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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工作导论》试题及答案,社会工作导论,社会工作导论 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笔记,社会工作导论 李莉,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医务社会工作导论,社会工作导论思维导图,社会工作导论试题,社会工作者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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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工作导论》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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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搜索框直接进行搜索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殷妙仲）（一）
【作者简介】殷妙仲，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在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建立一支庞大社工队伍的形势下，中国社会工作已渐渐进入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社会工作岗位的建设亦日见增多。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突破了很多原来的限制，如教材不足、师资不够等。但是在关于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在中国的发展的讨论中，至少有三个问题仍然不断缠扰着中国社会工作学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科学性、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一定要扎根于中国复杂的国情，有机地结合本土和非本土社会工作的技术和文化价值基因。
【关键词】社会工作/中国特色/专业化/科学性/本土化
在中央政府大力提出要建立一支庞大社工队伍的形势下，社会工作目前已渐渐进入政府不同的职能部门，社会工作岗位的建设亦日见增多，部分地区如上海、深圳更成为全国的模范。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仍然有一定的限制。在众多限制中有些是资源性的，如师资和教材的不足；有些是技术性的，如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也有些是结构性的，如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但是，随着师资培训、政府认许和资源改善，相信这些限制都会有所改善。
中国需要社会工作，而且社工专业化是必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究竟社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根据国际社会工作人员协会的界定：“社会工作专业推动社会改变，解决人类关系中的问题并通过增权和解放来提高人们的福祉。社会工作运用不同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理论去介入人们与环境的互动点，人权和社会公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虽然学术界对此定义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这一定义对本文所要讨论的社会工作专业性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个定义由四个单元性概念所组成：一是社工是一门专业；二是社工的功能；三是理论的运用；四是社工的价值。事实上在过去十年中国社会工作的论述之中，在定义什么是社会工作时，很大程度上都围绕着这四个元素。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从业人员必须经过系统的训练，基于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用科学化的知识和方法，去达成一些社会认可和交托的任务，包括协助弱势社群、维持社会稳定等。某种程度上，这已成为中国社工界用来界定其专业性的标准。
但这一定义也引来三组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的问题：第一，社会工作在中国再次出现，标志着它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一定被认可的功能。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新的社会工具去解决。但是，中国的社会工作是由政府主导引入的，如此的话，它的专业性与西方是否一样？因应中国既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它的社会功能又应该是（或者可以是）什么？第二，在现代化的大语境中，科学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用来评估所有社会系统、制度、事业和组织的标准。社工作为一门新的社会事业，并打着应用社会科学的旗号，很自然常把科学化看成其专长。当谈到科学化时，我们不能不谈知识的应用。但在社工实务里，使用的究竟是哪一种、或哪一门知识呢？社工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呢？第三，社会工作是一门有价值取向的专业，而作为一门从西方开始的专业，社会工作无可避免地受着西方文化价值的影响；故此，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社工界在讨论如何把这外来的新生专业进行改造时，都离不开对体用的争论，这种争论也成为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讨论的焦点。但是本土化是否一定要从文化价值里寻找答案？而本土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笔者抛砖引玉，为这三组问题提供一些想法，希望能引来更多的讨论。
一、社会工作的矛盾：专业与政府的暧昧关系
社会工作是一个包括了多元而复杂的实务形式的专业。如果单从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来理解什么是社会工作专业的话，可能会有瞎子摸象的感觉。社会工作实务的多样性也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欠缺一个明确而统一的身份认同。由于社会工作是福利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此，因应每个国家的福利观和政权的差异，社会工作在国际上有不同的实务体系。在被统称为西方的国家里——如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他们的福利模式都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也有很大的分别：英国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官僚式社会工作；美国的社会工作却因为欠缺政府的支持而走向以解决个人问题为主的治疗性专业；澳大利亚因为政府政策的不断变动，而徘徊在英美模式之间，社会工作专业至今还在争取被认可的地位①。当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专业社工逐渐走向以个人辅导和补救性工作为重点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社工的主要活动仍是在贫民窟内，默默地组织和协助居民解决日常生活的困难。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里面，社会工作实务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以香港为例，社工在社区的青少年或老人服务中心提供预防性的社会工作服务，如社交小组；也在家庭服务中心和医院里提供个人辅导服务。故此，在国际上要界定什么是社会工作并不容易，这对不同国家的社工要界定一个同一的专业身份是一个颇大的挑战。
面对实施体系的多元性，其中一个能团结所有成员的方法就是成立一个共同认可的专业团体②，这不单是对内为社工提供一个身份认同的平台，也可以通过集体的努力去互相监管和督促；对外，可以争取社会的支持，特别是政府通过立法认许社工的专业地位。事实上，很多国家的社工在专业化过程中都朝着建立这种专业监管而努力，不但希望能立法界定成员的共同专业身份，规范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还希望通过立法认可的注册制度，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权威带来最可靠的保障。如Freidson所说，这是从事社工职业者获取社会地位、专业权威和利益的途径③。但是，注册制度是否“真的”可以令社会工作变成专业，还是如Johnson的分析，注册制度在保障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利益的同时，也为政府收紧了对社工专业的职业控制(occupational
control)，为社工专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呢？④根据Fournier的分析，专业团体与监管本身已包含着一种自我管治的逻辑谬误：当专业成员以为在自我监管时，便误以为这一专业已具有一种“自治”的权利；因而为了体验和保存这权利，成员必须遵守这一专业既定的守则，避免外力（如政府）的介入⑤。事实上，由于这种自我监管的能力必须经由政府立法认许，他们无形中正在受着政府的控制。
（一）注册制度：专业认可和政府控制
人们经常忽略了注册制度的潜在危机。因为社会工作的需求受政府资源分配的决定性影响，故此，政府可使用注册制度来作资源分流的工具。在新保守主义下，西方政府只把资源投向补救性的社会服务，如医疗、精神卫生、儿童保护。因此，这些服务机构因资源比较丰富而能提供较高的薪酬，注册制度成为它们招聘的把关条件。相反，社区性的服务，特别是社区发展性的工作，并不是政府认为有用的服务，所获的社会资源很少；因此，它们可以提供的薪酬也相对较低，获取受过专业训练和注册的社工垂青的机会也相对较低。这无形中导致社会工作的“阶级化”：要求聘用注册社工的工作变成“专业性”工作，没有这个要求的工作却慢慢变成“不够专业”，甚至是被排挤出所谓“专业”的门槛。香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分配，成功地压抑过去曾一度活跃的社区发展工作；另一方面，社工注册制度的出现，把一些在社区里真正地推动着组织工作而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社区工作者排斥在外。事实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以依赖政府资源为生的社会工作专业，逐渐地变成所谓的“临床”性的专业工作，而远离了推动社会改变的传统专业使命⑥。注册制度无形中赋予政府对社会工作更大的控制能力。除了直接控制对专业的认可外，政府也可以通过资源分配来约束社工的受雇机构，间接影响社工专业的发展，还可以阻止社工专业守则内不利于政府的价值条文的出现。
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速度惊人，通过政府的介入，在短短几年间便已建立起全国性的考试注册制度。因此在中国，社工专业地位已取得空前的肯定。这制度好像打破了用专业训练来划分专业与否的界限。但是，这个由政府主导的一种急就章而成的注册制度明显表明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控制，也带来了一些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问题。通过注册考试而产生的社会工作，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这群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注册社工，能否与经过专业训练的成员形成一个专业共同体？他们的共同理论体系、文化和价值又是什么呢？社会对一个专业的权威的认同固然重要，但这个专业的自信也是不能欠缺的。这个考试制度是否又能为中国社会工作提供专业自信、服务群众的能力以及对专业价值的坚持？
（二）专业与功能：社工的政治任务
当一个专业的专业性是经由政府认可的话，这一专业无可避免也将需要满足一定的社会功能。在国际上或是国内讨论中国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时，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社会工作是为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服务并以维持安定繁荣为前提。因此，也有人担心中国的社会工作能否扮演社会改革先驱者的角色。其实，这种担心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
资本主义的最终运作动力是靠亚当·斯密所说的隐形之手——即个人的私欲。但是一个没有约制的市场也会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故此，政府必须从多方面去制约和补救市场经济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利用社会福利作出适量的介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公认的一个方法。而福利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本来由民间社会主导的社会工作纳入了政府福利体制内。在这个纳入的过程中，政府也重新界定社会工作的社会功能。在早期，当社会工作还是由民间社会，特别是教会、慈善团体和个人出资支持时，社会工作已沿着两个矛盾的社会功能发展。慈善组织是通过民间力量去照顾社会未能照顾的穷人，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补救性措施；同时出现的福群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一般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社会改革的根源，成为日后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改革的支持者的历史性根据⑦。但是随着政府开始大量介入社会福利事业后，社会工作也愈来愈偏向补救性，其社会改变的功能日渐式微。
用Habermas的分析，当国家开始介入公民社会的日常生活空间时，国家会以其工具理性去制约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运作⑧。根据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福利的主要作用是资本主义政权平衡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和容许资本更有效累积的矛盾⑨。在很多国家里，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社会工作也是政府维持这平衡的管治工具。Popple总结这种工具性目的为：政府交托给社会工作的“功课”(social
assignment)；换言之，在福利国家的建制和语境下，社工无可避免地成为政府用来控制社会上的依靠者（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穷人）的工具⑩。
社会工作经常面对一个很大的矛盾：作为一个打着社会公义旗帜的专业，社会工作提倡社会改革，但是作为极度依赖政府支持的一个专业，它又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当然，控制并不一定是负面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都希望见到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而社工在扮演社会控制的角色时，事实上也为很多不能自顾的人提供了帮助。但是在新保守主义日渐当道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福利资源主要投放于补救性服务。而补救性服务也多用病态的角度去衡量用者的需要，忽略了因社会结构性的不公义所带来的影响。无可避免的是，当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在运用其专业性权力时，我们有可能变成维持社会对受助者的结构性压迫的“帮凶”，那社工又（应该）如何面对这种矛盾性的存活模式呢？特别是在政治空间狭小的中国社会里，社会工作又如何在完成政府交托的任务时积极提倡社会改革？这将会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所要面对的一项重大的挑战。
二、专业、理论和科学
每一个专业都需要有属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11)。作为一门以“应用”为前提的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向其他学科借用的。同时，作为一个强调人类需要的专业，社工所需要的知识基础也是相当阔和杂：从生物学和医学到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等。由于大部分的社工理论是从不同学科借来，在某程度上有“拿来主义”的实用性倾向。故此，要清晰地勾画出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是一件绝不容易的工作。由于社会工作欠缺了一个具体和统一的知识体系，其专业性也常受到质疑。
虽然社会工作大量采纳自然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但是它的“科学性”颇具争议。
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工作有更基础性和指导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已有很多争论。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实证观”，而这实证观又是依靠一种量化性统计工具去探讨某些自然现象。社会科学家中也不乏这种量化实证的支持者。但是随着诠释学、批判理论和其他后现代主义学派的兴起，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学者认为这种被Habermas称为“工具理性”的量化实证观及方法，不一定能用于研究社会和人文现象(12)。
现在在美国颇流行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讨论就是一个好例子。支持社会工作应以“量化实证观”为前提的社工学者，努力地引入在医学讨论上所谓的“以证据为本”的实务。“证据”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可量化的指标。而他们认为最可信的指标是通过实验性(Experimental)设计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数据(13)。这是一种对社会工作知识的狭隘性理解，不单抹杀了其他系统性研究，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也忽略了社工知识的多样性。Trevithick指出社工的知识基础包括了三方面，通过系统研究而来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种。同样重要的是理论知识和实务经验(14)。有学者甚至指出，在日常社工实务中，社工主要运用的并非系统研究和理论性知识。相反，直觉性（包括习惯性）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15)。这是因为社工的工作对象是“人”而不是“事或物”。人是多变和复杂的，同一件事，不同人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感受。故此，“量化实证”观的“方程式”思维会有简化和压抑人类的复杂性的危险。要有效地面对人类的复杂性，社会工作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可以量化的工具性行为，而是要被看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过程。在这过程中，社工与案主从明白和诠释对方的想法，达致相互了解、决定介入点及方法。因为这种诠释性的特性，有人认为社会工作艺术多于科学(16)。从艺术性观点而言，“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务只会使社工变成机械化的操作。
同时，也有学者提醒我们，“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的论述是没有从政治性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工作的本质和知识基础的。批判“以证据为本”科学观的社工学者很多都从社会工作的政治使命出发，指出社会工作的“临床化”倾向会使社会工作变成“社会控制工具”，从而进一步远离其推动社会改变的本质。社会工作所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他们的问题很多不能单从心理、情绪、行为等因素去理解和分析。相反，这些因素却可能是他们所处的社会困境所致。故此，作为以社会公义为本的专业，要有效地解决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问题，社工不能不扮演倡导者的角色，而倡导的目的是希望带来政策性，甚至是制度性的改变。这些改变都可能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分配；故此，社会工作的介入不可能是政治中立的(17)。
在现实中，“量化实证科学观”的运用很多时候是带有政治立场的。任何促使社会改变的行为都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既得利益者很少会轻易接受影响他们利益的改变。任何对现有政权带来冲击的社会行为，包括社会工作，都有被取缔的危险。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何在北美洲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一般甚少资助社区组织和发展的社会工作服务。试问有多少政府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明显的，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社工的实证科学性，而忽略了它的诠释性和政治性。简而言之，社会工作是一门结合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以及技术、人文道德价值和政治任务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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