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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罗兰·巴特一生中的三个“讽刺事件”
罗兰·巴特（ 年）是法国20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作家和理论家。他的作品对符号学、结构主义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他的散文集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然而，因他刚成年时罹患疾病而被阻断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大量的错误开端。二战后，他加入了法国外交使团，试图成为一名社会学家、词汇学家或成为大众戏剧的积极分子；他还是一名热心的业余音乐家、画家、不情愿的马克思主义者、浅薄的哲学家和编辑。但是，没有一样可以定义巴特，甚至连他的学术生涯都是极其非正统的，一直没能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我们该如何对他分类呢？
1915 年 11 月 12 日,罗兰·巴特出生于法国北部瑟堡的一个中产阶级的贫困家庭。在他满 1 岁前,罗兰·热拉尔·巴特(Roland Ge?rard Barthes)一家的生活充满了悲剧。他的父亲路易斯·巴特(Louis Barthes)是蒙田辅助巡逻艇上的海军中尉(蒙田辅助巡逻艇是 1912 年在大雅茅斯建造的快速转换的拖网渔船,于 年间服役 于法国海军),1916 年 10 月 27 日,他在第一次巡逻时被敌人的炮火击中。在格里内角的英吉利海峡(位于布伦和加来之间),他的船在遭受了五艘德国鱼雷艇的攻击后沉了下去。身为指挥官和陆军军官副连职中尉,路易斯·巴特在去世后受到了法国海军的传令嘉奖,并被授予了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罗兰·巴特一生中共遭遇了三个讽刺事件,父亲的离世就是第一件。帕特里·隆巴多(Patrizia Lombardo)认为,这件事是对巴特作品中的三个悖论的补充。法国伟大的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第二章中, 当我们在巴黎偶然遇见巴特的中学的时候,这个名字将会再次出现) 对巴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影响了巴特未来的作品(文章)风格,而且因为这个名字跟那艘船的名字相同,而那艘船的沉没使巴特成了一名战争遗孤。从父亲离世那天起,巴特的私人生活及其家庭生活的种种——他一生都跟他的母亲一起生活,他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的关系极其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辩证地解释为是蒙田的灾难造成的。
近年来,后殖民批评主义经常借用理论家巴特去揭露殖民主义的思想。对他而言,第二件家庭讽刺事件就是,他的外公路易·班热(Louis Binger)是一名军事探险家,西非象牙海岸的法国的殖民地班热维尔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班热就是该殖民地的总督。 他是一个天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制图师。1892 年, 他发表了《从尼日尔取道本港的土地和莫西到达几内亚湾》(DuNiger au golfe de Guine?e par le pays Kong et le Mossi),并于 1936 年 出版了他的回忆录。1889 年,在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落成典礼上,班热邂逅了诺诶米·拉佩特( Noe?mi Lepet),后来两人结为夫妻。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亨丽埃特(Henriette),也就是巴特的母亲,出生于 1893 年——班热在 1936 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及他的任何一个孩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夫妻在 1900 年离婚了的缘故吧。后来诺诶米又嫁给了路易·拉瓦利( Louis Re?velin),他是社会党领导人、和平主义的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对者让·若拉斯(Jean Jaure?s)的朋友。
巴特爷爷的家庭不可能有更多的不同。班热的家族来自法国东部的阿尔萨斯,主要信奉基督教新教,而巴特家族起源于法国西南部。虽然巴特奶奶的家族是该地区富有的贵族,但巴特爷爷一脉是信奉天主教的穷苦人家。巴特的爷爷利昂·巴特(Le?on Barthes)曾是法国南部铁路上的低等职员,因此,巴特家族无力承担巴特父亲的大学费用,于是他的父亲在 1903 年不得不加入了海军。因此他的父亲和亨丽埃特相恋后,并没有得到班热的支持。又因为亨丽埃特没有工作,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富裕。
1916 年失去了父亲的巴特随母亲迁往了巴约讷,在那里他和他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巴约讷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乡下小镇,是巴斯克地区的首府,拥有 27,000 多居民。在这里,巴特有他最早期的记忆,他在马拉克近郊上小学,从而开启了他对巴斯克地区一生的依恋。后来,巴特沉眠于此,紧挨着他的母亲。事实上,虽然他出生在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在瑟堡,诺曼底),然而在巴约讷的成长经历,使巴特如此迷恋这个地方,以至于他把自己视作就是“来” 自西南部——尽管他从来没有自称过巴斯克人。巴特拥有的“成为” 或变为来自西南部的作家的想法,表明了一个普遍的观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早期认知,是基于地理和地方性特征的。虽然巴特只在巴约讷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一小段时光(在 10 岁的时候,他搬去了巴黎),可他还是拥有足够将西南部视为故乡的回忆。在他随后的职业生涯中,当他开始研究成人大脑的自主记忆工作的时候,他运用存在于他难以忘怀的“记忆”里的、1915— 1924 年在巴约讷的所见所闻,以高度普鲁斯特式的方式,思考童年时期的经历对成人的影响,并得出结论,我们离早期的经历越久远, 就越容易陷入回忆并引发联想。现在的法国巴约讷
在未满上小学的年龄之前,年幼的巴特白天是由当地的一位年轻的巴斯克女士玛丽·阿南德(Marie Latxague)照顾的,在她那里, 巴特可以和附近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儿一起玩耍。巴特儿童时期的阶级地位——穷困但又是中产阶级——对他的教养和身份有着特殊的影响。1975 年他在电台采访中讲到,他小时候是生活在母亲的关爱里的,但也是孤独的,他几乎从不出门,而唯一的一次外出也仅仅是在假期里去看望他的祖父母。巴特是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 虽然生活中困难重重,但是巴特与另外两位年长女士的相处,也令 、他获益匪浅。一位是教他弹钢琴的“姨母”爱丽丝(Alice),她是 一位专业的钢琴老师 [ 主要学习德国作曲家舒曼(Schumann)的作品, 后来还学习了法国作曲家拉威尔(Ravel)及德国作曲家巴赫(Bach) 的作品 ] ; 另一位就是贝尔特·巴特(Berthe Barthes),她是逝去的利昂·巴特的妻子,罗兰·巴特的奶奶。“我的家庭实质上就是一个女性的家庭”,因为没有其他男性家庭成员,也是一个“不存在家庭主义的家庭”。乏味(Ennui)对于描述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中年巴特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词语。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巴斯克地区安静闲适的生活经历,就意味着他如其他许多法国作家和思想家一样,是在乡下长大的,但他的根永远在北部 (如纪德、萨特、福柯等)。对于巴特新近的传记作者玛丽·吉尔而言,这种二元化或两面性就好比巴约讷和巴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1975 年巴特描述两者间的差异是“有形的”: 巴黎是“警觉的、疲惫的”,而西南部是“精力充沛的、猛烈的”。
在这种安全而又乏味的家庭教育中,巴特渐渐对阅读和音乐产生了兴趣,并经常一个人去探索巴约讷那条僻静的街道。继供应铁道的钢铁和煤炭等行业兴起之后,巴约讷逐渐变成了资产阶级小镇。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小镇的港口陷入衰退。同样,尽管文化与传承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但巴特西南部的家庭还是陷入了经济衰退中。所以,除了描述摆脱强加于身的阶级身份以外,描述社会阶级成为巴特 30 年写作生涯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不足为奇了。而造成巴特家贫困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直到 1925 年,巴特的战争遗孤的身份才得到国家的承认,他母亲才领到一笔战争津贴。
我们已经将蒙田的灾难——巴特父亲的离世——与巴特承袭了伟大的法国蒙田风格的、作为评论家的职业生涯联系在了一起,这在吉尔最近写就的传记中引起了共鸣,她分析了巴特(用第三人称) 对他自己的灵魂面具的评论,这与他父亲的缺席有关,他专门称之为“根基”(matrix)。根据吉尔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父亲的离世与片段写作之间似乎存在着联系”,吉尔指出“巴特”这个名字在词源说明中是“洞”的意思,这个洞指的是空虚,由于父亲彻底地离开,在这种空虚中,巴特作为一个幼小的男孩被遗留于 世。巴特看起来所在的这个“洞”延伸到了他的社会阶级中,正如他在 1970 年描述的那样:“1/4 的拥有土地的资产阶级,1/4 的之前的贵族,一半的自由的资产阶级,都被普遍的贫困激怒了,并联合在了一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巴特家族出身中产阶级, 书香门第,尽管有一个富裕的来往亲密的外婆诺诶米·拉瓦利(Noe?miRe?velin)——殖民探险家路易·班热的前妻,后来是社会党哲学教师、政治家路易·瑞维连(Louis Re?velin)的妻子——但巴特家早些年过得也并不富裕。这也许很容易让人低估了罗兰·巴特(稍稍冷漠的)家庭关系的重要性。然而恰恰是在经济上,诺埃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53 年她去世后,巴特的母亲以诺埃米女儿的身份继承了一大笔钱(包括一辆汽车和一栋位于昂代的房子)。此外, 诺埃米的丈夫——巴特的继外祖父——认识诗人保罗·瓦莱利和著名的反战政治家让·若拉斯,这些人都与
年的“左倾” 杂志《半月手册》(Cahiers de la quinzaine )有关 [ 该杂志由夏尔·佩吉(Charles Pe?guy)创立,夏尔是犹太法国军队炮兵部队官员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Alfred Dreyfus)的重要拥护者,在法国反犹太主义游行期间,德莱弗斯因被怀疑向普鲁士泄密而被错判有罪 ]。《半月手册》Cahiers de la quinzaine
年,每年夏天巴特和母亲都要定期去巴黎探望诺埃米,这使得巴特的母亲有了想要搬到离母亲更近的地方居住的想法。于是,在 1924 年,她就带着巴特在圣日耳曼德佩区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住所。那是位于巴黎中心的一个区,在那里巴特将度过他的余生。但这并不是说,度过他孩童时期的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不再是他根源的标记。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巴特的“巴黎对巴斯克地区”式的双面性仅仅是他“游移不定”的个性的一部分。在深受天主教影响的国家,巴特有关新教徒的家教表明他在二元论上可能已经受益了,这一点与他的文学前辈和偶像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相仿。纪德是在一个严格的新教徒家庭中长大的, 但他一生都试图皈依天主教。因为巴特(信仰天主教的)父亲的辞世, 巴特便在他母亲的加尔文主义信仰熏陶下长大。年轻的巴特甚至儿戏地想要成为一名牧师,在
年他经常到卢浮宫的小礼拜堂做礼拜,而这个教堂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教徒的教堂。 现在的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
值得强调的是,他们离开西南部搬到巴黎居住,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巴特的母亲通过受过的很少的培训或掌握的很少的技能来贴补家用。在巴黎,巴特上中学前,装订成为亨丽埃特主要的经济来源。有一段时间,巴特除了面包和馅饼之外,根本就买不起更多的食物,而就是这段时光使巴特在之后的生活中坚持认为,这种贫穷是来自社会的(其恐慌来自花费在校服、鞋子、课本, 甚至食物上的费用),而不是文化上的,因此,他后来会强调人生中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一个是物质条件,另一个是人的性欲冲动,而就是前者一直困扰着他的青少年生活。事实上,他的阶级身份存在着一个赤裸裸的矛盾。尽管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他从未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还是从只有中产阶级才有的物品上受益了:家里的钢琴、众多书籍以及有知识的亲戚。事实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巴特家族并不是那么穷苦,正如他之后宣 称的,那个阶段的生活只是充满艰难。
1925 年 11 月,巴特的生日过去不久,他的战争遗孤的身份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承认,这对为生计苦苦挣扎的巴特的母亲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当时她每天都要在位于巴黎中心的圣日耳曼德佩区与位于西部的库尔贝瓦镇之间往返,然而实际上她并不特别胜任这份装订工作。在巴特的青少年时期( 年),蒙田打着另一个幌子回来了。紧随着让·保罗·萨特的脚步,巴特也进入了巴黎蒙田中学。在学校里,巴特(不像萨特那样)成为具有卓越潜力的模范生。但巴特是个左撇子,在那个时候只有 1/10 的人(通常是极其残忍地)被“纠正”过来。1934 年巴特得了肺结核,他的早期学术成就就此被完全阻断了。他从此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旧病复发以及漫长的治疗过程,直到 1946 年。这种状态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和职业生涯,而且无情地剥夺了他任何重新建立职业生涯的机会。
巴特在蒙田中学结交了一些终生难忘的朋友,其中就包括菲利普·勒贝罗尔(Philippe Rebeyrol)。在 1930 年,他和勒贝罗尔前往路易大帝中学就读三年级(在现今的英国教育体制中应该是 11 岁读三年级),他们两个人的成绩都很优秀,尤其是在文学、历史和古典语言方面尤为突出。1933 年 4 月,巴特在写作第一部小说的同时— 最近在阅读了福楼拜的《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后, 认为该小说在灵感上是属于“福楼拜主义的”——还和勒贝罗尔一起创建了古典戏剧小组。这部小说发表在新的文学期刊上,是古希腊故事《“克赖顿”的边缘》(En marge du 'Criton')的另一个版本。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模仿作品盛行——儒勒·勒梅特尔(Jules Lemai?tre) 一系列的被称为“......的边缘”的模仿作品(En marge de ...)就是这样的例子——巴特改写了《克里托篇》(Crito)的结局,即柏拉图(Plato) 的一段对话。在巴特的模仿版本中,苏格拉底(Socrates)改吃了无花果而没有被毒死。巴特继续着他的模仿写作,在山上接受第一次 “治疗”期间,他寄给勒贝罗尔另一部作品《阿里昂旅行记》(Le Voyage d'Arion),这是一篇短戏剧。他的这篇戏剧紧紧围绕着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记述,描述了疾病和古希腊异教。作品完成后,巴特就以一个受疾病困扰、烦闷的男人的口吻直接寄给了勒贝罗尔。
巴特的成绩尽管总是稍稍落后于勒贝罗尔,但在 1933 年第一阶段的中学毕业会考中,他依然毫无悬念地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相当于在英国教育了 A)。在家人的帮助下,这样的好成绩为他争取到了继续学习的资金。1933 年,保罗·瓦莱利给教育部长写了封信,帮助巴特申请到了一笔大学补助金——这正好解决了巴特一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而这还是要归功于亨丽埃特的母亲诺埃米的人际关系。
巴特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喜欢看电影了 [ 主要是看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作品 ],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他的家里收藏了许多书籍——不仅因为他的母亲从事的是装订工作,还因为他的家庭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凭借诺埃米和路易·瓦维利)——例如纪德、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斯泰弗昂·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让·若拉斯等人的作品。1932 年,他的姨母爱丽丝还推荐他阅读了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段时期,巴特专注于两部不同风格的小说的写作:一本是《快乐岛》(I?le joyeuse),写的是 个人的、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另一本是《朱迪思的故事》(L' Histoire de Judith),是一个爱情故事。然而很快巴特就放弃了写小说的想法, 不再分析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转而开始构思 20 年后的作品《神话学》 (Mythologies)。他还阅读了若拉斯、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以及瓦莱利的作品(他的灵感来源),而温和左派的、反教权主义的报纸《作品集》(L'Oeuvre )为他增加了阅读到所有这些作品的可能。与此同时,巴特还对唱歌充满了激情。很快他就拜法国伟大的歌唱家查尔斯·庞泽拉(Charles Panze?ra)为师 [ 极有可能是因为, 在 1931 年他欣赏了庞泽拉为阿尔蒂尔·奥涅格(Arthur Honegger) 的 抒情剧《安菲翁》(Amphion)演唱的瓦莱利的诗歌的缘故 ],并且巴特最初的(男性)爱人之一就是在他学歌时候认识的同学米歇尔·德拉克洛瓦 [Michel Delacroix,亨利(Henri)的儿子,语言哲学家亨利·柏 格森(Henri Bergson)的朋友 ]。德拉克洛瓦也参加了巴特所学的庞泽拉的课程,他和巴特一样,罹患了肺结核,但遗憾的是 1942 年他就因病去世了。在《神话学》中,巴特将歌唱家杰拉德·苏哉(Ge?rard Souzay)与“资产阶级的”庞泽拉做了比较。
除了感情方面的问题,巴特对戏剧的兴趣进一步证实了他明显的文化和业余活动的社会效应。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经常到查尔斯·杜兰(Charles Dullin)和乔治斯·皮托埃弗(Georges Pitoe?ff) 所谓的“卡特尔”剧院去欣赏戏剧,尤其会到马蒂兰剧院和阿特里 尔剧院去。在那里,巴特并没有被杜兰的角色的“化身”所感动, 而是对他的演技印象深刻。因此,20 世纪 50 年代,在没有接触布莱希特(Brecht)的史诗剧之前,巴特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有必要将演员和他们的角色“分开”了。1934 年 10 月,巴特得了肺结核, 他前往伯杜(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尝试第一次治疗。1935 年 11 月, 戏剧对巴特的影响无比强烈,以至于他从伯杜回来后就情不自禁地 将他对戏剧的热情挥洒到他的学生活动中去了。这个决定几乎完全等同于放弃了陪伴文科预科一年级的勒贝罗尔的念头— 文科预科 一年级是著名的预科班(classes pre?paratoires),参加这个班就是为了能够进入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相当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正是由于他严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放弃追随勒贝罗尔进入高要求的文科预科一年级的理想,转而报名索邦大学攻读古典文学学位。尽管这是一件让人扫兴的事情,但这次改变激起了巴特对悲情戏剧的兴趣。1936 年,巴特跟勒贝罗尔(现在在文科预科一年级)和另一位好朋友雅克·韦伊(Jacques Veil,他很快就死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起 ,创立了索邦大学古典戏剧小组。在接下来的 3 年里,这个小组一直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表演古典戏剧,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而在这项课外活动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明显影响了巴特的大学学习。
巴特的主要经历——除了戏剧活动、布景设计和表演制作——就是演戏及背他的台词。法国左派激进的政府,即人民阵线政府(大众前线)组织反法西斯示威游行的第一天,巴特的小组就上演了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波斯人》(The Persians),在此次表演中,巴特扮演的是恶魔大流士。在剧中,他饰演的角色站在宫殿台阶上,警告薛西斯(Xerxes)战争和复仇是危险的,是无益的行为。 后来巴特说,当时他因担心说错重要的台词,内心充满了恐惧,他试图通过考虑其他无关台词的事情来克服自己的恐惧感。然而这也 表明了在演员和角色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距。对巴特来说,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众戏剧,不仅成为他的主要的布莱希特风格的主题, 还指出了他写作的核心概念——换句话说就是,在作家的声音和作家本人之间存在着差距,甚至是有着性质上的区别。语言翻译并不 是翻译作品本身,而是要翻译出作者及作品的声音,这对读者来说 是不同的活动,具有不同的功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巴特将继续论证、证明和展示,这种写作中的自我的“双面性”或多元化并不局限于小说的形式,而是涉及所有形式的写作。
年,巴特深入研究了希腊文化,这不仅体现在戏剧方面,还体现在他的阅读和旅行中。1937 年夏天,他以大学老师的身份访问了匈牙利的德布勒森,之后在 1938 年 7 月,他和他古典戏 剧小组里的同学们一起访问了希腊,并在雅典、摩里亚半岛、迈锡尼、 阿哥斯以及得洛斯岛、埃伊那岛和圣托里尼岛上做了停留,最后经意 大利返回。巴特的游记具有良好的纪德风格,集中描述了感性的、令 人印象深刻的经历。他描述此次旅行所采用的基调非常像 1897 年写 作(不可归类的)小说《人间食粮》(Les Nourritures terrestres)的享乐主义的纪德的基调。在这个时期,巴特还阅读了为早期“战后” 知识分子所写的读物,如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写的一篇关于人类社会中悲剧的基础性地位的文章。事实上,1942 年 他接触的最早的出版物,就是刊载在学生杂志《学生手册》(Cahiers de l'e?tudiant)上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尽 管 12 年后,巴特仍青睐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而拒绝现代世界的悲剧, 然而从接触戏剧开始,巴特就意识到了一个真正的人——不是简单的审美——在戏剧中交流的可能性,一个表明真正的社会经验即“存在于人类基本贫乏中的人类之谜”的可能性。
1937 年 11 月,巴特还参加了保罗·瓦莱利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近 40 年后同样在法兰西学院,巴特做了自己的就职演讲)。鉴于文学通常被作为战前历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瓦莱利的 演讲因为坚持强调了诗学的重要性而受到严厉的批判,这就导致在 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人们不再理会他的思想。事实上,瓦莱利有关诗学的思想在 60 年代末期再次流行起来,那个时候诗学成了文学和政治分析的关键元素。巴特的散文集中的一篇文章《原样》(Tel Quel),恰恰与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就与巴特有着稳固联系的 先锋杂志同名,这不是一个巧合。
1927 年,巴特的母亲为已婚男人安德烈·萨尔塞多(Andre? Salcedo)生下了巴特同母异父的弟弟米歇尔,米歇尔随父亲姓萨尔塞多。最近发表了巴特传记的玛丽·吉尔认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巴特所做的精神分析并不是从历史角度展开的,而是以文字的形式记载在他的作品中,最明显的就体现在他 1970 年发表的文章《S/Z》的标题上:与其说 S 是取自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萨拉辛名字的首字母,Z 是取自萨拉辛爱慕的歌手赞比内拉名字的首字母,不如按照吉尔所说的,由于对家庭的依恋以及恋母情结的关系,S 是取自巴特的名字,而 Z 取自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萨尔塞多的名字。很好地说明了吉尔所写的传记是一个“虚构的”传记的例子就是:吉尔渴望去展示,巴特通过写作把他个人的和家庭的疏离感和恐惧感全部表现了出来。在吉尔眼中,巴特是一个“矛盾”的人:对于巴特在写作中表现出的每一种姿态、观念或批判,在他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的作品的其他部分里,我们总能找到相反的论调。然而,她的确没能全部透露出巴特某些现代心理上的失衡,例如双相情感障碍或其他在一个人的个性方面能引起大幅波动(震荡)的疾病。相反, 她认为巴特在哲学上不能或不愿意去综合对立的事物,而更愿意在易变的紧张状态中让其相互支撑,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做到在它们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采取这样的方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巴特拥护了阿兰·罗布 - 格里耶叙事体的具有挑战性的小说, 因为它们是“未经修饰的”,同时在他 1947 年写成的寓言《纳粹主义瘟疫》(Nazism La Peste)中对加缪采用讽喻的形式写作小说进行了劝诫。然而,仅仅十年后,即 1966 年 [ 在《批评与真理》(Criticism and Truth)中,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 ],他将丝毫不顾 “老”批评家们的一再阻拦,自顾自地去超越自由主义,去寻找和 探索文学的象征主义。类似地,在 1957 年的《神话学》中,他赤 裸裸地揭示了作为一个批判家保持“中性”就好比一种客观性神话, 然而在 1977 年,也就是在 20 年后,巴特又在他的一系列的演讲中鼓吹这种“中性”。
若非是彻头彻尾的自我矛盾,之后这种矛盾又被认为是巴特最青睐的形象标志,我们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看出这种螺旋式的“矛盾”呢?但对个人而言,吉尔坚持认为,是由于他成长过程中父亲 的缺席才导致(允许)了对立理论的土崩瓦解。吉尔将这种父爱缺 失的精神分析类型——遵照巴特,她将其视作一个“小说体的”(如果是合理的)解释— 当作一种(也许是不“确定”的)文本,在 这种文本中,巴特终其一生探索了众多的二元化对立现象。吉尔“虚构的”传记强调了巴特一生中与他母亲的关系的重要性。简而言之, 吉尔的观点是,直到 1977 年母亲去世,巴特才有能力摆脱那个由单亲家庭造成的(从精神分析上最典型的)“洞”,恋母情结令他一直对父亲的存在(通过缺席反映出的存在)感到模糊,这就造成 了贯穿巴特职业生涯的如此显著的二元间的“矛盾”。他母亲的离世全面暴露了他的空虚,他精神分析上的匮乏,而这种状态最终在 1977 年之后爆发了出来,在那之前,他的母亲已经填满了他生活中大部分的空虚。
强调他的生活结构有两个好处。首先,我们开始接受和理解(然后探讨)存在于巴特想象和写作中的巨大矛盾;其次,我们在看到 他拒绝写作简短的散文的同时,还能欣赏到他充满斗志的、对抗性的天性,以及在“姿态”或“立场”上的自我矛盾。吉尔认为,这种状态一直存在于巴特的职业生涯中,直到母亲去世。事实上,吉尔指出了巴特生活中和职业生涯中的关键点,意识到了巴特生命最后的意义,这就是巴特生命中的第三大讽刺事件:他生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事件——母亲的离世,恰恰发生在他生命的尽头。在 1977 年他的母亲去世后,巴特对他的生活,进行了激进的反思。吉尔认为, 我们只能通过这样的结局切身体验巴特的传记。此外,巴特母亲的离世还向他“揭露”了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她特意用摄影做了比喻), 并重组了(尽管是回顾性的)巴特思考过去生活的方式。 我们可能客观上认为,吉尔对巴特生活的描述是属于回顾性的,但这恰恰是巴特在后来的生活中,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作品和演讲中,描述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方式,那个时候他将自己的早期生活作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素材。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老年巴特(1975 年 60 岁的时候)是以逆推的方式回忆他较年轻时候的生活的,他将那时的自己客观地形容为一个疏远的、几近陌生的人。然而,采用精神分析的术语,除了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之外, 家庭结构、出身和年轻时候的阶级经验都是“另一个”人的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个人是同一个人但又是“不同”的人,因为这个人已 经不再年轻了。在本书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隔着时间的距离审视他的童年时光的间离效果的好处。
巴特早期职业生涯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分别代表着社会的和个人的对自我以及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进入竞争状态,更确切地说,进入了他笔下的不幸的婚姻, 这两者中没有一个能使他克服对这两者基本矛盾的心理。这就是为什么在巴特的作品中存在异化和(乌托邦的)去异化的潜在关联的原因——卡尔韦(Calvet)有些唐突地提及了如巴特那样的乖戾的性格。有可能幽默并不是明显的巴特式的特质(除了他使用讽刺和反讽外);可是话又说回来,愉悦和去异化都是严肃的事情!这并不奇怪——而且我们不需要借助吉尔的精神分析的框架去欣赏——巴特应该对一种思维方式,即在二元结构中有着特别应用的符号学产生了兴趣,在两种状态间进行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摇摆。
自青少年时期开始,对巴特职业生涯有着主要影响的其他因素就是濒死经验、孤独体验以及由于 1934 年罹患严重的疾病导致的不能继续学术生涯的体验。在同一年,巴特班里出现了一批年轻的反法西斯群体,即反法西斯防卫共和党(De?fense re?publicaine anti- fasciste)。为了挑战较大的“爱国青年”(Jeunesses patriotes)群体——迫于法西斯主义无奈卷入其中的人们——他和勒贝罗尔于 2 月 9 日加入了反对法西斯同盟的示威游行。不久前,效命于希特勒 (Hitler)的德国纳粹,曾试图煽动一场反对法国议会的政变。幸运的是,1934 年 2 月 12 日巴黎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至关重要的、 团结一致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示威游行,此次游行粉碎了法国的法西斯暴动,也毫无疑问地鼓舞了大众前线政府,并最终导致该政府于 1936 年 5 月开始执政。然而,对巴特来说,法国的这种政治化突然停止了。2 个月之前,巴特参加了哲学学士学位考试, 并准备和勒贝罗尔一起进入文科预科一年级,然而这个时候灾难降临了:他的左肺开始咯血,由于罹患肺结核开始吐血(巴特,像阿尔贝·加缪那样,是一个结核病人,一个饱受肺结核折磨的人)。
年他一直身染重病,为了治病,他不得不辗转于不同的 诊所,接受数不清的会诊,以至于未能参与当时的许多事情。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竭尽全力去做复健。然而为了不再进(可怕的)疗养院,1935 年他不得不到比利牛斯山脉进行治疗。他的第一次治疗是在伯杜进行的,在那里,他坐在床上,四周一片宁静,他有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甚至巴尔扎克的作品。
巴特的疾病除了对 20 岁的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发展的影响外,还逐渐阻断了他的学术生涯。17 他的好朋友勒贝罗尔独自一人去了文科预科一年级,除了未来的研究拉辛的专家、索邦神学院的教授雷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以外,文科预科一年级里再没有另一个同时代的人跟巴特一起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新批判主义争论中了。如果我们把这种学术进展的受阻、对死亡及个人职业生涯不确定性的深深的恐惧,与他父亲的去世和由疾病导致的他的排外主义结合起来,从纳粹占领和从暴行中最终解放的民族经验 [ 巴特母亲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艾蒂安·拉瓦利(Etienne Re?velin)就死于 1945 年巴黎的巷战中 ] 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 巴特的一生,直接或间接地,都被 20 世纪上半叶的战争、丧亲之痛及贫穷所困扰着。文章摘自《罗兰·巴特传》虽不能理解罗兰·巴特的世界却可以了解他的人生节点虽无法复制他的思想但你可以追随他读过的文字中国摄影出版社｜分享影像、阅读与生活 微信ID：cpphphoto长按二维码关注购买《罗兰·巴特传》了解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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