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福利国家
　　2007年有几件和福利国家有关的事儿，在我们这里也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高潮，一个是去年5月份的法国大选，以很高的民意支持率当选。因为萨科齐是很反对福利国家的，所以这个当选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很多人都认为这使60年代就已出现的福利国家危机的说法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可能。　　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国，我们知道人民大学的老副校长谢韬写了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民主社会主义通常被认为是福利国家搞的事儿，这就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谢老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是认为我们现在的体制需要变革，而西方的民主福利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但是，同样希望中国发生变革的另外一些人主要是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却对福利国家非常之反感、非常之讨厌。我们知道经济学界的主流基本上是被国内叫做“新自由主义”的那些人，在美国他们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们对社会主义，包括对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很反感的。而且由于西方实际上并没有专制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在西方也没什么市场，因此他们所针对的社会主义其实主要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一方面当然是指责法西斯，但是主要指责的还是当时像魏玛共和国、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搞的那些东西。
　　同样是搞改革的人，一些人坚决反对福利国家，甚至有人认为福利国家和极权政府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通往奴役之路”；另外一些人又把民主福利国家看成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属于另外一个方向的人，这些人强硬地认为福利国家和所谓的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瑞典和美国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都是必须否定的，并不认为福利国家有什么可学的；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承认福利国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这些好事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学我们的，福利国家也是学斯大林主义学出来的。后面这样一种观点应该说挺流行，就在前年底热播的《大国崛起》里，有一集是专门讲罗斯福新政的，其中就有这个说法：罗斯福新政是因为罗斯福感到苏联做得不错，因此向苏联学习搞了这么一套。　　我觉得在中国，福利国家给人的感觉是很混乱的：福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我们可学的？所谓福利国家的危机到底在什么地方？福利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哪些问题是我们以后要避免的？福利国家和斯大林式的这些国家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此，我想给大家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第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不是在苏联的影响下？当然在中国的影响下就很难说了，因为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出现得更晚，罗斯福新政时还没有所谓的社会主义中国之说，因此也没有人说福利国家是学中国的，但有人说罗斯福新政是学了苏联；第四，福利国家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第五，福利国家现在到底碰到什么问题，所谓的危机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用什么办法来应对；第六，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福利国家会消失吗，如果福利国家的危机继续下去会走向哪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启示。　　要系统讲下来这些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恐怕要讲一个学期，现在就讲头两个问题。　　什么是福利国家？大家都知道，一讲福利国家很多人就想到高税收、高福利，称赞的人说它基本上消除了或者极大缓解了贫富分化；骂的人说高税收、高福利没有注重私有制，只是在分配的环节进行国家干预，而没有在生产的环节进行干预。我觉得，应该说高税收、高福利，也就是我们讲的二次分配，的确是福利国家很常见的政策，但是福利国家恐怕并不仅仅限于这个政策。所谓福利国家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讲：就是以民主国家干预的形式大家要注意福利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都不是，后面要讲到为什么不是来调节群己权界。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其实西方左右派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对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划分，在某些模糊领域具体的划法不一样，左派希望在经济领域扩大公共领域，适当缩小个人领域；当然在另外一些领域恰恰相反，比如在伦理领域，左派鼓吹扩大个人领域，右派鼓吹扩大公共领域。　　民主国家用干预来调整群己权界中的“界”，以矫正放任型市场中由于自由竞争引起的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赢家统吃，以实现平等与效率的平衡我认为这就是福利国家的本质。他们所说的平等与效率的平衡绝不是我们中国语境里的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他们讲的效率本身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基础上的效率，绝不是说竞争本身就可以胡来、可以垄断、可以抢劫、可以化私为公、可以“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即和所谓的不平等但有效率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所谓有效率但是没有平等指的是，在公平竞争中如果对竞争的结果不加以限制，即使很公平地竞争，赢家和输家的差别最后也会比较大，他们讲的是这个意思。没有人会认为“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不公平，但是很有效率哈耶克也好，、也好，西方经济学家当中最右的人也不会有这种说法。最右的人无非认为我们不应该限制公平竞争的后果，但是也没有说竞争可以是不公平的，可以用权力来抢劫，用权力来盗窃工厂。但是，即使再公平的竞争，如果不加限制，就会使赢家拿得太多、输家得到太少，弱势群体的处境太糟糕，那也是不允许的，所以要加以调整。怎么调整？一般来说可以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把它叫做“―缪尔达尔”方式。这种方式实际上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主要并不是搞二次分配，虽然罗斯福新政也有二次分配，但是罗斯福新政给穷人提供的主要还不是钱，也不是直接的福利，而主要是就业机会，讲得简单一点，所谓“凯恩斯―缪尔达尔方式”就是以国家干预投资的方式，由国家采取赤字预算，扩大公共开支，刺激投资，人为地制造景气、增加就业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这种办法虽然不是直接给劳动者分配福利，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干预了资本的流向，实际上也是用国家的权力给穷人提供好处，或者说给他们提供机会。在西方经济学中，凯恩斯是主张这种做法的，以缪尔达尔为主的瑞典学派既主张这种做法，也主张二次分配：缪尔达尔既主张高税收高福利，也主张搞赤字预算，采取所谓的增加公共开支、刺激投资的办法。但是凯恩斯本人是反对二次分配的，因此高税收、高福利，其实并不是凯恩斯的主张，凯恩斯只是主张扩大开支，并没有主张扩大增收，所以凯恩斯是赞同赤字预算的所谓赤字预算就是国家可以不必提高税收，但是可以增加支出哪怕有一点赤字，哪怕引起一点通货膨胀，他认为都是有好处的。　　不是给穷人直接提供福利，而是给他们提供机会，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一切设想都包括在这个范围内。比如在美国有一种调节的方式，我觉得力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争议也很大。我们知道，美国在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很对不起印第安人，现在所有的白人都认为亏待了他们，应该给他们弥补。怎么弥补呢？就是福利了美国是一个低福利国家，但是印第安人却享受很多福利，但是很多人认为还不够，于是美国很多州都立了法。大家知道美国是一个禁赌的国家，大概只有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是开放赌禁的，所以只有在拉斯维加斯一般的人才可以投资于赌业。除了内华达州，美国其它绝大多数州都是禁赌的，但是绝大多数州都开了一个窗口：印第安人享有赌场专营权，赌业成为暴利行业了。由于这个政策，美国除了内华达州以外的赌场几乎都是印第安部落所有，因此也给印第安部落带来大量的收入，印第安人现在是美国最富的族群。　　当然这个做法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这个做法破坏了印第安人的传统文化，意思大概就是腐蚀了他们。我看过一本讲印第安赌场的书叫《毫无保留》大家知道现在印第安人住的地方在美国叫做保留区，什么叫做保留区呢？据说要保留印第安人文化。后来有一个左派学者说在保留区盖起了赌场，那里变得灯红酒绿，而印第安的东西都毫无保留了就是从保留区这个词派生的。印第安赌场的收入非常之高，有一个很有名的典型的例子，美国50个州人均收入相差并不是太多，因为美国是一个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国家，所以最穷的州和最富的州的人均收入相差只有差不多40%，其中最富的一个州康涅迪格州就是耶鲁大学所在的州，很多有名的学校也都在那个地方经济非常发达，高新很多，而且大部分劳动人口是白领，那里离纽约等地方都很近。尽管那里富人非常多，但是这个州的州财政收入有30%是来自州境内两个印第安赌场的税收。可见这种分配的功能也非常之大，是机会的分配，不是直接给你钱，但是把赚钱的机会让你垄断、专享了。　　凯恩斯当然不主张发展赌博，所谓的给机会的做法，广义地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再分配形式。　　第二种方式是高税收高福利。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它是通过累进所得税从富人那里拿钱救济穷人。在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累进所得税税率是很高的，像德国，德国并不是最典型的福利国家，但是所得税最高一档的也达到了60%，在瑞典这样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种做法：和一般人讲福利国家只是搞分配不一样，很多福利国家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曾经非常重视扩大国有经济的比重，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而且西方各个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偏向，很多人都说西方的社会党中最左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所谓的瑞典模式嘛，社会主义搞得很多从摇篮到坟墓，都是由国家保障的；而据说在西方的社会党中，英国工党就是不太社会主义的。其实这个说法不是很能成立，为什么？因为所谓英国工党比较温和，其实主要指它在政治上比较温和英国工党不喜欢阶级斗争，也不喜欢搞革命，不只是现在不喜欢，以前一贯都不太喜欢。英国工党在政治上虽然很温和，它的经济纲领应该说在西方社会当中还是属于激进的，但是它的经济纲领比较突出的是强调国有化，不是讲二次分配。因此，英国工党在麦克唐纳时期、艾德礼时期几次执政时都搞了经济国有化，把很多公司变成国有的。还有一些欧洲国家像奥地利、德国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搞民主社会主义的，比如印度，都搞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因此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只搞分配的说法恐怕不一定能够成立。当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把私有经济给灭绝，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占很大比重，这一点是必须一提的。　　那么以国有部门的盈利来提供公共服务和福利，是又一个做法，那就是直接进入生产。也就是说民主国家的调剂体现在好几个层面：　　1、可以体现在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对投资的干预；　　2、可以体现在分配方面；　　3、也可以体现在生产领域，就是国家直接办国有企业。　　一般来讲，我们通常只把高税收、高福利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叫做福利国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通常人们认为最典型的民主福利国家就是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瑞典办国有企业并不多，但是再分配力度很大。但是，事实上，民主国家以公共干预维护社会公平的方式都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我们通常认为美国是以凯恩斯模式为主的，它的再分配力度并不大，美国又是一个基本上不搞国有企业的国家，在美国甚至连军事工业都是私营的。一般人认为什么都可以搞民营，但是军火必须得国营，像法国的军事工业还是国营的，但是美国连军事工业都是民营的。但是即使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国有企业，比如说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电站等几个主要大电站都是国有的；全美最大的两个全流域调节功能的水电站哥伦比亚河上的大古力电站和密苏里河上的佩克堡电站也是国有企业，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和我们的国有企业不一样，它们所有的盈利都必须上交联邦财政，也没有执行我们国家所谓的利改税制度。　　一般来讲，我们都认为美国主要是以凯恩斯模式为主的，北欧是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而奥地利、印度和英国有比较多的国营经济成份。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绝对的，实际上任何一个福利国家或多或少都有涉及这三种模式。既然这样，所谓福利国家应该怎么定义？前面已经讲了，有人说福利国家是只搞分配的，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如果搞国有企业，提倡经济国有化，那就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完全对，因为的确是这样，所有的民主福利国家都没有采取强制的方式剥夺所有的私有经济。消灭资本家，消灭自耕农的小农经济，消灭小手工业等等这样的事情民主福利国家是没有干过的。但是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民主国家还是有相当多的国有企业，所以，是不是搞国有企业不应该成为是不是福利国家的分界。　　这里我要讲，搞国有企业是不是无效率，国有企业是不是有很大的弊病，是不是应该改制，是不是应该执行私有化，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今天的讲课不涉及这个问题，现在且不去讨论。因为英国工党搞了很多国有企业，后来发现弊病很多，又在搞私有化。今天的讲课只是说搞不搞国有企业不是我们考察是不是福利国家的标准。至于国有企业到底好不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这是一种说法，这种说法主要是拿福利国家和斯大林式的国家做比较，这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比较绝不是为了讨论要不要搞国有企业的问题。第二，更多的人强调的是所谓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国家的区别。大家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传统中，这几十年来，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种格局：左派主张福利国家，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当然了，这两者都是相对而言，因为事实上现在没有哪一个右派是绝对不搞福利的，也没有哪一个左派是绝对没有自由市场的。但是通常来讲，左派比较偏向走福利国家的道路，右派比较偏向提倡自由竞争。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都把福利国家看成是自由放任的对立面，指出福利国家是一种大政府的主张。但是我这里要讲，在宪政国家，人们讲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区别的时候，往往是不加区分的，因为在宪政条件下，我在另外一个场合曾经讲过，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大权力国家肯定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给你这个权力就是让你对我负责的，而小责任国家的权力肯定不会大，我害怕你的权力太大会侵犯我的自由，所以我就不能给你太大的权力，也因为这样，我才没法要求你为我提供太多的服务。　　因此，对于他们来讲，大政府就是权责都大的政府，小政府就是权责都小一点的政府。但是如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去考察我们就会知道，实际上不属于这两者的还有，有些政府权力很大，但是责任并不大，有些政府责任很大，但权力并不是很大。因此，进一步分析应该知道，所谓的福利国家的政府只是大责任政府，而未必是大权力政府，尤其不是权力无限制的政府。因此，这一点就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福利国家很重要的标志事实上我认为它是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最根本的标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最早产生的时候，人们并不是用它和所谓的自由放任国家做区别的。尽管现在我们都知道，责任、权力都小的国家就是所谓的古典自由政府；责任大权力也大的国家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或者社会民主政府，权力很大，因此老百姓的自由受到侵犯，责任很小，因此老百姓得不到什么服务，像这样的政府，现在在民主国家里是不存在的。权力很小，因此老百姓什么自由都有，责任很大，因此老百姓福利也最大化有很多人很浪漫地想追寻这样的政府，但是恐怕也不太可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马既想吃山珍海味，又不想跑，这倒是有可能的。　　在这两个纬度上去比较，当然可以说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晚才有的，“福利国家”这个概念产生的时候，不管是赞成福利国家的人还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人，其实他们针对的都不是自由放任国家。一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福利国家”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德语中，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一些极右翼即后来纳粹的社会基础，把它当作一个贬义词来攻击社会民主党政府，因此“福利国家”在那个时候是一句骂人的话，大致上有点像50年代毛泽东骂梁漱溟，梁漱溟说要施仁政，毛主席就大骂他说你这是小恩小惠，说我不屑于做这种事儿，我要搞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才是重要的，给老百姓搞那些小恩小惠是蠢猪式的仁义，是宋襄公的仁义。　　那个时候在德国也有很多说法，很多右派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家应该给老百姓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大国家主义者就很反感，他们认为给老百姓福利是小恩小惠，社会民主党政府只强调给老百姓以小恩小惠，却没有动员他们去为伟大的德国而献身，没有号召大家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反对魏玛民主的极右翼人士本身也是大国家主义者，他们本身并不主张所谓的自由放任，到了后来他们还成了纳粹的社会基础。因此他们骂“福利国家”绝不是要主张自由放任的，而是当贬义词用的。　　现在有人考证英语的“福利国家”（welfarestate）这个词是1930年英国的一个国际政治学者斯瓦特最早在一本书中提出来的。他当时讲的福利国家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在意大利崛起的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国家和当时在德国已经开始有苗头但是还没有掌权的所谓的纳粹党。到了1937年，这个说法开始进入经济学界，英国经济学家奇摩恩也用这个词，用这个词同样也是针对德、意这两个国家的。当时他说所谓福利国家就是那种以福利为导向的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政府只是工具，民众才是目的。他讲的福利国家的对立面是什么呢？不是所谓的自由放任，是“powerstate”，现在有些人把它译成“权力国家”，其实我觉得更确切地讲应该叫做“强权国家”，在那些国家里国家是目的，老百姓只是工具。刚才讲的这两个人都是学者，都是在学术界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个是国际政治学家，一个是经济学家。　　到了1941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法等国家和德、意法西斯国家打仗的时候。这个时候民主国家非常强调团结，不管左派右派都在全力以赴地进行反法西斯战争。这种团结的政治基础就是左派、右派都承认的宪政民主制度，而另一个基础就是左派、右派选民都信仰的基督教。因此，战争期间，英国教会作为一个超越左、右派之上的力量，它的影响力也在上升，可以说这是近代政教分离以后，英国教会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时期。英国教会的最高教职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当时是WilliamTemple，这个人很有意思，早在1908年以前就是工党成员，1908年以后加入了教会，加入教会当然就不能成为世俗政党的成员了，他就退出了工党。后来他成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的最高教职、英国宗教的领袖。但实际上他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在1941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本面向全国的、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书，现在很多人认为“福利国家”这个词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主要就是由于这本书《公民与教徒》，他和斯瓦特一样，把“福利国家”（welfarestate）和“powerstate”作为对称的概念，他说德、意法西斯就是powerstate（大家都知道纳粹党正式的全称是“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用王朔的话叫做“听起来很美”）。他是从奇摩恩那里引用这个词的。另外，他还创造了另外一个词，这个名词是英语的一个谐音，我们知道英语战争这个词是warfare，warfare和welfare发音很相近，因此他说英美这种民主国家是welfarestate，而不是warfarestate。意思就是说福利国家和强权国家是对立的，福利国家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国家、战争主义国家也是对立的。像德国、意大利这些法西斯国家、纳粹国家都属于warfarestate和powerstate，而不是welfarestate，英美这些国家都是welfarestate。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仅仅讲国家是不是给老百姓提供福利，当时英美这样的民主国家当然是有，但是专制国家像德、意也有社会福利制度，而且老实说德国的社会福利当时是相当发达的，苏联也搞了很多社会福利，并不是只有Welfarestate才有社会福利。而如果说那些国家是穷兵黩武的专制国家，我们知道在1941年的时候，即使是民主国家也在全力以赴地打仗，Temple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战争时期。也就是说，民主国家当时也在打仗，而你也不能说专制国家就没搞福利。因此二者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就很值得研究了。关于这一点坎伯特伯雷大主教并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在我看来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我想用以下三点来说明Temple说的区别：　　第一，福利国家中的二次分配。广义地讲发展国有企业、凯恩斯的做法都是一种二次分配，虽然不是直接的，但是最终也影响到了贫富分化。民主福利国家对这些调节的说辞都是为了增加社会公平、促进分配平等、减少贫富差距，我们把这种调节叫做正调节。为什么叫正调节？民主国家的福利是在多数决定的基础上施行的，而多数决定在两种情况下都必然是正调节，第一，假如这个国家穷人占多数，多数人的政策肯定有利于穷人；第二，假如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都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穷人并不多，那么这个国家多数决定形成的政策一般来讲也是有利于最弱者的。关于为什么会这样，罗尔斯所谓的“无知之幕”理论可以说非楚地解释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多数人对自己的命运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他现在是强者，但是并没有把握永远都是强者，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是很了解他在这个社会算不算强者，也就是所谓的“无知之幕”，处在“无知之幕”中的人们一般都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希望有对最弱者的保障，因为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不会沦落到这个境地。这是非常适合于一般人的心理的，至于“无知之幕”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不会提倡国有制那另当别论，但是“无知之幕”一般来讲都会提倡一个国家对所谓的最弱者应该提供保障。　　大家知道，在NGO或者说第三部门或者说志愿者组织兴起以后就有一种福利理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校正：这个理论说“无知之幕”有一个缺口，什么缺口呢？就是一般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不会沦落到某种地步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可能得病，恐怕谁都不敢说自己是不得病的，但是某些特殊的病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不会得的，比如艾滋病，至少像我这样既不吸毒也不太去逛那些地方的人是不会得的。（笑）这是一般来讲，不过在中国就很难说了，输血也可以得，而且很可能得，输血是现在艾滋病在中国传播最主要的途径。但是在其他国家，由于输血得了艾滋病的人很少，所以很多人确信自己是不会得艾滋病的，比如印第安人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一般人肯定知道自己不会是印第安人，因为自己生下来就不是，因而像这样的弱势群体很可能就处于“无知之幕”之外，由多数决定的政策对他们很可能就保护不够。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些不可能表达的小动物，很多NGO是主张保护动物的，他们有个理由就是动物不会投票，投票产生的国家政策是不太顾得上它们的，因此也需要有志愿者、民间组织来补这个缺。　　我刚才讲的这几种范围是不在“无知之幕”里头的，因此他们认为福利是失灵的，因此专门要有一些社会机制来特别保护这些特殊弱势群体。　　不过我要说，像这样在“无知之幕”之外的弱势群体在一个社会中毕竟是少数，一个社会中多数的弱势群体还是处于生病、养老、失业等情况下的弱势，我们有与之相应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福利。与这三种相比，那些特殊的弱势群体应该说都是很少的。　　因此，大部分的弱势群体还是在“无知之幕”的覆盖之下。按照这两种说法，民主福利国家制定的调剂政策一般来讲都有助于减少这种差异，所以都是正调节。　　理论上是这样讲，应该说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大家知道，现在衡量两极分化、贫富对立，人们讲得最多的一个指标就是所谓的基尼系数，西方这些民主国家初始分配时基尼系数经常是比较高的，其实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并不比美国低，应该说他们的贫富分化在初始阶段也并不小。但是经过福利国家的二次分配以后，就明显地下降了。像北欧国家如挪威、芬兰等，都属于高税收高福利、再分配力度很大的国家，这些国家经过二次分配以后，基尼系数明显下降，下降的幅度都达到了一半左右。一般来讲，基尼系数在0.2以下的分配已经是非常平等的分配了，在0.2-0.3之间，那还算是基本平等的，在0.3-0.4之间就有些不平等，达到0.4以上就相当不平等了，有估计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4以上，最高的估计说现在可能有0.6，这个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估计了。　　而北欧这些国家在初始分配的时候，他们的基尼系数都在0.4左右，二次分配以后会下降一半；英、法、德这三个欧陆国家再分配的力度并没有那么大，二次分配以后基尼系数大概下降1/3；美国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低福利或者比较接近于自由放任的国家一般欧洲的左派都把美国当作坏榜样，把瑞典当作好榜样。美国是一个低福利国家，因此它的二次分配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不大，原来是0.34，二次分配以后变成0.324，影响不大，但是不管怎样讲，即使在美国的情况下，二次分配以后，基尼系数也变小了一点，也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二次分配以后基尼系数是不可能增大的，二次分配以后是不可能比一次分配更糟的。民主福利国家的福利有高低，但是不可能有一种相反的调节，因此他们也不讨论这种问题，他们只讨论高福利还是低福利，或者是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问题。　　可如果是专制国家，那么这种福利就可能有所不同，专制国家不是不给老百姓以福利，但是我们知道正是由于它是专制的，因此这个政策不是由多数老百姓的意志来决定的，而是少数人决定的，甚至是某些领袖决定的。这个领袖也可能很好心，也可能并不那么好心，由于一般的老百姓都不能参与制定政策，即使好心的政策在实行的过程中也很有可能被扭曲。因此，好心的政策往往也落不到实处。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这种国家很可能是有福利的，但是福利的大头很可能都落到了特权的手里，老百姓得到的不多，或者说福利分配的强势者在福利再分配中所占的优势往往比初始分配中还要大，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所谓的负调节，这个负调节中国人老早就知道。350年前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就讲过一句话，说我们现在这种制度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我们当时的制度也是福利制度，明王朝也是福利国家，当然他没有用这个名词了，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皇上从来就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的，而且不光是从摇篮到坟墓，佳丽三千也是由福利供养的，天庭林苑、皇家的林木、皇家的花园也是国家供养的，全国各地的离宫别馆等等一切都由国家进行再分配，即所谓的高税收高福利，但是只限于皇上，一般的老百姓就得不到。这种福利当然是很典型的二次分配，但是这个二次分配主要是给特权者提供的。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公共产品不公共，或者福利特权化。　　在专制国家，国家权力进行二次分配的力度往往很大，但是这种二次分配往往不是减弱而是加剧了贫富分化，最有名的就是杜甫的一句唐诗，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很多人都说这句话讲的是私有制社会中的剥削、压迫，其实大家只要知道常识就会知道，所谓“朱门”指的是什么？绝不是指一般平民地主，也不是做买卖发了财的平民。我们国家以前的等级传统之中“朱门”并不是富人都可以享有的，这是一种很严格的等级制，必须是一二品官才能够享有，叫做待遇。　　因此，这里讲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绝不是说初始分配有多大的差异，不是说周扒皮酒肉臭，高玉宝冻死骨，绝不是这个意思，它指的是那些当官的人，而且不是小官，是权贵，靠着专制才有酒肉臭，而老百姓辗转于沟壑。　　那是古代了，我觉得近代现代，哪怕是基于理想主义搞的一些福利政策，只要在专制条件下，由于缺少公众参与，由于政策的具体安排都是由权贵来操作的，哪怕政策的出发点也许并不坏，但是一旦落实，往往都会变成负福利，很多专制国家都有这个特征。比如在我们国家，很多人都说毛泽东时代是有福利的，由于邓小平搞了改革，这个福利就失去了，很多人说毛泽东时代赤脚医生如何，福利房如何如何，现在都没有了。现在的确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时代也的确有一些福利安排，不过如果仔细去考察一下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就会知道实际上真正的福利恶化并不是在改革初期，比如赤脚医生是怎么回事，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我本人曾经做过几年的赤脚医生，这一点我应该可以讲的，但是这又是一个专门的话题了。我这里只是想说，就算赤脚医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在改革以前的30年中，它其实也只实行了最后短短的几年，因为赤脚医生是在“文革”期间70年代早期出现中期开始推广。但是1978年就搞改革了，农民就包产到户了。而从1949年到70年代，这些年农村中并没有合作医疗制度，毛泽东自己在说当时我们的卫生体制时就说，我们的就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卫生部前副部长尹大奎先生去年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的公费医疗经费80%是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老实说不光医疗是这样，我们的很多福利都具有这个特征。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我们通常把我们的住房改革叫取消福利房，其实这个说法是很奇怪的，因为福利房制度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意思呢？或者叫廉租公屋，或者叫福利性质的产权房，或者叫租屋等等。这个政策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但是它的主要特征是两个，一个是国家面向社会的房管部门建设这种住房，由国家预算直接拨付资金。大家知道，是面向社会的房管部门，绝不是各单位自己给内部人盖房子，国家面向社会的房管部门用国家预算建设住房，分给谁呢？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分给低收入者，简单点说就是分给穷人。　　高福利国家瑞典和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仅在于覆盖面到底有多大，美国是一个低福利国家，它的福利公屋只提供给很少的一些人，这些人的收入必须很低，达不到所得税的起征点，甚至还要在这个起征点以下才能申请福利公屋，基本上都是少数主义，所以美国的福利公屋住的基本上都是黑人，凡是稍微不太穷的人国家是不管你的，你就得自己建房子。　　瑞典就不一样，瑞典的住房福利覆盖面相当高。瑞典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总体来讲瑞典人比美国一般的人更富一点，但是瑞典人房屋自有率大概只有50%，要比美国低得多，瑞典很多人是租房子住的，而且他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往往也有补贴的，也就是所谓的福利的。瑞典的住房福利覆盖面达到70%，除了很富的人以外，一般的人都可以享受。　　有一些北欧的福利国家，比如像丹麦，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享受福利房，其实富人也可以享受，但是福利房都很小，如果你愿意住小房子你也可以住，但是前提你只能有一套房。为此，很多富人就不愿意住了，因为富人是需要有好几套房的，所以只要有一套房可以，哪怕你是家产万贯你也可以申请福利房。为什么丹麦采取这种政策？因为丹麦认为，如果福利房只给穷人住，就会产生一个穷人社区，这个社区的人文环境就会很糟糕，住的大量都是单亲家庭、吸毒者，他们的子女都是破罐子破摔的，于是就会产生很多治安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贫民窟现象。　　大家知道发达国家贫民窟的外形往往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政府盖的高楼，建筑景观跟我们住的蓝旗营没什么区别，但是人文环境比较糟糕。所以有些国家现在提出一个主张，应该鼓励穷人和富人住在一起，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富人也可以住福利房，只要你愿意跟穷人住在一起，国家可以给你提供这种福利。但是既然你是富人，你不能什么都占，所以你自己如果拥有很多房子那不行，你要买福利房你就得住在里头，不能买了福利房在那里空着或者出租，或者养小秘，那绝不行，你愿意和穷人打成一片你就住在那儿，即使是比尔?你愿意住福利房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真的和穷人打成一片。　　也就是说，高福利国家福利房的覆盖面很广，低福利国家福利房只覆盖最穷的人，从来没有说福利房是不覆盖穷人只覆盖权贵的，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经常就有这种现象。我们知道中国以前政府的房管部门面向穷人分配住房的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过，解放初期曾经有过一次。解放初期有些人逃走了，有些人的住房被没收了，政府房管部门曾经把这些住房分给社会上的穷人，但是这种房子很少，而且也仅此一次。现在直管公房的管理部门，就是我们的房管所，是中国最穷的一个政府部门，他们的经费不要说盖房子，就连维修旧房子都不够。所以中国各个城市的直管公房有一个特点：都是危房，都是破烂的、不堪入目的房子，像北京很多老旧不堪的胡同、四合院，都是所谓的直管公房。什么叫直管公房？它们不是各个单位的房子，但也是公房，就是由国家房管部门控制的房子，面向社会的。这些直管公房从来没有盖过新的，都是以前的旧房子，而且管理直管公房的房管局的资金连维修都不够。　　国家的住房资金用来干什么？用来分给各单位，由他们给内部人盖房。因此，强势单位工资高，房子也盖得大，弱势单位工资低，房子也盖得小。大家知道中国的政府部门基本上都是有房子的，而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尤其是直属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应该给工人提供住房，但是往往都做不到。因此在改革以前很多工人是没有住房的，青年人没有房不能结婚，老工人四世同堂、三世同堂的比比皆是，东北地区甚至有很多工人直到90年代还有住在伪满时期留下来的工棚里的。90年代有一次朱F基到东北抚顺去视察，曾经面对着这些工棚流下眼泪，说搞得很差，没有解决他们的住房。　　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给国有企业的工人提供住房的。还有一些人，而且是大多数人，国家干脆说我们不给你提供房子，大家知道在城市经济中，当时有一块叫二轻企业、第二轻工业，其实第二轻工业不是一个产业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类型的概念。所谓第二轻工业就是所谓的大集体，即街道工厂，可能改革以前在城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很多人是在街道工厂就业的。而街道工厂属于大集体企业，是不盖房的，国家是不管这些企业工人住房的。当然城里当时还有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更谈不上了。还有，中国当时绝大多数的人是农民，很有意思的是，1956年我们搞集体化的时候，明文规定集体只负责组织生产，不负责农民的住房。大家可以看一下1956年《高级社标准章程》，其中就专门讲农民的财产有两部分，生产资料就是耕地、牲畜、农具，这应该集体化，应该归公；但是生活资料公社不管，公社也不给社员盖房子，因此宅基地是属于私有的，宅基地、坟地不入社，仍然归社员私有。这是明确记录在《高级社标准章程》里的，道理很简单，公家或者集体不给你提供住房，当然也不没收你的。　　可是我们知道，到了1962年，没有做任何解释，这一条就改了，《人民公社60条（1962年）修订版》就明确讲生产队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与坟地都属于公社所有。莫名其妙就把人家的宅基地给没收了，但是同样不给提供住房，你的土地没收了，你的房子仍然不管，我们国家政府责任最小、权力最大，甚至漫无边际。一直到人民公社垮台、解体的时候，虽然有些所谓模范公社还是给社员盖了房子，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大寨。但是大部分的公社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制度上并不要求他们这样做。比如我当年插队的公社一直到解体老百姓的住房都是自己盖的，好一点的盖了瓦顶的房子，差一点一直还住着茅草房，公社从来没有管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住房福利和我刚才讲的医疗福利都一样，最穷的老百姓是完全没有的，不太穷的城里的干部就有了一点儿。那么工资最高的这些官员乃至当时所谓“三名三高”中国当时工资最高的还不是当官的，而是那些所谓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像巴金，这些人虽然是臭老九，但是他们的工资应该说相当高，福利就更高。“文革”的时候挨整、不受重视、甚至被赶到牛棚里面去就另当别论了，但是在没有赶到牛棚里之前他们享受的福利应该不仅高于农民，也高于一般的工人。　　这种现象在改革时代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知道农村公共服务到了90年代开始恶化，这并不是由于分田到户导致的恶化，而主要是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分税制改革直接导致了农村教育系统的崩溃。但是分税制改革的理由恰恰是国家要集中财力搞二次分配，因此要搞所谓财政上的中央集权，要扩大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大家知道1994年的分税制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国家实行所谓的财权上收、四权下放其实应该说是四责下放，国家把赚钱的税收都拿走了，把要办的事儿都留在基层。当时有一个说法：“义务教育属于乡财政的管辖范围。”而那个时候乡财政基本没有任何来源，因此实际上就变成由农民集资办教育。于是，当时的教育垮得一塌糊涂，农民负担庞大得一塌糊涂，但这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最近，我们新一届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也搞了很多社会福利，包括最低保障工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等等。应该说这一届政府的这些举措是很得民心的，而且也的确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即使这一届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仍然没有改变我们福利制度的负福利性质，只不过这个负福利的程度比以前改善了。也就是说，改善负福利以后，基尼系数仍然是扩大的，但是扩大得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组数据：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新农村合作医疗搞得最好的一个省就是江苏省，去年江苏省的合作医疗已经覆盖了95%的农民，这是全国搞得最好的；而且除去合作医疗人均可用财力需要农民自己支付的10块钱外，政府承担部分的标准也是最高的，现在全国规定的标准是，每人可用财力是50块钱，这50块钱不完全是福利，还包括农民自己埋单的10块钱，因为这是合作医疗，农民自己要掏一部分的，另外40块钱是转移支付。江苏省做得比较好，到2007年人均投资已经达到76块钱，也就是说其中转移支付要占到66块钱，这已经是全国最先进的水平了。　　4300万农民，每人能够得到福利66块钱，这已经是很先进了。但就是这个省份仍然有664万人是没有任何医疗福利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得到的转移支付为零。而另一方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了1088万人，人均能够得到的再分配是150-550元，也就是说城镇家庭这些人的医疗保险只是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且报销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必须先掏钱后报销，而且报销额度很低。　　而如果你是在职的职工，你就有高一点的基本医疗保险，你的报销额度也就更大，政府需要的人均投资就要高得多元这个也覆盖了1400多万人。而全额公费医疗制度什么叫做全额公费医疗制度呢？就是无论你生多大的病、动多大的手术、住多久的医院、用多贵的药都可以全额报销只覆盖了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只有14万人，人均投资却达到元，当然这些人中还有一些差额。这是中国搞得最好的江苏省。根据这组数据你可以算出，医疗福利分配的集中程度要比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高很多，根据这组数据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是0.8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把这组分配加进去，中国人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会高出一节而不是低下去一节。　　其实江苏已经搞得不错了，江苏省的农民还算得到了比较多的好处。而其他省就更差了，比如我的家乡所在的广西，前年广西开始搞高干保健制度改革，干部花钱没边没际使得财政负担很重，后来就对干部的医疗经费采取定额包干制，一定级别的干部可以有一定数量的保健费用，为了鼓励你节约，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定：如果花不完可以发给你，等于是给你加了一笔工资，但是如果你花超了，就得自己掏，等于是自负盈亏了。实行这个制度以后，据说干部保健费就节约了好多，因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原来到底花了多少，肯定比这个数花得更多而不是更少，多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这里只讲我的一位亲人，他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只是参加革命很早或者资格比较老。他是1945年民盟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什么大官，但是资格比较老。在改革以前参加民盟、反对蒋介石，这不被认为是参加革命，只有加入了共产党才叫革命。因此他不是什么革命干部，只是所谓的职员。但是改革以后政策变了，凡是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即使你属于民主党派也算是参加了革命，所以他一下子就被列入了离休干部的行列，享受了离休干部的待遇。去年实行这个改革以后，我这位亲人每个月的额度是19000元，但是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在医院住了五六年，所以这笔钱基本用完了，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但是假如他现在身体还很好，而且按照这个制度这笔钱用不完会发给你的，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而且这还是节约了的，如果不节约呢？而他在的这个村现在也实行了新农合，广西新农合比江苏要搞得差一点，我们所在的乡实行新农合以后，去年老百姓人均报销医疗费是年人均40多块钱，也就是说每个月大概4块钱，4块钱和19000块是什么差别？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差距有没有那么大呢？绝没有那么大。我亲人的工资应该说还不如我，因为他很早就离休了，当然要比农民收入高得多，但是差距绝对没有到4块钱和19000块钱的差距。　　因此改革以前就更厉害，现在总算有新农合了，农民每年还可以报销几十块钱，以前根本就没有；而以前干部的额度还不止19000块钱，现在不是节约了吗？可见以前比这个数字更多。像这种福利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欧洲很多国家像瑞典和英国，都是高福利的，一般的老百姓都有公费医疗。而美国，大家知道美国的医疗制度在世界上普遍受到批评，因为它是低福利的制度，美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医疗福利的，他们的很多州政府强制老百姓购买最基本的医疗保险，一般来讲不买是不合法的。我们这些人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他不收你的税，但是他要求你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这是强制性的。但是这个医疗保险是商业保险不是福利，因此美国人也从来没有把它叫做福利，不像中国政府，强制你买单还叫福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绝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险都是商业性的，当然你可以买很贵的医疗保险，那就是什么都可以报了，什么都在保的范围内了，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可报销的费用当然就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福利性医疗保险有没有呢？由政府给买单的医疗保险有没有呢？也有，但是覆盖率很低，只覆盖两种人：老人和穷人，联邦财政和州财政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险只覆盖老人和穷人，老人可以享受这种保险，穷人收入水平在纳税起征点以下的也可以享受这种医疗福利，但是这部分人口很少。因此美国受到严厉的批评，说它是低福利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尽管它是低福利国家，但这个福利绝不是给权贵的，也不是给富人的，恰恰就是给最穷的人的。　　因此，无论高福利还是低福利，这些国家的福利是正福利，但是我们的福利恐怕就不能说是正福利了。所以我觉得，老是在我们这些国家强调所谓的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国家的差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就不公正的程度而言负福利应该比零福利还要厉害，也就是说国家使用权力进行二次分配，不是取富济贫的，而是取贫济富的，二次分配不是减缓了贫富分化，也不是保持了原样，而是加剧了贫富分化。因此，负福利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差别要比零福利国家与福利国家的差别更大。什么叫零福利国家？就是所谓的自由放任国家。也就是说不管自由放任国家和福利国家有多大的差别，与我们这种国家相比，他们离福利国家要更近一些，像我们这些国家如果要在福利问题上改革，现在要做的是降低负福利，如果负福利降低到零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了零福利国家，那已经是朝着福利国家进步了，而不是退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为老百姓增加福利，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自由放任呢？根本就没有理由，因为人家自由放任还是比你更接近福利国家。　　反过来讲，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右派，整天在那里讲福利国家有什么毛病，讲我们绝不能给老百姓以福利，这又有什么理由呢？我们现在面临的弊病难道是福利国家的弊病吗？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所谓负福利国家的弊病，难道是可以用减少老百姓的福利来解决的吗？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许是一个左派，但是我是不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我一听反对新自由主义就冒火；我也是一个右派，但是我这个右派是不反对福利国家的，我一听在中国反对福利国家我又要冒火。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既需要左派也需要右派，左派应该为老百姓争取福利，右派应该为老百姓争取自由。但是可惜的是，现在很多左派热衷于反自由，却并不热衷于增加福利；有一些右派热衷于反福利，却并不热衷于增加自由。我们现在有些右派特别喜欢为政府推卸责任，但是他们限制政府权力的能耐很小；也有一些左派特别热衷于为政府扩大权利，但是他们追问政府责任的能力也很差。因此我觉得很不好的一点：中国一左官员的权力就大了，但是他的责任你仍然没法追问；一右官员的责任就推卸掉了，但是它的权利仍然不受限制，这样下去的话就很麻烦。我们不仅离福利国家会越来越远，离自由放任国家也会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两者是完全没有任何矛盾的。　　现在有很多内容不能讲了，还有很多差别。简单一点，第二个差别，我讲的powerstate，即强权国家也有可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些福利，当然总体上可能是负福利，但是总体上的负福利也不排除还是给了老百姓一些东西，比如报销一些药费可能还是有的。但是福利国家和强权国家的一个区别，在于福利国家提供的福利是老百姓要求的这是统治者的责任，不是你爱好就提供，不爱好就不提供的。我们看到，在很多福利国家，左派是喜欢搞福利的，因为他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右派是不喜欢搞福利的，因为他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福利国家的，但是只要你要当选，只要你要执政，哪怕不喜欢你也得搞福利，因为这是老百姓要求于你的，你搞了福利老百姓不会感谢你。我们知道像瑞典那样的高福利国家，老百姓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都是国家提供的，但是你几时听到瑞典的老百姓对统治者感恩戴德、高呼社会党万岁、帕尔梅万寿无疆的？（笑）有谁听说过瑞典的老百姓有这种口号呢？道理很简单，这个福利是我要你搞的，你不搞那你就得下台，你搞了我也不会感谢你，因为也不是你自己掏工资给我搞的，（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我为什么要感谢你？但是如果你不搞我恐怕就不选你了，你恐怕就得下台，所以哪怕你是右派你也得搞。　　可是另外一些国家就不一样，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给老百姓干一些事情，但是你就得感恩戴德，高呼万岁，而你的确应该感谢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福利他如果不喜欢是可以不给你的，他如果喜欢他给你了你当然就得感谢，因为这是他的恩德，如果他不喜欢那他当然可以不给你，他不仅可以不给你高福利，低福利也可以不给你，而且甚至把你们饿死几千万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大家知道，一个国家如果饿死了几千万人，哪怕就是低福利国家，恐怕这个统治者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但是斯大林类型的国家是可以不管的。我们知道斯大林时期，1921年、1930年、1946年曾经发生过三次体制性的饥荒。发生过三次饿死上百万农民的饥荒，这个政府非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你还不能埋怨没有福利你不能埋怨，哪怕饿死了也不能埋怨，有了一点福利就得感谢。　　所以，并不是只有民主国家才有福利，专制国家也会搞福利，但是前提是这个统治者是喜欢搞福利的，至于喜欢搞福利对不对另当别论。现在有些人说福利国家是一种不太好的主张，福利国家毕竟很多，而多不多是另外一回事。民主国家搞福利，其实并不是统治者喜欢这一套，但是他们不得不搞；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可能会喜欢搞福利，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他也可以不搞。这是第二个不同。　　第三个不同就不讲了，其他还有一大堆，比如福利国家到底有什么毛病以至于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我觉得这是更高一步的问题。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不存在福利国家困境的问题，只存在着负福利国家困境的问题，你能说高干花钱把国家财政花垮是福利国家的弊病吗？这些以后再讲吧。　　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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