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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50积分什么是先秦儒家的心性天与道德修养
什么是先秦儒家的心性天与道德修养
09-12-28 &匿名提问
提要：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我认为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关键词：儒学   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霸权   中间人角色作者简介：李春青，男，1955年9月生 ，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关于儒学何以会被汉代统治者接受而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学者们虽多有论及，亦多近理，但似乎尚未揭橥根本原由。这里我们就选择几家有代表性的观点略为评说。我们先看冯友兰的观点：及汉之初叶，政治上既开以前所未有之大一统之局面，而社会及经济各方面之变动，开始自春秋时代者，至此亦渐成立新秩序，故此后思想之亦渐归统一，乃自然之趋势。秦皇、李斯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前，汉武、董仲舒行统一思想之政策于后，盖皆代表一种自然之趋势，非只推行一二人之理想也。或谓儒家在政治上主张尊君抑臣，故为专制皇帝所喜。然于专制皇帝最方便之学说，为法家非儒家。后来君主多“阳儒阴法”。“阴法”即“阴法”矣，而又“阳儒”何哉？自春秋至汉初，一时政治、社会经济方面。均有根本的变化。然其时无机器之发明，故无可以无限发达之工业，亦无可以无限发达之商业。多数人民仍以农为业，不过昔之为农奴者，今得为自由农民耳。多数人仍为农民，聚其宗族，耕其田畴。故昔日之宗法社会，仍保留而未大破坏。故昔日之礼教制度，一部分仍可适用。不过昔之仅贵族得用者，现在大部分平民已用之而已。平民得解放后，亦乐用昔日贵族之一部分礼教制度，以自豪自娱也、、、、、、再有一点，即儒家之六艺，本非一人之家学，其中有多种思想之萌芽，易为人所引申附会。此富有弹力性之六艺，对于不同之思想有兼容并包之可能。儒家独尊后，与儒家本来不同之学说，仍可在六艺之大帽子下，改头换面，保持其存在。儒家既不必完全制别家于死命，别家亦不必竭力反对之，故其独尊之招牌，终能敷衍维持。[i]这里实际上讲了三种理由。一是“自然趋势”，即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必然有相应的大一统之思想。此言无可辩驳，只是这并不是儒学独尊的直接原因而是前提。二是从社会构成看，自由农民代替了农奴并未改变宗法社会这一基本形态，故而古代的礼教制度还适用于今日。而儒家正是将古代礼教制度予以理想化、理论化的。这条理由乃是从社会的基本形态考察意识形态的形成问题，是极有见地的。但是这里依然有一个问题：中国汉代的社会形态与西周真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吗？我们知道，西周是严格的贵族等级制，每个人的身份一生下来就是确定的，贵族就是贵族，平民就是平民，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制度在平王东迁后就已衰亡，所以热中于西周文化的孔子才会痛心于“礼崩乐坏”，执着于“克己复礼”。刘邦立国后，“汉承秦制”——不用分封制而用郡县制，这就与西周社会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任官方面也并非像西周那样是所谓“世卿世禄”——开始时是功臣与宗室共同执政，后来是靠“征辟察举”来从民间读书人中选贤任能。渐渐构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流通的渠道。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所说：“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当历史的发展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先前孤立的阶层开始相互交流并且开始形成一定的社会循环时，决定性的变化就会发生。”[ii]在汉代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君主集团与士大夫阶层联合执政之政治架构的形成。这与先秦那种王室宗亲独揽大权的局面迥然不同，与西周那种宗法性的贵族制度更判然有别的。至于说平民百姓喜欢礼乐制度乃是为了“自豪自娱”，就更始匪夷所思了——中国古代贵族文化不能下降为普遍的平民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iii]。冯友兰的第三个理由是儒学本身对其他学说具有兼容并包的能力，所以即使儒学“独尊”，各家各派也可以在“六艺”的大帽子下得以存留。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因为儒学至少到了荀子和《易传》的时候已经明确地接受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一些影响。到了董仲舒时代，更呈现综合诸子的气魄。但是这可以说是儒学得以“独尊”的一个重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再看钱穆的说法：汉之初兴，未脱创痍。与民休息，则黄老之说为胜。及于文、景，社会富庶，生气转苏。久痿者不忘起，何况壮士？与言休息，谁复乐之？而一时法度未立，纲纪未张。社会既蠢蠢欲动，不得不一切裁之以法。文帝以庶子外王，入主中朝，时外戚吕氏虽败，而内则先帝之功臣，外则同宗之诸王，皆不欲为就范。文帝外取黄老阴柔，内主申韩刑名。其因应措施，皆有深思。及于景帝，既平七国之变，而高庙以来功臣亦尽。中朝威权一统，执申韩刑名之术，可以驱策天下，惟我所向。然申韩刑名，正为朝廷纲纪未立而设。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遵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事所憧憬。自衰世言之，则见为迂阔远于事情。衰象既去，元气渐复，则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自固其宜也。后人惟谓儒术利于专制，故为汉武所推尊，岂得当时之真相哉！汉武罢斥百家，表彰《六艺》，夫而后博士所掌，重为古者王官之旧，所以隆稽古考文之美，此荀卿所谓“法后王”；然孟子博士遂见废黜，亦不得遽谓之则是遵从儒术也。盖当时之尊《六艺》，乃以其为古之王官书而尊，非以其为晚出之儒书而尊，故班氏《儒林传》谓：“《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汉儒尊孔子为素王，亦以自附于《六艺》，而独出于百家[iv]。钱穆是历史学家，看问题喜欢从历史经验着眼，常常能有哲学家、理论家所不能道的卓见。他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武帝之所以独尊儒术乃是因为当时汉朝已经进入盛世，申韩刑名之术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儒家宣扬的“三代”之治、“礼乐教化”对于稳定繁荣的大一统王朝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二是说武帝所谓“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因其为儒术而得尊，而是因为儒术所承继的乃是上古王官之学，曾经是理想社会的治国之术。这两条理由都可以成立。但只是限于统治者意识到的历史经验层面。其更深的原因似乎尚未涉及，例如何以上古王官之学对汉代帝王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为什么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士人阶层都会渐渐服膺儒学呢？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儒学独尊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我们再来看看当代学人的观点，阎步克指出：黄老的“君人南面之术”，其策划、谋略和权术的方面，决不是足以向社会民众发动号召、宣传的那种东西。它以“道”为本，遂使仁、爱、孝、义等社会基本价值丧失了“本”的至上意义。其反人文、反文明的倾向，又大大降低了它充分利用文化影响和思想论辩之力量的可能性。而儒家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尤其是董仲舒的天地人庞大体系，不仅满足了社会通过无所不包的体系把握人、社会、自然和宇宙的内在需求，也满足了社会维系基本道义价值的需求；并且它还充分地动员了文化、文明的力量，将其理想贯注于高度精致化了的“诗书”、“礼乐”形态之中，并且是通过“诗书”、“礼乐”之教来有效实现的。而作为专制官僚政治行政理论的法术，也不能不在“指导思想”层面上让位于作为意识形态的儒术，也可以由此而明之。与儒、道学者的回溯性思路都不相同，法家是主张变革的，他们不但立足于正统吏道的高度分化，而且要建立吏道之全能性控制。在理念上法家强调对立之极端不相容，其对“同”、“兼”、“两”、“分”关系之异于儒、又异于道的处理，服务于实践上之独尊吏道、独倚律文的意图，相形之下，儒家的“和而不同”原则，比这种极意求“分”的治道具有大得多的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它更能适应于这个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v]。在这里阎步克主要是在与道（包括黄老）、法两家思想的对比中来考察儒学成为“指导思想”之必然性的。其对于道、法思想不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分析透辟，对于儒家终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的阐述也完全合理。在关于后者的讨论中阎步克提出两个理由极有见地。一是说儒家学说可以满足“社会维系基本道义价值的需求”。“社会基本价值”或“基本道义价值”是以往论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考之历史，西周官方文化中那套“孝”、“敬”、“忠”、“信”、“诚”等价值准则以及普遍的对于礼乐文明的向往崇敬之情，在春秋时依然大放异彩。后来虽然经过战国以至秦汉之际战火的摧折，在诸侯的政治系统中不择手段地追求强大的法家功利主义精神占了上风，在社会上惟利是图的实用主义精神普遍流行，但是真正维系人们日常关系的必然还有一些积极的、基本的价值规范。正如儒家一再强调的，这些规范的确是基于最基本的人情的，或者说，在当时的历史境况中，只有维持这些基本的价值规范，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社会才可以存在、运转。而在儒家学说中恰恰就包含着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余英时尝谓：“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面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传统中的主流。”[vi]儒学的许多教义的确都是从人们的伦常日用中总结出来的，因此与人的生活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阎步克提出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原则具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适应性。如果这里不是说儒学与其他学说的关系而是说儒学处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关系的话，这个理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都不是仅仅靠严格的法律条文就可以获得的。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善意合作。这里虽然涉及到这个问题，可惜似乎是语焉而不详的。                         二儒学究竟是如何获得话语霸权的？统治者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儒学？除了上述三家观点之外，对这个问题过去学界最普遍的答案是：儒学最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所以他们选择了儒学。那么被统治者呢？他们为什么会接受这种话语霸权呢？这个问题被完全忽视了，好象人民大众都是愚不可及的群氓，他们在历史上的进程中丝毫没有主体性，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的命运可以任由统治者们摆布。然而实际上却决非如此。考之历史，至迟从西周初期开始，庶民们的意愿与利益已经成为统治者创立制度、制定政策时主要关注点之一。历代帝王，只要是个正常人而不是疯子，他就清楚地懂得一个浅显的道理：只有让大多数老百姓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国家才有可能长治久安。相反，一旦广大人民难以维持生计了，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就出现了。正是由于这种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无法违背的铁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在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时候就赋予它了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必须能够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转换为相互依存，必须使这种实际上更有利于统治者的观念系统看上去对每一个国家成员都是公正合理的，必须使这种具有行为规范功能的评价系统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具有约束性，从而具有某种超越于双方利益之上的性质。如果说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那么这种欺骗性并不仅仅是对被统治者的，它就像善于劝架的和事佬，说服对峙的双方都自我克制，各退让一步，从而构成一个可以合作的、相互依存的共同体。这种意识形态唯一的价值指向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它并不直接为哪个阶级服务。但是由于在这个既定的共同体中阶级地位本来就是不平等的，所以这种旨在稳定现实秩序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更有利于统治者，因为稳定和谐就意味着统治者的统治一直有效地持续下去。这种意识形态要求统治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将自己的利益部分地转让给被统治阶级。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形态充当的是协调者的角色——说服在根本利益上对立的阶级各自牺牲部分利益来换取双方的和平共处。由此看来，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正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利益磨合的结果，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就是那些因缘巧合地刚好成为两个阶级之间讨价还价的“中间人”角色的人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历史的演进中恰恰就扮演了这样一种“中间人”的角色。从政治倾向上看，先秦诸子实际上都多少代表了或接近于某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只有儒家才适合于做“中间人”。何以见得呢？我们看老庄、墨家、杨朱之学基本上是否定任何统治的合法性的。老庄的“绝圣弃智”、“灭文章，散五彩”式的彻底反文化主张，实际上是否定一切精神控制，更别说政治控制了；道家对以“自然”为特征的形上之道（或天地之道）的推崇，实际上是否定现实统治者的权威性；道家对那种古朴淳厚的原始生活方式的张扬更直接地是对现实政治的蔑视。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本质上是对统治者特权的否定；“非攻”、“非乐”、“节用”、“节葬”是对统治者政治、文化生活的批判。“尚同”虽然看上去是主张统一天下百姓的价值观念，但由于代表这种价值观的天子乃由百姓选举而生，故而这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根本上是以天下百姓的利益为基准的。杨朱一派的思想已经难窥全貌，就其最有代表性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观点看，无论“利天下”是释为“以之利天下”还是“利之以天下”，都表示一种凸显个体价值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对战国时代诸侯们以国家社稷利益为号召而进行兼并与反兼并战争的政治状况最彻底的否定，当然也是对任何政治合法性的彻底否定。如此看来，老庄、杨朱之学在政治方面有些像无政府主义，墨家之学则近于平民政治，这都可以看作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提出的挑战。法家纵横家之学则刚好相反，完全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寻求进行统治的有效性。法家主张统治者应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惩罚与奖励的手段，使政治控制达到最佳效果，在法家看来，平民百姓不过是一群任人驱使、任人宰割的牛羊犬马而已。至于纵横家，除了为诸侯们策划攻守之策外别无任何积极的政治主张。如果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看成是社会整体构成的两极，那么法家、纵横家毫无疑问是完全选择了统治者的立场。在一个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两种力量的社会共同体中，完全站在任何一方的思想系统都无法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它必将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而不利于共同体的长期存在。就根本利益而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天然对立的，因为统治就意味着一部分人的权利被剥夺，而另一部分人可以至少是一定程度上支配另一部分人。但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恰恰是将不同人的利益整合为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这也就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民族主义常常可以起到淡化这种矛盾之作用的原因。意识形态要起到这种作用就必须在维护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尽量照顾到社会个阶层的利益，特别是被统治者的利益。这样它就要扮演双重角色：时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向着被统治者言说，告戒他们这种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合法的，是必须服从的，否则他们的利益将更加受到损害；时而又要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上向着统治者言说，警告他们如果过于侵害被统治者的利益，他们的统治就可能失去合法性而难以为继。儒家学说从一诞生开始，就极力扮演着这种双重角色，所以即使在孔子和孟子率领众弟子奔走游说、处处碰壁、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他们的学说已经具备了成为大一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质素。儒家甫一诞生，就是以整个社会各个阶级共同的教育者和导师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以替全民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为自己的天职。在他们眼里，即使是君主，也是受教育的对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君主似乎是更重要、更迫切的任务。因为在他们看来，天下之所以不太平，原有的价值系统之所以崩毁，主要是因为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们的贪得无厌。所以他们的学说首先是为了教育统治者的。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人民的神圣使命。劝说人民接受统治者的统治、承认既定的社会等级、认同自己被统治者的身份的言说，诸如“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都是儒家教育人民如何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通观儒家典籍，除了客观地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之外，主要只说了三件事：第一，统治者如何有规则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第二，被统治者如何自觉地接受统治；第三，一个个体的人如何有意义地做一个人。看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除此三者，更有何事？                        三那么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之中只有儒家能够扮演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呢？在我看来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儒家的社会身份认同；二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个人的文化身份；三是与此相关的对先在的思想资源的选择与接受。从第一点来看，这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儒家究竟代表何人的利益？依照过去我们那种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观点，知识阶层必然要依附于某个社会阶级，他们没有独立存在的可能。看中外历史的实际情形，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卡尔·曼海姆指出：在每一个社会中都会有一些社会群体，其任务在于为社会提供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我们称它们为“知识界”。一个社会愈是处于静止状态，这个阶层将愈可能在社会中获得明确的身份或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巫术师、婆罗门、中世纪的教士都被看作知识阶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其社会中享有塑造该社会的世界观的垄断性控制权，而且享有对于重建其他阶层朴素形式的世界观或调节其差异的控制权。[vii]这里准确地指出了知识阶层在思想观念上独立性以及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控制权，我认为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斯·韦伯指出：2000 多年来，士人无疑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至今（指20世纪初——引者）仍然如此。虽然他们的支配地位曾经中断，也经常受到强烈的挑战，但是总会复苏，并且进一步扩张。……他们接受过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是基于这种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viii]这是说，除了经济、政治上的资源之外，文化知识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获得独立性甚至支配地位的主要依据。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正是凭借创造与传承文化而获得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的。从士人阶层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的角度看，我们以为，儒学在汉代以后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问题，而且也是古代知识阶层，即士人或士大夫阶层的选择问题。士人阶层何以选择了儒学？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儒学最充分地代表了这个社会阶层的根本利益。士人阶层的根本利益是什么？首先是存在，其次是发挥自己干预社会的作用，即部分地获得社会控制的权力。所谓存在并不是指个体生命的存在，而是指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老庄、杨、墨之学本质上都具有一种自我解构的性质——在消解了现实政治与价值系统合理性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它们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利益，因为它们会导致这个阶层的解体。法家、纵横家之学同样不能代表士人阶层的利益，因为它们完全认同了统治者的利益与价值观，其结果是彻底消泯士人阶层思想上的独立性而沦为纯粹的工具。惟有儒家学说贯穿了一种极为自觉、极为清醒的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意识。他们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士人，我们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系统，我们既不属于君权范畴，又不属于庶民范畴，我们是承担着巨大社会责任的独立的一群。下面的引文可以充分说明儒家这种身份认同意识：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ix]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同上）志士不忘（怕也）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同上）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失道，古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才有这样明确的自我规范、自我认同意识！也只有儒家才将士人阶层看作一个整体。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家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有着何等清醒的自我意识！他们知道自己既不是天生的统治者（像贵族那样），又不是一般的庶民；他们既要与统治者结盟，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又必须保持自己人格上，特别是价值观念上的独立性。从纯粹政治的角度看，他们的出仕是加盟到统治者之中了，是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和利用；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他们成为社会价值秩序实际上的建构者，是他们对统治者的控制和利用。从士人阶层的这种自我意识和自觉的社会身份认同中我们还发现了他们的独特性之所在：与统治者阶层相比，他们有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就是说，他们具有可贵的乌托邦精神，而统治者却只是关心统治的稳固性。与一般的庶民相比，他们的确是先知先觉——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境遇有清醒的理解，并且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与行动策略，而庶民则始终是处于“日用而不知”的状态。他们传承了中国文化的命脉，他们塑造了民族的性格，他们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一统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选择问题，而且更是士人阶层的选择问题。没有士人阶层的自觉认同，儒学如何能够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士人阶层会选择儒学呢？在我看来，统治者的选官制度的调整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原因，儒学本身符合士人阶层的社会身份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在大一统的君主制社会结构中并没有一个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市民社会”那样的中间形态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行使社会控制权的君权系统之外，农、工、商等社会阶层均处于被统治地位，除了造反之外他们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的任何可能性。士人阶层虽然是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却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因此并不能成为一种足以与君权相抗衡的政治力量。这个阶层的形成是由文化的传承所决定的，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共同属性是学习、传承、创造知识话语系统。然而任何文化的或知识的话语系统都只有适应某种社会需求才能够存在下去，毫无用处的东西迟早会被历史所淘汰。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系统，那么文化知识就是将这个系统各个组成部分连为一体的纽带或血脉。这样，为各个社会阶层共同认可就成为文化知识获得合法性的标志。只有具有这种合法性的文化知识体系才能在这个社会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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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道德伦理思想的贡献,即他提出并仔细论证了一个新观念——仁,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长期影响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观.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表达,就是:君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自强不息.在孔子看来,仁是众多道德规范的综合,恭,宽, 敏,惠等等.那么仁的核心是什么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对此的回答是爱人,爱人与尊重人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于别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站住脚,必须让别人也站住脚,自己要做成事情,同时也要让别人把事做成.由此看来,仁的精神与损人利己是完全不相容的,这种爱心并不是爱自己的亲人,而是由此作为起点去爱大众.泛爱众而亲仁怎么才算博爱大众呢孔子回答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对老者关怀尊敬,对朋友忠实诚信,对少年注重教育.这些是博爱大众的标准.尊老,诚信是调解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内容.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培养了大批弟子,其中比较优秀的的就有七十余人,这些人沿着孔子确立的思想方向,对儒家作了全面论述.在战国时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孔子的思想体系,从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其中以仁为核心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比如孔子曾经分析人的各种品性,孟子将它加以理论概括成为仁,义,礼,智四端作为作人的标准.孔子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它的光辉思想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赞同.对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遵守公共道德观念,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它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至于孔子的政治,法律,哲学思想受全世界人的认可.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精神与伦理逐渐成为引领民众道德生活的道德文化理念.尤其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和谐的指导意义.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教育对象“有教无类”。除在当时打破“学在官府”局面而使文化下移，促进士阶层兴起外，今天的义务教育也与之不无联系。2、教育作用于社会和培养人。今天于此尚有偏差，圣人先见何等高明！3、教育目的培养“士”。辩证地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既有重大意义也有引起偏差理解的副作用。4、教育内容“文、行、忠、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既重德育又不薄智育。加工整理补充修订“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紧扣“文、行、忠、信”施教。其于礼仪之邦的深刻影响举世公认。作为当今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认真领会。辩证地看待，孔子的教育思想确有自相矛盾之处，如鄙视生产劳动等实际知识，又囿于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贫乏，忽视思辨知识和能力培养，缺乏充分的哲学思辨气息。这也可以说与死板教条教学有一定的源流关系。5、道德教育四原则：（1）立志有恒 当代教育应于此认真反思，实施“挫折教育”。中日夏令营中的“较量”发人深省。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玩物丧志，“不知好歹”的状况令人忧虑。（2）克己内省 当代教育，包括教师在内，很缺乏此种精神，为人师表意识淡漠；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盲目自负，以己之长比人之短，以人之过掩饰自己之过。当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孔子思想带来的消极一面；要培养学生胆大心细，发展个性，有主见又能理解别人。（3）改过迁善 要敢于认错勇于改过，切忌文过饰非。怎样看待教师自身的不足，最好的方法就是勇于正视，努力学习，敢于自责。（4）身体力行 言行一致对于教育工作者尤其不可忽视，教师言不由衷学生还不会理解，其负面效应特强。6、教与学主张八原理：（1）勤于学习，广于见闻 当代教育，既应教导学生，更应要求教师自己，即“群体观”，摆正教师群体中个人位置，取长补短才大有裨益。（2）学而时习，温故知新 师生都应学而时习，培养温故知新，用教改新名词谓之“反刍”和“迁移”，要防死记硬背，纸上谈兵，要注重培养的是牢固掌握知识，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3）学思并重，以学为主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学以致用，言行相符 当今教育也存在学用分离的问题，比如语文教师写不好文章，说不好话（结巴、不畅、不规范、口头禅），学生识读、书写水平低，会背条条不会应用等等。（5）虚心求学，奋发不息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师成为教书匠，往往就是缺乏奋发不息的求学精神，故作玄妙，装得神秘，实际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使自身渐渐老化、僵化、退化。（6）启发思维，举一反三 当今教改强调的就是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学；语文单元教学重在举一反三，实现纵横迁移。（7）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 备课要备学校、备教师、备学生、备教材。照本宣科，满堂灌实际是惰性的表现。学生观“天生其人必有才”。（8）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要认真领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人师表须有强烈的角色意识，当然另一方面也应培养学生“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独立人格意识。二、简述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特点。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时期，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走向崩溃的时期，又是中国资本主义教育的萌芽和发展时期，因此，本时期的教育管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双轨性传统的封建教育管理虽然已经腐朽没落，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但由于其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完全消失，因此它依然存在，并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细枝末节的改造，以便苟延残喘。同时，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管理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开始萌芽并取得迅速发展。本时期，封建主义教育管理与资本主义教育管理并存，呈现出双轨性。二、斗争性双轨性的教育管理之间，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存在着激烈斗争。即新的资本主义教育管理要想获得更大、更迅速发展，就必须改造直至最后消灭封建主义教育管理。三、民族性资本主义教育管理的萌芽和发展虽然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对于中国来说，它是直接学习西方的结果，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学习西方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在民族性基础上学习西方的结果。当然，这种民族性是与封建主义相联系的。四、半殖民地性中国资本主义教育管理的萌芽和发展不是自发的，而是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威逼下被迫开始的，因此，它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烙印，带有半殖民地色彩。三、谈谈你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民大学张鸣教授在他的博客上撰文提出“科举不能走”。对张鸣教授的意见部分表示赞同，由此表达一点我对古代科举制度的看法。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是今天的学历功能。从童生、秀才开始，一步步读书、考试，最终，个别人能走上“殿试”，荣获状元之类的称号。虽然殿试、点状元之类已经不能算是学历了，但是，科举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确实很像今天学校体系的统一学历考试。然而，科举考试的学历功能与今天的学历功能也有很多不同，比方说，它不太在乎第一学历，不太在乎名校，不太在乎年龄。《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也可以认为是今天终身教育的古代源头。从学历考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还是有很大贡献的，其精华内容也被现代社会部分接受。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第二个功能是文官考试制度。科举道路走到最后，如能走通，就是读书做官。因此，古代科举同时也是文官的资格考试，类似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但是，今天的公务员考试，只是一个进入门槛的考试，走进大门之后，将来的考核、晋升则很少再有考试。而古代科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的结合要比今天紧密一些。科举的成绩虽然与做官的大小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但确实有一定的关联。中国古代科举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它把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合二为一，使得学历考试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虽然也可以有其它出路，但是，官方认可的正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导致了对于读书的功利主义态度和种种读书考试的不良现象，渐渐形成一种顽症，延续到今天。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当今学历考试制度中一些不良现象，其实是继承了当年科举考试中文官考试成份的结果。因此，现代社会将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清楚地分开是很有必要的。它首先形成对于读书出路的开放性格局，读书的出路可以有很多种，做官并非唯一的出路。社会对于读书学习成果的多样化需求，使得大批读书人、学习者可以自由设计自己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通过科举中的学历考试作用，看到了中国古代传统在现代社会继续发生良好作用的典型例子，它也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一个体现。现代学历考试制度从科举制度中脱离后，应该尽量避免科举制度的一些不良现象，这是现代中国教育体制要着重努力和改变的。对于文官的考试制度，现代社会可能需要更多的变革。古代文官制度，由于有了与学历制度混在一起的科举制度，因此，不再需要单独的考试。在古代文官制度中，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来弥补单纯考试的不足。例如，官员要写自我总结，要有同僚评议，还要有上级官员的评语等等。现代文官制度往往只继承了总结、检查、评议这些软性措施，而没有了考试的硬性措施。原因是本来由科举考试承担的硬性标准，现在已经彻底脱胎为学历考试，与文官制度关系很远了。由于在文官制度中缺乏硬性标准，使得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党同伐异变得更加容易。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张鸣教授关于在文官考核中引入科举制度的看法。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古代科举将学历和文官混在一起，是这个制度最不好的地方。现代社会将其分开之后，学历考试继承了一些文官考试的特点，使得学历考试不能尽如人意；而官员考试几乎已经消失了，使得官员在晋升、续任等关口，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评价手段。因此，学历考试与文官考试脱离后，学历考试应该尽量摆脱官员考试的影子，官员考试则应该重新建立。这个问题也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决方法还是借助学历考试。现在官场上的官员们为了晋升，很多都在百忙之中到高校镀镀金，搞一个研究生之类的学历。这种做法一般都是摆样子，应付规定。学历考试的结果与做官的水平、成绩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紧密联系。为了对这种做法表示不屑，便又有了注重第一学历的潜规则。然而，注重第一学历的做法又违背了终身教育的现代模式。这种矛盾和混乱，原因是像古代科举一样，企图用一个统一的考试代替所有的考试。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可以看作是官员考试的一个起步。它的真实含义是，不同的领域应该有不同的考试。统一考试的作用降低，分门别类考试的作用提升。例如，律师有专门的资格考试，现在，公务员也有了。但是，这种分类的考试目前还只是一个进门考试，缺乏进门之后每一道晋升和续任的考试。为了避免花拳绣腿的官员学历，应该将公务员考试制度更加丰富，分成几个等级，自愿考试和强制考试相结合，将文官考试与学历考试彻底变成两个不同的考试系统。当年孙中山在中央政府设立考试院，其实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这种考试与学历大致无关，只与文官的水平、业绩和仕途有关。这个办法还同时可以摆脱学历至上、注重第一学历等弊端，只要能够通过针对性较强的文官等级考试，有没有原始学历，第一学历是什么，都不重要。换句话说，文官考试应该像考厨师等级一样，在教育部系统之外，建立新的考试系统。因此，古代学历、文官合二为一的科举考试被现代社会分开后，不应该只留下学历考试，而没有文官考试。现在公务员入门考试还比较初级，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加完备的文官考试制度，让古代科举制度的精髓，在现代环境中，再次发挥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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