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我国改革开放及未来展望论文 - 行政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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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推进的三十年,是建设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十年,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系统回顾三十年来的历程并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更好的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中,我们主要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完成这一工作。一、对外开放的历程1、以改革促开放阶段。(1)先看年的第一个小阶段。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全面启航的标志。国家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对特区的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1984年5月,开放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实现十二大对外开放目标的重大举措。1985年2月,分两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1988年4月,设立海南省,同时兴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并给予了较大的政策倾斜。1990年4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1991年,开放满洲里等4个北部口岸。同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保税加工和转口贸易。另外,在这一阶段,国家明确提出,沿海开放地带特别是沿海各大开放城市,应当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并逐步转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轨道上来。为此,国家加快了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例如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由地方政府向国家承包出口创汇任务和上交外汇额度,财政对外贸的补贴实行自负盈亏,超额创汇实行中央与地方二八分成,从而推动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的承包,从根本上解决吃“大锅饭”问题(田纪云,2008)。在外贸体制改革中,最为核心和最为重要的是不断下放外贸经营权(贸易权)。1985年国务院决定将从事外贸经营许可的审批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审批。此外,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吸收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十三大提出要“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国际惯例在我国经营企业”,并对一些陈旧的规章制度和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2)再看年的第二个小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实行的一系列开放措施和优惠政策,逐步推广到广大内陆省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92年,扩大开放上海浦东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等4个边境和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开放珲春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沿边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1996年,开放太原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随后几年,又陆续开放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内陆县市。2000年,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至此,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还体现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上。年左右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外资政策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政策透明度不断提高。年两年内,国务院先后批准出台了赋予各类企业进出口权的四个文件,随后在外贸体制和外汇体制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为中国扩大出口贸易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1998年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举措,该战略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陈文敬,2008)。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之后,国务院相关部门又分别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设立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转折点,而且成为提高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举措。2、以开放促改革阶段。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入历史新阶段。第一阶段中所实施的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并且对外开放成为国内经济体制进一步朝市场化方向改革的外部动力。2001年以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环境也随着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规范。例如中国政府在加入WTO前后,根据WTO规则和所作承诺,在集中清理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调整。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国加入WTO后也加快推进,入世后使中国直接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一部分,并面临着与机遇共同存在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表面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背后却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和效率的竞争(李晓西,2008),因此必须重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影响。为此,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定位,即“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总之,为了适应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需求,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进行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围绕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WTO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制定对外开放政策。加入WTO以来,中国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大幅提高。《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使立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2003年制定的《行政许可法》,对政府行为的透明度提出了更加严格和具体的要求,成绩显著。二、对外开放经验总结1、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没有对外开放,我国国民经济和对外经贸事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聚精会神搞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的同时,又必须打开大门,学会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搞建设,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2、正确把握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外开放在引进国外资金与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国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每一步重大改革,又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张小济,2003)。3、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4、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搞经济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但闭关锁国却不是中国的选择。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外部因素的影响将会明显增大,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为此,外经贸工作必须讲政治,讲大局,始终注重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邹东涛,2008)。5、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中国政府既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集聚了短缺的资金,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又部分程度地以市场换来了技术,同时又积极的走出去,通过兼并、贴牌生产以及合资等形式发展外向型FDI,进一步促进了对外开放的发展。三、未来对外开放的展望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继续向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扩展,我国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影响力越来越大,使我们在迎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国际经济风险不断加大、贸易摩擦日益加剧和外贸出口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等(董文,2008)。为此,展望未来,为了更好地把对外开放向前推进,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公公务员之家1、健全对外开放风险防范机制。严格控制对外商业借款,审慎开放国内资本市场,有效监管国际短期资本的进出。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有效防范外汇市场风险。灵活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和贸易救济措施,防止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深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刘力,2008)。2、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在继续扩大出口规模的同时,要通过提高企业技术能力,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出台政策鼓励加工贸易在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升级。完善出口预警机制,完善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体制和政策,加强国内外协调,有效规避市场风险。3、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基于很多互补条件的考虑,中国应该进一步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关系,对其提供援助优惠关税待遇,并明确双方合作的总体战略和重点领域(隆国强,2004)。【参考文献】[1]陈文敬: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一)[J].国际贸易,2008(2).[2]陈文敬: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二)[J].国际贸易,2008(3).[3]董文:新时期对外开放特点和新突破[J].财经界,2008(6).[4]辜胜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五条成功经验[J].党政干部文摘,2008(7).[5]隆国强:中国:崛起中的贸易大国及其对外开放战略展望[N].中国经济时报,.[6]刘力:我国对外开放三十年的回顾和展望[J].对外经贸实务,2008(10).[7]田纪云: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J].炎黄春秋,2008(2).[8]张小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经验[N].中国经济时报,.[9]邹东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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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条件下如何更加有效地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在经济日趋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纠纷日益引人注目。从汤姆逊公司向中国彩电企业索要彩电专利技术费、思科诉华为侵权案、丰田诉吉利侵权案、通用诉奇瑞再侵权案、DVD专利收费案到2005年元旦敲定的河南金龙集团与芬兰奥托昆普专利纠纷案等让国人目不暇接。WTO协定中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约在促进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同时，也促使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将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作为保持其技术垄断利益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技术标准中更多专利技术的引用将专利技术纳入产品标准中既而引发的专利壁垒相应地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与知识产权相结合的主要形式，这种技术壁垒更多的体现为标准壁垒，这是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中不断遭遇商业冲突的主要原因。随着人们对技术标准及其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的广泛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技术标准的垄断也就意味着对市场的垄断和对产业的控制，技术标准已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知识产权追求的最高体现形式；也逐渐认识到发达国家的标准战略（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已经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安全。面对已经升级到技术标准层面上的竞争，必须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上认真加以对待。标准标准及技术标准体系当今，标准是建立技术监督体系的依据，是行业存在的技术方案，具有确定经济和产业的运作秩序、促进产业、社会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分配产业利益、降低产品差异化及对外起到技术壁垒等作用。技术标准体系是实施科学管理、提高产品竞争力、加速产业升级、提高经济效益、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对一国的经济安全影响很大，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及它们产生过程中所涉及的标准化法律法规、管理运行、服务、保障等。我国标准化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2004年4月到2005年9月底，我国对现行有效的21575项国家标准和正在制订过程中的8511项计划项目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理。虽说此次清理工作提高了我国标准的水平，优化了我国标准的结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标准化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1、我国存在标准制定速度较慢、部分重要标准短缺、标准的总体水平较低、市场适用性较差、动态管理和跟踪研究较薄弱、部分标准修订不及时、部分标准实施状况较差等缺点。2、我国企业的标准化工作与所属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很多企业没有建立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只是停留在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和检验等标准上面；多数企业对技术标准研发的投入力度不够，且仅有少数企业能够参与标准的制修订工作。3、少数企业尚未执行国家有关能耗、排放、职业健康和职工劳动等强制性标准，甚至明知故犯。这些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不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外贸易地位的不断提高、信息技术、信息网络等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以经济实力为手段获取政治和军事安全等原因使得国家经济安全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安全政策。当前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包括国内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国内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拥有稳定、安全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能够化解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状态和能力；国际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主权不受分割，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自由度和竞争力，有能力抗御外来的影响和冲击，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一种状态和能力。广义上的经济安全涉及到行业安全、产品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经融安全、财政安全、生产安全、技术安全、投资安全、贸易安全、市场安全、公共安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社会保障、物资储备等内容，其中行业安全、产品安全、贸易安全、经融安全、生产安全在经济安全中显得更为突出，其中的很多安全事故都与技术标准有关。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推动生产要素流通自由化、不断改变一国的经济政策和利用、管理本国经济资源的方式的进程中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不断加强各经济实体之间的依赖和联系，这样使得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变得更加复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在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外贸事业发展很快，但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效益不是很乐观。所以如何发展技术标准并利用技术标准提升竞争力，实施标准化战略以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显得非常重要。结论国内企业由于侵犯国外知识产权而被诉讼、产品出口被封杀等迫使一些国内企业购买国外技术标准或成为国外公司的加工企业，更有甚者一些企业退出相关行业的市场。由此看来，国外技术标准通过增加我国产品的成本来降低利润，影响了我国相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从技术标准体系的角度来看，今后需重视以下方面的工作。1、成立产业联盟，设立技术标准和专利组织，研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以对抗国外的先进标准，并促进标准产业化。2、建立标准预警机制，密切关注国外先进标准的发展态势和竞争态势，客观分析我国各领域标准竞争的优劣及国内外标准之争的可能后果，识别可能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的技术标准，选择一些重点领域开展标准战略研究，同时积极开展与重要技术标准相配套的检测方法的研究工作，通过增强企业的技术优势来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3、运用“万国专利”创新，广泛运用国际技术专利信息成果，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专利创新并将技术标准化。小天鹅公司在全国建立的由1300多项中国专利、527项欧洲专利、398项日本专利和428项美国专利等4000多项专利信息组成的“万国专利”技术信息库对企业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提高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境内申请专利的成本，特别是有关我国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核心技术方面的专利。4、给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标准创造应用的机会，使其与国内外市场相结合，让它们在应用中改进并证明其优越性，从而加速我国标准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并不断打造新的技术标准以获得竞争优势。我国标准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不仅可以使得我国相关技术轨道摆脱外国技术轨道的主宰，而且可以使我国在高技术领域获得很大进步，获得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技术支持。联想集团在美国建立和发展的研发中心对于其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5、加强国内外的标准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积极加强与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的合作，特别是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要集合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将分散的技术创新成果凝结在国家标准中并将其市场化、国际化。海峡两岸在音视频编解码标准、ＴＤ－ＳＣＤＭＡ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移动存储、高清晰度平板显示等四个领域的技术标准进行的交流与合作对于维护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我国信息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6、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现行的17000多项标准中，由我国起草被批准的只有20几项，加上现在由我国起草正在走程序的共计50多项，只占到千分之三，这与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很不相称，所以建议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7、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类似的事故、灾难中的人员伤亡与损失相差非常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建筑、社区规划、城市建设中所采用的技术标准相差很大，在涉及事故和灾害控制、消防、安全防护设备等方面的标准化工作也差别很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对维护当地的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由于人类对地球的不断开发利用加剧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出现，使得这些标准显得更加重要，所以通过提高这些技术标准进而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对于维护当地的经济安全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在进一步完善标准沟通与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与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的同时，不断提高能效、物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标准也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安全。总的说来，技术标准的出现及其不断发展壮大，使得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技术垄断，尤其是高新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加大，也使得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标准压迫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产业生存空间的操作性更强，包括影响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高新技术领域，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准备。（作者单位：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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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作家
　　运用意识形态治理国家，不同的时期，需要用不同的组合。国民经济过热上行时，可以强调统一思想，整顿降温，建立秩序；而国民经济下行时，则宜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释放创造力和活力动力。
中国需要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历了1978年到1987年、1988年到1996年、1997年到2015年3个S型阶段。每个S型增长阶段上，都有中短期的L、J和倒U型不同的增长区间。归纳以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S型增长阶段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有规律的结论。
　　首先，每一次S型经济增长速度进入L型下行通道时，将其变化为J型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的。如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农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制，集体产品可以进入市场，城镇适当放开个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东部地区兴办出口加工区等改革开放启动的；
　　再如第二次90年代初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上海浦东、沿江沿边内陆等进一步开放引发的；还如第三次21世纪初国民经济的J型高速增长，则是由加入倒逼国内改革，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等发动的。
　　每一次经济危机时都有怎么办的激烈的争论，这三次改革开放，与每一次启动之前的意识形态观念、所有制结构、行政管理体制、法律制度等，都是关键时刻，重大的突破性的扭转乾坤式的举措。因此，一个结论是，对于国民经济长期性下行的扭转，用财政刺激，或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拉动，无济于事，不可能实现。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扭经济增长下行翻转为上行。
　　其次，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其推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从规律上讲，存在着边际动能递减的客观趋势；如果没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想起动新一轮J型国民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如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对于突破当时集体经济的吃大锅饭和低效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业流动，其边际动能就递减，甚至到最后释放完毕。
　　这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速度到倒U型最高点，再掉头下行。其中，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起暂时的提升作用。如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下行，2009年在货币方面加外币贷款，比上年新增贷款10.5万亿元；财政政策上，中央政府扩大了赤字和增加了国债及投资项目，各地各层政府也加大了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和建设项目，使经济增长速度在三年间提升外，2012年开始下行，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
　　再次，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每一次国民经济J型增长，与20世纪后期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不同，不是由颠覆性技术进步和革命性新产业发展启动的。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看，由于某些事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降低到了4%，因此，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中，装备技术的引进，旧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也即对国外进来的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应用，对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J型推动的作用。
　　但是，到了中期10年左右，转变成了资本规模和数量型投入推动的增长；后期10年左右，仍然是资本和资源型投入推动为主，虽然在一些重大技术进步方面有所启动，但是经济增长总体上由技术和产业创新效率推动的权重还是在下降。
　　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2012年破8%，2015年破7%，期间我们也在一些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整个上没有形成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没有成为中国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爆点，国民经济增长下行也没有得以扭转，迎来新一轮的S型增长。这既是因体制僵化而产生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可以由化大力气彻底加以解决，并成为下一轮国民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空间和机遇点。
　　第四，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三次S型增长的更替，即前一次S型增长乏力，需要有新一轮的S型增长启动，都是在一个事实求是、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操作方式下获得的。
　　（1）1978年，我们讨论的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阶级斗争，还是要发展经济？是废除人民公社，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还是坚持社队体制？工业都由国家办，还是让农村社队也办一些集体工业？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还是将企业变成一个国家生产的车间？是搞一点市场分配资源和商品，价格有一些由市场供求决定，开个双轨制口子，还是全部都搞计划经济？是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还是不让他们存在？
　　建不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计划外搞点来料加工、出口创汇，还是全国大一统，不允许东部沿海这样做？是我们解放思想，转变了固守过去体制的观念，才实现了文革10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由改革开放启动了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第一轮的J型高速度增长。
　　（2）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行，却发生了公有制比重变化、经济领域和平演变、效率与公平谁为先后、计划多少为好等问题的争论。面对这些思想和理论领域的回潮，面对国际上1989年后对中国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经济制裁，党中央并没有后退到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和重新闭关锁国的体制上。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发展是硬道理，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鼓励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发展，放开外资企业准入，设立特区和浦东开放。实际也是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国民经济衰退的关键时刻，又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势而上，启动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没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没有20世纪的90年代新一轮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
　　（3）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国企坏帐增多重组、冗员下岗分流，经济增长速度又进入一个下行时期，美国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敌对也日益加重，10多年加入WTO的谈判旷日持久。怎么办？恰好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对全球恐怖主义，中美关系迎来一个自1989年后的改善机遇期。美国主导的WTO谈判，让中国在2011年末，正式成为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
　　实际，那时也引起了为什么要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体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后会不会对民族产业产生冲击，市场和经济的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安全，WTO谈判的一些条款是不是卖国等等焦点问题的激烈争论。有学者还责难，加入WTO是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倒退。然而，我们对此也是思想解放，采取了理论上不争论，实际上实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开放战略。从加入WTO的结果看，我们实现了国民经济21世纪初的J型高速增长的启动，并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长时期。
　　许多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感叹，让中国加入WTO，是美国政府所犯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失误。美国也希望通过亚太经济再平衡战略，特别是TPP的建立和运行而边缘化WTO。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和历史证明，没有意识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扭转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关键时刻将其翻转为上行。
　　特别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意识形态治理国家，不同的时期，需要用不同的组合。国民经济过热上行时，可以强调统一思想，整顿降温，建立秩序；而国民经济下行时，则宜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释放创造力和活力动力。
　　意识形态工具的运作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动能也有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意识形态工具进行解放思想等开放性操作时，体制向着有利于释放活力的方向改革，劳动者得到正确利益回报和激励，财富者感觉财产安全，资金所有者愿意投资创业、兴办企业，境外资金愿意流入体制前景较为明朗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的调节，其投入的成本并不高，但是，推进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非常丰厚，往往成为推动经济下行为上行J型增长的巨大动力。
　　而当意识形态工具进行收敛性操作时，虽然也可能强调体制改革，但是实际的体制、法律、工作环境朝着抑制活力的方向变动，劳动者和人才得不到合理利益的回报和激励，财富所有者感觉财产不安全，资金所有者不再继续投资创业、兴办企业和扩大生产，外资可能因前景不明朗而撤离，学生大量流出到国外留学，国内纷纷向国外流出以防不确定性和避险，移民、转移资金和产业。
　　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互联网、电子划帐、银联卡、地下钱庄、边境携带等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开放和流动的时代，财富和资金追求的是收益和安全，哪个地方没有投资机会、收益低、财产不安全，就从哪个地方流出；而哪个地方有投资机会、收益高和财产安全，就往哪个地方转移。堵住财产和财富流动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民怨不小。
　　这个内在和客观的转移，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而，意识形态收敛性的操作直接成本也并不高，有时可能是无意的，但是其造成的人才、资金、财富、消费、产业等外流，其经济代价往往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增长下行区间，意识形态收敛性操作，不仅起不到启动国民经济重新J型增长的作用，反而会将国民经济增长拖入持续大幅度下行的深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增长起落与意识形态开放与收敛的对应，也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规律。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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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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