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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击战、曼施坦因计划？曼施坦因自己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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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波兰战局便被人称为闪电战。事实上，就实施的速度和结果来说，此次战局除了后来在西线的更大范围类似作战外，确实是空前的。但是，为了能做出公正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前面对波兰作战前景的分析。……只要具备两个前提，肯定就会赢得此次战局：
第一，为能东线形成必要的优势，德国需要在西线冒巨大的风险；
第二，西方国家无法利用这一机会，为波兰提供及时援助。”
“正如施里芬伯爵所说，劣势的一方为其敌人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快速取胜这一点上，独立、大型的装甲作战兵团的最新运用，占据绝对优势的空军提供支援，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和忘我外，当属德军官兵所普遍具有的精神。……德军没有使战争蜕变为阵地战，或者所谓的”钢铁交易“——这是富勒将军在二战末期对战争理论的主张。赢得胜利的秘密在于，上至指挥官，下至士兵都具备任何一支军队无法比拟的高度自觉。“
直到战争结束后，第一个对新计划进行报道的是英国军事理论家里德尔·哈特，他依据的是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和作训处长布卢门特利将军的报告，并且以我的名字命名这个计划。……事实上，这个计划的基本思想确实出自我的头脑。我亲笔起草了多份备忘录，由集团军群司令转呈总司令部。……需要说明的是，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将军以及我的同事布卢门特利和特雷斯科夫一直同意我的思想，龙德施泰特先生还在我们的报告上亲笔签名，没有他的首肯，我们根本不可能一再向陆军总司令部程文，以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我们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人员从未刻意以新计划创造者的身份将该计划公之于众。证据是，直到战后，龙德施泰特元帅和布卢门特利将军在于英国军事家里德尔·哈特谈话时，这份计划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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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德军将领的回忆里大部分都是自己如何英明神武，如果不是小胡子掣肘早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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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条回答)论军事创造力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在公众印象中，创造力似乎总是出现在著名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哲学家或者科学家的伟大作品或成就中，而与军事领域毫不相关。但事实上，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军事组织整体以及各个层级的指挥和参谋人员如果不能发挥相当程度的创造力，则几乎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战争与艺术存在大量共通的属性，而与科学相去甚远。因此，军事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必须采取高度创造性的方式计划、筹备和运用武装力量实施作战行动，这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内在要求。尽管技术创新永远不应该被忽视，但我们应该更加明显地关注在与领导指挥直接相关的领域激发创造力。这曾经是决定战争结果关键环节，也必将是未来军事冲突中核心要素。
　　什么是创造力
　　创造力可能是人类活动中最重要但又最不为人所理解的概念。关于创造力的构成要素已经有无数研究者进行过讨论，但没有一种理论得到普遍接受，其中一条原因就是不同的知识领域需要不同要素组合。创造力可以被理解为改变现状的能力――提出被公认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包括正确评估和利用不同方式表现已知观点和程序的能力。
　　从总体上说，一件新鲜事物或其所代表的理念必须超越过去的理论或思想才能称其为具备创造性或创新性。创造性产物应该因其本质上的原创和独特性而具备高度的内在价值。原创性（Originality）通常可定义为任何非典型或有别于普遍做法的个体行为或反应。创造性思想必须具有实际功用并满足某些需求。独特性（Uniqueness）是指某种观点或事物具备与现存事物不相似或不等同的特征。个人可能会产生对其而言非常独特的思想，但事实上在群体中这只是非常普通的想法。其最终结果是与正在研究的特定问题相关的新型观点。
　　军事环境
　　军事工作是一项特殊职业，其特征是军事组织成员承诺奉献个体的全部力量，甚至包括生命。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不同，军事机构训练和培养成员的任务执行能力――而本质上他们希望这种任务执行的机会永远不会出现。军事组织具备强烈的集体特征，其高度专业化的任务和功能导致产生一种明显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军事文化就是指挥官队伍关于学术、职业和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总体反映。
　　与民事领域的艺术从业者不同，追求更高军事艺术造诣的人员不得不在一个相对狭窄的框架内开展工作，遵守大量必须被考虑在内的制度和要求。任何机构的发展趋势都倾向于组织冗余，军事部门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会承受各种来自机构内部或外部的压力。这将导致潜在的指挥官能力素质逐渐趋于平庸。从总体上说，军事文化并不鼓励在面临新型挑战时寻求激进的解决方式，而是更倾向于抗拒变化的产生，最多不过是对当前局势进行一些细微的改动。
　　军事创造力的主要障碍是军事机构固有的等级指挥体制――一种独裁主义官僚化系统――及其思维模式，大量充分体现绝对服从主义、集体思维、狭隘主义、教条主义、制度苛刻僵化和反智主义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说明。军事机构是一种高度分层管理的组织，其指挥官需要部属迅速且毫不迟疑地服从命令或执行任务，而指挥官的选择和任命通常不需要咨询部属的意见。在和平环境中，严格遵守规定的指挥官最容易得到提升。这类指挥官高度服从上级的意愿，首先确保上级指挥官意图的达成，而后在此基础上实施本级行动，个体独立性遭到完全摒弃。在军官队伍高度政治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职业发展目标远大的军官试图与政治家建立起私人联系，这导致政治因素在军官晋升过程中发挥重要影响，尤其对于高级军官更是如此。
　　高度集权和层级化组织结构使高级指挥官独裁主义趋势得到强化。无论在个人还是军事组织整体层面，独裁主义都将严重抑制创造力的产生。一般情况下，高级指挥官都不愿意公开或暗中承认其所犯下的错误，他们试图建立并维护绝对正确的形象，而且通常拒绝从其教训中吸取经验：出现的错误总会有人承担责任，意外事件也是军事领域经常出现的情况。独裁主义体制只会使压力自上而下单向增长，反之则不然。然而事实上，富有创造性的思维通常会在军事组织的底层产生。B•H•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任何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创新思想的士兵都会被一堵由厌恶、怀疑和组织惰性构筑的高墙所阻挡，只有牺牲个人才能换来思想的胜利：当那堵墙最终无法抵御新思想的冲击而倒塌时，也会将其压倒并埋葬。”
　　与其他规模庞大组织类似，军事机构也经常会变得严重官僚化，要求成员使用和遵守一系列固定的技术和规程，并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能够提高机构运行效率。但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普通士兵越发变得因循守旧，而不再能够基于分析判断和经验解决问题。机构的任务将被越来越多地遭到遗忘或忽视。各类不同部门或单位的领导人将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建立起真正的个人“领地”，而且还会试图保护并扩大其权力影响范围。他们通常也会拒绝任何变化的产生，因为变化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而不是机遇。因此，创新观点通常被描述为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无稽之谈而遭到抛弃。当前实行的规章制度将成为其自身的终结。
　　另一个与官僚机构化思维密切相关的严重问题是使用各类列表或模型开展计划工作，而不是依靠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理性判断和经验总结。例如，美国军队广泛使用所谓的通用联合任务部队列表、通用海军任务列表、海军战术任务列表和海军陆战队任务列表等等。这些冗长的文件旨在利用简易罗列的现成任务类型取代指挥官的思考过程，它们恰恰反映了创造性思维的对立面。例如，美国军队过分沉溺于使用光鲜流行的专业术语，已经更丧失了通过简洁、明确和朴实的语言撰写文件的能力。专业术语可以给听众或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帮助人们赢得辩论或者仅仅用于夸大根本不重要的观点。通用使用模糊艰涩的表述，本来值得推敲的观点立场会显现出积极可信的一面。这种可悲的事态完全是官僚化思维的直接产物。
　　绝对服从主义也是军事组织创造力生成的重要障碍之一，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任何武装力量组织都需要保持稳定，确保部属服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在武装集团内部，绝对服从主义是指人员改变个人观点和信念从而与组织意识保持一致。在很多情况这完全是制度压力的结果。服从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的集体思维，其存在于成员模仿上级领导思考方式的大型或小型组织内。集体思维也站在了创造力的对立面。
　　军事机构的组成结构决定了其追求实现成员服从程度的最大化。这种趋势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和人性弱点的作用下变得更加明显。军事组织会利用大量标准操作程序和规范确保部属的高度服从。那些思维跳出常规范围的军官在遴选和晋升过程中往往会遭到排挤。此外，许多军事理论家和实践者并不认可战争更倾向于艺术而非科学的观点。在他们的意识中，残酷且具备破坏性的战争与美好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根本没有可比性。允许在军事组织中大量激发创造力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政府状态。
　　军事机构需要由绝对服从主义带来的制度稳定，从而确保其能够在和平和战争条件下正常运行。而与此同时，它还需要相当程度的创造力促进自身发展，否则当严酷的战争考验到来时其注定只能遭受失败。军事领导人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就是恰当地调和这对相互矛盾的需求。大量经验表明过分追求实现绝对服从主义的军事组织最终都会走向衰落。此时，敌人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发动最后一击，1940年法国军队所遭受的惨败正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海军学院不断强调培养学员严格的纪律性和记忆能力，不惜牺牲其原创性、个性和创造力，其结果是所有原创思维都在这毫无想象力的填鸭式教学中被扼杀。
　　军种机构之间的狭隘主义有时也会严重影响军事创造力的生成。每个军种单位都具备独特的组织结构、文化、传统和作战模式。军事人员的个体观念在长期教育、训练和社交活动中都被烙上了制度化的痕迹。不同军种单位在计划、筹备和执行军事行动时不愿深入彻底地开展合作最能体现狭隘主义的存在。在某些组织问题上各军种单位不能完全达成一致就是强烈狭隘主义观点的影响之一，而这将在联合作战行动中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
　　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条件下，军事行动的诸多方面都由刻板或者绝对的教条主义观点决定已经成为许多军事机构的特点。这种现象在军事理论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理想状态下，作战理论只是描述性的指导而不能成为规定章程，应该具有高度灵活性，允许适用于不同物理环境和战场局势。尽管具备巨大潜在价值，但作战理论非常容易发展成为教条，替代关于战争的创造性思维。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尤其会提供产生这种现象的环境。通过规定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后施加若干标准答案，军事理论反而会使指挥官的视野变得狭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进攻的狂热崇拜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军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基于德国统一战争（German Unification , ）的经验，当时盛行的观点是新型武器赋予进攻者决定性的优势，因此，未来战争将会呈现出短暂、激烈、一击致胜的状态。然而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 ）、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 ）、英布战争（Anglo-Boer War ）以及日俄战争（Russo-Japanese War ）无一不展现出部队防御能力的增强，但这些战争经验却完全遭到忽略。
　　在德国，对于进攻的狂热拥有辉煌的历史。陆军元帅阿尔弗莱德•冯•施里芬（Field Marshal Alfred von Schlieffen）称“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法国同样也陷入了对于进攻理论的痴迷状态，甚至民众也强烈支持这种观点。时任法军总参谋长的约瑟夫•霞飞元帅（Marshal Joseph Joffre）描述法国陆军“除了进攻不再相信任何其他的作战法则……其他作战理论都因违背战争本质而应被抛弃”。英国和其他欧洲军队也相信进攻之于防御占据巨大优势。法国和英国军队的许多军官甚至认为高昂的士气能够压制敌人的火力优势。然而在1914年马恩河战役之后直到1918年秋协约国军发起最后一次攻势，西线的战斗演变成为一场残酷的消耗战。交战双方的高级指挥官无数次尝试发动进攻行动，但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只取得有限的战术胜利。
　　20世纪20年代，围绕法军的作战理论存在相当程度的争论和灵活性。然而这种现象在30年代就几乎完全消失，这部分是由于法军高层将其视为左翼发动的攻击――共产主义煽动者对军官队伍的渗透。法国军队开始完全遵照作战理论实施战斗行动，无论作战环境如何变化。1935年，法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将军命令从严控制军事论文发表，要求所有军事出版必须首先通过审查才能发行，只有官方观点才被允许公开发表。1934年，当时还是中校军衔的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撰写的文章被官方杂志《法国军事评论》拒绝刊登，在其公开宣传装甲部队进攻战术后，戴高乐中校也被从晋升名单中划去。任何试图挑战官方作战理论的人不得不保持沉默，支持官方理论成为必须遵守的规定。学术争鸣在法国军事界失去了赖以存活的全部土壤。例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和苏联军事杂志都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冲突的发展。但《法国军事评论》却几乎从不报道相关内容，即使偶尔有所涉及，也不会提供任何分析和评论。
　　法军的作战理论基于精心制定的进攻方案，严格控制师级单位作战边界，紧密协调控制空军、装甲兵和炮兵等兵种单位，实施节奏缓慢的阶段性推进。这恰恰与德国的空地作战概念（闪电战）完全对立，后者强调发挥单个作战单位的主动性，把握法军战线中意想不到的缺口或弱点发动机会主义进攻行动。在1940年德国实施入侵行动之前，法军错误地判断对手并不会也不愿实施与其战术区别显著的行动，他们拒绝相信敌人可能还会选择其他选项。法军高层希望维护绝对正确形象的做法本就不切实际，而与现有作战理论或战备措施不一致的反馈信息遭到制度打压和封锁使得情况继续恶化。由于领导层给出了所有学术问题的标准答案，法国军队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从30年代直到1943年8月对施魏因堡发动袭击行动，美国空军始终坚持战略轰炸的教条主义理论，尽管不断积累的作战经验证实该理论的前提只是一个假命题。1937年，美国驻西班牙军事联络官曾提交报告称高空轰炸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小型战术轰炸机和战斗机则能够提供更好的作战能力。当时正处于B-17轰炸机经费问题争论中的空军司令部对该报告根本不予理会，称这种观点完全违背了现有作战理论因而绝不可能被接受。
　　通常情况下，军事组织对有违所谓主流的观点缺乏宽容的态度。然而，在缺乏宽容的环境中创造力根本就无从谈起。刻板僵化的政策经常会使和平时期关于职业问题的讨论受到抑制，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军队所出现的情况。理想条件下，无论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应该有权力自由表达其对职业问题的看法，并不能因其持与上级不同的学术观点而遭到排挤甚至惩罚。高级军官或指挥官应该避免为学术争论定调，但美国在20世纪初军事改革的开始阶段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其结果是任何与官方意见相左的观点都遭到否定。高级领导人应该积极创造一种鼓励和深化理性思辨的环境，使批判性思维成为军事人员普遍掌握的方法而非特殊情况。如果不能对重要职业问题进行自由和公开讨论，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都无法取得最终的胜利或是在战争中幸存。
　　遏制创造力生成的另一种严重障碍是通常由过分集权的指挥结构造成的反智主义。拥有深厚学术背景或者能够运用学术方法解决给定问题的军官经常会被视为一种威胁，因为其使构筑在绝对正确形象之上的独裁主义特权受到挑战。但很明显战争需要有才智、独立和创造性的思考。与此同时，破除无孔不入的高层领导绝对正确的意识却遭遇非常严重的军事文化阻力。尽管存在大量强调独立和创造性思维必要性的表面文章，但改变现状的实际工作却非常有限。例如，时任英国首相的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就曾说过：“军事思维……将思考视为一种兵变”。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也写道，士兵更注重其作为执行者而非知识份子的形象。
　　在大部分军事组织中，智力过分出众的成员往往会遭到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待遇。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作战更多依靠体力而非脑力，任何显示教育水平的做法不仅是一种错误形式而且不适合出现在军事组织之中。但事实上成功的军事领导人如拿破仑一世（Napoleon I）、赫尔穆特•冯•毛奇爵士（Helmuth von Moltke, Sr.）、埃里克•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道格拉斯•迈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恩斯特•金（Ernest King）、切斯特•尼米茨（Chester Nimitz）和雷蒙德•斯布鲁恩斯（Raymond Spruance）都是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事实上，军事人员缺乏坚实的职业教育和自我教育曾经是造成国家军事实力羸弱的根本原因之一。
　　历史上存在大量事例表明，由于受到上级公开或者暗中阻挠，许多独立思考或者富有创造力的军官被迫修改甚至放弃其观点。例如，巴顿和艾森豪威尔在年间就开始认真研究装甲部队作战问题，并分别向《骑兵杂志》和《步兵杂志》撰文阐述其观点。随后，步兵总司令查尔斯•法恩斯沃斯（Charles Farnsworth）就召见了艾森豪威尔，并警告说他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极其危险，其文章应该与官方作战理论保持一致。
　　19世纪和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英国军队中的盛行观点是推行业余主义政策，强调个人荣誉感、勇气、野外体育运动技术，尤其是服从严格纪律管理的品质，同时有意识地抑制支持军事人员职业化、院校教育以及个人才能重要性的观点。英国军队传统上不重视书本教育，更多地强调塑造军事人员性格而忽略培养其才干。这种偏见通常以贬低参谋学院毕业军官的和推崇野战军官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当其于1923年末在位于坎伯利（Camberley）的英国参谋学院任总教官长时，J•F•C•福勒（J.F.C. Fuller）将军要求发表一本关于军事科学本质特征的著作，但由于皇家参谋总部总参谋长卡文勋爵（Lord Cavan）反对参谋军官著书立，说其出版申请遭到彻底否决。卡文勋爵还告诉福勒发表军事理论著作违反现役军官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因为这种做法将使野战条令的合理性受到质疑。他还要求福勒在总教官长任上不要发表其他研究成果。因此，为了公开发表个人观点，福勒主动要求将其参谋任职时间从4年减少至3年。
　　组织创造力
　　“组织创造力”的原始意义可以概括为：“个人在复杂社会系统中共同工作过程中创造有价值和实际功用的产品、服务、思想、规程或流程的能力”。在军事环境中，组织创造力则是指通过引入创新和独特指挥层级及其构成元素编组的非传统部队作战部署方式，从而显著提高部队作战效率的能力。
　　美国海军的作战任务部队（task force）概念可能是最具创新性和高效的海军作战编队模式，其在年间得到广泛运用并且直到今天依然适用。任务部队是一支由来自不同建制单位军舰、潜艇和飞机等作战平台组建的临时作战编队。任务完成后，编队的组成部分又迅速解散各自归建。任务部队概念的主要目标是最大程度上提供作战灵活性。一支作战任务部分由若干任务组（task groups）构成，一个任务组又可分解为若干任务单元（task units），后者又可继续细分为若干任务元素（task elements）。每个任务部队由2位数字表示（例如，TF.58），而任务组、任务单元和任务元素分别由上级部队编号小数点后数字表示（例如，TG58.1, TU 58.1.1, TE 58.1.1.2）。
　　日本和美国海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快速航母打击群概念则提供了另一个典型示例：通过创新指挥组织形式运用战略机动力和火力能够显著增强部队作战能力。航母打击群可以用于战区范围和战役级部署。德国国防军于1935年组建的装甲师（Panzer divisions）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组织创新：其不仅包括坦克部队，还有摩托化步兵、炮兵、工程兵和通信兵部队。但法国军队却并没有设法效仿形成类似作战单位。德国人继续在30年代末尝试使用装甲师与纳粹空军协同作战。1940年3月，德军还首先创造了由1个装甲集团军和2个摩托化步兵集团军组成的“克莱斯特装甲集群”（Panzer Group Kleist），其能够在纳粹空军的支援下独立遂行大规模作战任务。“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是A集团军群的组成部分，并作为箭头部队参加了1940年5月席卷阿登（Ardennes）地区的作战行动。
　　战争理论
　　在和平时期，各类不同战术/战役理论的出现是为了试图阐明在可能爆发的战争条件下如何运用作战部队的问题。战术理论主要研究作战部队如何行动以实现战术目标，而战役理论则研究如何实现战役目标，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部分战略目标。这些作战理论构成了各军种/联合作战原则的核心部分，无论面对的敌人或者行动所开展的地区如何变化，其都将并被用于计划和实施战术或大规模作战行动。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时期，苏联红军处于世界战役理论发展的领先地位。1935年，苏联人提出了所谓的“纵深战斗”作战理论，预想规模不超过集团军的作战单位在对敌野战部署部队的整个纵深地区同时发起进攻。一年以后，苏联红军继续发展并应用了更加大胆的“纵深战役”理论。该理论设想陆军集团军或方面军在空军和空降兵部队支援下，在敌人的整个战役纵深地区同时发动攻击，代表着苏联红军计划和实施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核心观点。年，“纵深战役”理论成功应用于苏联红军的东线进攻作战行动中。
　　美国海军陆战队也针对执行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发展出具有创新性并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的作战理论。1934年1月，《登陆作战行动试行手册》（Tentative Manual for Landing Operations）开始下发部队，在经过一系列舰队登陆演习后，美国海军正式将其确定为舰队训练教材：《登陆作战》。二战时期，美国军队发动的所有两栖登陆作战行动都是基于该条令提供的原则。
　　德国军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率先发展形成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空-地作战”理论具有相当简洁和高度灵活的特征，其核心要素首先是利用空中和地面侦察力量确定敌防御缺口，主攻方向就将选择在该地区；其次是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作战力量。速度、机动性、达成作战突然性和把握机会窗口都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装甲师将突入敌人纵深打击其后方目标，他们毫不担心完全暴露的侧翼，其目标并非消灭敌人的部队而是打击敌指挥所、补给链和威胁切断其回撤路线。胜利的关键因素是迅速推进的装甲师所带来的强大心理震慑效应。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装甲师仅在一点取得突破就使整条防线就开始崩溃。
　　1981年出现的“空地一体战”是在大规模进攻战斗中运用陆军作战部队和空中力量的创新模式，主张首先利用地面和空中力量从多个方向突然实施进攻行动，打击部署于敌防御体系纵深地区内的武装部队，后续行动将阻止敌人恢复作战能力，其基本观点是粉碎敌人各部位之间的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空地一体战”依然是美国陆军作战理论的基石。
　　作战中的创造力
　　指挥官的创造力是指其运用可行和创新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迅速变化并且可能产生混乱的局势中保持创新和适应性。所有杰出军事领导人都具备着强大的创造力，运用创造性思维指挥官能够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战法从而削弱其优势。毛奇爵士认为，在战争和艺术领域内都不存在通用法则，任何规律都无法替代个人才能的作用。无论作战行动的规模如何，指挥官都必须发挥想象力、具备高度创新思维并且时刻准备承担风险才能取得成功。
　　“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和“头脑敏锐性”（mental agility）是指挥官通过个人角度理解全局的能力。军事领导人必须具备胆量和创新性，不能总是通过传统模式运用兵力。这意味着不能一成不变地运用机械式或固定的作战部署方式。为了使决策适应各类变化的局势，指挥官不能完全依靠传统观点或者预设方案组织战斗行动。检验创造性思维的最好方式是判断其能否达成作战突然性，其主要做法是制定富有高度创新性并且带有诱骗性质的作战方案并且确保其得到高效执行。指挥官应该从敌人的角度思考其最有可能预见的局势和抢先采取的行动。只有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中以最自由的方式运用作战力量元素才是提升战争艺术能力的重要途径。
　　制定决策和执行也意味着指挥官必须展现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军事决策本质上就是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因为其通常具备独特性而且基于几乎从不出现重复的特定局势。成功指挥官应该掌握大量常识性知识、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理性决策技巧。无论多么周密的计划方案在甫与敌人接触后都将失去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正是需要指挥官运用创造力对其进行调整、补充、改进和完善。因此，指挥官及其部属必须具备敏锐的头脑，在面临未曾预见的局势时迅速做出反应，基于对局势的连续评估做出新的决策，牢牢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
　　历史上最成功的指挥官都因其在战争中运用独特和创造性的方式计划和运用武装力量而倍受崇敬。例如，毛奇爵士因在其指挥的三场战争中（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年普法战争）都取得了最终胜利而闻名于世，其作战思维的关键因素是谨慎严密地制定部署计划、寻找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赋予部署最大程度的自由行动权力以及在主要作战方面上集中力量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包围。与拿破仑一世类似，毛奇爵士也坚持在战场上集中作战力量迅速部署和实现最大程度的战果。毛奇爵士还具备预见局势发展和采取正确应对措施从而达成作战突然性的能力，普鲁士军队在日赫拉德茨（Koeniggraetz）战役和-2日色当（Sedan）战役中取得的光辉胜利就是最好的例证。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成功的盟军指挥官之一，麦克阿瑟将军以其周密的计划、大胆的预测和有力的执行能力而著称。麦克阿瑟具备注重地理环境并依据地理特点计划作战行动的罕见能力，他还能够将战场局势中的军事和非军事因素合理整合进其作战方案，以及进行广泛且超前的思考。例如在朝鲜战争初始阶段，他的作战行动就对阻止朝鲜落入共产主义统治发挥了较大促进作用。在经历了最初的挫折后，麦克阿瑟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交了一项大胆而极具创造力的计划，要求联合国军从朝鲜军队后方纵深地区的仁川（Inchon）实施登陆。由于风险性极大，这份计划遭到很多华盛顿高级官员的反对。在向参联会主席力荐其方案时，麦克阿瑟称他确信在战争早期对敌战线后方实施猛烈攻击将对主战场形成有力支援，并且帮助美国军队成功对敌实施决定性打击。而另一种方案是从洛东（Naktong）一线发起正面进攻，而这种作战方案只能延缓战争的进程，通过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将敌人缓慢赶回北纬38度线以北地区。麦克阿瑟的计划最终得到采纳，日，代号“烙铁行动”（Operation Chromite）的两栖作战行动从朝鲜军队后方约150公里的仁川实施登陆，随后对釜山环形防御圈（Pusan Perimeter）形成了包围。登陆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釜山环形防御圈内的朝鲜军队随即土崩瓦解。
　　任何作战计划和命令都应该围绕着某种核心观点而发展演变，在其指导下进行作战力量部署从而以最具决定性的方式实现既定军事目标，这种核心观点通常被称为“作战方针”（concept of operations, CONOPS）。在战争理论中，作战思想（operational idea）指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指导方针。任何武装部队部署方案都必须围绕着作战方针这个核心，它由最佳行动方案发展形成，是指挥官决策的固有组成部分。合理可行的作战方针必须建立在军事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的创造力基础上。
　　合理可行的作战方针应该用简洁和明确的语言从整体上描述每种作战元素为达成最终的目标所需完成的任务，除此之外还应该避免使用传统战法模式。它应该具备鲜明的创新性并且能够得到迅速执行。它应该能够构成敌人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成功反制的多维威胁，达成作战突然性并迷惑对手，迫使其采取复杂的应对行动。最为重要的是，它应该直接作用于摧毁或消灭敌人的核心作战能力。
　　在月西线第一阶段作战行动之前，德国于4月在丹麦和挪威发动的军事行动体现了极具创造性的作战思想。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在掌握制海权之前试图夺取被宽阔的海洋区域分隔开的两个独立地区。德军设想利用地面、海洋和空中作战元素同时发起多方向的突击，迅速夺占挪威南部地区，而后在纳粹空军的掩护下快速向北推进。这种极端冒险的作战思想使德军在直面英军海上绝对优势以及其能够对德军在挪威登陆迅速做出反应的环境下，还是决定发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当然与此同时，德军还通过战略欺骗和隐蔽企图等手段保持行动得以秘密实施。
　　在1940年5月西线第一阶段作战行动中，德军运用多兵种协同穿插和单方向包围机动的战法，切断了盟军部署于法国和比利时北部武装部队的退路并最终消灭了其中大部。埃里克•冯•曼施坦因将军提出了通过穿插实施单方向包围的作战思想，他选择色当-迪南（Sedan-Dinant）地区作为战术突破口， 随后实施直抵英吉利海峡法国海岸的战役单方向包围机动，目的是在盟军转移到比利时之前避免与其发生正面交锋，而是在其后方的索姆河（Somme River）地区切断其退路。
　　二战时期，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取得胜利除具备其他必要因素以外，最重要的是采取了高度创新的作战思想。通过所谓的“越岛战术”（islandhopping，又称“蛙跳战术”），盟军在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中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行动中越过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击其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从而大幅提高了盟军行动的节奏，不给日军留下任何恢复作战能力的机会。
　　但是在二战中盟军的作战思想并不是总是充满创造力。例如，无论在欧洲还是太平洋战区，盟军实施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可预测性非常强，敌人非常轻易地就能推测出盟军的作战意图，由于盟军在地、海和空作战空间都占据着绝对优势才避免了遭受失败。日军详细分析和研究了美军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改变了其抗登陆防御策略，放弃岸滩防御转而向内陆地区撤退并在远离海岸的地区建立起数道防线。通过这种方式，日军成功规避了美军的火力优势并最大程度地发挥了自身作战能力。例如，当美军于1945年4月在冲绳岛（Okinawa）登陆后，日军依托岛屿的内陆地形实施了非常顽强的抵抗。当作战行动于6月末最终结束时，日本军队共战死11万人，但他们也给进攻的美军造成了重创：49000名美军在战斗中伤亡，其中12500名美军死亡或失踪。
　　军事欺骗是作战方案最重要的支持元素之一，其成功实施需要建立在一个虚构故事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行动和措施调动敌人的情报机构，从而使作为欺骗目标的敌指挥官做出希望其形成的判断。因此，在军事欺骗方案中最复杂也是最关键的部分是构建一个可信的故事，通过刺激和强化敌人最擅长运用的思维模式诱导其做出特定判断，这要求情报部门详细而精确地掌握敌人的意识和认知特点。大量经验表明，诸如剧作家或小说家等艺术家的参与对军事欺骗计划的制定将产生有力的促进。与职业军官相比，艺术家们通常能够提出情节更加丰富和有想象力的故事方案。例如，二战时期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个性大多有别于正统观念。海军情报部门主任约翰•H•戈德弗洛伊（John H. Godfroy）海军上将的个人助理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后者因创作了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而举世闻名。除了弗莱明之外，戈德弗洛伊的情报部门还招募了教师、记者、关于原创思想图书的收藏家、牛津大学古典文化导师、律师文书和保险代理人各1名，以及2名普通海军军官、2名股票经纪人和数位女士作为其助手和打字员。
　　创造力是成功计划、筹备和执行作战行动并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与战争的艺术属性直接相关，需要对战争本质进行真正全面的理解。在和平时期，强大军事组织、先进作战思想和理论的形成以及教育和训练未来指挥官和其参谋队伍也需要激发组织和个人创造力。而且，对技术与认知层面创造力的需求不能混为一谈。历史经验表明，仅凭技术上的创新和进步不足以确保战斗胜利并最终赢得战争，武装部队组织结构也需要做出相应创新型改进。
　　创新技术必须与创造性的作战思想和理论紧密结合，否则，战争的胜利终将遥不可及。与艺术家和科学家所处的环境不同，在军事机构的所有层面上都存在严重制约创造力生成的障碍。因此，高级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有责任提供足够资源并营造一种激发创造力的适宜环境。只有通过公开激烈的讨论，才有可能形成系统周密的作战方针和理论。限制甚至禁止职业问题自由讨论的军队必然将在和平的环境中停滞不前，而当战争到来时则注定遭到失败。最后，无论在文字还是思想层面，德国式的任务指挥都应该得到采纳和应用，从而教育和训练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形成创造性思维和行动能力。 知远/武获山
(责任编辑：UN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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