“他不以一种正式的方式来检验假说，而是确认概念、建立分类、提出他的这些概念间的可能关系，或许用一两个个别病例研究来对之进行阐述，用这一种解释的方式来推论出精神分析理论的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将自我分析作为他的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精神分析的有效性缺乏确切的科学根据，所以对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以它表面上的有效性为基础。”（罗杰斯，殷晓蓉，2012）也正因此，弗洛伊德为社会科学，无论是社会学还是传播学，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观念的突破”。&/p&&p&1921年，弗洛伊德“辩驳了两种群众心理学的定理，即人群激发了情感，抑制了思想。弗洛伊德认为用‘暗示’解释个体的转变简直‘不可思议’，斥之为‘暗示专制’。为了澄清‘群众情感的本质’，他求助于力比多（libido）的概念。弗洛伊德曾在对神经官能症的研究中检验了这个概念。他认为，如果一个个体在大众中放弃了他的独特性（singularity），让自己受到他人暗示的影响，那么他一定是感到有必要与他人融洽相处，而不是与他们对立——所以或许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别人。”（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在这里，弗洛伊德指明了两点：一是群众心理学现象的解释基点不在“群众”，而在个体本身，这也是精神分析理论的特点之一，“个体”先于“群体”而存在；二是“暗示”的效果应被解释为群体压力的作用，而非其他。&/p&&p&“尽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注重人类行为的个体内的解释，但它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p&&p&1.心理学是以（实验室的实验）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神经病）问题为中心。心理学试图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而成为科学的学科，但这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是不适合的。（舒尔茨，1975）&/p&&p&2.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影响，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论涉及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资料。&/p&&p&3.心理学的时间框架是实验的此时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论与个体以前的生活有关，利用回忆童年时期的事件来解释成人的神经病。&/p&&p&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主要感兴趣的个体是正常的成人或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则涉及神经病患者。”（罗杰斯，殷晓蓉，2012） &/p&&p&&br&&/p&&p&【1889】&/p&&p&1月3日，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br&Wilhelm Nietzsche）在意大利都灵的卡洛·阿尔贝托广场上昏倒。10日，被送往巴塞尔的精神病院。医师维拉（Ville）的诊断是“进行性麻痹症”。17日，在母亲的陪伴下，尼采被送入耶拿大学医院的精神科进行治疗。日在魏玛与世长辞。28日下葬于故乡勒肯。&/p&&p&（矢代梓，2009：26）&/p&&p&&br&&/p&&p&【、1895】&/p&&p&&b&关键词：群众；群众社会学；公众&/b&&/p&&p&1890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Jean Gabriel Tarde）出版《模仿律》&/p&&p&1891年，意大利社会学家西皮奥·西盖勒（Scipio Sighele）在都灵出版《群体犯罪》。&/p&&p&1895年，法国精神病理学博士居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出版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p&通过这三部著作，塔尔德、西盖勒和勒庞共同了开创了群众心理学这一领域，“描述了同样的社会控制图景。”（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当时研究群体心理的并非只有勒庞一人，著名者如意大利人西盖勒（Scipio Sighele）和法国人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勒庞思想的‘发明权’权上，三人之间还有过一番争执。但后二人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刑法学意义上的群体犯罪现象，与勒庞侧重于政治和社会史的心理学研究毕竟有所不同。”（冯克利，2004）&/p&&p&“西盖勒的‘群体犯罪’理论总结了从罢工到民众的各种‘平民的集体暴力’。每个人群都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催眠者和被催眠者。只有‘暗示的力量’可以解释为什么后者盲从于前者。……受精神病学家让·马尔坦·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的影响，西盖勒认为暗示和幻觉把身陷群体中的个人变成了机械般行动的人或梦游症患者。”（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而勒庞则指出，“进入群体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他明确指出，群体中个人的个性因为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冯克利，2004）&/p&&p&塔尔德则认为，“群众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已经进入公众的时代。二者的不同在于，群众中的精神感染本质上产生于身体接触，公众则是交通和传播工具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伴随社会心理发展而取得的进步’。人在一个特定时间只能属于一个群体，但是他们同时可能是多个公众（several publics）的一部分，……塔尔德的观点与他之前的那些学者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即他从不指责‘平民群众’的恐怖狂潮。”（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塔尔德持一种泛模仿的观点，他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模仿”。（何道宽，2006）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深受暗示、被暗示理论的影响。（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br&&/p&&p&&br&&/p&&p&法国微观社会学的开创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因为坚持唯心主义的社会模仿理论，一直被视为涂尔干的不幸对手。但是正如卡茨所言，塔尔德对传播学理论也有重要贡献。在“二层传播流”的说法诞生之前，塔尔德就反驳了报刊影响直接且专断的看法，认为公众也可以主动。报刊没有将内容强加于人，将报刊比作餐馆菜单更恰当，它们供应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视角，为人们提供谈资，正所谓“一支笔带动一百万副口舌”。人际传播不是媒介传播的产物，因为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交流在先，报刊只是为已经存在的对话增添新的内容。对话促成个人观点，个人观点合成社会舆论：在一切影响之中，面对面的影响最有效，可形成最终占主导的思想。……塔尔德认为，如果报刊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只能是在保护议会自由和促成联合国之类新社群的过程中。报刊的力量首先在于使观点多样化成为可能，进而把一切联系起来。“塔尔德说过，报刊诞生之前，只有君主有手段知道不同村子里的人的想法，民族统一性勉强体现在君主一人身上。报刊获取了君主这一功能，同时使之去神秘化。通过逐一介绍各个分散的村庄，报刊成了民族整合的据点和中介。”（卡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遗产：舆论和传播研究范例》，载法国传播学杂志Hermes，第11~12期，1992年，第267页）&/p&&p&（麦格雷，2009：18）&/p&&p&&br&&/p&&p&【1892】&/p&&p&&b&关键词：芝加哥学派&/b&&/p&&p&1892年，在“美孚石油公司”总裁J·D·洛克菲勒的资助下，芝加哥大学得以创建。&/p&&p&“20世纪20年代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10年，而这里的骰子主要投向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与20世纪民主制中的工业革命相连的新的社会问题特别突出。”“芝加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室，以便检验这样的问题：世纪之交，在美国新的城市环境中，美国民主制如何被调节、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由于若干原因，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影响非常非常重要：&/p&&p&1.它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的繁荣，就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来说，特别是就德国社会学家G·西梅尔的那些理论来说，它起着思想登陆点的作用。&/p&&p&2.它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芝加哥学派是改良的、进步的和实证的，它试图通过研究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而对之进行改造。芝加哥学派的问题是：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拥挤不堪的移民贫民窟里，诞生于乡村社区中的美国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p&&p&3.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来说，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于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强调一种观点，即后来被称为符号交互论的观点。&/p&&p&4.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在芝加哥的繁荣只是几个学者的工作：C·H·库利、J·杜威、G·H·米德和R·E·帕克。这4个重要的美国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p&&p&他们都生于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的——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p&&p&他们都与密歇根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有联系，这两所大学是当时具有很高名望的美国大学。J·杜威在密歇根大学做过库利和帕克的老师。库利影响了米德关于自我的概念。杜威将在密歇根大学做教员的米德带到芝加哥，在那里，他们成为好朋友。尽管这4个学者被连结成一个理智相互影响、生涯相互交叉的人际网络，但是他们各自都作出了不同的理论贡献。&/p&&p&库利和米德创建了互动社会心理学（后来被更普遍地称为符号交互论）。他们反对以直觉构成人类个性的基础，认为人际传播是个性构成的中心。&/p&&p&他们强调人类传播的主观主义——也就是说，信息的接受者以某种为其所特有的方式解释信息的内容（而不是完全如同信源所意图的那样）。这种主观主义后来被C·E·香农的数学传播模式所淹没。&/p&&p&早期芝加哥学派是经验的，但并不是非常量化的。帕克认为，统计方法是‘只会空谈的诡计’，直到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才开始将统计的方法运用到量化资料的分析中。” （罗杰斯，殷晓蓉，2012）&/p&&p&“在社会有机体论的旗帜下，杜威、库利、帕克都对传播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并获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他们把传播放在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高度来研究，因此视域十分开阔。他们提出了许多传播学必须面对的课题，从而为传播学的发展打开了大门。由于深信传媒革命对社会具有强大推动作用，他们也成为传播学技术主义的先驱人物，……。”（胡翼青，2004）&/p&&p&&br&&/p&&p&帕克用生物学概念描述城市，认为城市是地面组织问题，就像植物生命发展提出的问题一样，只不过城市涉及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的生活，这些人移动不止，始终处于相互竞争、彼此适应和逐步同化的状态。帕克的报刊研究也有生物学的影子，他想追溯报刊发展的自然史，他认为报刊的形态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他重视经验不仅是个人偏好，也是职业经历使然。对学术圈人士来说，报刊世界颇具异国情调，而深知内情的帕克拿出了真正的报刊社会学，从报纸内部分工到“看门人”世界观分析（记者编辑怎样判断新闻？），他的分析展现了业内同行的观点，也有对他们的行为的细心观察。帕克运用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对波兰移民的深入调查结果，研究了公众的实际构成，以便弄明白人们怎样使用信息。……因为帕克的贡献，美国社会学研究率先引入传播课题，此后就摇摆于人类学发现和政治规范之间，并最终倾向于后者，这说明了杞人忧天思路的再次抬头（与“一战”后的环境密切相关）。&/p&&p&（麦格雷，2009：25）&/p&&p&&br&&/p&&p&【1897】&/p&&p&&b&关键词：有机体类比；地缘政治学&/b&&/p&&p&“德国理论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br&Ratzel）开创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这是一门关于地理空间及其支配作用的科学。拉策尔认为，国家是植根于国土的有机组织，地缘政治学就是研究由国家及其领土所维系的有机关系。拉策尔认为，交通网、电网、贸易、相互作用和迁移，都是生命力的表现；是交通网和电网赋予这片领土生命及活力。在这个有关地域空间的权力理论中，空间变成了‘有生命的空间’。”（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2008）&/p&&p&&br&&/p&&p&&br&&/p&&p&&br&&/p&&p&二、传播学的产生与发展&/p&&p&以下引自何道宽为《传播学概论（第二版）》（施拉姆、波特著，何道宽译，2010）&/p&&p&传播理论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五种互相交叠的视野：交流是公共舆论的管理；交流是语义之雾的消除；交流是从自我城堡中徒劳的突围；交流是他者特性的揭示；交流是行动的协调。&/p&&p&20世纪30年代，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分野奠定了基础；传播学研究和通讯技术研究分道扬镳。在这十年里，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播研究走向成熟，后来就成为美国传播学的主流。这个学派的研究常常和商业活动有关，其重点是大众媒介的内容、受众和效果。&/p&&p&20世纪40年代，施拉姆与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和卡尔·霍夫兰等共同开拓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施拉姆将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融为一炉，创建了传播学。&/p&&p&他创造了“四个第一”：建立首批以“传播”（communication）命名的教学单位和研究单位；编写首批以“传播学”命名的教科书；率先授予“传播学”博士学位；首位获得“传播学教授”头衔。他是当之无愧的“传播学之父”。&/p&&p&自此，以他和上述四大先驱为代表的美国经验主义传播学派就成为传播学的主流，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传播研究。&/p&&p&几乎同时产生的另外两个传播学派是：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 theory）。 &/p&&p&粗线条地说，传播学可以分为三大学派：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长期雄踞北美的传播学界，以施拉姆和四位先驱为代表（自注：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和卡尔·霍夫兰）。批判学派的代表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和法国结构主义学派，以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学者为骨干。媒介环境学发轫于20世纪初的相对论思想，经过三代学人的开拓走向成熟，以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为代表。&/p&&p&美国经验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诞生。由威尔伯·施拉姆钦定的美国传播学具有明显的热战背景和冷战背景，其首要关怀是宣传、说服、舆论、民意测验、媒介内容、受众分析和短期效果，其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其方法论是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宣传、广告和媒介效果，其服务对象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p&&p&美国是实用主义的故乡，诞生于斯的传播学自然就沿袭了实用主义的治学传统，所以美国主流的传播学派顽固地坚守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的路子。传播学的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将其命名为行政研究，他那篇被人广泛征引的文章《论行政和批判传播研究》（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就是这个经验学派的宣言书。&/p&&p&美国传播学的思想源头是19世纪中叶兴起的、由查尔斯·皮尔斯和威廉·詹姆斯开创的实用主义；传播学思想的滥觞之地是芝加哥社会学派，该学派的几代代表人物有杜威、查尔斯·库利、乔治·赫伯特·米德、阿尔比昂·斯莫尔、罗伯特·帕克、赫伯特·布鲁默、欧文·戈夫曼等，他们的研究重点各有不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对传播和媒介研究做出了贡献。与此相似，稍后兴起的哈佛社会学派以及施拉姆奠基的伊利诺伊传播学派、拉扎斯菲尔德领衔的哥伦比亚传播学派也始终沿袭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路子。&/p&&p&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波又一波引进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既存的美国体制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代表，对美国传播学产生影响的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席勒、本雅明等。&/p&&p&这些学者高扬的意识形态批判旗帜，因水土不服，只能在高校和文人的圈子里掀起波澜。况且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和“美国主义”格格不入，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难以在美国产生持久的影响。&/p&&p&真正解放传播学的却是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北美传播学的媒介环境学派。&/p&&p&20世纪50年代初，哈罗德·伊尼斯以两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阐述了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偏向论”，同时批判英帝国和当代资本主义在空间上的极度扩张，呼吁警惕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负面影响，意在唤醒政府和民众抵制美国的文化霸权。他的背景是经济学，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p&&p&1951年，麦克卢汉用《机器新娘》对美国文化的种种弊端和广告的“洗脑”本质进行了辛辣的鞭挞。20世纪60年代，他推出极富原创性的《谷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以堂吉诃德的勇武单挑美国的主流传播学，把传播学从施拉姆的钦定体制喝书斋里解放出来。他的背景是文学，受英国新批评理论的影响。&/p&&p&1970年，尼尔·波斯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高扬人文主义和道德关怀的旗帜，深刻反思当代美国社会的弊端，严厉批判技术垄断，揭示电视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负面影响，把美国传播学的批判意识提高到自觉的高度。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和《技术垄断》把美国传播学的评判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的背景是教育学和语义学，受麦克卢汉影响。&/p&&p&媒介环境学以人、技术和文化的三角关系为研究重点，以泛环境论著称，主要旨趣在传媒对人和社会心理的长效影响。这个学派的崛起有力地矫正了经验学派独霸、批判学派式微的局面，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p&&p&从哲学高度俯瞰这三个学派，其基本轮廓是：经验学派埋头实用问题和短期效应，重器而不重道；批判学派固守意识形态批判，重道而不重器；媒介环境学派着重媒介的长效影响，偏重宏观的分析、描绘和批评，缺少微观的务实和个案研究。（何道宽，2010）&/p&&p&&br&&/p&&p&横堂：潘忠党在为《传播·文化·社会》丛书所做的总序中，隐约地提出了，当前的传播学研究的几条来源：一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的“正统”传播学研究；二是以批判思辨见长的法兰克福批判哲学传统；三是以跨学科为特征的，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1964年“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被认为是最早的文化研究机构）；四是政治经济分析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关）。加上，加拿大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等人所代表的媒介技术（或媒介环境）论传统，共同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5条路径。&/p&&p&&br&&/p&&p&&br&&/p&&p&&b&20世纪（）&/b&&/p&&p&【概述】日至日这一段期间被称为20世纪。其最令人深刻的记忆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型战争和军事对峙（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知识爆炸。在这个世纪，影响人们最深远的是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虽然前者对后者的大部分夭折，却促使后者在经济与社会上多重的修正与省思。&/p&&p&20世纪额殖民主义发展到极致，却在1960年代后迅速瓦解。而上世纪广布欧洲的民族主义风潮传到亚洲、非洲与大洋洲，却意外导致恐怖主义在全球盛行，尤其透过网络等信息媒体，造成全球性的恐慌，并使下个世纪初蒙上了恐惧的阴影。而知识爆炸使更多人能接受知识，并质疑与检讨各学科的发展和研究。&/p&&p&在艺术上，以美国为发源地的大众文化成为最为人所知的事物。尤其透过电视、广播和电影。几乎全球各地或多或少都受到其影响，甚至视其为“进步”、“便利”和“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各地的所在地文化也通过这些科技媒体宣扬散播于本国或邻近地区，这种现象尤以日本与法国最为明显。&/p&&p&此外，20世纪是人类史上流动速率最频繁的时刻：为了劳动需求、政治庇护与更好的生活品质，大量的华人迁至北美与东南亚，许多土耳其人与北非地区人民移居西欧，不少的西班牙裔透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进入美国。这些人口的流动打破过去以种族划分的地理概念，却也造成许多工业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br&&/p&&p&&br&&/p&&p&【1902】&/p&&p&库利撰写了其第一部较为重要的著作：《人性和社会秩序》。“它涉及儿童个体社会化的问题，其中包括他的‘镜中自我’的概念”。（罗杰斯，殷晓蓉，2012）&/p&&p&其后，1909年的《社会组织》论证了“社会是由大众媒体连结在一起的，在这部著作中，库利解释了‘首属团体’的概念”；1918年的《社会过程》，“讨论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罗杰斯，殷晓蓉，2012）&/p&&p&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库利与拉康之间的某种“共通点”，即两者都提出了类似的、关于“镜中我”的概念，所不同的是，库利更看重的是“镜中我”形成的社会因素，而拉康则看重此概念形成的个体因素。在库利看来，“镜中我”的形成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而拉康则认为是个体在与个体以外的广义的“世界”的互动中形成的（具体来说，是由于个体遭遇了“镜像阶段”，所导致的对自我主体的认知不全）。&/p&&p&&br&&/p&&p&&br&&/p&&p&【1910】&/p&&p&1910年，他【H注：韦伯】为德国社会学（Deutsche Gesellschaft fur Soziologie）写了一篇关于“报刊社会学”的文章，这是一份有七页篇幅的的报告。文章内容密度非常大，他在文中提出了一整套传媒研究计划，涉及传播行业研究（关于记者，他在《智者与政治》一书中也有研究）、信息市场的结构、传播企业的组织、报刊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同媒介的互补与替代、公共舆论的效果等方面。韦伯还兴致勃勃地研究了当时流行的理论，如报纸可直接影响读者大脑、报刊阅读将取代书籍阅读等。他指出，不同国家的读者有不同的期待，民众期待对报刊的塑造甚于报刊对民众的塑造。他还提出了内容分析的定量和定性原则，并且是针对全部内容（报纸上每个栏目都有研究价值）。最关键的是，他指出了传媒对现代人的独特贡献，传媒让人们每时每刻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观点，从而广泛地改造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p&&p&（麦格雷，）&/p&&p&春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移居位于海德堡涅卡河畔的外祖父家中。韦伯与恩斯特·特勒尔森（Ernst Troeltsch）各自占据一个楼面。1897年由于父亲的去世，导致韦伯精神失常，他暂时辞去了弗赖堡大学的教授之职（1903年），在海德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写作生活。其批判历史学派经济学的《罗雪尔与克尼斯》（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 & Karl Gustav Adolf Knies）、《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等著作正是发表于二十世纪初的。1910年夏，在到处都留有母亲的痕迹、充满古老气息的外祖父家中，韦伯迎来了施特凡·格奥尔格的初次造访。曾经沉醉于格奥尔格诗作的韦伯，虽然对于他作为诗人的才能有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从其弟子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处听闻的格奥尔格的马克西敏（Maximin）崇拜以及富有诗意的神秘结社等行为却加以了批判。他们的会面对于韦伯而言，能更深入地理解诗人的世界，并且能够使其成为自身的精神食粮，与之相反，在格奥尔格一方，却把韦伯对于学问认识必须严格并且具备悟性的要求认为是对想象力以及精神体验的一种压制与扼杀。两人最初和谐友好的对话，随着会面次数的增加渐渐地变得生硬紧张。1912年的拜访成了最后一次，此后格奥尔格再也不曾造访过韦伯。在频繁登门拜访韦伯的年轻人中有乔治·卢卡奇（Georg Szegedy von Lukacs）以及恩斯特·布洛赫（Ernst&br&Bloch）。布洛赫如同犹太教预言者般的口吻，不仅使韦伯，也令沙龙中的许多人感到极为厌烦。对于卢卡奇的美学构想及其当时所写的《关于精神的贫乏》一文，韦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他自己也开始构想如何书写托尔斯泰论。&/p&&p&（矢代梓，）&/p&&p&&br&&/p&&p&【1913】&/p&&p&5月28日 亨利·伯格森（Henri-Louis&br&Bergson）在伦敦心灵研究协会（SPR）进行了题为“生者的朦胧与心灵研究”的演讲。SPR创立于1882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心灵主义团体，而是拥有独立的社会、知性地位的”人群的集会。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批评家拉斯金、心理学家W.詹姆斯（William James）、物理学家J·J.汤姆生（J.J.Thomson）等人都位列其中。已出版了《物质与记忆》（1896年）、《笑的研究》（1900年）、《创造进化论》（1907年）等著作、担任法国国家学术学院教授之职的伯格森比之前更关心“透视”、“精神感应”等现象。阅读了他以后收录于《精神的能量》（1919年）一书中的此次演讲稿就会发现，他批判了对于心灵学的偏见，强调存在着利用以往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所无法完全掌握的深层意识领域，他认为心灵学之所以不能作为一门科学被广泛认可是由于“现代精神科学仍然处于幼年期”。伯格森预言道如同因素论的生物学终究会被自古希腊以来的活力论生命观补充完善，心灵研究也终将成为对于人类精神研究而言不可或缺的探索领域。&/p&&p&（矢代梓，）&/p&&p&&br&&/p&&p&【1916】&/p&&p&关键词：语言学；结构主义&/p&&p&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学生根据其三次讲课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1916年在法国洛桑出版。&/p&&p&“索绪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历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外，他的语言理论和方法论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历史学、文学、文化、文艺批评等，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萧国政主编，2009）&/p&&p&“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产生于风云际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的产生并非偶然，与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潮特别是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当时社会科学正处于转型的关口，两大哲学流派——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经验实证主义都把社会看成一种结果，一个第二性的、派生的现象，而非第一性的、实质的东西。这就等于说，社会的研究无法成为科学。而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横堂注：即涂尔干、迪尔凯姆）、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br&Freud）和索绪尔通过他们各自的研究却发现：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不仅使个人行为的总和，也不仅使精神的偶然表现，而是一个实体，并且是第一性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是社会事实本身，而是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结合，要把社会事实放在整个社会框架中去探求它们的功能。他们的这一发现使社会科学向科学性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萧国政主编，2009）&/p&&p&“在索绪尔的年代，社会学家涂尔干和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都提出他们后来享誉于世的理论，他们二人共同的看法是，人们的行为受到一定规范系统的制约，在涂尔干，是社会事实的制约，在弗洛伊德，是潜意识的制约。因此，任何社会行为本身并不具备研究的价值，需要把这些行为及其背后的意义、社会规范、习俗等联结起来进行研究才有意义。”（陈力丹，易正林编著，2009）&/p&&p&《普通语言学教程》“为语言的研究和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语言理论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认为语言学只能‘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排除任何非语言因素的干扰；而就语言来说，必须区分共时与历时，语言学只研究共时的语言系统，排除任何历时因素的干扰；而就共时的语言系统来说，只研究形式，不研究实质。‘语言是形式，不是实质’的论断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所谓语言形式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因此，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就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不只限于语言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学、文学、哲学、戏剧等多个领域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阿瑟·伯格，李德刚等，2011，译者注）&/p&&p&“对于符号，索绪尔关注的是它的结构化要素——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组合背后的规则。索绪尔把符号之间的关系作了区分，一类是连锁（组合）关系，这种关系更多基于语法的规则，……。另一类关系是联想（聚合）关系，……。” （陈力丹，易正林编著，2009）&/p&&p&“对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又译“巴尔特”）作了进一步研究。他把符号所指称的意义进一步区分为隐含义和明示义（……）。此外，罗兰·巴特希望符号学能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学科，符号可以充当类似于自然科学中原子一类的角色，来精确地解释社会行为。不过，这种构想后来证明是很难实现的。而且，结构主义符号学只见符号不见人的特征，也是巴特难以逾越的障碍。”（陈力丹，易正林编著，2009）&/p&&p&&br&&/p&&p&【1916】&/p&&p&初夏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br&Simmel）作为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正教授而走马上任。自从1885年以来，齐美尔一直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担任私人讲师，1900年，就任该大学的编外教授。1908年，M.韦伯希望将齐美尔招聘至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作为文德尔班（Wilhelm&br&Windelband）的继任者，但是由于齐美尔是“犹太人”、是“宗教相对主义者”，因此没有获得文化教育部的认可（但是原因并非如此简单，还存在着一股嫉妒齐美尔的成功的势力，同时他的人品问题是造成此种结果的最大因素。据说韦伯曾对妻子说过“如果他为人是那样的话，的确是叫人为难啊”）。克伦贝勒在柏林大学听了齐美尔的授课，两人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时，慕尼黑的敦克尔·洪布洛特出版社将齐美尔在柏林授课期间所教授过的学生恩斯特·布洛赫的书稿送给他，请他判断是否可以出版。齐美尔将这份原稿——《乌托邦的精神》中与音乐相关的部分底稿寄给了克伦贝勒，希望他读后能够帮助自己进行判断。克伦贝勒立即浏览了稿件。发现深有同感，他给齐美尔写了回信，对书稿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对克伦贝勒充满敬意的齐美尔向敦克尔·洪布洛特出版社建议出版《乌托邦的精神》一书。就这样，1918年夏，布洛赫的处女作出版了。自此以后，克伦贝勒与布洛赫成为终身的朋友。&/p&&p&（矢代梓，2009：64-）&/p&&p&&br&&/p&&p&【】&/p&&p&第一次世界大战，日至日。&/p&&p&&br&&/p&&p&【1920】&/p&&p&初春（推定） 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哲学的改造》由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的原型资料是其1919年2月至3月在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中所讲授的课程。1859年出生于美利坚合众国佛蒙特州的杜威，1894年就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首席教授），1903年编撰了题为“逻辑学理论的研究”一书，进一步明确了以他为中心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1910年，随着W.詹姆斯（William&br&James）的辞世，杜威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思想家。1922年，他的《人性与行为》一书出版，1925年出版了《经验与自然》一书，1929年又出版了《追求确定性》一书，从他一系列相继面世的著作可以得知，《哲学的改造》一书精炼地归纳了杜威成熟期的思想，是一部堪称高瞻远瞩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籍。杜威高度评价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的进化论，他认为人是一个有机体，把世界看作是这种有机体居住的环境，人类的思维以及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