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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话题创业与打工的区别 （不看后悔一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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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很多朋友创业的心里很矛盾，既有创业单干的激情，同时又有担心失败后悲惨的命运！所以很多朋友思考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等等再看，一月过了一月，一年过了又一年，岁月流逝，光阴不再，沉浸在打工的生涯中难以自拔，结婚供房，身上的经济枷锁日益沉重，无力再搏，最后只好认命，打工一辈子。　　
　　中国温州人号称中国最富有的人群，我认识好几个温州的年轻朋友，在她们还在上大学时，理念就与众不同，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宁愿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或者&宁愿做生意一个月只赚1000元，不愿打工一月赚3000元&。 这些理念相信是他们的长辈在生活中告诫他们的，潜移默化中成为他们心中做事情的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一些理念，这种理念与其他众多地方的思维理念有很大差别的，即便现在有类似的选择，我估计很多朋友恰恰与他们的选择相反。但是这种理念却是很先进的，正是这样的理念使得温州人与众不同，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　　
　&& &思路决定出路&！！！ 这句话很多人听说过，但是转眼即忘，但是我身边的事实却随时都在验证这个道理！
　　我所在的大学有一个女同学，是班级唯一的温州人，长的比较丑，学习也不用心，家里父母是开皮鞋厂的，所以经济宽裕一点。在班上每次考试都处于中下等，有点钱喜欢炫耀，挺拽，所以男同学不追她，女同学瞧不起她。可是这个女孩最喜欢吹嘘自己毕业后5年内要买辆宝马车，送给未来的老公做结婚礼物，别人都觉得她是意想天开，更加讨厌她了。但是这个女孩行为方式就是不一样，别人忙着考证过级，学习考研，提高知识储备将来好找工作，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学习，最喜欢的是晚上在学院门口摆地摊，从周围的小商品市场进来一些劣质小玩意，高声叫卖，不怎么赚钱，后来自己又卖糖葫芦，不赚钱后来又自己买个高压锅，晚上崩爆米花，两块钱一锅的那种，这样混到毕业，竟然听她亲口说自己大学四年共赚了近2万元。毕业后，她没有找工作直接去杭州丝绸一条街，在亲戚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门面，三年后据说就发财了，同学聚会时竟然开辆本田来参加。5年还没有到，但是她原来说的送宝马车给老公的诺言，很多同学开始相信了。　　
& 　& 这个现实的例子说明什么？　　
&&& 　说明这个女孩的理念比较先进，别人费了老鼻子力气在考研，在学习，在考证，她却认准了做生意，压根就没有想着将来去打工，结果毕业几年后就变成所谓的成功人士，而大学时代综合素质比她高很多的其他同学，要么拿着一个月一两千的工资，要么刚刚研究生毕业，焦头烂额的去找工作。　　
&& 　 这就是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命运，不同的思路决定不同的出路！　　
&&& 　这个女孩智力平庸，性格一般，人长的又丑，可是唯一可贵的是理念比较先进，认准了要自己创业做生意，坚持做下来比那些考上硕士，博士的同学都有出息。&&&&&
&&&&&& 回头再说80年代的温州人和四川人。80年代的温州农民和四川农民都属于最早开始闯荡的人群，温州农民闯荡中国的方式是修理雨伞、钢笔、铁锅，或者倒卖点零用百货，总之到处的流浪。
　　四川农民闯荡的方式是直接去广东打工。80年代敢于出来闯荡的人都是用勇气的人，因为那个时代信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抱以深深的恐惧。
　　四川人和温州人都有勇气和魄力，但是由于思路的不同，走上了不同的发财致富道路。29年过去了，温州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他们掌握了中国最先进的经商技能，他们的财富甚至可以让他们的后代走出国门，到欧洲去经商。而四川农民的第一代打工者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大多在四川老家继续贫寒的生活，而他们的晚辈循着父辈的足迹，继续一窝蜂的拥挤到广州接受老板们的残酷剥削，成为社会最贫穷的一类人。　　
&&& 这说明什么？由于父辈的选择不同，不仅影响自身，而且影响自己的后代！温州农民的艰苦创业让他们自己和后代彻底摆脱了贫穷，而四川农民的辛苦打工换来的是子孙悲无穷无尽的悲哀和贫穷。　　
& 　思路决定出路，又一次的得到验证！　　
&&& 浙江人中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很了不起，他总结了浙江人的工作哲学：&宁做创业狼，不做打工狗&，当然这话说的很极端，很多打工的朋友都不乐意听，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位老兄的话还真有点道理呢。　　
&&& 　狼为了寻求自由，宁愿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天天奔跑在大草原上，肆意的猎杀牛羊，尽可能的享受大自然提供的一切美味，吃饱后就躺在草地上，什么都不想，享受阳光和自由的空气，他们是草原的主宰，他们有的是尊严。
　　不过当严寒来临时，他们必须学会抗拒暴风雪的寒冷，学会在厚厚的雪堆下面寻找猎物，时常忍受饥饿的痛苦，随时担心自己冻饿而死。狼的生活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 　如果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进行比较，估计我们大多都是过着狗的生活，稳定安逸，但是永远吃不饱，想离开主人家的狗窝，但是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　　
&&& 　我感到现实中的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大多是做打工狗，而不是做创业狼。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刚出校门的学生，哪里有资本和经验去创业呀？最好的选择就是去公司打工几年，储备点经验和资金，然后几年后有机会的话再自己创业。　　
&&& 　其实这样的想法证明是很错误的，一个大学生单位工作几年后，不但赚不到创业所需要的钱，更是无法学到创业的经验与技能。
　　打工生涯学到的东西对创业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两者的角度不同，思考方式不同，得到的经验体会也不同，只能这么说，打工几年后你唯一获得提高的是打工的技术技能，而创业最不需要的就是技术技能了。　　
&& 　 更可怕的是，打工几年后，年轻人普遍会丧失创业的激情，丧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越来越沉湎于单位之中难以自拔，后来创业的念头只能永远的留在心底，成为永久的遗憾。
　　等到年龄到了40多被老板辞退的时候，才后悔20年前为什么不出来自己创业呀！　　
&&& 　那么做创业狼的要求究竟高不高？　　
&&& 　我的答案是:只要有做创业狼的理念，哪怕口袋里只有100元，照旧可以创业成功！　　
&& 　人家早一辈的温州人出来做生意口袋有几个钱？不是靠换鸡蛋换铁锅赚的第一笔钱嘛。你口袋里只有100元，至少可以在街边摆个地摊，冬天卖点袜子手套什么的，夏天卖点菠萝什么的，资金充足一点后可以搞个烧烤之类的，反正，钱再少，也能走上创业的道路，关键看你想不想做创业狼？
　　打工人生与创业人生一定是不一样的。
　　时间长了，打工者的性格与创业者的性格会有越来越大的差别。
　　我们扪心自问，打工时间长的朋友时不时觉得更加患得患失，害怕外面陌生的世界，害怕失业的危险，心灵变得越来越敏感和脆弱。
　　心态不仅逐渐的疲惫和懒惰，整个人也没有了锐气和精神，只好安慰自己知足长乐，淡泊名利。
　　但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庸，家庭的经济负担越来越沉重，房子和孩子教育日渐成为自己脖子上的经济绳索，勒的越来越紧，透不过气来，只好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逐渐适应城市小爬虫的定位，自己本来就是庸人，庸人何必自扰之，发财是人家的事情，咱没有那命。
　　最恐惧的第一件事情莫过于听到公司效益不好，要裁员的消息，最要紧的事情和领导搞好关系，坚持学习恭维逢迎拍马屁，入乡随俗嘛。
　　思想麻木了，只好随大流，毕竟饭碗在领导或老板的手心里面，想让你滚蛋，就得滚蛋。
　　最恐惧的第二件事情，是看到自己年龄的日渐增长，可是自己的工作技能却没有获得任何提高，虽然靠着资历老工资也越来越多，可是看着那些新进来的年轻大学生，生龙活虎的干活，却只要那么一点的工资，老板的敲打在耳边响起，看人家年轻人吃的少干的多，你们这些老革命越老越不行了。
　　难怪，打工生涯的结果是越老越贬值，尤其到了40-50年龄段，简直是事业最悲惨的阶段，时刻濒临深渊，如同趟地雷阵，动辄下岗失业。
　　有人说过去10年是蓝领工人下岗的高峰期，未来10-20年将是白领工人下岗的高峰期，你一位自己曾经读个大学就是精英了？
　　社会不断进步，你的知识结构，身体素质，职业理念早就不如人家刚毕业的大学生了。老板是现实的，肯定率先在遇到危机时裁掉那些40-50年龄段的白领工人。
　　所以说你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觉得安全，其实等于在你身边安了颗定时炸弹，等到10多年后，它会爆炸，你那时失业的痛苦与代价恐怕要比现在残忍100倍。
　　那么创业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
　　我有一个私人关系很好的亲戚，目前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他今年39岁。原来是退伍兵，后来专业进入一个国营单位一开始老是受气，个性强的他立即辞职选择下海闯荡。
　　十年后已经家产上亿，春节我们亲戚聚会时他告诉我：&XX，你是咱们家族中学历最高的，又在大学教书，告诉我年收入是多少&
　　我老实的回答：&年收入不足5万元&。
　　他继续说：&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公司里为我打工的那些职员中学时代学习都比我好，所以学历最差的也是中专，我当年高中三年真是拼了老命，但是连了中专也考不上，只好去参军，所以一直对那些有学历的文化人很尊重，觉得他们智力高，工作能力强。可是现在我竟然是他们的老板，给他们提供饭碗，这个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接着分析：&我认为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取决于三商，即我们平时所讲的智商，情商和胆商，但是一个真正的人才，他的三商重要性应该这样排列：胆商第一，情商第二，智商第三，目前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是很片面的，仅仅在智商上优人一等，可是情商与胆商根本没有包含在内。
　　而学校淘汰的人群中可能恰恰蕴含了大量的经营人才，所以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逆淘汰，生产出来的毕业生产品大多是高分低能的庸才，虽然聪明，但是懦弱胆小，不擅交际，社会生存能力自然很低下。&
　　我听完我亲戚的话，大吃一惊。他的话好像真的很有道理呀！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现实好像确实是这样，胆子大的在生存竞争中往往比聪明的人有优势呀。
　　而聪明的人往往胆子小，而胆子大的人往往不是太聪明。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读书越多的人越聪明，可是书读的越多的人，往往胆子越小，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三思而后行，凡而是那些读书少的人喜欢先行动后思考，但是这些行动力强的人往往率先成功。
　　从智商角度来衡量，中国目前智力水平最高的一群人，往往是所谓的硕士博士，教授群体，他们大多在高校里工作和生存，但是这些所谓中国最聪明的一群人整体收入水平却不高，现在一个高校的博士年正常收入5万元，硕士4万元，教授也多半不会超过8万元（这是我所在的江苏地区的高等院校）
　　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最聪明的群体收入却远远不是最高的，甚至连公司打工的高级白领都不如。
　　最后我想得出一个结论：学习好没有什么用！
　　中小学，学习好是为了考上好大学，大学学习好是为了找到一个好工作，可是社会现实是学习好的人群职业生涯收入并不高。其实表面看创业面临的现实风险比打工高很多，可是从长久看，打工带来的风险更高。
　　创业的风险是失去近几年的预期打工收入，甚至破产后还得赔进去自己借的一部份钱，但是毕竟年轻，能够屡败屡战，从失败中汲取养分和经验，经商水平与能力一次比一次高，逐渐融入经商人士的群体后，眼界和经验日积月累，总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突破。
　　只要真正的跨入了生意门，将来的事业基本上一片坦途。钱也越赚越多，财富积累越来越多，自身的价值也能得到最大的体现。
　　相反，打工生涯持续下来，近几年确实平安无事，可是你其实在不断的贬值和缩水，而不是越来越强健。打工的时间越长，你会越来越心虚，越来越胆怯，10几年后，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炒掉鱿鱼，失业下岗，你看看那个风险大呢？　　
　　理念决定了你如何选择，选择决定了你踏上哪一条路，走上哪一条路决定了你将来的人生过程和结果。
　　古人还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句话其实很深刻。天下365行，其实行行都能做，但是同样一个人，选择了做生意和选择了上班，将来的区别就很大，真的太大了！
　　如果你选择了打工生涯，可能你绝对幸运，将来可以做上超金领，年收入不过几十万，如果你很不幸，做了低级白领，也许每个月只有一两千元，猪肉涨价你家估计吃不起猪肉，鸡蛋涨价估计你家得少吃鸡蛋，即便这样卑微的生活，心中还常存恐惧，害怕失业。　　
　　如果你选择了创业生涯，可能你绝对的幸运，将来可以做中国富豪级人物，可以动辄捐助几个希望小学，时不时的享受高尔夫和私人游艇。
　　如果你经商能力不行，只能开个杂货店，甚至在菜市场卖个豆腐，白菜什么的，你也能赚个一两千元，和低级白领过差不多的日子。
　　但是你不怕失业，因为每天都有人来买豆腐，买白菜，这又是比白领生活强的地方。　　
　　可见不同的理念，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结果，不同的人生。今天去理发，还是那个老理发店，剪一个平头5元，我是他的老顾客。这个理发店位于我家门口的巷子里面，大概面积15平方米，月租金只有350元，加上水电，不会超过500元每月。理发老板是个35岁的南通乡下人，十多年前就带着老婆来扬州谋生，靠着在乡下学的理发手艺，竟然在扬州扎下根来，养了两个孩子，还买了一处老宅子。我和他很熟悉，他是万事通，每次来理发总喜欢听他吹牛，也算了解新闻的一条重要途径。他得意的告诉我，扬州莱茵苑小区的房子在过去3个月内，涨了每平方米900元，我说那个与我们穷苦百姓无关，
　　可是他神秘的告诉我，与他有关，我好奇的问他莫非他在哪里有房产？
　　他告诉我前年时他在那里一楼临街的地方买了一处60平方米的商铺，当时价值50万，现在已经涨到近80万了。
　　他当时首付30万，按揭贷款20万，房子到手后简单装修户马上出租给一个私人诊所，叫木香诊所，就在扬州盐阜东路莱茵苑小区的路边上，扬州本地人去了都能清楚的看到。
　　他告诉我租金正好可以支付他的贷款，现在他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唯一的梦想是再干20年，退休享受生活。
　　我吃惊的很，想到他的一个如此小的理发店，平时只有他一个人理发，按我的计算，每月赚钱不会超过2000元，和打工差不多，可是根据他买房的资金实力计算，他一年应该收入在6-7万，月平均收入在元，我连忙问他月平均收入是否可以达到5000元，他只是笑笑，没有回答，也没有否定。
　　我不由感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做小生意的不赚钱，与他们打交道时甚至可怜他们收入低，谁知道很多不起眼做小生意的收入比我们打工一族高多了。
　　近段时间有机构在美国民众中做个实验，调查他们对中国人的看法。
　　结果负面印象居多，当然也有好印象，本着学习改正的态度，优点咱就不说了，只说缺点。
　　1、中国人最缺乏的品质是诚信与责任感
　　2、中国人最常表现出的特点是自私与功利
　　3、中国人最不提倡的一种宝贵品质是：冒险。　　
　　看来除了1，2两点大家熟知以外，中国人最缺乏的重要品质竟然是冒险。难怪中国普通百姓生活只能够觉得平庸与无聊，卑微而绝望，关键在于缺少了冒险这一重要的佐料。
　　只有生命中增加了冒险这剂良药，一个人才能恢复激情，回复战斗力，才能在人生的竞技场中表现的像一名勇士！
　　勇士都会得到上帝的垂青和奖赏！
　　其实冒险是中国最最稀缺的一种优良品质。
　　很多人担心冒险后的失败会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可是那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屡败屡战，冒险的人最终的收获要比普通人大的多。　　
　　思路决定出路，行动决定结果。
　　绝大多数人习惯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越是智商高的人越容易陷入这个悖论中，难以自拔。
　　看来上帝是公平的，赋予人智慧的同时，往往剥夺他的勇敢。
　　所以世界上享有精彩人生的人总是少数。
　　国内一位著名经济学专家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维系正常的生活，打工者要想衣食无忧，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一辈子到底得挣多少钱？&　　
　　假设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从出生到成年大学毕业时22岁,我们有幸一直工作到60岁,这样我们打工人的一般职业生命为38年。
　　那么这38年是为我们将来做准备而奋斗的，假如我们能够活到80岁，60岁到80岁这20年里，如果我们的每月1000元的生活必须开支，以及每月 500元的医疗费用储备开支（因为在那个时候疾病会频繁的光顾和困扰我们），所以必须应该要有36万元的养老准备金，这还算不上我们超过80岁的那部分开支呢！
　　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了自己挣多少钱才够用。假定在货币价值稳定、没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我们广大职业经理人为了维系简单的生活而生存，挣4000元就够了（还要有个前提就是基本的住房已经不是问题了），其中2000元用作目前的每月生活开支，1000元用作养老储备开支，500元用作年老时的医疗费用储备开支，500元用作子女的的教育费用投资。　　
　　如果打工人对于目前每月2000元的生活水准还充满恐惧，如果我们现在挣4000元还不够化的话，那么我们将来的生活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呢？
　　如果我们还有打算项目投资、打算深造、打算住更大的漂亮住房、打算出国旅游，那么这个数目就远远不够了，现在我们的父辈有单位可以依靠，有我们这一代天良未泯的儿女锦薄相助，有同事朋友的余温，还有社会的关注和关怀，但是如果等到我们二三十年以后，等待我们的更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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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00:30:43&119楼
回复主题：创业与打工的区别 （不看后悔一背子！）
最近工作比较忙，很长时间没有来了，今天抽空上来看看，看到这篇文章，也看到很多朋友们的批判，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1.我们用什么来评价文章观点的对错？我认为没有对错之分，赞同文章作者的朋友也好，反对者也好，立场不同，经历不同，所以观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可以统一的，选择不同，不论对错，只有得失。
2.看看身边创业成功的人，并非一点问题也没有，有的老板做到身价几亿，也照样有他自己突破不了的瓶颈。区别在于，他是否愿意突破还是甘心安于现状（一年赚个几百万也能衣食无忧，光宗耀祖），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是做事业的人，也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是企业家，更不是所有创业成功的人都有社会责任意识。所以创业成功与否，我们并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也许一个小小的麻辣烫摊主也会觉得自己创业成功，因为至少让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嘛。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评价创业成功和失败，文章作者也没有鼓励全民创业，而是在说打工也好创业也罢，应当有改变命运的精神和人敢于拼搏的勇气。（希望没有曲解作者的意思）
发布时间： 17:12:03&118楼
回复主题：创业与打工的区别 （不看后悔一背子！）
个人感觉楼主这观点错的有些离谱，读书无用论绝对是谬论，你所说的那些创业成功的人，有谁是没有读书的？哪个老板读的书会比员工少？别拿学历说事，读书多少和学历是两码事，学历高只能说明接收的系统教育多。那些创业成功的人谁读的书都不会少，只不过他们不是在学校读书，不是在学校学习罢了。能力才是第一位的，而在*****，知识就是能力，你说的所谓的胆商第一，纯属扯淡，有勇无谋那是莽夫，不可能成功的。
发布时间： 08:15:53&1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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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一下，这位仁兄既然发表了那么多创业会怎么样，温州人又怎么样的话题，那为什么不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呢，如果你是一位创业者，那么你将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出来，我相信这样更具说服力。
不知道你认为呢？
发布时间： 20:33:12&11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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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打工还是创业，最根源的问题一定是你的思想和格局的高度，学习研究顶级成功人士的思维模式，便是捷径。
发布时间： 11:10:56&11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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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心酸，创业更心酸
发布时间： 22:47:03&1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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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揭示了真相。1.打工是死路，创业是生路。四川人打工的例子就证明了这点，改革几十年，农民工还是在干最苦最累最危险最下贱最少钱的事，还要延续三代以上。2.读书好没用。因为学校收钱发文凭，学生没学会做人，理财，谋生技能，走上社会如果无缘接受创业观念并立刻行动，就会沦为悲哀的打工仔。3.热爱冒险。冒险就是创新，挑战挖掘自己的最大潜力。结论：创业光荣幸福，打工可耻悲惨。
发布时间： 10:41:46&1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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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说的也很有道理，创业本身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没有谁可以随随便便成功
发布时间： 13:53:29&11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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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大概没搞明白。
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实业，必须要有一定的关系网络作支撑。温州人做生意是有地域性在其中的。很多人在经商，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温州那样的条件。
说句题外话，作为一个从教师队伍里走出来来到深圳的创业者，我的路并不值得推荐，这十年的创业历程，只留给我在风霜雨雪中孤独无助的回忆。
现在商业大环境很差，能留在体制内的就别学我。毕竟创业的好时候早已过去。
发布时间： 22:54:41&1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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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要去尝试，不过有点基础最好吧
发布时间： 11:45:31&1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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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的文章，可以尝试自己创业。
海水正蓝-2014 编辑于
发布时间： 16:13:56&10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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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俗话讲得好，十亿人九亿商，还有一亿人等开张，创业做老板做商人已经同当初的高考一样了，所以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重复建设，很多低级的仿照，工作也可以有创新精神，创业就是创新吗，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做的事，不是人人都可以做了老板的，不用鼓吹读书无用论，很多企业家都是在读书的基础上起来的。我们是看多了没有读多少书的老板，而我们好像读了很多书，而只是一个代工者，心理不平衡而已，李嘉诚不读书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他成功后也没有少读书学习，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叫他家的两个仔不读书，比尔盖茨退学是因为他在他的领域里已经是顶级高手了，你什么都不是，跟我讲读书无用，你拿什么打天下，马化腾、雷军不读书能掌握他要的网络技术吗，就算最简单的原始制造你没有文化，也走不远。读了书不用，就讲读书无用，莫名其妙，太多的人学了不是自己现在从事的专业，但之前是读书是基础。
发布时间： 17:16:07&10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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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绝对的赞同，但是我和我表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姐（比我大一个月）大专毕业，表兄出资学习外贸英语，做国际贸易，挣钱之后自己开贸易公司，并在深圳买了房子。而我呢？我们基因很像，因为我们妈妈是同卵双胞胎，但是我家庭比她家稍稍好点，所以一直上学，甚至上到研究生。现在表姐继续在深圳守着身价千万的老公和房子孩子，还有公司。我呢，职业刚起步，未来计划提升自己职业技能，终极目标当然也是创业。只是，我感觉我们差距是不是太大了点，我可能5年之后才有她现在的样子。我自己总结，读书本来就不是用的。那是一种经历，创业与读书多少书无关，只与胆量和行动力有关，个人见解。
lilyke 编辑于
发布时间： 16:02:29&10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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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打工就不好，也不一定创业就好，有的人就想平平安安过一辈子，这是每个人的选择，有的人就想闯一闯，觉得创业应该综合自身。
发布时间： 09:30:50&10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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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与打工，思路与观念的区别。打工中积累，也会创业
发布时间： 15:35:31&10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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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无用论”吗？但事实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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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企业性质中国打工人--献给亿万打工同胞及关心打工族的人们 打印页面 - 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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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打工人--献给亿万打工同胞及关心打工族的人们
作者:罗世达&&更新时间: 02:00&&来源:乌有之乡&&责任编辑:heji
中 国 打 工 人　　
——献给亿万打工同胞及关心打工族的人们　　
&&&&&&&&& 　　
罗世达著　　
题记：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打工人的汗水　　
在太阳落下的地方，就有打工人的泪水　　
目&&& & 录 　　
前言：写在篇首的话　　
第一章：打工人的起源　　
第二章：打工人的当前发展　　
第三章：打工人对当代中国的贡献　　
第四章：打工人的经济利益　　
第五章：打工人的政治利益　　
第六章：打工人的意识形态　　
第七章：打工人的斗争特点　　
第八章：打工人的组织力量　　
第九章：打工人的未来与归宿　　
第十章：打工人的期盼　　
附录：　　
1、主要参考书目、文件、资料　　
2、后记　　
写 在 篇 首 的 话　　
朋友，当你早上起来洗脸，中午回来做餐，晚上躺着看电视的时候，你可曾想过，那脸巾，那电饭煲，那电视机是我们打工人制造的？　　
当你在蓝天下，在大中国，看到数以亿计的人群，春出冬落，终年战斗在施工地、机器旁、大码头的时候，你可曾怀疑，那全是我们打工人？　　
当你在广州中信，深圳地王，上海金茂等大厦惊叹壮观，感概神奇，高呼伟　　
大的时候，你可曾问起，那下基、那刷墙的，也是我们打工人？　　
&&& 人类历史百万年，中国文明史五千年，世界一切伟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像当今中国打工人、打工潮这样令人震撼：占世界人口约二十五分之一，中国人口约五分之一，总规模达到两亿七千万的中国打工人，年初始发，年末回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征战大军——此乃中国社会的异化乎？历史之必然乎？任由人们去评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打造了中国的繁荣，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它还在创造和改变着中国、亚洲、世界的明天。我们为中国拥有这样伟大的人民力量——人民军而骄傲，为它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而自豪！　　
然而，人们同样清楚地看到：在工矿，在码头，在车间，整天奋力劳动，拼命苦干，健康乃至生命得不到保障，还要经常被老板无端咒骂、苛罚的，是我们打工人；年头年尾，在汽车站、火车站，以报纸当地铺，无钱买票，买不到票，或挤不上车，回家过不了年和赶不上工的，是我们打工人；被机器轧断了手脚，或被矿井淹没了生命，老板对其置之不理，或把你赶出大门，或自己跑掉而不愿承担责任的，是我们打工人；一年干到头，老板不给报酬，白白出力出汗，连国务院总理也被迫上阵为之讨工钱的，是我们打工人；长年奔波在外，家中老小无力照养，“忠孝难以两全”，兴许有机会充实和成就自己，却永远无法成全家人的，是我们打工人；虽在城内工作，但却得不到城里人一样的“国民待遇”，政治民主权利受到严重削弱，经济权利得不到保障，寄人篱下的，是我们打工人；伤心刻骨时也想出人头地，也想抗争，但城乡隔离和政府的某些举措使你动弹不得，不得不俯首为奴，干做弱者的，是我们打工人；在被逼无奈之下，偶尔也采取诉诸法律的举措，但无钱交诉讼费，或因不懂法而没有任何质证准备，导致官司失败或自动放弃权利的，是我们打工人；更有那生活无着，被迫卖身和被惨无人道之徒拐卖诈骗，强奸掠杀，连公安也无法解救和难以破案的打工女，她们是我们打工人中最伤心、最悲惨的一类……作为打工人中的一员，我亲身经历着每一个打工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我在为打工人高歌的同时，也在为打工人哭泣。　　
当历史跨进两千年时，中国社会开始广泛关注打工人的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年比一年多地对打工人给予关心过问和推出各种安抚政策；知识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打工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各种报刊杂志对“打工仔”、“打工妹”及其所谓“打工皇帝”的褒贬不一的描述和渲染可谓盛况空前。然而，当触及到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的一些痼疾时，却很少有人能直面现实，发表真知灼见，更不敢对打工人这一当代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的阶级属性及未来发展与归宿，进行深入地探讨。许多学者把打工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研究，而忽略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未来发展已经起到或即将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笔者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当代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人类学及劳工问题的肤浅学习与研究，结合本人在政、商、法、教几个领域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十余年在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包括国有、外资、中外合资、民营等企业的打工经历，对打工人这一社会范畴作一次全方位的剖析。希望能对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人士有更多的提醒；也希望与我同“簇”的打工人在有机会阅读此书时能产生共鸣，共同为我们打工人的命运作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行动上的努力。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称的打工人，不仅指人们通常所说的普通劳工，更不仅指中国农民工；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范畴——它包括：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就业，但不享受国家福利补助和失业也不领取最低生活补贴的所有合同制从业人员、临时工；各地乡镇集体企业的“非属地”外来合同工、临时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民营、外资及个体经济组织的非业主或非股东从业人员；农村和城市其它组织及个人的帮工、“义工”；农村、城市外出谋业但一时找不到工作处于失业状态的人员；中国公民依法赴境外谋业（就业），从事某项劳务但无产权的人员；国外公民按我国法律入境谋业（就业），但非公职和没有法人权属及业主地位的企事业从业人员、临时工、帮工。一句话：一切为他人（包括机关、团体）劳动，领取足量和不足量报酬，但无产权和劳动资料所有权，受他人或集体管制，政治民主权利及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的中国公民和入境公民。这类人员目前在中国约有2.7亿人之多。它是我国目前社会规模最庞大，收入最低下，地位最卑微，贡献最卓越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只有他们，才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可爱的人。 　　
第一章:&& 打工人的起源 　　
历史自约750万年前从猿演化为人，开始集体征服自然和抵御异族侵略以来，特别是经过距今10—4万年(第四纪冰期)人类分为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棕种人以来，人们的帮工和协作就已经开始了。但早期的这种帮工和协作是自愿的，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社会分工处于低级状态，各自为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不存在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人打工，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剥削的问题 。　　
随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劳动资料和产品有了剩余，一部分人开始占有劳动资料，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以公元前4000年—3500年非洲的埃及进入阿姆拉特时期为标志，社会形态逐渐变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并出现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出于生存的需要，不得不给强势人群打工，承受强势人群的剥削和压迫。　　
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并在一些城邦发展了简单手工业和雕刻、建筑艺术，一些工匠、艺人不仅可以制造官室，而且可以造船、造车，制造各式衣裳。他们常常被统治者征集完成某一工事，时而也向他人出卖简单技艺，从而获得微量生活资料或报酬。这些以被征用或帮人做工而求得生存的工匠或艺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打工人。　　
在奴隶社会初期，处于强势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由于还保留着原始人类的野蛮本性，他们对奴隶阶级实行残暴统治，不仅对奴隶的劳动可以随时占有，而且可以不给任何报酬。奴隶阶级无偿进行劳动，随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至用生生活人去给奴隶主陪葬。所以在奴隶制主流社会，很少有打工人存在；即便有打工人存在，通常也只能在民间活动。　　
在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统治阶级对弱势群体的压迫和剥削进入相对文明的阶段，广大的农牧民及手工业者被以户籍串联起来，划地居住。手工业者凭着一些技艺游历各村落开展各种工艺活动，取得一些报酬；广大的农牧民则常常因天灾人祸或难以承载的苛捐杂税被迫离乡背境，以外出帮工、帮农甚至以乞讨谋生。这时的打工人便开始成为特定的社会群体。 　　
历史可圈可点的打工人，是数千年前在非洲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中国长江流域、中东两河流域和欧洲台伯河流域出现的、受统治者支配、并按统治者意图集中起来挖山造渠，修理河流，或给王室建宫筑塔，生产工艺饰品的“能工巧匠”、“艺术使者”或劳务百姓。他们在当时的生产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是他们开辟了打工人的先河，创造了人类早期文明，创造了历史最久远、最伟大的财富，并为世代后人所享用。　　
中国广州最近挖掘出土的历史文物显示：西域、中亚一带的“胡人”早在东汉时期已来广州打工，从事家政服务和一些手工艺劳动，并带来西方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同时也把我国内地文化、产品和行为方式带到西域、中亚和欧洲，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文明友好，作出了贡献（《广州日报》日A8版）。在西汉时期，我国北方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成千上万的居民南迁，他们分别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谋生、打工，过寄居人的生活。这在中国打工人的历史上，可算是第一次高潮。　　
中国的封建统治存续两千多年，由于历朝统治者对内实行严格的区域管制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对外长期进行闭关锁国，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区域的互补性和人员流动非常有限，不具备大量打工人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无论是秦王赢政，汗高祖刘邦，还是元世祖胡必业，明太祖朱元璋，他们都是集权统治的践行者，都是中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维护人，没有谁愿意走出中国疆土半步，也没有谁愿意给中国的自耕农经济松绑，就是元末明初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铁木真（成吉思汗）经过无数次西征，打通了中东、欧洲的政治疆界后，这种代表社会进步的经济形态和对外联系平台也没有得到后任者很好的维持。所以，在整个中国封建统治时期，打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土壤”都非常稀薄，打工人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和作用也极其弱小。　　
可贵的是，欧洲虽然进入封建社会比中国、比埃及、比印度都晚（比中国足足晚了1000年），但其民主政治的实施却早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建立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的城邦国家——雅典，在公元前8世纪便开始进行民主政体的一系列改革，而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功，以至实现了初步意义上的“主权在民”。这种政治体制影响到后来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建立；而在欧洲封建制度尚未成型，封建经济关系在大多数国家尚未建立起来时，一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端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又开始了。这种以个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尺，肯定人的价值和创造力，要求获得人的解放与自由的思想和文化运动，逐渐扩展到德意志、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这一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催生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荷兰资产阶级于16世纪后半期开始爆发革命，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后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及北美也相继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打工人——这种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雇佣劳动关系为“履带”的社会阶级和集团，便开始了它的大发展时期。　　
资本主义到今为止前后经历了400多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和人类社会财富的积累都已推进到了空前的阶段。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生了数百轮回的变化，其政治体制、社会福利制度也因不同的国度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在一些国家甚至建成了所谓的“福利社会”；但是打工人——广大劳工阶层——与资本家阶级悬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没有改变，全世界数十亿劳工依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破天荒地把俄国（苏联）的劳资关系颠倒了过来，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经济上实行社会公有，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劳动者提到了社会主人的地位；但是该国的社会主义最终只持续了74年，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依旧回到了它的起点——私人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紧跟着俄国（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东欧近10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夜之间倾朝覆灭，全部回到资本主义的版图。这些国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人的广大劳动者阶级，不得不重新接受资本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并重新定位和寻求自己新的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生存条件和斗争方法。　　
中国近代打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是非常晚熟的。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门在1840年才被资本主义列强——英国——用大炮炸开，并在八国联军试图图瓜分中国的战火硝烟中逐渐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资本的积聚和发展不仅受到千年封建统治关系的制约和阻碍，而且受到西方列强的控制和盘剥。加上这种社会形态持续的时间长达上百年，且在慈禧拉拉氏时差点亡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一直处在生死存亡之间，因而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非常薄弱。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无产者和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受马克思列主义的影响和十月革命的启发，开始探索革命的道路，并于1921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根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孙中山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领导和推动工人阶级及全民大众，先后进行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放了全国人民。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又带领国民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在东方建立起又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标志着劳动人民从本质上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再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而是社会的主人。与私人资本相联系、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状态的打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也就不存在了。　　
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不久，由于国家领导人治国经验不足，生硬地照搬苏联制度模式，不切实际地调整生产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人民群众认识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在全国过快地实行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在农村、城市猛刮“共产风”、“大炼钢铁”，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强调“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为扩大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最后使不少“百姓”死于自然灾害和错误政策的双重忧患之中。更为痛心的是，毛泽东同志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夸大了国内“右翼”力量的作用，于1966年在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控制好局面，搞过了头，最后除“扼杀”了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大量国家栋梁之才外，并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陷于了极大的混乱局面。于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世人严重的质疑，工人阶级领导社会的能力也受到严重的挑战；加上国际资本主义的重重“围剿”，中国社会不得不绕道走，退回到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轨道上来，中国国民的阶级、阶层结构和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新一代领导人特别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处理国家事务，把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在农村进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的新一轮土地革命；在城市进行以突破公有制和一体化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在政治上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在思想文化上提倡尊重规律，事实求是，把弘扬传统文化和接受外部文化、外部理念结合起来；在对外关系上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利用外援相结合，实行对外开放；在经济运行模式上，从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并逐渐与国际资本经济接轨。这种被称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政外交政策，一开始启动便得到了国内主流民意的热情支持和国外的广泛关注，并在运行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从1978年到2008年的短短三十年间，中国不仅基本完成了从一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到另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且打好了从一种社会模型（全民和集体公有型）向另一种社会模型（个人私有型）过渡的基础。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和发展，并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了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中西部人口向东南沿海涌流，城乡差别、中西部与东部的差别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大，一代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新的社会阶级——打工人阶级也因此产生。　　
中国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建国后的最初30年中国农村虽然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两次生产关系的调整，但因走得过快、过急，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破坏，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极不协调，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进入了低谷，必须通过新的改革来解决不适应的生产关系。1977年，老革命家万里受中央指派，首先在安徽农村举起了改革的大旗，从小庄“十八农民”按血手印进行土地大包干开始，经过中央和地方全力以赴的推动，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土地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很快在全国农村铺开。改革革除了农村不合适宜、长期束缚农民手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凸显了农民个体的积极作用，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力；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不仅全国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以解决，而且使部分地区开始富裕起来，并出现了劳动力富余。与此同时，农村社队企业（1983年后改为乡镇企业）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并创造了诸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顺德模式”等优秀乡镇企业发展典型。乡镇企业的凸起，一方面加快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利用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随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逐步改变并取消城市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并允许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而使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互动起来，也为农民进城——现代农民打工人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于1985年开始启动。建国后的国家公有制（即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运作模式虽然在凝聚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推动国家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的作用；但由于国家领导层及全体国民在驾驭公有制体系和进行计划经济运作上缺乏经验，所使用的手段科学成分不多，从而酿就了国家社会劳动生产力中的“大锅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给城市资源的合理利用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和造成了一些浪费，也给城乡经济的融合制造了某种“藩篱”。于是中央借农村改革的“东风”，一举将城市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阶段调整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和完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形式上从全面公有制过渡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体系。与此同时还将国家政治体制（特别是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在国家机关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和权力下放；对所有事业单位分阶段、分类别逐渐减少和断绝财政“供血”，实行企业管理。从1986年开始，首先在企业，接着在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公有制条件下的“铁饭碗”。从而上自国家机关人员分流，中自事业单位职员“入企”，下自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改性”和破产裁员，形成了一道前所未有的“打工人生产线”，一方面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减轻了“包袱”和财政压力，一方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准备了人力资源。　　
在进行对内改革的同时，推动变革的另一举措是对外开放。从1977年开始，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便开始筹谋开放的途径和方法。经过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委、地方组织的精心调查和研究，中央最后决定：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并以东南沿海为落脚点，首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地方进行。特区的建立从法律上定格于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而最先启动、最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的特区则是1977年就开始着手筹划、1979年正式获准建设的深圳。选择深圳建立特区的原因很简单：一是中国经济发展太落后，而且当时“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邓小平语）：时下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小镇——深圳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外逃香港；而人民逃港的最直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是香港与深圳的人均收入悬殊约一百倍（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陈宏著《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发展经济已是不容争议的事实。二是深圳妣邻香港，中国经济通过这里与国际接轨，比中国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好。所以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考察的第一站就安排在深圳，并当即在深圳勾画了建立经济特区的蓝图；往后历经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推动实施，以及深圳干部群众和全体打工人的艰苦努力，最终建成了享誉中国与世界的中国第一经济特区。与此同时，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也一并启动，并在短时间内打造成型。　　
四个经济特区的建立，不仅使中国经济体制结构和所有制成分获得了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孔雀东南飞”——中西部人口向东南沿海移动，中国当代打工人最初形成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动因。特区建立把大量的民间资本、银行资本和外资聚集起来，推动了这里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的发展。由于人口所限，特区需要从外地大量引进人才（特别是劳工）；而在七十年代末开始进行的农村经济改革，在推动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劳动力富余。这种内地农业劳动力的富余和特区劳工的不足，便出现了历史的吻合，大批量的内地农民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逐渐向几个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涌流，进入这里的民营、外资和其他各类企业，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打工生涯。笔者1984年下半年受改革浪潮的驱动，曾在深圳进行过为期一周的走访调查，当时深圳企、事业劳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使用虽然多数还是来自当地或广东省内，但也有不少一部分来自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广西、贵州等内陆省份；少数内地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端着“铁饭碗”或甩掉“铁饭碗”也跑来深圳，尝试享受深圳改革开放的洗礼。我的两位大学同学就是在这时从贵州来深，并在深圳罗湖检察院和律师界扎根至今的；本人当时则因甩不掉“铁饭碗”而返回贵州继续从政。　　
1984年，中国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对外开放。随后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　日　中国最大的经济开发区——海南省正式成立。1990年后上海浦东开始成为华东及长江流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引颈。中国内地和边疆省区也逐渐建立一系列经济开发区和对外开放城市。这些前所未有的举措差不多把中国经济闹了个天翻地覆，各种经济成分象雨后春笋般勇立潮头，经济总规模特别是城市非公有制经济规模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数倍、数十倍，城市劳动力和初级管理人员的缺口已远非城市自身所能调剂，必须从广大农村和传统工商业的富余人员中得到弥补。这就为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和传统工商业闲置人员的转岗和再就业作了铺垫。在这一大背景下，广大农民便潮水一般地向城市涌流；一些因改革而下岗的内地国营、集体企业职工，源源不断地向东南沿海和其他开发开放城市挺进；少数落后地方的国家干部也不在乎在当地拥有一个“铁饭碗”，要去沿海或其它开放地区“一展身手”。于是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便形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打工浪潮，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各类打工人达到了1亿人之众；“打工人”这个名称也开始在中国大地叫响。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了肃清一些人对他主导的中国经济政策的诋毁，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举行了举世肃穆的“南巡”（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进行考察）。“南巡”的宗旨是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维护并坚持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保证更快更好地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方位发展市场经济。邓的这次“南巡”讲话的精神，全部化作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彻底摒弃在中国进行了40余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在9600万平方公里的华夏大地上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至于这种体系是“姓资”还是“姓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增强活力。邓的“南巡”和中共十四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分水岭，或者说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划上了句号。它标志着市场经济或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形态的最终形成和不断扩大，并在今后50年甚至100年内都将主导中国社会的进程；站在资本对立面又与资本相联系的打工人，也将随着这种经济形态的扩大而扩大，发展而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命运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讲——重要的并不取决于其他外在的力量，而取决于这个阶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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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打工人的当前发展　　
&当代打工人之路已走了三十年，从无到有已经发展成了相当的规模。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打工人基本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其他部分社会闲散人员的再就业。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启动，国营和城市集体企业依旧按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企业干部职工不仅是企业的主人，而且是全社会的“领导阶级”，工资福利、生老病死一切由国家和所在企业承包下来，无须向外界谋求其他谋生的手段。国家政治体制比如行政体制虽然在1982年进行了一次改革，但只是职能层面上的调整，不涉及干部职工下岗分流的问题。从1985年开始，国家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一方面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始进行机构精简的尝试，逐步安排人员分流；另一方面对国营、集体企业予以放权，让其自主经营、自负赢亏，并逐渐开始对职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给企业最大限度的用人权。然而，在90年代以前，城市体改进展得并不顺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分流事实上空有其名：国家号召打掉“官本位”和“铁饭碗”，而在绝大多数地方和单位只是纸上谈兵，真正脱离原岗位“下海”或分流出去的只是极少数；国营和集体企业自负盈亏也罢，职工劳动合同制也罢，多数企业和职工的分配方式并没有改变，原工资福利基本得以维持；就是企业倒闭了，职工下岗了，国家还会用低工资和特定的福利补贴予以“保底”。所以职工同志们这时还不想离开，至少还需要看看国家政策有什么变动。真正来得轻松、去得潇洒，不仅把打工当作谋生的手段，而且将之视为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业的，只有千百万的“农民工”兄弟。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场经济政策在各个领域渗透，国家行政体制、教育体制等相继进行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国家机构的精简和大、中专毕业生统招统分制度的解体，使每年数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进入到打工人的行业；许多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将其改组为多个所有制主体，甚至大面积卖掉国有资产、集体资产乃至整个企业，职工下岗和失业成为90年后的一种常态；乡镇集体企业多数实行承包经营或乡村领导持股经营，许多企业变相转化为管理者所有。从而迫使大量的原国营、集体产业工人和“国家干部”重新走上雇佣劳动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国营、集体企业（含控股）职工已从改革初期的1亿3千多万人减少到7千万人，其中逾3000万人进入各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打工；加上三十年来陆续走上务工道路、眼下依然在乡镇企业或城市各类企、事业单位就业的2亿3千万农民工，和十八年来自谋职业、由民营、外资和其他非国有经济实体雇佣的约6000万“学生工”，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精兵简政”下岗分流或自愿“下海”走进工场的约1000万“国粹型”打工人，全国打工总人数达到3亿3千万之巨。消除其中3100万个体工商户的主人、693万户私营企业中的1500万投资人和约1500万在国营、三资、集体企业持股、拥有超过本人薪资的私人资产的管理者和和白领员工(截止2009年6月的统计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处于雇佣劳动状态、靠工资维持生活、不拿国家任何补贴的打工人则有2.7亿人之多，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兴的、庞大的阶级、阶层。　　
&一、农民工的当前发展。　　
所谓农民工，从广义而言，泛指离开农业进入其他社会领域服务或劳动，并取得一定报酬或收入的农村户籍人员；从狭义上讲，则指受雇于他人或组织，参与城市工商业活动，取得与其劳动或服务份额对等和不对等的报酬的农业劳动者。　　
人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仅指离乡外出，到各大城市或在沿海一带务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狭义的农民工；而实际上，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兴起，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参与到当地农村和城乡之间的工商业和其它社会各业活动中来，成为新形势下的乡村工人、商人或服务业者，即广义的农民工。1983年农村社队企业转轨为乡镇企业后，国家允许乡镇多体联办、合办经济实体和个体经营，允许集体企业自行招工和私人雇工；其分配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集体企业的本土员工，一方面可以参与企业所有者（集体）分红，另一方面还可以按出勤在企业拿工资。他们是打工人，但是不完全的打工人。从企业行为来讲是打工人，因为属于雇佣劳动者；而从社会行为来讲不是打工人，因为他们是剥削者。联办或合办企业的股份成员、个体经营者，从广义上讲也是打工人，因为从事非农业；而从狭义上讲则不是打工人，因为都是资本所有者和剥削者。至于那些联办和合办的经营实体及后来兴起的公司制企业招收使用的员工（无论是本地员工还是异地员工），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工，自然就是名副其实的打工人了。　　
随着改革开放向城市的推进，特别是以4个经济特区建立、58个国家级（3800个非国家级）开发区启动、西部大开发建设和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组为标志的新一轮现代化建设的进行，以及市场经济政策向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援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建设，并逐渐让其参与社会各个领域的活动。广大农民也顾全大局，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为己任，纷纷投入到城市、沿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领域的活动中来。截止目前，在中国共4．9亿适龄农村劳动力中，离乡离土走进城市和沿海务工创业、进入打工人状态的人员已达1.5亿人之多；加上乡镇企业就地吸纳的约8千万本土工，农民工总人数达到2亿3千万。在这2亿3千万人中，男性约占67%；女性越占33%。年龄在20岁以下的的占19%；21—40岁的占65%；40岁以上的占16%。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占17%；初中文化教育的占65%；高中及中专以上文化教育的占16%；文盲占2%。在本乡镇就业的占35%；在本县、市及本省其他地区就业的占37%；在外省就业的占28%。在东部及沿海就业的占49%；在中部就业的占30%；在西部就业的占19%；（劳务输出）在国外就业的占2%。在个体工商业就业的占59%；在国有和城市集体（含合伙）企业就业的占16%；在三资企业就业的占15%；在乡镇集体企业就业的占8%；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占2%。从事餐饮娱乐服务业的占16%；从事业批发零售业的占5%；从事制造业的占30%；从事建筑业的占23%；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占4%；从事其他行业的占12%；另有约10%的农民工职业不固定，或处于暂时失业状态，栖身在朋友、老乡或同学处。　　
农民工是目前打工人中规模最大、随机性最强的一类打工人，这类人员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都具有自主流动的特点。除此之外，政府疏导与控制，劳动力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需求和潜规则，也在引导和约束农民工的流动和发展。政府对农民工的态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不管和放任；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疏导与控制；在90年代末20世纪纪初则开始安抚和扶持。但不管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农民工的流动和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而且逐步走向成型和规范。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农民工被当地企业所雇佣，随工资预期流动且大部分处于双向流动中。在商品市场，农民工在外出流动就业时已经形成了劳动力的连带流动关系，他们在流入地以家族、地缘关系为履带，以市场经济和生活需要为基础，形成了一定的相互依赖的聚合状态。例如，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地区，5个行政村20多个自然村，已经聚集了近10万从事服装生意为主的温州人。他们没有京城户口，属于城市体制外的嵌入者；经过较长时间的外出经营，从事服装生意的农民工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分化现象：有的当了老板，有的当了个体户，有的给老乡打工，有的成为无业游民，有的赚了钱后回乡开厂、开当铺。他们向市场提供服装商品，哪里服装消费市场大而又供给不足、价格好、收益高，他们就会去哪里经营。事实上很难确切界定他们是在哪里打工，他们是工人，农民，商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近年来一部分农民工开始向农村“回流”，仅广东地区在金融危机期间“回流”人数就达2000万，这给农民工的发展方向和就业安排带来了变数。　　
笔者1988年在贵州省玉屏县田坪乡政府工作时，曾参与组织了该县第一批由政府组织农村青年赴广东顺德打工的工作。当批在田坪乡共送出农民工30人，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18岁；高中文化的8人，初中文化的17人，小学文化的5人；男性18人，女性12人；已婚的3人，未婚的27人。这批人到广东两年后，有7人转去温州，4人转去上海，2人去了苏南，3人回到贵州省城贵阳，2人回玉屏县做起了个体生意，12人留在广东。再过了5年，有2人在外与人合股创业做了小老板，2人当了包工头，4人回家做起了个体户，5人在城里做了所在企业的中、低层管理人员，6人继续在外做普通员工，1人因工伤残失去劳动能力，3人在外处于职业不稳定状态，7人安心回乡当了农民。这批农民工的发展轨迹，差不多是中国农民工3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历史的演进，不断在发展自己、异化自己。在30年后的今天，广大农民工总体上已远不是改革开放初期保守、阙弱、甚至愚昧和被城里人看不起的农民工；相反，许多农民工比城里人、甚至比自认为是显贵的官员、知识分子聪明得多。　　
二、国营和集体企业剥离职工的无奈选择：　　
国营和城镇集体企业是30年前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后，这类企业因体制原因受到了市场极大的冲击，走过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预算内的国营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共有 28多万家，1亿3千多万人。经过30年的改革剥离（撤消、兼并、联营、改制），现在仅剩下不到15万家，7000多万人。在已脱职的近7000万人中，大约1千5百万人已经离休、退休、死亡和通过各种途径转去行政事业单位从事行政性工作或自行创业，2千5百万人下岗后处于失业（或待业）状态，其余超过3000万人则进入各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打工（有的由企业直接改制而成）。况且，仅存下来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已远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其资产属性、用人方式、分配方式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企业员工也不是当年的“企业主人”和“领导阶级”，而是地地道道的雇佣劳动者和打工人。　　
国营和集体企业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刚起步，政府未曾找到企业改革的有效途径，于是号召实行“政企分开”，要企业自行摸索路子，即所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一阶段，国营和集体企业被新的市场机制撞击得遍体鳞伤，但多数企业还是硬撑着，因为职工要吃饭，要保职工的饭碗，就是让职工下岗也得给保底工资；由于都处在观望期，企业不想轻易分流职工，职工也不愿意通过其他途径再就业。所以这时职工下岗和离职打工的只是极少数，到80年代末，两类企业下岗和另谋新职的总人数不超过1000万 。第二阶段，也就是90年代，政府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实行公司法人制，即企业资产有限责任制度。两类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后，资产经营的好坏直接与企业和职工的生死存亡相联系，大多数企业由于还拖着沉重的、甩不掉的历史包袱，加上管理者驾驭新体制的能力有限，企业的萧条、亏损和倒闭成为一种常态——在这时，职工愿意下岗当然好，不愿意下岗也得下岗。于是就形成了建国以来“国家主人”下岗分流外出打工的狂潮；到90年代末，下岗分流人数猛增到5000万。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国家以出资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参股和控股，并在企业推行员工持股、股票期权和管理者控股制度。许多企业通过这种改革，除了再将约2000万职工剥离于本企业之外而外，还培育了大批资产所有者——比如海尔的张瑞敏、TCL的黄东生等都把大量的国家资产收到了自己名下，变成了亿万富翁和企业最大的受益者、剥削者。企业普通员工——除极少数持股人员外——则全部沦为雇佣工人；他们没有了资产权，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劳动力，与原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完全相反。　　
值得说明的是，在国营、集体企业第二阶段改革完毕、建立起企业法人制度时，企业的性质就已经与原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同了；这时的企业已经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按资产经营状况对员工负有限责任，不象过去国营和集体企业那样对职工（乃至他的家人）的经济利益一包到底，更不具备条件让员工象过去那样享有诸多的政治民主权利。所有员工都变成了新的经济体——企业法人（或股东成员）的雇佣劳动者，打工人。他们与因改革和企业经营不善而下岗的职工一样，已经失去了原工人群众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享有的诸多权利，特别是政治民主权利，永远无法重拾“工人老大哥”和“领导阶级”的自豪感，许多人甚至退到了温饱线以下。笔者原工作过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湖光制药厂就是在这一时期（1987年）改制的——一个3800人的县团级企业，经过改制由北京三株集团公司控股后，减少到了1400多人；其余2400名职工退的退休，下的下岗，改的改行，该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在经过不到一年的合资经营生存期后，同样四处逃散，步入新的打工归途，很让人伤感。　　
中国改革是多数国人和外国人都叫好的改革——叫好的国人大多是农民、职业商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外资经营者、官场买办、贪官污吏、资本主义政客及其意识形态人士。这些人是中国改革的最大收益者。而对于中国城市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来说，我们的改革则是最大的败笔——事实上政府人士也承认：中国公有制企业的许多改革做法，是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让工人阶级承担改革风险的不得已举措——所以从始至终没有受到工人阶级的欢迎，或者说工人阶级以最大的耐心、最高的姿态来容忍和谅解政府的失误与错误。工人群众伤心地对自己说：“咱们解放以前是流血人，50年代是引路人，60年代是主人，70年代是领导人，80年代是失落人，90年代是打工人，2000年后没有了人——工人阶级不存在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是一个外壳。”笔者原所在国营企业的一位老厂长、党委书记，见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老领导带领工人经过30多年拼搏才打造起来的工厂，被新的管理者以改革名义一步步转化并吞为个人所有时，痛苦流涕地说：“国营企业的历史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不得已暂时还在宪法里写着，资本主义代言人杜勒斯预言‘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三、“学生工”的历史“机遇”：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也很快提上了议事日程。从1985年提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高校招生和分配制度”开始，中国中、高等学校的招生和分配工作就紧紧围绕着国家职业发展需要和市场经济建设来进行，而不再通过国家行政命令搞统一招生和分配包干制。1992年国家决定把中、高等学校的招生与就业进行并轨，实行“一条龙”招生就业计划安排，并于1993年明确提出“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方针，将广大学生就业分配推到了行政计划的边缘。1998年后，国家进一步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学校推荐、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从而使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学校招生、学生就业“统招统分”的制度成为历史，全体大中专毕业生从此全部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　　
自1992年国家开始分阶段实施对毕业生不包分配、由学生自主择业以来，全国各类学校平均每年为国家输送大、中专毕业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逾400万人（总数已有近8000万人）；除了有约四分之一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考试和各级人事劳动部门择优安排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国营就业（包括进乡、进村任职）和自行创业外，其余约6000万则进入到民营、三资和其他非国有企业就业，即“打工”。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有的跟随民工队伍去了国外。由于青年学生的就业追求专业对口，乐道于学习、接受新的理念、新的文化、新的模式和新的管理方法，所以他们对外资企业特别是欧美企业特别推崇，去这类企业就业的也特别多。从专业上看，“学生工”大多集中在市场营销、机械制造、电子工程、行政办公、财务会计、国际贸易等就业岗位。其中行政办公、财务会计约占25%；机械制造、电子工程约占20%；营销贸易、电子商务约占30%；其他约占25%。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不断调整、升级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到国家机关、国营企、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将不断下降；到民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的人员将不断增加，“学生工”累计数也将成几何数增长。　　
与学生就业增长量相匹配，国家的人才服务机构、服务政策也不断升级；学生——就业单位双向选择的机制日益成型和完善。眼下各地的国营、非国营人才服务机构、人才招聘市场（低级劳务市场除外）差不多都是为“学生打工人”设立的，并且构成了较完善的服务体系。笔者因工作关系先后到过“广州南方人才市场”，“广州锐旗人才市场”，“广州韦博人才市场”，“上海市人才市场”，“上海浦东人才市场”，“深圳市人才市场”，“北京市人才市场”和其他“猎头”人才机构；这些常设人才市场（机构）除周一至周五多为“散场”，进场人数相对略少外，每个“双休日”都会举办专场招聘会（近些年周三、周四也开始举行专场招聘会）。来这些招聘会应聘的人员少则几千人，多则数万人，“南方人才市场”和“上海市人才市场”都有过单场进场超过10万人的记录。光临招聘会的除了部分“跳槽”、转岗和希望跨地区就业的各类“老职员”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各地方、各学校的毕业生或走上工作岗位一两年的“学生工”——“学生工”到人才市场竟聘，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也正是通过各地的人才市场（包括网上市场），他们才得以到达目的地打工，成为真正的打工人。虽然打工不一定适合自己，而且说不定是一场噩梦，但对大多数毕业生来说，别无选择。　　
在改革开放以前，大、中专毕业生（特别是大学生）是社会的“娇子”，由国家统招统分，无需学生自己去谋业，也不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体制改革后，大多数毕业生必须由自己寻找工作——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家就业压力大，每年有接近千万的人就业无着，难于对毕业生进行工作调剂；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学生专业不为社会所需，成了就业的极大障碍，从而使每年20%以上的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半年、甚至一年以上还徘徊在工作之外。国家和地方上每年一度的公务员招生考试，吸引了千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报考，但取录人数为数十、数百分之一，没有实力和背景的普通毕业生很难想象进入公务员工作岗位。在我的同事中，有两位曾参加过国家统一的公务员考试，一位来自湖北，一位来自江西。来自湖北的一位笔试、面试成绩都优秀，只是自己的一位叔父“服过狱”，花了3万元去行贿，未被录取；来自江西的一位笔试成绩优秀，面试成绩“一般”，花了10万元行贿，还是未被录取。最后二人不得不南下广州，走上打工道路。毕业生中80%以上的人进入“工场”不是自己意愿走这条路，而是国家政策使然万不得以；其余不到20%的人选择打工或自己创业虽是发自内心，但在这20%的人中还有不少是以“家庭背景”考量为前提的，没有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作后盾，创业和择业要想十分成功极不现实。　　
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分流人员的迷茫之途：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家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虽然未曾在性质上进行深层次的变革或转轨，但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行政体制）的改革还是有一定深度的。到目前为止，国家行政体制改革前后进行了6次，每一次改革除了“革”除一部分臃肿机构、一部分不能胜任工作的行政职员外，还带动了全国上下数十万事业单位的大幅调整（包括单位撤消、改制、合并、精简）。特别是两次行政体制的改革调整，无论是在改变服务方向、精简人员数量和提高工作效力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仅中央国家机关，经过数次整改后，总人数减少了近20万人；最近一次（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成了人们窥视国家机关改革裁员方向的焦点。地方上的机构整编，虽然经历了精简——膨胀——再精简的过程，但总体上是机构减少了，人员分流了，行政单位的包袱减轻了。尽管国家机关的人员分流基本上是流向与行政紧密相连的事业单位，或让少量的职员“下海”创业，他们远远不是仅能享有劳工待遇的打工人；但重要的是这种分流冲击了事业单位——并由此波及到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的稳定，把这些单位的人员“逼”上了打工之路。　　
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比国家机关的改革来得迟缓，来得艰难。真正全方位、大面积的改革是在2000年以后；并且各地的政策也不一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个国营、集体企业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事业单位改制成为国企（或集体或联营企业）后，许多单位的命运等于面向死亡。改革精简使一部分人员继续留在续存单位（企业），一部分富余人员则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就是留在续存企业的人员也因单位性质的改变，不再享有原事业单位的各种优越条件。中央和各地方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给改制后的企业减免税收，发放小额贷款，或给被精简的人员自行创业给予一定的补贴等，但在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面前，走惯了老路的这些“资政级“人物真能把企业搞活和真能成功创业的实属少数；无论是单位撤消、转制、改制还是合并、精简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的人们，他们大多数人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事业单位的改革就出现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往复的过程，找不到“门路”的人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出打工。改革服务工作做得好一点的地方——比如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和社保局——会为体改后自谋职业的人员贴上一块“市直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自谋职业人员登记处”的牌子，为你帮忙找一找工作；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甚至以割掉挂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肿瘤”而痛快，让你走得越“潇洒”越好——比如给你点保险、津贴方面的优待，转制时让你提前退休或一次性“买断”工龄便罢，连你要去当打工人的决心都全被磨灭掉。　　
到目前为止，由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分流出来走上打工之路的人究竟有多少，很难做具体统计；包括改制、精简后直接进入“工场”打工，和由于事业单位性质的改变——新的单位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后员工直接“改姓”的打工人，其总人数大约有1000万。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延续了原在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时享有的部分待遇（如住房、保险、公积金等），大多数人则完全依赖雇佣劳动工资养活自己和家人，成了马克思笔下的“受压迫者”、“受剥削者”，与过去“为社会、为人民工作”、“代表国家和社会做事”的“公仆”和“知政”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所以，凡被精简、分流出来的人，大都风光不在，元气大伤，精神失落。当然，也有少数人创业——特别是“顺手牵羊”利用原单位或国家资源——发了财的，而他们往往成了改革开放的能人，甚至时代大潮的英雄。　　
五、出、入境打工人的谋生之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中国的进出口管理制度也在进行不断调整，进出国门处理国家事务和就业打工的过境条件逐渐宽松。于是不少国人开始出外谋业或打工；国外公民也不择时机地来到中国谋业或就业。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中国公民出外就业打工（不包括公务人员和商人）的登记人数是380多万，加上未曾登记或偷渡过境的人员有逾400万；国外公民进入我国打工就业的则有200多万。出境打工的中国公民——按出国前的身份论，以普通工人、农民、学生、专业技人员为主；按出外国度（地区）分，以东南亚、非洲、中东、日韩、北美、俄罗斯为主；按职业性质分，以从事建筑业、开采业、饮食服务业、国际贸易为主；按年龄分，以25－45岁 年龄段为主。入境打工的外国公民——按入境前的身份论，以学生、商人、管理人员、科技工作者为主；按来源国度（地区）分，以中国沿边国家、港澳台、非洲、美洲和俄罗斯为主；按入境就业的省区分，以广东、上海、京津、新疆及其他沿边省份（城市）为主；按入境后的职业性质分，以农牧业、国际贸易、企业管理、服务业为主；按年龄分，同样以25—45岁年龄段为主。通常情况下，来自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打工人，一般层次都较高，以做中高层企业管理为主，并且多数在外资企业就业；来自周边或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打工人，则以做农牧林业、饮食服务业、国际贸易为主。在出入境打工人中，女性卖淫也占了一定的比重。　　
在出境打工人中，目前以建筑业、开采业、饮食服务业最为火暴。中国建筑业外联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事；而非“国派”（或民营，或国营盈利性建筑实业单位）外出开展业务，则是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20年来中国在外建筑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到目前为止在外承揽项目的实业单位有数百个，从业约500万人次（长期在外的建筑工人40万人以上，其中中国建筑集团一个单位带到阿尔及利亚去的就达9000人），是中国外出打工人中最大的群体——欧洲、中东、非洲到处可以见到我国的建筑打工人。地下开采业外出区位性很强，中国对外开采承包经营的落脚点又集中在石油天然气上，于是就造就了两个集中开发点：一个是非洲；一个是中东。目前中国在这两个地方经营石油开采项目的单位（含私人承包商）达上百个，拥有工人数十万人，以至被部分当地人说成是“中国殖民者来了”。其实对于给承包商打工的井下工人来说，他们不仅不是殖民者，而且是饱受劳役之苦的被剥削者，在外还承受着随时被绑架、被抢夺和面临诸多民族冲突、战争冲突的威胁。中国饮食服务业外出经营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包括欧美、日韩、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中国餐饮和娱乐业存在。笔者2007年到韩国时了解到，那里城市的不少街、巷，差不多成了中国人（或华人）饮食娱乐业的天下。一段时间来，由于韩国实行民族工商业保护政策，对外国人在韩经营课以重税，并在国籍、人口政策上大做文章，使得许多中国人的餐饮和娱乐业破产，在那里打工的中国人也被迫回国。　　
在入境打工人中，目前吸收量最大的是广东、上海、北京、新疆和云南；而打工人的来源则遍布世界各地，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在广东（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珠海），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辖区谋业的“洋打工”、“洋漂族”达20万多万人，其中在广州就业的就有近10万人；特别是来自非洲、中东、南亚的黑人、棕色人种同胞构成了广州的一道风景。在上海，据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人士介绍，在2006年底，上海市登记就业的外国人有54608人，其中2006年新入境就业的就达20189人，比3年前翻了一番；这些“洋打工”来自133个国家，其中人数居前10位的为：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德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英国，其综合素质和文化层次都较高。在上海近郊的小小的地级城市苏州，到2006年底进入该地就业的外国打工人也超过了2万。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的广州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8年下半年则专门从日本成批引进了33名身材高、学历高、中文程度好、长相好的日本美少女做“空姐”；并且类似的“洋职员”引进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有。这反映出外国人来我国打工已逐渐向规模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无论是出境打工人还是入境打工人，非法过境和非法就业的情况都达到一定的比例。他们既无护照（或持假护照），也无其他任何有效证件，通过非法中介或自行绕关偷渡出境或入境，造成边防管理和国内行业管理、安全管理上的一些困难。2005年6月，深圳市福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依法查处了一起非法雇佣外国人、外国人非法就业的案件，对涉嫌非法就业的7名外国人和非法雇佣外国人的一家企业依法进行了处罚。2006年8月，广西边防总队弄尧边境检查站在巡逻时，截获29名自发组织偷渡入境到中国打工挣钱、无任何合法证件的外籍人员，并把他们遣送回境。2008年6月，广东边防总队五支队在珠海横琴也破获一宗非法入境案，抓获涉嫌偷渡人员7名，其中6名是付了1900美元中介费被骗到中国打工的外国人，1名则为内地组织偷渡者。他们是非法的，但也是很无奈的，多数人只不过是为了谋生而已。　　
从中国边境偷渡出境打工的国人同样很多，不必说“老华侨”们当年出外打工有相当一部分是偷渡出境的；现在除了在云南、新疆等边境地区的“同族乡亲”出境可以获得“优待”外，在沿边众多的过境口岸，有的民工持假护照瞒天过海，有的充当原料、物资通过汽车或轮船偷运出境，有的甚至通过“黑帮”接头和雇人持抢护送。据法国前内政部长（现任总统）萨科奇透露：在2004年前的几年间，中国每年偷渡去法国的人数达到4000人。他们中的多数在本质上不仅不是不良公民，而且还是国民中的佼佼者；但从国际法和国籍管理的角度，他们又违反了法律法规，为当今社会所不许。　　
第三章：打工人对当代中国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国防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13位上升到当前的第3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当前的第2位（其中出口第一位）；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零起点上升到当前的第一位；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15位以下上升到当前的5位以上；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并且——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和一些国家的混乱局面来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进入小康，并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进步是全中国人民的功劳，而其中的一半则是中国打工人的功劳——全体打工人是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崛起的当之无愧的功臣。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靠打工人来执行和完成的，没有打工人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打工人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稳定；没有打工人就没有中国的强大和对世界的贡献。尽管打工人目前总体上还是一个自发的、缺乏统一组织的、较为松散的社会群体，各类打工人追求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不竟相同，但他们均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上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并为世人所景仰。　　
一、农民工的贡献：　　
作为拥有2．3亿民众、已成为我国主要产业工人和全中国打工人核心力量的农民工，30年来默默耕耘，默默奉献，走过了一个不平凡、并不为人们充分认知的过程。许多国民特别是城里人认为民工来自山村，缺少文化、没有理想、行为粗俗，不愿与之融合；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只把他们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研究，看不到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与贡献；许多政府组织和官场人士也只把他们作为一个国家中的劳动力来调教、来管理。然而，正是他们——正是他们让中国的天地翻转了过来，正是他们对中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们的这种贡献遥遥领先于其他打工人乃至中国任何一个国民成份。不管人们承不承认、喜不喜欢、信不信服，他们都是当代中国最伟大、最值得尊敬的群体，是一个了不起的社会变革力量。　　
1、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拓荒人。　　
中国农村和农民本来有两千多年的“自耕自给，隔业为豁”的历史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及其配套政策，更使广大农民不敢与国家利益相对抗，突破“二元经济”进城置业和打工。然而，这30年间广大农民却打破千年沉寂，走上了一条亘古未有的变革之路。继“小庄”村民自发承包土地经营和沿海农家兄弟发明“乡镇企业”之后，广大农民再一次自告奋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踏出数百万公里的农村疆界，走进城市甚至进入沿海开放城市“撕杀”，一方面抢夺城里人的饭碗，另一方面通过置业和消费给城里人铸造饭碗，毫不畏惧地向城乡二元体制即传统的城市国营经济体制和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说不，为中国农村、城市配套改革和对外开放充当揭幕人和奠基者，为自身也为其他国人开辟了一条和多条谋生之路，发展之路，并初步奠定了“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这其中的勇气、毅力、智慧和改革创新精神，足以让其他国人、外国人惊叹和汗颜。　　
农民工既是中国改革的功臣，又是对外开放的先锋。从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接纳第一批民工开始，他们便从国家大局出发，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城市、来到沿海，进入这里的国有、民营、三资企业和其他外向型企业打工或创业；并且30年不倒、一批比一批凶猛，一批比一批精干。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冲破了我国人口转移、劳动力市场和经贸往来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使劳动力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和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机制成为现实，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用工制度的完善，加速了计划经济体系的解体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