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崩溃论”看美国对中国研究的误区
日 15:45:09
来源：《红旗文稿》2015/10　　作者：吕增奎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断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在随后《纽约时报》（3月15日）的“问答录”中，沈大伟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再次断言中国共产党处在一种“霍布森选择或第22条军规”的状态中，无论怎么做都会导致自身的崩溃。
　　与此前诸多的中国崩溃论相比，沈大伟教授似乎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给予具体的时间，说“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但是，他所列出的五个论据夸大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严重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所具有的优势，故难以支撑他的结论。因此，沈大伟教授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作为一名从事中国研究长达40多年的知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研究向来比较严谨温和。这次沈大伟教授却一反常态，显然不是为了博取人们的眼球（他指出《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的标题不是他本人所取的），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实际上是近几年来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在诸多同行的教训犹在眼前的情况下，沈大伟教授仍然就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前景作出具有高度风险的预言，这实质上反映了沈大伟本人乃至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所存在的几个误区。
　　首先，研究视野的盲区。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沈大伟曾经批评美国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探讨缺乏宏观上的系统性和比较视角，也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对越来越小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因而无法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预测。如果沈大伟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视野这种“有微观、无宏观”的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沈大伟在最近这篇“中国崩溃论”的文章中的研究视野同样存在着选择性失明。沈大伟教授所列出的五个证据，包括2014年底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报告《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十大改革挑战》中所列举的十大改革挑战，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内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即使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也有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判。现在，沈大伟教授既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挑战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拥有应对这些挑战的足够多的资源和经验，就匆忙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4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的研究报告《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就这样明确地批驳了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认为这是“一种无视铮铮事实的一厢情愿”。
　　其次，研究方法的错配。在美国，中国研究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这就使中国研究受到了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美国的中国研究实际上就是各种研究理论的试验场。从早期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现代化理论到威权主义理论，再到目前流行的合法性理论，这些理论轮番上阵，成为不同时代关于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尽管一些学者也指出，美国的中国研究有可能从社会科学的“消费领域”转变为“生产领域”，但至少目前这种状况并未发生彻底的改变。这种把西方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理论和概念套用到中国这个特殊的对象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过去的各种“中国崩溃论”失败的教训就是证明。
　　就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崩溃论”而言，实际上仍然套用的是西方的威权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威权主义政权，要么由于无法解决内部的问题而崩溃，要么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入西方的民主政体，因此，无论哪一种走向都注定要走向崩溃。这与沈大伟教授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提出的“收缩—调适”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大伟教授的“收缩-调适”分析框架确实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提出的新分析框架，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韧性的组织……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应当承认，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最后，研究理念的混淆。西方的政治学家在研究中国政治时，通常存在两个混淆：一是把作为政治理想的民主与作为具体制度的民主混为一谈，把民主理想等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承认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民主制度。二是把民主与选举混为一谈，似乎不实行全国普选的制度就不是民主的制度。因而，他们往往按照典型的西方政治评价标准，即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来评判中国政治制度及政治发展。这样的混淆，使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既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劣势，也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作为一名对中国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崩溃论”是如此地轻率，不仅与自己作为学者的严谨风格背道而驰，而且与自己多年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确实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如果将其放入到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研究的整体氛围中来看，就不难理解了。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尚未摆脱金融危机而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学术圈中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升级，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也呈现出越来越悲观的趋势，即越来越担忧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作为主导大国的美国二者之间是否会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历史来看，与“中国威胁论”如影随形的总是“中国崩溃论”，似乎是为了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心理冲击。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部）
责任编辑：李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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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由来
&&对近年来针对中国发展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论调：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出现原因进行了探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这些论调都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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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
至今“中国威胁论” 归纳起来主要有:“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人种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中国粮食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人口威胁论”等等。众多的威胁论几乎涵盖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在国际上对中国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制造了很大的障碍。关于这些言论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一、西方“人性恶”观念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首要原因，“中国威胁论”的提出既反映了国际上某些人面对中国快速发展而产生的诚惶诚恐、焦躁不安的心理,又反映了他们想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险恶用心,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就出于他们极端的“人性恶”传统思维模式。二、地缘政治因素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直接原因―主要指中日之间。三、美国霸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偏见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现实原因。四、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原因。五、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形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经济威胁论”。这种观点的核心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将对世界经济构成威胁。(二)、“中国军事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以后，军事实力必然增强，从而会走上军事扩张之路。(三)、“中国文明与意识形态威胁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将对西方构成威胁。(四)、其它威胁论，例如，认为中国在粮食方面会对世界造成威胁。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不在于它发展快慢、是否强大，而根本上在于它实行怎样的对外政策。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威胁论”思想的实质是冷战思维的延续，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口中国威胁，为自己扩军备战，出售军火谋取巨额利润。应该看到，真正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威胁的，不是发展着的爱好和平的中国，恰恰是那些“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对此，人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实力并没有象有些人估计的那样强大，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很难说会对他国构成威胁，其次，中国经济发展会对世界各国带来好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向世界提供巨大的市场。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中国不发展经济，反倒会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威胁。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世界各国，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再次，从军事角度看，中国的军事预算是有限的、低水平的。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会称霸。最后，在粮食需求上，中国不会对世界粮食的供求造成巨大影响。随着科技的进步，中国农业的发展，我们将完全有能力来养活自己，决将不会走上依赖谷物和肉食品进口维持生存之路。 中国威胁论只是外国用来讹诈和绞杀中国的工具。第一、经济绞杀。砍断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翅膀，中国威胁论一出，中国企业在国外寸步难行。中国的产业几乎已经被国外资本收购一空，但是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却困难重重。第二、民族软化。束缚中国一部分国民对外走出去的胆量，捧杀另一部分国民对本国的清醒认识。第三、军事压制。诱骗中国把有限的经济实力捆绑到无限的国土防卫之中，再也无力进行世界争夺。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是美国军队，这一点勿容置疑，可是少有国家喊过美国是威胁。中国军费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却总有人无时无刻不在喊中国军费增速快，中国军队是威胁。
“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伴随着国家实力上升以及不断走向全球的脚步,中国如何在国际社会运用新获得的力量日渐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部分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始要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责任论”的出台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在现实中不断碰壁有密切关联。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到“中国责任论”的转变表明,国际社会希望影响或约束中国运用权力的方式,进而规范中国未来的国际角色。美国一方面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中国一道处理世界热点和难点问题;另一方面又在东亚地区保持美日同盟、构建东亚安全机制、强化美印关
系以及建设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亚地区秩序,以此遏阻或防范中国崛起,这促使中国学者对“中国责任论”持较多的保留态度。
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责任论”较为中性、客观,它更多地从积极和正面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实力增长和国际角色;在方式方法上更加强调对话与协商等接触性手段,而不是孤立与制衡的遏制性手段;在理论色彩上更加突出自由主义而非现实主义的色彩,不是旨在阻止中国追求更大的权力,而是鼓励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过程中承担与其地位和权利相称的国际义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责任论”的兴起是中国力量上升和参与国际生活深化的必然产物。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促使多数国家选择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合作关系,以便受益于中国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也促使所有“利益攸关方”去关注中国的国际角色。同时,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国际体系内的主要行为体在客观上需要团结起来加以应对,特别是团结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备受瞩目。“中国责任论”的兴起还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和未来国际角色的积极认同和预期。
“中国责任论”的兴起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多的活动平台,国际社会在中国涉外事务以及重大国际问题处理和国际制度安排中将更多考虑中国的声音。与此同时,中国如何在国际体系中承担国际责任,维护自身发展权益和国际体系的稳定有序发展成为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第一,国际责任的美国性与国际性难以平衡。第二,责任意识初备,但责任战略有待细化。第三,中国建设负责任大国初见成效,同时也存在不少挑战。
中国在建设负责任大国中存在的主要困难,一是西方对中国国内决策体制仍存担忧,它们倾向于认为精英政治和民族主义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希望促使中国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培养具备高素质的新一代领导人以避免领导水平滑坡; ④二是在国际组织方面,中美国际组织观差异较大,中国没有加入部分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可用资源和方式仍然较为有限;三是在国际体系内中国因素日趋突出的情况下,“韬光养晦”战略引起了部分争议; 四是军事透明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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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如何评价中国“和平崛起：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09-06-07 &匿名提问 发布
过分“关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还有一批变种“中国威胁论”也不时涌动，包括所谓“中国不行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发展掺水论”等等，不一而足。它们观察中国的角度虽然不一样，但得出的结论则是一致的，即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国的衰落或者崩溃更对美国构成威胁。
   前两年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伦敦战略研究所学者西格尔的文章《中国真有那么重要吗？》认为“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没有必要过分重视中国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以“中国不行论”开启了另类“中国威胁论”的先河。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出了什么问题》、《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被西方媒体炒作，使“中国发展水分论”大行其道。稍后，美国经济记者戈登·尚出版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国崩溃论”逐渐流行，对中国过分“关注”起来。
   “中国威胁论”的生存土壤
   然而，正是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往往过两三年即能沉渣泛起，应者也绝非寥寥，个中原因耐人寻味。鼓噪者和炒作者基本来自美国国防部、国会、右翼思想库和媒体等传统反华亲台势力，如国防部的中国军事研究中心，国会的两大涉华委员会及“台湾小组”、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美国新世纪”计划、史汀生军控研究中心等保守思想库，《旗帜周刊》、《华盛顿时报》等右翼媒体等等。站在前台的，是军方鹰派人物、国会反华亲台议员以及因“志同道合”而拼凑在一起的所谓“蓝队”成员。较为著名的，包括《旗帜周刊》主编比尔·克里斯托尔、《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新世纪计划负责人施密特等。这批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并不多，但却屡屡发表言论，误导民众。克里斯托尔就曾说过，对美国政策持原则性观点并不一定需要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我根本不是中国问题专家。我对中国的观点……出自我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看法。美国软弱实在是危险的”。
   “中国威胁论”泛滥之日，几乎都是中美关系改善之时。1997年和1998年中美关系因首脑互访而升温，反华逆流也因势而动；此次布什正决定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反华浪潮又再次掀起。宣扬“中国威胁论”的那些玩意，靠的是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因而大都不得善终，像《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现在已成了路人喊打的“不严肃读物”，《考克斯报告》在美国也臭不可闻，“李文和案”已公认是一桩冤假错案。
   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之间差异、地缘争夺态势、发展进程矛盾等因素，是“中国威胁论”不时泛滥的大背景和恒定因素。此外，各个时期又有诱发“中国威胁论”的特殊原因。最近这次即有多重原因。首先，随着美俄关系的实质性调整，中国越来越被美国右翼势力视为除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之外最主要的“潜在对手”。因此，中国的一举一动必然比以前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关注，而且是戴着有色眼镜的关注。其次，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引起“自然的心理反弹”。特别是在美国企业制度遭到广泛质疑，日本模式失灵的今天，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更加吸引人。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因而集中火力攻击中美经贸交流的不对等、诬称“中国利用从美国获取的经济实惠发展军事现代化”。第三，布什政府正面临调整对华政策的关键期，右翼势力原本希望其奉行强硬对华政策，有别于克林顿政府，但实践表明，布什有可能继续沿着“对华接触”政策路子走下去。因此，反华人士按捺不住，赶紧抛出种种言论，指望给布什的对华政策定调。
   “中国威胁论”作用有限
   从“中国威胁论”的演变历史看，即无论炒作多么厉害，终究未能撼动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一方面，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团体之外，还有一大批严肃的学者在认真地关注中国的发展，并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他们的观点是对右翼保守观点的制衡。比如，同样看待中国的崛起，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的尼古拉斯·拉迪就理智得多，他说：“对亚洲所有国家来说，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中国，惟一理智的反应就是想方设法与其合作。”据称，极有可能取代格林斯潘角色的美国国家经济局主席马丁·费德斯坦不久前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更多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考虑美中关系，“中国威胁论”无疑对其决策有干扰作用，但对华政策最终主要取决于国际大背景和国内小背景，以及中美两国关系互动的状况。此外，在美国国内，企业界推进中美经贸关系的意愿日盛一日，他们已对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的结论进行了广泛批评；鲍威尔为首的国务院系统仍希望积极推动美中关系，美中军事交流恢复工作的进行，也表明美国国防部并非铁板一块，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威胁论”难以阻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势和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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