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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军衔制 1800字
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衔级和衔称都不变。当时授军衔没有统一的机构，国民政府可以授，总司令部可以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甚至上级机关或军政长官也可以授。1932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曾把还在小学读书、只有12岁的儿子马继援，委派为青海省南北边区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更为荒唐的是，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竟然给予正式命令，发给了委任状。另外，当时军衔和职务相比，衔高职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军长大都授上将。一些地方军阀，手中不过万把人最多几万人，也自封为上将。1933年，当时蒋介石在一次纪念周上讲话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其军事上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对军衔进行修订。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把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增设特级上将。整个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八级：将官：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校军：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海军士兵分八级，称谓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佐衔，最初等级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但改变了称谓，即在军官衔的前面冠以专业名称，如&军需少将&、&军医中校&、&军法上尉&等。1934年以后，军佐衔改用新称谓，将级军佐衔统称&监&，校级军佐衔统称&正&，尉级军佐衔统称&佐&。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对各级军官的服现役限龄作了大幅度降低：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这在当时主要军事国家中是比较低的。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比较复杂。除了分特级、一级、二级三个档次外，还有中将加上将衔和追赠上将几种。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一衔级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常服的军衔标志，抗战结束前都是金版领章上缀3颗三角星。抗战以后，常服的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二级上将为3颗五角星，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分别为4颗星、5颗星。因此，也分别被俗称为&三星上将&、&四星上将&、&五星上将&。也有人是死后才被追赠的，如张自忠、廖磊等；还有人生前死后都为正式晋升二级上将，如钱大钧、罗卓英等。此外，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对驻蒙古、新疆、西康、西藏等地的武职官员，颁行了一种特殊的官衔，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于清末的军官衔称：一等一级称都统、一等二级称副统、一等三级称协统，二等一级称都领、二等二级称副领、二等三级称协领，三等一级称都卫、三等二级称副卫、三等三级称协卫，此外还设有准卫一级。中国的军衔制从清末建立到民国的几次改动，军衔等级中都没有&大元帅&这一级，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的大元帅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孙中山等人的大元帅并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力象征。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即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有130多名议员出席，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规定军政府设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均由国会选举产生。大元帅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长，元帅则协助其工作。9月1日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大元帅职，但陆、唐二人不愿和孙中山合作，分别通电拒受元帅职务。可见，孙中山的大元帅是一种职务，即最高军政长官，其权力相当于实行&总统制&国家的总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而不是军衔。
国民党军队军衔制 1700字-1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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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十大杂牌军
东北军，由原北洋奉系军阀直接易帜而成。西北军，由北洋直系军阀分化演变而来。晋绥军，由清末新军第85、86标起义后建成。新桂系，由旧桂系脱胎而出。马家军，西北回族武装。粤军，由北伐时的第四军发展演变而来。湘军，由旧湘军演变而来。川军，由旧川军直接易帜而成。滇军，由清末新军第19镇起义建成。黔军，由旧黔军分化而出--------------------------------------------------------------------西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亲共。他曾联蒋又反蒋。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冯玉祥的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其最盛时有大大小小五十多个军的番号，但中原大战后全部瓦解，余部皆为蒋所收编。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可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军事集团。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私塾。十一岁时，为了挣得每月三两三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十四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二十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四两八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的管带（营长）。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也都在四川，他们共同威胁和利诱冯玉祥支持袁世凯称帝，好从中得到升赏。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深明大义，反对倒退，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将军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反袁称帝。此举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他便忧愤死去。1916年，冯玉祥被反动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赋闲。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以后，冯玉祥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指挥部队参加讨伐军，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军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复辟丑剧。冯玉祥还主张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冯玉祥的主张当时无法实现。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冯玉祥趁南下之机，率部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段祺瑞十分恼怒，要罢免冯玉祥。但全军将士拥护冯玉祥，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只好收回成命。从此，冯玉祥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往，并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1920年的直皖战争，直、奉联合打败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几番激战，击败陈军，并把陈树藩赶出西安。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十六混成旅作战有功，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奉军占了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急调冯玉祥救急，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5月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破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这场直豫战争（也称河南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部队。由于冯玉祥屯兵开封，与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鸡犬相闻，遂成为吴佩孚的心头大病。冯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娼妓，这些做法，使吴佩孚怒不可遏，斥责他是“赤化”。于是，吴佩孚的关系日益恶化，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年10月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把冯玉祥逐出河南。冯玉祥出任陆军检阅使两年期间，主要精力用于训练部队。冯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军严格，又十分爱护士兵。他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与士兵打成一片，毫无大官的架子。就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这在近、现代军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冯玉祥要求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他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也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他始终如一日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有了两年能正规地系统地训练部队的时间。他组织了教导队培养干部，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组织官兵学习文化、政治等知识。1922年10月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后，又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对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再作培训。此外，还办了学生团和电学传习所等。冯玉祥还是***徒，故又有“基督将军”之称。由于冯玉祥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冯军的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战斗力也强盛，这为他日后发动北京政变，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并率兵入关，响应浙卢反直。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喜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双方各有二十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但主要战场是在山海关一带。冯玉祥出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任务是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所担任这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冯玉祥知道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吴、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到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所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孙中山于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乘船东渡北京。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孙中山在旅途中积劳病倒，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日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各省巡阅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玉祥在日通电取销国民军的名称，并且宣布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表面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师、鹿钟麟的暂编第一师和刘郁芬的暂编第二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七八万人，加上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共有十七八万人，成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冯玉祥将军的民主倾向，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关注。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决定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 1925年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了。1925年下半年，奉系张作霖加紧扩展地盘，多次入关，不仅南侵至长江下游地区，占有江苏、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极力压迫冯玉祥，在京畿地区构成了对国民军的三面包围形势。1925年11月，冯玉祥支持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与郭松龄签定了“反奉密约”。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冯玉祥利用郭松龄回师进攻张作霖，奉军阵脚大乱之机，出兵占领了热河，继而攻下天津，驱走了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夺取了直隶地盘。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国民军的处境会大为改观，但郭松龄与张作霖激战一个月，终因奉张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兵败被杀（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当北方战事正酣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已东山再起，在武汉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挥军北上。吴佩孚与张作霖很快达成“谅解”，“讨贼”变成了“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冯玉祥在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于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冯玉祥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这些举动没有使直奉军阀放弃消灭国民军的企图，他们仍然调兵遣将，向国民军进逼。冯玉祥只好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国民军诸将领由孙岳出面（当时胡景翼已病逝），主张通电商请冯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当时的许世英内阁，也派陆军总长贾德耀亲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劝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不愿卷入这场军阀混战的漩涡，去意已定，坚辞不允。他为了寻求革命的道理，于是年五月赴苏联考察。1926年1月下旬，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正式开始。东北张作霖的奉军，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兵进山海关，进攻热河、滦州。在山东由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打败了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在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南攻顺行，北攻保定。国民军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最后退守北京。鹿钟麟在北京发动了第二次政变，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愿意迎吴佩孚进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吴佩孚拒绝。4月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退至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的南口。国民军推张之江为总司令，将国民军编为七个军，以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刘郁芬分任军长。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韩复渠、石友三守地泉、丰镇，以防晋军继其退路；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由热河撤防回守多伦。1926年5月，南口大战爆发。“讨赤”联盟军分别在延安、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和南口等地向国民军各部发起进攻，在约两千里战线上展开战斗。直奉晋联军共五十多万人，战况空前激烈。直军吴佩孚在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配合下，担任南口正面攻坚战；奉军吴俊升率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晋军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将国民军消灭在塞北草原上。国民军顽强抵抗，在南口战场，国民军阵地沟深壕涸，前置电网，后设地雷，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联盟军猛攻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联盟军的兵力虽然多于国民军数倍，但直、奉、晋各派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联盟军内部并不统一，作战亦难以协调，在直军中，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并和国民军信使来往不断，准备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在奉军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回师天津。国民军既与孙传芳、靳云鹗、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晋北丰镇、阳高突然向晋军发起猛攻，大破晋军，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占有。6月，吴佩孚免去靳云鹗的十四省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张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缴械，直、奉、晋各派军阀取得了谅解后，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进攻南口。在北路，奉军吴俊升部由多伦攻沽源直下张家口；在正面，由直鲁联军为主攻，经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为奉军一部，在张学良的指挥下经永宁、延庆直下南口后背；其左翼为直军，下分两线，一线由门头沟向怀来，一线由涞源、蔚县攻天镇；在晋北，晋军也发起反攻，攻占广灵。国民军在联盟军三面围攻之下，艰苦作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由于多方作战，给养困难，饷械无补，且各部将继绝联络，加之士兵伤亡过半，不得不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退路线均是穷僻之地，联络困难，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天气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损失惨重。各部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手下，一部开往绥远等地。至此，为时近5个月的南口大战全部结束。这场军阀大战从1月战至8月，双方死伤惨重，这也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次大混战。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即离开部队到了包头。同年5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8月，冯玉祥结束在苏联的考察访问，偕同苏联顾问多人秘密离开苏联经库伦回国。途中，冯玉祥派出刘骥到广州同国民革命军商谈南北会师问题。9月16日，冯玉祥等抵达绥远五原后，即同当地国民军将领孙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谦等共同决定组建国民军联军，由冯玉祥出任总司令。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宣告国民军联军正式成立。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宣言，声明国民军联军是民众的武装，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要为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解除军阀之压迫而奋战；宣布国民军联军完全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并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加入国民党。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各部纷纷来投，计约集五、六万人。其所属各部是：第一军军长为陈希圣；第二军军长为方振武；第四军军长为徐永昌；第六军军长为石友三；第八军军长为韩复榘；第二师师长为孙良诚；第五师师长为冯治安；第七师师长为马鸿逵；第十师师长为刘汝明；第十二师师长为孙连仲；骑兵第一师师长为张万庆；骑兵第二师师长为赵守钰。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面，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阎锡山已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陕西，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和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的第十师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七万军队围困已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城战况危急。冯玉祥命令佟麟阁、孙连仲两师入甘肃，帮助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了吴佩孚的势力，随后入陕。又命韩复榘等部进驻宁夏，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11月下旬，国民军联军孙良诚、方振武、马鸿逵、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合击刘镇华军，使刘军全线溃退。11月28日，西安之围得以解除。国民军联军接着分数路乘胜追击，“援陕”终成定局。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出任总司令。冯玉祥为了“图豫”，重新部署军队，分六路出兵，与北伐军呼应，连克洛阳、孟津、偃师、孝义等。5月31日，冯军打到郑州、6月1日，北伐军刘兴部也到达郑州。至此，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冯玉祥也达到了“图豫”的目的，冯军又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自南口重创后得到复苏。1927年3月，东路北伐军攻至上海。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2日开始，蒋介石多次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f、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谋划反共清党。 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变开始。随后，在南京另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所把持，坚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怒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但是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认为进军河南，把冯玉祥从陕西接出来，打通自西北往苏联的交通线才有出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亦赞同首先北伐。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刘兴等率军北上，终于在6月1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由于宁汉对立，武汉国民政府有后顾之忧，难以继续北伐；而冯玉祥则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军队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积极促成宁汉合作。日，冯玉祥与汪精卫、谭延G、唐生智、徐谦、孙科等人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主张宁汉协调一致，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相“统一”。会后，唐生智带领北伐军由河南退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而冯玉祥则去徐州，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问题。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冯玉祥、蒋介石外，还有胡汉民、李宗仁、张静江、白崇禧等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治、军事及党务问题，会议的核心是蒋冯合作。会议确定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的方针。蒋冯联合北伐，共同“清党”，从1927年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冯玉祥立即致电汪精卫、谭延G等人，要求速将苏俄顾问鲍罗廷解职归国，力劝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努力推进反共和北伐大业。蒋冯还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意见完全一致。这次会议为“清党”反共作了准备。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全面“清党”反共。宁汉虽然合流，但国民党内部并未能统一，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勾结各方势力，乘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于8月12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离开南京经上海回奉化原籍。这样，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仍未能实现，冯玉祥只得在河南、陕西一带孤军作战。为了巩固陕、甘后方，加紧削剪各地异己，冯玉祥与陕军田玉洁等部的冲突日益加剧，10月，爆发了泾原之战。冯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平息了田玉洁等部的叛乱。在河南，冯玉祥于10月之后先后发动了两次兰封战役，消灭了豫东、豫北的直鲁军。冯玉祥在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多次向宁汉双方请援，但未见派来一兵一卒。冯军在粮弹俱缺的困苦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数倍于己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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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考虑到整个军事战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于是听信孔祥熙的游说，联合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出山。日，蒋介石宣告复职。 日至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进行第二次北伐的决议。之后，蒋介石将原第一路军、西北国民军、北方国民军、两湖地区的部队改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参谋长，留守南京；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第二集团军在京汉、津浦线之间，分为鲁西、直南两个集团北进，策应一、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保定、石家庄，再转攻京汉线；然后四路会攻京、津。4月5日，北伐军在徐州誓师。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四路集团军分别出动。4月22日，蒋、冯两军在泰安城外会师，27日占领泰安。5月1日，蒋军占领济南，张宗昌、孙传芳部遭受沉重打击。5月3日至11日，日军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前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妥协，绕过济南继续北伐。5月21日，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在郑州会商军事，决定各集团军于25日前全线进攻。之后，北伐军先后攻占邯郸、保定、大同、石家庄、张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军由津浦、京汉、京张线向着京津地区推进。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与张作霖谈判达成协议，张作霖退往关外，北伐军和平占领京津。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戌总司令，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北京、天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宣言，宣布“统一告成”。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以商震为省主席，并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均为特别市。随着第二次北伐的成功，冯玉祥的部队亦空前地壮大，编制番号达到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还有其他地方军队。光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人数已达到四十万。这九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宋哲元、岳维峻、石敬亭、刘郁芬、刘镇华、鹿钟麟。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是曹浩森。马鸿逵、石友三、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马鸿宾、李云龙、井岳秀、吴新田、杨虎城、佟麟阁、张维玺、刘茂恩、万选才、刘汝明、庞炳勋、吕秀文、王鸿恩、刘骥、郑大章、席液池、梁冠英、吉鸿昌、耿幼麟、高树勋、曹福林、孙桐萱、周永胜、邓宝珊、孙蔚如、冯钦哉、武庭麟、马法五、肖之楚等著名的将领都是当时冯玉祥属下的军、师长。国民党的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结束了。在战后划分地盘时，蒋介石将冯军在战争中付出重大牺牲夺回的原来的“属地”平、津和河北划给了阎锡山，使冯玉祥大为不满。蒋介石又排斥和控制冯玉祥在山东的势力，从而加剧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及阎锡山的矛盾。冯玉祥知道与蒋、阎的冲突在所难免，加紧巩固自己的陕、甘后方。1928年8月，留守后方的冯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率部围攻陕西的地方军阀，攻破党玉琨据守的凤翔城，击毙党玉琨，俘虏五千多人。宋哲元命令将全部俘虏杀绝。除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暗自将本师所俘的一千多人释放外，其余四千多人全遭杀戮。凤翔大屠杀，成为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血腥事件。此外，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于11月率部平息了马仲英等部的河州事变，结束了甘肃自民国初年来八镇割据的局面。 1929年1月，国民党各派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编遣部队的会议，冯军作为蒋、冯、阎、李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到蒋、阎的嫉视。蒋介石、阎锡山合伙炮制了一个不利于冯玉祥的方案，冯玉祥因此称病不出席会议并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于是，蒋、冯的矛盾公开化了。还未及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直接冲突，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f为首的新桂系与蒋介石为争夺地盘而率先矛盾激化，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出兵14万相助。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桂，组成“讨逆军”，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参谋长，朱培德任前敌总指挥，分三路进攻。第一路军由朱培德兼总指挥，率部由江西攻鄂南；第二路由刘峙为总指挥，率部从安徽沿长江西攻武汉；第三路军由韩复榘为总指挥，率西北军一部由河南信阳沿平汉线南攻武汉。3月30日，蒋介石下达总攻令，蒋桂战争爆发。在战争开始后，冯玉祥暗中应诺李宗仁“出兵三十万相助”，但他却在等待观望，既不出兵助桂，也不发兵助蒋，以期在蒋介石战败后再坐收渔人之利。不料桂系因李明瑞部被蒋收买而很快溃败，冯玉祥投机不成，只得起兵助蒋讨伐李宗仁。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部将韩复榘 在战争中也被蒋介石暗暗收买过去了。蒋桂战争中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f通电下野。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并不履行对冯玉祥的诺言，积极进行讨冯的军事部署。同时散布冯玉祥勾结苏俄的谣言，发表《和平统一为民国政府唯一之愿望》的文章，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讨冯作舆论准备。又多次邀冯进京议事，企图予以诱捕。阎锡山也乘机配合蒋介石的行动，准备袭击冯军背后。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为集中兵力，防止腹背受敌，会议决定缩短战线，收缩兵力，把山东、河南驻军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陕西待命。然而，这一“集结兵力，缩短防线”的部署并不能使一些部将所接受，蒋介石也加紧拉拢冯军将领。待冯军行动伊始，便先后有韩复榘、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蒋，使冯玉祥军力大损。5月23日，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引诱唐率部攻冯。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撤消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5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采取了以退为进，避战自守的策略，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声称入华山读书。冯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使蒋军失去进攻口实。与此同时，冯玉祥派人会晤阎锡山共同反蒋。蒋介石则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阎锡山有他的算盘，扬言与冯相偕出洋，企图诱冯入晋，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为联阎讨蒋，冯玉祥于6月24日到达太原。阎锡山对冯玉祥虚以委蛇，不与冯商讨反蒋之事，并向南京报告冯在太原的情况。6月30日，阎锡山亲到北平会晤蒋介石。蒋口头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阎达成了共同制冯的秘密协定。阎锡山回晋后，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7月7日，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五台建安村加以软禁。冯玉祥见蒋、阎已有勾结，暗中通知西北军将领，要他们向南京方面靠拢，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蒋介石也想趁机拉拢控制西北军，先后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慰劳和点编西北军，供给军饷。不久，又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阎锡山见此情形，颇为恐慌，深怕西北军与蒋介石合作，联合对付他。同时，在8月，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召开，情况对他不利，所以，阎锡山主动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当即表示，愿捐弃前嫌，合作反蒋。双方约定，先由西北军发动讨蒋，晋军再起而响应。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通电讨蒋，兵分三路进攻河南，蒋冯大战爆发。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并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参谋总长，派遣唐生智、方鼎英、刘峙、杨森等部分兵五路迎战。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隙可乘，于10月28日，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请他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阎锡山名利双收，再次倒向蒋介石一边，作出部署，限制西北军行动，西北军孤立无援，12月1日，退回潼关。而冯玉祥也再次成为阎锡山的阶下囚。李宗仁及冯玉祥相继失势，蒋介石又把矛头指向阎锡山。1930年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双方以电报形式进行论战，互相责骂。一时间，全国反蒋派代表纷纷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冯玉祥趁机密召鹿钟麟，令其再次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当然不希望西北军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决定与冯玉祥和好，携手反蒋。2月26日，阎锡山再次亲赴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对阎锡山的所为，冯玉祥气愤异常，但他深知要反蒋，必须同阎锡山结成联盟。所以，他当即表示不记前嫌，并愿意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2月28日，阎、冯自建安村回到太原，与各方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形成了反蒋联合战线。3月8日，冯玉祥回到陕西，主持军事。3月15日，由晋军将领商震和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57人联名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任职。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为拉拢张学良，也任他为副总司令，但张不通电就职，也不申明反对）。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双方共有一百多万人，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北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进行互相残杀。在5月，作为主力的阎锡山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首先赴津浦、陇海、京汉等线作战。战争初期，冯军万选才等部失利，刘茂恩又被蒋收买而倒戈，引起联军方面极大混乱。后经冯玉祥重新部署，稳住阵脚，经历一番激战，在平汉线及陇海线上大败蒋军。在津浦线上，由于蒋军韩复榘保存实力，率兵东撤，晋军也轻而易举攻占济南，阎冯军向徐州、蚌埠进逼。此时，蒋介石调整军事部署，把主战场从陇海转移到津浦线，实行主攻阎军拖跨冯军的战略。8月4日，冯玉祥为牵制蒋军对津浦线的进攻，在陇海线对蒋军进行猛烈攻击，准备一举拿下徐州，与晋军会师。但阎锡山见蒋军重点攻击自己，即令部队停止南进，对津浦线采取守势，把冯军孤悬在陇海线上，使之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上名为归冯玉祥指挥的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西北军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形势急转而下。此时的阎锡山，正急欲组织政府，充当元首。9月9日，阎锡山联合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成立了国民政府，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他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民国19年）9月9日下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时称“四九小朝廷”。然而，“四九小朝廷”只能是个短命的政权。由于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节节失败，阎锡山不得不电请张学良相助，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之下，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9月21日，派出十二万军队入关，占领天津、北平，随后占领华北。蒋介石全力对付冯军，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冯玉祥仍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等部被蒋军重重包围，吉鸿昌、梁冠英等又向蒋介石投降，冯玉祥已无力再战。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10月8日，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双方死伤三十万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原大战之后，冯军各部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有的寻找关系自谋出路。冯玉祥军事集团自1924年北京政变后脱离北洋军阀系统，自成派系，其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但最终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土崩瓦解。冯系军阀集团虽然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瓦解，冯军中的重要将领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秦德纯、庞炳勋、杨虎城、吉鸿昌等部先后投至蒋介石麾下，但由于冯玉祥治军严明，与其他军阀武装比较，冯军的革命性最突出，在其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冯军旧部仍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里举出几例：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九军，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在喜峰口浴血奋战。第二十九军将士面对日军飞机、装甲车和大炮的猛烈轰击，在冰天雪地里，凭借手榴弹和大刀，沉着应战，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复得。第一o九旅旅长赵登禹带伤出击，率众与敌肉搏相拼，打得日军胆战心惊。喜峰口之役是长城抗战中最悲壮的一曲。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西北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6月下旬，同盟军北进抗敌，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7月12日收复多伦，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随即准备进兵东北。7月下旬，蒋介石诬冯玉祥擅立军政，并勾结日军夹攻同盟军。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吉鸿昌率部继续抗日，但在日蒋军夹击下，终因弹尽粮绝，于9月底失败。方振武，安徽寿县人，1885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战争，后入张宗昌部，1925年12月投靠冯玉祥，抗战失败后流亡外国，后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化装潜回广东，在中山县境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而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抗日斗争。因吉鸿昌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欲置之死地。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留下了“恨不抗日死”（〈〈就义诗〉〉）的悲愤遗言。吉鸿昌，河南扶沟人，1895年生。1913年十八岁时入冯玉祥部当兵，后逐级升至军长，他已作为抗日英雄而长留史册。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动西安事变的，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两将军。杨虎城，陕西浦城人，1893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后追随冯玉祥，历任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1929年投靠蒋介石，历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第十七路总指挥，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杨虎城及由西北军改编的第十七路军官兵，因参与西安事变而名垂史册。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迫辞职。1937年6月，蒋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七七事变后，杨虎城欲返国参战，但遭到蒋介石拒绝。11月回国，即被逮捕，先后被囚禁于南昌、长沙、益阳、息烽、重庆等处，前后达十二年之久。日，杨虎城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监狱，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妻、子、女、秘书夫妇、副官、警卫多人。1937年，北平、天津处于日军势力三面包围之中，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卢沟桥位于平汉路上，是北平通往内地的唯一门户。7月7日晚，蓄谋已久的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实弹演习。深夜十一时许，日军诡称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演习部队失踪士兵一名，而无理要求入城搜索，当即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星夜调集部队包围宛平城。次日晨五时，当中日联合调查组在宛平城会商调查办法时，日军突然鸣枪开炮，进攻宛平城。驻守卢沟桥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奋起自卫反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事变后，第二十九军在北平南宛英勇抗敌。7月28日，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是抗日战争为国捐躯的第一、二位高级将领（赵牺牲在前）。佟麟阁是河北高阳人，1892年生，1912年入冯玉祥部；赵登禹是山东荷泽人，1898年生，1914年入冯玉祥部。佟、赵两将军是冯玉祥的多年部属，两人牺牲后，冯玉祥异常悲愤，写了〈〈吊佟赵〉〉一诗悼念。南宛抗战，第二十九军共牺牲了一千多名将士。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山东乐陵人，1895年生，早年入冯玉祥部，后成为冯系重要将领。中原大战后，历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戌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南宛抗战后，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后因病休养，日在四川绵阳病逝。宋哲元曾制做“凤翔大屠杀案”而遭唾骂，但也因其抗日功绩而名垂青史。此外，冯军将领鹿钟麟、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等在抗日战争中都担任了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为民族抗战立下功勋。鹿钟麟、张之江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大陆，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战争中，五十九军、七十七军属冯治安三绥区，淮海战役中在何基沣、张克侠、孟绍廉等人率领下战场起义，为我军合围黄伯涛兵团赢得了时间。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在解放战争中编为保定绥靖公署，所部全部先后被歼，孙逃台。高树勋1946年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率马法武等三个军北上，在邯郸战役中被刘邓包围，经过争取率本部新八军宣布起义，成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吴化文部被王耀武编为九十六军，在济南战役中几经动摇后起义，该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是第一个打进国民党首都南京城的部队。刘汝明部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到了解放战争中也是一个绥靖区的编制了，有整五十五师（即五十五军，师长是刘的儿女亲家曹福林）、整六十八师（即六十八军，师长是刘的弟弟刘汝珍）、整一八一师（即原六十九军，师长米文和）。该部受命防守黄河，屡为刘邓所败，淮海时跑得快，没有被歼，但最后还是在厦门被歼。孙良诚部下何以祥等人在解放战争中也起义了。还有那个郝鹏举，抗战中降日，拉起一支五万人的队伍，日寇投降后，被蒋收编为所谓的第六路军，他的下场大家都知道了，他没有被歼的残部编了二个整编旅，即两个师，渡江战役前后，乜庭宾师准备起义时消息走露，情急之中只带出一个手枪连，张奇师道是起义成功，为我中路军过江提供了帮助。当然，冯军毕竟属军阀武装集团，成分比较复杂，也出现了一些民族败类，如冯军重要将领韩复榘，在抗战爆发后，为保存实力，接连放弃济南、泰安、济宁，退往鲁西南，后被蒋介石处决。而刘郁芬、孙良诚、石友三、庞炳勋、门致中、张维玺等，更在抗战中、后期投降日伪，当了汉奸。至于冯玉祥本人，自中原大战后沉寂隐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抗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同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3月，冯玉祥移居泰山，奋发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1933年5月，他和共产党合作，联同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出任总司令，率部奋力抗出日伪侵略军。后因蒋介石的破坏和逼迫，于8月去职，再上泰山。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伪装抗日，以息众怒，电请冯玉祥出山。冯玉祥为团结抗战起见，于11月1日下泰山赴南京。12月中旬，冯玉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先后出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淞沪和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日。但后被蒋介石撤销指挥军队作战权，在武汉、重庆担任闲职。抗战胜利后，冯玉祥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冯玉祥不满蒋介石的高压恐怖政策及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所为，提出以考察水利为由赴美国。蒋介石也乐得冯玉祥出洋，便给了他一个“水利特使”的衔头，强令其退伍，离开军界。日，冯玉祥偕妻儿、秘书及一水利小组离上海乘船赴美。1947年5月开始，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冯玉祥中止了水利考察，留居纽约，不断公开发表抨击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的言论。1948年初，冯玉祥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推为该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月7日，冯玉祥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同年7月，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离开美国经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因所乘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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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啊。怎么个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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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八一军刀
在第6楼的发言：东北军
即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
　　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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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太多了，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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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回帖没工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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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军也配和东北军，西北军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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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日，靳云鹏内阁因财政困难而辞职，张作霖支持亲日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但吴佩孚坚决反对，双方都不肯退让，于是引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兵分两路出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抗。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战争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在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战况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5月3日，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芬倒戈，西路奉军大败，东路奉军闻讯亦纷纷溃退，张作霖率残部经天津、滦州出关。奉军战败后，张作霖被免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作霖于5月12日宣布独立，5月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图反攻。6月17日，直奉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奉系势力被迫退回关内。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战败告终。奉系之败，原因有多方面，但奉军纪律涣散，兵不精，械不良，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奉军首领张作霖，以及不少重要将领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张宗昌、马占山等，都是绿林出身，这就难怪奉军带有绿林的气味了。在这次战争中，奉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八混成旅不仅没有象其他部队一样溃不成军，而且略有小胜，这两旅旅长分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张郭都是军校出身，曾对所部进行了严格的整训，所以三、八两旅成了奉军的精锐。张作霖痛定思痛，决心对奉军进行全面彻底的“整军经武”。而协助他筹划的，就是他的长子张学良。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由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张作霖出身低贱，他希望儿子能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文武双全。所以，张学良从小便得到名儒及博学洋人的教授，熟习中国经史典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1918年，他便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卫队旅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与战术教官郭松龄交往甚密，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卫队旅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当年11月，年仅19岁的张学良，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张学良受命协助整顿东北军，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兼任整理处参谋长。同时，他还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整编和扩充陆军；扩大奉天兵工厂；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充实空军；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和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另外，张学良还注重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东北军经此整理，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张学良经过这次整军，也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提高了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威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奉军张作霖立即响应。张作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又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以壮声威，待机而动。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指责齐燮元，并率兵入关，响应卢永祥反直。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将奉军编为六个军，仍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别担任军长。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战务。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分三路迎战。双方投入兵力共达四十多万，出动了陆海空军，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下旬，正当直奉两军激战正酣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奉军乘机进逼天津。吴佩孚先是退守天津，到11月3日，率残部二千余人乘舰狼狈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借助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获全胜。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此时北京政府出现了由冯系、奉系、皖系三种势力暂时联合主持的局面。1924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12月，段祺瑞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等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为谋求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1925年1月，张宗昌、卢永祥联合在丹阳、无锡间与齐燮元军激虞，结果齐军战败，张宗昌率奉军一万多人进入上海。1925年，奉军多次入关，抢占地盘，到9月，津浦路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任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任江苏军务督办。奉军的入关势头，严重威胁到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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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到了南京后，就被蒋介石扣留软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给蒋写了“请罪书”，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t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审判长李列钧，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张学良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介石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在囚禁张学良的同时，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实行分化瓦解，东北军内部也很快出现内讧。张学良离西安后，王以哲代理张学良主持东北军工作，因与东北军内少壮派意见不合，日，被少壮派刺杀于西安寓所。随后，蒋介石将东北军编为第五十一军，由原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统率，但东北军已逐渐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支由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军阀武装，自此已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奉军元老、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其后只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等闲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顾问等。1948年，张作相出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0月，在锦州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不久被宽大释放，寓居天津，日病逝。另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保定、武汉等地的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还有于学忠，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苏鲁战区总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等，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 1944年改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副院长，自此被释去兵权。1949年，于学忠不肯随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历任河北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日在北京病逝。至于张学良，先后被蒋介石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湖南沅陵、贵州修文的阳明洞、贵州桐梓的玄天洞、江西兴国的阳明洞、重庆的中美合作所等地。1946年到1961年，蒋介石为了平息人民的怨愤，安抚东北籍人士，假意宣称恢复张学良自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但张学良仍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蒋介石在1975年临死前还叮嘱蒋经国看住张学良，“不可放虎归山”。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才算真正获得自由。1991年4月，张学良获准与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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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即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是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于。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琪家眷路过八角台回奉天，张作霖与汤玉麟商议，将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琪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琪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1912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升任该师中将师长。除二十七师外，当时奉天还有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而奉天督军则是段芝贵。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伙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作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与段祺瑞相勾结，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事军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追随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但是，这个北京政权实际上是英美日三国的共同侵略工具。由于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又迅速导致了直奉两系的矛盾和斗争。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日，靳云鹏内阁因财政困难而辞职，张作霖支持亲日政客梁士诒组织内阁，但吴佩孚坚决反对，双方都不肯退让，于是引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兵分两路出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抗。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战争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在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战况异常激烈，双方死伤惨重。5月3日，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芬倒戈，西路奉军大败，东路奉军闻讯亦纷纷溃退，张作霖率残部经天津、滦州出关。奉军战败后，张作霖被免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张作霖于5月12日宣布独立，5月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以图反攻。6月17日，直奉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奉系势力被迫退回关内。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系战败告终。奉系之败，原因有多方面，但奉军纪律涣散，兵不精，械不良，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奉军首领张作霖，以及不少重要将领如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张宗昌、马占山等，都是绿林出身，这就难怪奉军带有绿林的气味了。在这次战争中，奉军第三混成旅和第八混成旅不仅没有象其他部队一样溃不成军，而且略有小胜，这两旅旅长分别是张学良和郭松龄。张郭都是军校出身，曾对所部进行了严格的整训，所以三、八两旅成了奉军的精锐。张作霖痛定思痛，决心对奉军进行全面彻底的“整军经武”。而协助他筹划的，就是他的长子张学良。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由张作霖原配夫人赵氏所生。张作霖出身低贱，他希望儿子能饱读诗书，学贯中西，文武双全。所以，张学良从小便得到名儒及博学洋人的教授，熟习中国经史典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1918年，他便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督军署卫队旅营长。1919年2月，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与战术教官郭松龄交往甚密，并深受其思想影响。1920年，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卫队旅团长、第三混成旅旅长。当年11月，年仅19岁的张学良，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张学良受命协助整顿东北军，他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兼任整理处参谋长。同时，他还担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和航空学校校长。在郭松龄、孙烈臣、姜登选、韩麟春等协助下，他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整编和扩充陆军；扩大奉天兵工厂；购进数十架新式飞机，充实空军；在哈尔滨设海军司令部和海军学校，加强海军建设。另外，张学良还注重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对排连长以上干部都做了调整选拔，大量吸收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新进人才。东北军经此整理，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张学良经过这次整军，也表现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提高了他在东北军中的地位和威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英美支持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1923年直系首领曹锟当上了贿选总统，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机反对曹锟、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首先在浙江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奉军张作霖立即响应。张作霖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又联系在广东的孙中山，浙江的卢永祥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以壮声威，待机而动。1924年9月，直系军阀齐燮元、孙传芳进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指责齐燮元，并率兵入关，响应卢永祥反直。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将奉军编为六个军，仍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姜登选、李景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别担任军长。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入京主持战务。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分三路迎战。双方投入兵力共达四十多万，出动了陆海空军，主要战场在山海关一带。10月下旬，正当直奉两军激战正酣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奉军乘机进逼天津。吴佩孚先是退守天津，到11月3日，率残部二千余人乘舰狼狈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张作霖借助冯玉祥的倒戈而大获全胜。战争结束后，冯玉祥、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到北京主持政务。此时北京政府出现了由冯系、奉系、皖系三种势力暂时联合主持的局面。1924年11月，段祺瑞上台执政。12月，段祺瑞下令免去齐燮元的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等职，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张作霖为谋求扩张势力于长江流域，又以援助卢永祥为名，派张宗昌率兵偕卢南下。1925年1月，张宗昌、卢永祥联合在丹阳、无锡间与齐燮元军激虞，结果齐军战败，张宗昌率奉军一万多人进入上海。1925年，奉军多次入关，抢占地盘，到9月，津浦路沿线各省区全部为奉系所占有。李景林任直隶军务督办，张宗昌任山东军务督办，姜登选任安徽军务督办，杨宇霆任江苏军务督办。奉军的入关势头，严重威胁到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孙传芳联络直系势力，以及北方的与张作霖已矛盾激化的冯玉祥，发动了奉浙战争。日，孙传芳出兵进攻奉军，派李宝章师攻上海，谢鸿勋师取南京，卢香亭师袭丹阳。奉军进驻上海后，整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听到枪炮声响，早已鸡飞狗走，师长邢士廉惊慌失措，略事抵抗，即逃入租界。旅长刘翼飞化装成和尚逃走。江苏军务督办杨宇霆见南京被孙军包围，也渡江乘车潜逃。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早已与孙传芳勾结，电令浦口、花旗营苏军将杨所乘专车截住。照例，一切紧急军电都应从尾译到头，因为结论大都末尾。不料，花旗营苏军的电务员换了一位新手，他从头译到尾，结果，让杨宇霆早了一点点逃脱。城内的奉军不是被歼就是被包围缴械，师长丁喜春也作了俘虏。安徽军务督办姜登选见沪宁失利，也弃职而逃。张作霖得知江南奉军溃败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即任命张宗昌为江苏善后督办，施从滨为安徽善后督办，率军南下，收复苏皖。张宗昌任命施从滨为前敌总指挥，率兵从充州、泰安防地出发，进占蚌埠；自己则率白俄军由济南沿津浦路东侧开进，掩护施军向南急进。但是，张宗昌的白俄军毫无纪律，到处**烧杀，无恶不作，致使突前的施军失去了掩护和退路，在蚌埠一线被孙军击溃，施从滨也被孙传芳俘虏后残杀。张宗昌率残部退回山东境内。孙传芳一直打到徐州以北，才停止追击。他一则担心孤军深入，恐有不测；二则他横扫苏皖，急欲筹组五省联军，所以主张罢兵息战。张作霖一败再败，本想亲率大军南下，与孙军决战一场，但由于北边有冯玉祥的牵制，他不敢轻举妄动。更为严重的是，奉系内部矛盾激化，竟发生了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他更无暇南顾。于是，奉浙战争于11月8日孙军占领徐州后遂告结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按照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沿京汉线及豫、陕、甘发展，但屡屡遭受奉军的压迫，冯、奉的矛盾便激化，准备兵戎相向。但冯玉祥自知难敌奉军，于是利用奉军新旧派的矛盾，与郭松龄联合反奉。奉军军阀原分新旧两派，旧派首领为张作相，新派首领为杨宇霆。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大学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两派互相倾轧，由来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后，新派逐渐得势，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均居要职，而曾任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因而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入关后，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都得到了一省地盘，惟独郭松龄一无所得，欲求一热河都统，也被杨宇霆所阻。于是，郭松龄与杨宇霆等的矛盾加深。另外，郭松龄早年曾加入同盟会，1917年南下投靠孙中山，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警卫军营长，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郭松龄对张作霖的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也一直深为不满。1925年11月，郭松龄、李景林与冯玉祥暗中结成反奉三角同盟。11月22日，郭、冯正式签定了“反奉密约”。主要内容有：反奉成功后，由李景林治理直隶、热河；郭松龄改造东三省；冯玉祥开发西北。这几条，实质是战后三方势力范围的划分。同一天，郭松龄选发通电，要张作霖立即让位，由张学良接管大权；要求杨宇霆立刻下野，宣布国奉两军停止交战等。11月23日，郭松龄率七万大军，在滦州宣布独立，并将驻守关内的奉军将领姜登选等诱捕，发兵出关攻奉，杀回东北。24日，郭松龄再发通电，历数张作霖的罪行，拥举张学良为司令，以“清君侧”为号召。25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发出通电敦促张作霖下野。26日，郭军突破榆关防线。27日，郭军过山海关。29日，夺取绥中。同日，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30日，郭松龄将所属部队改为东北国民军，自任总司令。12月5日，又克连山，6日，占领锦州，7日，逼近沈阳。日本帝国主义最初要求郭松龄承认张作霖与日本订立的一切条约，遭到拒绝。12月8日，日本内阁作出决议，令关东军司令官“速施警告，将驻屯军，作适当配置”。同日，关东军向郭军发出“警告”。13日，郭军进抵营口河北车站时，遭到日军的无理阻截。22日，奉军在日军支持下，重新调整，与郭军激战巨流河。郭军孤军无援，大败。24日，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潜匿到新民县苏家屯莱棚附近，被奉军马占山部抓获，押到辽中县老达房。25日，郭松龄夫妇被枪毙。在郭松龄倒戈反奉的同时，冯玉祥也在待机而动。热河都统阚朝玺回师援奉，冯玉祥部宋哲元乘机占领热河。12月初，冯玉祥同李景林发起全面进攻，12月24日占领天津，迫使李景林败走山东依附张宗昌。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直隶全境，与河南的国民军联成一片。郭松龄倒戈反奉，使张作霖恨透了冯玉祥。因为冯玉祥不仅联合郭松龄反奉，而且乘机占领热河和直隶。另外，郭松龄被杀后，余部由魏益三率领，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原直军师长方振武也通电脱离张宗昌，改称国民军第五军。冯玉祥在郭松龄倒反奉事变中，既占了地盘，又得到人马，张作霖怎不恨之入骨？就在郭松龄倒戈反奉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挥军北上讨伐冯玉祥和张作霖。由于冯玉祥是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共同仇人，吴、张暗中勾结，一拍即合，直、奉两军联合攻冯，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爆发。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1月下旬，张作霖的奉军由东北向山海关进攻；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由山东向河北进攻；湖北直系军阀向河南进攻；阎锡山的晋军也从山西方面进攻。帝国主义也公然助张作霖讨冯。这样，国民军处于各派军阀的联合包围之中。2、3月间，国民军岳维峻部大败，开封、郑州相继失守。3月22日，李景林占领天津。4月15日，国民军由北京撤至南口，改编为七个军，与直奉晋联军激战四个多月后，退往西北。1926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但是，就在此时，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吴佩孚不得不于3月22日乘车兼程南下，指挥堵击北伐军。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为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192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