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三百零二章 放弃领土 历史军事,大家读书院 - 网络文学门户
第一千三百零二章 放弃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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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三百零二章 放弃领土
&&&&“南太平洋太辽阔了，即便我们可以通过部署在岛屿上的水上飞机或者岸基飞机搜索美国舰队，甚至可以用潜艇来搜索美国舰队。但是这依旧犹如大海捞针一样。不能解决掉美国舰队的话，我们就只能够终日防备他们。还得时时担心他们会趁机咬我们一口。这样的话，会牵制我们大量的力量。所以，还不如主动给美国人提供一个漏洞，让他们来进攻我们。然后我们借助这个机会，一举把他们干掉。”陈绍宽上将说道。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帝国海军虽然已经算是掌握了太平洋的制海权了。但是，太平洋面积太广阔了。美国海军随时可以溜进来，给帝国海军造成重创。所以，只有消灭了美国海军，帝国海军才会真正安全。&&&&“帝国太平洋舰队的第11、第12航母打击群，第1和第2战列舰分队从那霸基地赶来，只需要十二天的时间而已。我们可以用这十二天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到时候，直接进攻布里斯班，将美国舰队引出来。只要能够抓住他们，那么，我们就能够将其击沉。”陈绍宽上将自信的说道。&&&&援军抵达之后，帝国海军在南太平洋将拥有八支航母打击群以及二十六艘战列舰。其中七艘战列舰是能够和美国舰队的战列舰一争高下的。其他的战列舰虽然无法对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构成威胁，但为舰队提供防空，那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美国海军想要凭借两艘航空母舰和八艘战列舰就来找帝国的麻烦，简直就是在找死。帝国海军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将美国海军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力量，进一步的解决掉。&&&&“既然这样，那就按照你们的计划去进行吧。陆军对布里斯班的进攻，完全配合海军的行动。”蔡松坡上将说道。在东线战区，海军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保证帝国海军的制海权，那也是最重要的。因此，所有的行动都可以围绕保证制海权来展开。&&&&“是，司令。”陈绍宽上将和陈世英上将都回答道。&&&&会议结束之后，陈绍宽上将和陈世英上将乘坐水上飞机返回舰队去了。他们需要拟定一份详细的计划，以准备对付美国舰队。毕竟，这一次美国舰队的实力相对帝国海军来说，并不强。想要他们落入陷阱，恐怕不会那么容易的。所以，帝国海军这一次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才行。一旦出现纰漏，就有可能导致计划功亏一篑。如果错失了这个机会，想要在茫茫大洋当中把美国舰队找出来，加以消灭的话，更加困难。&&&&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帝国陆军突袭布里斯班的计划，以及帝国海军围猎美国海军的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准备着。帝国海军为了确保胜算，必须要在援军抵达之后再发起计划。这样的话，胜算会更大一点。否则的话，变数太大了。帝国海军需要极力避免被美国海军的战列舰近身，特别是在晚上，利用夜色的掩护，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是极有可能靠近帝国海军的航母编队的。那样的话，会给帝国海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航母的强大，主要是靠舰载机进行远距离的攻击。一旦近身的话，一艘巡洋舰都可以依靠舰炮重创航空母舰。只要飞行甲板被击毁，导致战机无法起降，航空母舰就只能沦为被动挨打的对象了。&&&&黄帝纪元日，帝国陆军第80步兵师的一个营和安南陆军的一个步兵师在卡奔塔利亚湾东南部登陆。在攻占一个名叫诺曼顿的沿海小镇之后，帝国陆军和安南陆军以此为中心，开始向四周扫荡。因为美澳联军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军事力量已经没有多少的原因，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攻占了大片的领地。三天之后，帝国陆军第80步兵师的另外一个营和安南陆军第2步兵师，在韦帕登陆，并且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扫荡。&&&&帝国陆军采用这样的打法，无疑大大的提高了攻占澳大利亚北部的效率。并且，因为美澳联军已经撤离的原因，帝国陆军少量兵力就可以控制大片的区域。一个步兵营配合一个安南步兵师，就可以将超过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住。他们的主要任务，已经不再是和美澳联军作战，而是确保帝国对这些领土的控制，以及镇压澳大利亚人可能的反抗了。&&&&1月8日，帝国陆军在海军的保护下，进入到了珊瑚海，开始对大分水岭以东的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发动进攻。在凯恩斯，帝国陆军投入了一个营和两个安南步兵师。驻防这里的是澳大利亚陆军的一个步兵团。面对三万多敌军的进攻，兵力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的他们，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帝国陆军和安南陆军围歼在了凯恩斯。凯恩斯落入帝国陆军手中之后，帝国陆军以此为中心，开始扫荡澳大利亚东部沿海了。&&&&相比澳大利亚北部的贫瘠之地，东部沿海要富饶得多，同时人口也要稠密得多。尽管，战争爆发之后，大部分的澳大利亚人都向南迁移了，但依旧有不少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帝国攻占这些地方之后，他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顺从帝国的统治，二是反抗帝国的统治。敢于反抗帝国的统治的，自然不会有好下场的。那些藩属国的军队，早就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对他们下手了。&&&&帝国陆军采用这样的战术，提供了推进的速度，同时也打了美澳联军一个措手不及。原本，他们还企图凭借澳大利亚的广袤领土，让帝国陆军花费很多时间在赶路上的。但是现在，帝国陆军却直接在海军的协助下发起登陆作战，这无疑使得美澳联军的这个愿望落空了。&&&&“司令官阁下，凯恩斯已经落入了中国人的手中了。我们担心，中国人会采取这样的方式，继续在东部沿海发起进攻的。我们在东部沿海部署了不少的部队，但都显然是无法和中国人对抗的。如果他们采用这样的战术的话，我们恐怕会被中国人围歼。”克里斯蒂中将担心的说道。&&&&“在沿海地区和中国人作战，的确太不利了。他们可以得到海军和航空兵的支持，我们却处于劣势。”麦克阿瑟皱着眉头说道。&&&&因为东部沿海不比北部，美澳联军还是部署了不少的部队的。从凯恩斯以南下来，美澳联军至少部署了十个步兵师的兵力。原本，他们可以在中国陆军的进攻之下，节节抵抗，实在不行再撤退的。但是，现在中国*军队采用的战术，无疑让这些美澳联军随时都有可能落入帝国陆军的包围之中。&&&&“我们不能将宝贵的兵力就这样折损掉。未来和中国人决战的时候，这些兵力都是宝贵的力量。”麦克阿瑟上将说道。显然，他心中已经有了决断了。&&&&“司令官阁下，那你的意思是？”克里斯蒂中将问道。&&&&“命令驻防在东部沿海的部队，向南或者向西撤退。既然中国人要分兵攻占这些领土，那就给他们还了。等到他们攻占的领土越多，他们分出去的部队也会越多。到时候，我们正好可以一举把他们击败。”麦克阿瑟上将说道。&&&&“司令官阁下，这么做，恐怕会让澳大利亚人不太满意的。”克里斯蒂中将说道。&&&&“谁有不同意见，让他们来找我。或者让他们带兵去和中国人拼命。如果不敢的话，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听命行事。”麦克阿瑟上将说道。&&&&“是，司令官阁下。”克里斯蒂中将点了点头。&&&&不用想也知道，那些有意见的人，显然是不敢带兵去和中国*军队拼命的。因为那意味着，九死一生。中国*军队在澳大利亚的快速推进，已经将很多人都吓到了。&&&&反正，丢掉了那些领土之后，等打败了中国人，还可以重新收复的。&&&&“我们的主力部队，也开始向预定的战场转移吧。新南威尔士州中部，大分水岭以西，就是我们和中国人决战的最佳战场。将几个装甲师和主力步兵队都调往那一地区，开始为决战做准备吧。”麦克阿瑟上将说道。&&&&那里，远离海岸线。同时美国陆军航空兵又修建了大量的机场。中国*军队的海空优势无法发挥出来，在这里进行决战的话，对美澳联军十分有利。&&&&“是，司令官阁下。”克里斯蒂中将点了点头。&&&&“另外，将中国人的海军出现在珊瑚海的消息，通报给舰队吧。该什么时候发动攻击，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不干涉他们。不过，如果他们能够重创中国海军，或者拖住中国海军大部分的战力，对于我们接下来和中国人的决战，也是大有好处的。”麦克阿瑟上将说道。(未完待续。)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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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永灵谈海权：陆军强国发展海军 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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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永灵（资料图） 要点提示：的发展，和陆军是不一样的。海军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它的地理位置、传统理念、作战经验、人才培养机制等各种因素，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想成为海军，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这也是为什么从历史上看，陆军强国此起彼伏，而海军老大却屈指可数。 本文系凤凰网军事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指挥系一级教授邵永灵文字实录。 嘉宾简介：邵永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指挥学院指挥系一级教授，军事战略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主要从事军事战略、外军、国际关系研究。代表作：《战争的句号》、《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海洋战国策》、《美国女兵》等。 陆军强国发展海军 本身就有问题 记者：德皇威廉二世把无畏舰当作与英国争夺的关键，企图以巨舰大炮来挑战英国的海权，最终导致了英德战列舰竞赛，您如何评价一战前的海权理念？ 邵永灵：我认为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历史，因为毕竟那个时候飞机刚刚出现，性能也不佳。在一战前大家还看不到航母这种海军发展模式，对于飞机的应用前景也没有概念。所以从当时来讲，巨舰大炮可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发展思路，没什么问题。特别是英国，英国首先开启巨舰大炮的发展模式，当然，英国国力很雄厚，所以在这样的竞争中，任何国家都无法赢过它，比如德国。虽然德国也投入很多资金发展海军，但实际上，德国的公海舰队和英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英德海军竞赛可以说是导致两国反目，最终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从英国的角度看，德国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意味着他要和英国死磕，要与英国争夺殖民地，争夺海外贸易。而海外利益恰恰就是英国的立国之本，是英国生存的强大根基，海上优势也就绝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去挑战。所以说，英德关系破裂应该有这个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在一战前，英国就在逐渐调整海军力量分布，也就是英国舰队逐渐向北海集中，很明显是为了对付德国。另一个，英国与法国达成协议，英国将地中海让给了法国，在美洲地区也向美国做出了让步，相当于将美洲也让出来了，集中精力在北海对付德国。 而回顾一战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陆地战场上打的你死我活，而却就没有特别像样的海战。一战期间，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其实也就只有日德兰这么一次。从一战爆发开始，英国海军就将德国海军舰队完全封锁了起来，日德兰海战也是德国希望突破英国海上封锁而爆发的。德国舰队被封锁，相当于德国外贸的航道也同时被封锁了，这也是德国的战斗潜力被慢慢消耗的原因。德国无法完全自给，而外贸航道又不畅通。日德兰海战中，德国虽然击沉了更大吨位的英国舰艇，但德国并不算成功，因为其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仍被封锁着。纵观整个一战海战场，德国海军没有太大作为，这也是很悲催的一点。德国耗费巨资打造公海舰队，但没有发挥作用。这对其他国家是很有意义的经验教训。的发展，和陆军是不一样的。海军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它的地理位置、传统理念、作战经验、人才培养机制等各种因素，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从历史上看，陆军此起彼伏，而海军老大却屈指可数。法国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以失败告终、德国挑战也没有成功，苏联挑战过美国的海上霸权其实也没有成功。这些失败的经验里有传统的因素，当然也有国家地理位置的因素。所以说，想成为海军强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而且海洋是想通的，跟陆地不一样，陆地是分割的，所以一个时期其实海上就只会有一个老大。所以德国作为传统的陆军强国来说，发展海军这种模式本身就有一定的问题。如果从纯海军的角度讲，一战也暴露了英国的一些问题。比如，英国对潜艇发展的漠视。潜艇在一战前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反而是德国将潜艇利用了起来，主要原因当然是正面交锋德国不占优势，使得它不得不考虑用潜艇破坏英国海上交通线。潜艇战确实给英国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当然，潜艇对于一战期间争夺制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时候潜艇主要针对商船，主要用于破坏海上交通线，破坏英国海上贸易，这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英国对于潜艇的漠视，使得其在战争期间尝到了苦头。 海洋的地位 飞机火车都无法替代 记者：您认为，一战时期的海权思想和现在海权思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邵永灵：我觉得当然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海权思想它一定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如果说不变的话，不变的一点可能大家直观是可以感觉到的，就是现在还是有这么一个压倒性的海军强国，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一百年前的英国，控制了世界的公海，控制了世界各大洋主要的交通要道，这应该说是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今天美国对于海洋的控制能力不如英国，其海上霸权所面临的挑战绝对要远远的超过当年的英国。这是因为当时的海洋强国本身也比较少，有能力动摇英国霸主地位的国家也比较少，但现在整个世界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美国海军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并不像大英帝国时期可以横行于世界的任何地方。随着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像远程导弹、飞机等武器的发展，美国对于公海的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它对于一些大陆边缘的近海控制能力在下降。由于新海洋公约中的专属经济区等概念的出现，公海变得越来越小，所以现在实际上就是说美国的控制范围可能会离大陆海岸线比过去要远了很多。 当然，美国在公海的主导地位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大洋海军目前还是只有美国一支。但区域性海军强国比过去多了很多，例如日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一些欧洲国家。总而言之，现在既有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有多国分庭抗礼的趋势。
另一个，一百年前，英国基本上成了海上警察，英国控制了整个世界海洋，海上比较和平。而现在海盗崛起，对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显而易见。所以说，非国家行为体的危险性增强，其影响超过了一战前。海上力量分布更加多元化，竞争关系更加激烈。 其实还有一点是不变的。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有这么多变化，最核心的一点其实并没有变，也就是今天的海洋和百年前相比，其重要性完全没有降低。在百年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新的交通手段，但海洋的地位没有下降，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都无法替代四通八达的海洋的地位。特别是在海上贸易越来越重要，海洋经济崛起，海洋的意义可能比一个世纪前要深入的多。
(原标题：邵永灵谈海权：陆军强国发展海军 本身就有问题)
本文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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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子酱（Caviar），又称鱼籽酱，在波斯语中意为鱼卵，严格来说，只有鲟鱼卵才可称为鱼子酱。鱼子酱作为特权阶级几个世纪以来追捧的珍馐美味，也被称为「黑金」。鱼子酱为啥贵，鱼子酱怎么吃，鱼子酱的做法，带着疑问和你深挖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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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海权与大国兴衰
制海权与大国兴衰甲午战败与慈禧颐和园挪款无关
在我的帖子““两首诗”欺骗全中国上百年”中提到，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
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伪造历史的另一个大事就是诬蔑甲午战败是因为慈禧颐和园挪款，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3000万两,这种说法的最初依据来自梁启超《瓜分危言》，真相是怎样的呢？
颐和国原名清漪园，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焚，光绪十四年二月上谕改名，修园工程公开化，但相当部分在这以前已经完工或加紧施工。
海军衙门在光绪十四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到，现在每年所入不及300万两，而放款必须330万两，是以奏请由户部每年添拨洋药加厘税银200万两，“臣奕_发意以30余万两补放款之不足，以20万两分年缴还赏借三海修工之款，其余40余万两，一半修建颐和园等处工作，一半留为续办第二枝海军经费。无如郑工不完，户部无可添拨，现又奏请筹拨银数10万两，即使部议照办，仅能补放项正款之不足，于赏借之款及工作，海军一时均无从顾及。……所有颐和园等处接修各工，臣等惟有将现存之457500余两闲款，尽数撙节动用”，见《清末海军史料》。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奕匡又奏：“通盘计算，海军经费果能按年全数解清，尚能勉强挹注，从今岁而论，即可每年腾挪银三十万两，拨交工程处应用”，见《洋务运动》（三）。这两条材料是颐和 园公开施工期间挪款的证据。十四年十二月，海署曾奏：“余平、捐输两项，拟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见《清末海军史料》。这笔款项究竟多少，目前是笔烂帐。据统计，光绪十三年至二十年海署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薪粮及东三省练兵军饷的平余银共约80万两，皆被挪至园工。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目前虽无法找到颐和园挪款的全部细帐，但以上几条材料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从中计算，海署挪款共400余万两。此外，据考证，海署自光绪十二至十四年共收海防捐157.7万余两，光绪十五年至甲午战前共收海防新捐200万两，也都流入园工。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
光绪十五至二十年间，北洋海防协饷收入基本稳定，平均约137万两，高于前十四年的平均数。奕_、奕匡主持园工，筹措经费，给人以海署即颐和园工程处的印象。但修园经费却非海署独任。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
十四年《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朝野普遍认为北洋舰队已经成军，李鸿章说“就渤海门户而言，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在多种因素作用下，户部于光绪十七年规定南北洋两年内停购外洋船炮。撇开全局不论，把海军扩充停滞完全归咎于慈禧太后，是不符台历史真实的。
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此外，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到底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太平天国运动导致的，我将另文来谈。
还有人指责太后过生日和光绪婚典花费问题，指责的对，但也不对。因为封建社会就是这样的，他们节俭更好，但这类要求是不符合当时的国情的。想想看，我们现在比美国差很多，难道我们逢重大国庆日就不庆祝了么？现在再穷的人，其婚礼花费又是多少？因此，别对古人要求过高。
历史巨骗梁起超还有轰动的谎言，是民国期间的，我也会谈一下，有网有提出我的帖子太长，所以分开写吧。
北洋水师的确不如日本联合舰队，而且还是大大不如 ?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６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
直到大战爆发前，北洋水师的两艘吨位达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都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末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
速射炮并不是小口径速射炮，而是日军装备的120、152毫米大口径速射炮！ 看看日军除了着两种大口径以外其他大口径的战果吧—— 三景舰的3门320毫米巨炮发弹数十——无一命中！ 扶桑的4门240毫米炮发弹数十——无一命中！ 高千穗和浪速的4门260毫米炮发弹百余！仅命中数弹！
战后统计，日军的命中率也不过1.3%，北洋舰队是1.25% 这个差距是忽略不计的！
联合舰队的速射炮都是120MM口径以下的，对定、镇两舰毫无作用。三景舰的320MM威力是大，但炮塔是死的，在战争中没有发挥作用。日本人让法国人忽悠了一回.
黄海一战中三景舰的320炮毫无用处，反而是北洋的305炮发了飙，日舰凡是中奖的立刻失去战斗力退出。这一仗对之后海军发展的一个影响就是即便是设计有穹甲和水线垂直状甲的防护巡洋舰也难以承受巨炮，必须重视舰体的装甲防护。黄海海战所处的19世纪末这个时代，也正式海权说提出并被迅速接受，列强海军逐渐向“巨舰大炮”发展的一个开端了吧.定远和镇远的305毫米炮命中一共10发！ 其中，松岛1发，造成死伤达113人，左舷4号120速射炮位的10多人更是粉身碎骨！弄得坐镇该舰的伊东被迫把军乐队也拉出来凑数！ 比睿1发，造成舰尾后主炮后面的甲板全部毁坏！
至于战斗中两军的速射炮，北洋舰队中除定镇外，巡洋舰的排水量都在吨之间，比联合舰队中吉野、浪速等舰要小吨。加上北洋一向推崇巨炮，装备210MM、150MM等大口径炮以外，再想装备120MM速射炮也是捉襟见肘. 当时北洋领到了5门120毫米速射炮——原准备用在经远和来远当作尾炮——但是施工难度过大——后装在鱼雷巡洋舰广乙（3门）和广丙（2门）号上 .
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快1.44节（即每小时快１．４４海里），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相反，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
日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舰队的强大威慑，日本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其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最坏打算为日军惨败、清军在日本列岛登陆，可见此次战争是日本的一次豪赌。所以如此，因为日本也觉出自己海军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百分之六十。
其次，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其三，联合舰队舰支混杂，有的战斗力甚弱，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是貌似强大：如"西京丸"号，战前刚刚由商船改装，船体大大高出水面，不适于作战，其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mm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其实仅是一艘武装商船；再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十节；“比睿”舰则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倒极似中世纪的海盗船。它们均被安排在编队侧后，依靠别的舰支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
为什么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
我坚持我的观点 太平天国运动是导致甲午失败的根源
其实 海战并不是最关键的 有论者甚至说，清朝是惨胜，因为清朝毕竟完成了护兵计划 关键是陆军的失败，进而导致海军覆没
就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因此，日本的联合舰队打败了北洋水师，根本不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造船舫
慈禧投入这么多，以当时的国力够重视了吧？ 难道要慈禧把北洋水师的实力提高成日本的一倍甚至更多才成？
甲午战败，李鸿章引为奇耻，乃力主拉拢俄国共同对付日本，结果产生中俄密约，于中国利权做出相当程度的牺牲。沙皇东宫档案资料证明，李鸿章与俄方签订《中俄密约》并受贿确有其事。密约签订后，维特和李鸿章订下私人协议，只要《密约》能够顺利执行，李某便能得到300万卢布（约合190万美元）的酬谢。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时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充武英殿总裁。二十四年（1898年），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疏称迁民筑堤，成工匪易，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疏通海口尾闾，为救急治标之策。下其奏，核议施行。当年十月，出督两广。
1900年八国联军进图京畿之际，李鸿章与两江刘坤一、湖广张之洞等督抚协议东南互保，甚至与革命党人接触，试探帝后两宫万一罹难后之可能政局；帝后抵达西安的消息传出后，共和之议遂未成局。在西安行在多次敦促之下，原意不愿北上收拾残局的李鸿章方不得已而受命。李鸿章到京，全无谈判筹码，在各国严厉要求之下，经多番请示行在，终于在1901年基本按照各国所提条件签订辛丑和约；李鸿章心力交瘁，签约不久便即去世。据传李鸿章重病弥留之际，俄国公使尚自迫其在不利于清国利权的条款之上签字，景况堪怜。
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中法天津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也与李鸿章相左，最终事实证明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鸿章希望放弃新疆的做法虽然是依其重视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误国的决策。
为什么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
世界舆论看好中国没什么奇怪，从舰艇吨位和舰队规模上来看中国确实强于日本，但海军作战吨位和舰队规模只是一方面。战术运用是否得当，运气如何（这一点很重要，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的运气实在是糟糕透了），此外技术装备是否适用（中日海战日军速射炮***高航速***爆破燃烧弹确实让中国军人吃尽了苦头）都决定着战争的胜败。更深一层还牵扯到一国的政治体系。 舆论看好中国，不代表中国确实比日本强，更不代表中国就应该能获胜。二战期间那家世界舆论会认为等国能在2个月的时间内把法国彻底击败？但希特勒做到了！ 从数据上看，清廷拨款的确不少，但这笔钱真正用到海军身上又有多少，如诗云版主所言，一大堆经费经过各级地方官层层盘剥，真正用于海防的钱又少得可怜了，否则为什么战争期间北洋舰队诸多军舰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与改进，甚至连作战最起码的弹药都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不仅官吏揩油，那些奸商也都在拆海军的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北洋海军所使用的燃料——煤炭居然都是劣质煤，原因令人气愤，优质煤供给海军的利润远低于市场买卖的利润，于是海军用煤都是那些热值低杂质多黑烟滚滚的劣质煤。使用这种燃料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在大东沟海战中联合舰队老早就发现了中国舰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官吏揩油也就罢了，还要掣肘。李鸿章的洋务派和翁同稣等人的清流党向来不和，甲午战争中，清流党翁同稣、张之洞、李秉衡之流非但见死不救还频频掣肘致使陆海军协同不利调度不灵贻误战机，坐视北洋海军失败来以此看李鸿章的笑话！ 政务腐败至此管理昏庸至此北洋海军焉能不败！ 日本方面经费虽少却能专款专用且上下一心海内同德，中国经费虽足却被小人中饱私囊各派官吏心怀鬼胎各怀异志坐视那些英勇善战的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而不为所动。也许在开战之前胜负就已经确定了！ 慈禧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不能以身作则，各级官吏上行下效也就不足为怪。客观地说慈禧在洋务运动中确实为海防出了不小的力，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对于甲午战争的最终失败她也是难辞其咎！
当然，陆军的失败最终导致了海军的覆没，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如果大东沟海战失败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那么结果也许又是另一番样子了。
也谈谈北洋海军
突然看到有人谈北洋海军（北洋水师的提法不确切），忍不住说几句。我们对北洋海军多少有些误解，包括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最近一段时间读了《现代舰船》连载的关于北洋海军的一些内容，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这里谈一谈，供大家参考，有些一贯以来因为错误乃至愚蠢不动脑子的宣传所导致的谬误我认为也有必要澄清一下。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北洋海军作为遗址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上力量，甲午战争败得如此之惨乃是清廷腐败无能、海军中军纪废弛，指挥部里、官兵贪生怕死所致……但实际上通过前述连载，通过作者陈悦先生的论述与诸多史料的考证，很多结论都是颠覆性的。 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之惨败，有哪些原因？ 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是战术指挥上，当时北洋海军以横队队形对付日军纵队队形，最后旗舰定远中弹，编队指挥瘫痪。日军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四舰组成的第一游击战队冲乱北洋海军队形加上方伯谦之流临阵脱逃导致侧翼暴露最终酿成惨败。这固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以此便有许多人抨击北洋海军的战士指挥直至抨击丁汝昌本人无能则显得不妥当。高差一个问题的本身需要将问题还原到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下，当时世界上对海军战术存在不同的争论，因为19世纪中后期正是风帆时代向蒸汽时代的过渡阶段，风帆时代战列舰的船旁列炮布置法正被悄然替代，一种新的海军战术理论——船首对敌正悄然兴起，因此可以认为北洋海军当时所采用的横队队形正是船首对敌这一思想落实到战术中的必然结果。也许也正是大东沟海战的教训又使得各国海军对这一思想产生了怀疑，最终又使得传统的纵队战术重新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洋海军采用横队战术并非指挥员的无知，而是在大环境影响下产生的一种谬误。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横队战术也是符合当时北洋海军实际情况的——北洋海军战舰重炮多，布置方式多为舰艏尾布置主炮（如致远、经远等）或两舷交错布置（如定远），横阵对敌可以最大限度集中舰队的重炮打击火力。相反，由于舰队侧舷炮（尤其是速射炮）数量的严重不足，使得北洋海军如果采用纵队则无法充分发挥舰队本身重炮的火力优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相对于联合舰队而言在口径上优势非常明显-注意，是口径）。联合舰队则恰恰相反。 另一个原因是什么？非军官不惜命、非士卒不死战，而的的确确是因为武器装备不如人。也许很多朋友会很惊讶，我们当时不时号称亚洲第一么？是的，从吨位上而言的确如此。但从技术上却完全不能算。北洋海军成军之时舰艇吨位和技术指标完全亚洲第一，但那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距离甲午战争还有10来年的时间。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带来了海军装备革命性的飞速变革，10多年意味着一代甚至几代舰艇的诞生。我们不妨看一看，从船型上，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海军风帆战舰的时代还没有过去，南北战争中出现的铁甲船在人们眼中就是怪物一个。那时还只是风帆***蒸汽往复机***明轮的时代。10多年以后，蒸汽往复机***螺旋桨***铁质装甲的铁甲舰时代就已经到来，此时诸如蒸汽轮机、后装式带复进系统的新式大口径线膛炮、强压通风等新技术也开始应用。又是十多年，到了甲午战争期间，速生射炮得到广泛应用，不久，前无畏舰时代到来。甲午战争后结束后仅仅11年的1906年，无畏舰时代到来……可以说当时的海军技术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对于北洋海军而言，舰艇在19世纪80年代初陆续服役时在当时是先进的，但10多年后在甲午战争时期，他的技术就完全落伍。这种落后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航速。北洋海军舰艇的航速普遍不高，航速最快的致远等穹甲巡洋舰在枪眼通风状态下不到18节，而当时日本海军许多主力舰只，尤其是第一游击舰队的4舰则航速均高于18节，对于火炮时代而言，高的航速意味着更多的战机，这一条缺陷，北洋海军无可奈何。（资料没在身边，数据以后补上） 第二，火炮。北洋海军火炮在口径上与联合舰队相比，大口径火炮占有优势，小口径火炮尤其是速射炮绝对劣势、火炮数量居于劣势。大口径火炮威力巨大，定远级铁甲舰的305毫米巨炮的确令日军胆寒。但是大口径火炮在当时也有无法弥补的劣势——射速慢、精度差。相反，联合舰队却装备有大量中小口径速射火炮。在海战中，大口径火炮一旦开炮没有命中目标、火炮复进***装弹***瞄准射击的时间相当长，而这段时间由于双方舰艇相对位置的变化又会导致火炮射击诸元的变化从而使第二发炮弹的命中率不会比第一发有什么大的提高。相反小口径速射炮首发不中，可以迅速发射第二发炮弹，由于当时舰艇速度均不高，作战距离也不远（定远级主炮有效射程不过7500米），因此完全可以根据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修正射击诸元，从而使后续炮弹在精度上较之前有很大提高。这一点北洋海军的劣势与联合舰队的优势一目了然。 第三，弹药。北洋海军炮虽大威力却不大，日本海军炮虽小威力却不小。除了前面提到的射速原因外，双方在弹药上的差距则尤为重要。北洋海军当时配备的主要弹种是实心弹和开花弹，所谓实心弹说白了就是一个大钢球，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钢珠，这种炮弹打中敌人的舰艇一般也就是个大窟窿，顺便砸死几个人而已，一艘军舰吃上几十发这种炮弹只要不在弹药库或是水线以下要害部分吃家伙一般没什么大碍，就是难看点。开花弹也就是爆破弹或者说是榴弹，打中目标后会爆炸，从而造成远强于实心弹的杀伤效果。当时北洋海军中，实心弹的比重远强于爆破弹，当时清廷中清流党人强烈抵制海军向海外采购武器弹药，而中国自己生产的开花弹质量极差无法使用，从而导致战时北洋海军开花弹绝大部分还是10多年前进口军舰时一块儿捎来的货色，数量不足质量也因年久而欠佳。实心弹的大量使用使的北洋海军火炮威力大打折扣。大东沟海战，镇远舰305毫米主炮发射的实心弹曾直接命中日军期间“松岛”，造成敌舰重伤，人员伤亡惨重但却没有沉没。如果那是一枚开花弹，那结果又会是怎样？如果当时北洋海军能大量使用开花弹，则大东沟海战的结果即便不是中国获胜，相信也不会败得这样惨痛。相反，日军除了大量使用开花弹以外，还大量使用了装有“下濑火药”的燃烧弹，从而给中国方面多艘军舰造成了灾难性的火灾。 由上述三点，我们可以认为，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之败，战术的不妥是一个原因，但装备不如人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对于北洋海军有太多的误解与偏见，总认为那是一支装备先进而却由一群军纪散漫贪生怕死庸碌无能的人来驾驭的一支舰队，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总有人喜欢拿北洋海军士兵在甲板上晾衣服大做文章，却不知道甲板上晾晒衣物乃是在当时各国海军操典中明确规定的合理行为，即便是现在，人民海军的一些旧式军舰上的后甲板依旧是晾晒衣物的场地。还有人甚至说北洋海军的士兵在大炮炮管上晾衣服，这种人不仅是对海军常识的无知，更是没有脑子——人不会蠢到为了晾衣服儿爬到离甲板数米高的地方去。 北洋海军诚然出现了方伯谦这样的败类，但却有更多的诸如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及至丁汝昌、刘步蟾以及千万战死疆场的英雄。他们不仅有顽强的战斗作风、还有高超的战斗技巧。遗憾的是这种意志和技术被技术上的巨大差异而抵消，这种抵消的背后则又是清廷中那些顽固派一手造成的。壮哉！悲哉！ 北洋海军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战争中不仅需要人，还需要武器。诚然、人是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在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武器装备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还像以前一样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忽视技术装备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一味苦练人的技术而忽视对装备建设的投入甚至将此作为减少军事投入的借口，那么一旦战争爆发，面对强敌，那些英勇万强技术高超的优秀士兵就会因为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付出太多无谓的牺牲！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21]的军国主义体制[22]。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23]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
日本在东北亚崛起之初，就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特别是在南海海权利益上发生冲突。19世纪50年代美国部分政客曾建议占领中国台湾，此建议遭美国务院否决。[24]甲午海战后，日本占领台湾。美国退而求其次，试图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取一个由美国海军单独用于贮煤的军港，结果为日本政府断然拒绝。[25]日俄战争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到日本取得胜利，将意味着有朝一日美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他相信只要对日本持尊重态度，日美冲突还是可以避免的”。[26]鉴于此，美国对日本让步日益增多，以至于1908年日本驻美公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鲁特—高平协定》，美国竟同意“日本和合众国在太平洋地区都拥有重要的外国岛屿，两国政府都为在该地区有一种共同目的，共同政策和共同意图所鼓舞”。[27]这实际上表明美国已默认日本可以与美国分享太平洋的利益。欧洲爆发大战后，日本进一步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美国再次退让，在同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发表声明，表示“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11月美国与日本秘密签订《兰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28]
日本的崛起和军事上的胜利，迫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节节退让。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之后，“罗斯福政府在亚洲最为关注的是，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29]这种退让政策，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即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和中国东北三省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分裂为数个傀儡政权。不妨假设日本当时到此止步，并将其力量仅收缩在东北亚地区，而不是扩充到东南亚乃至整个太平洋地区，日本就有可能在美国国内中立情绪高涨的情况下获得美国对日本势力扩张的认可，并成为惟一可以与美国分享亚太地缘政治利益并以东方门罗主义的姿态垄断亚洲利益的地区霸权国家。[30]所有这一切又都仰仗以日本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在太平洋战争中还结合空中打击力量——为基础的制海权实现的。而日本，——连同整个轴心国——的失败，如果仅从纯军事的角度考虑，也正是从其制海权在太平洋上（和大西洋）的失败开始的。
（4）中国和印度
应该说，制陆权是决定古代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的“武经七书”[31]，无不以制陆权为主题。由于古代国家的兴衰更多地是建立在以自然经济的农业为基础的税赋贡奉及藩属朝贡制度之上，[32]耕地而非海洋，是提供大规模税赋收入主要来源。因此，这一时期税赋来源丰富的王朝国家，往往也就是强大的陆上王朝帝国；而获得丰富税赋来源的前提是拥有广大领地和众多的农耕人口。因此，尽可能扩大和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而不是扩大海洋就成了中世纪帝国崛起的普遍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军事上就要求拥有强大的制陆权。由于中国和印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所以它们才在古代世界中获得较好的发展，并成为古代世界的超级王朝大国；由于古代埃及、巴比伦在制陆权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才有了在古代世界与中国和印度并立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上所述，制海权是决定近现代大国兴衰的关键之一，由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东方古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古代东方文明在近现代世界中衰落了。
卡尔·马克思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33]是东方经济的重要特征。它在中国的表现就是从井田制中解放出来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原始部落及西方的庄园经济相比，中国小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更能解放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由于战国时期的秦国率先采用小农业生产方式，它才比中国境内的其他城邦有更充分的人力条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也正基于此，从中国秦王朝建立到明王朝，尽管有规模远比西方巨大的社会动乱频繁发生，中国还是获得了远比西方快得多的发展。即使到清朝道光年间（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的总和，而年间的经济增长也高于日本和欧洲。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34]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由此可以说明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并不在于GNP及其增长速度不够或不如西方，与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彼得大帝（）以及同时代的日本明治天皇（）、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相比，清政府缺少的就是像他们那样将制海权思想转化为坚定不移和具有攻势的国家战略的国家意志。
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清政府开始注意海军建设问题。甲午战争前，清政府造舰47艘，购舰59艘；从1867年至1911年，清政府官办海军各类学校共培养各种骨干人才1799人。[35] 1885年，清政府设立总理海军衙门。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先后共有十位海军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和帮办大臣任职，但无一人出身于海军或受过海军专业训练。至于该衙门的总办，帮办和章京们，则几乎都是八旗出身，他们不仅没有海军知识，还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而十几岁就考入福州海军学堂（1866年）、二十几岁毕业（1879年）于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Greenwich Naval College）并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校长的严复（）,竟也无奈为“实现自己平日的报复”和“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36]于和1889年，三次参加“结果都没有录取”[37]的乡试。就在晚年的马汉为美国的扩张运筹帷幄的时候，严复却郁郁于病榻之上。
至于清政府的海军作战理论，更是一副老态龙钟和无所作为的守势，与日本已表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攻势，形成鲜明对比。甲午战争前，中日两国海军实力相当，但清政府依据“海守陆攻”作战原则准备对日作战，而日本战时大本营则制订了一个以海军争夺制海权为核心的“作战大方针”，把海军的海上作战问题放在整个战略的高度优先考虑，使整个战略带有明显的海军制胜的特色。[38]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自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剌激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关于制海权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39]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巳，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40]
1913年至1933年中国经济更是获得了长足发展，[41]但从1931年起，中国东北三省就不断遭到日本的吞并，1933年日本军队又直逼平津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已沦陷日本之手。而此间中国在制海权和制空权上无力反制日本入侵，则是中国抗战初期失利的关键原因。[42]
我们再来看印度。中国和印度可能是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最大的陆军大国，但这两个在中世纪文明中赢得光荣和辉煌的国家却在近现代战争中，由于没有制海权而几遭灭顶之灾。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在二战中因搭上同盟国的“顺风车”而成为胜利国。但二战后，中国人对近现代失败的总结，却远不及印度人来的深刻。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43]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pp.1—2）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p.81）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pp.87—88）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p.87）
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p.89）
财富的积聚并不能保证大国长盛不衰。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还有，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也比欧洲富裕，但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旺·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44]
现在，人们常常嘲讽印度海军的快速发展，但从笔者的观点看，他们这种从亡国经验中痛定思痛的精神恰恰是让人，特别是让与印度人有过同样惨痛经历的中国人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从以上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强大的海军和制海权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火车头。没有制海权，就很难有稳定和安全的海外市场和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海外利润回流，及由回流利润滋养的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大国，特别是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其GNP或GDP如不与制海权相结合，就不能保证自身持续增长及由其支撑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世纪王朝国家的财富如不与制陆权结合，就不能自保并支撑其国家走向繁荣与强大的道理一样。
三、制海权扩展的限度
如前所述，资本全球化将制海权推入主权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利之一而出现，但是，历史经验还表明，制海权的扩展并不是无限的，它同时也受国情国力的制约与规定。适度，则国兴；过度，则国亡。美国与日本、德国在近代是以制海权为军事先锋而崛起的国家，其兴衰成败的历史后果却判若云泥。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和德国，是以发展制海权为先导的而非单纯的GNP积累而崛起的地区大国。但是，资料显示：日本经过从19世纪末的军事扩张，到1937年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其制海权的扩展潜力已接近国力的极限，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国力已开始萎缩。1937年日本国民收入在七大国中位居末位，而国防开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居第二位。同年日本在七国中的战争潜力为第六位，美国是日本战争潜力的11.92倍。[45]面对悬殊如此巨大的国力差距，日本不仅没有意识到收缩战线、巩固和消化已掠夺到手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迫切性，相反，它却在德国、意大利初期胜利的鼓动下，于1937年和1941年重复了拿破仑向欧洲两个大国即英国和俄国挑战的战略性错误，全面发动致其死命的侵华战争和对美的太平洋战争。[46]结果，日本及其殖民地的战争潜力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两向分别为扩张制陆权和制海权的目标所消耗殆尽，并于1945年8月在美国、苏联和中国的合击下，遭到灭顶之灾。至此日本明治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地缘战略利益灰飞烟灭。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德国也在海陆两向过度扩张本国国力不足以支撑的庞大的作战目标，并于1945年在盟国的打击下败亡。至此，俾斯麦为德国强盛奠定的基础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海陆两向的过度扩张中元气大伤。[47]从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时期）和德国（俾斯麦时期）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战败，耗空了两国百年奋斗及其成就。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太平洋东岸的美国。
美国是与日本、德国几乎是同时崛起却不仅没有在百年后毁灭，而且还在21世纪成为继17世纪英国之后“第一个全球性大国”[48]。美国曾在其处于弱势但却是万分必要时，勇于直面挑战，突破英国西班牙等海上霸权封锁，一跃成为东太平洋上的海权强国。尽管如此，二战前的美国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在海外过度扩张海权。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它都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向海外派兵。二战后，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反而成为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美国战后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却受到严重挫伤。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上世纪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国力开始在海权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49]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至此，美国国力开始回升，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自我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及2001年，与北约一起连续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海湾地区、巴尔干地区及中亚地区插入其军事力量，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武器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50]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从鸦片战争迄今160多年，中国经济已从自然经济转入市场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不得不再次面对海洋之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联系，以及制海权之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及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生死意义。1820年中国的经济水平及GNP曾居世界第一，但在20年后中国却在东海惨败于英国的“坚船利炮”，189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但5年后中国又为日本在海上打败并为此遭受险被彻底肢解的厄运。今天,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再次跃入世界前列，[51]那么，在新世纪之初，如何避免重蹈前朝覆辙，及时制定面向海洋、注重制海权的国家安全战略，保卫已取得的经济成果，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这的确是值得中国学人在读史中认真思考的问题。
（本文主要部分刊于《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5期）
乖谬百出的《清史稿》 戴逸
我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当前一个朝代的统治结束，后继的政府为了吸取历史经验，都要为前一代修史，如此继承绵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典籍。清朝灭亡以后，后继的民国政府很快启动了纂修清史的工作。1914年设立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至1928年，基本修成《清史稿》一书，共536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那么，《清史稿》究竟有哪些缺陷和错误？本文试从三方面简略述之。
　　　　　　编纂者的立场偏激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清史稿》的内容错误百出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新疆于光绪九年建行省，台湾于光绪十一年建行省，这几乎是众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却说“穆宗（同治）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把台湾、新疆建省的时间，提前到了同治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于咸丰末年，而《清史稿·职官志》称“延及德宗（光绪），外患蹑迹，译署始立”。按“译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简称，这里又把它成立的时间，推迟到了光绪时。
《河渠志》记载全国河流的情况，却只记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四条。我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遗漏失载，其他像珠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见踪影，岂不笑话！
《天文志》只记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后一百多年无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国传教士任职钦天监期间，有天文记录，而传教士离开后，天文失载，资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时宪志》内编入了三卷八线表，这是中学生数学教科书中的对数表，和清史风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学知识，把它塞进了《清史稿》实属不伦不类。
清朝统治期间，存在南明政权，包括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历时十八年。又太平天国政权历时十四年。《清史稿》简单处理，南明政权只设立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三篇传记，而太平天国仅设洪秀全一篇传记。列传的设置也十分凌乱，一人立二传者共十四人（王照园、乌什哈达、马三俊、安禄、周春、乐善、兰鼎元、胡承诺、苏纳、惠伦、罗璧、阿什坦、谢启昆）。又有应立传而不立传者，如翁方纲、朱筠（后有人增补）、吕留良、谭钟麟均无传。严复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译介西方文化到中国，影响甚大，也无专传，仅在林纾之下列有附传。《清史稿》的列女传，胪列妇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节不嫁或夫死殉节，纯属宣扬纲常礼教、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更无可取之处。
　　　　　　《清史稿》的史实讹误不可胜数
《清史稿》一书记载之史事，有很多失实之处，至于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讹误，更数不胜数。如《皇子表》载延信“雍正元年袭贝勒，寻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误。延信之最高封爵为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载宣宗（道光）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丰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误。按其生卒年计算，虚岁仅三十岁而非三十八岁。《世祖本纪一》称：顺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窜九宫山，自缢死”，误。按：李自成为地主武装所击杀，非自缢。顺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钊据福建”，误。按：唐王名朱聿键，非聿钊。《圣祖本纪》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为直隶总督”，误。按：是年直隶总督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吴三桂？号于衡州”，误。按：吴三桂？号称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吴丹复重庆、达州、奉乡，诸州县悉定”，误。按：四川无奉乡县，应为东乡。康熙二十九年“荣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误，常宁应为安北大将军，非安远大将军，喇布已死于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袭封简亲王，此处应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传》称：“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彰绝学”，误。按：阮元所作《畴人传》，为记载我国历代科学家之传记，非仅记有清一代。《邦交志》载“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误。按：里国太亦译李国泰，曾在中国任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并非华裔，与广东嘉应州没有关系。像这类史实、人名、地名、时间的错误，比比皆是，难以缕述。汪宗衍先生详细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条错误，集成一书，名《读清史稿札记》。他评论说“翻阅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书名，误倒衍夺之处，不胜条举。史实？牾，体例乖谬，亦多有之。”
有的同志对《清史稿》李鸿章传作了校勘，全文约八千字，错误或有问题的地方共二十六处，错误率达3.1％，按此错误率推算，《清史稿》字数在八百万字以上，全书的错误可能达二万五千处。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有二万五千处错误，而只是说明它错误之多。
在去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李文海、王晓秋等曾建议中央政府组织专门力量新修“清史”。自此，我国史学界对启动“新修清史工程”即翘首以待。据悉，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对“新修清史”非常重视，目前正在调查论证的过程中。
每一个中国人都以中国有辉煌灿烂的五千年文明史而自豪，特别是干文史一行的一提起煌煌巨著二十四史莫不肃然起敬。然而，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却只有一部《清史稿》非常尴尬地列于二十四史之后，这多少有些让人为之惋惜。因而，今天的史学界呼吁为有清一代新修一部象模象样的大型正史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本刊今天发表戴逸教授写的《乖谬百出的〈清史稿〉》一文，从《清史稿》编纂者的立场、《清史稿》的内容和史实三个方面勾勒了《清史稿》的问题，阐说了《清史稿》不能作为一部正史流传下去的理由。读罢此文，相信读者不难明白为什么今日史学界要大张旗鼓地呼吁启动“新修清史”的工程了。在此，我们衷心地希望史学界“新修清史”的宏愿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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